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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临床,激发兴趣,保持好奇心。以问题和临床现象引入主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教学导入作为打开教学思路的钥匙,要有针对性、启发性、趣味性和艺术性。针对性是指设计导入一定要根据教学内容需要,要求确切、精炼,一开始就把学生思路带入一个新的知识情境中,让学生对要学习的新内容产生认识上的需要。启发性是指设计导入,使学生实现知识的迁移,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调动学生思维活动的积极性;趣味性是指导入要做到引人入胜,使教材内容以新鲜活泼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防止学生产生厌倦心理[4]。例如在讲解恒牙萌出顺序时,以一张微笑的露出“虎牙”的人像照片引出一个临床现象:即上下颌恒牙萌出顺序不同,尤其是上颌尖牙的萌出相对更晚,因此容易发生拥挤。另外,结合三维动画、教学录像以及互联网在线学习系统等,采取多样化、新颖的教学形式,提供相关教学资料,方便学生理解和学习。教师要时刻努力去提高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同时,也不能忽视学习的外部动机。并非每门课都能引发所有学生的内部动机。
长期以来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因素,如分级管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多渠道筹措经费等政策以及发展观念落后,对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本质联系缺乏深刻认识,导致了我国教育发展存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城际差距,而且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进城民工子女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无法享有与流入地儿童同等质量水平的教育,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条件简陋的学校或者需要交纳一笔高昂的借读费才能入读较好的学校。这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弱势群体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观,导致了长期以来城市学校获得资金优先投入,城市重点学校独享优质教育资源,造成城乡以及经济发展差距大的城市之间的教育发展严重失衡,主要体现在人均教育经费、师资水平及就业率等方面。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均衡,虽然政府已经加大了教育投入力度,政策向农村倾斜,但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其财力差异直接造成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差异化。学校之间的重点、非重点划分和有增无减的择校费又导致了富校愈富、穷校愈穷的校际差距。近年部分学校实行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在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富裕地区,而贫困的农村地区很少有企业愿意投资,进而扩大了城乡教育的差距,并且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更加明显。
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以人为本,以农为重,要求我们真正解决失衡的城乡教育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问题。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实现教育均衡发展而努力,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的投资主体,应承担起主要责任。和谐社会既是物质生态、制度结构的和谐,更是人的和谐,而和谐人群的形成依赖于和谐教育。我们应该追求教育投入的均衡与增长,以现代公平理念为指导,重视教育立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现社会公平及社会和谐发展。现代教育公平理论指出教育公平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弱势补偿。
2006年9月我国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次将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方向性要求写入国家法律。在差异性极大的现实中,必须依靠政府补偿性的倾斜政策对弱势地区、弱势人群予以特别关注。同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根源在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在新兴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直接导致他们收入水平低,生活困难,成为新经济穷人。只有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使农村教育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通过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资金,取得更大的办学效益。同时通过城乡学校互助,拓宽当地农民的视野,转变落后观念,促使学校成为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以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我国人口结构来看,农村人口占大部分。建设新农村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是目前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我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以舒乐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也是资本,是广义资本的一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资本积累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的积累,也包括人力资本积累,人口素质的改进主要通过教育进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为此我们应该继续增加政府教育投入,同时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我们在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和实施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时,可以将它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地位,通过增加农村教育投资的途径解决受到世贸组织限制的农产品补贴问题,让农民得到实惠,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为了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努力推进教育教学管理改革,健全教师管理机制,加强对教师工作的考核。努力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大胆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如政府牵头建立一个充满活力、保持更新的管理人员储备库,改变农村学校管理人才缺乏,管理方式落后,管理水平低下的现象。学校之间定期举办研讨会,交流和学习各校先进的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和管理经验,每年互派管理人员到双方学校进行挂职锻炼,实现共同发展。同时发挥特色名校的引领与辐射作用,将其优质资源向城乡、区域学校进行辐射。
同时转变办学观念,进行新课程改革,增强办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教育。其次,加强教师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加强骨干教师的培训,分层次培养青年教师,形成合理的师资队伍梯队。教师的素质是教育之本,但是目前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新课程改革。农村学校师资队伍的培训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通过政策鼓励城市教师支援农村教育,推进教师交流制度,派出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挂职,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传送给农村学校,开展课题示范,进行教学专题研讨,提升偏远地区农村教师滞后的教育理念,并充分利用教育网、远程教育等手段,达成教师备课、学生练习、音像资料等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带动薄弱学校共同发展。并且通过校际团队研课、教师上课、专家点评,充分发挥城区学校的带头作用,城市优秀教师与农村学校青年教师结对,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同时应鼓励教师参加学历培训,吸收最新教育信息。而且应努力改善农村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放宽评聘职称条件,稳定农村教师队伍。针对农村学校举办的优秀活动设立专项基金予以鼓励。
农村教师普遍缺乏,师生比例过小,教师很难改善教学质量,为此应加大师生比例,切实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再次,加强学生相互交流,共享现代文明成果。运用师生结对、生生结对等多种手段扶困帮贫,每年帮扶一定数量的农村贫困学生。城乡学校互助共同体内部制定结对互助计划,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合作互动的发展团队,通过学校间的互动机制,共同参与信息互递、教研观摩、师生活动。互助团体内部以科研为龙头,提升教育理念,成立师生结对互助,规范学校结对互助行为,确保互助行为的可持续性。建立专项基金奖励生活困难、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构建城乡一体化德育网络,让城乡学生都受到教育。同时加强农村学校文化建设,树立其文化个性和特色。最后,全面推进农村学校布局的结构调整。通过相对集中的教育投资,能够提高农村学校的建设标准,又可集中农村可贵的优秀教师,改善学校的师资结构,增强学校的师资力量
。逐步撤销规模过小、布点分散的学校,推动学校布局合理化,提高规模效益和整体办学水平,改善以往教育投资分散等诸多弊端。
参考文献
[1]王斌泰.着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J].求是,2003(19)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问题是全国实现小康的关键,农村教育发展状况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如今,农村教育状况虽然已经得到显著改善,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重点探讨生源流失问题。
一、学生流失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村经济整体水平低下,农民收入不高,支付子女上学的费用可谓一大开支,经调查表明,经济原因是导致学生失学的第一因素。
2、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学生赖以生存和依附的经济实体,是与社会发生交换、收入、支出关系的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在学生是否接受教育方面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支付教育费用的能力及这种能力的大小;另一方面家庭成员(主要是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对儿童是否受教育和受多大程度教育的支配和决定作用。
3、打工潮流的干扰。由于国家允许并鼓励个体劳动的存在和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打工人员需求增多,再加上读书回报周期过长的影响及教育自身原因,使得大批初中甚至小学生纷纷拥入打工仔行列。
4、人口压力。一般农村家庭平均有2.3个孩子,家庭规模大,子女多,要同时供养几个学龄儿童,往往造成家庭经济负担过重,一般家庭难以承受,从而影响子女的入学。
(二)教育自身的弊端。
1、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虽然国家已经加大了教育投入力度,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已有了质的飞跃,但相对于城镇及发达地区,仍然普遍偏低,办学条件在不同地区的农村也不平衡。
2、教师队伍不稳定,整体素质偏低。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有一支待遇较优,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由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长期投入不足,因此伴随着办学条件差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教师待遇偏低、队伍不稳;教师工资虽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有些贫困县市却经常出现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民办教师是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待遇总体不高。因此,教师队伍流失严重。
3、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片面追求升学率作为一种办学倾向已偏离了我国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教育这一正确轨道。虽然“减负”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但现实中中小学生的作业量仍有待减轻。
4、单一的课程体系。由于课程多以升学为主要目标,因此课程缺乏多样性、灵活性和实用性,由此造成一旦升学无路,即使在本地致富亦无术。
失学问题不仅造成了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和阻滞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因而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解决。
二、学生流失问题的对策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坚持。人类社会进入“地球村”时代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各种竞争变成了面对面的军事竞争、经济竞争、科技竞争、教育竞争……各类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就是教育的竞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知识差距”。强大的科技实力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以深厚的教育积累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是实现科教兴国的重中之重。实践证明教育积累是以教育投入为基础的,投入越多,回报就越丰厚;反之则越少。
(二)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办学条件。我国普及农村基础教育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不尽合理。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投入力度,但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重点关注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人群。教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就地区而言,西部比东部、中部严重;就城乡而言,农村比城镇严重;所以要实行倾斜政策,向不发达的农村倾斜,同时向弱势人群倾斜,向女童倾斜。因为农村还存在重男轻女的倾向,所以宣传、贯彻义务教育法,破除旧的传统习俗;优化社会环境,综合治理;家长培训,双向交流,优化家庭环境;实行倾斜政策,为适龄学童提供经济补助确是一些有益的做法。
(四)提高认识,依法治教。
1、提高全体农村公民对义务教育的认识。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形式规定对一定年龄儿童实施的某种程度的学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和灵活性,由于义务教育不同于以往的教育,其义务性和强迫性是以往的教育所没有的,因此在农村要加强人们对其认识和理解的宣传教育。
2、依法治教。义务教育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强迫教育。事实说明,仅仅依靠说服教育是难以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的。因此,在义务教育过程中,必须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我国自1986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并且各地区也颁布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应该说,从立法角度看,我们的义务教育立法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屡屡出现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因此,强化法制观念,加强执法,严格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是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五)大力推广素质教育。
1、继续加大推广素质教育的力度。素质教育是以培养提高全体公民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体制或教学模式,是属于全面发展教育和个性教育和谐统一的现代教育的范畴。素质教育是一种以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前提、主张全面发展的教育,追求教育的长期效益,不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且具有实践性。
目前,有人对开展基础教育监测的必要性存在疑问,如认为现在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教育统计体系,为什么还要推动建立基础教育的监测体系呢?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放在近年来国际基础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
1、世界范围内对基础教育质量和绩效责任日益重视
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人们日益关注基础教育的质量。质量既包括办学条件、教师水平、学校安全、家长学生满意度等过程质量,也包括学业成就、身心素质、社会收益等结果质量。从美国1983年公布《国家处于危机中》的报告,到英国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国家课程”,以及近年来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即OECD)国家积极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能力”,都显示了各国对于教育质量的重视。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教育指标项目中,教育系统的质量、产出和结果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指标。但在我国原有的教育统计体系中,关于基础教育结果、产出和质量的信息是严重缺乏的。
与教育质量有关的是绩效责任或问责制度。随着教育公共性的增强,人们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诉求。例如:每年政府向基础教育投入的财政经费有多少?主要用到了哪些方面?它们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中小学校是否对其教学质量和绩效承担了足够的责任?等等。要及时、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大面积、长时间的跟踪监测是不可缺少的。
2、教育决策者和政策分析人员的大力支持
目前,以数据为基础的判断越来越为教育决策者和教育政策分析人员所接受。不少教育政策制定者希望多从量化角度,而不是纯理论思辨的角度了解不同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进而发现政策问题、确定政策优先事项、启动新的政策议程。这种需求大大推动了教育监测体系的发展。经合组织在总结20世纪70年代教育指标项目失败的教训时,认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指标信息和政策之间没有建立直接联系,不能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明确、及时和政策敏感性强的信息,这样就得不到决策人员的支持。所以,当1987年经合组织重启“国际教育指标项目”时,首先强调指标项目的“政治背景”和“政策需要”,甚至有学者直接将其称为“教育政策指标”。
3、基础教育统计体系存在一些缺陷
一些学者指出,我国现有的与基础教育有关的统计体系存在许多不足。例如:在指标体系的构造方面,缺乏统一的理论构建模式,指标构造维度存在较多薄弱环节甚至缺失状况,复合型和综合性指标、质量指标和主观指标较少,在数据收集方面,存在不够多样化、参与机构较少、收集方法不够丰富等问题;统计报告对教育教学的结果性、政策相关性、可比性、学科性等特质不够重视;在使用方面,缺乏明确的分类管理制度和整合,等等。
从理论角度来看,教育统计体系与教育监测体系本身属于两种不同的功能范式。教育统计是对教育系统基本状况的原始描述,所以产生的数据大多是原始数据。与教育统计体系不同的是,教育监测体系本身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专题性、成本较低、定性和定量结合、调查覆盖范围宽的优势,侧重反映教学质量、学业能力资格、教育内外部关系、管理效率、价值判断等教育系统最重要、关键的特征。所以从结构来看,教育统计一般由单个变量来完成(如果仍要称为指标,则可称为“原生性指标”或“单指标”),而教育监测的教育指标则是对单个变量的组合测量,是组合指标。可见,教育监测体系是对现有的教育统计体系的再加工和补充,它不是多余或重复的工作,更不是与现存的教育统计工作相互矛盾的工作。
4、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及教育比较的压力
美国在1983年《国家处于危机中》的报告里,大力倡导设计一些适当的教育指标来评估教育质量,1984年的沃卡特报告利用教育指标监测比较了50个州的教育表现。到2001年,美国有45个州通过包含“表现指标”的“学校报告卡”提供学校的信息,27个州要求提供学校的等级排名。目前“全国教育进展评价”(NAEP)广泛开展了对数学、阅读、科学等9个学科的学业成就评价。其他国家如英国也有教育技能部、标准和效率单位以及教育标准办公室等多个机构开展基础教育监测工作。
从国际组织来看,经合组织于1987年重新启动国际教育指标项目,引领和推动着国际教育指标和教育监测工作的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1年开始对“全民教育目标”开展监测,并分主题提供一些年度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多年来开展了一些针对中小学不同学科的学业成就评价。另外,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教育部长会议也进一步强调了教育指标的国际比较对各国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的信息参照作用。总之,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这些行动,不仅对每个国家基础教育监测体系的研制提供了经验,更增加了教育比较的压力。
因此,利用教育指标监测基础教育的质量并不是一项偶然性和临时性工作,而是近30年来基础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如何建构基础教育检测中教育指标的体系框架?
构建基础教育监测中教育指标的体系框架,需要深入分析两个关键问题:
1、如何对基础教育系统进行分类?
由于教育系统的复杂性,不可能有某个直观简单的指数能完全表现出基础教育系统的关键特征,所以需要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那么,如何对这个体系加以分类、对指标进行科学组织呢?目前,国际社会从宏观教育系统角度进行了分类组织教育指标的尝试。这里我们简单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兰德公司、经合组织的基本框架,以期为我国基础教育监测中教育指标的分类组织提供借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的分类框架以约翰斯通的观点为代表。该分类框架把教育系统划分为输入、过程和输出三个子系统。美国兰德公司也设计了包括输入、过程和输出系统的以质量与结果为导向的分类框架。20世纪90年代
以来,为建立“世界教育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新的系统分类框架。这个框架采用CIPP模式,分为背景(Context)、输入(Input)、过程(Process)、输出(Output)四个部分。经合组织教育指标项目早期采用CIPP框架,但2002年后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最新的分类框架突出了与教育政策的相关性,区分了个体、教学、机构和系统的层次,但仍看得出CIPP模式的痕迹。
从国际教育指标分类的经验看,分类框架主要是从系统论的角度,采用CIPP模式进行的。笔者认为,尽管CIPP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但我国基础教育监测工作刚刚起步,前期可采用CIPP模式作为其指标分类组织的宏观框架,然后在运行过程中再根据实际经验不断修正。
2、当前需要优先或重点监测哪些内容或主题?
这个问题是从基础教育监测的可行性的角度提出的。监测必然要受到财力、人力、物力的资源约束,不可能为所有的服务对象提供囊括全部基础教育信息的服务。所以,必须明确急需优先监测的主题,确定大家较易达成共识的指标领域。1991年,美国“教育指标专门研究小组”提出指标设计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出发,重点监测三大领域中的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学习和学校机构最重要的领域,包括学习结果和教育机构质量两个方面,二是教育发生的社会背景,包括学校的准备状态和学习的社会性支持方面;三是最重要的国家价值和教育目标,主要包括教育公平、教育和经济生产能力。
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特国际基础教育监测指标发展的趋势,笔者认为应当把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纳入优先监测领域:
(1)基础教育的质量问题。必须指出,质量监测不等同于学生学业成就测量。质量概念在基础教育监测中的内涵更广泛。例如:从学生层面看,质量监测的内容可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但并不仅仅只是监测那些核心学科,如语文、数学、外语等的学业成绩),也可包括学生的身体素质、公民道德素质、心理健康情况、科学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等。从学校层面看,质量监测还包括对教师质量、课程与教材质量、教学过程质量、教学设备、学校安全等方面的评价监测。从系统层面看,还包括对影响基础教育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质量进行监测。
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但是对改革推进的程度、学生素质的现状及其与政策目标的差距还缺乏全国范围的监测报告,以致在有关素质教育或课程改革的方向、改革成效等核心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论。所以,从我国当前基础教育重大政策需求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监测应当把质量纳入优先监测的范畴,首先提供质量方面的指标信息。
(2)基础教育的教育公平问题。近些年来,教育公平成为国际基础教育监测的一个重要内容,公平、均衡也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因此,应当监测基础教育系统输入、过程和输出中的公平问题。例如:监测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的学生的入学机会公平的程度,监测城乡或区域之间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学校资源条件的差异,监测城乡学生受教育质量或结果的差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