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3 15: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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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对人类至今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也没有任何一种资源，将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种资源，就是水资源。水资源对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已经显现出其绝对重要的地位，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水经济”，已经开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1水经济系统
从有生产活动开始，人类就在不停地探索利用水资源创造财富的途径，这些途径日益得到拓展，时至今日，人类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根据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已经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经济系统，我们称围绕水资源属性建立的经济系统为“水经济系统”。
2水资源
大家都知道“石油经济”的概念。但是，对于人类而言，水比石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水具有比石油复杂得多的资源属性。认识水的复杂资源属性，对于形成现代水资源价值观念，建立现代水经济系统，意义重大。
2.1按水资源用途划分的属性
（1）水的自然资源属性。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是指其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体现的特征。与铁矿作为投入物经过冶炼和加工以后，能成为钢材、铁等生产资料和其它如汽车、水管等消费品等一样，水经过提炼和加工以后能成为工业用蒸馏水和生活消费用的饮用水、洗漱水等。当然，水还可以作为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其它必不可少的直接或间接投入物。水资源的这些属性，表现的是其自然资源属性，它能为人类提供效益，能够产生经济价值。
（2）水的资产属性。水的资产属性，是指仅仅通过水的所有权的运用便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效益所体现的特性。当某一社会单元取得一定的水域的所有权后，便能将其作为生产的工具，为产权（使用权）所有者带来经济效益。水的资产属性有如铁路、公路、土地，但比它们具有更加复杂的特点，如一定的水域不仅可以作为交通运输的资源，还可以作为养殖业、水力发电等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水的这种特性与其自然资源特性的重要区别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被直接消耗掉，而是像工业生产的设备和厂房一样，其物质形态并不会被直接转移到产品中，而是通过占用方式将其价值逐步转移到产品中。与工业生产设备一样，水资源在作为资产使用时，由于水质在降低，水的使用价值也在降低。就像企业的资产在经营过程中要通过修理、更新来实现保值增值一样，水资源的保值增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水的环境资源属性。自然环境可以接受、分解、还原、转化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和其它有害影响，从而满足人类的生产和发展的生态需求。这是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所表现出来的资源特性，它已经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范畴。自然资源所具备的这部分特性，环境和生态学家们称其为环境资源特性。它包括依托自然资源的物质实体产生的景观的可观赏性与舒适性（景观优美性）、环境容量与其自身的调节（分解、转化废弃物）能力。水具备以上环境资源定义的所有属性，这一属性的意义在于它能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功能。
（4）水的生态资源属性。水资源还具备与人类生产生活间接相关或无关的生态功能。这部分生态功能表现为：水不仅是生命的构成要素，而且是包括生命系统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维持的必备要素。所有的自然生命体都包含水，所有的自然生命系统需要水来维持，部分非生命系统缺乏水将会退化。在沙尘暴肆虐、土地大面积沙漠化、人类付出惨痛代价的今天，人们开始意识到水的生态资源特性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
2.2水资源的经济学特性
（1）系统性。以上使用特性不仅构成一个复杂的经济学系统，涉及经济学的供给、需求与市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均衡、边际效用等问题，还涉及目前的前沿学科和理论，包括资源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系统性决定水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复杂性。
（2）稀缺性。理论上说，任何资源都具有稀缺性，对于水资源而言，存在现实的稀缺（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状况）、潜在的稀缺、结构性稀缺和季节性稀缺四种情况。稀缺性为发展水经济提供了基础。
（3）竞争性。表现在同类厂商之间对水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和水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竞争性（作为自然资源投入和作为资产、环境资源、生态资源之间的竞争性）。竞争性决定了水资源产权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必要性。
（4）兼具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特性。水作为生态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在水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而水作为自然资源和资产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决定市场机制在水经济中的地位。
3水产业
水产业是水经济的主体。根据水资源的用途，水产业涉及的产业领域，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从水的自然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水利工程、自来水供应、其它水产品、节水技术和产品等，作为现代水产业的重要构成部分，节水技术和产品是现代水经济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2）从水的资产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水电工程、水产养殖、水运、港口、码头、运动、休闲、水权价值评估与交易等。其中，运动、休闲、水权价值评估与交易是现代水经济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
（3）从水的环境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房地产、旅游、水环境监测与评估、污水收集、处理、水体修复、水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技术、产品和服务，其中非接触性旅游、水环境监测、污水收集、处理、水体修复、水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技术、产品和服务是现代水经济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4）从水的生态资源属性发展的水产业，包括绿化、植被建设与恢复、湿地保持与再造、地下水保护等。这类水产业都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4水产业的产出
4.1水产品和服务
水产品和服务与一般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相同的特性，水产业的这部分产出具有完全的私人物品特性。因此，具有完全的市场化特征。由于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一般国家都采用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方式，但是，这种经营是按照市场化的机制在运作。
4.2水环境质量
传统观念上，人们一般认为水环境是产业的投入要素，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水环境资源在可以作为生产过程的投入或消耗的同时，就像制造业使用的钢材本身就是冶金行业的产品一样，现代经济系统中水环境质量本身就是产品和服务，并且存在现实的市场需求。
4.3生态平衡
以水作为重要一环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种标准的公共物品。人类从事的生态保护与恢复活动，是关系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活动，水环境的生态效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作为水产业的重要产出内容，生态系统的恢复必须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和社会公众的参与。
5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5.1政府的作用
包括：水资源产权的所有权属国家和集体所有，各级地方政府的水务管理部门行使该权利；水资源的使用权实施部分市场化的原则；政府保留水资源用于生态保护的使用权，并行使生态保护的一切职能；确定不同水域的功能，制订水资源产权相关法律和规划；制订一般水产品和服务产业的市场运作规则；建立水资源产权交易市场和污水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水资源“使用者付费”机制，控制水资源的定价权，利用价格调节水资源的使用，并获得水资源使用收益；建立水环境“受益者付费”机制，获得水环境收益；建立水环境“保护者受益”机制；建立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使用上的优化配置机制；建立水资源（包括水环境）使用监督机制，行使监督职能；建立水资源价值评估体系和水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5.2市场的作用
包括：按相关法律和规划配置水资源的使用权；由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决定水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数量和价格；优化配置水环境保护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等；刺激技术进步机制。
6现代水经济
6.1传统水经济
传统水经济，是主要是围绕水资源的自然资源属性和资产属性而建立的经济系统。传统水经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七个“强调”和七个“忽视”：强调由自然资源属性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忽视其环境和生态资源价值；强调直接效益和直接费用，忽视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强调利用，忽视开发和节约；强调占用，忽视保值增值；强调自然资源产权，忽视环境资源产权；强调产品价值，忽视资源价值（产权价值）；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忽视市场的作用。
6.2现代水经济
现代水经济，是围绕水资源的属性体系建立起来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经济系统。现代水经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经济价值与环境生态价值并重，强调可持续发展；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并重；开发、节约与利用并重；自然资源产权和环境资源产权并重；在水资源配置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重；形成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使用上的优化配置机制；形成水资源价值评估体系；注重水资产的保值增值，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建立水资源价值核算体系。
7结束语
水资源具有复杂的资源属性和经济学属性体系，现代水经济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系统，本文只是对其系统的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由于现代水经济在国民经济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对环境和生态具有复杂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对水经济系统的深入系统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篇2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篇3
二、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吸引外资存在困难发展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就是资金的周转，而招商引资恰恰就是吸纳资金的必要基础，但是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以及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使得我国在对外引资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难题。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一，金融危机的蔓延，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很多发达国家在对亚洲国家进行投资或贷款时变得异常谨慎，而且流入的资本也在大幅度缩水，种种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二，很多新兴的地区都加入到招商引资的队伍当中，这样更加加剧了我国在引资方面的压力，使得我国原有的资金很难支撑起本国贸易的发展。
（二）我国整体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现如今，各国的经济发展日益密切，在如此不安的环境下，国际性的波动自然就更容易出现，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这些不安的经济波动很容易影响到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我国，我国的市场在发展中尚不是十分成熟，如果遇到外部的冲击非常容易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去冲击，最终使我国经济的整体出现分裂。
（三）在某些方面影响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被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样的条件下，产品本身的科技含量将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对我国整体的贸易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如今，信息密集型的服务化产业逐渐走向世界市场，并具有着占领市场的趋势，但是我国的服务产业的信息化发展较为落后，如果缺乏科学的改革，我国的对外贸易一定很难适应当前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四）国家在市场融合上存在着障碍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地减少了国与国之间投资的障碍，也减少了贸易壁垒的产生。但是，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文化差异，而且形成的是一种竞争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国与国的发展、融合，无法真正形成规模化发展。
三、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经济
（一）立足于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技术产业贸易我国应当及时抓住跨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实施的战略与技术，把握住资本本身溢出效应，从而实现本国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应当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不断开拓市场，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提供一定量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从而立足于技术领域，实现技术性产业饿的出口贸易发展。
（二）积极拓展贸易空间，实现多元化发展第一，我国应当积极落实并完善出口退税工作，完善出口信贷或者信用保险等政策措施，从而保证出口退税的稳定性，有效地扩大信用保险的覆盖范围。第二，我国应当继续完善海关、质检等方面的工作，尽可能地提高贸易的便捷化水平。同时要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海外的新市场，坚持以质取胜，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三）利用贸易法对自身形成保护在现阶段的贸易发展中，我国应当重视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冲击与损害，制定出相应的对策，积极地参与制定或修改贸易准则，从而更为有效地维护我国正当的贸易权利，以防一些贸易伙伴通过贸易规则的解释权或者制定权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我国应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性的贸易组织中，对整体的运行进行参与和管理，从而防止一些贸易方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贸易出现问题或者是不确定的隐藏式风险。
篇4
在农村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存在片面发展工业的倾向。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认为，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农业发展上，而应该放在发展工业上。这种认识看到了工业发展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从侧面说明了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的思想根源。其问题在于忽视了农业发展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可以在农业弱小的情况下通过工业的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其观点真实地反映了农业的现实状况，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干部和农民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高度一致：在现有的农业经营制度下，传统农业所能提供给农民的收入处于极低的水平上，农民收入主要依赖外出打工，土地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并不能靠土地过上好日子。
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即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可以实现对农业的完全替代吗?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定要削弱农业吗?我们的结论是否定的。农业的现实状态是产生轻视农业发展重要性的实践根源，但绝不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理性表现，这一现实状态不是我们舍弃农业的理由，而是应该对农业更加关注的信号。
笔者认为，在思想认识上纠正这一偏差并在实践中切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具有的特性。
从相对量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小农业”，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规律已经被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这里的“小”是指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
从绝对量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大农业”，农业所提供的农产品数量不断增加，农业的产业组织规模通过国家在基础层面的投入增加、专业化协作体系、农业生产新的组织形式、城乡之间联系的拓展等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里的“大”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的外部表征。
从质上观察，农业呈现出的状态是“强农业”，现代科学技术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农业产业具有较强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支撑现代农业的高度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这里的“强”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的内在规定性。
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小、大、强”模式，以此描述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特性。“小”可以指引我们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大”可以提醒我们处理好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顾此失彼，实现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强”可以引导我们依据农业的产业特质，致力于构建坚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为新农村建设继而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农业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农业产业要素的配置结构，这一结构可以由以下几方面因素组成：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经营主体（农户）数量、人均耕地、经营方式和劳动工具。
在农业产业要素配置结构中，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带有不确定性；农户数量大约为2.4亿户，人均耕地为1.3亩，农户数量和人均耕地表现为一种硬约束；采取分散的经营方式，这表现为一种制度选择；劳动工具在关键环节主要采用传统的劳动工具。在现实的经营制度中，劳动工具同样在进步，如农作物成熟后雇用收割机收获，使用自有的三轮车运送肥料等。但是，这些进步出现在产前和产后环节，而未出现在产中环节，不会对农业产出产生实质性影响。这种状态的形成同农业的发展水平相关，也同农业的经营制度相关。现代农业的建立一定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发生革命性变革。由此可以判断，现实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与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的产业特质是不匹配的。
二、产业体系中的工业和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必须清醒地看到，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现在的问题是，依靠什么机制可以促使农业的持续发展进而使之趋向于现代农业。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割裂国民经济中的产业联系，按照强烈的产业偏好，集中资源发展单一产业的战略选择难以实现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统一。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建设现代农业的进程取决于我们把握产业关联的能力，在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1.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贯穿整个工业化过程，是农业和工业产业关联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劳动力逐渐转移至工业和服务业，使农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呈现出下降趋势。基于这一理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持肯定态度，地方政府也将组织了多少农民外出打工当作政绩。农业劳动力外出就业，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城市和发达地区提供了劳动力资源，这些应该给以充分肯定。但是，现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满足工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却产生了对农业产业的实质性损害，虽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应将这一持续性的经济现象放在产业体系中去观察和体味，在总量效能判断的基础之上加入结构效能判断，在区域和产业效能判断的基础之上加入社会效能判断。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和逻辑思维可以证实：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区域性转移在效能上存在差异，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工业较为发达的区域多是就地转移，而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则主要是异地转移，这一现象可以说明这种效能差异；农业劳动力中不同素质的劳动力转移在效能上是不同的，高素质劳动力的过多转移可能掩盖着对农业持续发展的威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去向以及具体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在效能上也是不同的，从事和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工作可以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带动效应。
在众多经济现象中，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当我们仅仅从总体上观察劳动力转移问题时，看到的往往都是正效应，而掩盖了可能存在的负效应。因此，对劳动力转移盲目肯定的倾向应予纠正。我们认为，较好的劳动力转移结构应该是：就地转移的比重逐渐提高；一定数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而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领域和农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依据我们的思考，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特别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拐点：由异地转移为主转向就地转移为主，由较多的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单向转出到一部分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业内部甚至是出现一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内部；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与农业较少产业关联的领域转向与农业具有更加密切产业关联的领域。当然，这几个拐点出现的时间可能存在差异。
劳动力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流动必然由“实现较高要素价值”的取向所决定。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农业劳动力的流向及其结构作为检验现代农业建设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信号。
2.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资本转移问题
农业生产力的现实状态是现实经济和社会进程的自然结果，这一进程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有的制度集合已经难以为农业生产力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点应该集中到如何在现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现代农业。我们认为，建立现代农业就是要将现代生产方式嫁接到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领域，而承担这一使命的载体是资本。因此，资本进入农业是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成长的必然选择。
资本进入农业，是工农业之间要素流动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在现实的经济格局下，诱发农业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资本要素不可能以农业内部的资本形成为主，农业中资本要素的形成来源在一定时期内将以工业资本的转移为主，而引发资本投向结构发生这一变化的临界点则是农业具有比工业资本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当然，这一规定不具有整体意义，只要处在较低收益率的工业投资低于任一农业项目的投资收益率，这一资本转移就可能发生。这一现象既可能由于工业投资的收益率下降而发生，也可能由于农业投资收益率的上升而发生，或者是两者同时出现而发生。市场机制的产业均衡效能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稳步推进使工业资本向农业领域的转移具有现实可能性。
资本进入农业，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有新的突破。现实的经济和社会进程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薄弱，由此构成资本进入农业的一个巨大障碍。如果依靠农村生产力自然成长形成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则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进程。最近几年国家已经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可以相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方面的投入还会继续增加。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利用所有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形成农村基础设施的立体投入系统，提高各类投入的效能，以尽快形成资本的进入环境。我们往往将基础设施仅仅理解为硬件，从实践层面来看，还应该包括资本文化的建构。硬件设施可以降低资本的进入门槛，软件设施可以降低资本的运营成本，从而提高经营绩效，留住资本。
资本进入农业，还要变革现有的土地经营制度。因为分散的土地经营制度阻断了资本进入农业的路径。一提起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人们可能马上想到废除现有的农业经营制度，将土地收归集体统一经营。一些人也以此为依据论证不能改变现有的经营制度。制度演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在现有经营制度基础上产生新的经营方式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可以表述为：农民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工业化进程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利益机会－务工收入稳定地高于农业收入－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农业收入在支撑农民生活提高方面的作用下降－农民产生放弃耕种土地的意愿－在获得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自愿出让土地经营权－新的农业经营制度产生。值得强调的是，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农民（原有农民和新进入的农业经营者）以新的经营方式从事农业。在这一进程中，制度创新所提供的利益空间具有关键性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一部分农民放弃原有经营方式的过程中，也体现在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之中。
3.工农业产业关联中的工业发展问题
正像片面工业化倾向不能最终完全替代农业一样，建设现代农业也不能将工业彻底排除在农村之外。农村工业化在农村生产力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工业重要性认知产生的原因。而在现阶段，推进农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招商引资，徐州市就有一个发展基础较好的县级市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千条路，万条路，招商引资是出路。应该看到招商引资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重视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1）一些地方政府制定招商引资指标，将指标分解到所辖的机关事业单位，并制定具有刚性的考核办法。这一做法使政府体系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2）人们在重视招商引资发展效能的同时，忽视了对招商引资成本的计量。招商引资在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总量、提升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些效能的取得是以一定的成本付出为前提的，这些成本应该包括人力资源成本、土地资源成本、基础条件成本、行政资源成本，除了这些直接成本之外，还应该包括相应的社会成本，如项目产生的环境污染与职业损害、过分强调招商引资对其他经济和社会事务产生的不良影响等等。经济活动的意义只有在成本和收益的相对关系中才会存在。如果按照这一理念去观察现实中的招商引资，一部分招商引资活动的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3）强烈而普遍的招商引资需求最终会将需求方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招商引资在一定阶段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手段，但不是唯一的发展手段。现实中存在的片面招商引资倾向使招商引资需求急剧膨胀，由此形成需求方之间激烈的“买方竞争”，而这种格局最终迫使需求方作出利益让步，使其成本上升，收益下降，而同时供给方则待价而沽，坐收渔利。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量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于资本规模的形成、资本投资方向在产业和区域方面具有的相对优势、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意愿、资本投入过程和运作过程是否具有基本满意的效率等等。
笔者认为，应该提倡理性招商引资，除了以上问题之外还要思考如何在引进外来资本的同时发挥当地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资本的趋利性决定资本的流动性，引进资本之后应该将重点转向稳定资本，使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要关注引进资本的产业关联，形成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链条，避免因招商引资出现新一轮产业趋同；要关注引进资本对现代农业的支撑作用，在片面工业化理念中，如果还存在关联理念的话，这种关联也仅仅体现在工业内部的关联之上；各个招商引资项目都会面临产品乃至产业寿命问题，由此决定了还要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衔接问题，在发挥招商引资项目现有功能的同时，为企业的产品更新和技术进步创造条件，使资本在现有空间中完成产业蜕变，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潜能。
在产业体系的框架之内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工业，可以实现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可以实现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统一，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持续而稳定的动力支持。
三、农村生产力成长中的“产业－空间”结构
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既然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存在共生性，就必然存在农业和工业的现实结构，这种结构首先表现为两者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其次表现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方式，再次还表现为一种“产业一空间”结构。以上三种表现形式的集合构成农村生产力的成长状态。因此，农村生产力的成长是一个产业概念，既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自内涵的提升，也包含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农村生产力的成长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城市化就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这一空间概念的表现形式。这样，农村生产力的成长就是一个产业关系和空间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据此，我们将产业视角和空间视角融为一体，就得到了表示农村生产力成长状态的“产业一空间”布局。这一布局的要点可以表述如下：
1.在空间层面上，分为村镇、中心镇、县及县级市、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及以上城市，与此空间层面相对应的产业分别是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工业中心、服务业中心、金融中心等。
各空间层次和产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不全面的，也可能是不准确的，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模糊地带。但是这并不会影响问题的本质：在宏观层面上必须形成既有相对分工，又有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的功能体系。
2.县及县级市将逐渐成为工业中心。
这一理念的形成来自于对工业化进程的现实思考，一些地方不顾实际条件，工业项目遍地开花，村村办工业，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严重地损害了基层组织的公信力，损毁了农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工业中心的形成来自于上聚和下移两种形式，工业本身所拥有的集聚效应必然诱导分布在县级以下的现存工业向上聚集。与此同时，则是分布在县级以上城市的工业向下转移至县及县级市。与这种工业中心的形成同时发生的是其逐渐承担起与其产业定位相适应的产业使命。
3.在城乡一体化的制度结构中，产业分工是做强产业的基础，而产业协同则维系分工的存在并为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激励。
因此，在这一布局结构中产业关联和空间关联内生于结构本身。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明确功能定位、具有内在关联、相互支持的产业体系，并且在空间上通过专业化协作连为一体。现代农业的依存环境可以说明这一特性。
4.这一结构不是一种现实描述，而是一种趋势描述。前文所述的村村办工业、一些镇不加选择地引进各类工业项目、农村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等现象都和这一结构相距甚远。但是，趋势背后的内在规定性最终会引导经济活动实现这一趋势。揭示这一趋势意在尽可能地实现理性发展，以降低发展的成本，扩大发展的效能。
5.农村生产力的空间载体是村、镇，农村生产力的产业载体主要是现代农业，少数中心镇仅仅承担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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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通过清洁生产、市场机制、调控等方式,组织成为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在生产生活中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旨在最终实现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目标可以从技术和经济两个层次界定。技术层次，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生产实践中，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相融合，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最高效率地节约使用资源；在经济层面上，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需要把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利益分配。
二、循环经济的特征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的发展观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二是新的经济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三是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将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四是新的生产观。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生产过程中要求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产品的再使用（Reuse）原则、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
五是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提倡物质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三、各国循环经济发展趋势
（一）日本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环经济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21世纪初，提出“环境立国”战略，即创建循环型社会的国家目标。消费者报废电器时应支付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费用，废旧电器经过商家回收又重新回到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率如空调为78%，电视为73%，冰箱为59%，洗衣机为56%。日本力争资源回收率达100%。从家电中回收的玻璃、铜、铝等材料制作成玻璃杯、易拉罐等再生产品。
（二）德国
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德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和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1996年又颁布《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确立产生废弃物最小法、污染者承担治理义务以及政府与公民合作三原则。家庭废弃物利用率从1996年的35%上升到2003年的60%。2003年在冶金行业，95%的矿渣、75%以上的粉尘和矿泥，以及至少有2000万顿废旧钢材被重新利用。，废弃物处理成为德国经济支柱产业，年均营业额约410亿欧元，并创造20多万个就业机会。
（三）美国
美国1976年就制定和颁布《固体废弃物处置法》。2003年，美国城镇产生的废弃物为5.5亿t，回收利用率达到40%。在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中，纸张为42%，软饮料塑料瓶为40%，铁制包装为57%。
（四）欧盟
欧盟实施的家用电器回收办法，规定商业界必须回收90%的废弃电冰箱及洗衣机，并将此类大型电器用品的60%用于再生产利用。在个人电脑方面其回收比例则按产品重量由原定的60%提高到70%，再生率也由50%提高至60%。此外法国政府要求应有85%的包装废弃物循环利用；奥地利法规要求80%回收包装材料必须进行再循环处理或再利用；丹麦政府规定所有废弃物要有50%进行再循环处理。
四、目前循环经济的几种发展模式
（一）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
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耐用性等。发明这种模式的杜邦公司到1994年生产废弃物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
（二）园区模式——又称为卡伦堡工业园区模式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内各企业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自己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生产量，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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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
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包装废弃物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最初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商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已有1.6万家企业加入。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做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清理、分拣再进行循环利用。
（四）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主要体现三个层次上。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体系；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五、国外循环优秀案例及经验借鉴
下面以日本北九州生态园为例介绍。
（一）园区简介
为解决大量消耗能源、资源而产生的垃圾排放等越来越多的环境，北九州市以建设亚洲的“国家资源及环保产业基地”为目标，以振兴再生资源利用产业为主，制定了生态工业园基本规划。工业园建于2001年，是再利用型生态园的代表。园区分为实证区和循环工业园两个区域。
（二）循环经济实施措施
北九州市的环保产业拥有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及安全的高新技术，由企业、大学及政府部门组成的“北九州环境产业推进会议”制定了基本工作方向并采用了环境政策与产业振兴政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地方政策。重点实施措施有四个方面：（1）建设循环使用及旧零部件再次使用产业园区；（2）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设施，新产业；（3）创办新能源技术产业、超微纳米等新一代环保产业项目；（4）加强人才培训。
此外北九州通过规划合理的功能区布局来更好的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理念，具体功能区布局如下：（1）2001年6月设立北九州市生态工业园区中心：是开展环境的基地，举办以市民为主的环保知识讲座，举办环保技术相关研修、讲座，推广环保技术。（2）环保企业聚集区：通过各企业的相互合作，把环保相关企业发展成为废物排放为零的资源循环基地。（3）响滩再生使用区：市政府场地租给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环保项目，地方中小企业充分利用自己独创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开展各种再生使用产业活动。（4）环保研发中心：企业、政府、大学联合起来将进行最尖端的废物处理技术、再生使用技术的研发。本九州生态产业园利用作为工业城市积累起来的技术和人才、工业设施及企业、研究机构、政府、市民建立的，将振兴产业与环境保护两大政策有机结合成功实现了建立独具特色的地区政策的工业园区，其成功经验对我们建立循环经济示范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六、国内发展循环经济建议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和最现实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发展生态园区循环经济可从以下几点试做努力：
1.创新机构，保证循环经济深入发展。成立循环经济建设领导小组结合区域实际状况，从引导和促进的角度出发全面推进区域循环经济工作。
2.绿色招商，促进第二产业生态工业发展。通过产业链、产品链和废物链的构建与完善，资源和废物的减量化等措施，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改善投资环境。根据生态工业系统建设需求和市场机制有选择地进行主题招商和绿色招商，重点发展补链企业，形成多产品多链条的生态工业网状结构。
3.集约使用，提高资源使用率。注重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无论在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均努力达到较高水平。
4.重视，引领静脉产业生态工业发展。可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海水淡化以解决淡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投资兴建垃圾发电厂，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烟气净化处理发电的同时保护居住环境；完善区域水循环系统，建立以污水处理厂为主体的中水回用系统，节约用水的同时满足企业对中水的需求。
5.加强信息建设，构建生态工业信息平台。建立固废资源信息网，便于企业之间进行固废资源交换与再利用的信息沟通，为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建设搭建信息平台。
6.注重生态教育，建设绿色学校。生态文化建设从孩子抓起，各级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在相应课程中增加环境保护知识，把生态教育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内容，从小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1]林慧岳.基于循环经济区域创新活动[J].辩证法研究，2006，（2）．
[2]于萍.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J].天津科技，2004，（6）．
[3]许江萍.循环经济：从理念到实践[J].科技投资，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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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交易费用是房地产进行交易所需的成本。交易双方欲达成房屋买卖协议，必须相互了解，将可能提供的交易机会告诉对方，这种信息的获得和传递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如果这样的专用资产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受干扰地运营，这些投资就一定会带来预期的回报。客户关系管理正是从长期的投资回报考虑，架构企业与客户不可或缺的相互关系，这种依赖关系越持久双方从此获得的收益也越大。
2、收益递增原理
经济学中有一条重要的原理即收益递增原理，亚当。斯密认为，当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度和广度增加时，劳动生产率（即斯密说的“平均收益”）随之增长；而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带来创新机会的增长，又促进新工具的设计和推广。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分工与专业化……这一“收入与分工”共生演化的过程，这一原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客户关系管理的赢利原理。
二、从战略管理学角度看房地产客户关系管理
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行业里，拥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比起他们的竞争对手来，更能吸引顾客，赚取更高的利润。客户能够判断企业从什么时候起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是促使企业更新的催化剂。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企业欲保持竞争优势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差别化战略、低成本战略以及目标集聚战略。这些战略也是企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理论依据。
三、对客户关系管理的理解
客户关系管理是指以客户为中心的包括销售、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的企业业务流程自动化并使之得以重组。客户关系管理不仅要使这些业务流程自动化，而且要确保前台应用系统能够改进客户满意度、增加客户忠诚度，以达到使企业获利和发展的最终目标。
1、客户关系管理完善客户体验，将企业的资源最大化
客户关系管理不是产品，也不是一个产品组合，而是触及到企业内许多独立部门的商业理念，它需要一个“新的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并被集成了前台和后台办公系统的一整套应用系统所支持。这些整合的应用系统确保了更令人满意的客户体验，而客户满意度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已有资源（房地产业主）毫无疑问是企业最大的资产之一，因而需要细心管理。对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培养和挖掘则被认为是企业获得进一步成功的关键。有资料显示，发展一个新客户要比保留一个老客户多付出5倍的投入。投资于现有客户，使其满意度增加会对客户忠诚度有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最终效益。
2、服务客户的观念——客户关系管理成功的核心
企业要得到持续的发展，拥有忠诚的客户是最重要的。根据美国营销学者赖克海德和萨瑟的理论，一个公司如果将其客户流失率降低5%，利润就能增加25%——85%.房地产企业已经认识到保持现有顾客的重要性。建立一套完善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建立房地产客户数据库，并有效地运用所储存的资料，能通过研究客户、开发客户、与客户沟通，有效留住客户，赢得客户的信赖与拥护。
四、房地产企业战略发展需要客户关系管理
随着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推出，一种全新的“营销观念”逐渐形成。客户被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纳入到企业的经营发展中来了。企业把任何产品的销售，都建立在良好的客户关系基础之上，客户关系成为企业发展之本质要素。如此一来，正在流行的很多新营销概念，如一对一营销、数据库营销等，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客户关系管理营销的范畴。
客户关系管理实施的目标与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的契合点：
1、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同比增长14.1%，空置一年以上的商品房面积近4400万平方米。可以说，对于许多开发商而言，来自一线的销售压力、资金回收的压力仍然较大。企业急需借助导入客户关系管理，提升企业客户关系能力，提高一线销售人员对于客户跟踪、客户服务的能力。
2.提升客户满意度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积累了大量的老客户，客户投诉会大幅增加、甚至发展到一系列业主维权事件，如何快速提高客户满意度，完善企业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建立统一调度的客户投诉处理系统，是这些房地产企业面临的当务之急。
3.提升企业的服务品质和能力
房地产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认识到个性化客户增值服务的重要性，很多企业逐渐向服务型企业过渡，成立了专门的客户服务组织，希望能够将分散的、点滴的服务资源进行整合，不断推出针对客户的服务新手段，力争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4.提升品牌形象
基于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房地产企业要树立全员客户服务的企业发展战略。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对外的服务准则、服务口号、承诺服务水准一致，并依托于客户服务部，形成一条以客户为导向的企业服务运作链。企业全体员工都在不同岗位上全心全意服务于客户，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以服务为核心的品牌企业文化。
五、现行客户关系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步骤
1.交流方式的分离使用造成服务效率降低问题
目前电话、传真、面对面等交流方式的分离使用在降低服务效果的同时，造成人员的服务效率不高，并且不利于客服人员的管理。
2.各实体部门服务的分离造成资源的浪费
由于没有统一的客服中心，客户往往要多次交涉才能找到适合问题解答的部门，而各部门信息共享程度低，交流不顺，所以回复结果也出现不统一现象，由此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又降低了服务效果。
3.现有客户资源无法有效利用的问题
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料，但由于缺乏对其潜在需求的分析和分类，而且此客户资源库没有实现共享，利用率低，造成资源浪费。
企业在导入客户关系管理前，必需先诚实地作一次全面体检，了解自身的优势与缺点，进而倾听客户的声音，确实了解所有与客户互动的管道，开始规划整体的客户管理架构。
一个执行良好的客户关系管理实施方案分以下几步骤进行，这对提高顾客忠诚度是至关重要的：
1）区分目标顾客，对企业所有客户的关键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
2）确定目标顾客，瞄准最有价值的客户，制定可行的方案以增加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
3）满足目标顾客需求，为每一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和产品
4）与目标顾客达成利益共同体，企业管理层即时了解市场情报，深入地了解个别顾客的行为、新兴需求和消费形态。
六、房地产行业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的措施
1.客户关系管理如何同公司整体战略融合在一起
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首先需要确认公司对项目的期望和业务目标，同时要考虑现有业务环境以及公司的战略优先层次。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
（1）企业的市场份额是保持稳定，还是在下降？
（2）企业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降低成本比提高市场份额更重要吗）？
（3）争取客户、发展客户、挽留客户和为客户服务的成本哪个相对更重要一些？
（4）同客户交流和服务的过程中，哪些渠道最重要？
（5）如何平衡“以产品为中心”和“以客户为中心”？
（6）企业认为最有价值的客户是哪些？为什么？
回答上述问题，将帮助房地产企业确定客户关系管理的投资，并寻求公司和业务部门的支持。
2、建立个性化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
客户关系管理必须根据房地产行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配合企业的发展战略有步骤、有节奏地建立和实施。
（1）事先建立可量度、可预期的企业商业目标
企业在导入客户关系管理之前，必须事先拟定整体的客户关系管理蓝图规划，制定客户关系管理的预期、短期、中期的商业效益。切不可一次性盲目追求大而全的系统、或听从客户关系管理厂商一味的承诺，毕竟它不是万能的，企业应更多地借鉴国内外其他企业、尤其是同行业的应用成效，并从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客观地制定合理的商业目标，并制定可对其进行度量的指标工具。
（2）行业领域应用的深入研究
客户关系管理最早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当时的客户关系管理更多的是采用国外应用比较成熟的理念。国内厂商在此基础上，单纯从软件功能本身进行效仿，而对中国企业的行业特点理解、分析、结合的不够，从而导致研发的产品有闭门造车的感觉，不能与企业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将国际通用的理念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特点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体系，是目前所有国内客户关系管理厂商、咨询公司、企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3）为企业把脉、对症下药
目前，许多销售客户关系管理的厂商其实并不善于运用客户关系管理理念去推广它，拿着通用版的软件到处安装，丝毫没有客户关系管理所提倡的“一对一”服务理念，其最终效果可想而知。只有对企业的管理现状充分了解，才能推出符合客户需求的、独特的客户关系管理解决方案。通常做法是，聘请具有客户关系管理实践以及行业经验的咨询团队对其进行诊断，通过问卷调查、座谈沟通、流程重组等方式进行企业的咨询诊断工作。通过企业咨询诊断，期望发现企业现存的管理上、流程上、架构上、信息化等方面的主要问题，对企业导入客户关系管理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为未来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
营销的一对一和“个性化”的特色是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要素。它必须是针对企业的个性化定制，根据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行业特点和企业的发展特色，为企业量身定做出系统的解决方案。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要经过充分的调研，明确企业目前所处的地位；其次是将企业当前的操作方式与最好的操作方式作一番比较和研究；最后要提供提高销售额的方法。
3、给客户关系管理一点成长的空间和时间
纵观全球施客户关系管理的企业，由于总体开发周期过于漫长、工作量过大而导致最终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客户工作往往是客户关系管理实施推广过程中，最昂贵、最费时也是最复杂的一环。因此，通过选用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将最终的应用搭建在成熟的案例之上，企业将会大幅减低客户化的需要，也会大大降低实施过程的整体风险。
大部分成功的客户关系管理案例均采用分阶段实施方案。每一阶段则侧重与特定客户关系管理目标，从而达到快速制胜的效果。换句话说，企业可于合理的时间内（一般为三至四个月）取得一定的成果，定期量度、追踪系统成效并保持持续推广。
（1）为了更好地在企业内部推行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配合下，必须制定相关的员工客户关系管理绩效机制，使其与员工业务绩效考评联系起来。
（2）为了能够便于企业定期进行客户关系管理应用效果的评估，系统在设计初期要增加一些度量、评估系统本身的量化分析指标，以便进行前后对比。
（3）客户关系管理导入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定期评审与回访至关重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及时了解系统上线运行后，企业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提出明确的改进方案，从而促进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在企业中能够得到更加深入的应用。
由于客户关系管理对房地产企业的重大影响，实施客户关系管理项目时需要整个企业范围的信息传达与责任承担。为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投资于客户关系管理技术，同时要建立新的业务模型。所有客户信息的集中是成功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这一强有力的企业策略将提高企业的销售额、客户忠诚度和企业的竞争优势。
当房地产产品品质日趋成熟、均好性成为同质化的近义词时，房地产企业开始重视客户关系管理与服务工作，将其与产品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些企业都意识到：房地产品牌建设与营销推广不再局限于物业本身，以商业联合、资源整合为特征的全天候、全方位的客户关系管理与服务之门已经打开。客户服务作为当今全球性的商业术语，预示着单独的产品买卖时代已经面临终结。未来房地产品牌竞争的趋势，正逐渐过渡到客户信息库、客户满意度、客户服务手段的竞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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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篇8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篇9
棉花种植在宋末元初传入中国，到了清代前期，广袤的土地上已经普遍种植。棉花生长需要在阳光充足，雨量适中，地势平坦的地方，因此，棉花产地多分布在河流中下游沿岸的冲积平原，低平的湖泊地带及滨海地区，那里土质细而松，排水良好。清代前期，东北的辽河流域“辽阳、盖平、海城亦多种棉。”1直隶的滦河流域下游“种宜木棉”，2海河流域即直隶中部“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八九。”3黄河流域中部的河南“各府州属出产棉花最多。”4山东省大清河、骇徒河和黄河流域的“滨州、高唐、清平、曹、单等县，皆沙土之地，民间多种棉花。”5小清河故道北“地宜木棉”。6据有人研究，山东植棉州县“达州县总数的87%”。7黄河支流渭水和汾水下游沿岸也产棉花，有人查阅了陕西清代前期纂修的七十种方志，“产棉花的州县”“达三十八处之多。”8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苏松江府、常州府、太仓州、通州等地都是重要的产棉区。上海人姚廷遴说：“向来我地生产棉花，纵有荒岁，从未绝种。”9江浙沿海地区，余姚“北乡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10乍浦“田荡之种棉花者，十几三四”。11“今棉花……自濒海所种”。12长江中游“木棉出九江、湖广”，13安徽怀宁“惟布木棉之出盛于望江”。14湖北的武昌、黄州、汉阳、德安府也都产棉花。商人吴中孚路过长江水路时，记下的棉产地有荆州府的龙州渊市、百里洲、朱家埠等。15在洞庭湖畔的长沙、岳州、常德三府和澧州多产棉花，辰州和永顺二府也有棉田。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省，有威远、仁寿、蓬溪、中江、乐至等县产棉花。16此外，西北高原阳光、河水、土质都适合棉花种植，所以新疆的“布古尔、库尔勒及吐鲁番地方，商民租赁地亩，种植棉花贩卖，获利数倍。”17南方各地虽然无霜期较长，但雨水过多、丘陵地多、冲积土质不好，因此不适宜棉花生长。不过，在贵州兴义府“三江一带，地渐平衍，土厚而肥，所产木棉，为利甚溥。”18广东番禺、顺德、龙门、海阳、连平、龙川等州县，19云南的曲靖府、蒙化厅也有棉花种植。20
根据棉花产区的分布，大致可以看出棉花流通的特点，首先是平原棉花向山区流动。直隶平原多种棉花，山西北部多山是无棉区，“棉花则出真定诸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则自孝义转贩。”21寿阳“邑之棉花，买自栾城。”22这里虽然指的是咸丰时期的情况，但该地不产棉，道光时，“栾地四千余顷，稼十之四，……棉十之六，晋豫商贾云集”，23可见，栾棉西运早已存在。豫北内黄县“东南两乡沙土多种棉花，……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24上海的棉花流向浙江西部山区。“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25这种流通不仅在省与省之间进行，而且在有的省内也如此。乾隆年间，陕西“韩城、＃阳一带出产木棉，”韩城以北是“层层山岭”，棉花“皆由韩城北运”。26
其次，是北棉南运的情况较多。山东、河南的棉花，沿运河，经过淮安关、宿迁关、扬州关、浒墅关“连舻捆载而下，市于江南”。27“宿迁一关全赖西北两河枣梨棉花等货。”28“淮关钱粮俱系北来……棉花等货船输税居多。”29河南“各府州属出产棉花最多，江楚等省商贾每云集采买。”30四川南江“棉花买自汉中〔陕西〕”。31福建泉州府棉花“岁仰给于江左”；32上杭的棉花“皆自江右由汀而来”。33福建的棉花一般多“购自江浙”，34“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35广东用棉除了依靠从江浙海运之外，还从“湖广诸省汉口等处”输入，太平关“征收税银全籍棉花……等货。”36长乐县棉花“仰江西者恒什五”。37新疆的棉花输入甘肃，嘉庆年间，甘肃高台知县“见土鲁番棉花捆运入关者甚夥。”38
最后，一些沿河地方，中下游的棉花逆流运销到上游地区。嘉庆时期，陕西咸阳是棉花集散地，棉花商人在这里建立了会馆。“邑之有花行，其来已久，而花行之有会馆，实始于兹。……业于花者水陆并至，南则荆、襄、云梦，东则临汝、宏农，北则幽、冀、三晋，运载殆无虚日。”39关中平原虽然产棉，但为数不多，“不足本地之用”。40棉花来源，一自湖北逆汉水、丹水上达；二“向多贩自河南”。41棉花转输甘肃、陕北、晋北等地。逆汉水，汉口等地的棉花，经襄樊达陕西兴安、汉中，“上水货船花布为多”，再逆支流大竹河运到四川太平厅。42“川之棉花”溯嘉陵江而达甘肃成县。43江西龙南“溯流〔逆赣江〕而来，惟苎与棉”。44贵州遵义府、思南府“棉花自铜江口、秀山负荷以来”；45“木棉地不甚出，岁由常德运至”；46“棉由湖南常德府贩买，舟载至省溪口江起岸”。47棉花由常德，逆沅江而上，再逆支流锦水至上述各地。不过，在长江上棉花是双向流通的。九江的棉花往上江“装载出境售卖”；48“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49这是逆流运销。四川“更有沿江一带，愚民将所种棉花，贱值卖于客贩，顺流而下，载至江楚”。50江西高安棉花“取于通州、湖广。”51通州棉花逆流到高安，湖广棉花顺流到高安。龙江关税收“以竹木排、煤炭为大宗，油、糖、棉花次之。”52
棉布生产与棉花产地有一定关系，一些棉花产地同时也是棉布产地，因此，在这些地区棉布的流通与棉花的流通特点是一致的：由平原向山区；北布南运；及沿河地区的逆向运销。直隶布匹向山西、陕西运销，真定“郡近秦陇，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织作。晋贾集焉。故布甫脱机，即并市去。”53山西平阳、绛州，陕西同州的棉布运往陕北山区的延长县。54江苏常熟、昭文的棉布“南到浙江，及于福建”；55“闽不畜蚕，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吴越至。”56“闽笋客贩卖江浙、汉广等处，货脱买布回发。”57广东平远布帛“半资江赣”。58浙江北新关税收“北来苏松布匹各物为大宗”。59四川中江棉布南贩“至滇黔，为大装货”。60此外，云南、贵州大部分是山区，所需的部分布匹，从两湖、江西等平原地区，逆水运入。“黔省跬步皆山，出产有限，所有外来货物，惟布匹、磁器等项居多。”61遵义东乡尽管从常德输入棉花，但所织布匹一部分逆水上运，“蜀之重庆、泸、溆”；另一部分销往山区，“威宁、平远，极于金川。”62在长江上棉布多逆行，“川江来往货船上水布匹”；63湖北江陵“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64上海中机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65逆支流金沙江“船路梭织，百货流通，而以盐、布为大宗，一行于雷波及左路蛮地，一行于马边及右路蛮地，云南永善一带均资焉”；66逆支流嘉陵江“陕〔汉中〕之布匹，悉货于是〔甘肃成县〕”；67逆支流汉水，“布自襄樊”运入陕西兴安、汉中；又逆大竹河、任河至四川太平厅。68在湖南逆湘江，耒阳“布通行郴、桂、粤西间”，69逆澧水及其支流布匹运往湖北鹤峰州。70
然而，棉布流通与棉花流通也有不同之处。其一，江苏松江、常州二府和通州、太仓州是当时最大的产布区。各种布匹除了向南运销外，还向北运往山东、奉天等地。浒墅关“以奉天、山东各路布匹为杂税”；71淮安关、扬州关也都有南来布匹经过输税；72山东布匹经山海关或沿海北运。73其二，当时甘肃、宁夏、蒙古、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棉布，许多山西、陕西商人在河南、湖北、江苏等产布区，大量收购布匹往贩。河南孟津“秦陇巨商终年坐贩”；74孟布远销“陕、甘以至边墙一带”；75湖北棉布为“西贾所收”；76江苏宝山棉布“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77以上所述，都是省与省之间的较长距离的运销。在各省内部也还有县与县之间的运销，其特点与省际间棉布流通特点基本一致。
此外，由于产棉区的纺织业不发展，也形成原料和纺织品的对流。如：东北的棉花与山东的棉布，长江上棉花和棉布的相对流通；广西“自桂林贩棉花、白糖等杂货至湖南”，78湖南耒阳“布通行郴、桂、粤西间”。79不过，这种对流只是较小范围和局部的。
对各州县内部棉花、棉布的流通的状况，我们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大体上可以按是否种植棉花，有无棉布买卖分成两种情况，也就是棉花、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和自给自足的州县。
第一类棉花、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主要有以下十种情况：
1、产棉外输，产布外销。
江苏省松江府、太仓州的一些县，既种植棉花，又生产棉布，而且棉花和棉布的产量很多，因此，棉花、棉布都外销。如：上海县“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80该县的北桥镇“多木棉”，三林塘则“棉布独胜他处”。81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的时候，康熙三十四、三十五年，上海遭受奇荒，“花种俱绝，陈花卖尽”。姚廷遴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年七十，未曾见我地人，俱到外边贩花归来卖者，真奇事也。”82因此，这里举的例子（包括以下实例）指的都是一个县正常年景的情况。不过，象上海县这种棉花、棉布双双外销的县在全国也是不多的。
2、产棉也产布，只外销布。
湖北随州“户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购买棉布。83浙江乍浦在“田荡之种棉花者，十几三四，约足供数万户纺织之资。纺织所出布匹约可以衣被百万人。……其利特溥。”84棉花供数万织户，布匹供百万人用，从规模和数量上看，大概有外销。直隶滦州地“宜木棉”，“女勤纺织，比屋皆然”。“尤多棉布，然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七八。”85四川新津县产棉花，“邑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有贩至千里外者。”86这类县用自种棉花，纺织成布，除自用外，销往他处。
3、产棉也产布，只外销棉。
直隶冀、赵、深、定诸州“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87山东清平县“人多种木棉”，“木棉市集，向来新集最盛。近来王家庄、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四方贾客云集。”该县“女工以纺织为事，多用纺车，纺成之后，治机织布，或售或留，一家衣被，日用皆取给焉。”88这些县的棉花产量很高，但人们不能织大批的布出售，所织布仅供自用，输出剩余的棉花。
4、产棉不足用，输入棉花，织布自用。
湖南新化县“妇人女子纺织之声，虽于夜分不辍，但所需棉花，尚藉资于邻境，不全出于土产。”89邵阳县棉花“种之颇多，……大约每年所收，不足衣本土之人，多贩之他处。”90江西高安县“粗粗少足者，灰埠之棉布而已。而其料亦十八取于通州、湖广。尽高安所产之花，不足以给高安半邑之寒。”91这类县虽然种植棉花，但棉花不够本地人用，靠输入外地棉花，织布自用。所谓自用也包括在本地出售多余棉布，易换或易买棉花等所需日用必需品。
5、产棉不足用，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广东长乐县“旧志〔指康熙志〕云，邑棉比江西为胜，但花时忌风，收时忌雨，以故仰江西者恒什五。近来县前出布颇多，谓之县庄贩往他处，其棉花多买自羊城。”92河南孟县“虽县西高坂颇产棉花，究属不敷，尚赖直隶、山东、湖广以及本省各外郡县棉花货用。”居民所织布，以“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93这种县棉纺织业比较发达，本地棉花不够用，靠输入外地棉花，织布外销。
6、产棉也产布，布不足用，输入布。
山东诸城县棉花“收轻，故布亦少。春秋成衣，半仰给于北商。”94四川昭化县“棉花少产，民间或种之为织布纺线之用。布线粗松，且少不给用，恒市南布用之。”95也有的县，如：陕西延长县“棉花不多种，惟川地爽垲为宜。苗不高长，结苞亦颇稀，花绒短，纺织不能促工；即成线，亦难细。所以地少织布，所需白兰大布，率自同州驭〔？驮〕来。各色梭布，又皆自晋之平〔阳〕绛〔州〕，购以成衣。”96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县虽然产棉也产布，但布不能满足本地人的需要，所以要向外地购买棉布。
7、产棉外销，输入布。
“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推其原故，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率皆售于商贾，转贩他省，既不获种棉之用，而又岁有买布之费。”97在产棉区，当人们不会纺织时，多产生这种情况。四川“沿江一带，愚民将所种棉花，贱值卖于客贩，顺流而下，载至江楚织布，运川重价出售，川民习以为常，宁甘买用商布，初不知种棉自织之为利便也。”98
8、非产棉县，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山西孝义县“男妇皆能纺织，所制棉布，鬻于西北州县外，而棉花则出真定诸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隰，则自孝义转贩。”99贵州印江“棉花自铜江口、秀山负荷以来，而印江之布，衣被远方，则女红之勤也。”100这类县虽然不种植棉花，但人们多能从事纺织，依靠输入棉花，织布外销。
9、非产棉县，输入棉花，织布自给。
江西龙南县乾隆时“妇多织棉、苎为布，贫户恒取其息，以自给养。”棉花则沿赣江“溯流而来”。101至道光年间，纺织业发展，“木绵布邑人竞织之，或被袄巾带之类，贸于四方。”102直隶平乡县“不产棉花”，但“女务机杼，贫者鬻粗布以食”。103这类县的妇女要购买外地棉花，从事纺织，以自给。
10、非产棉县也不织布，输入棉布。
河南舞阳县“不宜木棉，布帛之须，多资贸易。”104甘肃甘州府“布絮其来自中州”，“甘人用线皆市买，不自绩。”105“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106有的不产棉花，不织棉布的县，也要输入少量棉花，以供人们纺线、絮衣被之用。
第二类棉花、棉布自给自足的州县，如：山东栖霞县“绩纺木棉以自衣被，绅士农家无男妇皆为之。”107陕西耀州“能植木棉，事织纺。然为布无多，不能出村落也。”108从史料反映的情况看，真正自给自足，不买卖棉花、棉布的州县，是很少的。如果把河南沈邱县“花布足以自赡，至粮税所需，尤多籍以供办。”109这类只有少量棉花、棉布买卖，“贸以佐日用”110的州县算上，也不会很多。但严格地说，这类州县并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自给有余的。
以上这些典型事例，几乎代表了清代前期全国各种类型的县。从中可以看出，只有自给自足完全不买不卖棉花、棉布的县的人们，不依靠市场，而其他县的人们，不是需要依靠棉花市场，就是需要依靠棉布市场，或者两个市场都要依靠。据郑昌淦研究表明：“完全属于、或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类型的农村棉纺织业，为数甚少。”即使加上那些棉花或棉布其一是自给自足的州县，数量也不会多。而且对一个州县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乡村都产棉花，都织布，或者都相反。“据乾隆《安肃县志》载，全县有263个村庄，只有两个村庄纺棉织布。”有的县则是几个村镇产棉，几个村镇织布，前述的上海县就是如此。即使在江南这种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也有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大多数乡村不纺织的情况。在元和县又有周庄镇这类从事棉纺织业的地方。就是无锡这类棉纺织业发达的县，也不是乡乡、村村、家家都从事棉纺织业。111
二棉花、棉布的交易方式
在城镇、集市上，参与棉花、棉布交易活动的人主要有乡民（包括居民、织户等一般民众。）、小商贩、商贾和牙行经纪人。这四种类型的人，各自都有不同的交易方式。
乡民一般是在黎明到市场，“我镇卖纱卖布者，必以黎明。”112“棉布、草履市易，必以黎明。虽蒙犯霜露，间遇鼠窃，禁之不止。询诸父老，谓早去早回，既充一日之用，又不妨一日之功。”113有的乡民把纺成的线买给牙行，“线既成售于行，估得值而已。”114而大部分乡民和织户，或用纱易换棉花；或以纱易布；或“以布易棉”；或“以棉易布”。115在江苏上海、青浦，浙江平湖县、秀水新城镇等地，乡民“纺纱换花，积少成多，织成棉布。”116在湖南辰溪，“妇女宵旦勤劳，以棉为纱布换棉，更迭取值，以资生计。”117贵州遵义“织家买之〔棉花〕以易纺线，纺家持线与之易。”118湄潭县妇女陈潘氏，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晌午，“用白布口袋装贮棉线一斤，进城掉换棉花。”119从云南蒙自到贵州罗平，“仅七八站，路既通商，滇民之以花易布者，源源而来。”安平县“妇女俱执棉线，赴黑神庙兑易棉花，至辰时而散。场将散时，及次日早晨，以所织棉布交易，谓之布市。”120地方志中类似“清晨抱布入市，易花米以归”121的记载，比比皆是。一般“视纱精粗易棉多寡”，乡民以“纱一斤易棉斤八两，或易一斤十二两”，122然后，纺纱或织布，再易换棉花或线，从而可以纺出更多的纱或布，这样“辗转生息”。123也有的乡民直接从集市上购买棉花，“指挂为线，积日卖之，利可温给。”124或者“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125还有的乡民以其他纺织品、或土产品易换棉和布。陕西商州“麻易生而且多”，乡民“惟恃麻易布”。126江西安远县民间织葛布，“南昌贾人载棉布”与乡民易葛布，也有“平远粤人亦负葛布而来换棉布”。127四川昭化“民间养蚕，皆以茧易布为衣。”128直隶永清乡村妇女“以鸡子易木棉”。129湖南“乡民多以谷易布”。130瑶族居民以山产药材，与客商易布。131广东从化县“小民之家，率以络布贸棉布，为卒岁计。”132广西龙胜厅的少数民族男子，“售锦易布”。133这种以物易物，实际上还是货币交易。
小商贩主要是在集市上或乡村里，从乡民手中收购棉花、棉布，转贩他处。汉阳县“妇女老幼机声轧轧，人日可得一匹，长一丈五六尺。乡逐什一者，盈千累万，买至汉口。”134索河集“贸迁者甚辐辏，平时则收买白布，转贩汉口镇市。小民夜成匹，朝则抱布以售焉。”135湖南永州府“木棉之利，出于永明、江华。零陵闲人每收买远贩。”136道光时，江南人孙时杰居黄渡镇，经营布业。他看到本地棉布“皆由闽商在上海收买，未尝自行运送，”于是，“创议自收自运”，因而“赢金累万”。从小贩发展成为大商人。137在上海“都人士或有多自搜罗，至他处觅售者，谓之水客；或有零星购得，而转售于他人者，谓之袱头小经纪。”138乾隆时，由于织户偷工减料，河南孟“布遂不行。不惟西商不来，即本地贩卖布匹者，亦赴山东、湖广等地转买。邑中商贾寥寥，惟无帖小贩沿门收买。”139海南妇女织“黎布，贾者或用牛或用盐易而售诸市。”140“蒙古人以畜产为市，始用茶布。”141小贩“以布易牛”142小贩或沿门挨户；或逐集收买棉花、棉布，运到其他市场上投行发卖。嘉庆十四年，湖广人江清“运花来渝”，“凭经纪刘瑶”卖棉花。道光七年，傅如松“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143小商贩就是从这种较近距离的贩运中，取得利润的。
乾隆年间，一张《棉花图》描述了棉花市场的盛况：“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虚之人，莫不负挈纷如。”144与乡民同样，商贾也在黎明入市，“布商始萃南翔，近则黎明至广福、石冈、戬浜，迁徙不常。”145河南正阳布“惟陡沟店独盛，家家设机，男女操作，其业较精。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也。”146他们在市场上设立布庄或花庄。
这类庄有两种：一种是零收零卖棉花或棉布的店铺，如：“余族人有名＃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147“市店多花庄”。148“布有数种：曰半头；曰长头；曰庄布。”149“棉布，乡民农隙以织为业者，十居八九。其布有京庄、门庄之别。故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150“康熙季年里，商凌天声、戴允如以布为业，时称凌戴庄。”151“近来县前出布颇多，谓之县庄，贩往他处。”152
另一种庄，泛指收购棉花、棉布的街市、网点。那里只收购棉花、棉布，不零卖，是零购趸售的“收花之所，曰：‘花布纱庄’。”153“布庄在唯亭东市，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154“外冈之布，名曰：‘冈尖’，以染浅色鲜妍可爱，他处不及，故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155“乾嘉间，市面稍稍兴旺，……并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156“布坚致细密，所谓雷沟大布是也。淮扬各郡商贩麇至，秋庄尤盛。”157“本色布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买，青兰布估客贩至崇明、南北二沙。”158“乡民多恃布为生，往时〔康熙〕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159这是牙行代布商收购布匹，临时设立的棉布收购点，也是零收批发。
商贾在所设的花布纱庄中，与乡民易换纱或布；或者用银钱收买棉布；然后或批发给别的商人；或自己转贩他地。浙江石门县“商贾从旁郡贩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160河南内黄县，“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161上海标布，“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这些庄或局，是商贾为收购棉花、棉布，临时在当地租房开设的。“近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162“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163“吴客在长沙、湘潭、益阳者，来鹿角市之。鹿角、孙坞、童桥皆有庄，庄皆吴客，蚤起收之，钣而止，岁会钱可二十万缗，盖巴陵之布盛矣。”“余家巴陵滨湖之乡，人工作布，而以布贾者多吴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时，颇以居布致生息，故多与吴客熟识。而鹿角市临湖有屋一区，赁而贾者，为吴洞庭人屠氏，屠氏业此盖数世矣。”164商贾除了与乡民易换；从小贩那里购买和自己收购之外，也向牙行批购。四川“夹江县花客黄德隆”，常住巴县东水坊栈房，“在各花行吊〔？调〕买棉花，历年已久。”165
在城镇、集市上，乡民、小贩与商贾通常要经过牙行进行交易。“郭稍东而南，几于比户皆售花者，名花市。清晓村人肩花入市，有司其价值者，两造具备，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166“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为羽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167“另有行户晨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美恶而贸易焉。”168有的牙行代商贾收购，在上海“洋行街铺户代闽粤诸商贱值收之〔棉花〕。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乡民〕。”169“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170也有坐贾、铺户兼营牙行的，一般是零购趸售，转贩给商贾。“坐贾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171如上所述，乡民、小商贩和商贾的每一方，都与其他二方进行交易，牙行在其中进行各种服务，由此形成棉花、棉布的交易活动。
棉花不仅是织布的原料，而且还被人们用做御寒衣、被、褥的棉絮。棉布则是人们制衣、做被褥的材料。即使在天气炎热的南方，冬季人们也穿棉布衣服。一般来说，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方的人们常用皮衣、皮被之外，在清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活的人们，都离不开棉花、棉布。这样就产生了棉花、棉布的来源问题。如果说全国各地区的棉花、棉布绝大多数都是“自给自足”，即不买也不卖的话，那么，棉花、棉布的流通就应该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各地人们对棉纺织品及其原料的需求，使得棉花、棉布成为商品，在清代前期大部分地区流通。又由于全国地区辽阔，自然条件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棉花的种植，棉布的生产也不一样，而且各地区人们对棉花和棉布的衣料需求，更是多种多样。因此，在清代前期，全国绝大部分州县的棉花、棉布是自给不足，或者是自给有余的，人们都要依靠棉花或者棉布市场。正是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才形成了棉花、棉布在省际间、县际间、城乡间、乡村间的流通。这也是棉花、棉布流通的最基本条件。
1乾隆《盛京通志》卷之二十七，物产。
2嘉庆《滦州志》卷一，疆理，风俗。
3方承观：《棉花图》原跋。
4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河东总督王士俊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427页。
5雍正十年八月初五日山东巡抚岳浚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383页。
6康熙《高苑县志》卷之一，方舆志，物产。
7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8志勤：《清代前期陕西植棉业的发展》，载《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
9《续历年记》康熙三十五年，见《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戴建沐：《助修海侯庙记》乾隆，见光绪《余姚县志》卷六，物产。
11道光《乍浦备志》卷九，土产。
12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
13乾隆《广信府志》卷二，地理，物产。
14道光《怀宁县志》卷之七，物产。
15吴中孚：《商贾便览》卷八，天下水陆路程，乾隆五十七年。
16参阅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6－－231页。
17《清宣宗实录》卷九，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巳。
18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二，道光。
19参阅郑昌淦前引书。
20师范：《滇系》四之一，赋产，嘉庆。
21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物产。
22祁寯藻：《马首农言》，见《秦晋农言》。
23道光《栾城县志》卷二，食货志，物产。
24《河北采风录》卷二，内黄县水道图说，道光。
25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三。
26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十七，三十五。
27康熙《嘉定县志》卷之四，物产。
28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七日江苏巡抚庄有恭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辑，第720页。
29乾隆三年三月初八日海望等题本，见钞档。
30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河东总督王士俊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427页。
31道光《南江县志》上卷，物产。
32乾隆《泉州府志》卷之十九，物产。
33民国《上杭县志》卷三十六，杂录，记嘉庆年间事。
34李拔：《种棉说》，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户政十二，农政中。
35褚华：《木棉谱》。
36乾隆十九年十月初六日、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广东巡抚鹤年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11辑，第724、126页。
37道光《长乐县志》卷之四，舆地略，物产。
38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二，教民纺织。
39《创建花商会馆碑记》嘉庆二十年，转自志勤前引文。
40杨屾：《＃风广义》乾隆。
41陈宏谋前引文。
4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卷十四，艺文下。
43乾隆《成县志》卷之三，物产。
44乾隆《龙南县志》卷之十三，风俗。
45道光《印江县志》田赋志，第四。
46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二，地理门，风俗。
47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48嘉庆八年七月二十日阿克当阿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49《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第343、339、422页。
50乾隆三十年十月十日四川总督阿尔泰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285页。
51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二，物产。
52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存住奏折，见钞档。
53乾隆《正定府志》卷之十二，风物志下，物产。
54乾隆《延长县志》卷之四，食货志，服食。
55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七。
56王＃：《闽游纪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57道光《永安县续志》卷之九，风俗志。
58嘉庆《平远县志》卷之二，物产。
59道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英裕奏折，见钞档。
60道光《中江县新志》卷一，地里志，物产。
61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贵州巡抚李庆＃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62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物产。
63雍正十年七月初十日四川夔关监督穆克德布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0辑，第243页。
64乾隆《江陵县志》卷之二十二，风土二，物产。
65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66嘉庆《屏山县续志》卷下，舆地志，场市。
67乾隆《成县志》卷之三，物产。
68严如煜前引文。
69道光《耒阳县志》卷之八，风俗。
70道光《鹤峰州志》卷之七，物产。
71嘉庆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百龄等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
72散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73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金简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5辑，第32页。
74嘉庆《孟津县志》卷之四，贡赋，土产。
75乾隆《孟县志》卷四上，田赋，物产。
76康熙《德安府全志》卷之八，物产。
77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商业，记乾嘉间事。
78道光《西延轶志》卷之二，舆地下，风俗。
79道光《耒阳县志》卷之八，风俗。
80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三。
81乾隆《上海县志》卷之一，疆域，镇市。
82姚廷遴前引文。
83乾隆《随州志》卷之三，物产。
84道光《乍浦备志》卷九，土产。
85嘉庆《滦州志》卷一，疆理，风俗。
86道光《新津县志》卷三十九，物产。
87方观承：《棉花图》收贩，乾隆。
88嘉庆《清平县志》书六，户书第二。
89《湖南省例成案》户律，卷七，乾隆二年。
90嘉庆《邵阳县志》卷之四十七，风土志，物产。
91康熙《高安县志》卷之二，物产。
92道光《长乐县志》卷之四，舆地略，物产。
93乾隆《孟县志》卷四上，田赋，物产。
94乾隆《诸城县志》志十二，方物考。
95乾隆《昭化县志》卷之二，土地下，土产。
96乾隆《延长县志》卷之四，食货志，服食。
97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乾隆十年，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户政十，八旗生计。
篇10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篇11
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十一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时期，面对人口不断增加、资源约束突出、环境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应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亦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所在。西部开发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和建设过程，也是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制度创新过程，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者兼顾、法规建设与制度创新齐头并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所沿用的以大量消耗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非但投入和产出效率不尽人意，而且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使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累积性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制约着西部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制度障碍的长期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因此要解决西部循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力度，必须分析循环经济的制度因素，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是西部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分析基础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调解人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而自发形成或人为设计的社会交往行为规则。制度是经济发展中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制度的复杂系统，发展经济并不仅仅只需要考虑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必须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现在，人们研究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都必须分析与其相关的制度问题。而像发展循环经济这样一个实践性、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更不可能忽视对其进行制度层面地分析研究。
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循环经济不仅仅是旨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而应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的路径。因此制度因素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第一，协调和整合循环经济运行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追求，必然会形成一定利益集团，如果不对不同的利益关系加以合理协调和平衡，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发展循环经济必然导致不同人群或团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变更，它要求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其中包括不同区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协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关系，这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制度能在一定范围内将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比较合理的配置，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和平衡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把人们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各方可接受的范围内。
第二，规范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追求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规范和约束，就势必导致负外部的泛滥，不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必然会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们以往所熟悉和适应的经济行为模式，是在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制度下所形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有相当一部分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要改变这些行为模式，使其适应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需要利用制度作为一种律令产生强制力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第三，制度对人们符合发展循环经济要求的行为具有激励和导向功能。制度是一种持续性、规范化的激励机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制度的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将外部利益内部化来实现的。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社会收益率较高的社会活动，但在目前的制度下，发展循环经济的个人收益率却不高。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应该使循环经济中的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建立起了这样的制度，人们就会自觉选择符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行为。
三、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
（一）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西部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环境保护不力,而环境保护不力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从而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护环境。由于经济主体具有追求尽可能大的利益的内在特性,在无外力干预下,它总是会不顾社会利益而追求单个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西部越来越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部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和东部相比，国家对西部地区在基础制度供给、产权制度供给等多方面无论在广度、密度或深度上都明显不足。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区位劣势、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投资软硬环境欠佳，通过自主需求创造供给的动力缺乏，再加上政府支持和政策供给上的不足，经济主体行为长期徘徊在国家严格划定的行为准则圈内。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脱节，严重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制度变迁不均衡
制度供给不均衡会导致制度变迁不均衡，进而会对西部循环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个经济体中不合理的制度变迁会弱化对资金、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西部地区变革长期在国家自下而上的强制推行下进行，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制度变迁不属于内生的、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无法与市场经济充分融合，因而其变革具有更多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
西部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也是产生废物污染最多的阶段，因此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政府、企业很有可能选择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来解决政绩压力、经济增长、就业压力等，往往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环境问题被置于边缘地位，片面追求“集体”局部经济利益，很可能导致全局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结果，从而阻碍循环经济发展。并且政府自身利益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并未成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西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市场经济特性并不明显。
（三）制度效率比较低
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主要由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西部尽管存在要素成本优势，但制度因素造成循环经济的交易成本过高，制度经济绩效比较低，制约了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这主要源于不同制度演进格局所产生的制度本身。作为一种能够有效解决稀缺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经济绩效。虽然西部正朝着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迈进，但其演进的效率、速率以及配套的各种制度的建立、发展程度较东部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表现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发展绩效上比较低。
（四）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化
现有的资源环境制度主要侧重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制度仍不健全，漏洞较多。首先，环境保护制度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弱不够，管理关系不顺，没有足够的权威，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次，政府依旧还存在着部门分割，如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就有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分部门的多头管理不仅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间缺乏协调、配套和整合,而且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政策冲突或政策盲区。再次，我国在法律中未能明确公民的环境权益，从而使得公民不能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政府在监督污染排放方面成本过大。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纵容环境污染行为的负面作用。
（五）环境产权界定困难
为了使外部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成本与利益内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确界定环境产权。但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不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如江河、大气等自然资源就十分难以界定产权。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关于环境产权的概念还未明确界定。使得环境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环境产权的主体应是国家,所以要研究环境产权如何进行转让和交易、如何才能对厂商产生刺激等难题;由于环境产权交易是以排污权的需求与环境产权和排污权的供给为特征的,还要研究如何分配排污权、如何评价排污权的使用、对富余排污权如何处理等难题。
(六)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冲击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在西部更为明显。在这种二元制结构体系下，形成了城乡两大相互独立而又悬殊巨大的经济板块。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特有的城乡分割和城乡壁垒，给西部的循环经济制度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影响和严重障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造成多种危害。
由于西部城乡企业自成系统，乡镇工业布局分散，同时对乡镇工业缺乏科学规划，使得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不少污染的项目从城市扩散到了乡村，乡村成了污染工业的避难所。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在经济结构、思想观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乡村中无法正常开展，这也成了建立循环经济制度不可回避而且难以逾越的障碍。
（七）非正式制度方面缺位严重。
非正式制度是人类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的总和。非正式制度通过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软约束，激发人们的内心理念来实施一定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西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经济模式以及较低经济生活水平，导致了整个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缺乏正式制度实施的文化环境。首先，西部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倾向：一是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发展单纯看成是一个经济问题，并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二是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资源、环境问题就可随经济的增长而自然解决。其次，缺乏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往往把自然当作为生产所利用和支配的对象。这种片面的自然观是与循环经济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然界在人类无休止的的破坏下所呈现的报复性反应，已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自然观，开始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但是要让人们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次，长期以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大行其道，其局限性就在于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长远利益，和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
四、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保障
西部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现有利益格局，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并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
（一）西部发展循环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
从长期来看，西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制度问题的重点，首先是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西部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和产权配置不当，只有明晰的产权才能对滥用资源和污染环境构成阻隔屏障。我国法律规定的资源绝大部分属国家所有，但由于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制，国家对国有资源产权的实现难以完全落实。因此，西部资源产权制度创新的重点是，突出所有权管理和集中统一管理，强调国家的资源收益权，使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充分体现，以提高资源使用成本，遏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行为。
构建明晰的产权制度，就需要把经济活动的责、权、利结合起来，使外部影响内部化，统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如在西部地区沙漠化的治理中采用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做法，即明确规定谁购买、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可继承、可转让，在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的同时，治理主体（经济个体）得到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从而调动其投资的积极性。
明确环境产权，实施环境容量的有偿使用。对产权难以界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如空气、河流，可以划分各地区一定的责任范围，如合理分摊环境治理费用和严格法制约束，制定出明确的奖惩规则。对无法避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政府作为维护生态环境的代表与污染者之间进行环境产权与排污权的付费许可污染的交易以及排污权的产权交易，充分运用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和无节制使用自然资源及由内部经济导致的外部非经济。
（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
缓解城乡差别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西部当前面临的一大社会难题。这个问题不妥善解决，确立循环经济制度就将成为空谈。在努力消除城乡差别，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鉴于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环境意识比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忽视环境保护，甚至对污染企业提供保护的现状，应改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创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保护机制，提高管理的权威性和环境管理的效率。
第二，要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在西部经济发展和加速城乡差别的缩小过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掠夺式经营引起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已经成了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当，不少地方单纯追求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态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恶化。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须有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安排。要坚决杜绝已为城市淘汰的污染型工业进入农村，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三，积极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目前西部的环境保护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模式。在推行循环经济，消除城乡差别过程中，政府仍然肩负着历史性的重任。为此，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转变。对于西部这样一个农业发展滞后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又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区域来说，发展生态农业，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切实落实中央财政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手段，这对改进西部生态与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生态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应该尽快对西部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式实行严格的控制；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进行补偿，坚定不移地加大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可考虑开征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补偿税，并将征收范围限定在资源开发类企业或者污染企业，将税收的适当比例用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剩余的归中央统一调配。国家应该对现有的环境污染费、矿产资源使用费等地方性收费项目，以环境保护税的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同时扩大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并根据专款专用的原则，将环境保护税收入做为西部地方政府综合治理的专项基金。国家应该对有利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或治理，恢复生态环境的项目给予大力度的税收优惠，鼓励西部发展生态环境整治、污染治理、资源综合利用、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剔除现行税制规定中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规定。同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应当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给予坚决制止。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通过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西部环境综合治理等公用性事业方面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四）加强循环经济的监管机制。制定法律和政策是重要的，落实和监督执行更重要。西部应考虑设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门领导和管理机构，赋予更大的执法权限，加大执法力度，使循环经济建设真正有组织保障。要改变过去对领导干部的考核方法，明确将循环经济纳入政府决策者政绩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应该层层签订循环经济建设目标责任制，督促其行使循环经济职能，抑制地方保护主义。要规定各级领导必须在任期内实现辖区内环境和资源的循环性"保值增值"，对未完成目标者要依法查处。同时积极发挥中介服务（技术咨询）组织的监督和服务作用，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及时提供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和服务；为政府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和企业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服务；协助督促政府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等，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和发展。
（五）积极培育循环经济主体意识
发展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建设的目标，主要是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观、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由这些社会观念意识决定的风俗习惯。建立正确的发展观，首先需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发展的涵义，提高对统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就要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从而实现自然界与人的和谐共存。
建立正确的资源价值观对西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直以来西部缺乏形成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资源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制度环境。现在虽然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是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强调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保值增值，仍然缺乏自然资本的概念。由于缺乏自然资本的概念，资源无价或价格很低，使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无限供给的，造成了资源的无偿占有、掠夺性开发和浪费性使用。因此要使人们从观念上彻底改变资源无价和资源可无限供给的想法。现阶段，西部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逐步使广大群众理解、认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并通过改变自身一些落后的观念来配合并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积极培育循环经济主体意识，使公民明确自己具有的环境权益，使公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实践中，彻底转变环境行为，并树立牢固的循环经济意识。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
【2】任保平《制度演变、制度约束与可持续发展》，《经济评论》2004年第4期
【3】冯之俊《循环经济导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陕西省榆林市国税局课题组《促进西部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2005年9月10日
【5】《西部发展循环经济调查》新华网2005年7月7日
【6】解振华《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考》，《光明日报》2003年11月3日
篇12
一、中日韩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对比分析
截至2009年中国、日本、韩国经济总量分别位居亚洲第二、第一和第四。中日韩间相互贸易总额约为2000亿美元，其中，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占各自贸易总额的比重呈逐年攀升的态势。由此得出结论，建立三国自贸区可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区域市场，推动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
在统计意义上，将服务业等同于第三产业，因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的数据来代表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中、日、韩三国和整个亚洲地区第三产业产值的统计指标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三国的服务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从服务业规模分析，日本最高，中国次之，韩国最低日本在服务业规模上始终处于绝对优势，远远领先于中国和韩国。在1990年之前，中国和韩国的服务业在规模上接近，都处于较低的规模水平。在1990年之后，中韩的服务业规模都逐渐呈现上升的态势，且中国的服务业在规模上已超过韩国很多，近年来已超过韩国两倍。
2.从服务业比重分析，日本高于亚洲平均水平，而中国和韩国低于亚洲平均水平1980年之前，日本和韩国的服务业比重接近亚洲平均水平，之后日本和韩国的差距拉大，中国在1990年之前和亚洲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但1990年后差距缩小，慢慢接近韩国的水平，但韩国和中国离亚洲平均水平均有一定差距。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仍与他国有一定差距，中国的服务业的比重仍然较低。
3.从服务业劳动效率分析，日本高于其他两国，中国最低日本在服务业劳动效率上仍然具有绝对优势，2006年其人均服务业收入就已达到20000美元。而韩国虽然规模上远不及中国，但其人均产值远远超过中国。2001年起，其人均服务业收入开始超过5000美元，但仍然未超过5500美元/人。而中国人均服务业收入虽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至今仍未突破1000美元/人。中国的人均服务业收入是日本的3/100，韩国的1/10左右。
4.从服务业平均增长速度分析，中国的服务业平均增长速度高于日本和韩国，并且波动幅度较小中国服务业的环比增长指数高于日本和韩国，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韩国服务业增长速度在2003年以后低于亚洲平均水平，日本的服务业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且其环比增速在三国中最低。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日本和韩国的服务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中国的服务业具有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并未出现明显的波动。
二、中日韩服务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对比分析
Romer(2000)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贡献的，短期经济增长源于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资本、劳动和技术在一定产业结构中同时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对于给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不同的产业结构则会导致不同的生产。此处借助于产业结构模型来得出服务业的产出弹性系数，用产出弹性系数来代表三大产业分别对经济的贡献。
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描述为:G
v=C+b1 G1+b2 G2+b3 G3+ε其中，Gv代表总产出的增长率，C为常数项，bi(i=1;2;3)表示第i部门的产出弹性，G1、G2、G3分别代表第—25—业的增长率。总产出的增长率的提高是由三大产业增长率的提高所贡献的。
中国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为:
Gv=0.006254+0.254373G1+0.489068G2(1.448194)(7.339551)(16.10507)+0.231013G3+［AR(1)=0.597876］(5.157927)(3.231903)R2=0.978959 D．W=1.765581日本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为:Gv=0.000441+0.370969G2+0.566097G3(0.243713)(13.87598)(8.629521)R2=0.953885 D．W=2.300672韩国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为:Gv=－0.002479+0.069290G1+0.308469G2(－1.072753)(5.865694)(11.77314)+0.693907G3+［AR(1)=0.402986］(13.94545)(2.273233)R2=0.986505 D．W=1.878896亚洲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为:Gv=0.000736+0.431626G2+0.526373G3(0.305609)(15.19700)(7.757146)R2=0.967214 D．W=2.636709根据各国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综合来看1982年以来的数据较为平稳，所以以各国1982—2008年的数据得出各国的产业结构回归模型。模型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以上模型的参数都可以通过t检验，调整后的判决系数R2都接近1，这说明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整体的解释意义。
D－W统计量都接受检验，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残差项已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以上方程的参数估计在统计意义上是可置信的。
由计量结果可见，中国的现期总产值不仅受到现期的三个产业部门产出量的影响，还受到前期总产量的影响。但每个产业对总产值的产出弹性是稳定的。中国仍然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第二产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支柱，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与第一产业逼近。对日本的情况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模型中第一产业的回归系数对产出没有明显影响，这与日本是一个耕地面积少、工业化程度高的发达岛国有关，第一产业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而且日本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且日本经济增长与生产总值的前期数值关系不大。韩国的三大产业对总产值的产出弹性的影响是稳定的，与中国的情况一样，韩国的总产值的弹性也受前期总产值的影响。从韩国的三大产业看，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第二、第三产业小，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的两倍。韩国的本期经济增长同样受经济总产值前期数值的影响。
将中国的回归方程与其他两国相比，发现中国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远小于日本和韩国，其值不到日本第三产业贡献率的1/2，韩国第三产业对经济贡献率的1/3。
三、结论与建议
1.适当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完善服务业的竞争机制
在1997—2002年这一轮经济衰退中，我国的服务业一度加快了发展速度，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贡献了相当的力量。不过最近几年的服务业产值并没有保持这样的上升势头。服务业的高壁垒和高管制是重要原因，我国的金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这严重阻碍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入。
如果这些重要领域不能对民间资本充分开放，服务业的整体水平就将很难提升。而想要打破这种局面，首先就是打破管制、破除垄断。在我国经济已经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应该逐步放开对这些行业的严格管制。我们要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及国际投资的双边、多边合作，拓展合作范围、提高合作层次。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扩大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同时要不断引导境外的服务业积极向内地转移，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
2.推进生产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率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呈现出高失业的现象，发展生产业对提高就业水平十分有益。如果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局看，生产业将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在中国的低端制造业萎缩后，更多企业应该升级或者转型，也就是重点拓展微笑曲线的两端或“软三元”，最终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但是需要注意防止步入服务业的弊端，过度发展无就业增长的服务业。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发展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也同样重要，在推进生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消费业的发展，能使更多底层人群获得更多就业机会。
3.加快现代服务业专业人才的培养
要适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现有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现代服务业紧缺的专业，培养紧缺型的人才。加强岗位职业培训，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建立现代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建立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培养复合型、国际型的服务业人才。
［参考文献］
［1］童荣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J］．商场现代化，2006(8).
［2］郑吉昌，李文杰．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