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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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具体表现为：(1)以少量股权控制庞大的金融资产，提高金融资产运转效率，特别是利用少量国有金融资产控制大量的非国有资产，提高国有金融资产乃至其他的非国有金融资产的运作效率；(2)进入和退出子公司十分方便，交易成本、运作成本低廉；(3)子公司是法人实体，拥有较大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对于纯粹金融控股公司的多元化、多角化混合经营很适合。

但是，由于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投资较分散，形成核心能力和经营理念难度较大，运作效率的提高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因此，纯粹型的金融控股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从我国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构造及“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格局来看，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仍是当前和将来一定时期内的唯一选择及理想选择。作为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中介型金融企业法人，它不仅具有分开政企关系、让国有金融企业拥有自主生存与发展权利并承担市场风险，同时还可运用股东即出资者身份对所控股或参股的国有金融企业或其他企业进行监控，确保国有金融资产的安全等优点；而且在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格局下其控制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不仅能各司其职，而且还能防范金融风险，确保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构造

国外实例证明，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管理体制是否科学合理，是决定其能否真正有效发挥积极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管理体制问题，从形式上看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实质是如何处理金融控股公司与其所控股的子公司之间的法人关系与产权管理关系。在这方面，虽然各国的做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如果仅限于控股50%以上的子公司范围内，有两条经验基本是相同的：(1)以董事会为中介，以管理董事为基础，保证对子公司实施产权管理。在国外，公司内部领导体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一委员会的公司领导体制，即董事会制。董事会享有最充分的权力代表企业进行活动；另一种是双层委员会的公司领导体制，即由监事会和董事会（也有的称之为“经理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组成的公司领导体制，在这种领导体制中，公司监事会不只起监督作用，而且拥有相当大的经营决策权。不论公司实行哪一种领导体制，金融控股公司都是以董事会或监事会为中介，来实施其产权管理的，而其中最基本的控制，就是对作为其产权代表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的管理。(2)以是否涉及公司产权变动为标准，合理界定子公司董事会的经营自边界。作为子公司的股东，金融控股公司既要保证有效的产权约束，使子公司经营行为符合自身利益需要，又要尊重子公司的相对独立性，充分发挥其自主性。为此，就有一个如何界定子公司董事会自主经营权力范围的边界问题。在这点上，一般认为至少应借鉴《公司法》中关于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原则，把是否涉及公司产权变动作为经营决策权力的分界线。因为公司产权变动与资产变动不同，资产变动影响公司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而产权变动则影响公司所有者利益，如果控股公司连这类决策权也下放给子公司行使，其产权约束将无任何作用，因此，可以说这是控股公司分权范围的边界。在此基础上，控股公司与其所属子公司的集权与分权存在着很大的可调空间，要根据集团统一经营的需要和公司自身的经营特点、素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确定。如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对其子公司的控股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股东的权力范围，而且还包括了有关子公司总体经营状况的监控内容。

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机构由决策机构、经营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三部分组成。其中，决策机构是公司的董事会，由人大常委会公有制委员会从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社会专家中选任。董事会一经任命，就具有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地位，从而保证其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决策。董事会是集体决策机构，实行一人一票制，董事个人对公司不具有任何特殊权力，不能干涉公司的正常事务。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保障所有者利益不受侵害，又能将经营权切实落实到经营者手里。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以总经理为首，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表决通过。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议，对公司的经营和各下属机构进行独立管理。监督机构是公司监事会。监事会由财政部、审计署和国有资产管理局派员组成，也可吸收本公司代表参加。监事会负责对公司财务、资产及经营活动的全面监督。与董事会成员不同，监事均应是专职人员，监事个人有独立的监督权力。在金融控股公司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后，董事会对公司运营的经常性监督实际上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强化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关键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①明确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责权利与相互制衡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在于明确地界定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三者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这种相互制衡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监督机制：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信任托管掌握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和对经营者的任免权，并接受股东大会的监督，董事会或董事会成员有违股东大会托付的责任，则股东大会就可罢免有关成员，直至改组董事会；高层经理人员接受董事会的委托，在董事会的授权和监督下行使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管理权，经理人员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董事会就可以及时解雇。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督机制应通过信任托管和委托这种双层嵌套关系“内在”地形成。

②董事会对经营管理者进行全面和经常的监督

董事会是公司的战略决策机关，它不干预高层经理的日常经营管理决策。董事会受托行使公司经营战略，包括对重大财产关系变动的决定权，以及对经营活动和经理人员的监督权。董事长与高层经理人员应尽量由不同的人担任，以便形成董事会与高层经理人员之间的制衡关系。董事会与高层经理在投资批准的权限上，由公司的预算制度明确规定。

③高层经理要及时准确地向董事会和所有股东提供公司信息

对公司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必须有充分和准确的信息；否则，无论是事前监督还是事后监督，都将丧失分析和评判的基础，从而容易使董事会或专门审计委员会的监督和工作处于纵的地位。监督机制应有三个基本条件：信息基础、公开制度和查询权力。监督者应能够获得有关监督对象（人和事务）的充分信息，并将作为被监督者行为依据的制度（如职务消费、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授权范围等）公开化。同时，董事会有权随时对有关信息如公司财务报表等进行必要的查询，以及对有关人员进行面对面的调查和质询。

此外，还要特别重视监事会的作用。我国的《公司法》规定，监事会行使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会、经理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进行纠正，提议召开股东会等权力。但监事会作用的正确发挥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公司必须按照国家财务、会计等方面的规定建立规范的信息制度；二是应实行公司信息公开制度，除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公司必须定期向监事会提供真实、准确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等方面的资料；三是必须明确对监事本身的奖惩制度，由股东会对公司监事的工作状况做出评价，提出奖惩意见。

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对子公司的管理实现的，其相应的基本管理事项有：投资产权、股权及股东有关的决策及事务；批准或确定子公司的发展方向和业绩指标、投资计划；子公司人事管理，包括子公司董事的选择和任免，与子公司有关的各种人事安排，如经理、财务人员、骨干人员等。除基本管理事项外，为实现其他的功能，母公司还进行多方面的管理，如研究与开发的管理。由于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是两个独立法人的关系，因此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必须明确法律关系，进行规范化管理。金融控股公司与其所属企业均是母子公司关系或参股关系。作为子公司的股东，国家控股公司既要保证有效的产权约束，使子公司的经营行为不致损害自身的利益，又要尊重子公司的独立性，充分发挥其自主性。一般来说，应根据占子公司的股权比例派员参加子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如所属企业是独资企业或全资子公司，其董事会和监事会将由国家控股公司负责设立；如子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控股公司只能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派员参加股东大会并提出本公司的董事候选人。对于公司的管理一般通过董事会进行，对子公司的监督一般通过监事会进行。国家控股公司应向子公司派出专职监事，密切注意经营者的行为，以防经营者通过各种方式损害所有者利益。除了监事的日常监督外，国家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财务监督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子公司必须向国家控股公司提交本公司月度、季度和年度财务报表，国家控股公司的财务部门应认真审查；其次，子公司必须定期向国家控股公司呈报有关借款和投资方面的计划；最后，子公司需要增加资本时，必须征得国家控股公司董事会的同意。

金融控股公司在制定集团财务战略时应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各子公司的财务管理进行控制：是采取集中统一管理的形式，还是向子公司放权。控股公司财务管理决策权的配置依决策权集中程度的不同而有三种选择：即集权、分权、部分集权和部分分权。

1.集权型财务管理。集权型财务管理体现的是将子公司业务看成是母公司业务的扩大，所有战略决策与经营控制权都集中在母公司。集权财务管理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实现公司整体财富最大化与成本最低化目标，并强化公司总部的全盘调度力度。

实行集中管理政策有以下优点：①降低成本获取资金调度和运用中的规模经济效益。控股公司利用其财务优势和资信实力，可以在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上以较低的成本为子公司筹措资金，以降低融资成本和外汇交易成本。②集中利用财务专家。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金融控股公司，总部拥有优秀的财务专家，决策集中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大的程度上利用他们的才智。③集中管理财务风险。灵活调整整个控股集团的外币种类和结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外汇买卖和保值交易，提高抵御外汇风险的能力。虽然子公司喜欢更多的自，但在遇到财务风险时往往寻求母公司的帮助。由母公司统一管理财务风险具有许多好处，如可以有效地利用提前／延迟、多边冲销等技巧，以及风险管理创新工具。④调剂资金余缺。在各子公司之间调剂资金余缺，降低整个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避免不必要的资金闲置，优化资金配置保证资金供应，同时借以加强对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控制。⑤优化税收管理。控股公司综合考虑各子公司所在地的税收环境，通过在“避税港”建立子公司，统一规划公司的税收政策可以使整个集团的税负降到最低。

但是，集权型财务管理的缺点有：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子公司经理的生产经营自，容易挫伤他们的积极性。②当母公司从全球性生产经营出发，以实现控股集团整体财富最大化为根本目的来进行集中财务决策时，子公司的具体情况和直接利益就会放在次要位置，这容易损害控股集团外部主体的利益，招致他们的反对。③扭曲各子公司的经营实绩，给子公司经营绩效考核增加了难度。

2.分权财务管理。分权财务管理是决策权分散给子公司，母公司的作用限于组合分析不同战略经营单位的经营。各单位绩效考核建立在条件相似单位之间的比较上。除了新项目和融资决策之外，其他决策也分散化。分权财务管理的优缺点与集权财务管理正好相反，利于充分调动各子公司的积极性，处理好与当地利益主体的关系，却不利于实现控股公司集团整体财务效益。另外，放权政策还会妨碍控股公司有效地利用金融创新工具。

3.部分集权、部分分权的财务管理。为集集权与分权财务管理之长，避两者之短，一些控股公司采取部分集权、部分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重要决策集中，对某些地区的子公司实行财务集中对另一些地区的公司实行财务分权。分权的利益取决于子公司的特点与区位，如果一个子公司的管理者自主性和能力强，分权是有利的，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建立次级控股公司并实行多中心管理，相反，如果子公司管理者能力有限，就强化控制。

结合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具体情况，对于一些规模较小、处于成长阶段的金融控股公司来说，采取分权的财务管理是有利的；对于一些国家级的金融控股公司而言，宜采取集中财务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需要从“整体组合持续规模财富最大化”的目的来确定控股公司集团内的资本结构。母公司资本结构的确立要考虑子公司的资本结构和控股公司的成本，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资本结构大致有三种选择：一是与母公司资本结构保持一致；二是与当地企业的资本结构保持一致；三是本着使控股公司资本最低化原则而灵活确定。母公司对下属各类子公司以及孙公司的资本结构控制是建立在资本体系界定的前提之上的，母子公司之间资本结构控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①股权结构控制。所谓股权结构控制首先是指母公司对所有各类子公司投入股本比例的一个全盘考虑，其次是指母公司对各类子公司为（控股）发展孙公司而投资孙公司的资本额的控制。一般来说，母公司可以根据各子公司生产产品的特点，经营领域的不同，以及对母公司或者对集团公司的重要程度来决定对各子公司的股权掌握。显然，对那些与生产经营关联密切，对母公司或集团公司有重要影响的，可以考虑全资控制；而关联程度相对低一些的可考虑控股，控股程度可以掌握两种，一种是以50%以上的股权实施绝对控股，一种是以掌握众多股东中最大股份的方式实施相对控股。严格地说，母公司不控股，但具有一定股份的公司不能称为某母公司的参股子公司，而称为关联公司比较妥当。此外，母公司需要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全盘决定投入下属公司的整个投资额以及投资的分散程度，虽然理论上并没有说，母公司只有将股资额集中于几个子公司实施控股效益才最佳，但如果过于分散，则由于是参股将丧失许多约束力，使集团公司资产一体化运营效果下降。母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发展各自子公司（即公司）的控制能力，首先取决于母公司本身对这些子公司是否控股，只有当母公司是这些子公司的控股公司时，母公司才有可能作为股权主体设定下属子公司对其他公司投资的资本额度限制。这种限制的出发点是控制子公司过分发展所属孙公司，以免失去有效控制。从理论上说，子公司对其下属公司或其他公司的投资不得超过子公司本身股本的50%。具体比例则由母公司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特点确定。

②权益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控制。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资本结构控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下达或由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通过权益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的具体数值。

权益利润率＝资产利润率／（1－资产负债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从权益利润率的公式来看，权益利润率与资产利润率成正比，表现为不同的资产利润率与资产负债率的组合。一般而论，控股公司都希望用尽量少的资本去支配更多的企业资产，但是，负债越大风险越大，因此，母公司就要对子公司的负债比例作出限定。如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具体负债比率高低视各子公司生产经营特点而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一般控制在该子公司自有资本的50%-70%，有的甚至更低些。

③资本层次控制。母公司与各类子公司、孙公司形成的资本层次体系是由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控股、子公司对孙公司的投资控股形成的。在这样一个资本层次体系中，子公司以其资产对孙公司的投入来获得孙公司的股权后，子公司可以通过孙公司董事会直接对孙公司进行控制，但这一层次的控制作为控股公司的母公司而言是间接的，控制力度必然大大减少。依此类推，母公司无法对各孙公司的总体股本结构加以考虑，也无法直接下达让孙公司董事会接受母公司要求的资本利润率和负债比例控制。因此，在目前我国企业集团管理制度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把金融控股公司的股权经营层次控制在母子公司两级，至多不超过母、子、孙公司三级是适宜的。

【参考文献】

1.阎达五，杜胜利：《资本管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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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可能会夸大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报告利润和资本水平,使监管资本的计算失真。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类金融机构分别接受相应监管部门资本监管，如果金融机构达不到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就会受到相关法律的制裁。而金融控股公司为了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则可以通过母公司向子公司拨付资本金、子公司向母公司反向持股或子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操作，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用同一笔资本金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使集团资本金的总额虚增。单个来看，每个机构都可能满足该行业的单一监管的要求,但整个集团范围的资本都可能是不充足的。

2.关联交易使得单个子公司发生的风险波及到控股公司内部的其他金融主体。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是多元化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投资子公司,或通过审查合格的公司为载体从银行融通资金,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市场投机,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投机泡沫。这种风险如果从单个主体的经营操作上看,可能都是合法的,都符合不同监管部门制定的规则,但实际上往往会产生整体层面上的风险。金融控股公司通过担保、资金的占用、贷款等形式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信用链条，在这个信用链条中,如果其中的一个子公司出现问题,母公司会极力救援它就可能会把整个公司拖垮,这就导致更大范围的金融风波。如果金融控股公司的某一实体破产,该实体的债权人会要求关联银行偿付其债务,控股公司的问题也会通过逆向交易的形式传递到内部其他成员,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3.利益冲突滥用引发的关联交易风险可能成为控股公司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工具，金融控股集团母公司操纵着诸多子公司，但母公司关心的是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与子公司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有时为获得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母公司就会通过关联交易将不同子公司的利润进行转移，比如关联企业之间在金融商品交易中采取抬高定价，在借贷业务中通过人为地增加或减少贷款利息，在专利、专有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转让和许可使用过程中采取不收报酬或不按常规作价等方式转移利润。这使监管机构对其真实盈利情况的监管失效，有可能造成对子公司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损害。

二、关联交易的风险控制策略

1.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首先应该明确规定金融集团下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和业务等的比例限制,限定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各子公司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资本金、会计标准、财务核算制度、管理队伍,以防止风险在内部传播。尤其是银行子公司对金融集团成员机构的贷款和其他信用延期方面必须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同时银行从这些成员公司购买证券或其他资产方面也必须有严格限制。防止银行因过度借贷或购买不良资产而直接承担其相关证券部门的风险,导致公众由于证券分支机构出现问题而可能造成对银行存款的挤兑。此外各子公司必须保证决策上的自主性,使得金融控股公司只能通过股权的方式来对各子公司进行管理,从而实现机构分离、交易数额限制和业务形式限制等诸多方面的保证。

2.建立规范的强制性的信息传递和披露机制。应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实现监管当局和外部利益关联者对其风险的监控。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定期向监管者报告其相关的关联交易,尤其是提高大额关联交易信息的透明度。要求各子公司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完善的内部核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向外披露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控股结构的变动。同时对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信息的传递应制定严格的规范准则,既能保证公司内部的信息畅通,使一个部门或经营单位的信息可以由其他单位分享;又要能够禁止各子公司间利用信息的非法转移损害客户的行为。用这种法律的强制性来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公平、公正,并把信息披露是否真实作为考察金融控股公司信用等级的重要内容之一。

3.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集团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在对其下属各子公司本身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管的同时，对金融控股集团整体的资本充足率提出要求。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应是在分别监管的基础上进行并表监管。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剔除集团关联交易后完全合并财务报表，由监管机构对合并后的报表进行监管。并规定金融控股集团最低资本充足率，对此作连续动态的监管。

4.用法律手段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其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从属公司的利益不受侵害,即要求控股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必须遵守不得对少数股东进行欺诈的原则。诚信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权利的行使应以不损害他人正当、合法的利益为限。对控股股东授以诚信义务,是防止控股股东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手段,尤其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规定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更为迫切。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产生于对其控制权行使,这就相应地要求金融控股公司的母公司必须权衡各个子公司的利益,不能为了某一控股子公司而牺牲另一子公司的利益,从而损害了后者的投资者利益。

参考文献

[1]孙险峰,李友华.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易风险及监管分析,经济师,2005(11).

[2]康华平.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控制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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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

1.1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有所差别。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条将金融控股公司定义为“对一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商有控制性持股，并依本法成立之公司”。其中“控制性持股”是指持有一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商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超过25%，或直接、间接选任或指派一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商过半数之董事。另外，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以投资及对被投资事业之管理为限”。可见，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定义的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纯粹型控股公司，本身不经营金融业务。美国的法律没有直接定义金融控股公司，而是在银行控股公司的基础上定义的。根据美国的《Y条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符合一定要求的银行控股公司，这些要求包括“所有被银行控股公司所控制的存款机构都必须保持资本充足”和“管理良好”，而银行控股公司是指“直接或间接控制银行的任何公司（包括银行），除非控制源于......”。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后，美国银行控股公司不仅可以控制银行，而且可以控制保险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从而成为金融控股公司。而且，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既可能是纯粹型控股公司，也可能是经营型控股公司。可见，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既可能是纯粹型控股公司，也可能是经营型控股公司。

参照以上定义，考虑到目前中国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实现向混业经营的过渡。本文将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定义为“同时控制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两种以上金融机构的公司”，或者定义为“同时以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两种以上金融机构作为其子公司的公司”，这两种定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根据中国的相关法规，存在控制和被控制关系，是确定母子公司关系的依据。不过，按照中国相关法律，以持有表决权资本的方式实现对另一家公司的控制、成为其母公司的时候，持有表决权资本的比例要在半数以上（直接、间接、直接或间接）。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共同构成了金融集团(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下文中部分“金融控股公司”指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金融集团)。

1.2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

金融控股公司在国外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花旗集团和汇丰集团都是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金融集团。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这些法律禁止了将银行、证券、保险业务集中在同一个法人内的经营模式，也排除了在境内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中的一种作为母公司，以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作为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但是，以纯粹的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中的两种以上机构作为子公司的模式并没有被排除，而且，一般工商企业同时投资银行、证券、保险并没有受到限制，此外，商业银行在境外可以设立非银行子公司，所以，这几种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得到了发展。目前在我国，纯粹型的金融控股公司有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平安保险（集团）公司等，工商企业投资金融业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有海尔等，商业银行在境外进行投资形成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

2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拥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便于降低成本和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与全能银行相比，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其控制下的子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便于隔离风险，是中国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迈向混业经营的现实选择。但同分业经营相比，又有一些特殊风险。

2.1关联交易易造成风险传递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包括集团成员间的交叉持股、集团内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进行的交易或代表另一个公司进行的交易、集团内短期流动性的集中管理、集团内一个公司提供给其他公司或从其他公司得到的担保、贷款或承诺、集团统一的后台管理、在集团内部配置客户资产、集团内部资产的买卖等等。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的合作来实现集团的混业经营，但关联交易也会使集团内各个公司的经营状况相互影响，当其中一个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或倒闭时，可能影响其他公司的流动性和收益状况，进而引发连锁反应。1996年，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生支付危机，导致整个光大集团负债累累、出现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2垄断力、不正当竞争行为可对公平竞争环境造成破坏

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金融集团往往规模巨大，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同时，可能造成市场集中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在某一局部市场或者某些行业中削弱竞争甚至形成垄断，带来效率下降和客户利益受损。强大的市场力量可能为其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条件。在拥有足够市场力量的情况下，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金融机构可能拒绝向竞争对手的关联企业发放贷款，也可能采取搭售行为，即要求客户必须购买其关联企业的产品，以作为获得信贷的条件等等。2.3资本的重复计算可带来集团整体资本水平的高估

当母公司从集团外获得权益性资金时，这笔资金构成了母公司的资本并形成母公司的资产，如果母公司用资产中的一部分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对子公司进行投资，这笔投资金额就会形成子公司的资本和资产。从表面上看，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应等于母子公司资本之和，但实际上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金额作为资本在母公司和子公司计算了两次，发生了重复计算，同时，如果子公司再将其资产的一部分以长期股权投资的形式投入它的子公司，则这笔投资金额会再被重复计算一次，也应被扣除。总之，只有来自集团外部的资本才能作为集团的资本。如果缺乏剔除资本重复计算的方法和机制，就会导致集团整体资本水平的高估。

2.4分业监管易产生监管盲区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下的子公司可能涉及多个行业，而不同行业的监管标准、监管方法不尽相同，例如监管机构对银行、保险、证券等不同行业的资本要素的定义不同、对资产和负债的评估方法不同、对资本充足水平的要求也不相同，它反映了各类金融机构不同业务性质上的差异，以及风险的判断标准和抵御方式的差别。这些差异的存在，可能会使金融控股公司采取规避监管的行为，再加上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会加大各个监管机构对各自行业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难度，并可能出现监管真空。

3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防范

3.1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

由于关联交易的两面性，因此，不能对其完全禁止，而应进行规范，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必须符合公平原则。一是监管当局制定法规，直接限制某些类型的关联交易。二是监管当局要指导和监督金融控股公司建立起内部控制制度，让金融控股公司自己关注关联交易及其潜在风险。三是完善重大关联交易的披露制度，增加其透明度。四是强调监管当局对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的评价和监督，一旦发现内部控制失控或关联交易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应立即予以纠正。财政部门也应会同监管部门制定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准则。

3.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行为

为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许多国家都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重要内容。其中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当金融机构并购时要进行特别竞争评估，以判断该项并购是否会使其获得垄断地位、对市场竞争造成损害。美国的一些法令甚至规定了金融机构通过并购所获得的市场份额的上限。我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完善，竞争的不充分、市场的分割和壁垒的存在，以及信息的不透明，给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而可能发生的阻碍竞争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应加紧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可能造成垄断的行为进行限制。

3.3建立有效的资本充足情况监管机制

应根据金融控股公司和其子公司的情况,建立一种能正确衡量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资本充足程度的机制。该机制要能识别金融控股公司内资本重复计算的情况，能查明母公司通过举债向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而导致过高财务杠杆的情况，能评估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资本充足状况。1999年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联合的《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原则》提供了避免资本重复计算、评估资本充足程度的基础审慎法、基于风险的累积法和基于风险的扣减法，这些方法虽然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核心思想都是剔除集团内部的投资。我国财政部颁布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对一般工商企业集团的会计报表合并作了较完备的规定，但对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金融集团的会计报表合并的规定需要完善。在资本充足标准方面，除了要求每一个被监管的子公司满足各自行业的资本充足标准外,还要对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金融集团制定相应的资本充足标准。

3.4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目前国外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要有主监管和统一监管两种模式。前者是指当银行、证券、保险有不同的监管机构时，确定一个监管人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人，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美联储作为主监管人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则由各功能监管者监管。后者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及各金融子公司由同一个监管机构监管，这种模式以英国、日本为代表。英国的金融服务监管局和日本金融厅分别是两国的统一监管机构。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统一监管。我国目前对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体制，即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进行监管。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难免会出现各监管主体各自为政、监管标准不一以及出现监管盲区等情况。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考虑的做法是，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个独立的监管部门之上，组建一个类似于金融监管委员会的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对金融子公司进行监管，待时机成熟时，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并入这个机构，实行统一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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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母公司金融控股集团模式下，银行母公司对银行系保险子公司具有自然的影响力，再加之由于国内金融体系结构依然造成目前银行母公司对传统保险公司的巨大地位优势，因此，银行母公司对于银行保险合作各方的定位是共赢机制构建的核心前提。随着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中间业务收入对银行经营收益和资产结构的调整具有战略影响意义，而金融集团内和集团间的战略协同效益依然对市场竞争优势地位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且越发突出，因此，集团内和集团间的银行保险业务会逐步成为银行集团的重要业务单元。由于上述因素对银行母公司金融集团的影响，银行母公司提升对银行保险合作各方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程度，给予合作各方特别是传统保险公司以平等利益相关者的地位，真切维护各保险公司的利益，与各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建立重要的关系，甚至达到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是银行保险合作各方共赢机制构建形成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2.各方遵守银行母公司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形成了合作各方公平的银保竞争环境

由于银行母公司对保险公司拥有巨大的地位优势，因此，共赢机制下的银行保险合作各方遵守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需要有银行母公司制定，并由银行母公司引导各合作保险公司强化执行。而共赢机制下的银行保险合作各方均自觉遵守这一“约束力协议”，形成公平、合规的银行保险市场竞争环境。这一约束力的协议包括大帐手续费率的制定标准、合作各方的违规惩处与退出机制、合作各方的责任承担机制、公平的努力程度分配机制、合规高效的柜员二重委托机制、共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机制等等内容。

3.合理制定了大帐手续费标准，形成了清晰的利益分配机制

对银行保险博弈各方来说，大帐手续费率是影响各方利益分配的关键因素，因为，它既是银行从银行保险业务中实现的中间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也是保险公司成本的最主要部分。因此，共赢的银行保险机制下，形成了合理的手续费制定标准，并决定了合作各方间清晰的利益分配机制。

4.形成了按照合作产能分配银行努力程度的公平机制

在银行保险业务中，银行和银行柜员的努力程度决定了保费的产能，银行的努力程度越高，保费的产出就越高。因此，对于银行柜员努力程度的诉求是保险公司各经济主体的主要目标。而在非共赢机制下，竞相追加手续费等资源投入成为了保险公司激励银行提高努力程度和诱导银行分配努力程度的主要手段。手续费的恶性竞争，恰恰造成了保险公司不能盈利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银行保险共赢机制下，大帐手续费率已经有了明确的制定标准，不再成为努力程度分配的依据。此时，合作各方形成了以产能贡献为标准的努力程度分配的标准，引导者保险公司着力提高经营产能，并形成了保险公司间以产能为标准的积极向上的良性的公平竞争环境。另外需要淡化银行母公司对银行系保险子公司的刻意保护，将银行系保险子公司纳入与传统保险公司共同公平竞争的氛围中。

5.形成了合规高效的单纯柜员二重委托模式下的柜员激励机制

由于柜员在银行保险业务产能实现中的关键地位，柜员努力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银行保费产能的高低，因此，合规高效的柜员激励机制的形成，是确保银行柜员销售积极性的关键因素。在现阶段业务中，银行柜员保险业务有三种收入方式：第一种是单纯的二重委托—模式下的收入，即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的手续费率委托银行销售保险，同时银行转移支付一部分手续费委托柜员销售保险产品模式中，柜员得到的收入；第二种是在第一种存在的前提下，由于银行转移支付的激励比例过低或兑现不及时，保险公司再以隐性激励的方式向柜员提供一笔收入；第三种是保险公司直接跳开银行，与柜员销售“飞单”，直接激励柜员。根据对银行柜员二重委托收入方式的风险分析，可以知道，对柜员的第一种收入方式是合规且风险最小的方式，但是其弊端是对柜员的激励力度不高且激励形式不明显，导致对柜员激励效果不理想。在共赢的合作机制下，形成了具有竞争性的柜员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形式，确保了柜员销售积极性的调动，在这种前提下，各保险公司遵守银行母公司要求严格执行对柜员的单纯二重委托机制。

6.形成了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和严格的惩处机制，共同维护了消费者权益

由于在银行保险业务中，各保险公司之间毕竟存在竞争性的利益冲突，保险公司可能会采取一些违规的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来诱导柜员的销售或直接进行误导销售等等，来强化竞争优势。另外，个别网点或柜员也会采取一些违规方式来促进保险的销售。因此，对于合作各方，特别是保险公司违规责任追究和严格的惩处机制，对于违反“约束力协议”严重的，甚至采取必要的退出机制，是保证任何合作一方不得违规的前提条件。没有违规现象的发生，最终体现的是对于消费者利益的维护。因此，在共赢机制下，银行保险各方形成了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和严格的惩处机制。

7.有着明确的责任承担机制，合理划分合作各方运营成本

在银行保险业务中，还有一块运营成本，涉及到合作的各方。根据对银行保险价值链中各活动成本的分析，知道涉及合作各方运营成本的环节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前期的产品研发、调研等成本；二是销售中的营销支持成本；三是售后的客户服务和非常规退保成本。上述运营成本对保险公司的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因此，需要进行明确的责任承担。特别是第三部分售后的非常规退保成本，所占保险公司经营成本的比例逐步攀升，有时其比例甚至达到1%。而这部分非常规退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银行柜员的误导或销售不清造成的，因此，合理划分退保的责任，并承担相应责任，是共赢机制下的表现形式。

二、银行母公司金融控股模式下银保合作共赢机制构建的环境要求

1.要求银行母公司实施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

从前文银行母公司金融控股模式下银保合作共赢的表现形式分析可以明确银行母公司对于合作各方之间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程度越紧密，合作各方共赢机制构建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这一点也是判断合作各方是否共赢的关键条件。当然，利益相关者关系程度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取决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也就是说，合作的保险公司对银行母公司越重要，那么，银行母公司对于保险公司的关系管理的程度就会越高，进而各方形成共赢的可能性越大。

2.要求各方严格执行“约束力协议”内容以形成公平的行业竞争环境

上文分析的共赢机制下的表现形式，表明了各方严格遵守这一包括大帐手续费率的制定标准、合作各方的违规惩处与退出机制、合作各方的责任承担机制、公平的努力程度分配机制、执行单纯的柜员二重委托机制、共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机制等等内容的“约束力协议”。只有遵守这一协议合作各方才能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并保持对违规行为惩处的高压机制，各方才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因此，银行保险合作各方必须自觉并严格的遵守这一“约束力协议”是共赢机制构建的银行保险市场条件。

3.要求合作各方具有稳定的保费产能平台

银保合作各方之间必要的保费产能平台，是关乎保险公司经营盈利或亏损的关键因素，并且保费额度也是保险公司开展银保业务快速提高市场份额的目的，因此银行母公司保费总体产能的规模是对保险公司形成优势地位的主要判定标准。如果银行母公司的保费总体产能平台不高，对合作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提升没有多大作用，并且合作的保险公司一般不会盈利，此时，银行母公司对保险公司没有吸引力，甚至保险公司不会主动与银行合作。而在上文的分析中，知道银行对保险公司分配努力程度的依据也是合作保险公司的产能平台，这样是银行保险公平竞争的合理机制。综上，可以明确，银行母公司的总体产能决定了银行对于保险公司优势地位与否、而保险公司的产能决定了其得到的努力程度甚至是能否合作的问题，因此，合作各方稳定的保费产能平台是共赢机制构建的前提条件。

4.需要完善金融和监管环境，确保合作各方合规经营

从对银行保险的发展原因可以看出，银行保险最初在欧洲的出现是得益于监管的混业经营政策的放开和激烈的金融行业竞争，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监管体系，最终形成银行保险合作各方之间的共赢格局。国内的银行保险主要得益于混业监管政策的逐步放开和保险公司是的主动联姻，导致了银行保险的快速发展。目前，国内的金融市场体系的结构尚不平衡，严重依赖银行业，因此，银行形成了对保险公司的巨大优势地位。在国内银行保险高速发展成为保费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渠道的过程中，国内的监管部门尚未对银行保险业务中出现的一些违规现象形成处置预案，国内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因此，导致国内的银行保险业务并不成熟，合作主体之间并没有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综上分析，银行保险各方形成共赢机制的优异条件是国内金融体系和监管政策的完善。

5.健康的社会金融消费观念，理性的消费行为

银行保险产品的出发点之一是满足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实现消费者“一站购足”的便利性，以期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巩固银行的竞争优势。而就保险产品提供的金融功能而言，主要是出于保险的保障功能以及资产保值的功能。但是在国内银行保险的销售中，由于销售误导或营销不清楚，导致消费者被动接受保险产品，并对银行保险产品的功能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银行保险具有高的收益率并具有高的增值功能，因此，客户购买之后往往会出现不满意收益情况甚至出现大量的非常规退保现象，这是一种不理性的消费行为。随着国内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消费者金融知识的不断增加，国内消费者对于银行保险的消费行为也会逐步理性。这样，客户的非正常退保就会减少，保险公司的营业外支出水平降低，并且稳定的保单继续率有利于保险公司对于保险资金的合理运用，提高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增强经营能力，确保盈利水平的实现。因此，健康的社会金融消费观念，理性的消费行为是银行保险合作各方实现共赢的又一环境条件。

三、银行母公司金融控股模式下银保合作共赢机制的构建

根据前文对于金融控股模式下银行保险合作各方共赢机制的表现形式和关键机制构建所需的环境条件，本文从银行保险合作各方的利益分配机制、行业制度保障机制和社会制度保障机制三个方面阐述银行保险共赢机制的构建。

1．共赢机制构建的利益分配机制

银行母公司金融控股模式下银行保险博弈各经济主体间的共赢机制构建的利益分配机制内容主要应包括大帐手续费率制定、努力程度分配原则、柜员激励机制以及运营成本分担等方面。

①合理制定大帐手续费率β标准,明确利益分配机制，按照共赢原则进行利益分配。

根据上文分析明确了大帐手续费率是银行保险合作各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核心因素，并且也是各保险公司之间提高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因此，在银行母公司金融控股模式下的银行保险共赢机制的构建，关键因素是要制定合理的并且各方能够自觉执行的大帐手续费率β标准。从另外一个角度，还要分析银行保险行业的平均收益情况，当保险行业总体平均保费投资净收益率高于银行平均存贷款收益率时，银行母公司可以选择手续费率的较高的范围标准执行；当保险行业总体平均保费投资净收益率低于银行平均存贷款收益率时，银行母公司可以选择手续费率的较低的范围标准执行。这种大帐手续费率β标准的制定标志着银行母公司将传统保险公司与银行系保险子公司给予了同样的地位进行合作。

②按照合作产能制定透明的努力程度分配原则,形成保险公司间的公平竞争机制。

由于银行的努力程度和对于银行系保险公司的保护政策对于保险公司保费产出的重要性，因此，在上文共赢机制下的表现形式和环境条件要求分析中，明确了银行保险共赢机制的构建必须按照合作产能制定透明的努力程度分配原则,以形成所有保险公司间的公平竞争机制。在这种要求下，关键因素有两点，一是制定合理的努力程度分配原则，按照产能分配；二是淡化对银行系保险子公司的保护政策，甚至取消对银行系保险子公司的保护政策,让银行系保险公司与传统保险公司自由竞争。根据上文分析，这一分配原则就是银行母公司阶段性、严格按照各保险公司的产能占比来进行努力程度及网点资源的分配，是合理的分配标准。这种分配标准下可以引导保险公司加大对内部经营管理和客户服务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保险公司间的公平竞争，从而有利于银行保险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③制定合规、明确的单纯柜员二重委托模式下的柜员激励机制。

根据前文对于柜员二重委托的三种收入方式的比较分析知道，对银行柜员的三种不同激励方式各有利弊。因此，制定合理的、明确的柜员激励机制，是银行保险保费产能的关键因素。合理的、明确的柜员激励机制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银行母公司转移支付的激励比例；二是明确激励兑现的形式。本文认为上述两种内容明确的路径可以参考银行柜员的第二种收入方式，将保险公司隐形支付的比例等额纳入到银行激励体系，进行统一、透明、合法化管理，并且激励兑付形式需要体现及时性和明确性。

④有着明确的责任承担机制，合理划分合作各方运营成本。

通过前文分析知道，前期的产品研发、调研等成本；销售中的营销支持成本；售后的客户服务和非常规退保成本三部分构成银行保险运营成本的主要部分，而这一运营成本涉及到合作经济主体的各方，并且对保险公司的经营造成较大影响，是合作共赢的重要一环。因此，银行母公司金融控股模式下的银行保险合作共赢机制构建的另一因素是对于运营成本的合理承担。本文认为运营成本合理承担的标准是按照收益和责任的划分比例进行承担，这样充分体现了合作各方平等的责权利原则。

2．共赢机制建设的行业制度保障机制

通过前文分析，本文认为良好的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机制需要制度的保障落实。

①银行母公司实施银保业务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制度，维护各方利益。

从前文共赢机制和利益相关者管理关系的分析可以知道，共赢机制下的银行母公司必然会对合作保险公司实行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并且关系紧密，而实现紧密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又会更大程度上导致双方实现共赢。因此，银行母公司在银行保险业务过程中实施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是合作各方共赢机制构建的行业制度保障。

②银行母公司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创建合作各方的公平竞争环境制度。

从上文分析可知共赢机制下的“约束力协议”包括大帐手续费率的制定标准、合作各方的违规惩处与退出机制、合作各方的责任承担机制、公平的努力程度分配机制、执行单纯的柜员二重委托机制、共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机制等等内容，而上述协议的内容是确保银行保险合作各方共赢的关键因素，因此，确立银行母公司制定并严格执行这一“约束力协议”也是合作各方共赢机制构建的行业制度保障。

③形成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和严格的惩处机制制度，共同维护消费者权益。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知道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和严格的惩处机制是银行保险合作各方共赢机制构建的惩戒机制，能够保障合作各方的公平、合理竞争，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最终促进这一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因此，将这一责任追究机制和严格的惩处机制制度化，是保障合作各方共赢机制构建的行业前提。

3．共赢机制构建的社会制度保障机制

在银行保险各方合作共赢机制的构建过程中，不仅仅需要银行和保险行业内的一些制度保障，同时需要完善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

①从监管部门角度。

监管部门对于银行保险业的健康、良性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它对于银行和保险各方相关运营机制的规范、运行的监督和指导、对于各方违规的惩处以及对于社会舆论的引导都有积极的影响意义。因此，银行保险各方共赢机制构建需要监管部门完善的监管制度作为保障。

②从消费者角度。

银行和保险公司合作的初衷是经营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而客户购买银行保险产品的最终目的是满足自身金融需求，因此，消费者是银行保险价值系统的最末价值链环节。目前国内金融消费环境尚不成熟，消费者对于银行保险产品的认知还不全面。导致在银行保险销售过程中，银行和保险公司各方均有可能出现销售误导的情况，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但是也有一些消费者出现无理取闹的情况，反而导致银行或保险公司一方利益受损，这样，并不能真正形成利益相关者各方共赢的局面。因此，形成合理的维护银行保险博弈中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社会制度是保障各方共赢机制构建的又一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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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金融混业经营的组织模式,在经营管理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其结构与经营也比一般金融机构复杂,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也比一般金融机构要大,发生风险后化解的难度与成本也比一般金融机构要大。同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巨大规模和对经济的巨大影响,一旦金融控股公司发生问题,必将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波动。

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是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有效的内部控制也是金融机构自身管理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对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社会声誉,以及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来说,内部控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对完善我国现有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不仅如此,还可以为潜在的控股公司或者集团建立内部控制系统提供一些思路。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风险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一般性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控制着众多的专业化金融子公司,与一般金融机构相比,它所引发的风险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资本金重复计算、系统性风险和内部控制风险三个方面。

1.资本金重复计算

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金的重复计算有两种情况:一是母公司拨付子公司资本金。这样,一笔从集团外注入的资本金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反映,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如果子公司又用该笔资本金在集团内继续投资,则该笔资本将被多次计算;二是子公司之间相互持有股份,造成股权结构混乱及资本金多次计算。由于只有来自集团外部的资本金才能抵补集团的整体风险,因此,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同一笔资本金被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显然是不适当的。

2.系统性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涉及多种金融领域的金融混合体,其所引发的风险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而在系统内逐渐聚集,并迅速蔓延开来。金融控股公司所追求的协同效应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控股公司风险聚集的可能性:金融控股公司为集团建立的统一信息平台、统一客户服务中心、统一销售渠道,虽然降低了整体运营成本,但是,子公司存在的风险也可能借此通道向母公司不断聚集,在一个机构内发生的失误和可能发生的危机或破产,其危害和影响原本仅限于自身的业务范围或行业范围,但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下,就会向母公司集中风险并蔓延危害。同时,金融控股公司在总体经营上倾向于建立统一的发展战略和业务规划,一旦决策失误,就会影响到全部子公司,错误迅速覆盖整个系统。

3.内部控制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风险主要表现在其经营和组织方面难于被监察和控制,金融控股公司的内控风险有诸多方面,但与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最为密切的风险是内部交易。

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使得集团内各子公司的经营状况相互影响,这就增大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和利益冲突的风险。由于金融集团内部复杂的控股关系和资金往来,彼此关系紧密,相互往来交易势所难免,其种类主要有:交叉持股、集团内公司间之相互交易行为、集团内公司自同属集团内公司取得保证、贷款或其他担保承诺、集团成员间之资产买卖行为、以再保险的方式所为之风险转移、集团成员间就第三人关系风险之转移交易等。这类交易常伴随风险的传递与聚集,最终形成集团的整体经营风险,危及集团的经营安全与稳健运行。

(二)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性风险

在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当前所面临的风险不尽止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金融风险,还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制度性金融风险,这些特殊性风险大多是政府、企业和银行延续旧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的产物,是旧体制下金融抑制所产生的风险的延伸,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承担主体不明确

任何有效的风险管理都应该是以风险承担主体明确,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为根本前提。在欧美发达的银行制度下,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明确地承担起银行在其全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所有风险,并以银行的全部资本金作为承担风险的最终责任界限。董事会因此负责制定有关风险管理的重大政策,并在银行内部建立起有效的风险内控体系。

然而,在中国目前现行的金融体制下,许多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最终主体和边界并不明确。在现行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有效地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商业化程度并不高,政策性业务和行政干预仍很多,这都使得银行的最高管理层(董事会)没有也不能最终承担起全部金融风险的责任。

2.内控体制不健全

在现代的金融风险管理中,完善的内控体制是金融机构得以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内部制度保障。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8年提出的《银行机构内控指引》,完善的现代银行内控体制应该以运作合法、有效和信息畅通为目标,涵盖银行的管理和控制文化、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控制活动和责任分离、信息和交流以及监控和缺陷修正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中国的银行内控体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相对于国际上对现代银行内控体制的要求,中国银行内控体制还显得相当落后,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风险管理的组织制度上。由银行董事会及其高级经理直接领导的,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与各个业务部门紧密联系的风险内部管理系统是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组织保障,但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明显缺乏这种有效运作机制和组织制度的保障。

3.管理工具缺乏

在欧美先进国家的金融市场体系中,管理风险的工具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不断创新。相比之下,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建立较晚,现行的金融市场还不能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足够的风险管理工具,市场工具的匮乏是中国金融风险管理落后的重要表现之一。衍生金融产品市场是目前西方金融体系中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的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具有直接对冲风险的性质,被认为是管理市场风险最有效的市场工具,使得金融体系能更加有效地在风险承担能力不同的金融主体之间配置风险。

目前,除了一些地方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衍生金融产品的缺乏不仅是金融体系不完整的表现,也是风险管理市场工具匮乏的表现,它明显地制约了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现代化的进程。

三、中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分阶段逐步建设和完善的过程。

(一)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定位

金融机构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必须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适时地调整自身机制,防范和化解风险,其中,准确地目标定位是风险管理有效运转的关键和前提,笔者认为,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目标应当定位于:

(1)发挥金融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防范、控制和化解控股公司及所属金融子公司所面临的各类金融风险,保证控股公司及其所属金融子公司的各项业务经营活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符合监管部门的各项要求,符合公司制定的各项经营政策和规章制度,有效推动所属金融子公司各项业务健康、有序地发展;

(2)提高控股公司及所属金融子公司经营管理状况的透明度,保证对内对外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及时性,为公司管理层提供有效的决策信息。

(3)实现在风险—收益均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价值的最大化。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系统的运作必须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整个业务流程中,通过建立风险的识别、评估与预警机制、风险的转移和补偿机制,使得公司运营在风险环境中实现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三者之间的均衡与协同。

(二)树立金融控股公司统一的风险管理理念

1.平衡风险和收益,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

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同样并不是要消除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因素、风险来源,而是在于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是通过合理的安排和实施一系列的决策、管理、操作政策和程序,保证在风险—收益平衡下实现整个集团价值的最大化,同时避免和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保证子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2.全面、全员、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意识

为了有效地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金融机构一般都设有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专司风险控制之职。但是,风险控制又决不单单仅是风险控制部门的事情,每个岗位、每个人在做每项业务时都要考虑风险因素,一定是要在风险能够控制的情况下才去操作和经营业务。

3.风险管理独立和透明

独立和透明是一套好的风险管理体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条件。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的独立性主要在三个方面:即风险管理职责的独立性、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以及对风险管理进行监督评估职责的独立性。独立运作的风险管理部门意味着高度权威性,尽可能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以保持其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

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建立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层面的风险管理体制,明确各风险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责。金融控股公司应成立隶属于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并在同事会领导下指挥控股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分工如下:控股公司董事会:是控股公司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层,确定控股公司整体的风险与回报要求;控股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整个集团的风险管理目标、制定控股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监控重大风险,审批子公司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政策、程序、方法等;控股公司风险管理部:负责落实控股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政策,指导子公司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指导子公司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方法和程序;规划控股公司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对主要风险进行监控;对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进行管理。

第二层级:各子公司建立风险管理委员、建立风险管理部门,集中、全面的管理子公司的风险;实行业务经营、风险管理和设计监督三项主要职能相互分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

子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子公司层面风险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控股公司统一风险管理政策下,规划子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制定子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制度、流程,审批资本分配和风险限额。

子公司风险管理部:子公司风险管理的执行机构,受自公司董事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全面管理子公司各类风险:根据集团战略拟定子公司风险管理政策、制度、流程及标准;对子公司日常的各类风险进行动态的测量和监督,并及时向集团风险管理部门和子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提出针对风险来源的具体控制办法;建立子公司有效的事后补救机制;管理分支机构的风险管理工作和人员。

第三层级:子公司内部建立垂直的风险管理架构。各子公司分支机构也应建立风险管理部门,由子公司直接管理并委派风险主管。子公司业务部门的风险经理以及下属分支机构的风险主管虽然是集团风险管理系统组织架构的基层单位,但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中,他们具有相当自主的、对各部门及分支机构业务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管理的权力,其职责主要有:督促子公司业务部门或分支机构正确实施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和措施;向子公司风险管理分部提供精确、及时的风险信息等。

四、结论

各国必须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混业经营程度、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现状、金融经营体系结构以及传统金融监管制度等一系列因素来设计、选择、安排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体制。我国应该顺应当今世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从结构性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注重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中的分权与制衡。

设计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市场规范运作机制,一方面有利于规范金融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为金融控股公司提供一个活动空间和运营的自主机会,既能发挥金融控股公司的效率优势,又能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使金融效率、金融自由的法律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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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金融业经营的现状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入世协议，我国在2006年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 外资银行和证券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抢夺中国金融市场资源。外资金融企业本身具有完善的经营管理水平，加之其混业经营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金融服务，更是增加了外资金融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金融国际化潮流带来了空前规模的并购潮。在我国，2011年6月28日，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深圳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深发展银行成为中国平安的控股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也和史玉柱为了中国民生银行的控股权斗的不可开交。由此可以看出，混业经营模式在我国已在悄然进行。

在2012年英国《银行家》杂志的1000家银行的最新排名和综合数据中（见表1-1），前25名银行中，实行分业经营的银行只有七家，其中，上榜的四家中国银行均为分业经营模式，除中国的银行外，只有三家国外银行为分业经营。各大以混业经营为主的金融集团通过合并和收购，不仅使自身国际竞争力大为加强，而且能很好的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要，同时也提高了其技术创新和使用新技术融资的能力。相比之下，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银行不利于合并，大大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全球化发展。

表1-1 《银行家》2012年全球25大银行（一级资本排序）

数据来源：英国《银行家》杂志2012年

二、我国实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可行性分析

1、法律条件

我国《商业银行法》虽禁止银行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但对金融机构之间交叉持股和哦你公司形势进行适度交叉的金融业务并没有明确禁止性条款。《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都未明确禁止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也未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与组织体系等内容，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目前在法律上并无障碍。我国可以学习美国，走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控股公司的统一管理下各子公司加强协作，实现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统一。各大商业银行在综合经营商可以在国内实行分业经营的情况下，通过到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区域收购和控股其他种类的金融子公司，再进入国内市场。

2、市场条件

目前，我国四大国有银行都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革，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他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会坚固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日益规范和完善，这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一个重要条件。

3、制度条件

从金融机构内部来说，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增强自律意识和自我约束机制，为混业经营奠定了基础。从金融机构外部来说，一个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组成的金融监管体系在逐步建立完善。“三会”按经济区域对分支机构进行调整，无论从监管方式、监管手段和监管重点，三者都建立了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关系。

三、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风险防范

（1）加强建设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

首先要加强银行内部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教育从业人员严格按照规章流程办事，以客户利益为重。加强对法律法规和相关金融政策的研究和理解，开展合法经营。严格内部资金管理，切实加强内部资金的用途管理，同时严明纪律对信贷资金和投资银行业务之间的事后检验等风险内控方法来控制风险，做到资金使用全过程都能实施监控。

（二）完善外部监管体系

1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规范金融监管秩序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金融监管还应立足于世界，鼓励和促进我国金融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将此作为立法的出发点。这要求我们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的先进的金融监管规则。同时也要注意保护我国的金融利益，不要盲目跟风。

2 规范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

我国现行的信息披露制度这种还存在不透明、不真实和监管漏洞。要进一步从立法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应该公开的信息，规定应披露的基本数据、指标、范围、世界等，金融机构必须按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时送报有关报表、报告，并对其信息披露进行审查与评估，同时对各种风险的计算标准予以规定。主要负责人对相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负责。

在我国加入WTO后，分业经营的体制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发展混业经营成为我国金融机构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我们金融业整体实力的必要途径。但是，我们也要在认真充分分析我国的国情，完善市场、法律条件，，提高监管能力，能充分防范和控制混业经营金融风险，各方面条件都能满足混业经营条件时，才逐步走出分业经营，实现混业经营。

参考文献：

[1]石磊，浅谈我国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趋势 [J]，时代经贸，2008（2）

[2]原巍，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3]薛蓓蓓，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及其监管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7

[4]吴博，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探析 [硕士学位论文].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5]徐凤，论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及其在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选择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暨南大学，2008

[6]徐雁峰，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探讨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7]王国胜，我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风险研究[J].价值工程，2012（3）

篇7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 ;综合经营 

 

一、金融业放松监管（deregulation） 

美国的金融实践充分表明了金融控股公司产生和发展与金融业放松管制的制度环境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94年美国颁布了《理格—尼尔银行跨州及分行设置效率法案》, 允许银行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之间发展分支机构，这部法案的出台大规模地促进了银行在州际之间的并购交易。正是基于对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放松管制，金融控股公司应运而生。mclaughlin,s.(1995)认为对银行间跨州经营地域限制的不断放松进一步推动了美国银行业资源整合的进程，促进了银行控股公司的发展。在美国金融业对综合经营管制放松背景下，很多大型金融公司发起了大规模的并购行动，进一步促进了“格拉斯——斯蒂格墙”的瓦解，加快了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步伐，成就了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制定与出台，该法案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登记成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同时经营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从而开启了美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新篇章，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美国金融业综合经营主要载体的法律地位。 

 

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金融控股公司可以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dean,a., colleen,b., fabio,p. 和carmelo，s.(2002)指出实现范围经济的目标推进了金融控股公司收购与兼并进程，并且在并购活动中又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synergies)（协同效应既包括因为管理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产生的管理协同效应，也包括因为现金流量的充分利用产生的财务协同效应）。此外，现代高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整合与发展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技术环境，促使金融控股公司能够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推行多样化战略，更大范围地争取和保持长期的客户资源，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甚至形成垄断攫取垄断利润。诚然，也有学者对金融控股公司存在范围经济提出质疑， 

三、分散风险 

以马科雅茨为代表人物的现资组合理论认为在有效的市场中，假设投资者都是理性的，即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希望预期利益率最高，或在预期收益率一定的情况下，希望风险最小，那么投资组合策略往往会降低整体投资风险。从整体上来说，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其多元化的金融业务也会产生风险分散的效应，即符合“不要把所有鸡蛋同时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组合策略。white, e.(1986)也通过统计相关数据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银行的流动性并未因证券业务的存在而减弱，相反银行的盈利水平却显著提高，而且银行发生倒闭事件的概率降低。 

但是，boyd,j.h.和graham,s.l.（1988）通过实证分析1971—1984年间银行与非银行活动之间风险和报酬的关系，发现银行控股公司并不必然会降低收益的波动性，因为当银行控股公司涉足证券或者不动产领域业务时将会增加收益的波动性。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对银行控股公司风险损失将被收益抵消的论断提出了质疑（诚然，银行控股公司兼并寿险公司会产生收益抵消风险的效应），因为相关数据表明当银行控股公司兼并证券或者不动产公司时收益并非能弥补损失。 

 

参考文献： 

［1］ boyd, j. h.,graham, s. l., 1988. the profitability and risk effects of allowing bank holding companies 

to merge with other financial firms: a simulation study. quarterly review, vol.12, pp.3-20. 

篇8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内涵

金融控股公司既是金融企业的一种结合方式，也是金融企业集团的一种经营管理体制。根据1999年2月国际三大监管部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联合组成的金融论坛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

二、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成因

金融控股公司因为其日益庞大的规模、复杂的内部结构以及大量的内部冲突，其风险也与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安全与稳定息息相关。其风险成因既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一般风险也有基于中国国情产生的特殊风险

(一)多重财务杠杆与资本重复计算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是以资本为纽带而形成的母子公司控股结构的金融集团。母公司的资本通过投资控股对子公司形成支配权，从而形成一种双重财务杠杆;子公司再把自己的资本作为控股资本继续投向次级子公司，并且有可能使这种资金链条关系重复发展下去，形成多重财务杠杆。”①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重复计算风险是指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资本的重复计算而导致其资本不足的风险。这就意味着集团“净”或“合并”的偿付能力远低于集团成员“名义”偿付能力之和，即有限的资本要承担多倍于自身的风险。

(二)关联交易风险

关联交易是指“金融企业集团内被管制实体直接或间接地依于同一集团内部的其他实体来履行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支付性或非支付性债务所进行的任何交易。”②但一旦“防火墙”失效或者根本没有“防火墙”的情况下，内部关联交易极易积聚风险，最后可能引发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支付危机。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政策风险与监管风险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还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的规定，“无法可依”从而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和业务经营带来制度上的隐患，使金融控股公司的政策风险增大。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各公司涉及不同行业，由不同的监管部门按照不同的监管标准、方法和监管政策进行共同监管。如果各监管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必然将会给金融控股公司的某些业务经营埋下风险隐患。

(四)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殊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面临着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管理体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完善的重大问题，这些都不利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健康发展，也加大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

三、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督

(一)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制度

1.优化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风险控制的关键，同时它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还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治理必须与外部治理相结合，通过外部治理来影响内部治理，实现内外部交换从而加强外部环境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检查监督。

2.构建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管理机制。金融控股公司要形成有助于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使得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具有激励约束兼容性;从内部控制环境、控制手段、信息与沟通以及控制目标等方面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加强风险识别、评估与预测——风险防范与控制——风险转移和补救等风险流程管理，适当运用会计核算方法识别风险，努力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之间的均衡与协同。

3.构建“防火墙”制度防止风险传递。在金融混业经营中，“防火墙”是指一种制度安排，通过持股、业务、管理人员等方面的限制，在母公司和附属机构之间已经附属机构相互之间设置屏障，旨在割断各种业务之间的风险传递，以防止风险互相传染。我国当前应当从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设计、关联交易以及高管等方面加大“防火墙”制度构建，以防范利益冲突、规避风险传递的不良效应。

(二)加强金融控股公司外部风险监管制度

1.市场准入风险监管。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是高风险经营的企业，如果有一些不合格的成员或者不遵守规则的成员进入该领域，很容易使得一国金融市场发生竞争无序、关联交易过度等准入风险。故此需要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由监管当局通过对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经营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依法进行审查和批准，从而保证金融业安全稳健运行。

2.资本充足率风险监管。资本充足率代表了金融控股公司自身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是安全性考察考察重要指标。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构建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的监管框架:(1)最低资本要求，在并表基础上剔除重复计算的资本充足率;(2)监管检查，监管当局应建立机制，重点监控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与经营情况;(3)市场纪律，实现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

3.市场退出风险监管。与一般企业不同，金融控股公司的推出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较大，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金融安全。过去通行的“法人有限责任”制度运用于金融控股公司容易产生较大的子公司推出风险，“加重控股公司责任”成为控制金融控股子公司退出风险的有效手段，其核心在于让控股公司承担出资额之外的超越有限责任的责任。

篇9

中央在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标志着我国金融业的经营体制将实现一次转型，综合经营进程将加快。在金融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对中国金融业产生了影响，实现金融综合经营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 我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现状

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一是通过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持有多个金融机构股权，达到综合经营。如中信、光大、平安集团，它们分别持有相对控股与绝对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

二是各类金融机构相互合作，共用平台，或者成立专门机构实现销售功能上的综合经营。如银行销售基金、保险产品。

三是各类金融机构共同竞争同一类性质的资产管理业务。如银行的理财业务，证券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与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保险公司的分红保险、投资联结保险等等。虽然业务名称各不相同，具体操作上因各监管部门监管方式不一而导致业务方式不一，但这些都属于“信托”范围，实现的都是“代客理财”。从这点上看，各类金融机构实现了综合经营。

二、 我国金融综合经营的风险分析

当前从我国金融综合经营现状中可以看出综合经营风险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资产管理市场严重混乱状况有所收敛，但未根本扭转。当前，我国各类金融机构均已开展形式各异的资产管理业务，鉴于近几年实践中的惨痛教训，一些监管部门在监管理念与政策上已有所调整，正在逐步统一，但从总体上看，各监管部门在资产管理业务上，在法律依据、监管政策上仍协调不够，不尽相同，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风险隐患。

2、金融机构关联交易增多，出现严重的风险传递现象。综合经营的最大优势在于发挥协同效应，最大风险是如何防范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引发的风险传递。目前，由于我国对金融控股集团防范风险的防火墙制度尚未系统建立，随着金融机构之间业务联系的密切，关联交易自然增多，风险传递问题日益严重；利用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形成银行融资、购并、上市的资金循环和利用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关系，套取银行的资金或挪用客户资金解决关联企业资金需求的现象也使大量存在。

3、当前我国金融业尚不发达，实行的是严格分业经营的基本法律框架现实。1993年之前，我国金融业实行的就是混业经营。在我国市场发育不成熟、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监管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确实导致信贷资金过多的流入股市、期市，助长了投机行为和泡沫经济的泛滥与发生。当前，我国现实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银行资金若大量流入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或货币市场，可能引发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一旦泡沫破裂，银行将亏损严重，将引发金融市场的稳定。

4、外资金融集团对我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影响。目前，有部分综合性的海外金融集团已通过各种渠道分别进入我国的保险、证券、银行等金融领域，甚至实业投资领域，对我国分业经营政策带来冲击。例如：汇丰集团拥有上海银行8%的股权，拥有福建亚洲商业银行27%的股份，拥有交通银行19.9%的股权。拥有平安保险19.9%的股权，拥有北京汇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24.9%的股权。汇丰与山西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占股33%。几乎所有的持股比例分别看，都已达到我国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的高限，合计看已超过我国的有关规定。中资各类金融机构普遍反映我国国内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但在华的外资金融机构背后大多是金融集团，他们拥有人才、数据及部分业务实质性的综合经营。

三、我国综合经营模式选择

四个指标对比分析后我们得出结论：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效率最高，全能银行经营效率最差。

其次，目前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出现了很多业务合作；二是成立了多种形式的金融控股集团。

所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我国当前金融综合经营模式的最佳选择。但是，在综合经营模式的选择中还应注意一些问题：

1.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为主，多种模式并存

我国在有关金融综合经营立法中，除采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外，还应准许金融机构选择母子公司制或受限制的综合银行制，允许多种模式并存。但从防范风险的角度，以下两种情况必须强制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制，一是金融机构达到一定资本或资产规模标准之上者，二是同一关系人实质控制两个以上金融子公司者。

2.认识到金融控股公司是一把“双刃剑”

选择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经营，最大的益处是可实现交叉销售、节约成本和有效利用资本等。但另一方面，申请者要充分认识到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后，将会面临金融监管部门更严格的监管，必须具备熟悉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的高素质专业管理队伍，需要承受较高的组建与整合成本，以及准备对有问题的子公司承担“救助”义务等。

3.慎重选择完全或部分控股公司

多数国家和地区金融法律或实践中，一般采取完全控股公司方式。因为一个完全控股公司的管理效率要优于一个部分控股公司。但是，完全与部分控股公司的选择，必须与一个国家金融制度、生态环境以及企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金融业的恢复性发展只有20余年时间，尚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银行、保险、证券市场主体，绝大多数控股公司都必须从“零”开始设立子公司，且开展新的金融服务所需要的技术和经验必须靠长期的实践才能获得。所以，存在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如果采取部分控股公司，则可选择具有专业特长的战略合作伙伴，站在“高端”开展业务，同时，部分控股公司还可实现以少量股权控制规模更大的金融资产，增强控股公司资本的控制力，有助于尽快实现整体战略布局。因此，在我国金融企业专业化市场主体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在多数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及内部控制机制仍不完善、资本实力依然短缺、资本充足率或偿付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选择完全或部分控股公司，一定要衡量自身现实条件决定。不过，从长远看，完全金融控股公司仍是发展趋势，因为只有如此，方能更利于整合金融集团客户、人员、机构等资源，满足客户多种产品需求，降低机构综合经营成本，有效利用资本。

参考文献

篇10

论文摘要：在金融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影响着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本文从金融综合经营风险与模式比较分析中，认为我国现阶段金融综合经营最理想的模式是金融控股公司。

中央在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标志着我国金融业的经营体制将实现一次转型，综合经营进程将加快。在金融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对中国金融业产生了影响，实现金融综合经营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现状

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一是通过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持有多个金融机构股权，达到综合经营。如中信、光大、平安集团，它们分别持有相对控股与绝对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

二是各类金融机构相互合作，共用平台，或者成立专门机构实现销售功能上的综合经营。如银行销售基金、保险产品。

三是各类金融机构共同竞争同一类性质的资产管理业务。如银行的理财业务，证券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与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保险公司的分红保险、投资联结保险等等。虽然业务名称各不相同，具体操作上因各监管部门监管方式不一而导致业务方式不一，但这些都属于“信托”范围，实现的都是“代客理财”。从这点上看，各类金融机构实现了综合经营。

二、我国金融综合经营的风险分析

当前从我国金融综合经营现状中可以看出综合经营风险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资产管理市场严重混乱状况有所收敛，但未根本扭转。当前，我国各类金融机构均已开展形式各异的资产管理业务，鉴于近几年实践中的惨痛教训，一些监管部门在监管理念与政策上已有所调整，正在逐步统一，但从总体上看，各监管部门在资产管理业务上，在法律依据、监管政策上仍协调不够，不尽相同，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风险隐患。

2、金融机构关联交易增多，出现严重的风险传递现象。综合经营的最大优势在于发挥协同效应，最大风险是如何防范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引发的风险传递。目前，由于我国对金融控股集团防范风险的防火墙制度尚未系统建立，随着金融机构之间业务联系的密切，关联交易自然增多，风险传递问题日益严重；利用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形成银行融资、购并、上市的资金循环和利用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关系，套取银行的资金或挪用客户资金解决关联企业资金需求的现象也使大量存在。

3、当前我国金融业尚不发达，实行的是严格分业经营的基本法律框架现实。1993年之前，我国金融业实行的就是混业经营。在我国市场发育不成熟、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监管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确实导致信贷资金过多的流入股市、期市，助长了投机行为和泡沫经济的泛滥与发生。当前，我国现实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银行资金若大量流入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或货币市场，可能引发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一旦泡沫破裂，银行将亏损严重，将引发金融市场的稳定。

4、外资金融集团对我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影响。目前，有部分综合性的海外金融集团已通过各种渠道分别进入我国的保险、证券、银行等金融领域，甚至实业投资领域，对我国分业经营政策带来冲击。例如：汇丰集团拥有上海银行8%的股权，拥有福建亚洲商业银行27%的股份，拥有交通银行19.9%的股权。拥有平安保险19.9%的股权，拥有北京汇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24.9%的股权。汇丰与山西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占股33%。几乎所有的持股比例分别看，都已达到我国对外资股东持股比例的高限，合计看已超过我国的有关规定。中资各类金融机构普遍反映我国国内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但在华的外资金融机构背后大多是金融集团，他们拥有人才、数据及部分业务实质性的综合经营。

三、我国综合经营模式选择

四个指标对比分析后我们得出结论：金融控股公司经营效率最高，全能银行经营效率最差。

其次，目前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出现了很多业务合作；二是成立了多种形式的金融控股集团。

所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我国当前金融综合经营模式的最佳选择。但是，在综合经营模式的选择中还应注意一些问题：

1.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为主，多种模式并存

我国在有关金融综合经营立法中，除采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外，还应准许金融机构选择母子公司制或受限制的综合银行制，允许多种模式并存。但从防范风险的角度，以下两种情况必须强制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制，一是金融机构达到一定资本或资产规模标准之上者，二是同一关系人实质控制两个以上金融子公司者。

2.认识到金融控股公司是一把“双刃剑”

选择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经营，最大的益处是可实现交叉销售、节约成本和有效利用资本等。但另一方面，申请者要充分认识到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后，将会面临金融监管部门更严格的监管，必须具备熟悉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的高素质专业管理队伍，需要承受较高的组建与整合成本，以及准备对有问题的子公司承担“救助”义务等。

3.慎重选择完全或部分控股公司

多数国家和地区金融法律或实践中，一般采取完全控股公司方式。因为一个完全控股公司的管理效率要优于一个部分控股公司。但是，完全与部分控股公司的选择，必须与一个国家金融制度、生态环境以及企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金融业的恢复性发展只有20余年时间，尚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银行、保险、证券市场主体，绝大多数控股公司都必须从“零”开始设立子公司，且开展新的金融服务所需要的技术和经验必须靠长期的实践才能获得。所以，存在着较高的机会成本。如果采取部分控股公司，则可选择具有专业特长的战略合作伙伴，站在“高端”开展业务，同时，部分控股公司还可实现以少量股权控制规模更大的金融资产，增强控股公司资本的控制力，有助于尽快实现整体战略布局。因此，在我国金融企业专业化市场主体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在多数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及内部控制机制仍不完善、资本实力依然短缺、资本充足率或偿付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选择完全或部分控股公司，一定要衡量自身现实条件决定。不过，从长远看，完全金融控股公司仍是发展趋势，因为只有如此，方能更利于整合金融集团客户、人员、机构等资源，满足客户多种产品需求，降低机构综合经营成本，有效利用资本。

参考文献：

篇11

自国资委于2003年成立之后所通过的法规或规章，比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3号文”）等，均未将金融类国有企业纳入其中（3号令虽然是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但不论是国资委还是财政部均认为该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该法所体现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其一是第11条第二款“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兜底的方式囊括了国资委之外的其他监管部门；其二是第76条“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与监督，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肯定了金融类国有企业监管的一般性特征的同时，为金融类企业的特殊立法规定留出了缺口。

二、定义“企业改制”，弱化对次级企业的直接监管

《企业国有资产法》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创新，就是明确定义了“企业改制”，仅含三种情形：一是国有独资企业改为国有独资公司；二是国有独资企业或公司改为国有控股公司或非国有控股公司；三是国有控股公司改为非国有控股公司。除此之外，不影响控股地位的国有资产转让行为均不属于“企业改制”。该法定义“企业改制”当然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加强对涉及控股地位等国有股权转让的监管，同时弱化对不涉及控股地位等国有股权转让的监管。但这一点在该法中并没有明文支持，有待后续规定的进一步明确。

另外，对于次级企业监管的弱化，则早在2003年国资委3号文中就有了体现。该文规定，所出资企业决定其子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其中，重要子企业的重大国有产权转让，需要同级国资部门会签财政部门后批准。可见，对于企业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国有股权，一般来说不再需要行政审批，而只需要作为其股东的一级国有企业同意即可。

三、以完善公司治理的方式保护企业国有资产

注重以完善公司治理的方式来实现对企业国有资产的保护，可以算是《企业国有资产法》又一个较突出的特点和创新了，其17条第二款便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

该法的第34条和40条规定，重要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合并、分离、解散、申请破产等，以及企业改制，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在做出决定或者向其委派参加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股东会会议、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代表做出指示前，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这表明，涉及国有企业分立、合并、解散、破产、改制等重大行为的，政府审批行为在时间上先于股东大会决议。而在此之前的各项文件均无此规定，相反，3号文甚至要求政府审批的报批文件中就包括公司内部决议文件。

此外，《企业国有资产法》还专节规定了与关联方交易的限制性条件，也是保护国有资产制度上的一项创新。并且其72条规定，在涉及关联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公司法》第22条的身影，可以说，这是《企业国有资产法》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与《公司法》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

四、《企业国有资产法》框架下的国有产权转让问题举要

（一）转让方式

国务院于2003年和2005年分别转发的国资委文件《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中，也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改制包括“转让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或者通过增资扩股来提高非国有股的比例”，并且需要履行审批、评估、公开交易等程序性要求。

可见，以认购增资形式稀释国有股权的，属于转让国有资产的形式之一。在实际操作中，非国有资产认购国有企业的增资扩股导致国有股权比例下降，同样适用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

（二）转让批准

在目前阶段，国有资产转让的批准主体包括各级监管部门和所出资企业，即一级企业。其中，对于各级政府直接出资的一级国有企业，由该级政府的国资监管部门批准；对于其间接持股的次级企业，由该一级企业批准，而不再由国资监管机构直接审批。当然，符合特定条件的还需要报同级政府批准。

（三）清产核资

《企业国有资产法》所述“企业改制”并非2002年《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所称改组国有企业，后者并没有国有产权转让前后的控股要求，范围更大。而此前相关规定要求进行清产核资的范围也较新法为广。其中3号文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经批准或者决定后，转让方应当组织转让标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开展清产核资。

在上述情况下，上位法的“企业改制”与下位法的“国有企业改组”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协调，不符合“企业改制”的国有资产转让是否有可能免去清产核资程序等等，这些问题也许还有待进一步的解释。

（四）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通过提供客观价值标准的方式防止国有资产的贱卖，是从交易价格角度保护国有资产的有效方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第47条对资产评估的规定为：“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合并、分立、改制、转让重大财产，以非货币财产对外投资，清算或者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的，应当按照规定对有关资产进行评估。”目前，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评估适用的办法是2005年国务院国资委的《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根据该办法，国有资产评估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相结合的制度。

国有资产评估的备案制，整体上来说实行“谁批准，谁备案”的制度，即由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国务院国资委负责备案；经国务院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即中央企业）批准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该所出资企业（中央企业）备案；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所出资企业的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分工，由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规定。

而金融类国有企业的资产评估，目前仅有2001年财政部颁布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笔者向财政部金融司咨询的结果，有关金融类国有资产评估的规定正在制定中，而实践中基本上还是参照国资委的文件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经过评估并经认可或核准的价格为交易价格的依据，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格90%的时候，必须暂停交易，待获得原批准机构同意后方可继续交易。

（五）公开交易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54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所公开进行。此前，在2002年《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2003年3号文、2004年《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年《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2003］96号（转发）和［2005］年60号（转发）等诸多文件中均明文规定了公开市场交易制度，并且规定选择产权交易所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企业国有资产法》还是上述其他文件，均在要求公开交易的情况下，为协议转让国有资产留出了缺口（需要履行特别的批准程序）。2006年《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列出了允许协议转让的条件：

（1）关系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转让后仍保持国有控股；（2）如果转让行为发生在所出资企业内部，则转让方和受让方应为所出资企业或其全资、绝对控股企业。

但是实践中，符合了上述两个条件之一，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协议方式转让，还需要“按照转让方的隶属关系，中央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地方企业由省级国资监管机构批准”。所以在转让国有产权的实践中，仍然要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原则，以协议转让为例外，因为审批部门对协议转让的批准非常谨慎。

篇12

自从1932年，Berle A. 和 Means G. 在其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开创性提出有关公司控制的论题以来，多年来,国际学者对公司控制问题研究从未间断，特别是Jensen M公司金融，Leech D， La Porta等国际著名学者对公司控制问题深入研究的推动，开创了公司控制权研究的新领域。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是近年的事，自从中国开始企业制度改革与资本市场完善，中国学者对公司控制问题的研究空前活跃。在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等多个领域都有数量庞大的学者对公司控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学者在跟踪国外学者研究热点的同时，还紧密联系中国现实背景展开研究，产生出一批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对近十多年来，国内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公司金融，意图对国内学者的研究特色与研究趋势作一个简要的阐述，为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学者研究的角度各具特色，而研究主题与内容上相对比较集中，而其中有关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绩效关系、控制权的转移、控制权价值、收益是其中的其中的研究热点。下面具体对这一问题展开阐述。关于公司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绩效关联研究，主要从持股比例，控股股东性质、股权制衡，两权分离特征等方面来展开研究。

1.控制权中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公司价值关系。孙永祥、黄祖辉（1999）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配置中，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问题。研究结论表明与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的结构相比 ,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 ,总体而言最有利于经营激励、收购兼并、权竞争、监督机制四种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 ,因而具有该种股权结构的公司绩效也趋于最大。王力军（2006）研究了公司控制模式中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财务杠杆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控制上市公司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差异；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呈U形关系公司金融，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则呈倒U形关系；国有控制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比率与公司价值负相关，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比率与公司价值则正相关。潘杰（2006）研究了公司控制中基于大股东控制的，存在大股东问题下的并购财富效应及其形成机理。研究认为：大股东发起的收购行为通常导致并购方及其关联企业的总利润减少, 竞争对手的利润增加, 消费者剩余减少。尽管收购活动对并购方而言没有创造价值, 但并购事件依然发生。这是因为收购后控制性股东将偏袒他拥有现金流权相对较多的企业, 而侵害其他企业小股东利益。陈晓红、尹哲、吴旭雷（2007）研究了家族企业控制权模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论文范文。家族控制企业普遍采用金字塔型控制模式又是家族控制企业的形式。研究显示：家族控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有侵害其他股东的动机和具体行为 ；成“系”企业加大了家族控制股东侵害少数股东权益的概率和程度；家族控制企业一致行动人累计股权比例与企业价值呈现一定的 U 型关系 ；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亦没有起到制度上防止掏空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2.控制权中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关系。毛世平(2009) 研究了控制权模式中，金字塔控制结构与股权制衡效应。该研究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为研究主体，研究发现，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的股权制衡效应在中国上市公司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股权制衡正面治理效应的发挥是有其条件限制的。在多个终极控制人共同控制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和非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各自对上市公司产生的负面治理效应和正面治理效应发挥着主导作用。研究还发现，股权制衡能够产生权益效应；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下公司金融，多个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制衡效应降低了公司价值，而非分离型金字塔控制结构下，多个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制衡效应则提高了公司价值。黄渝祥、孙艳、邵颖红、王树娟（2003）研究了公司控制中，股权制衡对 内部人掠夺行为的抑制作用。其研究认为而可以通过合理的股权配置，达到提升公司业绩的作用。李学伟、马忠（2007）研究了金字塔结构下多个控制性大股东的制衡效应。当中国上市公司金字塔股权结构下存在多个大股东对终极控制人控制权力的影响 ,考察了当多个控制性大股东股权性质不同时 ,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差异。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与最终控制人之间既存在监督效应 ,也存在合谋效应。当其他多个控制性大股东性质不同时 ,对终极控制人的监督动机超过了合谋动机,从而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刘运国、高亚男（2007）研究了公司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发现 ,股权集中类公司的业绩明显好于股权分散类公司；股权制衡类公司的业绩好于股权集中类公司,但是差异并不显著。用 Z作为股权制衡度的衡量指标 ,当 Z∈(1.0189, 6.0287)时股权制衡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 ,股权制衡对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公司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发现 ,与股权分散相比 ,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是合理的选择。邓建平、曾勇、李金诺（2006）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配置中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3.控制权中控股主体性质与公司绩效关系。刘芍佳、孙霈、刘乃全（2003）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配置中的终极控制者、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问题。该研究以终极产权论(the principle of ultimate ownership) 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重新进行分类 ,结果发现 ,中国 84 %的上市公司最终仍由政府控制 ,而非政府控制的比例仅为 16 % ,因此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仍然是国家主导型的。并且按照新的控股主体分类标准对不同的控股类型———如国家直接控股模式与国家间接控股模式等 ,进行了绩效筛选比较 ,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确实密切相关。具体来说 ,在国家最终掌控的上市公司中 ,相对来讲效率损失最低的企业具有以下特点: (1) 国家间接控股; (2) 同行同专业的公司控股; (3) 整体上市。田利辉（2005）研究了公司控制权配置中，作为控制权主体之一的国有股权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持股规模和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左高右低的非对称U 型关系。总体而言 ,国家持股企业的表现不及非国家持股企业。同时 ,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上升 ,企业绩效起初随之下降;但是 ,当国家持股比例足够大时 ,随着国家持股比例的上升 ,企业绩效上升。即国家持股对企业的绩效具有两面性的影响。田进而认为作为事实上的国有股东,政府存在着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 ,从而既通过政治干预攫取企业财富 ,又借助公司治理和优惠待遇来提升关联企业的价值论文范文。国有股减持应该避免 U型曲线的底部价值陷阱。徐莉萍、辛宇、陈工孟（2006）研究了控制权构成中的控股股东的性质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其研究将中国的上市公司分为四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央直属 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研究结论是不同的国有产权行使主体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有明显的不同 ,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 ,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仅仅与一般水平的国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相当。其研究表明在中国转型经济体中, 上市公司的私有产权控股面临比较严重的问题。 徐莉萍、辛宇、陈工孟（2006）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 ,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 ,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 ,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 ,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 ,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 ,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陈信元、汪辉（2004）研究了股东制衡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问题。他们通过建立一个模型说明股东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第二大股东是如何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 、增加公司价值的 。本文还讨论了股权性质的差异对股东制衡效果的影响。夏立军、方轶强（2005）研究了公司控制中以政府控制为主体的控股股东，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 ,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 、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同时利用樊纲和王小鲁(2003)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在此基础上以 2001 年至 2003 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对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许永斌、郑金芳（2007）研究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家族控制权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该研究以最终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为基础 ,整理和计算了我国家族控制权及其现金流权；并从家族控制权的持有比例、取得途径、实现方式、内部结构 ,以及现金流权比例、管理参与度、所在地域差异等方面分析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家族控制权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

4.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王鹏、周黎安（2006）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即所有权) 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有负的“侵占效应”,现金流权则有正的“激励效应”;控制权的“侵占效应”强于现金流权的“激励效应”;随着两者分离程度的增加 ,公司绩效将下降 ,并体现出递增的边际效应。而作者进一步从资金占用的角度验证了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这两种效应。许永斌、彭白颖(2007)研究了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以 2004 年底在深市和沪市上市交易的238 家民营公司作为样本,通过追溯控制链的最终控制股东,考察了最终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及其偏离的程度,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最终控制股东控制权的集中程度较高,并且其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存在着偏离。最终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叶勇、胡培、谭德庆、黄雷（2007）研究了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问题。研究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5 与控制权相关的其他公司治理特征与公司绩效。李汉军、张俊喜（2006）研究了上市企业治理与绩效间的内生性程度，实证分析充分表明, 上市企业治理机制和经营绩效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内生性关系: 治理不仅对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且绩效对治理也有强烈的反馈作用。也就是说, 两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权小锋、蒋军锋（2009）研究了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问题论文范文。该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形式的合约分析剩余控制权存在条件，探讨特定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之间的转化关系；结合古典边际分析框架考察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与代表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的边际产出公司金融，将剩余控制权收益从公司绩效中分离出来；最后，引入奈特的保险机制研究剩余控制权对应的剩余索取权在公司中的转移特征，并研究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定价问题。研究发现：（1）信息不完全与谋取经济利润目的同时存在才可能形成剩余控制权；（2）剩余控制权依赖于特定控制权的界定并在其行使过程中持续向特定控制权转化，并通过委托－关系形成完整的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3）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决定了公司的人力资本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可通过人力资本在公司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出来刻度；（4）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质押性，剩余控制权收益一定为正。

6.是对公司控制权价值的研究。 施东晖（2003）研究了公司控制权价值的测量及影响因素的问题。其研究通过控制权交易和小额股权交易的价格差额来估算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价值平均为24%左右,稍高于国际水平。根据中国股市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股权结构,我们认为这种控制权价值主要来自于大股东对公司的“掏空”行为以及公司本身具有的“ 壳”价值。还发现,公司盈利状况和现金流动性对控制权价值具有正向影响,而控制权竞争程度则对控制权价值具有负向影响。叶会、李善民（2008）研究了控制权交易的定价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较好的治理环境会降低控制权的交易价格；对政府控制企业的控制权定价显著高于非政府控制的企业；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对控制权的支付价格越低。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治理环境对控制权定价的负向作用在政府控制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影响更大。

汪昌云、汪勇祥（2004）研究了股权分裂背景下国有股流动性溢价问题。研究认为国有股和法人股进行流动性变革,可以提升控制权的价值公司金融，促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流动性变革的关键在于国有股的合理定价,因此 ,在国有股定价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到非流通股的控制权溢价、非流通股在投资者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流通所受限制时间的长短及股价波动性等因素。张屹山、董直庆、王林辉（2007）研究了控制权因素对股权价值的影响问题。研究指出 ,股权价值取决于股东的资源和权力禀赋结构。即股东资源价值越大,则控制权越大、剩余分配越多 ,该股东实际股权价值越高;股东间资源禀赋越不对等,控制权结构越不平衡,企业利益侵占越严重 ,弱势股东的实际股权价值越低;在现实经济中,股票并非天然体现“同股同权,同股同价”特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公司控制权问题做出了持续不断的跟踪研究，研究的视角相互不同，但研究的内容上，表现比较集中，正如同本文所整理的，有关公司控制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的研究成为研究的最热点，在这个方面不同学者焦点也不相同，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有关控股比例、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有关公司控制主体性质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有关股权制衡特征与公司绩效的研究；有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以及公司控制权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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