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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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本家庭基本情况1．样本家庭民族分类由于本调查地区处于民族地区，样本中少数民族比例占到了78%，为301户;而汉族家庭为22%，为86户。2．样本家庭父母的基本特征从表1可以看出父母的年龄多集中在36岁至5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父亲的年收入多在1万到3万之间，母亲的年收入集中在5千元以下及1万元至3万元两个区间。3．家庭子女基本情况样本家庭中拥有两个子女的家庭超过总家庭数量的一半，为216户，占有56%比例;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数为39户，比例为10%;拥有子女数量为3个、4个和4个以上的家庭数比例分别为18%、3%和13%，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仍然拥有较多的子女。在这些家庭中，有一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78户，占总数的46%;有两个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数为182户，占总数的47%，由此可见，样本地区农户家庭中93%的上学子女家中只有一个或两个就读学生;3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4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家庭比例分别为6%和1%;超过4个子女一起上学的家庭数为零。

(二)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现状1．家庭教育投资动机通常来说，能够引发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家庭的荣誉、子女或者家庭自我价值的实现、身份地位的改变以及生活更加稳定等。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农户在进行家庭教育投资的所有动机中，认为子女上学读书是为了多学知识，以后可以多赚钱的农户家庭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1%;认为是为了子女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的农户家庭数量占30%，位列第二;而认为是因为子女自己愿意上学的农户家庭数量只占7%，说明农户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并不是主要凭借子女的上学读书欲望;作为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其他选项: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子女年龄小、不上学没有事情做和其他的理由的家庭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9%、12%和1%。农户家庭教育投资动机的次序情况如表2所示，265户被调查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第一动机是:子女多学知识，为了以后可以多赚钱;312户调查家庭中有145户家庭的教育投资第二动机则认为子女上学的理由是以后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而农户家庭因国家政策好，可以免费上学，从而支持子女读书的投资动机并不显著。2．家庭教育投资需求农户的家庭教育投资需求与农村家庭经济收入以及农村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农户认为子女至少受到的教育水平和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水平两项指标来比较家庭的教育投资需求。统计数据显示，认为子女至少受到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3户、52户、177户、146户和9户，而期望子女受到的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以上的农户家庭数量分别为5户、5户、20户、162户和195户。显而易见，大部分农户家庭认为子女至少应该受到高中、大学的教育，并且期望子女能够受到大学、研究生及以上的教育。3．家庭教育投资负担我们调查了农户家庭中目前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情况。在被调查的农户家庭中，66%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只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小部分;20%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13%的家庭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大部分;1%的家庭则认为家庭教育投资已经超过了家庭总收入。总体上看，除了个别家庭以外，样本地区农户家庭所承受的家庭教育投资压力不是很大，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国家与地区的民族扶持政策起到了较好的作用。4．家庭教育投资承受能力在国家与地区的扶持政策下，农户家庭子女的基础教育负担并不显著，而随着子女进入大学等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资负担则将不断加大。那么，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子女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农户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受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分布较为均匀，其中，25%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以内，30%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20%～30%，28%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30%～50%，1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50%～70%，可见，家庭愿意，并且能够承担的教育投资支出总体水平较高。由上可知，目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情况远远低于农户家庭所能承受的教育投资支出，说明样本地区农户家庭目前仍具有较高的家庭教育投资期望。5．家庭教育筹资途径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农户家庭都是凭借家庭收入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那么当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的学习费用时，农户家庭会选择什么途径来筹集孩子的学习费用呢?调查数据显示，77%的家庭会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1%农户选择借高利贷来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4%的农户家庭为了筹集子女的上学费用会变卖家里的房子以及土地等资产，而18%的家庭选择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的上学费用。由于选择向银行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们借款的人数众多，我们继续调查了家庭的贷款能力，其中，只有26%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进行贷款，而74%的农户家庭并没有向银行贷款的能力，那么，就只能向亲戚朋友们借款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在能够向银行贷款的家庭中，67%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元以内的贷款，19%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5万～10万元的贷款，13%的农户家庭认为自己能够向银行贷到10万～50万元的贷款，仅有1%的农户家庭能够向银行贷款50万元以上。在依靠其他途径来筹集孩子上学费用的家庭中，父母表现出了极强的支付意愿，主要的方式是“宁愿自己出去打工，尽量多赚钱，努力承担子女教育责任”。

二、家庭教育投资模型

本研究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假定:家庭做出教育投资决策是为了收益最大化，即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投资的多少或与否主要取决于未来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分为向学校缴纳的费用(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和在校外所花费的费用(文具费、课外书、课外辅导费等);假定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包括:民族因素、家庭收入、教育成本、父母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自身状况等。

IE指家庭所有教育投资;为家庭收入;LF指家庭的借贷能力，家庭收入越多，借贷能力越强，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越多;CE为某年的教育成本，即子女某年的教育成本是一定的，无差别的，教育成本越高，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N为受教育年限;HP为父母的健康状况;EF为少数民族家庭，一般认为汉族家庭教育投资高于少数民族家庭的教育投资;EP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学历的父母由于所接受的教育使其对子女教育的认识程度不同，从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成本增加;R代表子女完成教育后对家庭的贡献率(由子女的数量、性别及未来取得的成就所决定)，即R=(1/NC，SC，CC);NC表示家庭子女数量;SC为子女性别;CC为子女在未来所取得的成就;PP为子女对家庭的贡献中父母所占到的份额，PP由子女的性别及子女的成就决定，即PP=(SC，CC)，一般认为，在农村地区女孩达到一定的年龄就会出嫁，而父母会跟随男孩养老，所以我们认为男孩对家庭的贡献父母占的份额较大。

三、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的假设，我们将家庭教育投资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各因素作为自变量，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家庭教育因素与教育投资的关系进行分析。由于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预测观测量相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要求建立的模型必须保证因变量的取值为1或0，即当家庭有投资意愿时用1表示，否则为0。因此本研究选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见(表3)，在各项变量中，只有子女的教育成本与教育投资存在负相关，说明子女的教育成本越高，家长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的降低。另外，家庭借贷能力、父亲健康状况、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教育成本、子女学习成绩等5个变量在0.1水平值上均呈显著特征，其他变量未呈显著特征;从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程度看，依次是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家庭借贷能力，其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成绩、父亲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成本4项的Exp(B)值都大于1，说明当这些变量变化时，家庭教育投资发生的几率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一)家庭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从分析结果看，家庭收入、民族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很小，这与以往诸多学者认为家庭收入与教育投入呈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经验不同。造成此结果可能缘于以下因素。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投入越来越多，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经济差距也越来越小;第二，本研究所调查的地区靠近黄河岸边，农业、水利资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地区经济实力较强。在家庭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家庭的借贷能力就成为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一个因素。从表3可以看出，家庭借贷能力与家庭教育投资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当一个家庭预测如果在将来为了子女教育能够承担借贷压力时，这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即认为在将来子女教育的收益上会很乐观。

(二)父母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由于在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多为父母，因此父母因素对子女的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表3中可以看出父亲的健康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对教育投资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在农村地区，父亲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其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为家庭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即父亲的身体越是健康，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增加;而母亲作为家庭收入的替代者，对家庭的贡献只起到补充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有明显的相关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子女接受教育重要性的觉悟就会越高，从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会越大。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影响更为明显，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她在家中所承担的角色就会越重要，对家庭教育投资的主动性就越强，对子女的影响就会越大，甚至会超过父亲;反之，母亲受教育程度越低，对家庭教育投资越不利，也就是说，如果具有高学历的母亲在一个家庭中具有主要的决策地位，就会提高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

(三)子女因素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目前，在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中承担主要角色的还是子女，因为子女是接受教育的主体。如果子女本身对教育不感兴趣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厌学、辍学，父母的教育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从表3可以看出，子女的教育成本与父母的教育投资成负相关关系，教育成本过高会增加父母教育投资的压力，如果家庭不能得到预期的高回报，会使父母减少教育投资，甚至使子女无学可上。子女的性别与教育投资已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在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已没有明显的教育性别歧视。从以上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子女的学习成绩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最明显。目前在农村地区，虽然家庭的生活不是特别富裕，但是大多数家庭已基本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如果子女的学习成绩较优秀，父母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甚至不惜借贷，这也是子女的学习状况与家庭教育投资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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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晶晶工作单位：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

不断完善教材内容。独立学院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尽量选择实践性强的教材，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结合所选教材和证券市场实际情况，添加新内容比如一些最新的理论和知识，以弥补现行教材内容的不足，此外，还要删除教材中已经过时的理论内容。另外，有条件的学院还可以组织教师编写适合自己学院培养目标的教材。加强实验室建设。证券投资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需要相应硬件和软件支持，学院应该重视实验室建设，及时完善和补充实验设施，购买和更新相应证券模拟软件，使学生及时了解和接触到证券业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和软件，为学院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支持。培养双师型教师。“打铁还需自身硬”，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有力保证，担任证券投资学教学的教师，应该是双师型的教师，他们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因此，学校应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一方面，可以聘用具有多年证券从业经验的专家为教师，另一方面，选送本学院优秀教师到相关单位进修和实践培训。教学手段多样化。首先，采用模块化教学。充分利用学生的考证热情和从业资格考试的特点，将证券投资学教材的内容分为五个模块。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从业考试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详细的讲解，让学生掌握证券投资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增强学生考取从业资格证书的信心。其次，引入案例教学。根据教学内容难度的变化和学生学习状况的变化，选择与教学内容配套的典型案例，将复杂的、枯燥的理论用生动的案例表现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释现实问题，既可便于学生理解，又可供学生讨论，逐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能力。

强化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由课程实践、专业实践和专题讲座。课程实践通过利用学院的实验室设备和证券模拟软件，在授课时，安排一定学时在校内实验室进行实训。实训的主要方法有教师演示和学生模拟操作。通过课程实践使学生了解证券交易的操作过程、增强对大盘的分析能力。专业实践通过学院与证券公司签订实习协议，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学院成立实习工作领导小组，安排教师组织学生到实习基地进行校外实践，使学生操盘能力得到快速提升，为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专题讲座采用不定期邀请校外经验丰富的证券从业人员来校开展投资和理财类的讲座，培养了学生的从业技能。

独立学院证券投资学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只有认真分析问题，针对问题进行改革，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比如，我院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在授课期间不仅安排有课程实践还有专业实践，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进一步理解了课程的教学内容。此外，我院还通过改变教学效果评价方式来提高教学质量。增加实践成绩在评价中的比重，将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两部分，实践考试以课程实践和专业实践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网络模拟炒股比赛业绩给予分数奖励，通过多种实践方法的配套使用，促使学生平时注重操盘能力的锻炼，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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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办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专业人才，能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所以国家理应承担教育投入的大头。一般来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大小，既可以反映政府对教育的“努力程度”，又能较准确地反映出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2年为2.73%，1993年为2.52%，1994年为2.62%，1995年为2.45%，1996年为2.47%，1997年为2.54%，1998年为2.61%，1999年为2.79%，2000年为2.87%，2001年为3.19%。①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徘徊在2%-3%之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国政府在教育投资上大力倾斜于高等教育，这使基础教育的资金更加短缺。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的基本格局是：地方负担为主，中央和省级只提供少量的补助。大多县乡政府财力原本就较为薄弱，却负担着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这使我国的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了我国教育的不均衡发展。一般来说，城市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较好，而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处境却越来越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经费压力大

我国1986年实行征收教育费附加的办法，这在基础教育资金筹措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2000年，我国实行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制度，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这样一来，农村的义务教育投入除了来自收取在校学生的少量学杂费外，主要靠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尤显突出。

（2）基础教育投资差异愈加明显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经济将面临巨大冲击，农村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情况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个人以及国外集团力量由于利益的驱动，其投资重点会相对集中于城市，这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基础教育的差距，致使农村基础教育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3）拖欠教师工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从2001年开始，教师的工资由县统一发放，使得长时间、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是，由于地区间、城乡间、机关与学校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局部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仍然存在。

（4）农村信息化教育难以落到实处

当今社会已步入信息化时代，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已列入信息技术教育这一内容。但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农村中小学特别是贫困地区，几乎都不能按规划进行信息化建设。

2．投资比例欠妥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教育的要求首先是普及义务教育。按理，基础教育应是国家投资的的重点，其次才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可是我国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方面的投资比例欠妥，把有限的教育经费过多地投向了高等教育。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九五”教育经费及相关指标统计数据》，我国义务教育应由国家承担的教育费用占不到35%（世界发达国家约为50%——资料来源：原国家教委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却占了相当部分资金。我国适龄儿童的人口基数大，人头平均费用很少，这不符合义务教育的要求。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大学阶段投资的比重太大，从我国大、中、小学生均经费情况看，我国培养1名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培养6名中学生、66.5名小学生的费用，即比例为1：6：66.5（发达国家的比例约为1：1.7：4）。②这种不合理投资的结果，使得耗费大量教育资源的某些大学学科和专业的学生，因供过于求而被闲置起来，不但严重地浪费了教育资源，而且加大了政府的就业压力和失业补贴。[1]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得不到应有的投资，致使教育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教育设备老化，校舍不能及时改建、新建、一些农村学校危房情况甚为严重。

3．缺乏科学的管理监督

教育投资效益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有力的投资管理和科学的投资方式。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财政管理比较薄弱，缺乏科学的管理体制，尤其是采用无偿性财政拨款方式进行教育财政资金的分配，助长了人们不重视提高投资效益的倾向，教育经费浪费现象比较严重。

（1）教育经费运用不当

在我国许多贫困落后地区，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许多老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可一些行政部门领导为了自己的升迁，纷纷花公款“读研”、“读博”，这些人上学的费用包括学费、往返于学校的费用，甚至“孝敬”导师的礼物，都出自国家财政和单位小金库。[2]这无疑加重了财政负担。由于我国教育财政没有单独立项，而是融入一般财政之中，是财政总支出的一部分，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行政领导利用职权之便挪用教育财政资金的现象，势必影响到当地政府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

（2）学校收费管理混乱

我国基础教育经费来源之一是收取学生一定的学杂费，以做为教育预算外资金，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可某些学校利用教育经费不足浑水摸鱼，搭车收费，异化为乱收费，为某些人大开方便之门。乱收费已成为我国许多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但真正用到教育上的并不多。[3]另外，在我国财政拨款中的教育基本建设经费和教育事业中的公用经费，由于事权和财权分开，一些人便在这里大做文章，谋取私利，致使我国教育经费出现较大浪费。

（3）办学效益不高

根据经济学原理，办学达到适度规模以后，可以增加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从总体上讲，我国办学规模效益还不高。在我国各类普通学校中，师生比比日本、英国、韩国等国都低得多。[4]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学校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量不足，工作效率低下。全国每年1000多亿元的政府预算内拨款，绝大多数被“人头吃掉了”，用于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学条件改善的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村人口居住比较分散，学校规模不大，这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

二建议

1．国家加大投入，加快基础教育发展的步伐

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做为一种强迫教育，从根本上讲，它应是机会均等的教育，政府有义务合理设置办学条件相对均衡的学校，以满足广大城乡受教育者的需要。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相当部分的基础教育经费。在欧洲多数国家，中央政府负担基础教育经费的比例一般为50%以上，有的高达92%以上，即使在美国这样高度分权的国家，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也达到了71%。[5]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必须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严格按照法律关于教育经费增长的规定安排教育经费预算，确保财政投入主渠道的到位和预算内教育拨款的稳定增长，确保预算内教育拨款的增长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同时，政府必须在现有的教育资源配置上做些调整，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证教育的均衡发展。从政府调控来说，鉴于目前学校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距，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削弱好的学校去同薄弱学校“均衡”，因而要重点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增加投资，逐步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具体可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1）开征教育税

众所周知，办教育离不开物质保证，这些物质条件可用货币形式来计算，即以货币资金形态出现。为此，只要社会还需要教育，国家还需要教育，那么，一定的财政资金投入就必不可少。而事实上，我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教育规模和任务最大的国家，且各项事业都要发展，需要资金，这就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仅靠财政拨款提高国家投资水平较为困难。笔者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开辟新的税种即教育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首先，因为基础教育受益范围是全民的，完全应该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承担。通过税收的形式所聚得的教育财政收入具有无偿性，将不再归还纳税人，不会给政府带来“额外”负担。其次，税收是通过法律条款形式加以规定后强制实施的，其收入的来源和数量比较稳定、可靠，能保证教育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不易受外界各种因素干扰。

（2）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力度

要明确各级政府的基础教育财政责任。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掌握了国家的主要财力，他们是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主体，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应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国家要依据一定的规则，科学地计算确定一个生均义务教育经费定额标准，依靠县财力无法达到的部分经费由省财政补足，依靠省财力无法达到的部分经费由中央财政来支付。这样就可以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相对均衡。

2．根据居民收入合理分担教育成本

教育具有“公共品”和“私人品”双重属性。从经济利益方面考虑，一方面，受教育者个体素质得以提高，可以为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作贡献，使社会及国家受益，就此而言，政府财政应保障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过程结束后，最终的直接受益者主要是受教育者个人，它可以提高受教育者个人的劳动技能与知识水准，扩大就业的选择空间。[6]就后一种情况而论，做为教育成果的接受者，有义务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是基本的经济原则。笔者认为，受教育者所承担教育费用的多少应与其家庭收入水平联系起来，因为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例如，有的家庭用几十万元让孩子出国学习，而贫困地区有的孩子连最起码的义务教育都不能享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育投资仍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且受教育者承担教育费用不加以区别对待，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象将很难消除。对此，国家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应按不同的比例交纳学生的学杂费，高收入家庭多交，低收入家庭少交，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特因户可以免交，以保证其子女能够接受最低限度的义务教育。这样，可以缓解教育财政拨款的压力，充分发挥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的作用，逐步实现地区间、城乡间教育的均衡发展。

3．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监督

（1）教育事权与财权统一

我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分为教育基本建设费支出和教育事业费支出。由于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没有调动地方和部门当家理财的积极性，造成了教育财政支出层层上报，家家都有。这不利于节约资金。鉴于此，应实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将教育经费的分配权和管理权划归教育部门；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校之间的分配、管理、监控由教育部门负责，以使教育发展与政府对教育的拨款相协调，实现教育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2）彻底根除中小学乱收费

必须标本兼治，建立一套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收费方式，实行收钱与花钱、管钱分离的制度。教育部门要根据省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收费标准，委托当地银行介入，银行工作人员从学校收取学杂费后管理起来，如果学校需要时，可向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获准后方能从银行支取经费。[7]

（3）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实行政府采购可以降低教育成本，减少浪费，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对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购买。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8]。政府采购做为国家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同样也适用于教育财政支出行为。在实际的采购活动中，由于采购商品和服务的资金直接交付给贷商和服务提供者，减少了资金的流通环节，从而可以避免各单位挤占、滥用财政资金，大大节约公共资金，提高教育投资效率。国际普遍认为，通过实行政府采购制度，采购费用平均可节省10%。从工程建设角度来看，我国每年教育基本建设费用需要很大一部分资金，如果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可节省数目可观的一部分资金。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各级各类学校需要教学设备的数量很大，若能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定能弥补学校教育经费不足和避免浪费现象。另外，政府采购制度因其采购由封闭分散的形式转变为开放统一的形式，可以使政府每年的教育开支公开化，便于监督；同时，也因其带来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有利于杜绝采购人员损公肥私行为的滋生。超级秘书网

注释

①转引自陈剑芬、陈之萍：《浅议在我国开征教育税的可行性》，《教育与经济》2002年第2期，第48页

②参见靳希斌著：《教育经济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参考文献

[1]夏再兴，教育的“无效投入”不可忽视，教育与经济，1999（3）：28-30

[2]徐水平，公款上学，教育的另类黑洞，教师博览，2002（10）：31

[3]王之飞，从农村中小学乱收费说起，教师报，2002-09-25：（3）

[4]陈培瑞，教育大视野，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28

[5]胡孝玉，探索建立与农村税费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投入新体制，教育发展研究，2002（6）：24

[6]范先佐，教育经济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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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风险成本控制上来说，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的前景还有赖于整体教育经济环境的提升，至少在高等教育这一块，少数民族教育的成本分担与补偿系统必不可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顿指出，“高等教育是既有投资又有收益的事业，各种成本支出应由学生家长、纳税群体、政府机构以及社会慈善机构共同承担”，近几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领域数次出现过对教育成本分担的探讨，但笔者认为针对少数民族学生个体的民间资助提升到行政决策的高度还为时过早，一来我国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的需求系统比较复杂，二来对于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家庭教育投资政策形成虚设，用民族教育学家覃彩銮的话说“少数民族教育的每一次大跨步都建立在社会生产模式的更新之上”，2011年瑶族居民农户全面开展副业生产的时候，大批瑶族家庭自费学习养殖技术、渔网编织、圈舍制式方法，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政府财政支持，却创造了瑶族家庭教育投资的高峰，同期瑶族学生外地就业率也达到历史新高，因此社会成本分担并不是“及时雨”，可以多考虑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补偿系统的完善，例如尽可能地规避社会老龄化现象对少数民族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负面影响，所谓“补偿系统”并不见得是直接的经费支持，少数民族社会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性质而言是一种救济制度，通过救济来填补空缺不如主动创造老年市场的合法谋利机制，例如藏族伊斯兰教民间歌舞团即是为老年人集资的商业化单位，无论是教育还是养老都需要通过加深社会资源流通的互补性来寻找有效的补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