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3 15: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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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的名作“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篇2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参考文献：
[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汪大昌.《语言与文化》[M].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赵峰.《汉字学概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5]凌加杰.《汉字现代化之路》[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6]马曼曼（2008）.中西文字文化传承功能之比较研究[C].湖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7]刘伟（2009）.汉字和汉语的关系[C].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8]宋之贤（2003）.论汉﹑韩﹑日语言循环影响与规律[C].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9]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C].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0]尹铁超（2010）.论文字在文明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C].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史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1]俞新天（1996）.东亚文化研究的意义[J].社会科学，第10期
[12]周有光（2000）.中国和汉字文化圈[J].群言，第1期
[13]周有光（2000）.朝鲜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2期
[14]周有光（2000）.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3期
[15]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4期
[16]许征（2000）.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7]周有光（2000）.汉字文化向邻国的传播[J].教师博览，第5期
[18]史继忠（2001）.论汉字文化圈[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9]李虎（2002）.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J].东疆学刊，第4期
[20]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21]孔刃非（2004）.汉字起源观念的文化审思[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3月
[2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3]许孝梅（2004）.“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第4期
[24]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篇3
引 言
2010年3月笔者开始有关在日华侨华人的研究。笔者是自费留学生，有关在日自费留学生的相关事宜非常了解。但是，对在日公费留学生的情况一概不知，比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公费留学生？留日公费留学生有何特征？享受什么待遇？在日生活、学习情况和自费留学生有何差异以及学成之后的就业情况等。为了弄清以上问题，笔者开始以“在日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为题目的调研工作。2012年3月笔者以该题目完成了硕士论文。
2013年笔者又把目标转向了在日中国人的劳动问题，以田野调查为中心，开始以从中国福建去日本留学或工作，在东京筑地市场工作的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研究。2014年3月在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日本新华侨生活状况的考察：以东京筑地市场为例”的文章。近来，笔者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国内的归国留学生的研究。
回顾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游仲勋说“战后日本华侨研究主要是以华侨社会经济为中心（游仲勋1996：90）。” 8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有了明显的变化。门永美保认为“从1980年初开始，在日华侨华人研究不仅在经济方面，在华侨华人对日本社会适应类型方面和文化摩擦方面也有了很大进展。同时在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组织形态和华侨华人重新构造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门永2013：74）。” 本稿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日本华侨华人研究概况以及研究动向。
一、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
有关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代表作品有过放（1999）的《在日华侨的自我意识的变化》。过放把在日华侨华人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是表层。主要阐述在日华侨华人的历史。第二层是中层。主要从婚姻方面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构造。第三层是深层。主要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人结婚以及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进展不等于否定中华文化而获得日本文化（门美2013：78）。”
除此之外，还有朱慧玲（2013）的《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朱慧玲的硕士论文是以在日老华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后在硕士论文和王津的硕士论文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了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完成了博士论文。朱慧玲认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社会距离在不断缩小，随着在日华侨华人的世代交接，在日华侨华人在不断的被日本社会同化。
二、教育、职业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问题也被学术界所关注。台湾学者杜国辉可称之为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研究的先驱者。杜国辉（1991）以《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日本？台湾的华侨学校毕业生动向分析研究》为题，主要是华侨学校对在日华侨华人有着重要意义为基础，针对在日华侨学校毕业生进行了意识性调查。杜（1991）的研究表明日本华侨华人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日常生活、行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已经被日本社会所同化。此结论和周慧玲（2003）的结论相吻合。
除此之外，裘晓m（2007）以《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裘晓m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视点对在日华侨华人教育进行了分析考察。“第一，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作为民族教育发展起来的华侨华人教育发展的沿革和面貌。第二，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199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的实际转换状况。第三，从多文化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教育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裘2007：11）。”但是，裘（2009）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把日中两国政策变化和此论文关系相结合。第二，近代华侨华人教育形成过程的分析应该和新华侨华人教育的形态分开作以分析。第三，应该把华侨华人教育以外的教育实践列入分析行列。
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日学成后回国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增多。因此，以回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其代表研究有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的《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为了完成此论文的调查，安部康久和徐亚文针对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和山东省济南市的相关学校研究生以及具有专业知识、持高学历的回国留学人员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调查。其结果是：“留学者对自己的留学有较高评价（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189）。”
奈仓京子针对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研究调查。其代表作品是2009年发表的《从日本留学回国留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奈仓京子从回国留学生的视角，以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和广东省为中心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随着回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博士研究生的增多，“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海龟”不再向以前那样珍贵。
三、地域方面的研究
有关华侨华人在日地域分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以在横滨、神户、长崎居住的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近来，以东京、名古屋和冲绳等地区为对象的华侨华人研究也增加了。代表研究有山下清海（2007）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山下主要通过“东京都统计年鉴”第6次（1954年）到第56次（2004年）的“外国人登陆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京都在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的特征。山下把东京华侨华人的人口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之为“停止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到1978年）。这一时期在日中国人人口变化不是很大。第二时期称之为“急增期”（1979年到1988年）。这一时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日中国人急剧增加。第三时期称之为“安定期”（1989年至今）。这一时期在日华侨华人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东北三省出生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山下2009：107-109）。
四、其他相关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最著名的“侨乡”有江门、泉州、潮汕和梅州。近年来，相关学者开始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侨乡” 研究的代表作品有稻泽努（2016）的《侨乡：华侨故乡的观念和实像》；长沼さやか（2015）的《广东省珠江达美侨乡的起源：以华侨的村和无华侨村为例》；兼城系绘（2012）的《“移民”支持的神社：福建省福州市的侨乡为例》等。
全球“华侨华人博物馆”包括正在筹建的有7个国家50家左右。其中中国国内有近30家，海外近20家，分布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2015年11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此会对华侨华人对华侨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意思。此外，玉置充子（2012）也对《广东省的华侨华人博物馆》进行介绍等。“侨乡”是华侨华人的故乡；“华侨华人博物馆”具有对华侨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进行保存、研究等功能，因此，推动“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束语
以上总结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情况。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开始于经济方面，之后发展到华侨华人的意识的变化、学校教育、地域分布、归国中国留学的就业等方面。近来又出现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整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了解了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动向，为今后新课题研究“中日国家关系的变化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仲耄1996）.「日本におけるAS研究.『アジア研究；第13 期2号. 第80-118.（游仲勋：日本华侨研究.亚洲研究.第13期2号.第80-118页. 1996年）.
[2]T永美保（2013）「獒幛稳毡兢摔けるASA人の研究史.『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F代社会研究科o要年；第7号、pp：73-82.
（门永美保：战后日本华侨华人研究史.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现代社会研究课纪要.第7号.73-82页.2013年）.
[3]^放（1999）《在日AS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淙荨|信堂.
（过放：在日华侨的自我意识的变化.东信堂.1999年）.
[4]朱慧玲：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第二版.日本侨报社2013年.
[5]田氪咀樱2004）（u）『日本ASA人社会の溥w：日中国交正常化以降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 第58第4号.
（田氪咀樱ㄊ槠溃：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中国研究月报.第58卷.第4号.2004年）.
[6]杜国x（1991）『多文化社会へのAS？A人の戗D日本・台湾におけるAS学校卒I生の酉蚍治觥互去瑗控庋芯恐成蟾、横浜中A学校校昭芯渴.
（杜国辉：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日本・台湾的华侨学校毕业生动向分析研究
丰田财团研究助成报告书.横滨中华学校校务研究室.1991年）.
[7]裘m（2007）「日本におけるAS？A人教育にvする研究D多文化？多民族社会に向けての教育の再Bとn}D早稻田大学博士学位文.
（裘晓_：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早稻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8]安部康久・徐文（2011）「日本留学者の⒐後の就I状rと留学UYへのu：中国人の大W院修士者を事例としてp：182 集工房.
（安部康久・徐亚文：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生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第182页.集工房.2011年）.
[9]奈}京子（2009）「日本からの中国⒐者留学生の自己gFと「制sにvする事例的考察中国研究月.第63第4号.pp：1-19.
（奈苍京子：从日本留学回国留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中国研究月报.第63卷第4号.第1-19页.2009年）.
[10]山下清海（2007）「第二次世界大獒幛摔ける|京在留中国人の人口浠人文地理学研究 No31 pp：97-113.
（山下清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人文地理学研究.第31期. 第97-113页.2007年）.
[11]慧婧（2012）「名古屋市における在日中国人の人口浠と住分布のgB考察pp：42-54 名古屋大学国际コミュニケション攻.
（慧婧：名古屋在住中国人人口变化和职业分布实际考察.名古屋大学国际交流专业 第42-54页.2012年）.
篇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121-02
一、序言
《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会等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等文件的精神而制定的。新版《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出台，要求日语专业学生应掌握日语语言文化知识、国际形势相关知识，具备坚实的中国语言文化基础，了解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形成跨学科、跨文化知识
结构。因此，解读国家标准的总体框架下的课程体系，建设适合新建本科院校日语专业的课程体系尤为重要。
二、解读《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总体框架下的课程体系
新“国标”对日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以及课程体系都有明确的规定。新“国标”的出台，对日语专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解读新“国标”，探讨新形势下的日语专业课程体系的发展趋势愈显其意义的重大和深远。
新“国标”下的日语专业课程体系分为四部分，由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实践环节和毕业论文环节组成。
（一）公共课程
公共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类，包括思想政治理论、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军事理论与训练、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第二外语等方面的课程设置。
（二）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包括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专业特色课程三方面。专业核心课程又包括外语技能课程（听、说、读、写、译等）和专业知识课程（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基础课程，以及论文写作与基本研究方法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中的技能课程有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会话、日语视听说、日语演讲与辩论、日语阅读、日语基础写作、中日笔译理论与实践、中日口译理论与实践等。专业知识课程有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基础课程，以及论文写作与基本研究方法课程。有日语语言学概论、日本文学概论、日本概况、跨文化交际、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等课程。专业选修课程要拓展学习领域，提高对所学专业的整体把握能力。有中日语言对比、日语词汇学、译文赏析、日本文学选读、日本文学史、比较文学、日本文学研究与实践、日本社会与文化、日本历史、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课程。专业特色课程由各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根据办学优势及特色、师资力量等灵活设置。有商务日语系列、旅游日语系列、科技日语系列、信息日语系列、翻译系列、区域研究系列、管理学日语系列、影视动漫日语系列等课程。
（三）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重视培养学生的日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实践环节包括专业见习与实习、课外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活动、国际交流等。
（四）毕业论文环节
毕业论文环节是培养学生研究并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可采用学术论文、翻译作品与翻译实践报告、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可以用日文或中文撰写，使用中文撰写时，字数不少于6000字，同时须有不少于2000字的日文摘要；使用日文撰写时，字数不少于8000字，同时须有不少于800字的中文摘要。
通过新“国标”分析可以发现，日语专业核心课程中要求有论文写作与基本研究方法课程。而专业选修课程突出了中日语言对比、日语词汇学、比较文学、日本历史、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课程。实践环节增加了国际交流。毕业论文（设计）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三、新建本科院校日语专业课程体系的现状
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日语专业课程体系基本与新“国标”相匹配，但是仍有部分课程体系需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一）日语专业核心课程
日语专业核心课程体系与新“国标”匹配。分为外语技能课程和专业知识课程。外语技能课程主要通过专业基础课程完成。听的技能由日语视听A（一）～（五）、基础日语A（一）～（四）支撑；说的技能由日语会话A（一）～（三）、基础日语A（一）～（四）支撑；读的技能由日语阅读（一）～（二）、高级日语（一）～（二）、基础日语A（一）～（四）支撑；写的技能由日语写作、日语论文写作、日语语法（一）～（三）支撑；译的技能由日语笔译（一）～（二）、日语口译（一）～（二）、基础日语A（一）～（四）支撑。
（二）专业知识课程
专业知识课程包括语言、文学与文化的课程。主要通过专业方向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的专业选修课程与专业特色课程完成，开设日语语言学概论、日本文学、日本概况、市场营销c、国际商务谈判等。
（三）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由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完成，开设日文录入实践、日语专业行业模拟实践、日语翻译实践等实践课程。
（四）毕业论文环节
目前笔者所在学校的毕业设计要求单一，要求学生用日文写出6000字的毕业论文。
通过与新“国标”的对比可以发现，我校日语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体系与新“国标”匹配。而专业知识课程中的课程名称与新“国标”不完全匹配。例如现开设有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日汉笔译实务；日汉口译实务课程。但新“国标”中的名称为中日笔译理论与实践、中日口译理论与实践。同时日语专业知识课程中没有设置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另外在选修课程的设置中缺少中日语言对比、日语词汇学、比较文学、日本历史、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
另外，日语专业的特色课程、实践课程和毕业设计的改革创新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完善课程体系才能达到新“国标”人才培养的要求，真正实施全人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日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篇5
随着高中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许多地区的历史考试，融入课程改革的新理念，设计了基于材料的历史论文题（或称材料论证写作题）。该题型在测量内容上，强调的是历史课程知识而不是教材知识；在考核目标上，立足历史思维能力而不是史实的简单记忆，希望以测量内容、目标与形式的变化来推动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化。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一些题目的考查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命题从实践经验到技术理论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本文希望通过探讨国外先进地区的试题命制，借鉴命题思想方法，以期焕发我国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活力，使历史测量题型不断推陈出新。
美国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是大学前置课程，课程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他们学习AP课程，并通过AP测试，AP测试的学分可以折抵大学课程的学分。AP世界历史课程内容涵盖各大洲，主要关注五个主题：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国家的构建、扩张和冲突；经济系统的创建、发展与影响；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变。其试卷结构如表1：
从表格和相关资料看，美国AP历史测试中论文写作占有重要地位，其写作题型之一的材料论文题更是颇具特色。论文题基本由情境和写作设问两大部分构成，试题情境可以是文字、图表在内的各种与历史有关的一手或二手资料，也可以是模拟性的视角描述，而论文设问规定了写作的方向、范围和要求，写作的角度基本由情境与考查目标而定。一般地，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目标覆盖记忆、理解、应用三个层次，重心则偏向于考生的历史创造性思维。请看下面一道AP测试的世界历史试题。①
例题：运用材料，分析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印度在棉纺织业工业化进程中的异同。请补充一条材料，并说明该材料对论述棉纺织业工业化这一论题的价值。
材料一：印度棉纱和棉布的产量
――来自英国殖民当局的数据
材料二：日本棉纱产量（包括手工和机器生产）
――来自日本内阁统计部门的数据
材料三：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在亮着灯的工厂里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我们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晚上，我们工作到很晚，她们偶尔会给我们一个甘薯。然后，我们还得清洗，弄好头发等等。那时候大概都11点了。即使在冬天，也没有暖气，为了取暖，我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第一年我们是没有工资的，第二年我的父母会拿到35日元，接下来会有50日元。
我上班不久，我的妹妹阿希也到这家工厂上班。我想她大概工作2年，就病倒在床。那时候工厂里大约有30个人生病。那些已经确诊为肺病的人立刻被遣送回家。每个人都害怕肺结核，没有人靠近这样的病人。阿希也被送回家了，很快就死了。她才13岁，她当时决心成为一个能拿100日元一年的工人，让我们的妈妈高兴。当她面色苍白地离开工厂时，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眼睛。
――来自两个女工对她们少女时代
在日本纺织厂工作的回忆，约1900年
材料四：一个工厂女工挣的钱常常比一个农民的全年收入都高。对于这些农村家庭来说，女孩是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贫穷的农民要把60%的收成上交给地主。因此，这些穷苦的农民只能把拌着野草的米饭当做食物。他们仅有的救济就靠那些去工厂上班的女孩。
――来自一个日本僧人的叙述，约1900年
材料五：那些低廉的工人从哪里来？他们全都来自农村，来自于那些耕种自己的或者租种的土地但有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他们来到城市，来到工业区成为工厂工人。农田上的收入提供家庭所需，维持父母兄弟姐妹的生计。那些受雇于工厂的人与家庭没有多少联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挣足够的钱养活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工人的工资很低。这说明农业对我们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力量。
――来自日本实业家鹤见俊辅，约1900年
材料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机器生产的竞争，整个国家手工织布工业迅速下降。尽管许多人仍然穿着用手纺机织出的布做成的衣服，但很多手工织布者已经丢弃了他们的手纺机。
当地纺织业把它们的存在、发展、成长归因于那些有进取精神的本国银行家和投资者，作为股东、投资者、金融家，他们向纺织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
――来自印度经济学家拉达卡玛・慕克吉
《印度经济学基础》，1916年
材料七：女性纺织工人百分比
――来自论文“日本的工业化与妇女状况”
1973年
材料八：日本日贸棉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官方公司历史
材料九：大部分棉纺织厂工人来自于小农、村庄的农业工人和失业的手纺织工。他们居住在租来的小屋里，一个工人通常会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不到两年。工资很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明显改变。
――来自印度英国皇家劳工委员会的报告
加尔各答，1935年
材料十：印度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纺织业主协会国际联盟英国官员
阿尔诺・皮尔斯的关于“印度纺织业报告”
1935年
这道试题让我们感受到AP历史材料论文题所给的材料丰富，阅读量非常大。例题中呈现了数据表格、图片、回忆录、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的材料，这些材料阅读上并无太大障碍，但要把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提取出来并合理地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并非易事。此外，材料论文题考查的结论大都是开放的，考生很难从教材和提供的材料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导致材料论文题“与普遍流行的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不同，这种将材料解析与撰写小文章结合起来的设计尝试，有助于鼓励学生自选角度来分析历史，利于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①
AP历史考试的材料论文题，不仅有利于命题者抓住重点内容，考查学生的理解、应用能力，而且有利于评估题目的难度和区分度，弥补其他题型在考查功能上的不足。结合上述例题和相关资料，我们对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测量功能，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
从测量和教育理论上看，材料论文题考查历史知识学习的深度，既是指兼顾命题评价的可操作性、史学方法及考生的思维开放与心理水平，提高考查记忆水平的效度；又是指考生建构知识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考查较高层次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使题目的难度、区分度以及考生能力呈现收到良好的测评效果。从美国AP试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材料论文题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选取的材料丰富、来源广泛，为考生对论题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效平台。二是所学知识和所给材料在答题中不仅是被引用、转述、复述的对象，而是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的；考生要对一些材料要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关注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者的观点与立场，揭示材料是否存在“价值偏见”。也就是说，考生只有在客观、深刻地理解材料的基础上，方能为写作奠定基础。三是围绕所给材料确定一个合适的论题，而不是漫天撒网的泛泛而谈。写作应该紧扣所确定的主题，充分挖掘材料中的有用信息，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分析论证，从而达到对论述主题的深度理解和认识。正如建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当考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结构（如性质、规律）及该事物的外部结构（即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时，考生才能真正掌握学习材料的内涵，从而把握历史知识的实质。
2.考查历史认知的过程
传统的历史考试题型主要考查历史知识的固定结论，学生自然也死记教材的结论。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要求则不同，它要求考生由浅入深地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提炼材料中所隐含的历史主题，运用基本的阐释、说明、反驳等史学方法作出较为完整的论证。这种考查要求再现了知识的认知过程，凸显了“过程与方法”。为了引导考生展现历史知识的认知过程，论文往往以某一线索或主题为线轴，形成材料背景，提供开放性的论题，要求考生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地论证问题，并得出自己的个性理解和思考，其考查目标集中于考生对已学知识的理解、论证与再创造。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融入了探究性学习的思维，即：从已知信息中发现问题――拟定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已有知识材料中收集查证――论述结论。该思维过程完整地再现了考生认知历史的心路，展现了“过程与方法”考核特色。
3.测量凸显人本的复杂思考
人本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应是学生获得相应学习方法、促进其健全人格形成的过程。”②从美国AP历史题看，考生在作答时，提炼论题、组合材料、理解和运用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论证，展现了考生对试题的思考过程，这种思考过程以论文形式呈现，真实地再现了考生的思维品质，自然渗入了人本精神。美国AP测试历史材料论文题，往往从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视角出发，选取有史学意义和教育价值的主题，挖掘人本主义的内涵，对历史知识进行重新整合，试题蕴含的人本精神主要有：关注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及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以命题反映热点，让考生分析争论性“话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各种情况，倡导多角度、多视角论述问题，审视人本精神的价值，思考当时人们是如何去应对历史难题的；命题还不断引进新鲜的史学观念，倡导考生“同情”地理解问题，关注普通大众的感受和个体体验，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排斥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试题设计者补充并挑战传统的史学观念，修正旧有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发展”的定义；此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养成以热爱生命为核心的生活精神，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其命题创新追求之一。
4.测量注重学科思维能力的考量
AP历史材料论文题注重历史学科的思维测量，尤其是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题提供的材料丰富，考查了考生多层次、多角度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上述试题材料来源看，有来自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有来自民间普通女工的真实回忆和日本僧人的所见所闻；有来自学者、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有实业家自身的见解；不仅如此，试题还要求考生额外补充一条材料，以充分论证主题。这些材料开阔了考生的视野，使考生洞察历史人物在决策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全面认识历史事件产生的复杂背景和历史事件中不同群体的真切感受。
二是从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写作要求看，其测量目标归纳起来有三点：（1）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2）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3）依据材料进行合理的论证、评价和创作。这些考核目标体现了历史学科的高层次思维能力测量。AP历史材料论文题，在理解材料观点的基础上，既着力于求证思维的考查，对历史教材知识和史学观念、基本方法进行整合，然后分析、说明或驳斥一定材料下的某种历史观点；又不断突破求证思维的框架，考查考生发散型思维，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要求考生提出自己对历史文明的个性理解。因此，材料论文题可以真实地展现考生甄别史料、理解和运用、分析和评价等高层次历史思维能力。此外，历史材料论文题要求考生领会与主题有关的文字、图表等史料，以通顺的文字、条理清晰的层次、合乎逻辑的结构，灵活运用历史知识、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评价、论证问题。这种呈现方式也是测量高层次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反映了考生的学科素养和水平。
5.测量关注评分规则的调控策略
材料论文题能否测量出考生的真实学业水平，除试题本身的影响外，评分标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可以客观地考量出考生的思维能力水平，不仅如此，评分标准还直接影响到考试成绩， 进而影响评价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效度等各项测量指标。
美国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是基于历史基本技能的核心要素评分，主要样式参见表2：
从AP测试历史科材料论文题试题结构和测量功能看，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主要由论题、材料讨论、材料理解、材料运用和语言组织等多方面要素构成，这些评分要素是考生需要展现的基本历史技能。评分标准中有两大类：基本分和附加分，以此来区分考生的历史技能水平。透过AP测试，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可以从论题、观点、史实、结构、文字等方面去规划，并分层次评价判分。结合表2信息，可以设计出如表3的评分构想。
从表3看，考生能够利用试题提供材料以外的知识来完成论文写作，算是其特长的发挥，应该判给附加分。上述评分量规的要素，是根据分析材料所必须考虑的历史技能来设计的。这一评分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具体的知识点来呈现试题的答案，而是以写作题需要的历史技能作为评价的要素。这显然与在评卷中经常使用的采分点给分不同。论文题的评分基本理念，应该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评卷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的评分量规，弹性地评估考生的答题。
随着学生主体性教育理念的凸显，关于学生怎样学习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围绕怎样运用测量评价尽可能多地抓住学生的学习表现，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教育测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国外历史考试测量的经验看，我国历史考试的论文题研制可结合下列三个方面进行理性思考：
1.测量目标切实可行，写作设问注重开放
论文题测量目标的具体明确、易于操作，体现了评价目标的层次性和序列化原则。新课程提倡的三维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试题研制中，究竟应该如何合理地、有层次地进行分解，为测量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引，这是我国考试命题首要回答的问题。从国外经验看，测量目标的层次化可以用图表来示意，具体内容见表4。
从表4信息看，历史测量目标是依据课程目标而确定的，由课标而来的测量目标具有抽象的概念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须进行定量性转化表述，并界定具体行为，形成历史笔试考查的可操作目标与要求。所以，清晰化的测量目标是历史考试必备的。有了明确、清晰的测量目标，考生作为被测量对象，其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试题的开发。一旦论文题以单一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要求考生，考生就会“不合时宜”地顺应要求。所以，论文题评价主要体现在测量价值观的开放、试题内容的开放和答题过程的开放。当论文题营造出体现价值尊重的考查氛围中时，考生才会乐于参与评价的过程，受益于考试评价的结果，进而不断促进自己的进步。
2.命题路径科学合理，价值诉求渗透对话
在论文题的研制中，设问的谋划、问题的制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命题必须符合科学要求的基本程序和条件，建立在一定条件的材料之上，才有助于考生展现测量目标所要求的各项能力。材料论文题不仅要具备设计的具体条件，还要在考查价值上追求“理解与对话”，试题考查考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同时，还要渗透对科学素养的考查，激发考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实现。
由此，命题路径与条件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命题指导思想”“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知识内容”的一个三维体系。这种逻辑关系中渗入了“理解与对话”。“命题指导思想”是指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对话；“学科能力”是对高校选拔人才的理解；“知识内容”是对历史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应用的反映。理解与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考生综合表现的改进与发展。考生作为测量活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可参与到试题解密后的评估中，对“理解”的表达与分享，是需要通过“答题”来实现的。论文题变革的过程，需要有“理解”的彰显，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测评主体、客体双方的心理要求。
3.测量理论联系实践，技术创新海纳百川
篇6
中图分类号：J607(31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论
在东皋心越（とうこうしんえつ1639年～1695年）被日本关东幕府尊奉为禅师之前，其中国姓名为蒋兴俦。他是一位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为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著名僧人。
蒋兴俦出生于中国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其东渡日本传经布道的时间则是在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的故土上，度过了他人生中将近四十个春秋的美好时光。也就是说，东皋禅师在日本从事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是他近四十岁时候才开始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位四十岁的人在对待社会事物的认识上，以及世界观的形成等多方面，可能都已经基本定型。中国古语所说的：“四十不惑”，便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东皋禅师在日本进行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事项，肯定深刻印记着蒋兴俦时期的诸多烙印。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东皋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当然主要包括东皋禅师在日本的文化及学术活动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够明晓中国明末清初蒋兴俦时期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了解其时代所存在着怎样的社会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情况；甚至熟悉蒋兴俦所生长的具体生活环境对他的影响，可能为我们今天比较清楚和准确地认识、看待东皋禅师文化现象及其学术研究价值不无补益。由此看来，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之间，在东皋文化上的互动研究很有必要，相互史料的印证、材料的互补、研究的合作极有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之间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东皋文化中《东皋琴谱》（とうこうきんぷ）、东皋禅师音乐等这样的音乐文化现象，及其应该开展的音乐文化方面的互动研究项目还存在不少，譬如：学术界熟悉的《幽兰琴谱》、《敦煌琵琶谱》，以及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等等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学者、学术界的携手与互动研究。本文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研究切入，谈谈中日之间的这种类似音乐文化现象，及其互动研究的情况。
二、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首先还是从东皋禅师问题及其研究谈起。
毫无疑问，对于东皋禅师文化现象的关注及其举行的纪念活动，首先缘起于日本。东皋禅师于1676年至1695年间的几乎近二十年里，在日本从事的文化传播、交流等活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事迹，一直以来受到日本人民的称颂，三百多年中，在日本有关东皋禅师的纪念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有关东皋禅师的学术探讨及其研究也首先发端于日本。正是由于日本文化界、学术界对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重视与研究，才向中国方面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是日本方面的积极活动与研究，促使了中国学者及学术界对于这方面问题研究的介入。中国学者、学术界从日本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中获得了参考资料。且不说中国早期曾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年――1967年）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1941年）一书，其材料的收集和绝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即使今天中国方面的有关这方面论述的专著中，如中央音乐学院张前教授的《中日音乐交流史》（注：参见张前著《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书中的第三章所撰写的“琴乐的复兴”内容，也引用了许多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该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
最近一些年来，有关东皋禅师在日本音乐史上为振兴、发展日本琴学所做出贡献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岸边成雄先生的《江户时期琴士物语》一书，则详尽地论述了东皋禅师在日本琴学方面的学术贡献，书中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为我们提供了纵横了解东皋禅师琴学方面详尽的研究材料，本人曾经把岸边先生的这本专著介绍给了中国的音乐学术界（注：拙文载《人民音乐》，2001年第4期，第46页-第47页。）。特别是最近几年里，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努力，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携手，在日本和中国移地举办的“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更使得东皋禅师的诸多学术问题获得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日本方面在会议上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稗田浩雄（东洋琴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论东皋琴派》、《东皋琴谱打谱研究》、《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琴学を重点とする)近世文化徊イ沃钕唷贰《试论水跹У男纬捎肭傺А贰⒎见靖（东洋琴学研究所・事各局长）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小野美纪子（御茶の水女子大学院）的《东皋同r代日本琴律》、齐藤佳郎（茨城h立历史馆馆长）《论东皋心越活印贰衔擦磷樱ㄖ醒氪笱图书馆）《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山寺三知（国学院大学院）《东皋琴谱琴歌について》、小川知ニ（东京学芸大学）的《东w心越の艺术活动》等。另外，类似稗田浩雄先生主持的古琴网站（guqin.jp/）也为中国方面了解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以及日本古琴方面的存在、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信息窗口。总之，日本方面有关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是认真、仔细、深入、有成就的。
中日两国学者及学术界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的活动，除了中国方面能够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获得这些历史上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资料信息，中国方面也应该可以为日本方面提供有关这些事件、人物、文化等，在中国历史背景中的文化史料，以及现实的认知情况和研究价值。由于这些事件、人物、文化，既有同中国一方的渊源关系，又有在日本存在的事实。因此，许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应该置于中日双方大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中国学者介入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得许多问题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所以，交流很有必要，其意义也十分重大。
从“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来看，确实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陈应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论〈东皋琴谱〉琴律》、吴文光（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从东皋o园寺遗谱看其琴学的渊源和传统》、赵晓楠（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东皋琴歌》、陈智超（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的《东w心越的家世》、长林（中国科学院算机科学研究所教授）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黄大同（浙江艺术研究所教授）的《东皋师承与入室之地考》、王迪的《我对东皋琴歌之浅见》、龚一（上海民族乐团）的《论古琴音乐社会位置》等。
另外，在近些年召开的几次“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上，除了有高质量论文的之外，学者之间琴艺的切磋也平添了许多音乐的佳话。中日古琴音乐界这种“能说会道”、“能文能武”的现象，充分显示了古琴音乐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浓的文人雅气，这也正是古琴音乐作为文人音乐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我们今天对于东皋文化问题的研讨，也正是看重其中的文化价值。
三、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背景
由于本人多年来一直对明清音乐文化的存在情况进行了解，曾经接触、研究了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外播与接纳异域音乐文化的课题。对东皋心越U、对《东皋琴谱》等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也有过一些肤浅的认识。蒋兴俦所生长的环境，社会思潮、世风习俗等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是为了解他人生中诸多问题致关重要的前提。特别是他那些远离故土的思乡情愫，也许会更加促使他珍惜在故国故土养成的优良品德和世界观，他在日本写作了许多怀念故乡的诗歌和文章就是证明。日本的东皋研究者写作的《望_の僧・东皋心越》等著作，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的事实。
中国方面的研究，应该从我们比较熟悉的明清社会，从蒋兴俦所接受到的教育、成长的主要年代，和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认识东皋文化现象，认识东皋音乐文化。
蒋兴俦是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僧人，其本人基本生长在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中。1644年明亡的时候，他才5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兴俦基本上算是一个清初的人。但是，晚明的思想意识却深扎于蒋兴俦的心里，因为他的父辈具有明末清初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背景。他所受到的教育、他成长的主要年代，他所受到的主要影响，除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其父辈给予他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因此，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既有晚明文人的情怀，又有清初文人的认识。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积累和修为，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明末清初的音乐文化思想对他的影响自然很大，这在他今后在日本的诸多创作中都有很大的体现，这对我们理解东皋心越的文化很有帮助。
晚明时期，文人在人格上的追求非常具有特点，与其他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古代儒家传统的思想人格是以修身养性为本，文人应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成为能够安平乐道、自强不息的真、善、美的君子人格。而晚明文人并不追求人格的完美。自李贽开始的晚明思想是很“俗陋”的，也被认为是自古所没有的，对世俗文化的崇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当明亡后，这些明代的遗民，在他们的诗文中又多了痛失家园的悲哀和怀旧的表现。在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余怀（1616年-1696年）所著的《板桥杂记》（注：参见［清］余怀著《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著作中，那种对晚明风光的怀念之情，相信在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情结中也是存在的，因为东皋禅师与余怀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心境。在东皋禅师带到日本去的琴谱、琴曲作品、诗歌、书画乃至于禅学思想，可能无不存在着这种烙印。譬如，就音乐界熟悉的、他的主要成就《东皋琴谱》来说，该琴谱基本是一部琴歌曲集。自古琴界有云：“君子动手不动口”，对于琴歌多有贬斥。只有到了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琴歌才倍受文人青睐。东皋禅师对于琴歌的欣赏，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即是这种文化影响所致。
另外，明末清初渡海去日本的中国学者、僧侣为数不少。清军入关后，民间自发去日本的僧人增多，仅比较著名并有籍可考的就有四十余人。从这些人的诗文中也能够找到这种情感的佐证材料。
当然，蒋兴俦带到日本去的音乐文化，能够得到日本文化界的认可，与本地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也极为关联。其实，东皋心越与日本当时琴文化能够融合的原因，是当时的源ㄇ偈棵且丫接受了东皋心越曾经接受过的某些教育。稗田浩雄先生在《东皋心越渡来以前の源ǔ跗谇偈咳合瘛肺恼轮卸源俗隽松羁痰牟释。
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受到明代文化影响的现象。譬如说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日本早已开始。盛行于江户时代，具有庶民性质的绘画形式――日本著名的浮世绘，就是受到中国明代世俗文化影响很大的艺术形式。在展示一个美丽的女子跪弹着三弦，看着唱本进行演唱的大和画工奥村利信的作品《义太夫梅枝》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页。）；在描绘两把三弦、筝与唱组合的歌川丰春的《琴》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6页。），无不印记着明代世俗文化的影子。甚至，中国明代的世俗小说还直接成为这个时期日本文化描述的对象。如有“武者绘大师”之称的歌川国芳的《通俗水浒传豪杰一百单八人之一九纹龙史进》（注：参见［日］《日本大百科事典》“浮世绘”词条图例，平凡社，1988年2月。）那样的作品，就及时展示了也许是作者刚刚获得的中国正在流行的《水浒传》的内容。这肯定代表了一种时尚，代表了一种对中国俗文化追求的心境。这种现象，在日本的其他文化形式中存在许多，“歌舞伎”、“净琉璃”等都具有市民俗文化的性质。而象《东皋琴谱》中的《竹枝~》、《浪陶沙》、《E翁操》等作品收录，也正是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世俗文化的崇尚。至于这些影响的作用有多大，可以研讨，然而，东皋心越对于日本琴学以及日本文化的贡献，在日本人编写的《东皋琴谱》的序文中就讲的很清楚：“盖我古昔，礼乐之隆八音之器，诸般皆备，而琴最盛。为士君子常御之器。乃诸史传所载。可以徵矣。中世以后，渐废不行，及至近代，竟失其传。无复有道之者矣。宽文中，有归化僧东皋禅师名心越者，明圣湖人也。以善鼓琴，客于江户。时江户，有琴川子者闻师琴大悦，遂专志从学。师亦嘉其笃尚，悉授其秘谱。其后，琴川子传诸新丰禅师及东川居士。于是乎，四方稍复有道琴事者矣。呜呼，功未果而已老矣。愿以属之子，余诺之。及西还，欲谋此举，未暇而师已寂矣。余于是有感。即取所尝受之诸谱，先择其便初学者，校雠缮写，而授诸……。”
本节作为本文的一个中心，按理应该更多地展开论述，但是，囿于缺乏东皋心越U在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完整材料，因而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下去。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现有材料，提出一些学术构想，以便落实今后中日学术界进行这一问题互动研究的课题。如：东皋心越U在日本文化交流活动的指导意识，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对东皋心越的影响，日本东皋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记，等等。
四、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上频繁、广泛地交流的事物数不胜数。且不论久远的历史事实，就明清时期而言，中日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曾经连续两年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明代的几代皇很重视与日本的交往和关系，而民间的交往则更多。因此，明清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事项令人感到十分的丰富。音乐方面的交流，除了东皋的文化问题之外，还有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等，这些文化都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明清以来的音乐文化，对日本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譬如，在1894年之前，“明乐”就曾经与“邦乐”、“西洋音乐”，成为日本三大主流音乐文化之一，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的携手与互动研究。
目前中日间开展的东皋禅师问题的这种互动研究很有意义。我们知道，虽然蒋兴俦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影响并不如在日本那么大，但是，由于今天看来却仍然代表了那样一个时代，因此，它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是无容质疑的。东皋禅师在日本的音乐活动，在当时具有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的历史意义，今天的研究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了解明清音乐在海外的存在情况，并依此印证中国文献、史料中论述的那个时代所存在着的音乐情况。特别印证民间音乐文化中那些似乎无法证明其来源的音乐形式和作品。当今天我们把这些传播海外的中国过去时代的音乐形式和作品“返输”回来时，则能够为我们对于中国明清音乐问题的研究提供极其可贵的帮助。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又能够为深入理解日本这些音乐形式提供帮助。这个互动交流的意义，本人在所最近几年里撰写、发表的《〈魏氏乐谱〉研究》（注：拙文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第129页-144页。）、《留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俗曲乐谱》（注：拙文载《黄钟》2002年第2期。第37页-第44页。），以及对日本“明乐”、“明清乐”等的研究论文中也多有阐释。尽管本人的初衷只是希望弄清楚明清时期以来明清俗曲的流变情况，但是，当接触到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后，改变了许多我对中国明清俗曲的认识。许多认识的改变，均因“返输”了明清时期流向日本的这些音乐文化的资料。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明清乐”情况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方面提供的研究材料和文献史料。林谦三对于“明乐”及《魏氏乐谱》中50首歌曲作品的研究，就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许多的参考标准。特别是由日本已故著名音乐学家平野健次撰写，载《音乐大事典》中的“明清乐”词条，综合了日本国内在“明清乐”方面研究的成果，清楚地介绍了“明清乐”传入日本及其发展的过程。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明清乐”方面的史料文献。是便于利用的最好的基本材料。除此之外，作为日本传统音乐乐种之一的“明清乐”，日本音乐学术界已经给予了许多的研究工作。在“明清乐”的发展历史中，对其做整体研究的并不是很多，最早的有富田宽执笔撰写的《日本大百科辞典》（1908年-1919年）中的“明乐”、“清乐”词条。后来，有我们所熟悉的日本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所著《音乐史》的“幕末篇” （注：参见［日］田边尚雄著《音乐史》，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昭和28年9月5日初版，第12页。）、林谦三所著的《明乐八调》、平野健次和町田佳章合著的《日本古歌谣的复原》（1961年），以及，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书中的“唐人歌” （注：参见［日］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勉诚社昭和61年2月28日，第153页。）等作品。日本最新的“明清乐”的研究成果，是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V原康子博士的研究论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注：参见［日］V原康子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2月27日初版第1刷。），该书中的第五章“从江户后期到明治时期的明清乐的音乐活动”的内容，除了综合、梳理、评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依据新的材料，从新的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并有许多可贵的发现。日本音乐及音乐文学学者的研究，不仅是日本方面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何况，“明清乐”至今在日本长崎的活动更为这种研究赋予了现实的理由。
上述研究，就中日两方面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应该强调的是在日本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因为，即使中国学者能够在日本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仍然不可能由日本学者来做这些事情方便。中国方面则应该重点研究，在日本传播的这些音乐文化所存在的中国文化背景。但是，要深刻认识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则必须是中日两方面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
篇7
0引言
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成果就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伴随科技对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调整，越来越多的工业设施、工业设备被淘汰，工业闲置空间成为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工业废弃的产生伴随着昔日繁华的老牌工业区的没落，同时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工厂倒闭等经济问题、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城市人口外迁等城市问题、税收减少等政治问题、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如何处理大量的工业废弃成为全球各国面临的一个综合性难题。尤其在二战后，工业变革日新月异，工业废弃的产生以几何体增加，在处理这些工业废弃的过程中各国也在不断积累经验。对工业废弃的处理经历了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销毁、销毁重建、回收再利用、综合性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渐渐认识到工业废弃物是人类社会自身历史的见证，工业建设过程中的成果与遗存属于人类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工业遗产的概念由此而来。
1工业遗产研究成果概述
工业遗产的理论依据是工业考古学，是一门包括调查、考察、记载保护工业遗迹的学科，目的在于从社会史和技术史的角度评价这些遗迹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学者相继引入工业考古学的概念，并对本国工业遗产展开研究。我国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开始于21世纪，2006年国家文物局主办的中国工业遗产论坛通过了《无锡建议》，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管理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伴随着工业考古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工业遗产的实践也在不断推进，相关的学术机构、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纷纷成立，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于2003年通过并提交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下塔吉尔》，明确了工业遗产的定义、内涵、工作原则与技术方式和形态分类，成为目前各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指导性章程。工业遗产被定义为：那些在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方面有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组成。它们由建筑物、机械、车间、制造场、工厂、矿场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所、仓库、店铺、能源生产和传输设施、交通设施所组成，与工业相关联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宗教礼拜地和教育机构都包含在工业遗产范畴之内。
对工业遗产保护再开发的实践，主要以四种模式为主：工业博物馆保护模式、景观公园改造模式、艺术创意介入模式和综合开发模式。
工业博物馆保护模式是指将该工业遗产所在建筑、厂区等，再造为同一主题的博物馆或美术馆，或者把工业区连同周围的自然环境，建成生态博物馆，原工业设备、机器、工具等制品就地展示，如意大利罗马的蒙特马尔蒂尼中心博物馆、巴黎的奥塞美术馆。
景观公园模式，指利用原工业遗产与城市记忆的链接，保留一定的原有工业设施，在原工业遗产所在地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整理规划，建立城市公园。
艺术创意介入模式，指利用工业遗产原有的特殊美感和空间特色，如工业设施的历史斑驳痕迹或工厂建筑宽敞高大的厂房仓库，把工业遗产改造成为艺术空间，北京798艺术区就是利用大型厂房的包豪斯建筑风格，重新注入艺术功能。
综合开发模式，往往在一个区域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中出现，如德国鲁尔区的“工业遗产旅游之路”的策划，把没落的德国鲁尔区改造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旅游目的地，其中包括亨利钢铁厂露天博物馆、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奥伯豪森中心购物区，区域内的废旧铁路和旧火车车皮成为社区儿童艺术学校的表演场地，焦炭厂被改造成餐厅、儿童游泳池。在工业遗产的实际改造中，往往采用综合开发模式，涵盖工业博物馆、景观公园、艺术创意介入等模式。
短短50年间，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精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工业遗产相关的法律、制度、组织、学科渐渐建立起来。对工业遗产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最开始的时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目标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观念的转变，工业遗产改造的重点变为对遗产的保护和对历史记忆的保留。
2台湾地区工业遗产研究概述
工业遗产，台湾常使用的说法是“产业文化资产”，强调其所具有的价值涵义。台湾地区大多数工业遗产形成于日治时期，日本占领中国台湾的50年中，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把台湾作为日本的物资补给地，大量搜刮台湾的盐、铁、糖、粮，并由此兴建配套的铁路运输系统。日本退出台湾岛之后，给台湾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存，主要以大型厂房、工业设备、铁路为主。20世纪后期，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影响、岛内产业结构的更迭和转型，工业遗存遭到闲置或废弃。
台湾地区开展工业遗产保护起步较早，1981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成立，1982文化建设委员会公布施行《文化资产保存法》，正式开启台湾的文化资产保护。1998年，台湾“行政院”成立文化资产委员会，确定工业遗产的内容、分类、范围，利用工业考古学的方法建立工业遗产调查操作手册。
在工业遗产评估和调查的基础上，文建会开展了三个计划：1998年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2002年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计划、2002年产业性文化资产保存计划。
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具体指向铁道艺术网络及五大创意文化园区。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是指把闲置的铁道仓库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坊和艺术展演场所重新规划，具体包括台中20号仓库、嘉义铁道艺术村、枋寮F3艺文特区、新竹铁道艺术村、台东铁道艺术村、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五大创意文化园区是指，2002年，台湾文建会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在全台范围内选择了四个闲置酒厂和一个仓库，具体指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台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产业遗产再利用为创意文化园区，强调的是艺术创作与商业机制的连接。
台湾早期的工业遗产保护是出于环境整治和日常维护需要，并且以观光商业利益为重，忽视工业遗产本身的社会文化功能、历史文化价值。2000年之后，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开始推行一系列文化资产“再利用”主题活动，特别是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大量古迹和历史建筑受到很大的破坏，工业遗产再次受到重视。
笔者在台湾学习期间，重点考察研究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走过台湾知名与不知名的很多文化创意站点之后，发现台湾的工业遗产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创意产业多是从工业遗产出发，缘于台湾历史古迹的缺乏和工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工业遗存;第二，台湾铁路的记忆贯穿整个台湾当代社会，工业遗产中的大部分资产或直接或间接都会与台湾铁路产生联系，“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阿里山窄轨铁道”、“盐铁专线”、“台铁便当”等，从火车站、铁路线路、铁路仓库、铁路制造厂、铁路餐饮服务等等，台湾地区都把其纳入文化资产，并进行主题开发、品牌管理，台湾铁路不仅从交通地理上串联全台湾空间结构，还从文化记忆上搭建台湾的时间意象。所以对台湾铁道文化的研究就拥有了，了解当代台湾文化的意义。
3台湾地区铁道文化再生历程概述
台湾铁路，自1837年刘铭传建立第一条铁轨以来，已经有180年的历史，期间承载客运货运，对台湾经济发展和大众交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20世纪末，台湾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大众运输系统的进步，都让百年台铁原有的功能逐渐被替代，2005年台湾高铁运行之后，台铁的实用功能锐减，多条支线凋零直至废弃。
对于包含台湾记忆的台湾铁路，台湾地区没有选择粗放式的销毁或丢弃，而是在多方势力介入台铁的留存与保护研究之后，最终确认借由台铁原有的功能与条件打造文化艺术观光路线，让台铁的功能延续，生命力拓展。
3.1大陆对台湾铁道文化研究综述
大陆地区对台湾工业遗产和台湾铁道文化再利用的研究早已有之，多零散见于建筑、城市景观、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类的论文期刊。如石颖川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城市工业遗产的人类学思考——西直门火车站的变迁与历史记忆》(2010年)从社会学角度讨论铁道再利用的必要性;林双毅的硕士论文《城市铁路废弃地景观更新设计研究》(2013年)中提到台湾铁道文化开发。还有一部分论文以某一个铁道艺术村为案例，从一个角度讨论研究，如范丽的硕士论文《旅游开发与既有建筑再利用研究》(2013年)，从改造的背景、策略、使用评价角度研究“台东铁道艺术村”;樊丽媚的硕士论文《台湾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13年)通过对台湾的工业遗产现状进行普查、分析和总结，提到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并从建筑类型和改造类型分析“台中20号仓库”和“嘉义铁道艺术村”;王蕾霰、周波在论文《台湾产业遗产保存与再利用实践研究》(2015年)中详细讨论台湾对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认识和实践，以“台东铁道艺术村”为例，论述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的缘起;赵红霞的硕士论文《面向文化创意产业的台湾工业遗产再利用研究》(2015年)从空间结构、建筑类型、改造手法、改造理念等角度分析“台中20号仓库”;李星敏的硕士论文《铁路废弃地的景观更新设计对策》(2015年)从景观更新的角度讨论“嘉义铁道艺术村”。由此可见，把台湾铁道文化作为单独的主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目前还没有出现。
3.2台湾铁道文化再生实践
台湾人的铁路包含的是浓浓的化不开的世代记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台铁衍生出的产业链上下游基本上可以涵盖50%的台湾文化营造，台湾人喜欢并擅长开发铁路文化，例如，制造铁路用铁的铁厂工人，用铁路部件废弃物组装成的装置摆放在台北市政府广场;铁路运输过的木材和旧铁轨为主体建成的“宜兰罗东林业园区”;铁路旁边原来用来存储货物的旧仓库、职工宿舍、办工场所，改建成艺术园区，如台中20号仓库铁道艺术村、新竹市铁道艺术区、枋寮F3铁道艺术村、台东铁花村、花莲铁道商业街区;台铁便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品牌，铁路途径的台东县池上地区，为过路的台铁旅客准备的池上便当，成为众多游客的旅行的目的;很多火车站本身就是历史建筑，由于台湾地区历史上被众多不同的政体治理，期间留下的痕迹，又以火车站的建筑样式最为明显，如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日式风格明显的集集火车站、花莲火车站、平溪线十份车站，巴洛克风格的台中火车站，原住民元素突出的台东火车站、台东海端火车站等等。
3.3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项目
“台湾铁道艺术网络计划”是台湾文建会推行的“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铁道艺术网络利用各个火车站闲置的仓库改造为艺术家创作的工作坊及展演场所，借由此带动台湾文化艺术发展。2000年，位于台中火车站后方的20到26号仓库成为铁道艺术网络的第一个运营点，开放仓库给艺术家进驻，其中的20号仓库免费开放给大众参观，并同时作为展览和休憩的场所，之后台中的铁道艺术村被称之为“台中20号仓库”。继台中的铁道艺术村之后，陆续完成嘉义、枋寮、新竹、台东四处铁道艺术村的建立，2009年又推动花莲铁道艺术村的规划运营，自此台湾铁道艺术网络串联起由“点”到“面”贯穿整个台湾铁道东西南北的艺术创作网络，并借由此网络整合台湾艺术创作活力、地方文化特色、交流互动方式及相关观光与产业资源。
4结语
篇8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不同民族、区域的文化迥然不同，这一差异以语言为载体，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言语系统的不同层次上。任何言语都是其生存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细节等的表征，因此，外语学习不仅是言语学习，而且应该包括理解承载该语言的文化。日语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文化起着先导和制约作用。在日语教学中加强对日本社会文化信息的了解，对于日语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通过语言来认识一种文化；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对文化的了解来促进语言的学习。
一、文化障碍分析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文化自古以来表现出许多与中国文化相近的东方特色。但，日本缘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历史成因、地理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中日文化的差异明显地反映在语言上，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对某些文化知识的缺乏，由此而带来的听力理解中的障碍，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语意的差异
词是语言的一个基本单位，它能反映出民族的文化特征，在日语听力过程中，对词语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尤为重要。由于日文在词汇方面和汉语之间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影响的情况，中国学生很容易掌握“汉字词”的意思，但日语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汉字词”在意义和用法上与汉语词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学生往往倾向于按汉语字面意思去生搬硬套，容易产生误解。以下对此情况分三类进行探讨。
(1)找不到一一对应词汇。中文中的“臭老九”、“农转非”、“希望工程”、“农民工”、“洗脚城”等，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含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由于日本没有相应的历史时期与事件，故日本人不能直接理解这些单词的意义。同样，日文中的中文中没有这些单词，更不用讲通过汉字符号理解其意。
(2)字符一致，意义不同。日语中“果”(行政单位)与中文的“县”意义完全不同。日文中的“县”级行政单位对应中文的“省”级行政单位；“规友”不是指亲戚朋友，而是要好的朋友。此外还有“新阴、事情、觉悟、爱人、秤判”等等，这样的词语不胜枚举，都不等同于中文的词意。又如：“端午节”和“七夕”这两个中国传统节日，虽都已传人日本，但其内容及文化联想大相径庭。众所周知，在中国“端午节”是吃粽子、赛龙舟，使人联想到爱国诗人屈原；“七夕”则让人想起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日本的这两个节日都与孩子们有关，前者是男孩节，家家户户插菖蒲、挂鲤鱼旗；后者是乞巧节，孩子们将写着心愿的纸条挂在竹子树上，据说这样能使愿望成真。
(3)惯用语。惯用语是由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锤炼而成，历史渊源复杂，在此略举两例：
以上两组惯用语日文与中文意义大致相同，表现形式完全相异，历史成因完全不同。日文
和中文“磨洋工”的意思都为磨磨蹭蹭地工作，et文中的源自过去日本卖发油的商人为了使女性顾客买他的发油，罗罗嗦嗦地和她们拉话匣子揽生意，后来以此形容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工作。中文的“磨洋工”原来是指建筑工的一类，“磨工”是用器具磨墙使建筑物的墙体光滑。磨墙的工作细致复杂，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引申为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工作的意思。这说明无论是中国、日本或他国，在现实的社会工作生活中都存在慢慢腾腾、磨磨蹭蹭这种行为。学生们要提高听解能力，就需要理解记忆在不
同语境下，表示这一行为现象的音声符号。从而，在日语听解的过程中即使不知道
(音符)的意思，不知道与之对应的中文惯用语，只要知道该音声符号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也能很好地理解该词在文中的意义与功效。
2．表达习惯与行为方式的差异
说到日语的特征，不能不提到暧昧表达。日语的句式简洁，语意暧昧，表达婉转，留有余地，这种特点在et常会话的听力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举例来说：
这段话对于日语初学者来说，感觉没有说完，不知所云。确实这种表达方式省略了部分内容，但对话双方能够完全领会。日本人喜欢使用语气委婉、谨慎的表达，而避免直白、尖锐的表达方式，说话给对方留有一定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在社会环境、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也是不得不关注的文化现象。例如：在日本，垃圾要分类倒，且不是每天都可以倒垃圾，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因此以本国的文化习惯来推测日文有关“倒垃圾”的听解文，肯定是匪夷所思所以学生要对诸如“单身赴任、残柴、漫画、日本料理、扫祭i)”等各种有浓郁日本独特文化特色的相关词汇有所了解。
3．意识和价值观的差异
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培养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性格。中国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本人经过多年的洗练、改造形成了今天以“礼”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思想，这一日本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日本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及日语中独特的“敬语”特色上。
度”出发，即崇尚以“和”为贵的思想。另一方面，日本地处岛国，国土狭窄、资源有限、地质环境不稳定，远古时日本人需要集体共同狩猎才能果腹，恶劣的地质灾害也需要日本人群策群力、同生死共忧患。在不定感和无常感的双重压力下，日本民族形成了强劲的民族、集体意识，日本人的团队观念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种团队精神理念下，日本各行各业下级对上级绝对地服从，上下级之间使用严格的敬语。敬语表现了日本文化的独有特色，也是让日语专业学生们感到最难以掌握的语言表达方式。关于敬语在此不再举例赘叙。很显然不能将日语中覆盖面广的敬语语言形式与中文中覆盖面非常狭笮的敬称形式对等；而且日语中的敬语形式也不符合我国“官”、“民”平等的文化理念。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如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语言是正面一部分，文化则是承载语言的纸张反面。日语的听解能力的培养应该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积累文化知识，掌握语言心理，增进理解，排除母语干扰。这也是学好日语、提高听力水平的前提和保障。同时，利用文化背景知识作线索来预测接下来的信息，推断主题，填补未知信息，听力理解能力的提高将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二、听力课程中文化导入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篇9
说实话签了名一直心怀不安，难的不是写论文，《古箸传入日本之抡论》、《中国满蒙藏族刀筷文化》两篇论文很快一挥而就。担心的是耳聋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语途中引起麻烦。可是邀请方想得很周到，等我护照办好，即派专人为我办了签证，并把国际航班东京来回机票送到藏筷馆。可我上了飞机心中还是不踏实，万一找不到接机人怎么办？幸好一切顺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处，日本花冈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论坛议题广泛
这次国际箸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韩国、泰国、越南、缅甸加上东道主日本共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0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因各国专家论文已有书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交流。会议主持三田村有纯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筷子唐代称箸，怎么后来改名为筷呢？”这一问真把各国代表问住了。三田先生为避免冷场，突然点名说：“我们还是请中国古箸收藏家蓝翔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于是我接过话筒，从明末清初江南水乡船民渔民因忌讳“箸”与“住”的谐音说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没生意；船“蛀”了木船就会漏水，由于他们讨厌“住”和“蛀”，于是连累天天吃饭的箸，一致决心把“住”的谐音“箸”改为“快”，以讨吉利永吉祥。如此穷渔民船民自发地斗争了百余年，最后终于将“箸”改为“筷”。
日本箸为何较短
说来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谐音迷信犯忌讳的问题，所以在隋唐时代筷子由中国传到日本时称箸，日本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中国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日本至今漆筷称涂箸，工艺筷称御箸，一次性筷子称剖箸或割箸。
大会为我们举行过多次宴请。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规的日式料理和食，还有一次称丸之内鳗。不过餐具皆是剖箸，为此浦谷先生将新设计两截相接旅游箸送给每位代表一双，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别提醒大家，宴会时请自带新产品旅游箸进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时传入日本，为何原来的中国长筷在东瀛渐渐缩短？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识。
日本宴请不用八仙桌圆台面，而是由小长桌拼成，一长排约五六公尺，宽约70厘米、高约60厘米，无论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宾跪式，男宾盘腿坐在草垫上。我们二三十人皆脱鞋入室，面对面分两排入席。长桌中间有条走廊，这是留给饭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谓跪蹲式服务，现在亲眼所见，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无论是上菜还是斟酒，皆跪在中间走廊上进行。走廊不宽，手握啤酒瓶，左边倒好酒转身即可倒右边。中国宴会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却是分而食之，无论什么菜肴总是一人一份。由于进行传统的和食宴请，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盘菜饭，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圆桌和八仙桌用长筷。故而日本为适应就餐环境，筷箸渐渐变短，这是因地制宜的缘故。
品尝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过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时，碗中却放着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条重在浇头，而日本面条美味尽在浓汤中，故特配有木勺。
这次在东京麻布十番吃昼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条与中国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国宾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学样。这时服务生又送来一个小盘，盘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壶和茶杯，我还以为是酒壶呢。心想酒能拌面吗？不料翻译小姐把壶中的黄色液体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条夹进杯中拌了拌吃起来。我于是学样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壶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别调制的甜味鲜美面汤，面条经过汤的浸拌，鲜滋滋、甜，确实别有风味。万没想到，日式面条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开洋荤也。
还有在吃丸之内鳗时，送上来一只四方漆盒，盖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内何物，开了盖看到三条斩头去尾的鳗鱼。经浦谷先生介绍，和食中有些鱼类菜肴需要热食方显美味，而漆器餐具不仅光泽明亮，还具有不易散热的性能，可起到保温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颇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
这次浦谷兵刚等发起组织国际箸文化论坛，不是谈论一次就完成任务，他们有长期计划，所以在大会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大会推选浦谷兵刚为理事长，三田村有纯为箸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后在选举理事中，各国代表认为我是中国藏筷第一人，撰写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箸文化专著《筷子古今谈》等六部探讨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选我为常务理事，还请我在闭幕式前做1小时演讲。
平生在国外演讲
大会安排我做1小时专题发言，真有点出乎意外。各国代表多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只有我仅是一个民间古筷收藏者而已。虽说是生平第一次在国外演讲，有点老草根登上国际大论坛之感，更何况这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准备讲稿。可我并不紧张，收藏探讨箸文化30载，也可算是自学成才了。
虽然没讲稿也不能信口开河，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1972年美国总统说起，他事先练了几个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中和共同品尝中国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毕刚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记者抢走。等他到了美国，众多的欧美收藏家纷纷求购这双人民大会堂的冬青木筷，高价出到2000美金，可记者先生依然不愿割爱。我由此受到启发，于1978年开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国后，也常常带着全家吃中餐，从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着我说到，筷子不仅属于中国，箸不仅属于日本，筷箸已随中餐馆和日韩料理走出亚洲，走向欧美，筷箸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话音未落，立即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篇10
在经过几代足球人的不懈努力，在等待了40年后，中国足球终于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上，亿万中国球迷终于有了助威呐喊的自己的球队。中国队历史性的进人了世界杯决赛，实现了中国几代足球人的梦想。但是，中国队却以0:2;0:4;0:3失九球，未进一球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处子秀。
2004年11月17日，虽然中国队以7:0胜了香港队，但是，中国队却以进球总数比科威特少一个球而被早早的当在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大门之外，世界杯又一次对中国队说“NO”。痛定思痛，痛何如载，中国足球要真正的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足球要有质的飞跃，我们必须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本质原因。
足球比赛的制胜要素包括技术、战术、身体素质、心理、环境以及教练员的邻场指挥能力等。中国足球发展了几十年，技战术、体能方面我们探索、摸索了几十年，进行了一番艰难的探索。既有五十年代向匈牙利的学习，也有八十年代的健力宝球员赴巴西深造。中国足球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跃成为亚洲足球强国。但是，在比赛场上往往是遇见弱队，我们球员的体能出奇的好，技术、战术发挥的淋漓尽致，打起来顺风顺水，而遇见日韩和西亚强队我们的表现却不尽人以意。技术粗糙、战术混乱、体能跟不上，场面之难堪让人难以注目。
中国足球到底路在何方?我们已经作了很多的工作，向外国足球强国学，输出球员，引进球员，引进高水平的外国教练，但我们还是以失败者的身份站在足球世界中。敢间中国足球路在何方?笔者认为中国足球缺少的是适合中国足球运动发展的文化和人文精神。
1、中西文化对竞技体育的不同作用
从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我们看到，世界上真正的近代竞技体育是在西方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脚步声中，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代表的人类理论精神向封建和教会势力的斗争中发展的。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16世纪的启蒙运动彻底否定了肉体的禁欲主义壁垒，为近代体育的发展扫清障碍，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彻底否定了肉体的禁欲主义壁垒，为近代体育的发展扫清障碍，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代表了人类理性精神对基督科学、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全面批评和冲击。在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西方近代体育家渴望扣开人体身心潜力的大门，并以夺取冠军、创造记录为荣，终于把古代体育推进到近代体育。从古希腊时期的角力、摔跤、跑、跳、掷标抢、掷铁饼到近代拳击、足球、健美运动，无不折射出其文化的光芒。这些运动使身体直接与大自然的各种变化相交，在人与自然对抗中，显示出征服自然的信念和能力。所以，在西方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更重个人、个性。
1.1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影响
1.1.1重伦理，倡中庸，轻竞争。事物的发展在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没有发展，竞争更是竞技运动的主要内容。但儒家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与此相反，倡中庸、和为贵。同时也扼杀了中国人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精神和竞争意识。
1.1.2重文轻武，“静”不主“动”，“劳心者制人，劳力制于人”，自汉代，特别是从东汉大兴儒学之后，尚武之风大衰，而重文轻武之风则益盛。体育运动被儒家视为玩物丧志之举，尚武精神被无情扼杀了。
1.2西方文化对中国竞技体育的作用
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首页，伴随着的隆隆炮声和欧洲列强的坚船利器，西方文化也随之涌人中国，西方近代竞技运动也不可替代的气势在中国登陆。但一个民族的心理和思维定势是本民族千百年的历史沉淀，不可能轻易被打破，它们影响着民族文化的选择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体育发展趋势与方向。每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左右着体育运动的发展。竞技运动需要的是一种接近于人的自然本能的冲动，个性的充分发挥、强烈的进取心和自我表现的欲望，橄榄球、足球运动更为甚之。
2、不同的人文精神对足球运动发展的作用
何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对文化内在价值和意义的自觉，它通过人们的行动体现出来，是“体道”。所谓“体道”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自己所领会的文化“道”体现出来。文化知识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很重要的一层就是知与行的关系。“知”是重要的。但“行”更重要。因为在“行”中人文知识才能真正成为活的东西，成为主体的东西。
人文精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时文史哲学的兴起，在包括体育的全面教育中强调那些属于人和人性品质的领域，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的重视和关怀。翻译家们用“人文”一词来转译的西语，"humanitas" ( humanity)这个拉丁词paedeia在古希腊语中，指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和协调提供直接的培养，也理解为身心的全面训练。
西方体育进人中国，我们主要接受的是形式。西方体育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中国站稳脚跟，曾数度与中国传统的健身活动发生激烈的对抗，最后以胜利告终。这实际上是当时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对根植于农业社会的封建文化的胜利。然则几千年深厚文化积累的映涣大国，至今仍然还在潜意识的抵制体育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的东西。西方社会的体育人文精神与中国的体育人文精神在做着潜意识的抵触。而与我们的邻居韩国与日要两个亚洲足球强国比较起来，我们还远远不及，要想让中国足球达到质的飞跃，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观。
中韩足球，韩国人比中国人技高一筹，除了体力和商业因素外，则与人文精神大有关系。韩国人虽然历史上一直受着中国儒家的教化并常以中国历史久长度为其文明长度，明代还曾被中国“托管”，两千年来，“春秋大义”真可谓不绝于口。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中国人历代所“造”的儒家思想。韩国国旗上居然也是中国文化徽章，但它不是儒家的“文弱”，而是“太极”强调的是“阴阳斗争”和“刚健有力”。“”之所以脾气刚强、倔强无比，当与这种“阴阳斗争”的精神有关。特别是在足球运动中，这种人文精神表现的优为突出，这也就是中韩足球的本质上的差距。
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岛国，国人常称日本人为“小日本”。这个“小”字即指日本国土小，又指或更大程度上专指日本人身材的矮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矮小的国民，在近十几年内，其足球水平已超出中国，稳坐亚洲第一把交椅。1993年，日本足球率先走上了职业化道路，短短的一年时间接连摘得戴拿斯杯，亚洲杯，亚洲冠军杯，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进人16强，今年又击败中国蝉联亚州杯，在2006年德国世界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中的不败的战绩登上小组第一名，进人g强赛的角逐，日本足球已经将中国足球远远抛在了身后，那其中的奥秘就是“大和”精神。“大和”精神维系着日本足球的未来，日本“大和”文化源于中国，到近代又不断的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不断地学习充实，是一种动态的文明混合物。日本的人文精神是集团主义，大和民族的力量之源在于团结与合作精神。日本足球在今天亚洲足坛，已由昔日的二流球队一跃成为亚洲的足球老大，为了中国足球的明天，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学习借鉴日本人的人文精神和拿来精神。
3、培养中国球员的人文精神
3.1培养中国球员的竞争意识
足球运动是竞技运动，这是无可厚非的。既然是竞技运动就要遵循竞技运动发展规律。竞技运动从其一产生起就具有竞争性和功利性。竞争性是竞技运动的灵魂，是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唯一内在因素。中华民族在儒家思想两千年的熏陶下形成了“礼与仁”道德准则，中国人变的文质彬彬，“柔弱”成性。《说文》说“儒”柔也这使中国运动员在竞争激烈、有着直接身体接触和同场竞技的比赛项目中变的非常之文气，成绩不尽人意，而在隔网竞技的排球、羽毛球比赛中成绩突出，特别是在球场犹如战场的篮球比赛中，我们的队员的犯规次数，明显少于对手，足球比赛中能有效瓦解对手进攻、震慑对方球员的铲球技术动作更是用之甚少，好像中国球员不知道“铲球”为何物也。所以在传授球员技、战术打法的同时我们务必要给球员灌输竞技比赛的体育思想，培养其强烈的竞争意识，给球员灌输要第一，不拿第二的夺标思想。
3. 2培养球员的尚武精神
自从汉代有力的打击了由商周及春秋战国一贯之的“武化”风尚之后，中国人的社会品格便大踏步地朝着孔子的文化道路而发展。孔子的思想于“血缘、心理、人道、人格”四位一体，在汉代以后便牢牢地统慑了中华民族。中国的教育便清一色的孔子、儒家内容。中国的“重文轻武”便真正地发生。孔学儒术成为中国的文化核心，无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无庸体言，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此以后，中华民族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先秦时期那种刚健威武和武侠仗义的外在行为。重文轻武的后果，使中华民族体魄的严重损害和精神的柔弱不振，使中华民族失去了征服和冒险的心智和体力。这种现象表现在足球上便是中国球员再比赛中缩手缩脚放不开，攻乏攻击力，缺少冒险和进攻性，遇到比自己实力弱的球队，能很好地发挥，而遇到比自己略胜一筹或实力相当的球队，我们球员脆弱的民族心理便暴露无疑，比赛常常以失败告终。最典型的战例是2006年世界杯预选赛客场对科威特一战，只要拿下比赛或战平，就可以进人8强赛，但是面对整体实力低于国家队进攻弱的科威特，我们却以保守的防守型打法迎战，结果是0:1输了。在主场对科威特一战中，科威产几乎没有几脚象样的射门，而在客场我们却输了，在总分相等的情史下，中国队还落后对手两个净胜球，这又一次暴露了中国队遇弱不强、缺乏冒险、征服精神，遇到对手死缠烂打、疯狂进攻时显得没有应对之策，缺乏必胜的心理品质。
希腊是一个极度崇尚力度的国家，在公元前776年创办伟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尚力的体育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以后欧洲的历史发展，为以后的海盗冒险和商业竞争提供了道德依据，并最终构成西方人的行为学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欧洲逐渐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提起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却是从中国学去的。武士道精神与足球运动来说似乎不着边际，但是从武士道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出发却与足球运动有着很大的关系。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民族尚武精神的活化石。首先，它对民族的团结性有着巨大的作用，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在当今世界难寻其二;其次，武士道精神要求勇敢、顽强、不怕困难、永不服输、硬折不弯，勇往无前的精神品质。而这些精神品质正是足球竞赛中不可缺少的。所以本人认为应该给我们的球员传达不是传达而是着力培养“尚武”精神的历史时期了。
篇11
现代设计已经有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日本现代设计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的极其迅速和成熟，仅用了短短几十年，便跻身于世界设计大国的行列，完成了欧洲等发达设计国家用了七十几年才达到的发展现代设计的目的。
日本，我们中国的近邻，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亚洲面孔，它的工业革命比西方发达国家整整迟了一百多年，而且日本无论是民族传统文化，历史人文因素，还是设计风格理念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却发展起了具有世界竞争水平的设计。为什么这个国家从二战残破的战争废墟中走出来，并能迅速成为新的国际设计中心，这是值得我们探究深思的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可以说创造出了一个奇迹。而造就这个奇迹的关键所在，就是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成功融合所形成的独特的名族特色。当其他的国家还在探索如何面对外来文化和现念的冲击，如何保护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时候，日本现代设计已经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技术和科学技术以及现代设计艺术等内容，并且把这些外来文化综合起来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绝不是简单的模仿或者抄袭，而是将外来文化和自己的文化、经济、政治融为一体，能够在发展现代化的同时完整地保存，甚至发扬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这对于我们中国现代设计，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看似矛盾的问题，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人们常说社会环境是影响人的行为的环境因素中一切非物质的因素，对于人的行为影响尤胜于物理环境。日本的国土人口密度十分高，从物理空间环境来看，居住的空间狭窄是日本人生活的显著特点，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在它的传统设计和现代设计中都有鲜明地体现。
纵观日本的设计总体面貌，有两种不同的特征：一是比较民族的、传统的、历史的；二是国际的、创新的、现代的；那么，这两种风格是如何发展形成、并存的呢？我们从日本设计的发展中，看到了一条传统与现代设计并轨双行的道路，互不干预，但很多时候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日本的文化历史传统。日本的文化历史经过了长期的、不断的历史学习过程，将有益的外来文化精华融入到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
一、日本现代设计中传统精神的体现
设计评论家厄尔认为日本设计可以总结为两大类，即：1色彩丰富的，装饰的，华贵的，创造性的；2单色的，直线的，修饰的，单纯与俭朴的。他的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基本上概括了日本设计的形式风格特征，也完全印证了日本人审美的两重性。日本的现代设计是完全基于从外国，特别是从美国和欧洲学习来的经验发展而成的，但这并不只是对西方设计模式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追求着“日本风格”的设计。
二、传统精神带动着现代设计
日本的传统设计有着辉煌的历史，早在江户时期发展起来的浮世绘，就对欧洲现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工业生产受到美国的压制，而传统手工业却得到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民族化的、传统的、温煦的、历史的设计特征。这种基于日本传统美学的、宗教的、讲究信仰的设计，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主要针对日本国内市场，并且有相当程度已不仅仅是商品设计，而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日本的传统食品、传统服装、传统包装与平面设计、传统建筑等，都具有相当鲜明的民族特征。在西方文化和现代设计理念的冲击下，日本政府及设计家们，在寻求发展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西方流行风格与日本传统设计相结合的道路，使民族绘画、民族传统设计风格、民族文化观念、民族的审美立场、民族的文字书法等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
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这种高度单一的文化特征，的确大大减少了文化过渡时的种种障碍，国土狭小，民族单一，因而文化比较容易成为全民的。这是与西方现代文化接轨时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日本现代设计强调集团式工作方式，不追逐个人出名， 以集体的成就而骄傲。这也使得日本的设计可以飞速地发展。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设计以来， 它的传统设计基本没有因为现代化被破坏。这与政府对传统设计的重视与扶持不无关系。重视教育事业也是日本设计界成功的重要因素，这对于设计人才的培养和传承起了积极的作用。
篇12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转贴于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 路秉杰.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1.
[2]刘红婴/王建民. 世界遗产概论.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 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 古城灵魂正在离开. Landscape.cn/news，2008-01-28.
[4] 西山卯三.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 路秉杰.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