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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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二）教育哲学是大众的教育哲学，是一个国家人们的共同信仰通过教育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有助于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影响教育政策。随着教育改革影响的逐渐扩大和公众对教育改革关注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要求教育改革政策的科学化、理性化、公开化，要求教育改革政策接受哲学的反思。在此需求下，教育哲学的批判功能应该得到逐步的加强。对于教育政策的制定来说，其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方式；对于教育政策的解释和宣传来说，其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于教育政策的检验和批判来说，其更是有力的思想武器。现代社会，教育哲学影响教育政策的功能应该得到切实有效地加强。

（三）教育哲学是个人的教育哲学，是作为个人信仰而存在的教育信条1．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认识教育的重要方式。哲学是教育的理论，教育是哲学的实践。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其任务是运用哲学作指导，从哲学的高度来揭示支配教育实践的思想和理论。每个人都会对教育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教育工作者也会对教育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教育哲学可以启发教育工作者系统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和思考教育问题，可将一些“常识”性的认识上升到哲学高度，不无助益。国外的很多教育哲学家都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有自己所尊奉的教育哲学。布劳迪认为，对于欲谋取教师或教育管理职位的人来说，首先需要考问的是他所尊奉的教育哲学。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二者同属于教育理论，但它是人们认识教育的两种方式。如教育科学研究的是教育领域中的普遍态势。2．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系统的总结和整理个人的教育实践，锤炼其教育哲学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一个人选择教师职业，首先必须明确自己信奉什么教育哲学。只有将零散的教育观念构成一个内在逻辑的整体，用一种世界观性质的教育信念去规范人们的教育行为，才能使教育实践在正确信念的导向下取得更好的价值效果。教育实践要发展，教育理论需先行。通过捕捉时代精神，把握好教育世界发展的趋势，以广阔的眼界看待并解决各种教育问题，进而促进教师的理性反思，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

篇2

1945年杨振宁赴美进入其父曾就读的母校——加哥大学，三年后获物理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他接触到许多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其著名者有论文主任泰勒（Teller），和一代大师费米（Fermi）。1948年他与费米提出π介子是质子及反质子束缚态的可能性，开研究粒子内部结构之先河。

1949年，杨振宁应奥本海默（Oppenheimer）邀请，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不久升为教授。1954年他与米尔斯（Mills）发表的规范场理论，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作，不但成为今日物理理论的基石，并且在相对论及纯数学方面也有重大意义。

1956年他与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次年获诺贝尔奖。从1966年至今，杨振宁主持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1986年，杨振宁南开数学研究所参观，并与该所所长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一道创立了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具体指导量子可积系统的研究。笔者有幸在该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期间，深感杨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对他那种朴实无华的科研作风敬佩不已，下面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简单介绍杨振宁的科学哲学思想。

一、爱憎决定风格

“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①杨振宁在解释他的这段话时说，物理学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种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厌，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象它们对文学艺术一样至关重要。杨振宁对物理学的爱憎基本上是1938年至1944年在昆明当学生时形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为了取得学士学位，杨振宁跟吴大猷做了有关群论和分子光谱方面的论文，接触了群论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他读了狄克逊的一本名为《现代代数理论》的小书，从中学到了群表示理论。这一优美而又有巨大动力的理论，使杨振宁认识到群论的无以伦比的美妙和力量。从而激发起对于对称性原理的兴趣。而从群论到对称性原理上所得到的物理学与数学的结论，又对杨振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杨振宁在清华研究院，在王竹溪先生指导之下写作关于有序——无序转变的论文，对相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51年以后，他在统计力学、多体问题等方面写过许多文章，至今对这方面的工作仍很感兴趣，由他指导的南开数学理论物理室主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杨振宁强调，“学一个东西不仅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技术上的特别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对它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别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么，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学进去，而只是学了很多可以参加考试得到好分数的知识，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精神，他没有把问题里面基本的价值掌握住”。②学一个学科，不只是物理学，不但是掌握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更要掌握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的意义、精神及其重要性，等到你觉得这些重要到一定程度时，你才是真正地把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了。

一个人喜欢考虑什么问题，喜欢用什么方法来考虑，这都是通过训练得出的思想方法，也就是爱憎决定了科学研究的风格。

二、传统与科研

杨振宁认为文化传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传统的确大不一样。中国的传统，重视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从小就讲先天下之忧而忧。相反地在西方这种观点非常少，甚至不存在，可是我们看到，西方传统也可以产生出灿烂的文化。在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学物理和方法了不同。

美国学物理的方法与中国学物理和方法不一样。中国学物理的方法是演绎法，先有许多定理，然后进行推演；美国对物理的了解是从现象出发，物理定理是从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是归纳法。演绎法是学考试的人用的方法；归纳法是做学问的办法。做学问的人从自己的具体工作分析中抽象出定理来，这样所注意的就是那些与现象接近的东西。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科研方向的问题。杨振宁向吴大猷学了分子光谱学与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要是演绎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归纳法，它要从物理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杨振宁从泰勒那里学到了这种思想方法，获益非浅。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泥坑”。在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气氛中，杨振宁接触到一些最可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这是十分幸运的。在联大，杨振宁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杨振宁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杨振宁和同时代的物理学家是与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的。这个领域到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结构的基本认识。这说明如果进入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大。这是方向问题，至于方法问题，杨振宁给出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研究物理学好象看一幅很大的画。整个自然界的结构好比这幅画。看这一幅画可以有几种看法。适当的时候应当氢这几种看法结合起来。一是必须在近距离仔细研究，因为这幅画画得很仔细，每一部分都不一样，因此你必须用放大镜仔细研究它的细部。一是你应当在远距离去看它，你可以看到近距离看不到的一种大范围的规律，还有中距离的看法，物理学需要近、中、远三种看法。当然，如果你能一下子就看出远距离所能看到的规律，这当然是大贡献，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可能。所以必须从近距离开始，总之，知识的流向是由近到中、再到远的，而不是反过来。”③例如，量子力学建立以后，它对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海森伯和薛定谔不是从哲学出发，而是从研究原子光谱出发建立量子力学的。在此我们不难看出，杨教授对哲学与物理学研究关系问题的基本态度。三、对称性决定相互作用

对称观念有很悠久的历史，远在上古时代，人类就有了对称观念，我们的祖先通过对许多自然现象的接触，渐渐形成了这一观念，这个对称观念的发展对上古的音乐、文学、绘画、雕刻、建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国内外的一些文物古迹上，随处可见我们祖先对自然现象中的对称性的偏爱。到了有史时代，对称现象在各种艺术的发展中更加显著。对称既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地位，哲学家和科学家便很自然地对之加以广泛的应用。有许多早期用到科学上的对称原理，例如，天文学家开普勒，就曾经想用一些几何的对称来解释太阳系中各行星轨道的直径比例，尽管没有很大的成果，可是它说明科学家很早就对对称性发生了兴趣了。对称在科学界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始于19世纪。发展到近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是晶体学、分子学、原子学、原子核物理学、化学、粒子物理等现代科学的中心观念。近年来，对称更变成了决定物质间相互作用的中心思想。

对称观念对20世纪物理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麦克斯韦公式利用向量的方法，得到了比较简单的表述，可以说是对称原理在物理学中的第一个主要贡献。因为对称原理与方向和向量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我们所以能够把那20个方程式写成4个方程式，就是因为这20个方程式含有对称性，把这个对称性很根本地写到方程里面去，就可以写出精而简的方程式。通过方程式的精简，我们才可以把电磁学发展到更基本、更深入的程度。在物理学中对称的第二个重要的用途与晶体的构造有关。晶体结构的对称性，经过许多重要的科学家的努力提炼，形成了空间群的观念，这可以说是对称对于物理学的第二个重要贡献。随着人们对对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物理学家开始用数学上已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群的方法来描术对称性，群和连续群的观念把代数、解析与几何连在一起，而通过这许多关系（尤其是解析跟几何的关系）更和粒子现象，以及物理原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又通过几何这个关键，引进了拓朴的观念，这正是近40年来出现的物理与数学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尽管物理学家很早就知道守恒定律，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人了解，原来守恒的观念与对称性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发展，人们才知道原来对称性与守恒定律可以说是同一回事。到了本世纪50年代，人们对对称原理又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认识。物理学家发现原来认为的对称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相互作用下，会有一些纰漏，这些不对称的影响是很小的，不过假若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发掘的话，你就可以发掘出不对称的现象。关于这方面的第一个实验是关于宇称守恒的。通过这个实验，人们认识到宇称不守恒是弱相互作用的一个基本特征。对称原理经过了50年代的发展，在物理学中已经占有了一个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地位，而近年来，进入了深的层次，这个发展起源于规范对称。我们知道，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之间有四种不同的相互作用，叫做强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就是力量，因此，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之间，就有四类不同的力量。近20年来，大家认识到这种所有的不同的力量，都是不同的规范场，对称性是决定相互作用的要素。杨先生说：“对称决定相互作用”①。当然，决定相互作用还有其他的中心观念，因为在今天的基本物理中，有很多复杂的困难，要解决这许多困难，必须引进一些跟数学有密切关系的新观念。

注释：

篇3

改革开入三十年了，即是总结也创新的时候了。

“刘涌案：央视《面对面》采访他，王志问他律师的职责是什么，他说是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王志追问，如果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冲突怎么办，他回答：没有问题，必须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律师。

“这句话让很多人说我离经叛道，当时差点惹祸，后来写进《律师法》了……这个问题在国外是1+1，在国内竟然是大逆不道……《律师法》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原来只让谈维护法律公正维护正义，现在可以说，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了。这(变化)你不琢磨不知道，1琢磨差别大了！”，他每次接受采访都要重复1句话：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现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写入了《律师法》，6月1日起施行。“写入《律师法》是很简单的1句话，真正的认知还要过程。”。

每件事物都是有本质的规律的，这就是哲学。西方国度必有其本质规律，西方律师法，也有其体现其国度的传承。道生1，1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就是1个结构与顺序问题。当1件事情摆出来时，解开这件事情就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主要的就是1，其后是二，为次。1个欺压良民的流氓，他请律师的责任是利益的责任还是社会道德整体的责任。那个为重为轻。

此1事，我总结出：1，我们已不是的指导思想，因为我们立法的哲学根本已不是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了，而是机械的两点论了。讲究1+1了，不分主次了，只讲理论了，只要有理论，理论有逻辑，就什么都可以挑战，什么都可以批判。二，我们1个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传承的民族，在打了几次败仗之后，已经给自己的民族革命了。我们已经不讲义高于利了，我们不讲君子爱财、取之道了。只要你给我钱，我就有所谓的责任了，然后我就为责任而出卖整体社会的良心，人家给你钱，你就什么都做了，这叫什么呢。三，可以看见，西方文化中的责任的来源，在利益为主的西方社会，建立了1整套基于利益至上的文化与哲学。他们不见人的主观与心灵，在乎身体皮肤的反应哲学。

篇4

作者：黄明娣 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马克思对现代性形而上学基础的批判

然而，由于他们对人的理性的倡导走向极端而转到了它过去所反对的东西即“形而上学”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近代的唯物主义他们那里，比如在培根那里，其实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反“形而上学”的倾向或者“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只是“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1］164以至于在他们那里，“抽象的物质”或者“抽象的实体”成为了“万物的本性和存在的致动因”，世界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宇宙自然”。这样，近代唯物主义从开始批判“形而上学”的倾向，到最终又回归了“形而上学”。同样，在近代思辨唯心主义那里，理性成了主宰一切的“绝对理性”，即“本体”或“神”。在他们那里，哲学所追求的是那些绝对可靠的和最为普遍的，也就是那些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诸如笛卡尔哲学所追求的作为一切事物的本性和原因的“第一原因和真正原理”，以及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和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结合起来所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王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使“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1］159而问题在于，在黑格尔那里，他把一切都还原为了“绝对理性”，“绝对理性”成为了高高地耸立在祭坛上要人们顶礼膜拜的一种新的迷信。所以，从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的存在”作为“第一哲学”的主题开始，到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便由此完成了一次大循环。其次，马克思批判以人而不是以神作为哲学中心的近性主义哲学，把“人”也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在自然唯物主义那里，全然没有人的立足之地，作为主体的“人”已经沦为了一架没有血肉和灵魂的机器，自然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人乃至整个世界都是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他们的“世界”中，“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一些机械唯物主义者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164同样，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那里，虽然在他们的哲学中强调人在世界之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力图以“现实的人”作为基本原则去解释和说明现实世界，因而“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2］77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即仅仅把人当作“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用把握物的方式来把握人，因此，和自然唯物主义一样，也仅仅是“从客体”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感性世界，这样，费尔巴哈得到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此外，在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唯心主义那里，由于人的“理性”成为了主宰一切的“绝对理性”即神，因此，作为主体的人，同样成为了没有血肉身躯的纯粹精神，即成为了精神性思辨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变成为纯粹思辨理性的工具。作为主体的人及其主体性和创造性，以及作为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都被消解于唯心主义的思辨体系之中，由于人和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人便同样由此成为了一种抽象的存在。总之，在近性主义哲学那里，由于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对人及其理性、主体性的极端推崇，以至于在他们那里，人成为了思辨理性的工具，人成为了片面的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主体性失落了。上述情况表明，作为现代性形而上学基础的近性主义哲学，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从而最终导致在他们那里，哲学所追求的“本体”以及作为其哲学出发点和核心的“人”，都成为了一种抽象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形而上学”在这次悲壮的“复辟”之后，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

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首先，马克思批判近性主义哲学，把哲学的聚焦点和出发点由抽象的本体转向关注现实的人和人类世界。对于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哲学，马克思曾经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159－160而完成这一时代任务的正是马克思。由此马克思把批判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当着其哲学的基本原则，并使他的“新”唯物主义实现了和人的主体性的真正“吻合”，即马克思批判近性主义哲学离开对人类世界的关怀，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所谓的“宇宙本体”或者投向上苍的“绝对理性”或“抽象的物质”，而把哲学的聚焦点和出发点转到了“人类世界”，也即转到了人类“自己身上”。马克思所谓的“人类世界”(“现实世界”、“现存世界”)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体。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时就曾经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2］77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虽然具有“优先地位”，但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或者说是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对人类来说不过是等于“无”，“是不存在的”。总之，那个孤立的、在人的活动之外存在着的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是不现实的即“抽象的自然界”，现实的自然界必定是与人类的活动融为一体的，即是“人类学的自然界”———这才是真正存在的现实自然界。正由于此，马克思才无意于关注那种离开人的活动即先于人类而存在和作为万物始基的自然界的本性问题，而是把哲学的重点聚焦于人类“自己身上”。其次，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当作自己“新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颠覆了近性主义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马克思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抽象的物质”或“绝对理性”转向人类世界时，实际上也就是把哲学关注的重点转向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要求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和说明现实世界。在谈到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时，马克思曾指出，其“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58并且指出，“他(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76即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世界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一直摆在那里始终不动的东西，因此，不能“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当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54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的根本点，就在于把人类的实践活动当作现实人类世界的根据或基础。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人类世界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统一体。人类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它犹如一个转换器，使社会在自然中贯注了自己的目的，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同时，实践又使自然进入社会，使自然转化为社会中的一个恒定因素，从而又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也就是说，正是在人类实践中，现实人类世界中的自然和社会才融为一体。因此，现实的人类世界既不能象唯心主义那样，把它理解或归结为人的“绝对理性”，也不能象旧唯物主义那样，把它还原为原生态的“宇宙自然”或“抽象的物质”。同时，“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也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正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人创造和展现了人之为人的一切社会属性，尤其是人的理性及其主体性，从而使人脱离了动物界，使人不再是如旧唯物主义所谓的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或者物质机器)，也不再是如思辨唯心主义所认为的是没有血肉的纯粹的精神存在物，而是社会的自然存在物———是物质与精神、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因此，现实人类世界的真正根据和基础乃是人类的感性实践活动，换言之，人类感性的实践活动才是现实人类世界的真正本体。因此，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新”及其“唯物”之所在，就在于它确认了人自身的感性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根据和基础。在马克思那里，由于强调人的实践在现存世界中的意义，由此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凸显，从而也就使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人的主体性真正地“吻合”起来了，由此，马克思哲学便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哲学的彻底超越，即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其实质就在于颠覆了近性主义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抛弃了离开人及其实践活动，仅仅“从客体”去理解现实世界的静止和直观的思维方式，而转向了从人及其实践活动即“从主体”去说明和解释世界的新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