民族心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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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篇2

由于偏远地区的经济落后，教育条件较差，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从小的学习基础较内地学生而言比较薄弱，自助学习能力较差，同时由于语言的差异，使得他们的听课效果也十分不佳，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着学习困难。

2、民族信仰强烈，存在小群体性

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具有强烈的（例如佛教、伊斯兰教等），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与内地高校中的汉族学生有着信仰、文化的区别较难融合，因此他们同一个民族的学生在学校中就会形成特殊的小团体，如果不妥善管理这些小团体，就严重影响到民族之前差异的融合，不利于校园的安定团结。

3、融入适应性差，心理承受能力弱

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后，首先面临的是生活环境的明显变化，由于他们的饮食、作息习惯与内地学生差异较大，使他们融入宿舍、班级的集体生活形成一定障碍；同时，他们的汉语应用能力普遍较差，与同学和老师的沟通不畅；学习基础和能力较差，导致学习成绩不够理想，以上的诸多因素都导致少数民族学生融入内地大学生活不理想，他们的心理承受力较弱，不少学生会不自觉地滋生出自卑、嫉妒、逃避、倦怠、不满甚至抵触情绪。

4、自我要求较低，理想目标模糊

新疆、等偏远少数民族学生深知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无论所学什么专业只要毕业回家乡考取公务员就可以轻松就业，加之他们学习基础差，学习能力弱，学校对他们也有照顾政策，因此他们普遍对自己要求较低，理想目标模糊，多数学生在校处于混日子，只要能够毕业就行的状态。

二、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高校进行招生是近些年逐渐增多的，因此内地高校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管理工作一直处在不断探索过程中，虽然近些年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中的不适应、成绩差等多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校的重视，但是在教育管理中基本上还是保持和内地汉族学生统一的管理方式，即使有资助政策的倾斜，但却无法形成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体制。

三、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创新研究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为使新疆、等偏远少数民族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解国家对他们的关爱和照顾，内地高校应该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有所创新，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日益的变化，使少数民族学生充分感受国家的关爱及家乡对他们成才的需要，激励他们形成远大的目标及努力学习的动力。

2、日常管理工作的创新

（1）建立少数民族学生信息系统。新疆、等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民族信仰强烈，存在小群体性，因此对他们的日常管理不能与普通内地高校的学生一样对待，需要建立少数民族学生的信息系统，系统中内容需要更加详实，囊括学生的家庭、个人以及在校的所有信息并及时更新，保证能够时时了解这些学生的信息及动态。

（2）特殊政策与严格管理相结合。为照顾新疆、等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能够使他们尽快融入内地高校生活，顺利完成学业，内地高校都有针对他们的特殊照顾政策，但这些政策有时造成了少数民族学生对自己放松要求，不听课、旷课甚至出现严重违反学校校规校纪的情况，因此针对这些学生的日常管理更应该严格，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给予关心及特殊政策的照顾，但他们违反校规校纪时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处理，不能纵容包庇，要让他们养成规范自己行为规范的习惯和能力，这对于他们成才以及学校的安全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校园文化活动创新

由于新疆、等少数民族学生具有的小群体性无法避免，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开展少数民族的校园文化活动。创建学院的少数民族社团，由学院负责少数民族管理的老师作为指导教师，依托少数民族社团及学院学生会，开展体验民族生活，了解民族传统，学习民族语言等具有特色的民族间互动活动，并使活动常态化开展，使少数民族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大学的快乐并有所收获。

4、心理健康教育创新

（1）开展朋辈辅导工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十分重要，时刻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有利于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心理困惑。而针对他们年龄的特殊性，避免部分学生逃避与老师谈心，辅导员应该开展朋辈辅导员工作，由每个班级的助理班主任（学生会高年级优秀学生担任）担任该班级的朋辈辅导员，学院对他们进行统一培训，由他们关注班级学生的日常的思想变化，用朋友的身份走进学生内心，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应该投入更多的关心与关爱，帮助辅导员进行心理健康的疏导。

（2）辅导员定期谈心工作。辅导员应该定期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谈心，谈心之前通过班级朋辈辅导员及班级干部了解这些学生的近期表现及心理状态，具有针对性的进行谈心工作，要将自己对他们关心和关怀融入每次谈话中，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困难与诉求，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情感等多方面的困难，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5、帮扶资助工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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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重要品质．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十所认知。“谁掌握了面向2I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l世纪中处于战略领先地位”、“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志在全国科技火会上的讲话，成为国内高等院校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的动力。

机械设计是理工院校机械类专业的一¨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实践性，凝聚了从认知机械到设计机械的创造性思维过程。目前，我国许多院校对机械设计教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从课程内容设置、教学手段、实践性教学环节、考试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取得可喜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改革的发展。

但是．创新能力不是先天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影响F．通过教育培养、制度促进、实践锻炼以及个人和群体的勤奋努力等形成的。而在教育培养因素中，民族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冈索之一。笔者曾在日本山形人学学习工作过几年，有一点浅显的体会，想与各位前辈同行讨论。

一、民族文化的差异对学生能力的影响

(1)教育模式对学生畿力的影响我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考试，_人学生在进入高等学校之前，基本上是以应试教育为主。著名学者杨振宁将中世方教育模式概括成一句话：“中国教育给了我严谨，美国教育给了我创新。”这句话概括了两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反映了一定的实际，中国教育比较严谨，比较按部就班：两方的教育可能比较自由，自由就是说不像我们教学那样死，可能比较鼓励学生敢说、敢想。考试的确能反映山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经过火大小小若干次考场的检验，造就了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很强的运算能力，但是，考试反映的只是分数，并不代表J二程实践能力。从某种程度来说，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使学生在实践性环节上的投入相对减少，在青少年时期的许多兴趣与爱好难以发挥出来。日本实行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全面综合教育，在基础知识的学习阶段同样要考试．但考试的压力远不及我国学生大，而且。学校为学生创造了大量的接触实践的条件和机会，因此，在进入大学时，日本学生的实践能力已经与我国学生有所不同。

(2)生活方式对学生能力的影响日本人向来阻蝴头工作、细致整洁、做事弗井有条而闻名，从小注重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日本学生上课纪律非常好，在公众场合安静、沉默，学生对家庭的依赖心理较轻，学校只负责学生的学习，日常生活由学生自己安排。学生对于布置的作业、实验、设计埋头钻研，特别是对一些细节问题处理得细致周到。相对而言，我国学生思想活跃，计算机运用能力强，易于接受新知识，似乎自立能力显现得晚一些。

一定的活动方式与创新习惯的养成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教学活动中，在坚持继承良好传统与创新精神相结合的基础上，注意综合运不同的教育方式爿∈培养学生发展不同的心理需求利活动样式，可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刨新质。

(3)学习环境对学生能力的影响创新能力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也要有一定的内在因素。外在条什主要有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适宜的群体心理氛围、有效的激励措施等。创新能力的形成，最主要的条件是有一种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这种环境是指已有学者所认为的那种“心理安全”与“心理自由”的宽松境况。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学生的精神可以经常处在“不逾矩”的状况中。

宽松的学习环境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即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不是老的概念，世界上优秀的学校一直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一条来考虑的。“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待点燃的火种”每个人的火种是不一样的，需要靠同学的力量、靠家长的力量、靠教师的力量一起把不同的火种点燃。“学校的任务就是发挥学生的天才”。就学籍管理而言，日本的高校的政策相当宽松，工科类学制为四年，不能按时毕业还可以继续读。作者所在的研究室有一个八年生，虽然他?|5读得马虎，汽车联轴器却研究得很好．老师就发挥他的氏处，对他进行鼓励，并不因此限制他。一个学生八年投有毕业还能继续保留学籍，令人难以想象，这就是环境给他的宽容1不仅如此。山形大学在实践环节的管理上也非常宽松，学校没有为某门课程设专用的实验室，课程的实验基本上在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但有一个专用的机械工厂，工厂实行开放式管理，学生在工厂的实习自主性很强，在约定的时闻内进入工厂后几乎无人指导。工厂的设备可随意使用，材料任学生选用，测试工具非常齐备。这种宽松的实习环境为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大方便。

(4)课程设置为能力培养所创造的条件日本的机械类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机械设计类课稗有机构学、机械运动论、机械设计学等。机构学主要讲常用机构如连杆机构、凸轮机构、齿轮机构和传动机构等的基本知识，类似丁国内的机械设计基础课，但内容较浅，方法基本上采用解析法，周学时1．5，总学时30～40左右。机械运动论主要讲平面连杆机构和空间连杆机构的分析与综合。机械设计学主要讲齿轮机构的啮合原理、加r方法等内容。但课程内容也与授课教授有关，教授们往往结合自己的科研课题来上课。总的感觉是国内的课程内容多而广，而日本的机械运动论和机械设计学课程内容少而细，学生学习负担较轻。课后有更多的自主时间。我校的“机电创新训练”分集中进行和分散进行两种形式，学生们对此训练很感兴趣，但由于学习任务较重．用在训I练上的时间有限，所以，还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待改进的问题。

(5)高校内部结构对学生培养结果的影响高校的内部结构差异导致了学生培养方法上的根本不同。任何高等院校的内部结构都是纵横交错的，纵的方向是本科教学，横的方向是科学研究。不同的学校其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国外的研究型大学纵向简洁。横向丰富；但一流的高等职业学校纵向丰富．而横向简洁。我国的高校却趋丁二雷同。我国的高中生考入高校，往往被分入几十个不同的系、院。世界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把广博教育放在培养本科生的首位，把专业培训放在次要位置。日本学生入学厉，第一年都要学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等课程，而学生分专业是_人学二年级之后的事情。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可以具各思考的能力、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明确的判断能力以及能够识别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这种宽基础、宽专业的培养方式带来了与专业分得太细的培养方式全然不同的结果。可喜地看到国内有些学校已开始试行，部分新生入校不分专业，进入“元培计划班”，获得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在一年半后再选择专业。这无疑是一个好腔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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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适应过程

文化适应最初是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人类学家将文化适应定义为：“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心理学家 Graves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心理文化适应的概念，强调不同文化接触所导致的心理和行为变化。

文化适应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蜜月期。初来乍到，一切都很新鲜、有趣、令人兴奋不已，简直就是一次大冒险。人们着迷于文化的不同，兴高采烈地愿意去探索去了解去感受这种新的文化。

第二阶段：冲突期。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常常会感到疲倦、焦虑、有挫败感，甚至开始想家了，再加上由于文化不同带来的困扰以及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种烦恼，如语言、住房、学校、工作、交通及购物，人们经常会觉得无所适从。

第三阶段：首次调整期。当人们对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开始觉得有些希望了，有些自信了，与他人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日常生活上遇到的烦恼少了，因此可以集中精力工作了。这时，人们又处于调整期的波峰段。

第四阶段：心理孤独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离开家人和朋友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因而常常感到孤单、孤独、愤怒和压抑以及总是对当地文化挑三拣四。他们会尽量避免和当地人接触，却更经常地和本国人及同是“外国人”的他国人在一起。这个阶段的负面感觉比第二阶段要强烈得多。

第五阶段：接受及融合期。再过一段时间，当人们渐渐习惯了新文化的一切，包括它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时，他们开始接受并将其视作生活的另一种方式；甚至开始享受起这一切来。他们也不再那么炫耀自己本国文化和批评当地文化了。

当对语言和生活方式越来越熟悉及日常生活走上正轨之后，人们就不再茫然不知所措，而是越来越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了。

二、文化适应模式

文化适应是在两种及以上的文化环境间展开的。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过程。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是弱势文化群体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调适。John Berry从文化适应的策略角度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四种模式，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

少数民族文化群体或个人如果觉得维持母体文化的价值较低，从而积极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则采用了同化的文化适应模式；如果觉得维持母体文化的价值较高，而疏远主流文化，则采用了分离的文化适应模式；如果个体觉得维持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价值都较高，从而积极融入两种文化的互动，此时个体采用了整合的文化策略；反之，如果个体既不想维持母体文化，又不想与主流文化积极互动，此时，个体采用了边缘化的文化策略。

三、文化适应策略

（一）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整合的策略

根据郑雪和David Sung于2003年提出的研究结论，“强的主族与客族文化认同及整合的文化适应方式有助于提高的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促使他们对异质文化环境的心理适应”。采用文化整合的策略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我们建议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构，心理卫生工作者和班集体，通过种种途径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积极互动，同时，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母体文化的联系，从而形成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这将有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的心理文化适应，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推广双语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水平

心理学家萨皮尔和语言学家沃尔夫提出的萨皮尔. 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个体的心理过程 ，人们通过自己使用的语言进行一切认知活动。那些对教学语言（汉语）越是熟悉和理解的个体 ，在学校教育中会表现越好。有研究表明，那些接触教学语言（汉语）时间越早、 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 ，受主流文化影响越大 ，在主流文化环境中就越容易适应。目前，语言障碍已经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学业成绩、拓展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双语教育，结合当地民族教育现状完善双语教育体系非常重要。通过双语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而且是少数民族学生通过语言学习了解汉民族文化，为文化适应作必要的准备。

总之，文化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心理不断调试的过程。通过掌握文化适应的规律性，积极寻求对策，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文化适应能力，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未来成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的中坚，在构建和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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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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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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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0-0204-02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长期以来，由于心理健康研究以心理咨询、测量评估等理论为基础，追求科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不考虑文化与价值因素，导致在服务心理健康的实践中出现了偏差。近年来，文化取向的心理学研究迅猛兴起，给当前的心理健康研究和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试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深入揭示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

一、文化研究范式的复归

实际上，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心理学问题，并不是近些年才兴起的心理学思潮。其实，在冯特把心理学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时，冯特就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人类心理更靠近生理一端的实验心理学；另一部分是研究人类心理更靠近社会文化一端的内容民族心理学。[1]只是，自心理学独立成为一门科学之后，主流心理学家便将它视为自然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对它进行研究，最终导致它脱离了哲学而趋向于了自然科学。

继冯特之后，心理学文化科学研究传统在心理学内部几乎丢弃殆尽。却是在心理学之外，与之有联系的其他学科在其研究领域内涉及某些心理学研究时，突破了主流心理学研究的狭隘性，以吸纳文化因素为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学研究倾向。在这方面，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早期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坚持认为个体人格源于生物本能，文化不过是满足生物本能的副产品。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波亚士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长的人类的对比研究，发现决定人类行为习惯的不是遗传因素，而是文化因素[2]。据此，他提出了强调文化对人格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决定论。人格的文化决定论以及文化人类学中关于人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动摇了主流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思想，促使精神分析学派中产生了社会文化学派。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强调文化对个体人格的作用，并在心理治疗中注重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文化人类学的这种向文化主体倾斜的研究倾向，也使其研究重心开始从探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转向文化与自我的关系，并将触角延伸到心理学研究的广大领域[3]。

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学本身也不是完全没有对文化进行研究，例如，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只是，自二战以后心理学的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很难进入到由美国心理学家主导的研究视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维果茨基等人的研究才逐渐引起美国心理学家的注意，并成为一些研究者构建文化心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心理学家也开始重新审视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从此断裂的传统研究又接续了起来。文化取向的心理学研究迅猛兴起，有学者[4]通过对比1879年到1959年这80年间（不足10篇）与2000年至2002年间（8000余篇）关于文化方面的心理学研究论文篇数上的巨大变化，证明近年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发生了一个范式的转移，并预测在心理学领域在世纪转折之时将发生一场“文化革命”。

二、心理健康的文化影响因素

1.。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信奉的宗教，那么在影响心理健康的各要素中，宗教价值观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现代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精神空虚，缺乏理想信念。而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特别是宗教中许多积极的思想和观念在精神上给人以安慰，并使他们达到比较高的精神境界。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研究表明，精神疾病与宗教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精神病症状中就有一种叫作宗教妄想的症状，这种症状就是对宗教的一种病理的、用任何方法都不能说服的信念。还有研究发现，在原始民族中，宗教文化影响该社会成员对待心理问题的态度、求助行为以及心理治疗方式。例如，冉茂盛对具有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盐源县摩梭人对喇嘛治病与求医行为的认识进行的研究。冉茂盛通过对盐源县左所区沿海乡的摩梭人进行的对喇嘛治病认识的调查研究发现，53.2%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患病后会向喇嘛寻求帮助。在被调查者中，患精神疾病时首先会向喇嘛寻求帮助的占20.7%，明显高于患躯体疾病时的9.9%（P

2.民族认同。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几乎都面临着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少数民族通常是弱势民族，因而其文化也成为主流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弱势文化。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少数民族许多成员的民族认同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成员为了摆脱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成就的劣势，产生了强烈的融入主流文化的动机，积极学习主流文化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主流文化群体中的一员；另一部分少数民族成员则由于本民族在主流文化中的弱势与不利地位，在与主流文化的交往中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态度，致使不能实现认同自己的民族[6]。然而，由于少数民族成员与主流文化民族成员间固有的先天基础上的外部差异，他们在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流文化的过程中，主流文化群体并不会积极地接纳他们，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既不想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主流文化又不会轻易地接纳他们，从而使他们沦落为一种边缘人。研究表明，在这种无法为主流文化接纳，又不想认同本民族文化特殊的群体在人际交往中，最易引发心理问题。

3.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其作用通过家庭对个体最初的社会化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家庭是儿童早期生活最基本的环境，儿童在家庭里学到了最初的社会生活知识、技能、道德规范以及行为习惯等。在一些多民族国家中，相对于主流文化，各少数民族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这些地区，由于缺乏基本的教育场所，多数人，尤其是女孩，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规范以及思维方式基本上都是在家庭中形成的。以我国藏族为例，在家庭中，长辈们很少有人能够读得懂佛经典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只会用一些浅显的语言来启蒙和警示他们的孩子。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不会意识到他们将来会成为哪一种宗教的信徒。他们只是要求自己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遵从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有教养，并获得更好来世的人。恰恰是这种宗教文化的无意识状态，成为了造就未来虔诚信念的最好摇篮。这样，藏族人民就形成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定式，并得到了巩固和延续。通常在这些民族地区，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交融在一起，并导致了许多社会禁忌，由宗教禁忌积淀而成的习俗形成具有社会约束效力的行为规范，形成了满足现状、不与社会抗争等心理。这种民族心理特征，使他们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冲突。

4.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除上述影响民族心理健康的文化因子以外，还有一些因子，诸如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它们通过文化因子间接影响着民族的心理健康。首先，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大多少数民族居住在的内陆边缘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少数民族狭小的生存空间与复杂的区域特点，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从而也构成了包涵民族意识、民族思维以及民族认知方式等在内的特有的心理模式。生活在这样特殊环境中的少数民族，也产生了特有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应对方式。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精神问题的增加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精神问题的比率往往也有所差别。那些居住在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文化较发达地区的人们，其患病率往往比生活在地处偏僻、文化落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居民要高。这一点在早期的人类学家和现代跨文化精神病学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

三、结语

如上所述，、民族认同、风俗习惯以及民族生态环境和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不同民族在文化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并制约着其心理的健康发展。但一般而言，上述诸文化因素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发挥作用的。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影响因素并不是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为了消除和减少不利因素，增加和增强有利因素，找到对心理不健康者进行干预的途径和方法，使健康者得到更好的发展。目前这些问题尚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

[1]高觉敷.西方近代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132-133.

[2]Boas.F.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M].New York：Macmillan，1938.

[3]楼培敏.论当代心理学的三大走向[J].学术季刊，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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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心理教育是“文化过程”

文化“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具体一点说，文化涵盖了生产方式、生活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信仰等一整套观念、规定……简单的说，把人变成人、化成人就是文化”。文化包括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培养、发展人的教育属于文化的制度层面，源自于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并转化为有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等具体观念形态的课程属于文化的物质层面。教育是文化的子系统，教育是传递、传播和创造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文化通过教育实现人类知识和经验的保存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的发展。在这里，文化、教育、个人是一种“生动的循环”，教育“以环绕个人周围的客观文化为材料，使个人心灵获得适当的陶冶”，同时，也“使已有的客观文化体系，由于个人心灵的不断介入，得以更为生动的发展”。教育作为一种为培养个人人格精神而进行的文化活动，包括了文化积淀、文化传递和文化的再创造三个有机过程。通过文化的积淀使以前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通过文化的传递使这种被保存的文化被注入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态，从而再创造出新的文化。更为简单地说，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既非单纯的文化传递，也非单向知识获得的过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在积淀、传播文化的活动中再创新文化，并把人的内在力量诱导出来，将人的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使人的心灵得以陶冶。

高师公共心理学教学是高师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亦是一种文化活动的具体形态。其过程既是传递、传播文化的过程，亦是对文化进行选择、重组和改造的过程。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如何进行选择、重组和改造，既受政治、经济和教育自身的制约，同时又受到文化本身特征的制约。

二、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整合性源自对文化的选择

从文化学的视野看，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复合的整体，教育的目的则在于教会儿童在不同的人类文化共同体、不同的符号世界之间进行交流、沟通。人作为动物也就意味着他是两个世界的公民：不仅生活在物理及现实的世界里，还生活在理想及可能的符号宇宙里。文化作为一个复合的整体则有着多元性与多样性的特征。一个事实是，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多元性的价值，反对把一元主流文化视为唯一合理和正确的，倡导所有文化群体和各种文化类型的文化价值的平等性成为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一种社会思潮而备受追捧。学校教育课程主要是观念形态的文化，要把它组织转化为学校课程时就需要对其进行甄别及规范的整合、舍取，析出最适合社会需要和学生需要的文化要素成分。这些要素成分要在整体上反映文化的全貌，学生只有接受全面完整的文化才能受到全面完整的教育，也才能获得全面完整的发展。这些要素成分要综合反映出文化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特征，学生才能掌握最基本的文化要素。

毫无疑义，教育的文化使命这种内在规定与文化的多元生态使高师心理学课程的建设面临着挑战。用单一的文化价值观去统一学生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用“普通心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内容拼凑成一本《心理学》教材也显得不合适宜。打破心理学学科分支理论体系的藩篱，以高师生当下与未来文化生活为着眼点，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整合心理学学科内容，既是教育对文化选择在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改革中的体现，也是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改革走出困境的出路。

三、高师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本土化是文化模式差异对教育课程制约的化解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提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被整合的过程。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些文化特质被选择、吸收，渐渐规范化、制度化、合法化，并被强化为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另外一些文化特征被抑制、排除、扬弃，失落了整体意义和价值。文化的这种内聚和整合就逐渐形成一种风格、一种理想，一种心理和文化模式。文化的这种内在结构及其特征的稳定形态称之为文化模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一个独立的文化世界，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文化价值意义。源于古希腊文化，以宗教神学、科学技术、经济学、法律为基本结构特质，以宗教、自然、物质、法律为价值取向的西方文化，与发端于封闭的黄河流域的千年儒家文化，以个体农业和宗法家庭为基本结构特征，以土地、道德和礼教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文化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现代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期间还有过一段波折。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对西方心理学的复制、推介与跟随。一方面，人的心理是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和作用下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人的心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置身的文化环境。很多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其实亦只是一种假设和猜测，具有或然性。更直白地说，西方心理学也不过是植根于西方文化的一种本土心理学，其学派和理论反映的是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源于文化传统，西方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力图追随和模仿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试图研究发现并推介具有普遍性、适用性，超越其本土文化的心理学知识体系，这种学术霸权可能造成其他民族心理学学术思想与教育实践自主性的丧失乃至被殖民化。

同样，我国高师公共心理学开设时间不长。在不少高校里，教师教育专业的心理学还被视为“不那么专业”的公共课。综观近年来高师公共心理学教材版本不少，但推介西方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居多，能真正融入民族文化，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反映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的教材并不多见。高师公共心理学内容本土化的路径之一是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资源。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心性心理学”、“人性理论”，我国众多先哲对人的心理、人性有着不同的解说。而这些心理理论在西方实证心理学看来未必很“科学”，但中国历史文化心理资料的介绍终究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师范生学会建立心理学与文化、社会资源的关联，这可能是心理学尤其是高师公共心理学研究方法、范式的一种转向。路径之二是高师公共心理学内容与中国教育传统、具体教育实践的结合。其必要性无需赘言，核心乃在于对西方心理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教育实践结合点、生长点的找寻。

四、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拓延性是文化变迁在课程中的应然要求

文化变迁就是文化本质性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并因此引起文化的结构性变化。文化变迁主要是通过文化积累和文化突变两种方式来实现，文化积累就是文化的保存和增加，表现为一个渐变的过程；文化突变是指文化结构性变化，是文化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质的飞跃。文化变迁是一种永恒的社会现象，只有经过不断的文化变迁，文化才能得到创新和进步，社会才能随之不断发展。教育与文化密不可分并处于一种“生动的循环”，文化变迁特别是出现文化突变时，作为教育传递、传播和创造文化的载体——学校课程也必然要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编制、课程实施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变革，唯有如此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从文化的视角看，教育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促进人“文化化”的活动。当今，一方面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大爆炸，人类文化变迁剧烈。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产物的人也被深深烙上了时代印记。在此背景下，高师公共心理学进行自觉的文化择优汰劣，在课程内容上进行拓延，构建起具有新的文化结构与特征，能使高师生理解掌握并促进其社会化的内容体系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应然要求。传统的高师公共心理学内容明显存在着两个问题：精致的空洞与解决已解决的问题。当然，日益精细化和专门化是所有学科发展的趋势，但把心理学学科发展的路径作为高师心理学课程内容选择的逻辑，其结果是由于没有对研究结论的梳理和概括又缺乏对具体历史文化时空下人的关注，这样的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就成了一堆无序的“碎绸布”，精美而空洞。传统的高师心理学内容大多以普通心理学为基础，大篇幅地讲授感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人类认知理论。当然通过这些基础内容的学习让高师生了解人类的认知过程、掌握认知策略是必要的。但问题是，高师生掌握了这些知识并不等于他们获得了必要的生活技能，高师生掌握了教育心理规律能顺利地从事教育教学并不意味着他能幸福和快乐地生活。因此，唤醒高师生的生命感、价值感，帮助高师生心理自我完善应是高师心理学课程内容改革的拓延而不是遗漏。

五、文化学视野下高师心理学课程内容基本框架

狄尔曾指出：“在文化定义的最核心之处是一种习得的无意识(或半意识)的思想模式概念，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中并得到加强，默默地但有力地形成一个人的经验。”课程作为教育对文化选择的具体形式，既有着承载文化的功能，亦将形塑着人。因此，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目标亦应该是多元化。蔡笑岳等学者就认为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活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和技能的职业发展目标；能服务于学生现实的心理生活，发挥现实心理生活指导作用的现实指导目标；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性观、人理观，形成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的人类自我认识目标。具体地讲，通过高师公共心理学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掌握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教育心理规律；学会预防青少年消极心理与行为的发生，引导青少年建立完整人格；激发师范生个体内在力量，陶冶自己的心灵，唤醒自我价值感。

基于以上目标，高师公共心理学应彻底打破过分追求所谓体系完整、结构统一的倾向，在心理学本土化的基础上实现心理学学科内容的整合与拓延。应该以心理规律在教学中的应用、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高师生心理自我完善作为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体系的三维架构建立起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内容体系(如图1所示)，不应该再是一个在心理学分支学科间徘徊的“流浪儿”。笔者以为，高师公共心理学内容体系包括以下几部分：

(一)导论

介绍心理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主要研究领域以及趋势，旨在为以后具体内容的学习提供一个引导性与概括性的支架。介绍心理的生理基础，重点介绍脑的功能与遗传基因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这部分内容将当前脑科学以及基因研究的最新成果整合进来，有助于学生了解心理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内在联系、学科前沿等内容。

(二)认知编

主要围绕认知能力尤其是高级认知能力，将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想象等基本认知成分融于迁移、问题解决、有效学习等综合知识框架中，既有助于学生透彻理解所学内容，形成全面的认知，也为学生学以致用提供保证。

(三)动力编

主要包括需要、动机等理论，着重介绍动机的内在机制及影响因素，并结合实际分析如何调动学生学习动机。该部分将教育心理中的学习动机规律以及学生自身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动机整合到课程内容中。

(四)人格编

主要包括能力、气质、性格等内容。将围绕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群体能力差、气质、性格差异与不同个体能力差、气质、性格差异两条主线分别展开，并结合教育分析如何因材施教。

(五)发展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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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该法律制度的产生、推行、应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文化效应，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别。法律制度的发展，始终与该环境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相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传人我国大约才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单从制度来讲，仲裁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推行带有很强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特有心理，却为仲裁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提供了深厚而滋润的土壤。

一、特定社会历史铸造的中国人尚和心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型社会。农耕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不动的，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够长久稳定在居住地而有较少流动。只有在自然灾害或战乱时，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正如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稳定的生存空间中，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在群体规范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遵循着以和为贵的社会规则，这为中国人民的尚和心态的养成制造一个了良好的温床。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完全依赖着气候的变化，旱灾水灾的整治以及因时令限制而导致的高强度劳动，这些都是个人或少数人无法完成的，所以必须依靠多个人的齐心协力来共同完成。同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强化了人们的农本思想，轻视财富利益，并把安贫乐道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这种经济背景还使中国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态，使得中国人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尚和”作为平衡人我关系和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

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很早便确定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己与群。但己与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全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大道，即人相处之道。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社会重于个人，提倡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的社会取向成为中国人社会生存与适应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态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影响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处世之道。

二、中国人尚和心态的文化思想根源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历史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儒、释、道三家，同时它们对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自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家、道家、佛教三家的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经过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彼此转化，融合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中国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一直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

在动荡的东周时代，诸子百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和的概念。推崇中庸思维的儒家将“和”字赋予了“和谐”、“谦和”、“和睦”等一系列具有中庸色彩的涵义。和，是处理人际关系及一切事物的最佳准则，也是人行动自律的内在原则。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于将个体视为一个成就圣贤积极主动的自我，因此儒家强调，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不断地自我修养以完成“自我”的超越与转化。自我修养的主要功夫在于“自制”，在于压制自我的欲念，以遵守外在的礼制和规范。而悟守规则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则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存在，营造了平和的社会环境，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了统治。

如果说儒家带有自上而下的政治色彩，那么作为儒家补结构的道家，则以自然为依归，崇尚“无为、不争”，“至虚、守静”，“寡欲、知足”及“安时而顺处”以达到精神自由的超越境界。让长期处在“克己复礼为仁”的心理紧张和裹足在社会关系和责任中不自由的中国人，获得一个消解内在冲突和紧张的处方。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文化要求产生了中国人的内在紧张，那么道家思想就是提供了每一个中国人可以继续忍下去的心理空间，透过它的“不争哲学”而有了一个可以保持内在平衡的心理场。“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思就是说，和是万物的本质与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道家强调出世、适意的人生观扩展了中国人的心理空间，其“正言若反”的朴素辩证法则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人谦忍、尚和的能力。

佛教的人生哲学则经由苦、集、灭、道四谛的精细论证，来说明人生是苦的判断，进而强调通过抑制自我、排除我欲，达到无我的状态，以进人涅架的解脱境界。佛教所宣扬的忍辱哲学，让中国人更能无条件地忍受他人诸般恶行，其心性学说，对极力主张禁欲的理学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更是佛教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最大影响。

总体而言，中华文明所重视的以道德修养为人生主要目标的禁欲思想，是中国人时时刻刻皆须要忍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历史文明从未断裂并顽强地传承至今仍生机勃勃的国家，它与这种国家至上、以和为贵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不无关系。正是在这种“和”文化氛围的几千年熏陶下，尚和心态深深浸润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给中国人的“和谐”气质烙下了一层重重的文化印迹。 三、尚和心态下的中国人司法理念

前面说到，尚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中的具体成果，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德的民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道德修养是中国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加之长期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在面对司法事务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处世态度和原则。杨知勇认为古代中国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特质是“家国同构”，国是家的扩大，国和家族在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伦常原则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国与家相通，君权与父权相互为用，君统与宗统一致，专制主义与宗法主义同质。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法律要服从于伦理，人治胜于法治。法律的严苛和不健全使得人们遇到争端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还长期存在着“族诛”、“连坐”之类的苛刑酷法。因此对于同处一个家族的成员而言，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在家族内部，则利用法律化了的“族规”、“族约”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家族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人们要时时处处克己修身，用自己的成功显亲扬名，避免做出危害家族利益的事情。同时，人们也形成了“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因为“家丑外扬”将会影响到家族每个成员的利益，甚至会牵连整个家族遭受刑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人尚和，注重道德修行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司法领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无讼”。司法官员主要运用道德教化来解决法律纠纷，以收到平息纷争的效果。邻里发生纠纷难以协调时，也是请求德高望重的贤者出面调停。所以古时衙门里野草丛生，被认为是社会和谐的表现。在千世百代的中国普通百姓中，“厌讼”、“贱讼”、“耻讼”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孔孟“中庸”哲学、老子“无为”思想，还是佛教生死轮回的义理，都主张融和冲突、息事宁人，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位学者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化:“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蕴含着和，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正如中国古典哲学所说，和，是一种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状态。这种以和融突的思想就是中国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理念。仲裁恰恰满足了这种价值理念的需要，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专家断案。选聘来自法律、经济贸易等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以他们的人格力量、专业威望和对市场主体的感召力来赢得社会和当事人的信任。除此，仲裁的不公开性及商业保密原则又极大地复合了中国人的面子观。从字面来说，“仲”乃仲裁核心:仲裁之德即中正;仲裁之情即中和。仲裁制度强调的是法治与人文的有机结合，重视柔性执法和社会效果。仲裁文化则体现了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的高度和谐统一。它既能平息冲突，而相对于诉讼而言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际关系的破坏和商业信息的泄露。而仲裁的人本主义思想正是其有别于法律的最大不同。由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仲裁以主体意思自治为原则，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依托当事人私权的行使，实现国家公权对经济生活的有效调控，使每一位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对当事人的充分尊重，正是仲裁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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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学生心理的校园文化特性

根据前述有关心理学的文化转向的理论，心理具有文化的属性，文化对于心理行为方式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在大学校园中，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根本目标而形成的校园文化，其文化环境存在的独立性、完整性和系统性，都是其他社会亚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校园文化对于处于其中的大学生心理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校园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成长的作用机制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校园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的作用机理，才能更好地发掘校园文化中蕴涵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1、物质环境对心理的影响

依据有关环境心理学的理论，个体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它为我们提供直接而真实的感觉刺激，即环境信息。”2个体在通过所有感官获取环境信息的同时，其心理也会受到环境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同环境对人心理的造成不同影响的描述，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在“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环.境里，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但是在“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邻游泳;……”的环境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心旷神怡，宠辱不惊，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物，田浩.文化与心理学研究方式的变革[D].长春:吉林大学，2006，马铁丁.环境心理学与心理环境学【M〕.国防工业出版社，19%:164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大学生心理的校园文化特性质环境的光彩、颜色、声音、温度、形状、构造等等，或多或少都会对处于其中个体的心理产生影响。以色彩为例，红色使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与活力，但容易使人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黄色使人感到温暖、轻快、镇定，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蓝色使人感觉恬静、柔和、凉爽，可以减慢心率，降低血压。绿色寓意生命、希望，象征和平、自然，给人清新的感受，能调节神经系统，活跃思维，消除紧张情绪。白色清纯、素雅，让人感觉安全，利于静心休养，镇定烦燥情绪。整体而言，优美的校园环境，让学生感到心情舒畅、愉悦，并能激发学生的美感，丰富审美表象，促其审美情趣的高尚化，提高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而相反，昏暗、脏乱的教室则会让学生感到烦躁、甚至厌恶。

2、群体心理作用

群体是指“一群人有共同目的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所组成的人群集合体”’。德国心理学家勒温认为，人们结成的各种群体，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处于各种因素不断互相作用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因此，群体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动力整体，是一个系统，其中某一部分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部分的状态发生变化;群体的行为通过协作活动所产生的力量，会超过各个人单独活动的力量总和。这是因为群体具备将个体力量聚合成新的力量的功能，其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这表现在社会助长作用和社会抑制作用、群体规范的影响、群体压力与社会从众行为等。而在大学生群体中，上述影响具体的表现为大学生群体能够满足学生个体的心理需要，产生归属功能，认同功能，支持功能和塑造功能。任何群体成员都有许多需要，有些需要通过学习可以得到满足，而有些需要则必须通过群体来满足，例如，安全需要、自尊需要、交往需要、归属需要、社会化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等。一个学生当他属于某一群体时，会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产生一种归属感，特别是在涉及到群体利益和荣誉的情境中给人产生更为强烈的归属感。大学生群体具有认同功能，其自身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对成员有吸引力，而个体也往往自愿接受这一群体的影响并与其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心理倾向;个体的思想、观点、情感特征、行为方式和具体业绩等若符合群体的要求，便会得到群体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又会强化个体的思想、情感、行为和业绩，增强自唁心，推动个体前进。大学生群体对学生个体还有塑造功能，按照规定要求评价各成员的言行和成绩，规范各成员的行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个体可以通过群体实现个人力量所不能胜任的事情，可以相互勉励，共同进步，相互关心照顾，解除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以达到健康心理。大学生个体的价值观主要来自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来自于他所属的群体，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受到他所属群体的巨大影响。这说明群体价值趋向、群体心理对大学生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有多么的重要。群体心理的形成后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群体内部变化引起群体局部或整体变化外，外力作用对群体心理亦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对可塑性较强的大学生群体。而校园文化恰恰是这样一种非常有效的外力，它能够营造一个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大环境，通过影响、引导大学生群体，达到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最终目的。 3、环境因素对创造性行为的影响

创造能力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且是较高层次的一个方面。从创造性来分析，人类创造性的生态学理论研究者哈弗林顿通过多阶段的分析，提出了两个平行的生态系个体资源与生态资源。前者指的是个体的认知技能、人格特质等，后者指的是对创造性具有影响的环境性因素，如关于智力的、审美的社会标准，合作与竞争的形式，信息与训练的获得等。当然，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生态资源，即环境性因素。哈弗林顿认为生态资源对创造性加工产生影响的机制是匹配，创造加工对创造活动的个体与环境提出很多要求，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创造性就不可能产生。生态资源主要是通过促进人格资源的表达而发生影响，如果创造性活动要求个体具有勇气，而生态资源具有鼓励勇气的特征，人格资源的要求获得满足的程度就更高。哈弗林顿认为创造活动一般受到心理社会的利益追求的激发，有必要进一步去构建这种动机关系。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创造性加工活动，个体资源与生态资源是两个平行的生态系，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生态资源即环境因素蕴含与创造性活动要求匹配的资源，促进个体产生动机，利用个体资源，实现创造性活动。心理健康与成长对环境提出要求，环境的好坏，将影响学生适应和改善环境的动机和方式，从而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水平。

2.2.2校园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成长的功能体现

1、陶冶功能

校园文化的陶冶功能，主要是通过给师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物质环境、制度环境与精神环境来感染情绪、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从而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首先，优美的校园物质环境，可以让身处其中的校园主体有意无意间受到感染和影响。鸟语花香、浓荫蔽日的校园环境，令人心旷神怡、精神振奋;整洁的教室、明亮的光线，会使人心情恬静、舒畅;年代久远的建筑、前辈大师的塑像，让人心生敬畏与自豪……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非常重视校址的选择，他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生心理的校园文化认为:“天然环境和人格陶冶，很有密切关系。”基于这种看法，他提出了选址建校的五项目标:“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要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千百年以来之文明，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要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界之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

其次，人性化的制度管理，可以让被教育、被管理者感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并影响他们在将来处理事情时的态度和做法。在对校园主体特别是学生的教育管理过程中，与单纯的批评教育、生硬的管理者姿态相比，激励、引导等方式、亲切的朋友的角度更容易为学生接受，不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可以在平心静气中实现教育和管理的目的，也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并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接受对方的教育或管理。并且这种人性化制度管理方式还会影响被管理者的处事态度，使他们在以后处理类似事情的时候，也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和人性化的方式。

再次，校园精神环境对大学生的陶冶作用更为明显。校园精神以大学精神、学风、教风、人际关系等方式表现出来，对学校的各个方面起指导性的作用，给置身于其中的大学生以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学风踏实严谨，就容易形成刻苦好学、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品格;人际关系融洽，就能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温暖以及帮助他人的快乐。校园文化通过各种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于潜移默化中感染了情绪，陶冶了情操，美化了心灵。这种“润物细无声”的陶冶教育，是其他任何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导向功能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导向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校园文化所建立起的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影响和引导大学生的行为心理，制止不良行为的发生，通过各种文化活动，逐步把学生引导到校园文化所确定的价值目标上来。从社会大环境的角度来看，尽管大学生的主要生活限于校园以内，但校园的开放性、网络的盛行、学生自主性的增强等因素的存在，使社会文化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有增无减。对于来自国内社会甚至国际社会的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澎无不引起大学生的关注和反思，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们的价值取向。而校园文化便成为社会文化作用于大学生的缓冲带，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校园文化帮助大学生对社会文化中的各种观念、思潮进行正确的评价、鉴别、取舍，引导他们提高认识、提高政治思想素质，最终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的价值取向。从校园建设的角度来看，每一所高校在追求发展的既定目标之外，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有的严谨务实，有的自由活泼。不同的文化气质和行为方式在有形无形中也会影响、引导学生个体形成相近的文化气质。例如，“各高校围绕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生心理的校园文化特性各自的发展目标而开展的各项创业活动，广大师生在实践中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对每一个学校成员都是一种鼓励，一种爱校、建校的动力，对新进校的学生、老师更是一种召唤，一种要求，一种期望，使他们很快地接受高校文化的引导，认同高校文化中包含的团体意识和价值理念等。”’ 3、塑造功能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塑造功能体现在能力塑造和人格塑造两个方面。一方面，丰富的校园文化为大学生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大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通过积极参与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使他们各自的组织管理能力、社交能力、自主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锻炼和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不仅满足了大学生求知成才、开展社会交际、锻炼能力、提升自我等各方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校园文化所创设的优美的物质环境、和谐的制度环境以及良好的精神环境，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影响和熏陶，对他们良好素质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使他们能在轻松偷快的校园文化环境中，自然地塑造健康的人格。

4、凝聚功能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凝聚功能，体现为校园文化能够在学生中形成一种向心力，一种团结一致的合力作用。校园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体现在校园精神文化上。校园精神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它主导着校园文化发展的方向与具体形态，一所学校与另一所学校的区别主要就是校园精神的差别。居于校园精神文化最深层的是校园人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它对大学生的精神状态、行为方式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学校师生员工共创和认同的价值观念，校园精神具有无形的不可低估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认识并体验到彼此具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会使生存于同一所学校的人们彼此之间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并进而升华为强烈的归属感、责任感，从而把大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生动地以“交大人”、“清华人”自居。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理想目标，就是使身居校园中的大学生们时时处处感受到师长的爱护和集体的温暖:同学之间，大家团结友爱、互相鼓励、互相关怀;师生之间，学生尊敬师长，老师爱护学生。而在他们将来走出校园后，又会以曾经身为这所学校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会为维护母校的声誉、为母校争光而努力奋斗!这种凝聚力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使得无论是在校生还是校友都自愿地、积极地团结起来，共同为学校的发展而奋斗

2.2.3校园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成长的特点

1、影响方式的潜隐性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成长的影响机制，既包括了能动的理性因素，同时又包含着被动的感性知觉因素，并以非理性的因素为主。校园文化往往具有规范性，但具体的规范与管理方式更多的是潜在的，不具有强制性。这种潜在的教育方式将具体的教育目的隐含于教育过程中，学生对教育者的教及自己的学都没有明确的意识，而是在无意识中接受到教育者所要传导的意义，教师是通过无意识强化的情感共鸣影响学生的心理、观念和行为，从而能够绕开意识的障碍，避免了学生对说教式教育的反感和抵触，保证育人目标的实现;同时学生以被尊重的主体角色进行交往，体验着参与者的价值感和自尊感，对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与发展产生深刻的激励作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会使学生毕生难忘，而且往往具有滴水穿石的力量。

2、影响范围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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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环境不是纯客观的环境，也不是科夫卡所说的行为环境，因为行为环境实际上是意识中的环境。勒温的所谓环境叫做心理环境，是仅仅对行为有所影响的环境，他称之为准环境。

准环境被区分为三种，即准实在的环境、准社会的环境和准概念的环境。仅举一例说明准实在的环境，其他两种环境的意义就可以类推而知。他说：“比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母亲在家或不在家，他在花园中的游戏的行为便可随之而不同，可是我们不能假定这个母亲是否在家的事实存在于儿童的意识之内。”这就说明勒温的心理环境有别于科夫卡的行为环境。

勒温将人和环境描绘为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包括人生的一切事实，而仅包括指定的人及其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的有关事实。

必须指出，勒温的研究超出了格式塔心理学原有的知觉研究范围。他要致力于人的行为动力、动机或需要和人格的研究，为格式塔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园地。他以为环境的事物对于人不是无关痛痒的。有些事物吸引人，具有引值(正的原子值)，是人所愿意接近和取得的，有些事物排拒人，具有拒值(负的原子值)，是人所不愿意接受或拒绝的。这个一引一拒是与人的需要有关的。

勒温把需要区分为基本需要和准需要。饥思食、渴思饮，这种生理需要属于前者；写好了信要投邮筒，毕业临近要写论文，这种需要属于后者，是勒温研究需要时的主要对象。

根据勒温的学说，一个人有所需要，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紧张系统，心思不定，坐立不安，必待达到目的，占有目的物，满足了需要，然后紧张系统才可解除，心理的均衡才可恢复。

为了证明这种紧张系统的存在，勒温的弟子蔡戈尼克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比较对已完成的工作和不许完成的工作的回忆。预测完成了的工作，由于其相应的紧张系统已经解除，就不易回忆起来了；反之，不许完成的工作，由于其紧张系统未曾解除，必定是念念不忘的。实验结果证明其预测的正确，所谓蔡戈尼克效应就是指这个结果。

奥夫西安克娜进一步研究代替满足。她也采用阻止实验，命令儿童做某一工作，中途予以阻止，然后叫他做另一工作，完成以后，儿童是否还想试做前一工作呢？实验证明，凡是性质相似，难易相等的工作，完成其一以后，就不再试做被阻止的其他工作了。

关于代替满足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正常儿和低能儿的人格差异。正常儿对两种类似工作所引起的两种紧张系统，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可以互相代替的满足。8、9岁的低能儿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很难有代替满足。

据克普克的实验，代替的工作和原被阻止的工作几乎完全相同，也仍不能产生代替满足，还想试作的百分比为86～100。但同时，低能儿又往往容易得到代替满足。他若觉得自己不能踢球到远距离去，便满足于作踢远球的姿势。

勒温根据这种研究提出了人格的动力说，低能儿的人格系统比同年龄的正常儿较欠分化，但其僵化的程度较高。譬如就正常儿而言，a和b两个系统虽有界线，但可相通；但就同年龄的低能儿而言，这两个系统或可很为一体，代替满足为100%，或可互相隔离，代替满足为零。

儿童和成人的人格差异因此也可有新的解释了。勒温说：“儿童和成人有一最重要的动力的差异，就是儿童的人格较欠分化，同时，成人的人格却较为僵化。”譬如新生儿的身体的某一部分若受刺激，可能全体发生了反应。成人则因局部刺激而有局部反应。另一方面，成人的兴趣和欲望是多方面的，其分化的程度远非儿童所可及。

勒温的心理紧张系统说使他的拓扑心理学有必要包括向量心理学和动力场的概念。

运动心理学是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的心理学分支，它也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体育学、体育社会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以及其他各项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运动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们在参加体育运动时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表象、思维、记忆、情感、意志的特点，及其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赛前心理状态、运动员的心理训练等。

运动心理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文章中。在他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于1913年在洛桑召开运动心理学专门会议，它标志这个学科进入科学的行列。1920～1940年，苏联、德国美国等国都对运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心理学受到广泛重视，大多数国家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立运动心理学会并召开专门会议，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也大量问世，使这门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技能学习、竞赛心理、运动对人的意义、从事运动的动机，以及运动员之间、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心理训练和运动心理治疗方法等等。20世纪初期，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技能学习上，包括学习的分配、保持和迁移等，而后深入到运动行为的理论方面。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通过研究逐渐形成运动行为的信息程序论，层次控制论、行为系统模式论等理论学说。随着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运动行为的研究更深入到运动心理学联系着技能学习与控制和技能发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验室的对单个动作的研究，发展到联系运动实践、提高运动效能的研究。随着运动实践的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有关认识，解释和主动影响运动行为的研究，也就是提高运动效能的理论性研究。

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优秀运动员，也有青少年运动员；它也研究群众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各国体育界近年来对运动员心理训练和运动员的心理选拔越来越重视。因为在运动水平越来越接近的竞赛中，心理因素对竞赛的胜败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致使心理测量和心理诊断学被广泛运用，各种心理训练方法不断出现。

由于运动心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例如是否应将体育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分开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结合运动实践的需要，在各体育院校、系科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运动心理训练及心理选拔的研究，但对运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多。

音乐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如声音的物理特征在人听觉上的反映，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由于它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各种理论重视科学实验的根据，从而逐渐修正了音乐上的纯理论推测和凭主观印象产生的理论，并且与音乐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

开拓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是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1863年，他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是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和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的。

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把心理学的观点渗透进赫尔姆霍茨的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中，成为第一个把音乐心理这门学科系统化的人。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

二十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可以把演唱和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印录下来，对其中的任何特定因素抽出来进行单独分析。他特别注重颤音的分析，提出了音高辨认中存在的“正常错觉”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捷普洛夫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在音乐才能中，调性感、节奏感、音乐听觉的观念等是音乐才能的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学上的新概念给音乐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者把情绪与认识和记忆联系起来，随后又发展起来“音乐治疗”。“自控”的观点把人看成一个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通过知觉同活动循坏的反馈作用使机体得到平衡。

当代音乐心理学的实验成果多在音乐知觉方面。趋向是试图将立响心理与音乐学习的心理过程联系起来，以探索从原始到复杂的音乐行为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幼儿甚至从婴儿的音乐行为到高度专业技艺的发展，以求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人的音乐心理状态的种种问题。

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人对声音的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以及音乐感等。

人对声音的知觉包括四个要素：音高、强弱、音色和时值。这些要素是根据人对声音的频率、振幅、波形和时程等物理特征的感受而形成的。不同的知觉各与相关的物理特征相对应。但决定某种知觉的物理特征并不是单一的，它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强弱的感觉虽主要来自振幅，但同时也受频率、时程、波形的影响。

听觉器官接受音波所得的听觉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音波的各个物理特征，由此形成人的音乐经验和行为。人对声音四个要素的感知能力并不平衡，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互不相依。有些人某种能力发展有所偏长而成为某种类型。如音调型对音高的辨别力强，对旋律与和声感觉敏锐；力度型对强弱及重音敏感；时值型对速度、节奏、时程敏感；音色型对音质、音凋泛音的构成感觉敏锐。不同类型的人在他们欣赏、表演、创作中都会表现出他们的特长。

音乐记忆既包括一般记忆，如知觉的、认识的、情绪的和运动的各种经验；也包括音乐有的问题，如单音记忆、旋律记忆、和声记忆、乐汇掌握及理论知识与记忆的关系、几个无联系的单音先后出现的记忆，以及记忆的音域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音乐记忆是音乐想象的基础，丰富的音乐想象能力是音乐家的重要心理特征。阿格纽在《大音乐家的听觉影像》中收集了舒曼、莫扎特、柏辽兹、瓦格纳等大音乐家听觉影像的记载。音乐家想象中的音乐世界，比现实世界里的音乐丰富很多。

音乐感是表现音乐才能的主要因素。心理学家对音乐感的看法不同。雷维斯认为它是统一不变的素质，西肖尔认为它是一系列单个能力的组合；施通普夫认为它表现在对和弦的分辨；捷普洛夫、科瓦列夫以及米亚西谢夫把音乐感看成是特殊的能力、爱好和个性的一种独特性质的结合。

音乐感在个体中的表现有早有迟，表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基于个体的音乐经验及经验对他的影响。对于音乐感是天生的还是从学习中获得的问题，各家主张不一。雷维斯、西肖尔倾向于来自先天的看法，但训练可以揭示出这种先天的潜在能力。

音乐感与音乐技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音乐理解及表现的深度不受乐曲所需的技术程度的限制，一首很浅易的乐曲可以表现得很深刻。但是一位音乐家，尤其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必须具备发挥某种音乐技能的优越的生理条件，并且进行严格刻苦的正规锻炼后，才能具有较高的水平。

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心理语言学是研究个体言语交往中的编码和译码过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有密切关系，除心理学和语言学外，还有信息论、人类学等。在方法上，它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

心理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初，美国举行了几次关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讨论会，促使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相互熟悉对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1954年奥斯古德和西比奥克合编了《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述》，一般认为这是心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

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语言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这个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古德。他虽然不象斯金纳那样把意义排斥在语言现象之外，引用了中介过程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但他仍坚持认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可以解释言语行为。

心理语言学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产生和盛行之后，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的抨击增多，认为行为主义不能解释言语活动中的许多现象。

以米勒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这种研究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后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近年来，心理学家还用一些新的语言模式来研究心理语言问题，不过它们仍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的产生，语言的获得，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学习理论、思维理论、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它对工程心理、语言教学、言语缺陷的诊断和治疗、电子计算机的语言识别等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有应用价值。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开展得比较广泛。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有心理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特点是力图把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本国的心理学传统结合起来。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也已经开展，目前主要是在儿童的语言获得方面。由于汉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心理学是研究的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人类很早就开始探索灵魂问题，宗教心理研究的历史渊源也往往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儒家及释家的灵魂观。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前，宗教心理学通常是作为哲学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德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对的心理根源作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而德国宗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宗教感情作了论述。

到19世纪末，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开创了独立于哲学的心理学，并通过他的《民族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原始人宗教、民族宗教、多神宗教和世界宗教，提出了宗教演化四阶段的假说：由原始人崇拜魔力阶段发展到崇拜图腾动物阶段，然后进入崇拜英雄和多神崇拜阶段，最后发展到人道宗教阶段。冯特本人被誉为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心理学》成为宗教社会心理学创建的标志。

在美国，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系统研究了青年的宗教意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宗教和教育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随后，霍尔的学生斯塔巴克探讨了宗教与道德问题，并着重对教徒的皈依经验，特别是青年皈依作了系统的研究。

霍尔和斯塔巴克不仅最早使用“宗教心理学”一词，还创立了最早的宗教心理学杂志。1900年斯塔巴克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形成。继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之后，弗洛伊德发表了《强迫动作与宗教实践》，对宗教心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学者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创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霍尔为代表的克拉克派之外，还有艾姆斯，勒巴和普拉特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如勒巴的《对宗教的心理学研究》、普拉特的《宗教意识》，还有神学家奥托的《论神圣》等。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宗教心理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向深层潜意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一度除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研究儿童宗教意识外，其他宗教意识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另一方面，自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访问美国后，宗教心理学研究又深受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的影响，开始向无意识领域发展。这期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种幻想的未来》、《摩西与一神教》等著作，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对宗教、上帝、宗教戒律、宗教仪式和神话等的分析解释。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和弗罗姆的《基督教义的心理分析》，则分别代表了分析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对传统精神分析宗教理论的修正，以及潜意识研究方面的成果。

战后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个体宗教意识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奥尔波特倾向于从人格心理学角度探讨个体宗教心理，他的《个体及其宗教》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对人格同一性，特别是宗教同一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的《青年路德》一书对宗教人格的研究颇具深意。宗教同一性研究与宗教意识经验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神人合一的宗教神秘经验已成为当代宗教经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同一性和宗教经验的实质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宗教心理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神学家对宗教心理的关注和探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德籍美国基督教新神学家蒂利希和德国宗教哲学家布伯等人，都关心社会和心理学的关系。布伯在他的《我和你》一书中，主张神是人的永恒对话者，强调通过祈祷来与神结合。蒂利希则试图以现代神学、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综合清理传统的基督教。他的著作《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人性和动机的研究，强调心理学的社会意义。

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较少。20世纪初，个别大学和神学院曾有外籍教师作过有关宗教心理学的讲座。早期的心理学家陈大齐曾撰写《迷信与心理》一书。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涉足宗教心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的内容和结构，宗教情感的特点以及宗教在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心理功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信徒参与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所感受的宗教经验和宗教感情，以及信徒的融汇宗教体验、宗教感情和宗教意志的心理状态等方面。

宗教心理学研究宗教意识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专职神职人员及教会宗教团体颁布的宗教思想体系。它是一种既同宗教神学有密切关联，又不等同于一般宗教神学的具体宗教心理学。例如，宗教神学中的佛教心理学或基督教心理学等。它们以心理学的原则来阐明基督教或佛教的教理、教义、持戒等。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博依森、日本的铃木大拙等。弗莱克和卡特1981年认为，这种宗教心理学尚处于它们的“婴儿期”。

另一种是广大信众具有的心理。它是直接对普通信众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心理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其研究对象是：信仰群体或个人在参与宗教活动时内在和外显的一切独特的心理现象，各种社会性和非社会性因素对各种独特心理现象的制约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这种研究不同于宗教社会学对宗教的研究。

宗教社会学侧重于宗教与社会，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文化心理等的关系的综合研究，而宗教心理学则着重研究宗教与心理的制约关系。它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侧重研究特定的信仰群体例如，氏族、民族、阶层或宗教小群体和个体的、宗教修习、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态度、信仰动机和意志以及宗教活动和交往等。

一般说来，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多数集中在宗教意识的结构和功能、宗教经验的实质和潜意识的关系、宗教神秘经验的心理一生理基础等方面。其中，从认知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经验的直觉思维模式已成为一个突破口，有的学者从功能上强调研究宗教经验的重要性有的学者在研究宗教经验思维进程中，开始引进计算机程序模拟。由宗教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选题，多数集中于宗教活动中的宗教崇拜行为、宗教态度、宗教交往以及非言语交流的宗教情绪感染等方面。

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大致有投射理论、惧怕死亡理论和认知需要理论等。精神分析的投射理论是宗教心理学关于宗教起源的传统理论之一。认为信仰的上帝(或神)是一种祖先表象的投射。

阿盖尔1975年的研究表明，对上帝和对双亲的态度非常酷似。宗教所关心的众多认知问题，诸如苦难、生与死等，每每都是人生旅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死亡恐惧理论成为普遍受到东西方学者强有力支持的理论。学者们分析，这可能反映教会教育的影响，同“太平世界”的传播有关。

法律心理学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各种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也称法制心理学。它是介于法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心理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最初是以研究人的违法犯罪心理为起点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涉及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者的个性特点、犯罪者的行为表现等与法律心理学有关的思想。中国殷商和周朝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犯罪的心理原因、犯罪动机、刑罚的社会心理效力等问题。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社会、生理、精神、遗传、司法医学等方面探讨犯罪问题。当时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普里查德的《论精神错乱和影响心理的其他障碍》、吕卡的《自然遗传论》等。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犯罪心理学首先开始成熟起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于1872年第一次以犯罪心理学为名出版了专著，接着格罗斯，武尔芬、科瓦列夫斯基、佐默尔等人也相继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

与此同时，证人证言的心理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库里舍尔的《供词和心理学与司法审判》、波尔杜加洛夫的《论供词》等著作，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哈钦斯和斯莱辛杰于1929年出版了最早的《法律心理学》专著。

正因为法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形成得比较晚，所以至今对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托奇认为，法律心理学是研究审判过程和参与这一过程的人的意图、动机、思维和情感的科学。塔普则指出，心理学家在法律问题上开展的研究“过分犯罪化”了，也就是说，侧重于犯罪审判的过程和方面，却大大忽视了民事法庭、法律社会化和法律协商等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因而给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局限性。

苏联的耶尼克也夫提出，法律心理学的组成应包括法律心理学的方法学基础、法律心理、司法心理和改造心理等四个部分。萨薪里马尼雅恩则认为，法律心理学体系应由法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和改造心理学四个分支组成。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法律心理学研究不多。近年来有关研究大多数偏重在犯罪心理方面，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心理方面。

综合西方和苏联法律心理学界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对法律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作如下的概括：它包括立法心理、普法教育心理、司法心理、劳动改造心理和民事诉讼心理等部分。

在司法心理中，如果按司法程序来分，还可以细分为侦查心理预审心理、审判心理等；如果按照诉讼参与人来分，则可细分为犯罪人心理、受害人心理、证人心理、辩护人心理、警官心理、检察官心理、法官心理等。

立法心理是研究在立法活动中各有关人员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为立法提供心理学依据。如立法的社会心理前提，法的解释、修改或废除的社会心理效果，立法者的知识、能力、性格对立法的影响等。

普法教育心理是研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如法律宣传的原则、途径和方法，法律意识的内化机制和形成过程等。

司法心理是研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种诉讼参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如在侦查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和警官的心理；在预审过程中犯罪人、警官和其他参与人的心理；在审判过程中犯罪人、被害人、证人、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的心理等。

劳动改造心理是研究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如影响和制约劳改罪犯心理活动的一般因素；不同类型罪犯在劳改中的心理特点；劳改罪犯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规律等。

民事诉讼心理是研究在各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心理活动规律等等。

法律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追踪研究法、民意测验法、数理统计法等。除了这些一般研究方法外，研究者们还根据自己的具体研究课题选择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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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心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又称人类生态学或生态心理学。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社会环境，但主要是指物理环境，包括噪音、拥挤、空气质量、温度、建筑设计、个人空间等等。

环境心理学是从工程心理学或工效学发展而来的。工程心理学是研究人与工作、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推而广之，即成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环境心理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而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统一的，二者都对行为发生重要影响。虽然有关环境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噪音是许多学科所研究的课题，也是环境心理学的主要课题，主要研究噪音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从心理学观点看，噪音是使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对噪音的体验往往因人而异，有些声音被某些人体验为音乐，却被另外一些人体验为噪音。研究表明，与强噪音有关的生理唤起会干扰工作，但是人们也能很快适应不致引起身体损害的噪音，一旦适应了，噪音就不再干扰工作。

噪音是否可控，是噪音影响的一个因素，如果人们认为噪音是他们所能控制的，那么噪音对其工作的破坏性影响就较小；反之，就较大。

人们习惯于噪音工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噪音对他们不起作用了。适应于噪音的儿童可能会丧失某些辨别声音的能力，从而导致阅读能力受损。适应于噪音环境也可能使人的注意力狭窄，对他人需要不敏感。噪音被消除后的较长时间内仍对认识功能发生不良影响，尤其是不可控制的噪音，影响更明显。

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挤与密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挤是主观体验，密度则是指一定空间内的客观人数。密度大并非总是不愉快的，而拥挤却总是令人不快的。

社会心理学家对拥挤提出各种解释。感觉超负荷理论认为，人们处于过多刺激下会体验到感觉超负荷，人的感觉负荷量有个别差异；密度-强化理论认为，高密度可强化社会行为，不管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观众观看幽默电影，在高密度下比在低密度下鼓掌的人数多；失控理论认为，高密度使人感到对其行为失去控制，从而引起拥挤感。

处于同样密度条件下的人，如果使他感到他能对环境加以控制，则他的拥挤感会下降。一般说来，拥挤不一定造成消极结果，这与一系列其他条件有关。社会心理学家还研究诸如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家庭、学校、监狱等种种拥挤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建筑结构和布局不仅影响生活和工作在其中的人，也影响外来访问的人。不同的住房设计引起不同的交往和友谊模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四合院布局产生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这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关于居住距离对于友谊模式的影响已有过不少的研究。通常居住近的人交往频率高，容易建立友谊。

房间内部的安排和布置也影响人们的知觉和行为。颜色可使人产生冷暖的感觉，家具安排可使人产生开阔或挤压的感觉。家具的安排也影响人际交往。社会心理学家把家具安排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亲社会空间，一类称为远社会空间。在前者的情况下，家具成行排列，如车站，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希望进行亲密交往；在后者的情况下，家具成组安排，如家庭，因为在那里人们都希望进行亲密交往。

个人空间指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保持的距离。1959年霍尔把人际交往的距离划分为4种：亲呢距离，0～0.5米，如爱人之间的距离；个人距离，0.5～1.2米，如朋友之间的距离；社会距离，1.2～2米，如开会时人们之间的距离；公众距离，4.5～7.5米英尺，如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人们虽然通常并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行为上却往往遵循这些不成文的规则。破坏这些规则，往往引起反感。

篇12

中图分类号： B8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1003906

Key words： western society；cultural therapy；research direction；thinking mode

Abstract： The cultural therapy solve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illnesses with religion，art，philosophy and so on.The western scholars realized the functions early in psychotherapy.Since Shayler，cultural therapy in the west has developed along two research directions.As “therapists”，the psychological doctors represented by Freud and philosophers represented by Heidegger and Habermas，defined it as individual and social therapy，referring to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all kinds of mental and cultural illnesses.There are many kinds of cultural therapies，but basically they belong to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treatment.

第1期刘桂荣： 诊治精神疾病 追寻生命意义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5卷现代社会，人们亟亟于物质利益的追逐，心灵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但一些精神、心理情绪病症无法通过药物治疗得以解决。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现代心理治疗理论和实践对于哲学、文化的日益借重，人们开始日益关注文化治疗理论的研究。本文对西方文化治疗理论的三个维度、两个路向以及两种思维进行论述。

一、 西方文化治疗的三个维度

所谓文化治疗，是指运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非药物、非物理治疗方式对心灵问题甚至精神疾病进行宣泄、缓和、平复、净化、抚慰，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调解和疗愈人们心灵的烦恼和思想的纠结。西方文化治疗主要体现为宗教治疗、文艺治疗和哲学治疗三个维度。

宗教（信仰）是寻找心灵的皈依与拯救，为人们提供希望、精神依恋的对象，并在压力情境下提供调节心灵健康的策略。“宗教治疗的目的不在于‘治疗’而在于‘人生’。宗教治疗不仅是治疗病症，而且更是拯救灵魂，她给病人带来的不仅是健康而且更是人生价值的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痛苦也会变成一种快乐，在这种人生目的引导之下，人不会因为世俗的痛苦而产生心理病症。”[1]也就是说，宗教所倡导的宽恕能够化解人们的痛苦、愤怒，使人的心灵回复到清明、宁静的状态，引领人更深入地了解自我，达到自我超越的精神境界。W.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标志着宗教社会心理学的创建，他的学生S.霍尔对宗教与教育的关系做了广泛的研究。W.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开始调查的积极作用；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强调通过宗教象征探索信仰者的深层宗教心理，承认宗教的治疗作用。M.阿盖尔的《宗教社会心理学》等对宗教行为、宗教态度以及宗教心理根源都进行过广泛的实证性研究，P.蒂利希《信仰的动力》着重于个体宗教意识的研究，他们对宗教治疗心理的积极与消极作用都有客观性认识，重视宗教文化背景对人精神、心理的作用与影响。

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阅读鉴赏活动能够宣泄、释放抑郁的情绪，疗治精神疾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悲剧是通过“恐惧”和“怜悯”来达到“净化”的目的。他在论述悲剧感受时使用“净化”这个概念，最早将其引入到文艺的治疗功能中，且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认识到悲剧艺术对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治疗作用。贝尔奈斯却从生理医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贝氏看来，悲剧通过刺激观众怜悯和恐惧的情感，以期实现审美形态得以缓和，心理激情得到治疗、释放。美罗伊・莫雷尔在《悲剧愉悦与宣泄疗法》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悲剧这种文学模式同精神病医师用于临床的治疗手段有相通之处”[2]109。这些思想开启了人们对文学艺术治疗功能的关注，启示人们利用戏剧艺术和（宗教）音乐对于弱小苦闷心灵的特殊“药物效用”治功能，让心灵处于困苦的个体得以治疗。阿恩海姆的《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春山茂雄的《脑内革命》、波兰特的《文学与疾病》、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等著作奠定了文化治疗理论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宗教和文艺治疗研究之外，在西方哲学自古至今的发展中存在着一种“治疗型哲学”，以“治疗者”身份切入社会，其基本意向性指向对各种生存之病的诊断与治疗。治疗成为哲学的功能之一，哲人们提出各种哲学治疗方法以期解决、救治不同“病症”。[3]

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就突出哲学治疗功能。他说：“医学治好身体的毛病，哲学解除灵魂的烦恼。”[4]52柏拉图甚至认为哲学对于人类健康方面的价值比医学更为重要，因为，“一切善恶，无论是身体中的还是在整个人身上的，均源于灵魂而流向各处，就好像从头流向眼睛。因此要想头和身体健康，你们必须从治疗灵魂开始，灵魂是首要的，最根本的。”[5]139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灵魂不和谐”型疾病不是医生而是“灵魂医治者――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在希腊晚期哲学那里，“对虚幻人为观念之物的追逐和躲避”，被各个学派哲人们诊断为对生命危害非常深的痼疾。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都将哲学视为追求幸福生活的艺术，亦或灵魂疗法。伊壁鸠鲁曾说过：“哲学家的话语如果不能治疗人类的痛苦就是空洞的。正如医术如果不能解除身体疾病就是没用的一样，因此，除非哲学能解除心灵的痛苦，否则也是没有用的。”[6]13

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康德之后，哲学慢慢演变为纯粹的思辨之学，在思辨的王国中自说自话，失去了原本对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关注的热情。不过有一部分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等仍在急切地关注着哲学的治疗功能。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痼疾》一书问世，是现代文化治疗理论诞生的标志。在那个基督教差不多没落的年代，克尔凯郭尔仍然坚守着最后的阵地，企图用基督教的救赎来拯救因嫉妒、恐惧、孤独、绝望等心灵痼疾而失落的人心和世情。

在尼采之前，西方哲学家总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谈哲学的心灵治疗功用。尼采是现代西方文化治疗理论得以发展的标杆性人物，他认为哲学家需要纠察社会、时代、文明本身的深层痼疾，并且进一步对扭曲至深却不为人察觉的“社会性格”进行诊断。尼采说：“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和哲学都可视为人们在成长和奋斗的人生中用以治疗创伤与帮助前进的凭藉。”[7]3701873年《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提纲的问世，是尼采文化治疗思想的首次公布。《艰难时代的哲学》大纲的第一部分“治疗哲学”概念的提出，是他文化治疗思想趋向成熟的标志。尼采文化治疗理论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尼采认为人生虽然缺乏自在的意义和价值，但人生意义匮乏非不愈之症，他试图探赜“加法治疗”方案治疗人们生活状态，给本来毫无意义的生命增添艺术的光辉来拯救人类的生存困境。但随着对文化治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看到负载着繁重文化观念的价值，是现代人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根源，因此需要重新对价值之价值进行彻底的清算，肃清长期盘踞在人类脑海中虚幻的价值观念。尼采认为，要想让人的灵魂更健康，须彻底与虚无主义的浪漫病决裂，“减法治疗”才能使人真正地超拔于虚无的泥泞之上，才会有孕育超人的希望。[8]

1912年舍勒的《重新感受和评价：论文化病理学》问世，用以揭示文化的疾患，并把“病理”这一医学和心理学的概念拓展到文化上怼I崂盏奈幕病理学是对尼采文化“减法疗法”的发展，也带来文化治疗的革新，因为他开启了一个大家熟悉却被忽略的问题：是文化需要治疗，还是文化中的个体需要治疗？这也为现代文化治疗开启了两个路向：社会治疗和个人治疗。

二、西方文化治疗的两个路向

弗洛伊德开启文化治疗的新气象，以他为代表的临床医生，把治疗界定为个体治疗。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受到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启发，注意到“宣泄”的精神治疗作用，并运用“谈话疗法”诊治个体精神疾病。弗洛伊德非常看重文化心理，利用独创的精神分析作为工具研究文化心理起源，并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把“文化病理”化整为零，将克尔凯郭尔以降的文化病理问题重新归位为诊所中的心理诊疗问题。

阿德勒对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治疗加以继承和发展。阿德勒认为“人不是被环境所决定的，而是被他自己对环境的评价所决定的”，“个体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我们决不能只治疗单一的病症或者只关注它的表象，我们需要在他整个的生活方式中，用心灵解释经验的方式，利用它所能表达的意义找出它的真正错误所在，这为教育和治疗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特殊指引。这才是心理学的真正价值所在。”[9]51阿德勒不是将其理论局限于对心理问题的狭隘治疗，而是关注人本身，从而开创了人本主义心理学。

艾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和贝克的认知疗法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治疗。艾利斯从爱比克泰德的“困扰人们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判断”这一观点出发构建了著名的“ABC理论”。这个理论指出，一种行为和情绪结果（C） 是由一个激发性事件（A） 和一个信念系统（B） 联合而产生的。埃利奥特・D・柯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逻辑的治疗（LBT）”，确定了信念、行动和情绪之间的逻辑（而不是因果）关联。这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一种形式，引入哲学理论构建哲学解药，这些解药专门针对不合理的前提，为超验美德提供解毒智慧和正能量，通过改变逻辑前提，克服不合理的惯性思维认知。[10]A.T.贝克的《认知疗法与情绪障碍》《抑郁症的认知治疗》全面阐述了认知疗法的基本理论、治疗路径和技术方法。“认知”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他人、环境和事物的认识与见解等等。认知疗法乃是针对心理分析疗法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其重要的理论前提是人们的认知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因此治疗人们心理问题时通过认知技术和行为技术来改变当事人的不良认知从而解决情感和行为问题。一个人处于应激状态时，他自己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的情绪是焦虑或是愤怒，是抑郁或愉快。由于个人的认知基础不同，对应激的行为和情绪反应也各有不同。认知疗法常采用认知重建、心理疏导、问题解决等技术进行心理辅导和治疗，其中认知结构的重建最为关键。

不合理的认知前提是产生负性情绪、精神疾病的基础，文化治疗就是通过文化观念的改变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和效果。精神疾病是人们因为人为构造的东西（思想、文化、观念）而丧失了自然、自性、自我，为了外在的虚幻而失去了本真，本性受惑，容易受伤，“当我们执著地寻求答案、解决方法和治疗方案时，我们遇到的困惑就影响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这种执迷本身就是一种幻觉。”[11]47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是产生痛苦的关键，治疗痛苦关键在于思想的治疗，而思想治疗的本质就是学会正确的判断，“正是通过求助于语言这个资源，我们获得了一种治疗我们困惑的方法。”[11]61罗・马里诺夫、贝尔特朗・维尔热里、E弗洛姆等也认为“只能通过沉思而不是药物治疗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平静”[12]6，通过多种角度、方式的观察才会有更深入的理解，以充满活力的语言进行对话和思想交流才是真正的哲学治疗，“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抛弃那种偏执的、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存在应该是首位的，彻底认识和表现人类的潜力才是生活的目的。”[13]145

从1980年代起，德国学者G.阿肯巴赫等创立了当代哲学咨询，回归哲学作为灵魂治疗的传统。目前，哲学咨询（又称哲学咨商）从业者及行业协会遍及世界各地，理论构建和实践操作日趋成熟，甚至已成为心理治疗、精神医学的替代性选择，它为人类应对各种情绪障碍、日常生活困境以及精神病患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途径。美国全国哲学咨询协会（NPCA，其前身是美国哲学、咨询、心理治疗协会ASPCP）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意识地将哲学和心理学放在一起研究，通过从业者的践行，找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和区别，力图创建一种融合哲学和心理学内容的心理学-哲学践行。哲学咨询通过挖掘哲学家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佛陀、黑格尔、康德、尼采以及中国孔老庄等的思想来开展咨询。这种哲学应用活动有人称之为哲学践行（philosophical practice），通过哲学践行，治疗人们因思想而造成的问题。美国哲学从业者协会会章的“使命宣言”声明：“哲学践行被定义成是……一类基于哲学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有益于顾客。这些活动是非医疗的、非医原性的并且并非本质上与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联合在一起的。这些活动的焦点是有教育意义的、价值论的并且纯粹理性的。”[10] 美国哲学心理咨询协会（APPA）创办人罗・马里诺夫也倡导运用哲学知识及思考方式帮助大众开解日常生活难题，他的《哲学是一剂良药》《人生大问题：用哲学拯救生活》《中庸之道：在极端的世界里找到幸福》等著作以哲学大师的洞见启发个人信仰，提升精神境界。哲学不是阳春白雪，它能切实解决伦理道德的两难、情感困境、中年危机、生命意义的迷惘、面对死亡的困惑与恐惧，甚至职场生涯的低谷、失业、失恋，给予心灵的抚慰与激励。

与专注个体治疗不同，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等密切关注心理与文化、对象与背景、个人与情境、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实践者与实践等相互作用，将哲学与心理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中寻求智慧，对社会和时代的痼疾做出明确诊断。

海德格尔从批判对“存在”的遮蔽和遗忘开始，通过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与疗救，去寻找生命存在的印迹。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14]15而澄清存在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将人从僵化的形而上学和霸权的技术束缚中解救出来，使人的存在意义得以回归。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是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其根本意图是治疗、化解现代社会文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由此而滋生的负性情绪问题。

哈贝马斯针对后现代社会的病态发展，从主体间性出发，提出以“交往与社会进化”为治疗人类和社会的方案。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人的“此在”状态，是一种存在境遇，是人与人之间共同享有的文化系统。文化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意义重大，它是交往行为者随时可运用的知识储备，是协调个人和社会的重要工具。文化使生活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还能够让生活世界保持一种反思，能够接受来自各方的拷问和审查。哈贝马斯把拯救的愿景寄托在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上，他希望割除后现代社会的肿瘤，让社会重新归位到有序的状态，让“某种社会福利、自主化惩罚以及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等要素都将被合而为一”[15]170。哈氏的文化治疗思想有试图将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整合起来的志趣，可见，文化治疗的功用越来越具有综合的趋势。

三、西方文化治疗的两种思维

文化治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思想认识不嗵岣撸分析能力、判断能力逐步加强，从而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西方很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上创构出多种文化治疗的方法，但其基本都属于“加法治疗”和“减法治疗”两种思维方式[3]，通过交流、思考，培根固本，去蔽去执。

加法治疗面对的是精神匮乏的病症，孤独、空虚，对死亡的恐惧等等。死亡吞噬生存的意义，导致精神空虚，觉得存在没有意义，而通过宗教、艺术，以及增添哲学的终极关怀维度，赋予生存状态更高、更美好的意义，丰富精神生活，增加精神支撑力度，提高快乐指数，抗衡生活中的障碍，战胜痛苦，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就是一种加法治疗。

奥地利精神医学家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是把哲学、文化传统对人的价值及生命意义的导向功能接引到心理治疗中。他的代表作《医师与灵魂》《活出生命的意义》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后者，风靡全球，被翻译成24种语言。意义疗法的核心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人终极生命的关怀。在弗兰克尔看来，人类生命体的存在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维度构成，这三者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中精神是超我的存在，是生命的意志和意义，意义是衡量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维度，是人存在的最高维度。弗洛姆说过：“人不仅要有某种思维系统，而且要有某一献身的目标为他的存在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带来意义。”[16]56弗兰克尔将意义作为心理调适的重要方式就是以追寻生命的意义作为目标，通过“对所有的恶性循环群系和反馈机制进行散焦”，克服存在之挫折所导致的“意源性神经官能症”，让患者直面并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17]11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