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治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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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治理项目概算由当地农发部门指定的设计单位制定，一般采取的定额偏低，明显低于当地建筑工程的收费标准，并且只计算直接费和税费，没有考虑预备费、措施费等，加上土地治理项目施工地点相对分散，原材料、预制构件等基本靠人工二次搬运，工程造价对这部分费率也没有考虑到。因此土地治理项目招标往往是由相当一部分是农建队伍低价中标，这些农建队伍一般由当地农民临时组建，有的人基本的施工技能都没掌握，施工队伍的管理水平也不是很高，这就造成了土地治理项目的施工质量偏低，工程质量差强人意。

1.2责权不对等，建设单位管理困难

土地治理项目现有的管理模式是由当地农发部门统一组织招定标后，由农发部门指定的监理单位监督在建设单位的实施，工程进度款的支付也由农发部门审核下发，建设单位名义上要监督施工单位的工程质量能否达到要求，符合自己的使用需求，但是建设单位在监督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掣肘施工单位的权利，施工单位对建设单位的意见往往是不予理睬，而工程监理对建设单位的意见往往也是应付了事，六合基地在近几年的项目实施过程中，虽然积极与主管的农发部门和监理单位沟通，但是管理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2对提升土地治理项目管理的思考

2.1强化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力求规划设计精细化，减少后期工程变更

对建设工程而言，初步设计与技施设计阶段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约为90％，而工程规划的详细与否又直接影响工程设计质量及预算水平，因此，规划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是整个工程造价控制的龙头，可以使投资控制工作更主动，当发现详细设计与造价计划产生差异时，主动采取一些控制方法消除差异，使设计更科学、更经济，减少实施中的工程变更。作为农科院来讲，实施土地治理项目是建设高标准试验田，满足科研需要，这就比一般的项目要求规划得更精细，设计的标准更高。但是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与施工设计工作量大，时间又往往很紧，农发部门指定的设计单位很难对前期的勘探、论证、规划、工程设计等工作做深做实，这样就会导致项目实施后工程的临时调整、单项工程设计变更及工程量增减等情况的出现，使实际施工与原有规划设计出现较大的变动，造成项目的资金进度和质量控制都较为被动。基于这个情况，六合基地在项目准备阶段提前邀请工程勘探院和设计院来基地进行勘探、规划和设计，然后交给农发部门指定的设计单位进行二次设计和审核，这样以来规划设计相对精细，为以后项目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2采取措施，多方面加强工程监理

目前当地农发系统虽然已经推行监理制，但是按照国家农发办的规定，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工程监理费按照实施监理的土地治理项目单项工程年度财政投资总额的2％内控制使用，低于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市政工程项目监理费率，而由于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分散、线长面广、费率低等特点，导致监理成本高，而监理公司不愿意全面介入农发工程监理，即使接受了任务，也不愿意拿出那么多的精力来做，往往一个区的项目只派驻2名监理工程师进行监理，从而导致监理效果大打折扣。基于六合区土地治理项目的监理现状，基地自2009年实施土地治理项目以来，一方面加强与项目监理的联系，多次邀请项目监理来基地召开监理例会，加大项目监理的巡视力度，另一方面基地自己聘请了一名监理工程师在基地对项目进行全程监理，加大了现场监理力度，保证了项目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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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管理成效分析

2.1土地规划实施监督政策管理目标成效分析

江西省于2012年4月编制《江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与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衔接后的调整方案》（以下称《规划衔接方案》）对《江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进行补充完善。《规划衔接方案》对部分县、乡级规划主要控制指标或布局进行了局部调整。一是优先安排结构性调整。规划新增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对部分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结构性调整，将部分节余且暂不使用的交通水利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到城乡建设用地。二是市域范围内县与县之间局部调整。在本设区市范围内，允许矛盾突出的个别县（市、区）耕地保有量或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作微调，县级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在县与县之间作适当调整。显然，江西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修改次数为一次，修改原因是与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衔接。说明江西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非擅自修改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和改变建设用地布局，降低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而规划调整修改符合法定条件，调整修改程序符合要求，严格按江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或调整审批政策执行。

2.2土地利用发展战略政策管理目标成效分析

江西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以来，取得的经济效益明显。向莆铁路、沪昆客运专线（江西段）、德兴至南昌高速、济南至广州高速瑞金至寻乌段等重大基础设施用地得到切实保障。城市建设有序进行，经济水平快速增加。（1）GDP、固定资产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2006～2012年江西省GDP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4．05，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6．39。（2）GDP、固定资产与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2006～2012年江西省GDP与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3，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4．73。

2.3新增建设用地管理政策目标成效分析

（1）计划管理。规划实施以来，江西省坚持节约集约用地，为全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土地资源保障，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近5年统计数据显示，江西省新增国有建设用地的供地率达70．48％，利用率达58．41％，新增建设用地的供地率和利用率水平总体较好。计划管理目标实现程度较好。（2）规划管理。江西省有效控制了11个设区市、100个县级、1493个乡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各项指标，指导了《江西省土地整治规划》等多个专项规划的编制，引导城市、交通、村镇、能源、水利、旅游和生态建设等相关规划的编制，规划管理目标得以实现。

2.4耕地补充政策目标成效分析

造地增粮富民工程实施期间（2007～2011年），全省实施“造地增粮富民工程”建设规模16．9×104ha，新增耕地4．6×104ha，总投资43．1亿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实施4年来，全省共批复11个设区市80个县（市、区）250个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批复拆旧区总规模9300ha、预计补充耕地8100ha；建新区总规模8873ha、拟占用耕地5893ha，可净增有效耕地面积2206ha；2012年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12个项目区复垦区，总面积704．7ha，可新增耕地150．4ha；2012年，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年均控制规模为2000ha。显然，江西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的耕地补充政策中各试点政策效果好，示范效果明显。

3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存在问题

（1）新的试点政策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未体现，造成试点政策实施较难，如：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的项目区，未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中布局，在报批时往往会因为不符合规划而被搁置，导致新的试点政策在规划实施中较难开展。（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过程对中央重大发展战略预计不足，无法满足中央重大发展战略政策对土地利用的需求。（3）差异化土地管理政策不明显，建设用地指标使用空间分布不均衡。（4）建设用地管理政策中缺乏建设用地管理与相关用地管理人员的切身考核体制，致使实际用地超出规划目标规定。

3.2对策

（1）增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条件，使试点政策和土地利用战略政策变化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条件。（2）建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定期评估机制，定期评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及时了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3）建立并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调整动态机制，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结果及时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调整。（4）参考耕地保护责任体制，建立建设用地管理与相关用地管理人员的切身考核体制，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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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管理学”课程教学方式

基于土地管理学课程所具有的先导作用和课程特点，在教学中应综合考虑，由浅入深、理论结合实际，多种教学手段有机融合的模式展开课程的教学活动。

（一）“图表”教学方式

“图表”教学是一种以图形、表格为材料呈现方式，展示地理事物或揭示其本质特征，以激发学生跳跃式思维，增强学生地理素质，加快教学过程的一种方法［4］。该方法虽然在地理教学中应用较广泛，但在土地管理学的教学中巧妙使用后也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讲土地功能这部分内容时，针对土地不同的功能，首先给学生展现土地功能的不同图片，之后让学生指出每一种图片所表示的土地功能，从而总结出土地5大功能，并用一句话概括土地的功能即土地的有用性。这种图表教学虽然看起来简单，但通过图片的直观教学可起到让学生更直观地认识土地，了解土地的属性及土地的功能，感受到土地与人们生产活动的密切相关性，进而使学生自发地产生重视土地、保护土地资源的意识。

（二）“主题引导”教学方式

土地利用及土地管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但在具体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实践中原有的土地利用政策、土地利用规程等都在发生变更，这样就导致教科书上的部分内容与实际土地管理活动产生不一致的问题，基于这种情况在教学中给予直接补充完善是一种教学方法，也可以巧妙地设置一个主题并围绕该主题让学生广泛的收集和整理资料。具体做法是先将全班学生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2－4人为宜），其次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置一个主题，围绕该主题要求各学习小组通过各种学习手段搜集、整理资料并自己动手制作课件［5］，之后每一组派一位代表就所准备的内容向全班同学讲解，同时要求各小组的其他同学做记录，主要记录其他组的讲授内容与本组内容的不同之处，之后要求各小组将听课记录整理后统一提交给老师。因为面对的是刚踏入大学的一年级的学生且初次尝试讲台讲课，所以教师可根据每位学生的讲解情况给予及时的肯定与鼓励，最后就设置的问题进行统一的归纳与总结。其教学效果可达到以下几个目的：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丰富学生的知识面；客观的肯定与鼓励可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从而达到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意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

（三）“案例”教学方式

案例教学最早于1870年首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兴起。案例教学中的案例，一般是基于教学的需要和一定的教学目标，由在实践中所收集或撰写的原始材料、案例报告或案例研究等组成的教学案例［4］。在土地管理学的教学中可根据本门课程的理论知识，将土地领域中发生的案例或从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案例中心案例库中选取典型案例引入课堂。具体做法是，把课程中的理论知识和选取的案例事先布置给学生，让学生提前预习理论，熟悉案例。在课堂上，教师把学生已经了解的案例故事情节，通过简明扼要的方式重现给学生，从而尽快引导学生进入案例的情境之中。其次以将要讲授的理论为基础，围绕提前布置的问题，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发表自己的观点、再进行讨论和辩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始终要把握不偏离设置的主题。讨论之后，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提炼，对达成的共识给予肯定；对讨论中遗漏和模糊不清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讲解、梳理，使学生通过案例掌握理论，对理论形成正确的认识。在此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案例教学重在原理，重在举一反三，案例本身不是学习内容。

（四）“框图”教学方式

框图是用框型符号如流程图、结构图等图式，将抽象事物具体化，描述系统中部分之间联系的一种手段。“框图”教学方式可以将相对分散的知识单元进行有机融合与衔接，使学生既可以看到一个整体、全局的知识体系，又能明确各知识单元的位置与联系［6］。在内容的讲授中可使一个章节的内容，在整体框架下，沿着层次结构逐层深入细化。例如，土地管理学中土地利用管理这一章内容，共包括了5个小节，而且第一小节中包括了土地利用及土地利用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土地利用管理理论依据，使得教学内容的涵盖面过大和层次不突出，基于此在讲授这一章内容时通过拆分和归并，首先把全部内容整合成3大模块构成框图的第一层，其次根据知识结构的从属性和关联性构筑框图的第二层，第三层，逐层细化知识点，在讲授的过程中强化重点内容，第四层，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化个别知识点。这样既从整体框架结构上做了全部内容的概括，又把分散为各小节的知识块，通过框图有机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教学效果，教学框图见图1。

篇4

高昌国，位于今吐鲁番盆地，东西300里，南北500里。西汉时原为车师前部地，称高昌壁。前凉时始为郡县，北凉时，沮渠蒙逊在此设郡。公元439年，北凉灭国，沮渠无讳、沮渠安周，西渡流沙来到高昌，建立了流亡政权。沮渠氏治理高昌多年，终为柔然所并。公元460年，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其后高车灭阚氏，又有张孟明、马儒等相继为王，但时间都不长。公元499年，金城人麴嘉在此建立麴氏高昌王国。麴氏传九世十王，至公元640年（唐贞观十四年）被唐所灭。“麴氏全盛时，南接吐谷浑，东连敦煌，西抵龟兹，北邻敕勒（天山北麓）”⑴。《隋书·西域传》云：“高昌国者，则汉车师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多葡萄酒”⑵。高昌故城在今吐鲁番市东约40公里的哈拉和卓乡。

一、麴氏高昌王国的葡萄园土地分配方式及所有制形态

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资料来看，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管理是十分重视的，官府经常对葡萄园土地进行踏勘、统计、检查。葡萄园土地作为麴氏高昌王国的重要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态主要表现为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和葡萄园主对葡萄园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但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最直接的表现为：是官府对葡萄园土地收入的分配权，即收取租酒的权力。

据一些学者研究，麴氏高昌王国的田地因质量不同而被分成常田、部田、潢田、厚田、薄田等，葡萄园土地所占的是常田中的好田。官府按一定方式分给具备一定条件的人。一般人受田数额较小，大约在60步至3亩60步之间，极个别也有多者⑶。

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出高昌王国对葡萄园土地有两种分配方式：

（一）、以现实葡萄园自然面积为基础，把每一块葡萄园按具有不同亩数的地段，分给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阿斯塔那320号墓出土的麴氏高昌王国时期《高昌苻养等葡萄园得酒帐》（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情形。

该文书云：“〔前缺〕……步得……保一亩六十步，苻养……武一亩六十步，张阿富……一亩卅步，翟祐相……贾车蜜一亩六十步，……亩六……宕廿九亩半九十步，得酒一……半。宗……二亩六十步，安保真一半，……亩半九十……酒百八十九斛三斗七升半。……宁冯保愿二，郭阿刍鸟一一亩六十步，一亩六……酒廿六斛二斗半。……阿狯二亩，袁保祐一亩六十步，郑半亩，……酒十斛”⑷。

从此件文书我们不难看出，把若干人分成若干组来统计他们的得酒量，这必定以某种事实为依据，其依据必定建立在同一组人在同一大的自然葡萄园内都分得自己的一份。此种情况，阿斯塔那99号墓出土文书《高昌勘合高长史等葡萄园亩数帐》更直接反映了这一点。

该文书云：“高长史下蒲桃（葡萄）：高长史陆拾步，畦海幢壹亩半究（九）拾步，曹延海贰亩陆拾步，汜善祐贰亩半陆拾步，车相祐贰亩陆拾步，麴悦子妻贰亩陆拾步，合蒲桃（葡萄）拾壹亩究拾陆步。高相伯下蒲桃（葡萄）：高相伯贰亩，田明怀壹亩陆拾步，令狐显士壹亩半陆拾步，索（亩）究拾步，合蒲桃柒亩究拾步。将马养保下葡萄：马养保壹亩陆拾步，孟贞海壹亩半叁拾陆步，合蒲桃贰亩半究拾陆步。常侍平仲下葡萄：常侍平仲贰亩究拾捌步，刘明达肆拾步，张憙儿贰亩（后缺）”⑸。

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高昌勘合高长史等葡萄园亩数帐》是一件官方文书。这件文书的内容是传令高长史、高相伯等人“下葡萄”。“勘合”一词在这里，不能理解为是“丈量、合计高长史、高相伯等人的葡萄园亩数”。所谓“勘合”，就是一件文书加盖印信后分为两半，当事者双方各执一半，查验骑缝半印，作为凭证。文书整理者之所以断定此件文书为“勘合”件，首先是从此件文书的行文格式和内容上做出判断的。再一个就是从同一墓葬出土的其它文书如：《高昌延寿某年勘合行马表启》（一）、（二）、（三）、（五）、（七）、（八）等文书纸边或粘接缝背部押署有：“保、信、庆、欢、政”等字⑹。《高昌侍郎等传尼显法等计田承役文书》接缝背部押署有“方竣”二字⑺。这些文书都是“勘合”件之情形作出判断。

孙振玉先生在研究麴氏高昌王国葡萄园土地的所有制形态及其分配方式时，曾援引《高昌苻养等葡萄园得酒帐》（一）、《高昌勘合高长史等葡萄园亩数帐》，来说明当时“有若干人共同分了某一葡萄园并且接受共同的约束和管理，”或者“一些人恰好独自分到一块葡萄园，而后又与邻近葡萄园的人结合在一起接受某种共同的管理和约束，尤其是在交纳租酒和田地管理方面。”他指出在《高昌勘合高长史等葡萄园亩数帐》这件文书中，“不仅把若干人置于一人名下统计其葡萄亩数，而且明确写明置于那人之‘下’”⑻。对于孙先生对此文书中“下”字的理解，笔者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此文书中“高长史下葡萄”、“高相伯下葡萄”、“马养保下葡萄”、“平仲下葡萄”等句中的“下”字，是一个动词。应作为“采摘”理解。习惯上在我国北方许多地方，现在民间仍称“摘枣、摘柿、摘葡萄”为“下枣、下柿、下葡萄”，把“卸货”叫作“下货”。在这里“下”置于人名之后，物名之前，只能作为动词来使用。“下”在这里有降落的意思。但这是由于人的作用葡萄才降落了下来，而不是人下面有葡萄。所以说，“下”字在此不是作为“方位词”来使用的。此文书中反映的情况是：高长史与畦海幢等五人的葡萄园在一起或邻近，官府下令（通知）由他采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户的葡萄园的葡萄。文书中所云高相伯、马养保、平仲等人情况也如此。这说明：有若干人共同分得了某一葡萄园，或某人的葡萄园与某几个人的葡萄园邻近。由某人采摘某几人葡萄园内的葡萄，并不等于某几人和他们的葡萄园就接受某一人的约束和管理。

（二）、把适合种植葡萄的好田作为葡萄园分给一些具备条件的人经营。所谓好田，就是文书中所见的常田。阿斯塔那326号墓出土的《高昌污子从麴鼠儿边夏田、鼠儿从污子边举粟合劵》文书对此有所反映。

该文书云：“儿边夏中渠常田一亩半，亩交与夏价银钱拾陆文，田要迳（经）壹年。赀租佰役，悉不知；若渠破水讁，麴郎悉不知。夏田价，仰污子为鼠儿償租酒肆斛伍兜。酒多少，麴悉不知，仰污了。二主合同，即共立劵。成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一罚二入不悔者（后略）”⑼。

大家知道，常田在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文书里，是标志土地质量上乘的名词。它不仅可以种植葡萄、蔬菜，而且还可以种植各种粮食作物和其它经济作物，不像葡萄园、菜园土地那么用途专一。从这件文书我们可以看到，污子从麴鼠儿那里夏取常田一亩半，并按照每亩夏价银拾陆文交与麴鼠儿了，但后面为什么又讲“夏田价，仰污子为鼠儿償租酒肆斛伍兜”呢？很清楚，麴鼠儿这块常田是官府分给他作为葡萄园土地来经营的，否则，不会要污子为他“償租酒肆斛伍兜”。

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还表现在官府对葡萄园土地的控制方面，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官府干预民间葡萄园土地买卖和调整或再分配园主葡萄园的纪录。阿斯塔那152号墓出土有两件民间买卖葡萄园时向官府的书面呈请。

其一、《吕阿子求买桑葡萄园辞》，该文书云：

延昌六年丙戌八日，吕阿辞：子以人微产甚少，见康有桑蒲桃（葡萄）一园，求买取，伏愿殿下照兹所请，谨辞。

中兵参军张智寿传

令听买取⑽。

其二、《吕浮图乞贸葡萄园辞》，该文书云：

延昌卅四年甲寅岁六月三日，吕浮图辞：图家乏，觕用不周，於樊渠有蒲桃（葡萄）一园，迳（经）理不，见（现）买得蒲桃（葡萄）利，惟下悕乞贸取，以存听许，谨辞。

通令史麴儒

令听贸⑾

由此可见，民间买卖葡萄园土地是要经过官府批准的，否则，官府有权进行干预。

另外，官府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还表现在调整或再分配园主葡萄园土地、或免除园主服役等方面。阿斯塔那99号墓出土的《高昌侍郎焦朗等传尼显法等计田承役文书》云：

“（前缺）……田二亩半役，永为业。侍郎焦朗传：张武儁寺主尼显法田地隗略渠桃一亩半役听断除；次传张羊皮田地刘居渠断除桃一园，承一亩半六十步役，给与张武儁寺主显法永为业。……次依卷（劵）听张令子买张永守永安么图渠常田一分，承四亩役；买东高渠桃一园，承一亩半卅步役，永为业。……（后略）”⑿。

从上述情况来看，。官府无论是对庄园主，还是对寺院主尼，或一般平民所种植的葡萄园土地，皆有权其进行调整、或再分配，直至免除服役。当然，官府的所作所为也是在国家法律约束下进行的。虽然文书中没留下这样的条文，但从园主对葡萄园土地的实际占有权方面可以反衬出这一点。这就是说，土地的国有权不可侵犯，官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葡萄园土地作为麴氏高昌王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其最终所有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或官府手中。但在实际占有和使用方面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官府将葡萄园作为永业田授予园主，园主有权将它传给子孙，或遗赠他人。

（二）、葡萄园土地经呈请官府批准后可以买卖。

（三）、园主对自己所占有的葡萄园土地，有权出租。

对于后两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第一种情况，前见《高昌侍郎焦朗等传尼显法等计田承役文书》，此文书所记除官府将刘居渠葡萄地一园作为永业田调整给显法外，还有“听张令子买张永守永安么图渠常田一分，承四亩役；买东高渠桃一园，承一亩半卅步役，永为业”语。虽然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尚未见到园主将葡萄园土地作为祖业传给子孙的记载，但阿斯塔那10号墓出土的《高昌延寿四年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该文书云：“延寿四年丁亥岁，闰四月八日，参军显祐身平生在时作夷（遗）言文书，石宕渠蒲桃（葡萄）壹园与夷（姨）母。……阿夷（姨）得蒲桃（葡萄）一园，生死尽自得用”⒀。由此判断：既然园主在死后可以将葡萄园作为遗产转赠给他人，其传给诸子孙的情况就完全有可能存在了。

二、麴氏高昌王国的“租酒”管理与“岁后入酒”时间辩

前面我们指出，葡萄园土地作为麴氏高昌王国的重要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态主要表现为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和葡萄园主对葡萄园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但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最直接的体现还是国家对葡萄园土地收入的分配权，即收取租酒的权力。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涉及到租酒方面的文书很多，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阿斯塔那320号墓出土的《高昌张顺武等葡萄园亩数及租酒帐》⒁，和阿斯塔纳24号墓出土的《高昌条列得后入酒斛斗数奏行文书》⒂。下面我们就通过对这两件文书探讨来分析一下麴氏高昌王国的租酒管理与入酒时间。

《高昌张顺武等葡萄园亩数及租酒帐》（以下简称《租酒帐》），残存四段，首尾均缺，累计文字43行，每行皆残损，内容涉及葡萄园种植数与租酒数76户。现将其校正后抄录如下：

（一）（前缺）

1、……亩，无租。

2、张武顺桃贰亩陆……

3、……亩，租了。

4、法贞师桃叁亩陆拾步，储酒伍斛，……贰斛。

5、康寺僧幼桃半亩，租了。

6、康安得桃陆拾步，……

7、……桃半亩，无租。

8、索祐相桃陆拾步，租了。

9、康崇相桃贰……储酒伍斛、得酒壹姓有拾斛。

10、康众憙桃壹亩……酒贰斛。

（后缺）60TAM320：01/8

（二）（前缺）

11、……拾步，租……

12、……斛。

13、任阿悦……

14、……伍斛，得酒两姓……

15、……伍斛。

16、出提勤寺桃壹……

17、……亩半，储酒肆斛，有酒捌……

18、……斛。

19、焦庆伯桃半亩，租了。

20、王……租了。

21、史寺……叁亩半陆拾步，储酒伍斛……捌斛。

22、解特……亩陆拾步，有酒陆斛。

23、王阇……壹陆拾步，有酒陆斛。

24、……桃壹（亩）陆拾步，租了。

25、……桃壹（亩），租了。

26、苏子悦桃……租。

27、焦文崇桃壹亩，租了。

28、……桃贰亩半陆拾步，租了。

29、桃壹亩陆拾步，有酒叁……

30、庆则桃贰亩半，储酒伍（斛），（得）酒两姓有贰拾陆斛。

31、将崇……半亩陆拾步，有酒伍斛。

32、崇师桃半亩玖拾步，租了。

33、王……壹亩半，有酒伍斛。

34、宋留儿桃壹亩半，租了。

35、白赤头桃壹亩半，有……

36、……桃贰亩，储酒捌斛，得酒两姓有叁拾斛。

37、康欢……

38、……桃壹亩陆拾步，无租。

39、韩延……

（后缺）60TAM320：01/1

（三）（前缺）

40、……酒陆姓有捌拾斛。

41、王子相桃壹亩半，租了。

42、龙……步，得酒陆斛。

43、索寺德嵩桃贰亩，储酒捌斛，得酒壹姓……

44、……寺桃壹亩半，储酒拾伍斛，得酒叁姓半有伍拾斛。

45、张仲祐桃壹……步，无租。

46、毛保谦桃贰亩半，储酒斛，无酒。

47、显真师桃壹亩半陆拾……壹姓有拾伍斛。

48、袁保祐桃贰……无租。

49、麴寺尼愿崇桃贰亩，得酒……拾肆斛。

50、将泉庆桃壹亩，得酒……

51、阿狯桃贰亩，无租。

52、张延嵩桃……拾步，无租。

53、张愿伯桃壹亩半……

54、……欢桃壹亩，租了。

55、汜延受桃……酒伍（斛），得酒壹姓有拾贰斛。

56、……桃壹亩半，得酒伍斛。

57、……租。

58、王祐儿桃……酒壹姓有拾肆斛。

59、辛阿元……

60、……延伯桃……柒斛。

61、白寺真净桃壹亩陆……

62、……寺桃贰亩陆拾步，（得）酒柒……

63、……寺桃贰亩半陆拾（步），储……

64、……酒两姓得贰拾……

65、……善愿无桃，得酒……

66、……奴子贰……

67、……僧保桃……

（后缺）60TAM320：01/2

（四）（前缺）

68、……人抚军寺桃伍亩六拾步,储酒叁拾斛，得酒拾壹姓有壹佰肆拾贰……

69、……无桃，得酒两姓有贰拾柒斛。

70、史伯悦桃壹亩陆拾步，无租。

71、吕马……

72、……租了。

73、主簿尸罗桃壹亩半，得酒肆斛伍兜。

74、张法儿桃壹亩半……

75、……相嵩桃壹亩半，储酒伍斛，得酒壹姓半……

76、隆叙桃叁亩，无租。

（后残）60TAM320：01/3

《租酒帐》这件看似寻常的文书，其中一些简单的字、词却给一些学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尽管有人为摆脱这种困惑已作了有益的尝试，但最终结果仍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认为：要读懂这件文书，首先要对《租酒帐》中所列以下几类句子中的有关字、词作出解释。

1、《租酒帐》1、7、38、45、48、51、52、70、76条类似“某人桃×亩，无租。”或“某人桃×亩×（××步），无租。”中的“无租”作何解释。

2、《租酒帐》5、8、19、24、25、27、28、32、34、41、54条类似“某人桃×亩，租了”。或“某人桃×亩×（××步），租了。”中的“租了”作何解释。

3、《租酒帐》17、22、23、29、31、33条类似“某人桃×亩××，有酒×斛”或“某人桃×亩××，储酒×斛，有酒×斛”中的“有酒”作何解释。

⒃4、《租酒帐》46“毛保谦桃贰亩半，储酒斛，无酒。”中的“储酒”、“无酒”作何解释。

5、《租酒帐》65“……善愿无桃、得酒……”和67“……无桃，得酒两姓有贰拾柒斛”中的“无桃、得酒”作何解释。

6、《租酒帐》9、14、30、36、40、43、44、47、55、58、68、69、75条类似“某人桃×亩×（××步），储酒×斛，得酒×姓（半）有××（×××）斛”中的“储酒”、“得酒”、“姓”、“有”作何解释。

如果对上述几类句子中的有关字、词不能够作出合理解释，那么就不能读通《租酒帐》全文，或者说就没有读懂《租酒帐》全文，也就很难弄清《租酒帐》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吴震先生指出：“储酒当指原贮酒，得酒指新酿得酒，有酒则指现实存有酒数。‘无租’是因故蠲除，‘租了’谓租已纳讫。有桃（葡萄园）无酒，或因园是新辟尚未收获；无桃却有酒者，或是自己无葡萄园（非园主）但从他人夏来者”⒃。笔者不同意吴震先生的观点。

1、《租酒帐》1、7、38、45、48、51、52、70、76中的“无租”应释为“无人租种”，或释为“无人经营”。在这里“无”指“无人”，“租”指“租种”或“经营”。据此，《租酒帐》51的“阿狯桃贰亩，无租”。可直译为：“阿狯葡萄贰亩，无人经营”。或译为：“阿狯原来的贰亩葡萄地，现在无人租种。”其它诸条类同。吴震先生认为“无租”是“因故蠲除”的说法欠妥。至于说为什么“阿狯原来的贰亩葡萄地，现在无人租种。”或是阿狯租期已到，不再续租，或官府尚未授与他人租种，或者是因自然因素导致阿狯无法经营，比如旱灾、水灾、风沙灾害，葡萄园已毁等。

2、《租酒帐》5、8、19、24、25、27、28、32、34、41、54中的“租了”，应释为“他人租种了”。在这里，“租”为动词，“租”仍指“租种”。“了”为助词，表示“租种”过程已经完成。谁租种了，肯定是他人。据此，《租酒帐》8“索祐相桃陆拾步、租了。”和19“焦庆伯桃半亩，租了。”可译为：“索祐相葡萄地陆拾步，他人租种了”。和“焦庆伯葡萄地半亩，他人租种了。”其它诸条类同。吴震先生把“租了”解释为“租已纳讫”似可商榷。

3、《租酒帐》17、22、23、29、31、33中的“有酒”，其本义应为“有租酒”。但是，如果我们拿《租酒帐》中“某人桃×亩×，得酒×斛”或“某人桃×亩××，储酒××斛，得酒××斛”来与“某人桃×亩×，有酒×斛”或“某人桃×亩××，储酒××斛，有酒××斛”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得酒”是必须上交之酒，“有酒”是要交也可缓交之酒。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官府在核定“租酒”任务时是根据葡萄园当年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确定的。据此，《租酒帐》33“王……壹亩半，有酒伍斛”，可译为“王某人壹亩半地，有租酒伍斛”其它诸条类同。

4、《租酒帐》46“毛保谦桃贰亩半，储酒斛，无酒。”中的“储酒”当指毛保谦上年（或上次，或历年累计）所交租酒帐面结余的酒。“储”在这里作“贮存”，引伸为“结余”解释较为合理。否则，为什么毛保谦贰亩半葡萄没有租酒任务。“无酒”即“此次没有租酒任务”。为什么。因为上年（或上次，或历年累计）所交租酒的余额正好与此次“得酒”数相抵持平，故为“无酒”。此类情况，《租酒帐》中仅见一例。吴震先生把“有桃（葡萄园）无酒”，解释为“或因园是新辟尚未收获。”这恐怕不够全面。假若尚有“有桃，无酒”情况存在，当是官府根据当年实际情况，具体对某一葡萄园勘验后所作减免决定的体现。它不仅仅是“因园是新辟尚未收获”，还可能包含其它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比如旱灾、水灾、风灾、虫灾、等其它灾害对葡萄造成的减产或其他人为因素等。

5、《租酒帐》65“……善愿无桃，得酒……”和69“……无桃，得酒两姓有贰拾柒斛”中的“无桃”，即“没有葡萄”。“得酒”即为“必须上交之酒”，“得”在这里作“必须”解。为什么“善愿无桃”还必须上交租酒呢？这与46“毛保谦桃贰亩半、储酒斛，无酒。”正好形成显明对比。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某人无桃，但累计欠帐，不交不行，故而才出现了“无桃，得酒”的局面。孙振玉先生认为“得酒”的“得”字，在这里“基本上取其原意”即“得到”，是“接收、获得意，而无其它引伸和变化。”并以《租酒帐》64“……酒两姓得贰拾……”为例，来说明“得”字“在使用上、其搭配、其位置是灵活的。”⒄笔者认为：《租酒帐》64条中的“得”字仍应作“必须”解释，通俗一点，“得”在这里还可以解释为“必须要”或“需要”，而不能解释为“得到”。因为“姓”为容器，非指人（对“姓”字笔者曾有专文详细考证）⒅）。

6、《租酒帐》9、14、30、36、40、43、44、47、55、58、64、68、69、75中的“储酒”，当与46中的“储酒”意思相同，即“储”当作“贮存”，引伸为“结余”。“得酒”当与65条中的“得酒”意思一样。“得”在这里也作“必须”解，还可以引伸为“还需要”。“姓”为容器，“姓”是“罂”或“翁”的一个通假字。吴震先生取“有”字本义，把“有”作有无之“有”解释，不够准确。笔者认为：“有”字在这里可以引伸为“拆合或合计”之意。据此，《租酒帐》30“某人桃贰亩半，储酒伍（斛），得（酒）两姓有贰拾陆斛。”可译为：“某人有葡萄园贰亩半，结余租酒伍斛，必须（或还需要）再交租酒两姓计贰拾陆斛。”其它诸条类同。

通过对《租酒帐》不同类型例句中相关字、词的解释及全句的解读，使我们初步认识到，这是一份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官府对新老葡萄园主收交租酒时的“年终决算表”。同时反映出麴氏高昌王国官府对葡萄种植业和“租酒”管理方面的一些具体政策与做法。比如“经营自由”，租期满了可以不租，租期中间也可以转租。收成好了，可以“储酒”转抵下年租酒。收成不好，租酒也可以缓至下年再交，遇灾逢难租酒还可以减免。这在《租酒帐》中都能隐隐约约地反映出来。

关于官府是如何确定每个葡萄园经营户当年的得酒量的，这在《租酒帐》中也有所反映。吴震先生对《租酒帐》第三段第44条“（某）寺桃壹亩半，储酒拾伍斛，得酒叁姓半有拾伍斛。”和第四段第68条“……人抚军寺桃伍亩陆拾步，储酒叁拾斛，得酒拾壹姓有壹佰肆拾贰斛。”两例，平均每亩葡萄的得酒量进行过检验，根据他的测算：

44、12升×50÷1.5＝400升

68、12升×142÷5.25＝324.6升（31）

但是，他的检验方法是错误的，笔者认为，以1斛为12升计，每"姓"容酒斛数一样，44、68两例的平均每亩葡萄的得酒量应该是12升×（上年储酒量＋当年得酒实际总量）÷亩数，这才是该例当年平均每亩葡萄的应得酒量。即：

44、12升×（15＋50）÷1.5＝520升

68、12升×（30＋142）÷5.25＝393.1升

因为44、68两例中的储酒量＋得酒实际总量，才是当年官府下达给葡萄园主的租酒任务（应得酒量）。如果没有"储酒"帐面结余，他们的"得酒量"将会大于50斛和142斛。为什么这两例每亩葡萄的得酒量不一样呢？这恐怕有一个土地的质量问题，或许一个是新园，一个是老园。还可能存在其它情况。比如遭受风灾、虫灾。阿斯塔那62号墓出土的属北凉时期的《翟疆辞为共治葡萄园事（一）》文书中，就有“今年风虫，葡萄三分枯花”⒆的记录。由此可见，官府对葡萄经营户所下达的每年的租酒任务是要经过实际踏勘或调查后才作出的。

《高昌条列得后入酒斛斗数奏行文书》（以下简称《入酒数奏行文书》），现存三残段，共12行。这是一件涉及官府征收租酒时间的文书。

所谓“入酒”，即葡萄园经营户按官府规定向官府交纳的租酒。《入酒数奏行文书》第一行有“岁后入酒”一词，吴震先生据此认为：“此是后入酒，必有前（或先）入酒。入酒据葡萄园”⒇。孙振玉先生也有同感，并在《试析麴氏高昌王国对葡萄种植经济以及租酒的经营管理》一文中对吴先生的说法进一步进行了论证。孙先生援引下列文书为证：

1、《高昌延寿二年正月张喜儿入租酒条记》：“昌甲申岁租酒，肯……麴延陀、侍郎欢隆、谢遇、海祐……汜欢伯、延寿年乙酉岁正……喜儿入”（21）。

2、《高昌延寿十三年正月赵寺法嵩入乙未岁僧租酒条记》：“高昌乙未岁僧祖（租）究（酒）下，赵寺法嵩叁斛贰斗，军巩延岳、张庆俊、郭乐子、翟怀愿、汜延……岁正月廿六日入”（22）。

3、《高昌延寿十三年十二月赵寺法嵩入当年僧租酒条记》：“高昌丙申岁僧租住下赵寺法嵩叁斛贰斗，参军张、欢海、杜海明十二月四日入”（23）。

4、《高昌延寿十二至十五年康保谦入驿马粟及诸色钱麦条记》：“〔前略〕乙未岁租酒银钱贰文，丁酉岁正月四日康保谦入、唐伯相记〔后略〕”（24）。

5、《高昌条列得后入酒斛斗数奏行文书》：“……岁后入酒额：虎牙天护、司空……”

他指出：“第一、在这五件文书中有三件文书写明入酒时间是在某年正月；第二、有一件文书写明入酒时间是十二月；第三、唯一写有‘后入酒’的文书开头是‘……岁后入酒’；第四、在十二月所入之酒为当年应入的酒，而在正月入的酒则是前一年或前二年应入之酒；第五、作为租酒而入的有酒也有银钱。”依据这五点，他认为：“第一、五件文书有三件写明入酒时间是正月似不应简单地视为一种巧合。第二、‘……岁后入酒’是指××年后入酒而非某某人后入酒。第三、再参照确实有十二月入酒一说，可否确定这次后入酒时间为十二月。而第三件文书中十二月所入之酒为‘后入酒’。这样，结论就明显了：麴氏高昌王国所规定的入酒时间一年分为两次，每年正月和十二月；正月为前（或先）入酒，十二月为‘后入酒’”（25）。

笔者不同意孙先生对“岁后入酒”一词的解释。事实上人们在入酒的时间观念上并没有把一年排出前后。而是吴先生和孙先生强行把“后入酒”从“岁后入酒”一词中剔离了出去。关于“岁后入酒”的真正含义，关键是如何确认“岁后”这一概念。“岁后”，根据笔者对其字面的理解，“岁”即为“年”。“岁后”即“年后”。但“年后”的“年”，在这里是指“过年”的年。“年”即春节。“年前”指春节前。“年后”也就是指刚刚过了春节之后。春节为每年的正月初一。即便是现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把春节前称“年前”，把过了春节称“年后”。“年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

由此看来，孙先生援引的五件“入酒文书”中，就不是三件文书写明入酒时间在某年的正月，而是有四件文书都表明入酒时间在某年正月。虽然《高昌延寿十三年十二月赵寺法嵩入当年僧租酒条记》有“十二月四日入”字样，但根本不足以说明麴氏王国在征收租酒的时间安排上有前、后两次之分。事实上，孙先生援引的五件“入酒文书”中没有一件记有“先入酒”或“后入酒”。多数记的是正月入酒。尽管有一件记的是十二月入酒，但每年的十二月与下年的正月又是邻月。比较客观的推断：麴氏高昌王国所规定的入酒时间当在“年终岁后”之际，即当年的十二月和来年的正月。

注释：

⑴《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辞典》“高昌”条，中华书局，1996年版，340页。

⑵见《隋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6～1847。

⑶孙振玉：《试析麴氏高昌王国对葡萄种植经济以及租酒的经营管理》《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1990年11月版，230页。

⑷《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版324～328页，图、文。

⑸《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版442页，图、文。

⑹《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版435-439页，图、文。

⑺《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版441页，图、文。

⑻孙振玉：《试析麴氏高昌王国对葡萄种植经济以及租酒的经营管理》《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1990年11月版，232页。

⑼《吐鲁番出土文书》〔贰〕文物出版社1994年9月版251页，图、文。

⑽《吐鲁番出土文书》〔贰〕文物出版社1994年9月版140页，图、文。

⑾《吐鲁番出土文书》〔贰〕文物出版社1994年9月版142页，图、文。

⑿《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版441页，图、文。

⒀《吐鲁番出土文书》〔贰〕文物出版社1994年9月版204页，图、文。

⒁《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版324～328页，图、文。

⒂《吐鲁番出土文书》〔贰〕文物出版社1994年9月版168～169页，图、文。

⒃吴震：《麴氏高昌国土地形态所有制初探》《新疆文物》1986年1期。

⒄参见孙振玉：《试析麴氏高昌王国对葡萄种植经济以及租酒的经营管理》、《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1990年11版218—239页

⒅卫斯：《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租酒帐〉之解读与“姓”字考》，《西域研究》2003年2期。

⒆《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版51页，图、文。

⒇吴震：《麴氏高昌王国土地形态所有制初探》《新疆文物》1986年1期。

（21）《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版424页，图、文。

（22）《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版445页，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