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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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业所要履行的各类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与企业经营服务范围内满足需求的责任联系在一起；Bowe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和义务；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业追求利润同时有义务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篇2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篇3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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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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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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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畅教授：1943年 我16岁时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在哈佛的研究生院应用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

刘千叶博士:1992年到哈佛求学，199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到北京就职于麦肯锡公司，作为其管理顾问。现任因特国风网络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

傅军博士：在哈佛获得地区研究的硕士学位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两年前，回到清华大学，任公共管理学院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并任副院长。

黄教授：到哈佛上学不要担心没有钱

初到哈佛有这么三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哈佛每年都会设立新的课程，上面写着某某教授教什么课程。哈佛有三种教授――一种是久负盛名的终身教授，他们有他们的职位，终生在学校教书；第二种是那些在某个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客座教授，比如1949年我去哈佛的时候，48年交流电就是被这些人发现的，49年我在哈佛和妻子听了诺贝尔获得者Bronton博士关于交流电的课程;第三种是年轻教师，有前途的助教被邀请加入教师队伍是因为他们很有希望，你会发现他们热情洋溢，就像你领带上的符号一样，他们寻求真理，年轻人必须有学习并寻求真理的精神。事实上，哈佛给予学生很多东西。我认为哈佛教育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均衡发展的人。如果你看看教员的结构，哈佛有不同的学院，每个学院有不同年代的教员。我想哈佛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年轻教师。所以，除了教授、副教授， 哈佛还有大量的任教学工作的研究生，并且这些研究生的教学实践是他们博士课程培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讲师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优秀的教授。实际上我在去哈佛的第二年就成为了讲师，所以，这些清华或北大毕业的学生，如果去哈佛上学，不要担心会没有钱，因为你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去赚钱，我是助教,也是研究助理。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有了薪水，我的薪水很多,足够来交学费并且还能用来娱乐。

刘千叶：进哈佛，老师的推荐信很重要

我所有的教授都是从哈佛回来的，他们给我写的推荐信很有效。推荐信是很有效的途径。要想成为哈佛的学生，你还需在GRE、TOFEL考试中取得高分。我认为哈佛不仅重视你的成绩，还看你所参加的课外活动，也就是说你必须全面发展。

哈佛的学生也是具有多样性的，尤其在文科及理科的研究生院和本科生院，有各种各样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并且他们学习的专业都很不同。比如：当我在研究生院时，那里有来自各个系的很多学生住在同一个寝室里，我和很多人成为朋友，像人类学、考古学的学生，学习印度研究的美国印地安学生和学音乐的瑞士学生。因此，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学生群体中，如果你和他们交谈，你会了解他们的学科，知道他们在学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

很多人都问我，学的是医学，为何干起了公司的CEO。我们这里有很多学生，以后你会认识到你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大多数知识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而不是学校教科书传授的知识。而你在学校学到的是一些可以灵活运用的能力：比如分析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运用常识正确决策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应该是可以灵活运用到你将来的任何工作中的。我不觉得哈佛的各学科之间有非常严格的划分，比如 就我的个人经历而言，当我写博士论文时，我必须向博士论文委员会答辩。如果你看了那些坐在委员会里的论文指导老师的教育背景，你会发现有两位是学政治学的、一位是经济学、一位是商业学院的，因此那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

当我最初到麦肯锡时，面临很多挑战。 但麦肯锡，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出生于技师，有些人有生物背景，甚至有学社会学背景的。因此当我们开始在麦肯锡工作时，要接受几个月的强化训练。我认为正是以前培养的学习能力，让我能迅速掌握咨询顾问中的关键，并且获得了商业知识。那时，我在商业上确实没有任何背景。

傅军博士难忘的哈佛经历

哈佛期间，最令我感动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博士论文的成功答辩，另一个就是我收到导师的信。他对我的论了非常肯定的评价。还有一个让我感动的时刻是我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时哈佛校长做的演讲。他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做的演讲，因为博士生穿红色的毕业礼服，哈佛的颜色是红色的。他说：“现在你们穿红色的衣服，但我希望你们在经济上不会是赤字，就是不会负债。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现在是你们回报社会的时候了。”对我来说那真是令人感动的时刻，很多哈佛毕业生都有经济意识。我们很幸运能获得最好的教育，我们有责任去回报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关键所在。

某哈佛毕业生（观众）：哈佛以学生为中心

所有学生及其他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哈佛如此优秀？为什么大家都说要去哈佛？以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我可能会将其归结为一点：哈佛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他们有一种制度：当外国学生初到哈佛时，他们会有一个自愿者计划，就是东道主家庭项目。世界各地的学生，当他们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时，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而东道主家庭在这些学生最初住下来时会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帮助。因此，当他们到达哈佛后将由东道主家庭来照顾他们；在学习期间，你会发现课程很紧张，并且时间总是不够用，每天你会花十四、十五甚至十六个小时学习，但你仍然不能完成作业。因此，有教学辅助体系，我们称之为助教。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帮助学生的体系，但是必须有一个制度和地方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帮助。一天结束时就是晚上10点多，你会看到助教们仍然在尽力帮他们完成功课，这样你才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八点之前交作业；第三个例子是在期末，你会为考试而担心，并且有些学生突然生病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也不能交论文。这些都是你会非常担心的事情。你根本没有第二次的考试机会，那你能怎么办呢？哈佛有一个制度，即如果你不能写字的话可以通过电话接受老师的考试，比如我有一个来自孟加拉共和国的同班同学，在期末考试前一周时，她右手受伤了，就是用来写字的那只手，她不能参加任何考试而且不得不去医院缝针，在家里呆着她也无法再来上课。因此学校决定为她举行一次特殊的电话考试。

观众提问：如果我这一生没有机会去哈佛深造的话，你们对我有什么建议吗？

刘千叶博士：我认为你是否去哈佛并不重要，有很多有才华的学生都不是哈佛的学生。好学校只是让你迈出了好的第一步，但之后的人生是漫长的。基本上说，你一直有机会积累你的人生资历，在工作中、在不同的职业中。的确，你的第一个背景可以是一个很棒的校名，但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

观众提问:当一个人到国外去，他肯定会遇到文化的冲击。我想你们肯定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黄教授：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既会努力学习又会尽情玩耍。如果你能高效率的完成功课，你就不用花二十四个小时做作业了，你可以很快地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要学得活跃一点，想得乐观一些，你要有一个高目标――追求真理，然后你就能很轻松地达到目标。

（央视希望-英语栏目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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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篇8

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时间，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人之所以和中国人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美国人教育儿童的理念、方式、习惯和中国人太不一样，也可以说是两个社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与方式太不一样，以至成年后的美国人就和成年的中国人显得不同了。

园长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去年1月，儿子牛牛跟着我们来到美国。2月上旬牛牛上幼儿园。两个月后，他开始用英语单词回答我的问题：三四个月后，他已用英语自如地讲话，半年后他用英语思维，用英文语序讲中文句子。

在牛牛适应美国幼儿园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我们进去的这个私人幼儿园开放、鼓励文化多样性的态度。园长Susan是一位60来岁的美国白人妇女，我特别欣赏和佩服她那种包容、大度的教育思想和文化上的远见卓识。

在我们问她借书以给牛牛取个英文名以便于他们记忆时，她打消了我和先生的这个念头，告诉我们：“一个孩子的名字是父母给的，很特别，不要轻易去改变。”她对我们说：“中国文化非常珍贵，我希望平博（儿子的大名）能拥有它，保持它。”并让我有空到儿子所在的组教他们一些中文。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志愿给一群四五岁的孩子讲了两次中文，让他们跟我学讲最常用的中文，如你好、早上好、谢谢、快乐。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入园时园长就让牛牛跳了一组，略过年龄相适的黄组进入比他大半岁到一岁的蓝组。因她在我们初访幼儿园时发现他已会画狮子、老虎，十分传神，并知道不少动物名称的英文，当即决定让他上蓝组。“因为我不想让他感到沉闷。”她对我说。在牛牛开始表现出因为语言不通而不守蓝组规矩时，我犹豫是否该回到对年幼孩子行为更宽容一些的黄组，而她判断道：“我认为他很快就能跟上来，相信我吧。”在教育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与发展相适应的”（developmental　appropriate），讲的是孩子的教育要与他的能力而不是年龄相配合，是我从与另一个教育学教授闲聊时听到的。我想，Susan不是在身体力行这样的教育学理念吗？

有那么一阵子，我给孩子们讲过中文的一个月及其后，那些孩子见到我进来接牛牛时，都会如雀般围拢来，扬着天真的笑脸，热情地喊着中文：“你好！你好！”我的心里十分陶醉，从未有过如此愉快的对中国文化的归属感在心头荡漾！而牛牛，也因为会讲中文和写中文而“地位”上升，在今年2月的幼儿园通讯上，我们看见牛牛上了一个新栏目：“明星榜”。数码摄影的照片录下了牛牛纯真的笑容，四、五行的介绍文字上说道“平博的艺术天份给红组（已升上一个年龄更大的组）增加了无数欢乐……平博会写英文，也会写中文。”许许多多的美国人都真诚地表示过双语的可贵，对牛牛的双语能力赞赏不已。

狐狸和狼并不全是“坏蛋”

牛牛对动物的兴趣从刚来时的狮子、老虎，转到了蛇，转到了鲨鱼、杀人鲸，还有一阵子是熊，现在又转到了恐龙身上。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大量免费的知识味性极强的儿童书籍，我也从中受益，学了不少新词儿。而且儿子的求知欲和多变的关注点也帮助我扩大对美国社会的关注面。虽然只是一点点，但这是实实在在的。

从儿童的书籍中，我感受到美国人对动物的描写没有中国那么浓的意识形态味道，狐狸、狼这些中国动物中的“坏典型”在美国故事里通常是中性的，甚至还有对狼的赞美。如《在丛林》（JungleBook）是最早的一部迪斯尼动画片，描写一个在狼群中长大的男孩的故事，其中对狼的塑就相当感人。兔子这种中国人心目中的弱者在美国是以“调皮的Bunny”著称的，而又有谁愿意把米老鼠与阴沟里的老鼠联想在一起？

从儿童的世界里，我找到了谁也难以拒绝的童真，看似用了我许多时间去讲故事、看录像，但其实让我保持一颗童心，对生活有一种热爱的态度，保持健康的心态，这对我成人世界里要完成的论文这一“任务”又何尝不是一种促进呢？

儿童拥有哭的自由

美国儿童所拥有自由还有一个方面：哭（笑就不用说了），以及不吃不爱吃的食物。

我曾看到牛牛组里的小朋友在户外对着雪地大哭不止，而老师根本不管，我看不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张大嘴哭个痛快。我问老师，老师说：“她只是为了今天没带雪裤不能在雪地里玩而伤心。”原来如此！这样的哭是不需要加以安抚或阻止的。

牛牛来美国后第一个生日我们准备了一个大旦糕带到他组里分享，十几个孩子欢呼有旦糕吃啦，两三个孩子却用手盖住盘子表示不要，我倒很尴尬，我可没准备别的替代品啊！有的甚至连饮料也不要，就那么呆坐在一群胃口很好正吃得起劲的同学中间，空盘子、空杯子，原因是他们不爱吃旦糕，或吃了要过敏。我看除了我别的人都视若无睹，这不是很正常吗？干嘛非要每个人都得爱吃蛋糕？

篇9

英国作家萨克雷曾说过“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我国的老子也有句名言：“天下大事，必做于细”。那么，当细节成为一种习惯，又折射出怎样的一番理念?在赵教授的房间，记者就看到很多剪报，整整齐齐，分类清晰。

问()：这习惯是您2001年到了学校工作后开始的吗?

答()：实际上当年在媒体工作时就有这个习惯，那时会剪辑一些新颁布的政策和一些好的新闻理论文章，对实践工作有很大益处。现在不同，更多的是剪辑一些好的新闻案例和学术论文，收集资料，书籍、报刊，包括网络的都会有。一些有里程碑性质的新闻事件是我们都该铭记的，比如孙志刚事件，比如“非典”，比如汶川地震、比如北京奥运会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影响的大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都有新闻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也是课堂教学的鲜活案例。

：您当年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身份调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使得您做这一决定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很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在媒体工作了那么多年，很想对自己的实践做一个理论梳理。我在媒体工作时获得过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湖北省一等奖、特别奖，还受到的表扬，有的策划活动还被总结后在全国推广。同时，也写了几本书，如《新闻策划》《应用新闻论》《新闻公关艺术》《与灵魂对话》等，对新闻实践以及一些社会实践进行思考。还出版了一些奖励学的书籍。在媒体工作时，也应邀在大学讲过课，但是这些都不是系统的理论梳理，到高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后会更方便。当然，转行也和当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发展需要有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有关。这里，我要感谢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和新闻学院的抬爱。

：我看到，进入高校后，您不仅出版了两本“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报道策划》《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还出版了专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社会进程中的新闻学探寻》和多篇有影响的论文。您的新闻评论课还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教学质量一等奖，这在一个主要以工科为背景的学校里是很难的。从实践者到一名教育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您觉得这个转变中有障碍吗?如果有，是什么?

：做记者和教书肯定是两种不同的职业，虽然都属于新闻的大类。媒体工作做的大量是采访和报道工作，面对的是受众，遵循的是新闻传播规律。到了高校面对的是学生，要按照教学规律办事。但是理论的思考和积淀，无论你从事实践还是教育、研究都是不能缺少的。刚才说过，当年在长江日报工作时，我就发表了一些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及新闻学的一些论文，1992年还被评为全国心理学科普积极分子，这项奖励湖北省只有两个，另一个是精神病防治院的院长。获得这项奖励不是说我做得有多好，而是湖北省心理学界对我的心理学科普工作的肯定。到了高校工作后，我开始思索新闻教育的问题，写了比较多的关于教学包括新闻评论教学的论文。这些思考都来自教学实践，同时又都为教学服务。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教出些优秀学生，远比发表几篇论文、出几本书、做几个课题更重要。

：当年您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新闻学博士生不会写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质疑和您曾是一个新闻实践工作者有关对吗?您觉得学术界赞同吗?

：当年我的原话是“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单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经新华社报道后，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热议。这里面折射的是新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热议则更好地说明了人们对其的关注程度。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新闻学生，业界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人才，这两者之间还是脱节的。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界，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问题，计算机博士不会做程序，医学博士不会看病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过“三不问”原则，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研究什么”、“不要问我毕业到哪里去”，即不论你读研或读博以前来自哪个学校和专业，不论你在校期间研究的是哪个方向，也不论你毕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进了新闻学院的门，就要按学院培养新闻人才的要求进行学习和生活。如果以前学的不是新闻学专业，就要利用在校期间补上这一课，打好基础，积累就业资本就更是学生应该思考的问题。

而我们老师，无论你带的是本科生、硕士还是博士，除了开启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外，更多的是要让学生深切地了解新闻是什么、新闻工作该怎么做等最基本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实践促进理论研究，理论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新闻学中这点尤其突出和重要。

这里透露一个信息，最近我们学院准备招聘在新闻业务上(纸媒、广电、广告)可以没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实践人才为大学老师。我认为，如何对不同的高校人才采取不同的评价、考核、聘用机制，以利于他们成长，发挥作用，这是当前高校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校与媒体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合作办学，将是以后办新闻学院的方向。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新闻评论教育的特色

施拉姆当年出任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构建学院发展蓝图时曾说过：“我们所要造就的学生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而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班的同学们，正在赵教授和他的团队的带领下，谈论着我们身处的世界。

：我去您评论特色班里上过一次课，同学们的思维非常活跃。我想知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十年前，之所以想到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展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与我在媒体多年从事新闻评论写作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已经在全国的一些报纸，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评论。我深感新闻评论在媒体报道中的重要性，以及新闻评论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也感觉到了新闻评论兴起的趋势。而现在业界对新闻评论的重视、时评的复兴正说明这点。凡事要掌握趋势，趋势背后是规律使然，规律的掌握靠智慧，智慧是从知识中来，知识来自于学习，这个学习就包括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

当时创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团，受到了学校党委宣传部和前校长杨叔子院士的大力支持，这点让我们很感动。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的评论特色教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先是成立评论团面向全校学生，从中培养特长生；2005年开办新闻评论 方向班，至今已经办了六届；2006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这些都是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

说到我们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源配置上都与现行新闻学院不同。我们在大二提前开课，分为两个学期授课，第一学期开始讲《新闻评论概论》40个课时，下学期有80个课时，分别是《新闻评论思想与思维》《广播电视评论》《中外新闻评论比较》《新闻评论名家名作评析》和《社会认识发现专题》(邀请我校学院教授授课)，由五位老师分别授课，还有一门《深度报道》课。在两个学期之间我们安排学生进行一次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培养学生观察和解读社会的能力。在课堂上安排媒体工作者为学生上课，同时和媒体合作在《中国青年报》《杂文报》《长江日报》等媒体为学生开辟专版或专栏，与电视台合作办节目。二是将新闻评论的理念与媒体的实践相结合。从2007年开始，我们一直和嘉兴日报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组建新闻评论部，在全国招聘新闻评论部人员，实施“评论记者”工作机制，受到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和高校、媒体的关注和好评。为此，嘉兴日报还在我校从2007年至2012年设立“嘉兴日报奖学金”，奖励优秀新闻学子，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十年了，您觉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成功吗?成功在哪里?

：这条路我们虽然走了十年，但是还不能说十分成功，这里有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问题。对于一种教育、对于一个学校，它的成功和自豪在哪里?自然是学生。我们很高兴，这么多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们目前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嘉兴日报、东莞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和南方日报的周虎城撰写的评论还分别获得过中国新闻奖。另外，我们还为一些高校培养了评论课老师。当然，我们的努力与很多新闻学院的业绩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正是我们举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十年会”的一个重要考虑。

：正如你所说，目前我国的媒体越来越受到重视新闻评论，各大媒体不断增加评论版面和评论栏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这对我们学校的教育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人民日报不断增加评论版面，中央电视台增加特约评论员，对新闻事件进行现场点评和解读，各个省级媒体、都市报、网站都是如此，中国新闻奖还加大了网络评论的奖项，这些都说明了新闻评论在媒体实践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媒体和高校又大量地缺少优秀评论实践和教学人才。高校应该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调整和加强我们的学科和专业，使之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办了这个新闻评论特色班以后，很多媒体和高校向我们要人。这也说明了，学校培养和媒体需要的缺口很大，也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和压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学院开办新闻评论特色班，以满足这个需求。

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

十年，对于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对于一个付出心血的人来说，则更为珍惜；而对于一个依然展望下一个十年的人来说，又是如何地感慨和懂憬?

：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一直办下去吗?

：我希望它能够坚持下去！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生的，它也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壮大起来。我想新闻学院的领导和同仁们会有这种境界和举措。

：您做过那么久的媒体工作，一定知道模仿的力量有多大，您认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如何才能坚持下去?

：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庆幸在新闻评论教育上做出了一点成绩，在新闻评论教育和理论上做出了一点的探索。但是，更多的思考正是新闻评论教育特色该如何坚持下去。目前新闻评论教育方面，全国高校只有本科的教材，还没有关于新闻评论方面的研究生教材。今年，我已经完成了《新闻评论研究引论》，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指导的博士生从新闻传播、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论三个方面做了新闻评论的博士论文，准备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新闻评论学研究博士论丛”。这样，我们就有一套从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的教材和研究资料了。今年准备申请试办新闻评论方向的专业硕士班。

新闻评论人才的培养，仅靠一个学校办一个新闻评论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使其成为专门培养评论员(含深度报道记者)和评论老师的“黄埔军校”。这个学院可以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依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实施订单式培养，从新闻单位招聘学生进行转岗式的教学培养。另一种则是哪里来哪里去，对现在媒体和高校从事评论写作和教学的人员进行脱岗培训。我们将请国内最优秀的大学教师和媒体评论员担纲授课，学员到媒体和大学进行评论实践。有了这样高规格、专业化、实践性的强化训练，我想是可以缓解目前中国新闻评论人才奇缺的现状的。我希望与有魅力有实力的媒体合作，共同开创这项新事业。

篇10

2介绍并提供材料

为了增强学生学习兴趣，随着课程的进行，陆续介绍相关的资料。以2010年度授课提供的资料为例。①人大经济论坛，此论坛资料丰富，有很多案例分析的数据资源。②《女士品茶》统计科普书籍，该书生动有趣，可作案头书。③《北美一流统计学专业课程设置》，了解到很多同学想出国深造，所以提供该研究报告。④2010国内统计学热点研究问题，以此了解统计研究热点问题。⑤《离散多元分析-理论与实践》，主要介绍定性数据分析的理论，以此做相关课程介绍。⑥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2010境外讲学课表，从中可以了解统计学热门研究领域。⑦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提前还款风险实证研究》，培养统计方法的综合运用和资料查询。该论文里面用到了因子分析、判别分析、聚类分析、逻辑斯蒂回归等统计方法。

3作业的布置及相关培养

在大学数学课程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和兴趣，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是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选课人数分成兴趣小组，以小组为单位留大作业，鼓励大家查找资料、编程、实证分析，处理实际数据，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侧重于数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见表1）。

篇11

博士生教育是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我国自年建立新的学位制度以来, 博士生教育发展迅速，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 所，年培养博士已超过5 万人[1]。博士研究生处在“象牙塔”的顶端，作为一个承载社会、家庭高期望值的群体，自我定位高，有很强的成就动机。然而，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他们的心理困惑和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近年来关于博士生自杀的报道并不鲜见。2009年年末，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的自缢事件让人们再次关注起高层次人才的心理健康问题。本文以博士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其群体特征及心理压力的来源，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一、博士群体的构成

从生源的构成看主要分三类: 一是硕士生直博和硕士毕业直接考取博士生的, 这批博士生的主要经历都是与求学相关的, 他们的阅历相对简单, 从校园到校园, 而且基本上都是学习优异的学生; 第二类就是硕士毕业后矢志不渝考取博士生的, 这批博士生虽然求学经历有所间断, 但主要的经历都是与学习相关, 对读书有着坚定的信念; 第三类就是工作一段时间后考取博士生的, 这批学生的年龄跨度大, 而考博动机也各不相同。

相对于其他学生群体而言，博士生年龄大，心理期望值高，社交范围窄，科研压力大，因而其承载了更大的心理压力。

二、博士生心理压力的来源

（一）学业

现在博士生都面临的繁重的学习压力。一方面要修满获得学位必须的学分，另一方面又要面临巨大的科研压力。现在高校对于博士学位的授予有着严格的规定，要求必须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若干篇，有些还要求发表SCI论文等。但要在规定年限内产出达标的高水平论文实非易事，何况很多高校认定的高水平期刊的审稿周期一般长达半年以上。因而很多博士生不得不延期毕业。而延期毕业带来的机会成本更增加了博士生的心理压力。

（二）就业

相对于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由于研究内容的专一性，就业范围更窄，博士生毕业后主要就业渠道包括知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公务员，出国等。博士生一般都对未来职业寄予厚望。现在，随着高校招生的不断扩展，博士生人数不断增加。然而随着高学历人才消费热的降温，就业形势发生转变，对于未来就业的担忧也是困扰博士群体的一个主要问题。

（三）经济

绝大多数博士生已为成年人, 需要自己负担各种费用甚至是家庭费用。而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待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悬殊。我国博士生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几个部分，助学金、奖学金、导师的课题收入补贴、兼职。伴随着我国CPI的持续走高，博士生每月的生活补贴只是杯水车薪。大部分博士生只能寻求家庭支持，或者做兼职, 影响了对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投人。面对巨大经济压力，许多博士生不仅无法安排好正常的研究和课余的兼职，而且容易对家人产生愧疚和亏欠情绪；当面对周围社会富裕的生活方式时，又会产生心理失衡。

（四）婚恋及家庭

博士生年龄偏大，部分已经步入婚姻，但也还有相当多尚未成家的博士。正值婚嫁的关键时期的青年人却只能生活在有限的圈子里，他们感情需要和性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甚至在感情问题上遭遇挫折。尤其是未婚女博士，作为大龄高知女性，女博士的头衔甚至成为他们婚恋的障碍。那些已婚的博士生,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与配偶长期分居等原因，也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博士生群体产生巨大精神压力的原因。

博士生处于社会学历层次的最高层，往往被家庭寄予了厚望。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家庭的期望也给博士生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一旦自己不能满足家庭原有的期望，压力就会更大。

（五）人际关系

大部分博士生都要在相对安静的环境里长时间地从事枯燥的学习和科研，日常生活中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圈子以外的人。由传统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博士生阶段之后难以走出情感发育与智力发展的不平衡的怪圈。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人际交往能力上，博士生当中与同学、导师的关系相处不好，缺乏合作精神的事例比比皆是。人际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学习科研，影响将来的就业前景，从而带来压力，而且缺乏社会支持与社会联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压力源，并阻塞着压力的疏导渠道，对身心健康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三、排解博士生心理压力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专项基金，提高博士生活保障

经费不足是制约当前我国博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博士培养中的许多问题都与经费不足有关[2]。因此, 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多渠道、多层次努力增加培养经费，一方面要争取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高等学校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支持力度，建立博士生教育专项拨款制度，保证按人均计算的博士生培养经费逐年增加。另一方面, 高等学校自身也要努力增加博士生教育经费并确保这些经费用到实处。此外，可以努力向社会寻求研究经费，发展各类研究基金。

（二）实行弹性学制

虽然很多高校虽然规定博士可以在7至8年的时间内完成博士论文，但学校对于不能在3年或4年规定期限内毕业的博士生不再提供奖助学金和住宿保障，这更增加了学生的经济压力、学业压力。因而建议实行弹性学制, 延长学习年限, 提供相应的奖助学金和住宿。

（三）开展全方位的就业指导

博士生在就业市场具有一定专业优势，但一些博士生由于缺乏正确的择业心态和择业艺术，无法将这种优势转化为胜势。加强就业指导，就是要在加强高层次人才需求动向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博士生就业政策、就业观念、择业艺术的辅导，强化就业信息管理，指导博士生面对双向选择这一就业机制，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最合适、最有发展前途的工作，降低博士生的就业压力。

（四）建立博士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

目前国家在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中没有像对大学生那样提出心理健康的指标。“缺少制度性的指导和约束”因此许多学校对博士生心理教育缺乏重视和理解。深入了解博士生的心理压力状况，大力推动博士生心理健康研究和心理素质教育，建立健全博士生心理健康监测和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尤其是通过不定期的心理测试，可及时地把握学生的各种心理倾向和心理偏差，拟定出各种针对性的压力管理对策。

（五） 强化导师在博士生成长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高校的博士培养中普遍采用单一导师制。导师是博士的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校应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导师工作积极性。比如高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在博士生培养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导师应给予重奖。可以通过讨论会、网络沟通等方式来增进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也应该主动与导师沟通，如果有心理方面的困惑应及时向导师倾诉和排解，不要长期郁积在心理，造成心理疾病。

（六）加强博士生的校园文化建设

总的来说，博士生的学习和科研是紧张繁重的，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的环境中，其心理张力就会失衡，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心理障碍问题。因此，博士生的校园文化建设不可忽视，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博士生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外界环境，使博士生的心理紧张得以放松、缓解。

篇12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理论亟需深化的阶段，对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传播学、文字学或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的，从文艺学的角度也有，但是关注的是文艺美学等方面。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既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众文化极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很少被我国研究者关注，加强对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的研究，对建设文明、科学、健康和理性的网络文化具有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一、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研究

对于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网络小说或虚拟社区时有所提及。作为网络文学的一部分，我国网络小说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关于概念的界定。网络小说的概念由网络文学的概念延伸而来，也和网络文学一样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焦虑；将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区别，试图从区别中来确定网络小说的本体存在；分析网络小说的特征，凸显其大众性、自由性和后现代性；从文学本体出发研究网络小说的创作、传播、阅读、批评等。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中，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虽然提及却并没有做更多的关注。比如，网络小说的“语言特色”时强调了网络小说的“网络话语”：“‘天涯的兄弟们，来点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可猫！！二楼的朋友们！！！你们的呐喊声我听不到！！！！’看到这样的话，不经常接触网络的人可能会有点犯迷糊，‘天涯’、‘可猫’、‘二楼’，这仅仅是形形的网络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语言的诞生，其实与作家和读者一起在小说社区的类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动是分不开的。网络小说被改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为影视剧的生产提供观众支持”，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从何体现？主要集中在这些充斥着网络小说的虚拟社区。

对于虚拟社区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理论成果为国内的虚拟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人群社会区分为Gemeinschaft （礼俗社会，又译为共同体）与Gesellschaft （法理社会，又译为社会），由此为网络虚拟社区概念提供了理论源头。网络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虚拟社区概念的是莱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时也界定了虚拟社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形式。

国内目前对虚拟社区比较全面与系统的专著是学者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该专著对虚拟社区的结构、管理、意识甚至冲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这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有《虚拟社区中的文化生产》、《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以天涯社区为例》和《虚拟的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游梦潇在论文中梳理了虚拟社区的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的界定、虚拟社区的类型、虚拟社区及用户特征和一些个案研究，并将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模式综合为中心模式、渐进模式、两两互动模式和网状模式四种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区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文化生产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虚拟社区文化生产的特点，但是所关注的文化生产都是一些个体的现象，没有对群体就某一文化认同而进行的集体生产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并以网络小说虚拟社区迷文化为切入点。

二、网络文化研究

国内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网络文化概念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含义进行了大概分类：一是侧重网络载体的技术视角，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的物质基础上，把信息的发送和接受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白淑英认为网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在线”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建构出来的生活样态，是在线实践的创造，把网络文化看成一个过程。

（2）对网络文化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数字资本主义”论，曼钮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论等等。国内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的研究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与解读。

（3）对网络文化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网络文化的价值，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鲍宗豪认为网络文化的价值表现为网络的文化意蕴，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网络文化语言丰富了人类文化世界，使人们有可能以独特的网络语言进行交流。吴克明认为网络文化不仅是现代技术和文化现象的一次世纪性融合联姻，而且形成了人与网络文化和谐发展的新景观，具体表现在人的自由个性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态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网络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伦理道德的影响。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化使既有文化发生了转向，即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预设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实践：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感性；从精英走向大众。

三、迷文化研究

关于迷文化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对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为代表，他从这些迷群的个体作为媒体受众是怎样接受媒体文本的过程这样一个视角展开研究，重点探讨媒体受众和媒体文本之间的关系。Liss A.Lewis则从“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和“迷的生产”四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强调迷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文化的等级的复制，研究迷选择对象和消费的时间与人们习惯之间的关系。如Chery Harris的《电视迷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次浪潮来临，Andrea MacDonald的《不确定的乌托邦：科幻媒体迷群和网际交流》，Kirdten Pullen的《网络研究》中的文章《我爱：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还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开，登录：肥皂剧，迷群和网上社区》，都是以网络社区中的迷作为研究对象。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华u翻译，韦伯国际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论在国内受到了学者关注。2009年，陶东风的《粉丝文化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迷的概念表述与特征的探讨

国内对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两种，都是从语言学翻译的角度而来，一曰之“粉丝”，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一曰之“迷”，是属于它的意译，所以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中对迷文化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粉丝/迷，粉丝文化/迷文化，有的学者使用“粉丝”和“粉丝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两种表述都在同时使用，可见，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丝”或“迷”表述并没有统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来表述是为了更凸显其特征。

（二）对于迷现象的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反思

赵文秀指出“粉丝”的现象表征并从而肯定“粉丝”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进一步探讨“粉丝”现象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张晨阳肯定了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蔡鹏飞不仅详尽地探讨了各种电视迷现象，而且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检视媒介与迷文化的互动，反思媒介与迷的对立困境。

（三）关于迷社区的研究

对迷社区的研究国内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邓惟佳博士，其重点研究了迷群实践活动的自我建构和群体认同，探讨迷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认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显迷的“能动性”。另外邓伟从迷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作了探讨。

从国内外对于迷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论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对于迷研究状况看，很少关注网络小说社区的迷文化建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研究，还是网络文化与迷文化的研究中，作为受众的网络小说迷，在网络小说虚拟社区所进行文化实践活动都渗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块的方方面面，并以其为连结而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块的研究中都对其有所忽略，故而对国内的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对中国迷文化的个性解读，也是对中国迷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参考文献：

[1]光明，张钊.略论网络小说的写作特色[J].写作，2010，（1）.

[2]谢宏娟.中国网络小说影像改变作品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

[3]赵秀文.“粉丝文化及其现象的解读[J].新东方，2007，（9）.

[4]张晨阳.“迷文化”：新媒介环境下的价值审视[J].中州学刊，2011，（6）.

[5]蔡鹏飞.电视迷文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