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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向红 薛美琴 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
本文在梳理以上分析理论和工具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3A评估步骤(充分性评估、可行性评估、可能性评估)[5],并结合水和环境卫生服务在中国农村的供给情况,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1)水和环境卫生服务是否容易获得?主要从时间成本进行评判,包括取水时间为往返厕所耗费时间等。(2)水和环境卫生服务使用情况如何?主要从设施、服务的质量以及可持续性方面进行评价,涉及问题有饮用水的质量、厕所的质量、以及能否长期使用。(3)水和环境卫生服务能否覆盖目标人群使用。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等。(4)水和环境卫生服务能否产生预期效果?着重从经济、社会、生活质量,以及人的尊严等方面进行评估。陕北黄土高原梁峁丘陵沟壑区。近年来,该地在各级政府、国际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一直致力改变取水难、环境卫生差的状况。2005-2007年间志丹县改厕受益人口28975人、解决饮水人口7540人、全县卫生饮水的普及率达到52.6%,居民生活饮用水4项指标合格率100%。课题组于2009年10-12月随机选取了4个改水改厕项目村———保安镇张沟门村和沙道子村,顺宁镇百草台行政村和保娃沟门村进行了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包括改水改厕前后情况,村民对于改水改厕的满意度情况等。课题组共发放问卷200份,获取有效问卷192份,问卷样本符合正态分布,问卷对比数据均通过卡方检验。访谈采用结构式访谈的形式,共访谈当地村民7人,其中卫生室医生2人,小学教师2人,家庭妇女1人,学生1人,村干部1人。
水和环境卫生服务的获取改水以前,志丹县当地农村的饮用水及生活用水主要是井水以及河水,取水不便,很多农户家庭需要花上大量时间挑水以满足日常饮水及用水需要。改水项目的实施为当地农户取水用水提供了便利,69.1%的问卷调查家庭在改水后,家中有了自来水;不少农户家庭有了自家独立的水井;一些村深水井打造,用水情况有了很大改善。根据陕西志丹县4个改水改厕项目村的问卷统计,改水后,取水时间在10min以内的家庭达到了72.9%,而取水时间在40min以上的家庭仅为0.8%,改水使村民取水时间大为缩短。改厕以前,志丹当地农户家庭使用的厕所主要是简陋的茅厕或是露天的粪坑,70.2%被调查者的家中无独立的厕所。改厕后,被调查者家庭自家有独立厕所的家庭也占到了83.4%,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比例达到了72.0%。在访谈以及观察中,课题组成员也了解和观察到,无害化厕所一般都建于房屋的旁边,用厕的便利度相较于以前也大大增加。46.4%被调查者在改水以前往返厕所需的时间在1min以内,15.6%的被调查者在5min以上,改厕后,往返厕所在1min内的比例增加到了59.4%,而需要5min以上的比例降低到了8.3%。因此,水和环境卫生改善工作基本达到预期目的,大大提升了当地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品质。水和环境卫生服务使用情况42.4%和38.2%的问卷调查家庭认为“与5年前相比,所在区域的安全饮用水”有“明显改善”和“有一定改善”,改水后,卫生饮水普及,水质改善,这些都是改水受益家庭所深切体会的。在通有自来水的家庭,或是房屋附近有水井的家庭,取水用水都比较方便。但是通过村民访谈,一些村民也反应,虽然取水便利了,饮用水的水质有所保障,但是一些饮用水还存在异味,需要更好地监测。43.1%和41.5%的被调查者认为“与5年前相比,所在区域的厕所状况”有“明显改善”和“有一定改善”。改厕后有顶、有墙、有门、有便池、有粪便处理设施的无害化厕所代替了以前的简陋的茅厕和茅坑。在改厕以前,当地村民顾虑最多的雨天和夜间用厕不便、污水泛滥、臭味弥漫、不小心会掉下茅坑等问题在无害化厕所建立后都基本得到缓解或解决。使用沼气式厕所的家庭一般使用沼气作为做饭的燃料,给生活也带来了便捷。不过,调查中也发现由于生活习惯等原因,一些村民建成的卫生厕所未得到很好利用。三联式厕所维护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和成本,这些都妨碍了水和环境卫生设施的后续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前期资金的浪费。目标人群的使用在问卷调查中,39.47%和48.68%的被调查妇女“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改水后饮用水状况,30.26%和48.68%的妇女“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改厕后厕所环境卫生条件,比例远远高于“不满意”的情况,问卷调查的女性对于饮用水和改厕的满意度达到了88.16%和78.95%,比男性对改水和改厕的满意度86.84%和77.88%还要高。同时,3.8%的被调查者认为改水之后“孩子上学方便”,21.80%的被调查者认为改厕之后“孩子上学比较方便”。在家庭妇女、教师、学生的访谈中了解到,水和环境的改善,对于家庭妇女,家务劳动变得轻松,用厕隐秘性得到保障;对于孩子,学校饮用水、厕所卫生方面也有了很大改善。从问卷调查以及访谈来看,当地村民、妇女、儿童对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改善都是相当满意的。村容村貌。绝大多数村民认为改水改厕后,村容村貌得到很好改善。61.8%和27.2%的被调查者“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改水改厕项目实施后,村容村貌变得更好了,7.3%被调查者“不太赞同”这一观点,而“不赞同”和“很不赞同”的比例仅仅有3.6%。自豪感。在进一步的问卷调查中,79.4%的被调查者在改水改厕后对于自己的村庄“更加喜欢了”,37.6%和45.5%被调查者认为在改水、改厕后,亲朋好友对自家附近环境给予“很高”和“较高”的评价。环境卫生的改善也促进了村民对家园的认可。肠道疾病控制和预防。29.3%和55.0%的被调查农户认为改水改厕后,自己及家人的肠道疾病有“明显减少”和“有所减少”。在问卷和访谈当地的卫生室的医生中也了解到,改水改厕项目的实施,安全饮用水的普及以及粪便处理的无害化,使水质和卫生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从而使得以饮水传播和蚊虫传播为主的肠道类疾病的发生率大大下降。卫生观念及习惯。在调查自己和周边的人卫生习惯改善方面,38.7%和37.0%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明显改善”,55.5%和56.1%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所改善”,5.8%和6.9%的被调查者认为“和以前一样”,而“比以前差”和“比以前差很多”的比例均为0%。这说明,绝大多数当地村民对于改水改厕项目的实施对于其卫生习惯改善的促进持肯定的态度。但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过程中,也了解到当地村民一些落后的卫生观念和不良习惯,仍普遍存在,如: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还是习惯于喝生水,如厕后洗手的习惯并未完全养成。经济促进。32.8%和42.9%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卫生的改善对经济促进“影响很大”和“有一定影响”。对于改水、改厕后,收入是否有明显好转,30.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明显好转”,56.6%认为“有好转”,而“比以前差”和“比以前差很多”的比例都为0%。对于改水改厕后村里投资增加的情况,19.8%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很大增加”,27.8%认为“有一定增加”,9.6%认为“增加很小”,25.1%认为“没有变化”,17.6%选择了“不清楚”。在调查及访谈中了解到,虽然一些村的蔬菜大棚经济、旅游业、蓄养业的发展与改水改厕带来的环境卫生的改善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村民对于改水改厕对经济促进作用及带来的机遇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
农村改水改厕推进使农民对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服务更容易获取,水质和厕所卫生状况得到良好的改善,妇女儿童等焦点人群对于水和环境卫生服务的使用的满意度提升。同时,水和环境卫生服务提供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水和环境卫生的现状不断改善,农民对于水和环境卫生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不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改水改厕维护工作、农民意识等方面。结合问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材料,课题组认为志丹在今后的改水改厕项目的推进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几方面:其一,改水改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应在继续推进改水改厕项目的同时,强调部门之间联动、精简服务供给环节、推进饮用水监测体系的建设、加强改水改厕工程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率。其二,加强卫生宣传与教育促进。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水和环境卫生,在改善过程中不仅能直接减少与水有关的疾病、减少劳动交易时间。各级政府应采取多种方法鼓励群众更积极主动参与到改水改厕项目中,使改水改厕项目成为转变农民健康认知、促进农民公共参与、转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缓解贫困的重要途径。
2土地沙漠化
关于毛乌素沙漠化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即人为因素说和自然因素说。在同一气候条件下,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占据主导时就是本区沙漠化加速发展时期,是典型的负环境效应,而现代积极的人为活动(如退耕还林/草等政策的实施)对沙漠化的逆转也有促进作用,是正环境效应。对于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问题,众多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给出了不同的见解[10-12],但很少有研究从土地利用政策和能源利用入手来深入分析[13]。许多研究通过对气候数据、遥感数据与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现代毛乌素沙地退化加速,其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及各种破坏性的人为活动[14-17]。人类不合理的耕作和放牧等活动破坏地表植被,对流沙面积的增加和草地、湿地面积的减少等非地带域环境变化的作用明显,而对受自然因素控制的地带性显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流沙分布南界变化)[18]。黄银洲等[19]认为,人为活动不但是沙漠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导致沙漠化过程与气候过程不同步的主要原因。虽然如今沙漠化程度有所缓和,但这也只是基于植物耕作本身的控制[20-21]。有研究则认为,自然因素是主导因素,而人为活动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22]。毛乌素沙漠化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过度的人为活动导致的“古沙翻新”的结果,如果未来温室效应继续致使全球变暖,毛乌素沙地便不会南侵,有向北退缩的可能[23]。毛乌素地区生态脆弱是沙漠化加剧的内因,人为活动是沙漠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其中人口增长是人为活动强度的内驱力[24]。也有学者通过遥感数据发现,近30年毛乌素沙地的部分区域沙漠化进程在时空上出现了逆转,主要是积极的人为活动作用的结果[25]。对于人为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化是如何关联的问题,马玉芳[26]展开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从某种具体的人为活动行为入手,综合考虑农户经济行为面对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市场因素等,探析该地区农户土地开垦、畜牧业生产和薪柴利用等行为及相关因素与沙漠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毛乌素沙漠化的研究结果大部分都表明该地区生态环境在逐步恶化,但在局部地区或部分时间段有逆转现象存在。探究该地区沙漠化因素发现,历史上从农耕文明出现以来主要是人为因素主导,而在此之前主要是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无论是哪种因素,现在还未能清晰地区分它们各自对毛乌素地区环境变化的贡献程度,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尤其是重要人为活动对沙漠化正逆过程的影响缺乏明确的对应分析。
3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土地利用/覆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和自然因素都很活跃的“热点区”和“脆弱区”[27]。在毛乌素沙地这样的生态脆弱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其形成演变机制、揭示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的影响。现代随着空间科技的发展,对毛乌素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研究多数都是利用遥感的手段,对不同时间段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加以对比,结合其他数据和指标(如地形、水文、气候等自然指标,交通、居民点、人口、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居民调查数据等)来分析并揭示人为活动与气候变化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中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以及更为复杂的驱动机制[28-30]。如今众多研究都是围绕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机制而展开的,而各种人为活动作为重要的驱动因子备受科学家们关注。蒙吉军等[31]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毛乌素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进行多尺度研究,认为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与人为影响因素各有差别,尤其是社会政策等经济因素会影响到区域宏观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国内近些年不少研究是围绕重大的环境建设工程和政府相关政策实施对土地利用/覆被情况变化的影响而开展的。从景观角度入手研究人为活动对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的影响发现,人为活动强度的大小与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有最直接的关系[32]。随着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积极的人为活动会使毛乌素一些区域林地面积增加、水体面积增加、耕地和草地面积减少等,产生一定的正环境效应;而与此同时,未利用土地和建设用地的持续增长又会造成当地土地退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等负环境效应,该地区的景观格局变化以1995年为转折点,至2010年人为活动在空间上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33]。如果以城镇为核心来研究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会发现人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当地的土地利用格局,但在此过程中也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虽然气候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覆被的重要自然因素,但政策制度的导向、人口压力及社会经济活动会直接影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分异,驱动了土地利用/覆被格局的变化[35]。在土地覆被的预测研究方面,有学者对毛乌素沙地植被覆盖的动态变化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并运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研究区未来21年的植被转化情况,综合了自然和人为因素分析,认为毛乌素沙地总体气候变化有利于植被生长,但其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将会直接产生负环境效应,导致植被退化等环境恶化问题[36]。国内诸多关于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监测及其解释。近些年也有不少研究工作开始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在区域尺度上的环境响应与驱动力研究,并从多尺度开始研究各个因子的综合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其变化状况的预测与评价研究。
4植被演变
对于毛乌素沙地的植被演变问题,大多是针对植被退化方面。针对温度、降水、沙尘暴频率、风、植被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等自然因素与植被退化之间关系,更多是在关注人为活动所导致植被退化等负环境效应[43]。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频繁的人为活动及其不合理性对当地的植被造成影响,以至于沙地植被退化严重,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人口及牲畜量的增加使原本承载力较低的土地不堪重负而导致的植被覆盖度的退化与植被种类的退化[44]。由于过度放牧使草场的生长不抵消耗,草原面积减少;而与此同时,当地植被优势物种的减少使一些有毒物种趁虚而入,造成了草场植物物种变化,比如说毛乌素沙地植物老瓜头(Cynanchumkomarovii)就是由于重度放牧而入侵的有毒物种[9]。②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植被也因生长环境的恶化而逐渐退化。国内学者通过1950年至20世纪90年代共35年的统计数据结合遥感数据对比分析得出,由于过度放牧、过度开垦等原因,该地区东部和南部极少范围沙漠化有逆转现象,其余大部分地区植被退化,地表景观遭到破坏,植被覆盖减小[21]。③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大规模的农场和牧场开发、商业性采伐、采矿等行为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划和治理[45]),使得矿区部分地区植被遭到人为大规模的破坏而导致了退化。如高国雄对毛乌素地区煤矿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表明:在矿区,道路挤占、地下开采引发地面塌陷、地下水位下降、滑坡、岩崩及矿渣矸石堆放占地等各种因素,都会造成矿区植被大面积退化、生态环境恶化。毛乌素沙地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所导致的植被演变产生了诸多负向的环境效应,不少研究围绕着生态恢复问题而逐渐开展。对于积极的植被演变方面的研究,除了对生态恢复方法技术的关注,有不少工作是从不同的角度着眼于环境建设改变植物生长从而产生相应的环境效应而进行相关研究的,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毛乌素沙地种植草对遏制该区域的沙漠化进程效果不佳,而种植灌木是减缓沙漠化的最佳途径[47]。Runnstrom[48]利用毛乌素地区某时段内NDVI值,通过计算与分析得到人为干预的地区(如耕地和人工林地)其生物量都有明显的增长;植物群落可以作为一个指标,从侧面反映不同年限内、不同区域里环境恢复措施的恢复效应[49]。通过实际验证,毛乌素沙地腹地的乔木林、灌木林以及草原群落的群落盖度、重要值、生物量、植物多样性在经过多年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之后,植被得到明显恢复,植被群落正趋于稳定[50]。
5人为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鉴于对中国北方生态安全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毛乌素沙地成为中国生态恢复及评价实践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毛乌素沙地现代重要的人为活动主要有1955—1956年、1958—1962年及1970—1973年3次较大范围的开荒;1978年开始实施三北防护林的生态建设工程;1983年以后又实行包地到户;20世纪80年代后期沙地牧区限养山羊;1998年以来开始实施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由于这一系列重要人为活动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对其生态环境效应的评估研究与实践也在随之发展起来,但许多评估方法和体系都处在探索阶段。在对毛乌素沙地现代人为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进行评估时,国内有些研究主要是反映单项环境要素的某些指标,而专门分析土地利用环境影响指标体系的研究工作不多,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有关生态脆弱性的评估。相关研究主要有:从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生物变化、气象灾害、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以及沙漠化状况等几个方面分析环境脆弱性变化特征,并建立评估模型对其环境脆弱性进行评估并提出治理对策与开发利用模式[51-52];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建立生态脆弱性评估模型对特定时段内毛乌素草地生态脆弱性进行动态评估[53];从人文调查的角度对毛乌素地区生态足迹与生态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采用生态盈亏平衡分析方法定量分析该地区的生态风险并对其进行评估[54]。有研究工作发展了构建沙漠化逆转和发展过程中不同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作用情景下的评估方法,来评估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在沙漠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同时根据当地居民对沙漠化的感知与适应的相关调查数据,多学科结合并使用专业分析方法讨论了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效应[56]。目前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还存在许多不足,如评估指标体系的量化和尺度选择的局限、评估方法在定量化与客观性方面的欠缺、在价值计算与经济可比性方面的严重不足,使得各种评估实践与研究都处在初级阶段。国内众多对毛乌素沙地人为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都是针对某一时间段内的环境事件,从不同的侧重点或方法入手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下进行研究,或构建相应的模型来讨论生态环境政策实施的生态效应。不同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各有其侧重点,研究工作更倾向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和各种指标模型的有机结合。而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估、森林开采活动的环境效应、人为活动对流域开发的环境影响等方面,常将研究区植被的动态(常以净初级生产库NPP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来表示)作为衡量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作用的指标[57-58]。对流域进行评估或通过花粉等指标来研究历史上人为活动的环境效应,也有学者主要从人为活动(如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来研究对当地渔业的影响及其他一些生态灾难等问题[59-61]。对农牧交错的沙漠地区人为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病毒在非复制期有三类微生态环境。
第一类是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间的生态环境,如感冒病毒存在于空气中;甲肝病毒存在于下水道中;虫媒病毒存在于昆虫的消化道,或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存在于糖丸中。在第一类微生态环境中,病毒与环境的关系是病毒对环境因子的耐受,类似于前面讲到的铁钉存在于界。病毒存在于第一类微生态环境总是按一定的半衰期消失,病毒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没有进入复制期的可能性,但有机会进入第二或第三类微生态环境。这类微生态环境可以称业“病毒的抵抗性生态环境”。病毒如果总是停留于抵抗性生态环境中,最终的结果只有死亡。
病毒存在于抵抗性生态环境中,对其较大的已知的环境因子有紫外线、氧气或其它氧化物、去垢剂及各种蛋白、核酸变性剂、消化水解酶等。在医学上用照射紫外线,熏蒸甲醛(蛋白变性剂)、醋酸或乳酸(氧化剂)杀灭空气和物体表面的病毒,用次氯酸盐溶液浸泡瓜果、餐具,可以快速杀灭病毒。
不同的病毒对相同的环境因素的耐受是不相同的,往往在医学病毒学有关“病毒的理化特性”可以查阅到相关的知识。如黄祯祥主编的《医学病毒学基础及实验技术》第666页描述流感病毒的理化性质为:
流感病毒通常56℃加热30分钟被灭活,在-70℃或冰冻干燥后病毒活性可以长期保存。病毒活性在含有50%甘油盐水的感染组织中,在0℃条件下能保存数月。最适pH为7.0-8.0,在pH3.0时感染力迅速被破坏,但禽类流感病毒具有耐酸性。病毒对脂溶剂敏感并被紫外线、甲醛、去污剂和氧化剂所灭活。
病毒在这种环境中往往是它繁殖周期中最为脆弱的环节。
有关病毒在抵抗性生态环境的知识可以告诉我们怎样杀灭在这个时期的病毒,或怎样在需要时保存病毒。
第二类生态环境病毒在是宿主的细胞间或腔管内,如乙肝病毒存在于人体的淋巴液和其它细胞间液;HIV病毒存在于血液;轮状病毒存在于消化道内。
非复制期病毒的第二类生态环境是宿主体内的细胞间环境。病毒在这个环境中也不能进入复制状态。由于存在于宿主体内,病毒的微生态环境中不存在氧化剂、脂溶剂、蛋白变性剂及紫外线等天然的或人为的因素。对病毒造成损伤的环境因素主要是细胞间液或血液中的各种酶类和宿主的免疫体系。
由于生存在环境的选择,细胞间或腔管内的酶类只能杀灭偶然进入这种环境的病毒,而对适宜生存的病毒种类是无能为力的。轮状病毒如果不能抵抗人的胃酶或肠道中的胰酶的攻击,就不能在肠道细胞中繁殖,势必在自然界消失。肝炎病毒如果不能抵抗血液和淋巴液中的酶类的打击,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于人体中。
第二类微生态环境是病毒在感染途径中必需越过的环境。
第二类生态环境中最有意义的对病毒的破坏因子是宿主的免疫体系,包括体内外屏障作用,巨噬细胞、NK细胞、K细胞等,其中抗体系统在抵御病毒的侵犯的过程中意义最大。
非复制期病毒在宿主免疫系统的攻击下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进化选择在压力下病毒可以通过这样一些途径避免全军覆没:
1.在不触发集体特异免疫反应的区域存在,如局限于表皮生长的痘病毒,扁平疣病毒,一些多瘤病毒。
2.在没有初始免疫的个体中越过第二类微生态环境;如正粘病毒科的感冒病毒,风疹病毒,甲肝病毒,以及不久前被消灭了的天花病毒。
3.在机体中和抗体下降,或机体免疫功能下降的时候经二类微生态环境。当抗体水平上升时,病毒已经躲进细胞内。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水痘-带状疤疹病毒,HIV病毒。
4.不产生触发免疫系统的物质,如类病毒,拟病毒。
所有能在动物和人体寄生的病毒都能利用这样或那样的在非繁殖期度过第二类微生态环境。人类希望改变微生态环境的方法来消灭第二类环境中的病毒,除传统采用的免疫接种以外尚无成功的例证。
病毒的第三类生态环境是在宿主的细胞内,如腺病毒整合于鼠类动物细胞的染色体上;虹彩病毒结晶于昆虫的体表细胞内;水痘一带状疱疹病毒潜伏于人体背根神经细胞中。
存在于宿主细胞内的病毒明显处于非复制期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昆是虹彩病毒,多角体病毒在病毒成熟以后结晶;二是宿主细胞死亡,其余很难分清病毒是否处于非复制期。象乙肝病毒,SV10病毒整合于宿主细胞染色体上,也有部分基历不同程度的表达,不能严格的称为非复制期。
细胞内的环境对病毒的生存是有利的:细胞内的水解酶被约束在溶酶体中,机体的免疫体系鞭长莫及,不能在细胞内发挥作用?
在第二和第三类病毒的微生态环境中,一百多年来人类试图通过改变生态环境使之不适宜病毒的生存。明显取得成功的是接种免疫:以此消灭了天花病毒,降低了乙肝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病毒病的发生。还进行下一些实验,虽然没有显著成果,却是人类战胜毒性疾病的努力方向:
1.药物,期望向克服细菌疾病一样克服病毒性疾病。
2.反义基因,将病毒基因组永远封闭在非复制期。
3.特定酶的抑制剂,如HIV逆转录酶抑制剂,将HIV病毒封闭于非复制期。
中图分类号:Q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7-158-001
环境微生物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知识涉及面广,且发展迅速,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从实际的教学情况来看,环境微生物教学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尤其是教学内容抽象、课时安排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质量。所以,在推进环境微生物教学建设中,要切实做好改革与创新两件事情,在教学方法及内容上进行创新,在实验教学上进行改革。这样,才能实现环境微生物的有效教学,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多教学问题,推动环境微生物教学的不断改革与创新能力。
一、环境微生物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抽象,学生不易理解
与其他课程相比,环境微生物学具有特殊性,尤其是无法形成直观的印象,致使课程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教师在教学中无法活生生的拿个微生物进行课堂演示,而是需要借助工具进行观察。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以直观印象的形式进行学习,尤其是对于一些相似菌种的形态结构辨析,学生的学习比较吃力,多半以识记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教学内容抽象,学生不易理解。
2.课程内容繁琐,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
环境微生物学的课程内容比较繁琐,涉及的知识点较多,如微生物实验、微生物生态等内容。当前,各大高校积极推进创新人才的培养,出现基础课被压缩的情形。环境微生物的课程内容较多,而在课时安排上显得不相匹配,尤其是在实验教学的课时上,明显出现课时不均衡的问题。对于一些教学内容,由于课时紧张的问题,只能一带而过,出现教学质量差,学生难以对该门课进行深刻的理解与掌握,缺乏足够的实践课程培养。
3.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缺乏
对于高职的学生而言,由于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缘故,相关微生物的知识接触较少,所储备的一些知识多半为高考服务。所以,学生的基础知识相对比较薄弱,且在实践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无法有效地贯彻实施。
4.教学条件有限,实验条件不足
从实际来看,高职环境微生物教学普遍存在实验条件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实验面积少、器材陈旧且缺乏等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正常教学的开展,造成有些教学内容缺失或一带而过。所以,在课程不断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改善实验教学条件,是优化环境微生物教学的重要内容。
二、强化环境微生物教学的若干措施
1.运用多媒体技术,增强教学效果
针对环境微生物学的课程特点,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是优化教学的重要工具。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进行直观的教学。教师在多媒体教学中,可以将抽象的内容以图片或动画的方式进行展示,更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学习。例如在“噬菌体侵染细菌”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就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flas展示噬菌体吸附、入侵及复制释放的全过程。这样,学生更能全面而直观的了解知识,并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构建有效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
2.合理安排课时,强化学生的全面学习
环境微生物作为环境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也就是说,环境微生物的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合理配置,这样才能满足课程内容的需求。所以,在课时安排上,要满足课程教学的大纲要求,并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课时。
3.开展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环境微生物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强调教学的创新性发展,以迎合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传统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显然不适合当前的教学需求,无法实现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以学生为主构建启发式教学,更适合环境微生物的教学需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启发式教学,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大胆探索,进而培养课程学习的兴趣与“感情”,这点是培养专业素养的关键。
4.改革实验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实验教学是环境微生物的主要课程之一,是培养学生良好专业素养与技能的重要途径。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验证式的实验教学为主导,探究性、合作性的实验教学却比较缺乏,致使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调动,在实验学习中表现出“冷淡”的态度。所以,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开展探究性、合作性的实验教学,更能体现环境微生物的教学需求,也在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情形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进而营造积极的实验教学氛围。
与其他学科相比,环境微生物教学更强调灵活性,尤其是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合理的课时安排等,都是环境微生物教学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在今后的教学建设中,环境微生物教学仍需落实改革与创新两件事情,切实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而更好地适应社会,满足环境微生物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孙蕾.《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J]时代教育,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