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税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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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在一些地方,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登记的个体户只占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户的70%左右，可见其中存在较多的漏征漏管户。并且个体工商户数量及其庞大，占据了地方税务机关管理的绝大部分，并且其分布广，遍布城乡的各个角落，经营灵活、变化性大，这让税务机关的征管行为雪上加霜。个体工商户账簿建立不完善，难以准确查账征收。有的个体工商缺乏建账能力；有的个体工商户有建账能力且经营比较好，但其仍然不愿意建账；还有的个体工商户虽然建账了，但是却建的假账。个体工商户不愿建账的原因：首先，建账增加了经营成本，个体户业主一般对税收知识知之甚少，无法准确地建立账簿，需要雇用财会人员为其记账，增加了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成本；其次，建账增加了收入的透明度，健全的会计账簿，可以充分准确地反映出其经营状况、收入水平，这将会导致税负提高。因此个体工商户更愿意采用定期定额的征收方式。

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并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适用于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和县以上税务机关（含县级，下同）批准的生产、经营规模小，达不到《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设置账簿标准的个体工商户的税收征收管理。从理论上讲核定税额有法可以，并不难，然而操作起来却十分的复杂与困难。首先核定税款需要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资料，然而个体户业主为了少纳税，往往不会提供正确且充分的一手资料，使得税款核定难以到位。其次征纳双方在生产经营额上难以达成共识，个体户为了多获得税后利润，一般会尽量减少其“生产经营额”。随着计算机征收征管领域的不断应用，极大的推动了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税务部门的领导因此觉得税务人员过多，然而有些税务人员的素质却没有跟着提高，导致效率低下，又让人觉得税务人员过少。同时，较国家税务机关相比，地方税务机关人员少、事情多。据统计，税务机构分设后,分流到地方税务系统的人员比国家税务系统的人员少，然而地方税务系统的工作量却比国家税务系统的重。在调查的5个乡镇、10个街道两千多户个体工商户，税收管理人员8人，人均管理200多户。且地方税务系统的征管经费少于其正常所需水平，部分执法人员的素质难以应对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税收征管，从而导致了征管力量薄弱。征管改革取消了专员专户管理制度，打破了“一员到户，各税统管”计划，建立了“以纳税申报为依据，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专业化分工”的全新征管模式。然而许多税务人员旧思想、旧观念根深蒂固，不愿舍弃旧方法，亦不会去主动跟上改革的步伐，导致征管制度与征管行为分离开来，没能很好的结合起来。同时改革后的征管活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亦会出现很多需要探索的问题，如税收任务的落实问题、以及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等问题。

税收政策对个体工商户不公。首先，国家对个体工商户的起征点是5000元。若一个体户月营业额是5000元（假设其利润率为20%），则其需要缴纳营业税或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大致税率在8%左右，相当于400元税款，那么其税负是是过重的。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对有发展前景，生产经营规模大的个体户进行了“地方保护”，放松了对个体大户的税收征管。同时个体大户由于资金较充足，往往能利用会计人员为其减小“营业额”避税。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受传统核定税额方法的影响，在调查核定税额时不注重调查研究，在未准确了解其规模大小，项目利润高低的情况下，错误地、简单地推算出营业额，使得生产经营规模小的企业反而税负更重，形成了税负上的差别。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个体工商户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但由于个体工商户数量大、分布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很难做到完全进行营业登记。并且由于法律制度不够严密且监管力度不足，导致部分个体户业主因存在侥幸心理而不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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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制转型实现税制转型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体现。首先，要想不断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增强管理财务的主动性，加强管理各级政府的财务分配，发挥主要的财政职能，就需要采取建立分税制度的办法。其次，通过采取抬高补助额等举措来完善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了部分地区被迫增长经济却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去促进其持续发展经济。此外，统一所得税制度，将所有的企业按规则展开公平竞争，可以平衡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后，把增值税作为主体，将消费税与营业税作为补充，建立新型的流转税制度，将计划经济税制转变为市场经济税制，一方面增加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能确保我国税收制度的正常实施。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1.财政税收制度存在不足我国当前的财政税收体制仍然留有局限性，使得财政不能均匀分配，影响了宏观调控，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财政收支没有合理分配，呈过度集中的态势，第二是由于非税收收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归纳在政府的财政收入管理体系之内，第三是由于某些重要的税种不在征收税负的范围之内。

2.预算体制改革存在不足如今国内所施行的财政预算制度由于涵盖范围面窄且地方政府预算体制不够先进，导致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这样的预算体制实在是不适合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也与整体发展规划格格不入。同时没有严格的监管部门对财政预算进行规范的监督指导，使得某些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进展。

3.财务管理存在不足在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通过采取精简结构、精简人员的方法来节约成本，这样的做法缺失了部分甚至全部专业的管理财政税收的人员，让财政税收在管理方面暴露出很大的漏洞，不能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此外，正处于转型期的财政管理队伍难免出现能力参差不齐的人员，容易发生事故，不能有效地管理财政税收工作。

4.转移支付存在不足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可以通过中央的财政支出来调节差异。由于各地区转移支付类型的选择重点不同，以及缺乏监管部门强有力的监督，在转移支付中就容易出现官员腐败或者效率低下等不良现象，会增大不同地区的收益差别，不利于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性建议

1.建立财政管理体系要想建立既高效又精简的财政管理体系，首先应该逐渐实现征收税收机构的统一化，此外建立省、市、县甚至乡镇的财政管理机制，然后建立地方政府的债务解决办法。这样的上下一体化管理同时配以严格的监管力度，能够以很高效地的工作效率进行财政管理工作，最终达到规范化。

2.建立健全预算管理体系扩大预算涵盖范围的同时健全包括经常性、资本性等预算的复式预算体系，最大程度地将财政收支加入到预算管理的范围之中，从而达到大范围多元化的预算管理，最大限度地惠及民生。

3.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体系建立健全转移支付体系，就要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整合，首先增加前者作为支付手段的比例，将后者作为补充相结合，合理安排二者的结构比值。其次，将资金分配公开化、透明化，对转移支付支配办法进行改革。

4.建立健全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设立应该以促进科学平衡发展为基本目标，建立公平的税收结构，合理调控宏观税负水平。首先不应给纳税人造成太重的负担，确立适中的税负水平，而在减轻纳税人税外负担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地提升。此外，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改变税收结构，将营业税或物业税作为主要税种，同样也可以重置直接税与间接税两者的比重，也可以选择及时加收环境税来合理分配资源。

5.建立健全财政体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的具体实情与发展需求，统筹兼顾，最大可能地实现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稳定与平衡。要做到这样就应该让中央政府将部分实际权力下移至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能自主行使部分权力，此外在中央财政收入稳定的基础上将其余地方政府合理分配，然后在二者财政支出比率保持合理稳定的前提下，让中央对部分支出直接管理，缓解地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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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提薪、个税、收入、稳定

近日，某公司进行了薪酬制度改革，大幅提升了员工收入，人均年收入由原淼6.13万元提升至9.05万元，员工对新的薪酬制度十分满意，但随即就有部分职工反映个税太高，实际收入并没有预期的高。经过比对，发现员工个税大幅提升，影响到员工的实际收入，引发了员工的不满。

一、员工收入变化引发的个税变化

该公司共有员工811人，去年人均年收入6.13万元，人均月收入5108.72元，最高月收入者达到12520元、最低月收入仅785元；今年人均年收入9.05万元，人均月收入7541.67元，最高月收入者达到17461元、最低月收入仅1226元。

1、目前个税的政策

个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我国于1980年9月开征个人所得税，确定的费用扣除标准为800元/月，当时国内居民个人收入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收入差距也很小，因此征收对象主要是在我国境内取得收入的外国人。随着国内个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分别于1986年和1987年开征了城市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颁布以来，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形成了目前较为完备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2011年9月1日起，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上调至3500元，同时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将超额累进九级税率精简为七级税率。新的个税征收方法贯彻了“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立法精神，实现了个人所得税 “公平税负、量能负担”，高收入者多缴税、中等收入者少缴税、低收入者不缴税的目标。

目前，国家实行的是7级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税率，个税税率由3%至45%，免征额为3500元。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应发工资-三险一金-免征额。

从上表可以看出，目前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实际增幅与收入增幅基本同步，个税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调整后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群体，实际增幅与收入增幅的差距明显，最高可达8.8%。显示出收入增幅越大、差距越明显的现象。特别是调整后收入达到12500元以上的群体，几乎有1/4的增加收入转换成了个税。

在收入调整之初，三险一金并未随同增长，实际增幅与收入增幅的差距部分人员小幅缩小、部分人员小幅增加。

从上表可以看出，员工工资收入越高、税率占收入比率也越高，该公司最高收入者的个税可以占到收入的15.6%。

2、员工收入的变化

该公司执行的薪酬制度是六年前制定的，之后一直未做调整，员工收入近些年几乎没有增长，已经远远落后于同行业其他企业，也未能跑赢CPI的增长，薪酬水平较低已经导致员工流失率大幅提升，基层员工、高知识员工和中高层员工流失相当严重，特别是新进员工当年流失率达到30%、两年后的累计流失率达到60%以上，加之老企业所特有的老龄员工正式退休的影响叠加，致使该公司由六年前的1300余人下降至目前的800余人，人才流失导致企业困难重重。

新任公司高层就位后，仔细研究了公司现状，对公司薪酬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向行业平均薪酬水平看齐，提出了“新进员工增加1500元、普通员工增加2000-3000元、中层管理人员增加3000-4000元、公司领导实行年度绩效考核兑现”的指导思想。提高了新进员工收入，吸引、留住了新鲜血液；大幅提升了工龄工资标准，稳定了相当一部分老员工；引入了绩效薪金，按月考核发放，拉开了员工收入差距，激发了员工工作热情；摒弃了论资排辈、论级别拿工资的做法，强调易岗易薪、岗变薪变，压减了一批在位不在状态、薪高水平不高的员工，激活了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员工，企业面貌焕然一新。

薪酬制度改革后，人均年收入由原来6.13万元增长至9.05万元，其中：5000元以下收入者大幅减少，减少了85%；而8000元以上收入者大幅提升，增加了13倍多；特别是收入在10000元以上者，增加了146人。收入提升非常明显。

从上图可以看出，免征额以下收入者减少90%，只交3%税率的人群减少84%，而交20%税率以上部分大幅提升，增加了347人。个税增幅十分明显。

3、个税对收入的影响

针对部分员工提出的问题，我们在各层级中选取了一组数据进行了对比。

上表就真实地反映出薪酬调整之初部分群体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间的反差，这种反差，是薪酬调整时并未预期到的。以高级经理为例，原期望能增加收入4227.52元，实际上只增加了3572.21元，两者相差了655元。这也是大家反映比较强烈的原因所在。

这种状况，在社保缴费基数调整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改善幅度并不明显，预计实际增幅与收入增幅的差距能下降一个百分点。

二、增加员工收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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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制度是以中央财政领导为主，地方财政更多的接受中央的管理，并听从上级指令后定期向中央财政部门报告税收情况，存在高度集权的现象。财政收支的高度集中导致很多分税制度得不到很好的实施，加上财政是不允许搞平均分配，致使地方财政收入也无法进行合理的划分；[1]一些资产收入和国有资源的非税收收入，往往没有纳入财政收入的管理体系范畴，使得财政管理存在一定的漏洞；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税种中没有包括仅税负增收的范围，丧失了财政对社会分配的调配功能。

（二）财务预算和核算缺乏真实性

不少财务部门在制定单位年度预算和经济核算中存在虚假信息，其核算结果的真实性有待提高。当前，偷税、漏税、避税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不法分子大量的伪造、虚开、代开增值税的专用报销发票，且涉及的数额大，这样必然使国家大量的税收流失；[1]加上很多部门在财务核算中有很多的人为干扰，对成果进行干预和控制，从中获取一些虚假的经营指标；不少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建立起两套账目，设立明账和暗账，或者说在核算中混入一些虚假的信息来掩盖真实的经营情况，在税金的计算和经营成果的上报上有一定的水分存在，财务监督行为存在缺失。

（三）财务监督和管理上存在功利性

许多税收单位的领导对国家财政税收管理制度的执行力不够，工作的责任心和认识还不到位。认为税收是国家用于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与本单位没有直接的关系，在经营上淡薄了管理意识；有些领导在向上级汇报税收情况时有一定的弄虚作假现象，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徇私枉法，偷税漏税；[1]有的单位没有把税收的收取和支出情况进行公开，在记录方面多是人工记录，甚至不记录；也有管理者同纳税人员达成私人协议，对偷税漏税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从中谋取利益。这些不该有的做法加上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督和监管，使许多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对国家财政税收工作极为不利，大大减少了财政税收。

（四）传统财政税收管理模式存在弊端

随着国家财政税收改革和发展任务的不断深化，传统的税收制度已经难以适应时展的新要求，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财务管理方面不能有效的进行管理，也无法对税收改革进行有效的控制，甚至出现无视法律存在的行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件频频发生。[2]当然，在改革中也遇到许多同经济发展及社会要求相冲突的情况，在结构方面存在失调的现象，不少财政税收领域自身存在一定的困难。比如在公共服务上，一些地方政府经常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基层组织建设得不到有效的财政保障，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凸显。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探索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也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能否持续稳定的前进，亟需找到自身的突破口以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可尝试改变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职责权利过度集中的体制，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二者在财政体制改革中的关系；可以实行分级分税的财政体制，优化产业结构，让分税制度改革在资源配置上起到优化的作用，也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促进的作用。[3]这样既可体现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又能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建立起比较稳定而增长的经济体制，在壮大整个国家的财政实力上能收获较大的成效。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针对当前财政税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创新方法，对暴露的问题逐一解决并深化。在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控制上下功夫，在监督监管和民主管理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3]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吸取其中有利于我国改革的部分为我所用，加上结合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协调好财政税收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建立起满足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决策机制。特别是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要相匹配，中央在给地方政府划分财权责任上要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权压力，同时也要给地方政府必要的权利，能自己根据自己的省情来制定符合地方发展的财政税收体制，优化财政体制上预算和支出的完成，实现财政税收体制的转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新形势下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实施途径

（一）建立分权、分级的财政体制

中央要在保证经济增长稳步推进，财政税收不断增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由和弹性，适当的给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特别是在财务融资权、税收减免权等方面让地方政府有实权去操作某些活动；[1]要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收入进行合理的划分，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前提，优化和促进地方产业升级，在保证财政支出合理划分的基础上，地方财政可以由中央财政或者省级财政负责，确保地方经济也能得到又快又好的发展。[4]政府在加大基础设施的同时，也要加快基础事业建设的步伐，使得产业结构的经济链能串联起来，进而提高整个经济的质量，让财政和经济二者的关系得到有效处理。

（二）建立健全完善的财政税收体制

要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就要建立健全基于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财政税收体制，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上下功夫：一是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力度，一定范围内可征收物业税，要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征收税收；二是正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省情和国情以及当地对外开放的程度，在税收的优惠政策制度制定上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三是要调整好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的比例，改变过去以间接税收为主的体制，加大国家税收中直接税收的比例；四是要对个人所得税以外的税收适当的减少。

（三）加强财政预算和监督管理

在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要对涉及到资金财政收支的各部分内容都统筹到预算管理范畴内，进一步扩大国家财政的预算管理体系范围。对一些复式的预算体系包括国家社会保障财政预算、资本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内容也要进一步的完善，对一些非短期的经费预算要结合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来进行，保证二者的协调统一和同步发展。对国家重点建设的项目要加大财政保证力度，对教育、科技、社会保障、三农等问题上也要加大财政支出。[4]此外，要加强财政监管监督力度，在制定财政税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那些偷税漏税、的行为决不手软，要加大审查力度，一旦发现就要严惩不贷。在财政监督上也可采取滚动式、流动式的监督机制，可以委派专人进行不定时、不定点监督。

（四）健全财务转移支付制度

对财政体制改革，应根据主体功能的划分，对区域进行统筹发展和协调安排，对基本公共服务应采取均等化的政策，促进财务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设，以缓解财政税收不足的问题。可成立转移支付的资金机构，确保资金的来源，从中央到地方乡镇都可以逐步加大转移支付的监管力度；可不断改进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法，合理调整转移支付比例，提高支付的有效性，使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经济作用；[4]对转移支付专项管理制度要合理的改善，提高转移资金的利用率，避免资金流失；对财政税收体制的主体功能区也要合理的划分，在完善主体功能区的基础上上，促进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切实解决财政税收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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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同时政府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经济，在财政税收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有效解除了限制我国财政税收工作体系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财政税收对于政府在进行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起着基础作用，是政府进行这些活动的经济后盾。强化财政税收工作可以使得各种资源有效实现优化配置，保证社会能够更加公平、合理，消除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的综合生活水平。就之前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与效果来看，深化财政税收改革，推动财政税收体制创新，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进行转型，使得财政税收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我国政府在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综合来看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推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也有着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财政税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税收结构不够健全合理

财政税收在政府调节市场经济时充当着主要的经济手段，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在调节市场经济中有着一些不足与矛盾，对调节效果会产生一定的反面作用。现在我国的人均生活水平依然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财政税收在调节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社会矛盾，阻碍着调节工作的有序进行。分析这些不足与矛盾，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财政税收结构不够健全、合理，导致税制结构不够合理，财政支出结构出现问题，诸如增值税与营业税在征收时会出现重复征收的情况，财政支出在转移性支出中有着不合理之处等，这些情况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财政税收预算有着诸多不足

在进行财政税收预算管理时，缺少比较全面、合理、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导致许多税收工作在实施时都缺少相对明确的目标。我国在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有许多工作都刚刚起步，同时财政税收方面的很多法规、制度都有所转变，相关税收部门在进行税收预算时，都没有科学合理的掌控范围，从而致使预算范围过小，无法全面有效地作出税收管理决策。

（三）财政税收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在财政税收部门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后盾力量，其工作是否能够有序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而我国财政税收部门有很多工作人员由于自身专业素养低下，缺乏足够的实践能力，因此无法有效完成财政税收中各项繁琐的工作，严重降低了我国财政税收的工作质量与效率。同时由于财政部门管理者对于工作人员重视程度不够，监管不严，使得财政税收部门很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散漫、随意，工作态度极其不认真，严重影响到税收工作效率。如果工作人员不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工作，那么这种工作氛围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的同事，在部门中形成一种消极的气氛，非常不利于财政税收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推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的相应建议

（一）合理调节财政税收支出的结构体系

在财政税收工作中，财政支出结构不够科学合理是拉低税收工作质量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须要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健全政府支付体系。政府需要更加完善转移支付所占比例与结构，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发展水平来合理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比重，使得转移支付尽可能地合理。同时，政府还需要优化转移支付，让转移支付资金来源尽量稳定，提高其利用效率，增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要加大在民生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大对于农村经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扶持力度，提高政府税收工作效率。

（二）建立起完善的财政预算机制

在我国，财政税收改革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体系是极其重要的，甚至会关系到税收改革工作的成败。在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体系时，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适当增加财政预算范围，确保财政税收部门可以对于所有企业的财政都预算到；第二，政府需要就我国财政税收工作制定出长远的计划，为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提高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在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进程中，税收工作人员是主体，因此要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一是财政部门在招聘员工时要严格依照相关标准进行招聘，保证招聘到的工作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二是要对财政税收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培养起良好的职业道德观与责任感，使其在工作中能够做到恪尽职守、精神饱满。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推动我国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加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因此对于其在深化改革历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分析并加以解决。我们需要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完善财政预算体系、提高财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而这些措施也要真正落到实处，保证我国财政税收工作质量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常红.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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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4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4万人，分别为全年目标的103%、164%[1]。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再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降低了自主创业的成本，也实现了下岗失业人员与企业的双赢局面，又盘活了国有企业闲置的辅业资产，加快了经营机制转换，增强了竞争力。同时还也充分发挥了税收在配置经济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调控作用。但取得成效的同时在落实监控优惠政策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促进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监控中存在的问题

（一）少数纳税人利用政策骗取优惠

税收优惠政策复杂多变致使管理漏洞多，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借用“优惠证”骗取免税。《再就业优惠证》本来是国家为了促进再就业而按照一定的标准颁发给下岗失业人员的资格证书，但由于受利益驱动，《再就业优惠证》却成了一些人进行弄虚作假、偷税骗税的“通行证”，严重偏离了扶持就业的初衷。一是“真证假用”的问题突出。一些本不符合减免税条件的经营者通过向持有《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买证、租证、借证，弄虚作假骗取减免税。如有人利用亲戚、朋友的《再就业优惠证》或借用无力从事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优惠证》，付给一点“好处费”。二是有些个体经营者为了达到减免税款的目的，采取一证多用、重复使用等方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是有的借用《再就业优惠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变成新经营户，以骗取免税。四是对于持证异地经营的，税务机关难辨真伪。一些人利用信息共享上的薄弱之处，跨地区从事个体经营，重复享受优惠。甚至有些跨区域经营的通过使用伪造的非本地《再就业优惠证》骗取优惠。为了减少过失，一些地区对持外省再就业证的纳税人申请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的，一概不予受理审批，这又把一些持有真证件的再就业人员拒之税收优惠的门外，如何从征管上解决这一难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全面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

第二，利用下岗失业人员骗取免税。有些企业招收下岗失业人员，“用证不用人”，只给一点补贴，将减免优惠占为企业所有；还有一些企业通过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提高吸纳下岗失业人员比例获取税收减免，如某物业公司申报职工总数6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下岗人员有3人，而实际雇佣保洁、保安等20余人不签订劳动合同，借此减免税收。

第三，卖发票图利。有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享受免税优惠后，向税务部门多领发票，因为不建账册，现金交易，就为他人代开发票，甚至将发票出借或卖给其他经营者非法图利。

（二）有的税务机关执行政策存在不足

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地方政府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地方财政较紧张的地方，执行打折扣、缺乏积极性，怕落实政策影响收入任务；二是一些地方政策宣传不够，享受税收优惠证的企业、个体户与有关部门统计的下岗失业人数、已发放再就业优惠证人数相比有较大差距。三是不了解企业情况，没有主动落实有关优惠政策和及时取消优惠资格。

（三）有关部门在落实政策上配合不够

目前的再就业税收政策主要是按项目进行优惠，政策多、内容雷同，资格认定分散，政策落实涉及几个部门，申请审批程序都很复杂。如申请享受优惠就需要劳动、民政、财政、国资委、工商、国税、地税等多个部门审批。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这就需要形成有效的信息传递和工作协调机制。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而目前在实际工作中，上述相关的审批部门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沟通联系制度，难以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无法建立起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综合服务平台，致使税收激励政策难以落实，也无法形成监督控管的工作合力。

健全促进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机制的建议

（一）加强政策跟踪问效

第一，建立严密规范的审批制度。劳动保障部门在发放《再就业优惠证》的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个人申请、居民委员会初审、街道办事处审核、返回居住地公示的程序办理，不得任意扩大发放范围。对安置下岗人员的企业要认真核对花名册、合同书及有关部门的认定。并定期对领证人员、享受免税的纳税人进行公示，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错误。对于通过伪造、变造、买卖、借用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再就业优惠证》获得减免税的人员，除了要追缴其已减免的税费款并依法予以处罚外，劳保部门还应收回其《再就业优惠证》并记录在案，情况恶劣的还应移送司法机关，并对社会公开公布。第二，加强对享受税收优惠业户的管理。基层税务机关要做好税源调查摸底，全面建立和规范减免税台账，收集和掌握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情况，帮助纳税人主动申请、及时享受政策优惠，同时加强政策执行情况的监控，对不符合条件或骗取政策优惠的纳税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规定持《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或被企业吸纳时，必须将优惠证原件交由税务机关保管，防止一证多用、借证使用等现象。

（二）优化政策管理服务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不仅要广泛宣传再就业税收政策，而且要面向下岗失业人员集中的企业和厂矿、社区进行重点宣传。建立税收优惠减免公示制，优惠政策、优惠对象、减免税情况及时向社会公示，接受纳税人、下岗失业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发挥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的作用，保证监督渠道畅通。第二，优化税收服务，为享受再就业税收政策的个人和企业提供“一窗式”、多层次的优质服务，完善开通再就业绿色通道，简化办事程序和审批程序。第三，明确执法责任，将政策落实情况作为执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规定领导干部和一般执法人员的相应职责，严格监督考核。第四，优惠税款采用“先分散征收后集中支配”的方式。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将优惠税款先依法征收，作为就业扶持基金，由财政、税务、劳动部门共同决定使用，由财政部门管理。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基金用途主要为：为优惠对象定期缴纳社会保险费；对自主创业的优惠对象定期发放定额补助；在优惠对象失业后定期发给其生活补助；经批准补充自主创业优惠对象的经营资金；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优惠对象账户上的余款上缴国库。博士论文，就业再就业优惠证。这种方法使就业与再就业优惠政策具备了较强的可操作性。首先，优惠的税款都将直接计入优惠对象的个人账户上，从而杜绝借证、买证、租证、假证经营等现象；其次，由于税款的征收与非优惠对象没有区别，因而也避免了管理机关不放手的问题。

（三）注重相关部门配合

再就业是系统工程，涉及部门较多，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可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信息交流制度，加快信息化软件建设的步伐，尽早实现信息共享，保证再就业税收激励政策落到实处。第一，税务部门要加强与劳动部门的联系，及时掌握下岗失业人员名单，并逐步建立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减免税档案，以加强跟踪管理。第二，要加强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联系，在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上增设栏目，分别反映开业时间、变更时间，便于相关部门在落实再就业税收激励政策时准确掌握业户的实际存续状况。同时把工商部门作为一个宣传优惠政策的窗口，让纳税人在办理营业执照时就能及时了解优惠政策。第三，加强与民政部门的联系，了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并且失业一年以上的城镇其他失业人员的情况。第四，注意加强与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的联系，了解下岗失业人员生产经营变化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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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主动申报现状

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3185.58亿元。但换个角度看，这个数字并不乐观。2007年全国税收总共达45621.97亿元，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收入的6.98%,印度在1992年就达到了7.68%，发达国家平均为30%,1999年中国个人所得税还是400多亿元时，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焦建国曾测算过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总量，认为流失税款在500亿元左右。

二、目前我国个税纳税人意识偏低的主要原因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国公民纳税责任意识与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整体水平普遍滞后。主要原因在于：

（一）我国个税费用扣除现状无助于纳税人意识苏醒

费用扣除的设置对纳税人意识的影响可以这样概括：正向不明显，负向强烈。即费用扣除设计得完美无暇，纳税人的基本需要完全得到保障，也不能明显地使纳税人产生交税的愿望。费用扣除设计不当，侵蚀到纳税人的基本需要，随其侵蚀感的加强，纳税人对税之不满情绪渐强，直至转变为逃避税负行为。故个税中的费用扣除是影响纳税人税收环境知觉的最敏感因素之一，考虑不周，对纳税人意识的负作用是根本性的。

（二）税率设计不合理

税率设计不合理具体表现在：第一、高边际税率的存在，让纳税人望而却步。纳税人的直观感受是：既要拿出近半的所得交税，又要自己大量为生计买单。从而易引起纳税人潜意识对税的抵触。第二、税实践中工资薪金的适应税率，大多集中在25％以下，税负本不算高。第三、税率结构的不合理腐蚀着纳税人意识。真正的高收入阶层基于收入来源多样化与我国个税的过多分类，以致工薪阶层成为个税承担的绝对主体。强烈的反差无疑加重了个税的负担感，消减着部分纳税人仅有的交税积极性。

（三）我国税收收入透明度较低及政府的税收宣传不到位

税收收入透明度较低及政府的税收宣传重在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对纳税人权利重视不够。在这样的前提下，个税自行申报无疑将纳税人的责任与权利联系在一起，主动纳税与税收的知情权联系在一起。导致我国许多公民不清楚税收的一些基础知识，更谈不上利用纳税人权利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我为什么要纳税”；继而使纳税人更加关注政府对于税收收入的使用范围及效率与效果。

三、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意识唤醒的对策与建议

（一）恰当满足纳税人的基本需要

增强全民纳税意识，促使纳税人自觉纳税，是搞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仅为唤醒纳税人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提升纳税人意识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在税收实践中，如何分辨出不同纳税人的不同需要和共同需要，怎样创设和改善税收环境，在满足纳税人多层次需要的同时，以“税收价格论”为基础使交税转变为纳税人之需，从而使其由感而及，（自觉）实施交税行为。恰当满足纳税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认为，越是低层次的需要，若是得不到满足，其激发出来的力量越是强大。生理需要是个体的首要需求，如今通常由个体自行解决。现实中，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虽包含了纳税人生理需要层次之物，但因其或惠及大众并不被显著感知，或显著被感知而仅有少数人享有，难以让个体纳税人自愿在这个层次上为其买单。因此，唤醒个税之纳税人意识，首先要体恤民生，保障纳税人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尤其不能以税之名肆意干扰。只有个税的征收不侵入纳税人生计保障线才能为个税纳税人意识苏醒创造顺境。

（二）创造性满足纳税人的高层次需要

物质性的考虑对纳税人的激励作用固然很大,但是随着低层次需要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激励作用必然会减弱,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则会成为纳税动力的新源泉。这时,应该创造适宜的条件,满足公民作为纳税人的高层次需要,即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当前，纳税人高层次需要在税收中主要为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对称诉求。他们希望从税的付出中,体味到自尊和社会与政府对自己的尊重。纳税人权利没有得到落实位居影响纳税人不交税的因素之首；纳税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前提，因此，应对纳税人的高层次需求要多做研究、不断探索。

总之，只有唤醒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纳税人才可能自觉地缴纳税款，否则就逃税，产生“搭便车”行为。相对于个人收入而言公平合理的个税税负是纳税人交税的心理前提。换言之，个税欲取得纳税人心理认同，首先要合理地考虑纳税人的基本需要。个税设置及执行中所体现的对纳税人基本需要的考虑，对纳税人意识的发展十分重要。随着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制应做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以便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公平作用，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作。

参考文献：

［1］宋健敏等编著：《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条。

［3］郭庆旺、苑新丽、夏文丽编著：《当代西方税收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杨继元等编著：《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理论设计与政策选择》，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P220。

［5］翟继光编著：《个人所得税政策解析与案例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6］刘剑文主编：《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张正军编著：《个人所得税实务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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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夏克尔福特于1980年获得北卡罗来纳大学工商管理理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夏克尔福特现为北卡罗来纳大学凯南－弗拉格勒商业学院著名税务教授、教务部主任及税务研究中心主任。夏克尔福特主要致力于税收与商业的教学与研究，在会计、经济及金融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谢富林于1976年获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士学位，1981年获得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修会计与财务，1986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谢富林现为华盛顿大学德莱特－塔奇讲座的会计学教授，一直致力于财务会计、税收与商业决策、实证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他三次在美国会计协会博士联盟就税收研究发言，并从1996年至1999年，担任《美国税收协会期刊》编辑。

(二)文献诞生背景经济学与财务学对税收的研究开始较早，但会计学术界接受税收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过程较缓慢。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会计学家所做的税收研究被分为法律和政策研究两个部分，但论文极少发表在会计学杂志上。1992年，财务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与会计学教授马克・沃尔夫森(Mark A.Wolfson)合作，结合微观经济学与税收法律知识来分析税收环境，围绕三个中心主题一交易各方、所有税收和所有成本(all parries，all taxes，and all costs)展开，为现阶段的会计税收实证研究提供了框架(下称“SW框架”)。税收实证研究论文早先大多建立在SW框架之上，直至最近几年，出现了三个新分支，即税与非税因素均衡；税收与资产价格；多边管辖权税收。在此背景下，《研究》追述了SW框架的起源与发展，评价了十五年来其对会计中税收实证研究的影响。

二、《研究》的基本结构与概要

(一)《研究》基本结构文章开头阐述了该综述以SW框架为基础，对SW框架追根溯源并评介其十五年来对基于档案、微观经济基础的会计中实证税收研究的影响。这不仅为学习专业的人员与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人员提供了入门知识，还为该领域许多重要未决问题提供指南。如图1所示，《研究》一文基本结构主要包括引言、税与非税因素均衡、税收与资产价格、多边管辖权税收研究、研究方法问题以及结论六个部分。

(二)《研究》概要文章引言部分主要描述了SW框架产生的环境、三个主题、不足之处及对会计中税收实证研究的影响，引出该领域新的研究趋势及论文写作特点；论文第二部分主要关注交易的所有成本，分析企业如何在税与非税成本间进行权衡；第三部分主要考虑交易参与各方的税负状态，从多方契约视角出发考查了税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第四部分研究多边管辖权间的贸易，包括跨州与跨国管辖权；第五部分讨论该领域实证研究中涉及的几个方法问题；第六部分为总结。

三、《研究》的三大领域与研究结论

(一)税与非税的权衡税与非税权衡研究论文多数集中于解释税负最小化不可能是最优经济战略的原因。相关文献可分为财务报告与税收因素相互作用；检验税收最小化成本效果。

一是财务报告因素。财务报告成本是真实的、可感知的、与报告低收益或股东权益相关的成本。由于企业许多财务契约均以会计数字为基础，从而影响了管理层报告低收益的愿望；同时，企业很多行为选择要在低应税收益与高账面利润间进行权衡。存货会计方面的文献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股票价格变化对采用后进先出法(LIFO)信息披露的反应有效还是迟钝；管理层是选择还是回避后进先出法。现有实证研究结果对股票价格变化的问题没有定论。研究者发现极少有证据说明在初次披露后进先出法采用时存在正的平均超额股票回报。例如，Lanen和hosmpson(1988)指出如果投资者理性预期自愿会计变化，那么在宣布日股票价格变化与公司特定特征(计量量化的预期现金流量影响)之间的相关信号是很难预测的，而Kang(1993)认为后进先出法的采用应伴随着负的股票回报、管理层的选择问题，许多研究从采用后进先出法、存货层清算、以及放弃后进先出法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得出税收是存货计价中考虑的主要因素的结论。补偿是同时受税收和财务报告激励影响的另一项经营成本。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税收在公司选择发行奖励性股票期权(ISOs)还是无条件票期权(NQOs)中的作用；顾主在公司补偿减少的税收利益与交易成本引起低收益的财务报告成本间的权衡；补偿形式。其主要结论包括：税收在ISOs和NQOs选择中作用的证据有些混淆；财务报告限制少的公司不合格处置更为普遍；税收是公司交纳决策和养老金终止决策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Seholes等(1992)发现大公司更热衷于收入转移，他们指出财务报告因素很可能是向未来期间转移收入的障碍因素；Guenther(1994a)证实大公司转移更多，但高财务杠杆率的公司更不愿意报告低收益；Lopez等(1998)提出收入转移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大量前期税收的公司；Maydew(1997)发现财务报告成本因素对限制转移有实质影响。

二是成本。成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另一个导致税收最小化不等同于有效税收筹划的原因。针对1993年法规不允许扣除超过100万美元非经营补偿的规定，很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该法规进行检验发现，多数公司保留了扣除，大多数公司通过计划予以合格化，保留增加了税收利益(即超额补偿与公司边际税率的积)，并且股东关心公司补偿计划和合同成本的减少；成本影响保留决策；100万美元的限制降低了那些补偿不足100万美元公司的隐性合约成本，低于该限制额度的公司增加了现金补偿，而且低于限制额越多的公司增加得越多。1986年税法改革前对其避税进行了严格限制，有限合伙企业能使避税者将扣除转移给高税率有限合伙人。Shevlin(1987)检验和比较了在内部或是通过有限合伙进行R&D，并得出结论认为税收和表外融资都刺激了R&D有限合伙；Beatty等(1995a)提出交易成本高的公司将同时牺牲税收和财务报告利益；Guenther比较了与公司和业主有限合伙企业相关的税与非税成本后得出，非税成本是阻碍从公司形式转向业主合伙企业的原因；Shelley等(1998)讨论了税与非税成本和企业重组成为公开上市合伙企业的好处，并发现重组宣告

期的回报与这些因素指标相关。

(二)税收与资产价格　税收是影响价格决定的因素之一，调查其是否影响定价是会计中税收研究的第二大领域。税收对价格的影响涉及并购、资本结构、隐性税及股票价格等四个方面。

一是兼并与收购。兼并与收购论文主要检验并购结构与价格是否能反映公司和投资者的税负。收购从目标公司股东角度分为免税和应税，虽然税收问题会因目标公司而异，许多现有的研究均集中于独立C公司收购。主要研究结论是，税收处理对资产(交易)价格和交易结构(资产与股份收购分配)有影响。在组织并购时，公司极少需要在税收与财务会计因素间进行权衡。例如，Hayn(1989)发现。目标公司与出价人公告期间异常收益与目标公司税收特征有关；Eriekson(1998)运用“交易各方”方法，分析了并购方、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的税收与非税收因索作用后发现。边际税率高及举债能力强的并购方。更倾向于进行应税的交易，并通过负债融资；Henning与Shaw(2000)对允许商誉摊销抵税的立法修订研究后发现。该项税收抵扣导致产生商誉的收购价格上涨，收购方也会与出售方分享其税收利益，增加了收购价中分配给可抵税商誉的比例；Weaver(2000)认为税法修订增加了应税交易的构建，这类交易目标资产税基递升并能获得商誉抵扣。她还指出税基递增可能会提高并购公司的边际税率；Eriekson与Wang(2000)检验了1994至1998年间在应税股票出售中被剥离出去的200家子公司，他们发现，交易结构影响其价格，剥离母公司的异常回报与选择的税收利益正相关。

二是资本结构。资本结构选择是财务中税收研究最为成熟的领域。早期资本结构中税收问题研究最有影响的是莫迪格里尼和米勒(Modigliani与Miller，1958，1963)两篇有关资本结构的财务论文。MM(1958)提出，在不存在税收(及完善与完整的资本市场)的前提下，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及股利政策)无关。MM(1963)又提出，如果利息可抵扣，股利不能抵扣，最优资本结构是解决负债问题的基础。后继研究者中，Miller(1977)在杠杆学说中加入了个人税收因素(“所有主体”方法)，提出了股利追随者理论，Miller的见解构成了SW框架中“所有税收”主题的基础，也是现在会计税收研究中股票价格与税收结合的基础。许多研究都证明了股利追随者的存在(Miller与Scholes(1978)、Dhaliwal等(1999))。DeAngelo与Masulis(1980)拓宽了米勒的假设，假定所有公司均面对高税率，他们认为有多种税盾可选择的公司，其杠杆比率较低(负债替代假设)。近期有关资本结构的研究也表明税收对资本结构存在着影响。例如，Scholes等(1990)指出，有抵后净营业损失的银行倾向于通过股票筹集资金，其红利不可抵减，而不通过其利息可抵扣的资本票据筹资；Graham(1996a)指出公司的边际税率与筹集新债有正相关关系。

三是隐性税收。SW(1992)定义隐性税为持有税收优惠投资而减少的收益率，市政债券较低的税前报酬率是隐性税收的一个经典例子。Miller(1977)指出，假设不存在市场摩擦与政府管制，但以风险为条件，所有资产税后报酬率趋于一致；Shackelford(1991)研究了杠杆职工持股计划(ESOP)的利息率，是会计中研究隐性税收较早的论文，ESOP贷款提供了两个利息率，隐性税的概念暗示着，两个不同利息率会给贷款方带来相同的税后报酬；Shackelford发现税后报酬率是相近的，但并不相等，大约75％的免税利益会以低的利息率的形式传递给借款人；Eriekson与Maydew(EM，1998)指出，1995年减少对收到股利的抵扣导致优先股价格下降，而不是普通股。与公司股利抵扣关系密切的隐性税对优先股的影响大过普通股。

四是股票价格和投资者税收。税收资本化研究对投资者税收的价值相关性提出了挑战。研究股票价格与投资者税收间的关系的文献表明，股利税影响股票价格。例如，Harris与Kemsley(1999)、Harris等(2001)及Collins与Kemsley(2000)运用Ohlson(1995)的剩余收益定价模型来调查股利税资本化，三篇论文推断出权益会因股利税而被低估。又如Collins与Kemaley(CK.2000)观测了从1975至1997年中的68283个公司，以股东权益、收入、股利和股利与资本利得税相互作用对公司平均股票价格进行回归后表明，股票价格完全是股利税以个人最高法定联邦税率的资本化。同样，检测股票价格与资本利得税间关系的实证论文发现，股票价格反映持股人预期出售时将支付的资本利得税，即股东税收与股票价格相关。例如，Lang与Shackelford(LS，2000)为考查资本利得税如何影响均衡价格建立了一个初始模型，他们认为二手交易和股票回购加速了应税收入或亏损的确认。资本利得税资本化中的价格压力研究也发现资本利得税刺激交易量，而增加的交易量改变了股票价格。例如，Landsman与Shackelford(1995)考查了股东对长期资本利得税的加速提出补偿，他们发现在公司的杠杆收购中，雷诺兹一纳贝斯克公司的股东被迫清算其股票，股票价格同时上涨以补偿股东长期资本利得税损失，而资本利得税正是其设法持有到最后以递延与避免的。Blouin，Raedy和Shackelford(BRS，2000c)发现，指数基金对个人投资者持有的上涨股票进行补偿，以刺激其满足长期条件前出售股票，这种补偿造成了指数公布时的暂时价格压力。

(三)多边管辖权研究近年来由于多边管辖权研究成本的降低，跨国或者跨州研究成为会计中税收研究最活跃领域之一。

一是跨国管辖权。Collins和Shackelford(CS，1992)发现，随着86年美国公司税率的降低和国外税收抵免的限制，美国跨国公司从国内税收筹划转向全球税收筹划。Smith(1997)等证明了美国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国外子公司来进行贷款的做法。跨国管辖权研究的另一领域是收益转移，最近的收益转移研究超越早期研究描述性质，通过机密的税收申报表和其他所有权信息建立了更有力的检验。例如，Harris(1993)和Jacob(1996)认为，跨国公司在收益转移能力上存在差异；Collins等(1998)利用资本市场方法检验了报告收益是否反映了收益的转移；Mills和Newberry(2000)发现，国外公司支付给美国的税收金额因为很多因素存在差异，包括美国税率与国外税率相比较、全球企业的财务业绩和无形资产可靠性、财务业绩和美国经营的财务杠杆。除了收益转移，一些文章还检验了税收对生产地址选择的影响。

二是跨州管辖权。跨州管辖权的税收研究为避免税收体系的差异因素之外的其他形式的国际差异(如通货、法律体系、资金市

场和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计量误差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各州间不同规定使得对税收是否影响企业活动的检验有更多选择，从而使跨州的税收研究成为另一个不断增加的税收筹划领域。Klassen与Shackelford(1998)发现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的报告收益与其公司所得税率之间的反向关系。

四、研究方法中的相关问题

(一)估计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企业决策中一个重要数据，SW对边际税率的定义是，在本纳税期间内，每增加1美元应税收入所应支付给(或取回)税收当局的现金流量变化。应税收入在当期纳税，而应税损失可向前(2年)或向前(20年)抵减应税收入。因此，管理层决策时，要考虑税率所反映的过去或预期的税负状况。如果考虑存在净营业损失，边际税率可表述为：mtr=((＄1×strs)/(1+r)s)，mtr(the marginal tax rate)为边际税率，strs(the expected statutory taxrate)为第s期预计法定税率，s为第s年为现在的1美元额外应税收入的最终交税，r表示公司税后折现率。现有文献中，边际税率变量包括抵后净营业损失是否存在的绝对变量，应税所得的绝对变量，有效或平均税率及最高法定税率，而这些变量的计量方法都存在缺点。许多研究者都试图对边际税率的计量进行优化(Manzon(1994)等)，但讨论管理者在决策时是选用以应税收人为基础的简单计量方法还是较为复杂的计量方法仍是一个重要课题。

(二)自我选择偏误　税收研究通常采用如下的估计模型：yi=βXi+δTi+εi；(1)，其中I为表示群组身份的分类变量。如Beatty与Harris(1999)及Mikhail(1999)在对税收、收益、监督管理的检验中，对两个群组进行了对比，上市公司与私营公司。税收研究论文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形如等式(1)的回归模型，因此每篇论文都需要面对自我选择问题，自我选择会导致δ的有偏估计。有两种情况会引起普通最小二乘产生δ的有偏估计：一是非随机选择确定群组构成，二是小组行列式与X变量相关。如果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可以通过加入逆米尔比率作为另外的回归元，来解决这个相关变量缺省问题。实际上，如果结果并没因加入逆米尔比率而改变，那么便可排除自选择偏误的存在。Himmelberg等(1999)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对群组选择建模，假设可观测变量是可取得的(其中一些并不在第二阶段回归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变量是不可观测或不能取得的，公司的固定效应模型可控制(或减轻)任何自选择偏误，自选择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得到足够认识，研究者应做一个稳健的检验，比较一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与加入逆米尔比率作为额外回归元的二阶段检验的结果。

(三)模型优化税收研究中均采用与(2)类似的模型：Y=β0+p・x-+p 2x2+8(2)，其中Y表示选择，为一个分类变量，0，l，公司进行选择则为1；Xl表示税收利益与成本，0，1，0(1)表示低(高)税收；X2表示非税收成本与利益，0，I，0(1)表示低(高)非税收成本。假设非税收成本为财务报告因素，重要系数p-(p z)为税收(财务报告)影响选择提供了证据。然而，所有变量的重要系数也被认为是公司决策中平衡税收与财务报告的证据。对以上解释的疑问是，x-重要的正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影响后，公司税收状态对选择有积极影响，即回归系数是公司税收状态对选择的增量效果。如果研究者期望进一步解释公司在税及非税成本与利益间的权衡，则建议在模型中加入包括税收与非税收因素相互作用因子，例如，Y=β0+β1X1+β2X2+β3(X1×X2)+ε(3)。如Beatty与Harris(1999)及Mikhail(1999)，引入所有权与税收、非税收成本相互作用的指标变量，用以检验其效果是否会随着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公开或私有)而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拓展的模型均要以估计为基础，这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

(四)变化与平面在对公司边际税率与新债券发行关系的研究中，变化方法(即非平面方法)对负债与税收的检验更为有力。考查新债券的发行而不是未偿外债，便可避开困扰平面研究的两个难题。首先，公司的资本结构反映的是过去的决策，这些决策以一定期望为基础，因为一些不可预期的结果的期望至今可能仍没实现。因此，即使决策时以税收刺激为基础，后来的结果也可能与预期相反。因为重构资本结构成本高，截面的水平研究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即税收不会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其次，如果选择影响税率，研究者比较事后选择与事后边际税率时，回归系数会产生向下的偏误。例如，理论预测高税率公司将通过增加负债、增加利息抵扣来降低税额与边际税率，因此，通过平衡所有公司的边际税率会趋为一致。当高税率公司通过增加负债水平来积累税收避护时，便不能观测到事后负债水平与事后边际税率间的关系。

(五)隐性税计量隐性税的来源包括加速折旧、抵税额、某些投资的费用化及行业的特别税收待遇，但多数研究都忽略了隐性税，隐性税的缺失会导致错误的推论和政策建议。Callihan与White(1999)尝试着运用公开可得的财务报告数据来估计隐性税，其估计隐性税为(PTI-CTE)，(1-str)-PTI，其中，PTI为公司的税前收入；CTE为当前所得税费用，等于(PTI-X)str，其中X表示由暂时性与永久性差异及税收抵减引起的应税收入与会计收入的差额；str为最高法定税率，由此可得，隐性税收等于X str/(1-str)。因此，隐性税收的估计量为税收优惠乘以最高法定税率，该法等同于由Wilkie与Limberg(1993)设计的税收补偿金方法，这些隐性税估计技术的发展将是税收研究的一个重要进步。

(六)秘密数据该领域其中一些论文运用了所得税申报表等非公开可得的数据，这些秘密数据通常只能通过员工、咨询机构或美国国内税收署的特别安排取得。对于运用秘密数据的研究，shackelford与Shevlin的意见是应予以鼓励，但一个合作作者的经历证明，即使面对高昂的取得及使用成本，因此秘密数据能显著地提高研究的质量。

五、《研究》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提高会计中税收研究重要性的认识税收研究试图解决三个学术及政策利益问题：税收重要与否、不重要的原因及其重要程度。从微观主体角度来讲，企业税收状况是否对其会计政策选择及债务政策等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为数不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莫迪格里尼和米勒两篇有关资本结构的财务论文。虽然税收研究在财务、税收筹划和税务会计从业人士中有较长历史，但会计学术界还没有接受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税收规则可以影响投资和融资的税前收益率。因此，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司，其内部投资战略和融资政策自始至终都与税收相联系。这里的投资不仅指企业积极管理的、用来经营其业务的资产，还包括像债券、股票和对其他经济实体直接投资类似的消极资产。企业从事的投资取决于该投资的融资渠道、比例及成本，而融资决策又取决于该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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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达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上文对德国社会保障税发展模式的介绍，并结合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以及对社会保障税返还性的要求，笔者认为以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的德国模式更适合移植到我国，同时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对其做部分调整。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均匀的状态，二元性特征突出，城乡差异较大，因此应分层次逐步开展社会保障税的征收，首先选取大中经济发达的城市进行试点，再逐渐扩大范围。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也存在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本身的特点和目的是照顾和保障低收入者，因此，在设计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要素时，必须考虑到社会保障税调节社会公平的功能。

从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社会保障制度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社会保障不是全部由国家和社会或雇主履行纳税义务，个人如果要得到充分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保障和各项社会福利，只有在有劳动能力时及时履行个人部分的纳税义务，才能在遇到风险或丧失劳动能力时，要求获得充足经济补偿的权利。所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应由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

[注释]

①李捷枚：社会保障税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2。

②马青牧：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

③李捷枚：社会保障税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12，第86页。

④雷明瑜：论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构建，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⑤杨伟伟：国外社会保障税的比较与借鉴一基于六国的研究，重庆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6页。

⑥刘蓉，康楠：社会保障税的国际比较及借鉴，税收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李捷枚.社会保障税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马青牧.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问题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

[3]雷明瑜.论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构建[D].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4]杨伟伟.国外社会保障税的比较与借鉴一基于六国的研究[D].重庆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5]刘蓉，康楠.社会保障税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税收经济研究，2011，（4）.

[摘要]近年我国对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呼声不断，文章通过对比发达国家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模式，进而提出假设，即使不改变现有缴费制的模式，通过对现有模式的改革和完善，同样可以达到征收社会保障税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险费；国际比较

社会保障资金充足是保证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行的基础，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有效维持的“血液”。因此合理选择和确定我国现有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模式，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亦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主要项目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实行统筹管理。然而，我国在上个世纪末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并与发达国家相比呈现未富先老状态，据统计，到本世纪30年代我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的高峰期，人口老龄化危机将至。随着老龄化危机的加重，我国对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医疗保障的要求日益提高，国家对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政支出压力巨大，养老金缺口以惊人速度增加，据业界估算2010年我国养老金缺口达到16.48万亿。为此应充分预计养老金缺口带来的财政压力。为了缓解社保基金出现的财政缺口，只有构建合理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并配合科学有效的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方式才能缓解这一现实问题。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税的关系问题

社会保障最初出现在美国1935年社会保障法中，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措施确立的对遇到疾病、伤残、生育、年老、死亡、失业、灾害或其他风险的社会成员给予相应的经济、物质和服务的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

在我国，社会保障大体分为三个部分，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表现形式是社会救济，国家无偿对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提供最低生存保障。中间一层是社会保险，目前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最高一层是社会福利，这三个层级构成完整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社会保障税是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保障持续运转需要依赖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支持，而社会保障税是社会保障筹资的有效方式。所以说社会保障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筹资手段。由于社会保障的公平性质，使得社会保障成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所以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必须具备公正和效率原则，只有以税收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筹资渠道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由此可见，社会保障筹资以税收的形式确立能有效保证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运行。

二、社会保障税的一般理论

社会保障税在一些国家又称为社会保险税或薪给税，其征税目的是为社会保障资金筹资并用于再分配的特定目的税，社会保障税的实质是劳动产品剩余价值的再分配。社会保障税的征税对象一般为雇主、雇员就其支付、取得的薪资报酬。从目前来看，国际上为公共事业筹集资金最规范、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征税，而由此产生的新税种――社会保障税就属于社会保障筹资的范畴。在世界范围内已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170多个国家中，有132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缴款采取社会保障专门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的形式。社会保障税在各国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是最早实行社会保障税收制度的国家之一，目前美国的社会保障收入比重占财政收入总额的30%，成为仅次于个税的第二大税种。

社会保障税既有一般税收的共性特征，也有不同于其他税收的个体特征。社会保障税作为专为社会保障筹资的特定目的税，与一般税收相比，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社会保障税具有专款专用性。社会保障税作为一种直接目的税，其税收收入与用途直接相关，社会保障税被税务部门征收后应设立专门的部门管理该部分基金，只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不得用于其它方面的财政支出。

第二，社会保障税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所谓累退性是指纳税人的税负随着收入的绝对增加而相对负担变小，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采用免征额及超额累进或最高额下比例税率的方式，并且课税对象不包括工薪收入以外的其他所得，即违反了一般税收绝对公平的原则，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社会弱势群体，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这就导致了总体上随收入的绝对增加而实际纳税负担相对减小的特性，即累退性。

第三，社会保障税具有有偿性。现有社会保障税制要求该项税收收入一般由政府设立的专门基金委员会管理，由于社会保障税的专款专用性，所以社会保障税区别于其他税收，在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时，纳税人依然有权要求领取保险金，这是与普通税收不同的特殊性质。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对全体受保者缴纳社会保障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筹和协调，使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趋于平等，这也是贝弗里奇“补偿原则”的运用，是公平性的体现。

三、社会保障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一）国际征收社会保障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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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遵从成本是纳税人在遵从税法的活动中不得不承担的费用。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才真正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将其纳入税收改革的考虑范围。从各国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调查研究来看，税收遵从成本巨大而且具有累退性，会增加纳税人的不遵从行为，对经济有较大的扭曲作用。我国目前同样也面临税收流失问题的困扰，如何借鉴国外政府对该领域的探索和实践经验，立足我国现状，为税收决策提供一个有迹可循的依据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概念

1．纳税遵从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履行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表现为及时填写所有要求填写的申报表，申报表上的应纳税额应按税法规定和法院裁决要求正确计算。

西方纳税遵从理论认为，纳税人会对遵从成本（包括填申报单的花费、向税务人咨询的花费等）和不遵从成本（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决定。这种观点对于解决纳税人不遵从问题是具有建设意义的。沃尔舒茨斯基教授就认为“从长期来看，税务当局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比纠正纳税人的不纳税行为更为重要”。

2．纳税遵从成本

我国税收界很多对税收成本和税收征管方面的研究文章都提及纳税遵从成本，目前学界对“遵从成本”或“奉行成本”的概念采用的是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CedriSandford)教授在其《税收遵从成本?押测量与政策》中对“遵从成本”下的定义，即?押纳税人(第三人，尤其是企业)为遵从税法或税务机关要求而发生的费用支出。这种费用支出是指税法及税收所固有的扭曲成本(如工作与闲暇的扭曲，商品消费或生产选择的扭曲)以外的费用支出。它不包括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时所支付的税款。

3．纳税不遵从

纳税不遵从是指一切不符合税收法规意图和精神的纳税人行为，包括纳税人故意不申报、少申报和因为信息错误、误解、疏忽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不申报、少申报。

二、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情况

（一）对遵从成本的调查结果

1．遵从成本数额巨大。桑福德（Sandford)曾对1986－1987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税收体系的遵从成本进行了估算，结果是遵从成本占总税收的3．91％。1995年度美国联邦和州所得税遵从成本约为676亿美元，约占联邦和州税收收入的9％，占GDP的0．93％。2002年，印度国家财政部有关研究表明，2000－2001年度，印度个人所得税的遵从成本（还只是纳税人所承受的“合法”成本）占到该项税收的45％。富兰塞斯·威廉歌德（FrancoisVaillancourt)研究了1989年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发现，其遵从成本占该项税收的6．9％。

2．遵从成本具有累退性。遵从成本的累退性表现在随着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收入越高，遵从成本反而相对越小。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相比，前者承担的遵从成本明显高于后者；小型企业的遵从成本负担重于大型企业。

3．遵从成本对经济有负影响。遵从成本会给社会增加资源成本，对于遵从成本的怨恨可能导致不遵从行为；遵从成本通过提高边际税率，可能扭曲或者阻碍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决策。印度财政部最近的研究发现，高额的遵从成本带来的经济影响还包括：扭曲生产决策、减少投资，带来更高的赤字，减少税收的公正性，减缓经济的增长，影响价格运动规律，降低国际竞争力等等。

4．高遵从成本引发不满情绪。由此导致严重的偷税问题。特别是小型企业和个体户，他们感到在税收方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规避高遵从成本，甚至偷税逃税的动机也就相对比较强烈。

（二）关于税制简化的问题

税收体系的繁琐复杂是许多国家不堪其扰的问题。例如1986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单说明书就长达48页，有28个可能的表格需要填写，给纳税人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正如幽默大师拉赛尔·贝克(RussellBaker，1995)所言，“税法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无人能懂。它以深不可测闻名于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美国率先开展的税制改革在全球范围得到了回应，税制简化则是其中重要的改革动力之一。税制简化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简化税法、降低税率、减少税收档次以及扩展税基等许多改革层面。根据鲍普（Pupe,1994）对遵从成本的研究结果表明，税制简化应更加关注在税收最大化、公平与效率的传统目标之间做比较。

（三）一些国家的实践

英国于1986年实行《纳税人》，明确了税务机关的职责：“国内收入局及关税和消费税局应关注不同的纳税人（包括较小企业的特殊情况）的遵从成本。在税收管理过程中，他们应该认识到使你的遵从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性，应根据职责要求经济、有效地征税。”

美国国税局提出改善纳税人遵从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增加税法的威慑力，通过立法、设计付税程序等措施，使所得更加透明，使不遵从更容易被查出；（2）降低遵从成本，通过简化申报表、提供各种咨询，解决纳税人的问题；（3）提高遵从税法的纳税人的社会地位，使不遵从税法的人臭名远扬；（4）加强对税务人的管理等等。

这些国家对遵从成本的研究结果的确向我们呈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有理由相信遵从成本确实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政府和学者们设计税收体系的初衷。

三、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为纳税人遵从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能充分保证“经济人”正当权利的制度，这同时也保证着纳税人的正当权利。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切与交换相关的行为都将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达到效用的最优。

2．完善税收征管制度

要改变机构行政人员对整个税制的看法与态度，加强对内部人员的人事培训，这一培训工作一部分可以由系统内人员负责，而另一部分则交机构以外的专家学者完成；加强改善纳税表格格式的工作，使纳税人填写的表格更加简单明了；加强咨询服务，以帮助税务机构与纳税群体之间的沟通等等。

3．保持税法稳定，减少税种的遵从成本

税法稳定有利于降低税收遵从的临时成本。构造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少减免的税制结构，是我国税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宽税基可以保证税收收入，并且促进各种相互联系的税种采用共同税基。少税种可以防止纳税人在税种之间的转移，减少相应的遵从成本，矫正经济扭曲。减少税率档次，降低临界点税率，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临界点税率附近生产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程度。少减免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选择活动，从而降低其遵从成本。

4．增强公众纳税意识

对我国而言，尤其在税收征管中的纳税咨询服务等方面需要体现出来。如果税务机关能够提供充分便捷的纳税咨询服务，如免费提供通俗易懂的税收手册、配备足额称职的税务咨询人员，那么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就可相应降低。完善纳税咨询服务将是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范恩洁．国外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经验与借鉴[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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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地方的税务机关非常重视个体税收的“以票管税”工作，认为这是加强税收管理的一个好办法。“以票管税”在实施初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以票管税”的进一步实施，出现了纳税人想尽一切办法拒绝提供发票的现象，消费者索取发票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以票管税”的做法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关于核定征收税款的规定，而且影响了个体税收的征管工作，给纳税人以可乘之机，致使个体税收收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仅以虞城县地方税务局所管理的饮食业、旅店业个体税收为例，2007年入该局库个体饮食业、旅店业税收收入为97万元，2008年下降到83万元。通过调查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以票管税”走入了“唯票定税”的误区，使发票的功能发生了异化，也严重偏离了对个体税收实行核定征收的轨道。

一、个体税收“以票管税”的现状

多年来，为了规范税收管理，促进税收公平，税务部门在加强个体税收征管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采取了多种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了使个体税收征管实现查账征收，多年来税务部门一直在推行个体户的建账工作。但是，由于纳税人规模、从业人员素质、税务机关征管手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大部分个体工商业户没有建立账簿。对这类纳税人，税务机关征收税款时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实行核定征收的方式。当然，税务机关所核定的计税依据越接近纳税人实际的生产经营额(营业额)越合理。但是，由于按照《征管法》的要求核定税款，其工作量很大，税务部门对具体纳税人核定税款时往往难以取得确凿、直接的依据，核定的税款也往往缺乏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宾馆、酒店等公务消费较为集中、消费者索要发票比重较大的服务行业，其发票的使用量与营业额规模较为接近，便以发票载明的金额作为计税依据，提出了“以票管税”的办法(后来又针对实践中存在少数消费者不要发票的情况提出了核定不开票率等措施)。经过不断总结、推广，到目前，税务部门已经在多种行业、多数纳税人中推行了“以票管税”办法。

实施“以票管税”的初期，税务部门把发票作为核定税款的一个参考工具和辅助手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税款核定的准确性，促进了税收的规范化管理和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但是，随着该办法的全面推行，一些税务机关在核定税款时采取了只靠发票管税的极端做法，“以票管税”已经步入了“唯票管税”的误区，严重背离了《征管法》关于核定税款的要求。

二、“以票管税”的弊端

严重背离了《征管法》关于核定税款的具体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7条规定了如下几种个体工商业户应纳税额的核定方法：“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收入额和利润率核定；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核定；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核定。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额时，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当前，基层税务机关征管力量薄弱，加之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源零星分散，难以管理，更是增加了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的难度。因此，部分税务机关为了减少核定税款的难度和核定税款的工作量，就对那些没有建账的个体工商业户的应纳税额采取了“唯票管税”的核定方法。这种核定税款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征管法》关于核定税款的具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税款的流失，也给纳税人偷税以可乘之机。

发票用票户数急剧减少。部分税务机关对那些没有建账的个体工商业户的应纳税额采取了“唯票管税”的核定方法，直接造成了发票用票户数的急剧减少。依据商丘市地方税务局的资料统计，2004年全面推行“以票管税”前，全市使用地税发票的纳税人有4500户，而2007年8月只有2987户，减少了30％以上。2006年商丘市地方税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漏征漏管户的清查和税源普查工作，共清理出漏征漏管个体工商业户4365户，这些户数基本上是没有使用发票的业户。

消费者索要发票难。实行“以票管税”之前，纳税人很少有拒开发票的行为，所以发票的使用量对于核实纳税人的实际生产经营额的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在税务部门以发票为主要的征税参考的情况下，纳税人尽量少开发票、不开发票甚至使用假发票，也就成了他们少缴税款的直接选择。纳税人常常以各种借口拒绝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或者以打折、赠物等为诱饵不给消费者开具发票。这也导致税务机关利用纳税人的发票使用量来核实纳税人的实际生产经营额的做法失去了它应有的参考价值。

假发票增多。实施“以票管税”，税务机关按纳税人实际缴纳的税额供应发票，发票金额的税负达到了6％～10％。以面额100元的定额发票为例，纳税人到税务部门申购一本发票要缴纳600元一1000元的税，而假发票一般每本不足100元就可买到，使用假发票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与巨大的收益相比，使用假发票的风险成本却不高。一方面，普通发票对印刷的技术设备水平要求较低，制假分子能够很轻易地印制出足以乱真的假发票，使消费者和税务机关无法直观地鉴别出真假；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贩卖假发票者，要被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假发票者，仅被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使用假发票的风险成本较低造成了假发票的泛滥。这严重扰乱税收征管秩序，造成了税款流失。

发票违章举报查处难。随着纳税人拒开发票、使用假发票等违章行为的增多，税务机关对发票违章的查处却显得力不从心。在一些基层单位看来，查处发票违法违章既费时又费力，处罚难，实际执行更难，也不会增加多少税收。在这种错误认识主导下，这些基层单位对举报的案件和其他违法违章行为查处不力，使群众举报的积极性严重受挫，造成拒开发票、使用假发票等违章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走出“以票管税”的误区，回归发票凭证功能。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

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就必须走出“唯票管税”的误区。而走出该误区的关键在于回归发票的凭证功能，严格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非建账个体工商业户进行核定征收。强化对非建账个体工商业户的核定征收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回归发票凭证功能，根据纳税人实际生产经营需要足量供应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发票是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可见，发票作为我国经济交往中基本的商事凭证，是记录经营活动的一种书面证明，其主要的功能是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凭证作用。既然是商事凭证，就有使用的普遍性。如果作为“以票管税”的依据，则只能管住一部分应税收入。因为许多应税收入和支出都用不着发票。人们离开发票，购销行为照样能够实现。纳税人少缴税，可采取不开发票、开具假发票等方法来达到目的。“以票管税”理想化地试图用发票链原理去安排社会的经济生活和人们的行为，人为设计发票“天网”意境。这种主观推理实际上难以达到管税的目标。大量不开发票、真票假开、开具假发票等行为的发生不仅严重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使发票失去了作为核定个体工商业户应纳税款的主要参考依据的意义，也严重扰乱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因此，税务机关要正确理解发票在经济活动中的凭证作用，走出“唯票管税”的误区，切实加强个体工商业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

加强发票管理，严厉打击各种发票违法犯罪活动。针对发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税务机关应坚持日常发票管理与发票检查相结合，管理与检查并重。要通过发票检查来整顿和规范经济秩序，进一步堵塞发票管理的漏洞。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照《征管法》和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严厉打击利用发票偷税的违法犯罪行为，以维护税法的尊严。税务机关应与财政、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加强联系，严格控制违规票据的入账；要与司法机关搞好协作，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发票违法犯罪行为，净化用票环境，以整顿和规范税收征管秩序。

严格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款核定征收工作。应按照《征管法》的规定对未建账业户使用适当的方法核定税款，而不是仅凭用票量确定征税数额。发票使用量可以作为核定税款的直观参考，但不应该成为核定税款的唯一依据，特别是纳税人不开发票、少开发票、开具假发票等现象的出现，使发票使用量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核定纳税人税款的直接参考意义。《征管法》对核定税款的方法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长期以来，税务部门在核定纳税人税款方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也积累了大量关于核定税款的好的做法。例如，深入纳税户的具体生产经营场所蹲点守候，按照纳税人的成本、费用和国家规定的利润率核定税款，与纳税人座谈以了解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开展典型调查、行业民主评议等。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要增强责任意识，不怕麻烦、不怕辛苦，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核定税款时严格按照《征管法》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方法足额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堵塞跑、冒、滴、漏，做到应收尽收。如果能做到足额核定税款，应收尽收，纳税人的发票也就应该能够满足其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杜绝纳税人不开发票、少开发票、开具假发票等现象的发生，才能够使发票回归它作为记载纳税人经营活动的凭证功能。

篇12

要建立起一个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符合“WTO”运行规则，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严密、规范、高效的税收管理体系，就必须要淡化税收收入计划任务管理，强化税收管理质量考核，实现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分工、流程化操作、环节化管理，推进依法治税。本文将就如何改进我国税收管理工作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完善税收收入任务管理，逐步建立淡出机制

“WTO”运行规则，要求税收注重体现一种“公平”与“中性”原则，强化依法行政，淡化税收收人指标考核，正确处理好税收收入计划任务与“依法治税”的关系，可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1．增强税收收入计划的科学性。在确保税收收入计划任务时，要紧密结合经济形势的变化，科学预测税源，改变现行的“基数增长法”，以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原则，根据税收收入的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关系，将GDP指标作参考，运用弹性系数法和税收负担率法，来科学合理地编制税收计划指标。

2．改变现行税收计划考核办法，实现税收计划数量考核逐步向税收征管质量考核的转变，把是否依法治税作为一项主要的考核内容。

3．避免税收任务下达时的层层加码，国家在下达税收计划任务时，应考虑了各种相关因素，应将其指标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参考性的指导性指标，尽量避免地方政府脱离实际，层层加码，造成更多的负效应。

二、健全税收质量考核体系，实行全面质量考核

顺应依法治税和信息时代的要求，现阶段必须健全和完善税收征管质量考核，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主要应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增加考核指标，扩大考核范围，应制定属于税务机关职权范围内，经过主观努力可以达到的考核指标，如：增设“征管档案管理合格率”“执法程序规范率”“执法准确率”，变“税务登记率”为“税务登记准确率”和“未登记处罚率”，改“申报率”考核为“申报准确率”及“未申报处罚率”考核。

2．简化考核办法，细化指标口径，规范指标台帐。要对各考核指标的取数口径进一步细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以体现一致与公平，同时根据各指标的不同，设计统一的标准化考核指标明细台帐，便于考核时的人为操作，提高考核刚性，考核宜采取日常登记台帐，季度生成指标，年度上级检查的办法。

3．提高各类数据采集与考核指标生成的科技含量，逐步形成信息技术条件下有效的考核指标体系，科学的指标考核办法，公平的考核激励机制，制定严格的执法责任追究制度，把征管质量考核与目标责任制考核结合起来。

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征管方式改革，实现税收管理的信息化与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