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篇2

Analysis of Management graduat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management ability

Li Xiangy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postgraduate research capacity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teachers urgent need to address the problem. Management methodology as the research methods behin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ontological position and point of view, it is designed to answer "why" questions. And the "why" questions the ability of analysis is precisely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ost-graduate research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leader. Therefore, graduate research training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management must focus on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Keywords: management methodology; graduate management; research capacity; training

如何提高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是高校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面临的一个非常普遍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从研究能力上看，管理专业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研究生已基本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但研究生形成这种独立的研究能力是不容易的，它需要在培养研究生独立的研究能力方面有一套迥异于本科生的方法或途径。从国外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培养的情况看，他们在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培养上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开设管理学方法论课程来实现的。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管理学院（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中，大都开设有一门叫做Businiss Research Methodology的课程，翻译为“经营研究方法论”，也可称之为管理学研究方法论，或者就叫做管理学方法论。通过管理学方法论这样一门课程的开设，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此途径来提高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相比之下，国内由于管理学这门学科在大学的设立比较晚，而且刚开始时管理学还依附于经济学自身并不独立，而管理专业研究生的招收则要晚几年，因此，国内高校对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程的开设一方面由于缺乏合适的教材或参考文献而难以开设；另一方面也因为师资匮乏而无法开设。因此，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程在国内高校的开设是参差不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近几年，国内一些高校或科研院所像西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管理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上陆陆续续开设了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这几年，我也在我校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中开设了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经过几年的教学研究和探索，我认为提高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管理专业研究生在方法论方面知识的传授和研究。

一、学习管理学方法论的重要性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器，指的就是方法。对于方法的重要性，同志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P125）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则说：“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科学研究的方法经常是极富兴趣的部分。”[2]（P445）以上说明方法对于科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方法对于科学研究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科学与方法之间具有统一性。用英国著名学者皮尔逊的话说就是：“科学的统一仅仅在于它的方法，而不在于它的材料”。[3]（P15）这说明科学即方法，或者说科学与科学方法具有合一性。易言之，科学方法和科学本身是合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科学即科学方法――在用科学方法研究的过程以及所得的最终结果都是科学意义上的；或者用通俗化一点的语言来讲即科学方法是科学的精髓和真谛，是形成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乃至统一科学的决定性因素。不仅如此，科学方法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科学方法是对科研过程规律性的总结，学习科学方法，能使研究者通晓科学技术研究过程的一般规律，掌握科研中的各个基本过程和环节以及科研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使研究者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使科研工作少走弯路，获得成功。一门学科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是由于应用了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功是由于科学方法的成功。在此意义上，著名学者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进步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要提高一步，随之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4]（P49）以上名人或学者的话得到了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确证，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在科技发展上做出重大成绩，除了其他条件之外，确与他们善于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有关。例如，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经过数十年对天象的观察，积累了大量的行星运行资料，但是由于他不能正确运用数学方法，因而不能从这些资料中得出天体运行的规律性的认识。而开普勒正是在第谷・布拉赫的大量观察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方法，发现了行星运行三定律。欧几里得成功地运用演绎方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演绎出几何学的宏伟体系；伽利略巧妙地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爱因斯坦创造性地使用理想实验方法，创立了相对论等等，都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可见，掌握正确的科学方法，对于科研上获得成功是十分重要的。[5]尽管以上所说的大多是科学或者自然科学，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管理学而言依然是适用的，毕竟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而“社会科学……之本质特征是它的方法，而正是通过拥有某种方法，其作为一门科学的主张才必须得到试验”，[6]管理学发展的历程证实了布赖斯的上述看法。从科学管理时代的泰罗、法约尔、马克斯・韦伯到科学管理时代与社会人时代两个时代之间桥梁的玛丽・帕克・福莱特和切斯特・巴纳德，再到社会人时代的梅奥、勒温、马斯洛、赫伯特・西蒙，直到现代的孔茨、德鲁克等等，其管理理论创立的背后，无不隐含着方法论上的变革，可以说，一部西方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管理学方法论发展演变的历史。

当然，以上讲的大多是方法的重要性，但这丝毫没有表明方法论的重要性有逊于此。问题是，方法的重要性往往会掩盖了方法论的重要性。因此，以往对西方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大都停留在对方法的研究和教学而不是对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上。方法论指的是整个研究方法背后的知识论和本体论立场与观点，而方法只是指我们收集资料的方式和技巧。这说明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可判别性、目的性、创造性与经济性等基本特征。方法有利于人们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研究目的，而找寻到最为有效、简便和经济的研究方法。然而，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方法”并不能自身说明自己，它无法确定在何种情形下应当使用哪种方法，也不能预示在某项具体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采用是否适当。同时，对于研究活动来说，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还要求指明科学研究所遵循的纲领或规范：究竟用什么眼光看待世界，体现出什么样的传统和风格？因此，方法本身并不一定就能保证认识主体能够获得预期的结果，这就产生了必需对方法进行科学说明、解释的必要，从而，方法论的研究也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故此，进行管理学方法论教学就不能简单地以管理学方法的教学来代替。

二、影响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因素分析

美国是管理学的发源地，管理作为一种专业以及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最早就在美国。在美国，管理硕士研究生获得的学位是职业性学位。职业性学位有两大本质特征：学术性和职业性，两者缺一不可。因此，职业学位要求有独特的知识领域，较高的专业技术层次，严格的入门标准和鲜明的实践性。毕业研究生只有获得这种学位才能进入某一行业或领域从业，即学位是从事职业的必备条件。显然，研究生尤其是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在获得学位前必须要参与社会(企业)实践，接触整理大量管理案例，了解行业特点，拥有从业的实践经验，在校学习与研究交叉并行，走上工作岗位前就能够建立与企业和政府，社会非营利组织密切的联系。可见，培养人才的质量是本，学位的获取是末。[7]

在我国，管理专业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要比美国晚得多。1998年前，我国的管理专业是寄宿在经济学学科之下的，尽管1990年清华大学等9所大学就被批准试办MBA，但自1991年起，我国才首次设立MBA学位。1998年之后，随着管理学学科从经济学学科中独立出来，工商管理专业才正式列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由此看来，管理专业研究生在我国招收和培养时间并不长。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类别上看，它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上看，它服从于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2006年，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而中国能否建成创新型国家，则取决于是否拥有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而研究能力的最核心部分则是创新能力。由此看来，高校培养出的研究生理应是未来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执行主体，是国家创新制度的有力推进者。因此，培养研究生研究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然而，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高技术人才，提高研究生的就业水平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有调查表明：在对100位高校硕士研究生的调查显示：45%的研究生认为自己的研究水平没有显著提高，有85%的学生认为不知道自己怎样提高研究水平。[8]究其原因，一部分原因在于一部分高校管理专业研究生在研究能力的培养上常常只关注知识的传授，即大都限于是什么的知识的传授，而对于为什么的知识则相对传授得较少。问题在于：“是什么的知识”是比较容易传授的，对于学生来说也比较容易接受以及记忆。而对于“为什么的知识”即方法论的知识而言确实是比较难传授的但又是非常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缘由。从教育角度讲，传授给学生既有的知识，不如传授给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方法比知识更重要。诚如英国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教授威廉・贝弗里奇所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多数人的创造能力很早就开始衰退。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姑且假定他迟早会懂得怎样最好地进行研究工作，但如果完全靠自己摸索，到他学会这种方法时，他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或许已经逝去。因此，如果在实践中有可能通过研究方法的指导来缩短科学工作者不出成果的学习阶段。那么，不仅可以节省训练的时间，而且科学家做出的成果也会比一个用较慢方法培养出的科学家所能做的多。这只是一种推测，但其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值得考虑的”。[9]由于方法论与研究能力或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管理学院（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中，大都开设有一门叫做Businiss Research Methodology的课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提高。相比而言，我国在管理学方法论方面的教学则要比他们晚得多。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提高。因此，在培养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时，进行方法论的学习和训练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忽视管理学方法论知识的传授，必然会扼制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提高。

三、提升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途径

如上所说，管理学方法论在提升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程的教学。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很多高校都十分注重管理学方法论知识的传授与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首先，要进行管理学方法论知识的传授，其前提就是对管理学方法论进行研究。从国外的研究和教学状况来看，国外不少知名学者都参与到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上来。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的陈晓萍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里商学院摩托罗拉国际管理讲座教授徐淑英主编了《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美国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写了《21世纪的管理挑战》的专著，英国管理学家保罗・格里斯利写了《管理学方法论批判:管理理论效用与真实性的哲学探讨》、Gibon Burrell and Gareth Morgon写了《Sociological Paradi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以及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的谭劲松教授等，他们在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上造诣很深。研究论域涉及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区别、管理学与经济学研究范围界定、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定位、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中的测量统计方法、管理学论文研究发表的旅程、管理的新范式、什么是管理学、管理研究范式的类型、管理研究方法论的组成成分等。其次，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上看，美国的陈晓萍教授、徐淑英教授、Gareth Morgon教授、英国的保罗・格里斯利教授等，他们都非常注重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他们认为，检验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的关键就是看他们能否在一流期刊发表管理学研究论文。而要在一流期刊发表文章，必须讲究规范。现代方法论是规范性的和反思性的，因此，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加强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不仅如此，徐淑英教授还十分热衷于传播管理学方法论知识，几年来，徐淑英教授不仅在国内出版了《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这本著作，而且还在全国许多地方举办管理学方法论的学术会议，这对于提高国内高校管理专业教师的管理学方法论研究和教学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国内的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状况来看，在这方面研究成果最突出的当推西南财经大学的罗珉教授。罗珉教授不仅写了《管理学范式理论研究》等与管理学方法论有关的学术专著，而且还发表了《管理学：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等一系列管理学方法论方面的文章。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速建研究员和黄群慧教授，他们不仅合著了《管理科学化与管理学方法论》这本国内第一本以管理学方法论命名的著作，而且还撰写了《企业管理科学化及其方法论问题研究》等论文。其他在管理学方法论上有突出贡献的还有西安交通大学的李怀祖教授，河北经贸大学的崔援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唐伟教授，浙江大学的马庆国教授，苏州大学的魏文斌教授，山西财经大学的孙国强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张新平教授，苏州大学的尹卫东博士等，他们在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上均有比较深的造诣。从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上看，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了管理学方法论这门课程。

从我校的情况来看，我校对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令人欣喜的是：我校在管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教学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其中，就我本人而言，继2005年我以《管理学方法论新论》为题获得学校博士基金课题立项以来，我所申报的《多元学科方法论影响下的西方管理学方法论流变研究》获得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立项。而我以《西方管理学方法论百年发展史及其启示研究》为题所申报的课题亦获得了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其中，黄启慧同学就是因为听了我的管理学方法论课程而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第10期发表了《简析实用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管理理论》这篇文章而成为我的课题组成员之一。而教育科学学院的七位研究生因为从管理学的逻辑起点的视角来探讨管理学方法论而发表了七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中文核心期刊。可见，管理学方法论的教学在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上是多么的重要，这也说明了在管理专业研究生中进行管理学方法论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选集（合订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法]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3][英]卡尔•皮尔逊.科学的规范[M].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俄]巴甫洛夫.巴甫洛夫选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5]赵建方.科学方法论及其学习意义，。

[6][英]詹姆斯•布赖斯.法学的方法，杨贝译，省略.

[7]王鲁捷，王锐兰，许凤芝，张玉玲.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改革目标与方法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4（2）.

[8]李藜.关于提高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几个方法的思考[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9（5）.

[9][英] 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J].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

篇3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篇4

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一文中，韦伯提出人们在大学授课时是否应当宣明他们所赞成的某种伦理的或者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判断这一问题。针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其一是以可以从纯逻辑演绎而得到的事实和经验事实为一方与以实践的、伦理的或世界观的价值判断为另一方的区分是正确的；其二是尽可能在课堂上不讲实际的价值问题。对于上面两种回答，韦伯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大学教师在一切具体情况下，甚至在面临使他的授课内容变得毫无吸引力的危险时，都会毫不犹豫地向听众，首先向自己宣明，哪些陈述是纯粹从逻辑推理演化而来的或者对纯粹经验事实的说明，哪些陈述是实际的价值判断，并且把这一点看作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第一种回答才可以接受；而韦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同第二种回答，认为第二种回答只适于掩盖向听众发表的意见的实际影响，韦伯认为如果让教师放弃实际的价值判断，不能讲激情昂扬的话语，会使听众迷失于各种不同范围的彼此混淆之中。

在讲坛上一般是否应该进行实际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因而它最终只能由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对大学的任务所取的观点来决定。韦伯批评了种种不合时宜的德国教授们在大学课堂的言行，认为“如今的大学生在教室里应当向自己的教师学到的东西，首先是熟练地完成给定的任务的能力；其次，承认事实，即使是令人不堪的事实，然后把关于它们的规定和自己的价值态度区别开来；第三，使自己服从职责，因而首先抑制不必要地表示自己个人兴趣和其他感受的冲动。”提出在每一项职责任务中，承担任务者应当克制自己，排除那些不属于职责的东西，而最需要排除的是他自己的爱与恨。

韦伯认为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决不指导人们应当怎么样，因此关于实在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科学研究者在涉及社会事实时，应当克制对它公开发表个人见解，韦伯写道：“一个职业‘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职责的话，他所迫切要做的便是，面对时下盛行的理想，哪怕是倾人的理想，都要保持个人才智的清醒，倘有必要，就需‘逆潮流而动’。”韦伯深切地认识到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和做学术报告时需要回避价值判断，不借科学研究来鼓吹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在这些因素之下，韦伯提出了“价值无涉”的概念。

韦伯写《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这篇论文的意图在于，批判德国的教授们利用自己不受攻击的权威在学术讲坛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点，混淆了价值判断和关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在韦伯看来大学教授不能任意的发表其价值判断。即应该做到价值无涉（价值中立）。所谓价值无涉是指要求研究主体按主观愿望选择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应该客观地描述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全面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不管这些资料和结论是否与研究主体、社会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相对立。

价值无涉这一原则首先是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广为接受的标准。社会科学是否需要坚持“价值无涉”的原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争论。这两种立场在中国社会学界争论了十几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的郑杭生教授和李金教授之间的争辩。

李金教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价值无涉”的立场是持基本接受的态度。他在《为“价值中立”辩护》一文写道：“在中国社会学界正如在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一样，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即主张我们应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决拒斥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

郑杭生教授对“价值无涉”立场是批判的接受。他在《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回应〈为“价值中立”辩护〉一文对我观点的批评》中写道：“‘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

郑杭生教授倾向于批判，他提出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代替“价值中立”。他在《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一文中写道：“总之，我与那位批评者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科学性，在坚持科学性上我丝毫也不亚于他；分歧在于科学性能否通过所谓‘价值中立’来达到。我认为通过所谓‘价值中立’不仅不能达到科学性，还会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在我看来，科学性只有通过实事求是才能达到。”

在我看来，对“价值无涉”我们应该做到批判的保留，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认为要完全接受或者是全面地、彻底地抛弃。“价值无涉”原则在韦伯那里是一种原则，而非方法。是以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为出发点的，这也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所要求的基本态度。因此，我认为在大学教学的过程中大学教师可以适当地进行价值判断、发表其主观性的评论。以让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老师的思想，使大学课堂充满活力、学生更加愿意地加入课堂讨论，增加其知识，开阔其视野。

参考文献：

篇5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高度发展，既使人类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同时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它不仅体现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行为和倾向大行其道，也体现为人们以实证主义和唯理智主义（或者说，唯科学主义）眼光看待一切，力图使社会科学“数学化”或者“自然科学化”。在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下，曼海姆清晰地指出，“任何一种人类活动如果在不受理智控制或者理智批评的情况下，持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往往会失去控制。”在当时那种种人们对科学“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科学已成为一种强文化，它试图统治其他文化，成为最神圣的文化，但科学本身及其研究方法就真的达到了人们所追求的客观吗？要知道，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受到一系列因素，如价值、集体无意识等影响，而自然科学的“客观公正”也同样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曼海姆认为，科学也是带有利益色彩的，从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角度看待世界所得到的认识是不同的，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拥有世界观垄断权的知识界却距离日常生活的冲破相对遥远，他们远离社会生活又想控制社会生活。因此，需要将科学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下来，还它的本来面目，还它以客观公正。这是曼海姆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其手段就是批判。批判某项事物，势必要彻底了解它，既意味着去研究，曼海姆反对将思想与社会情景相分离。他赞同参与的研究，“通过社会史间接的探索真理，归根结底要经直接通过逻辑探讨真理更富有成果”。

然而，有些人认为曼海姆对科学的批判是一种反科学行为。在讨论曼海姆是否反科学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科学与科学主义的区别。“科学”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真理性认识的知识体系，而“科学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表示的是近代科学诞生来人们对科学的一种看法。从18世纪开始。牛顿力学被绝大多数人看作是纯客观性的、关于自然的绝对的真理性认识，从而使得一些社会学家、历史学者认为，科学知识体系比其他任何知识体系更客观、更合理，具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可以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能够而且应该用于人文社会领域，获得关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创立科学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这种倾向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这种“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模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和社会的研究中”是错误的，并将这种观念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对科学方法有效性、科学理论正确性、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的一种绝对肯定。可见，科学与科学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曼海姆所反对的，是科学方法的滥用，是人们过度用理性包装科学所导致的科学霸权。他更坚信科学不应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或乌托邦色彩，他想要达到的，是还科学的客观面目，因此选择了对科学进行批判这样一种手段。

虽然在当今社会思潮中，存在着否定科学的反科学浪潮，但我们不应将反科学与反科学主义相混淆。对待科学知识，我们应予以尊重，毕竟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是不可否认的；至于科技给自然环境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则不能不说是人类运用不当所致，与科学本身无关。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要仰视科学，嵩拜科学，将科学划入不可侵犯之领域，对科学进行反思，反对科学主义也是有必要的。实际上，科学主义是在把科学理想化、绝对化，其对人类社会会带来一系列危害：

首先是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压制。科学精神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科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而科学主义将科学当成真理的化身，成为评判乃至压制其他思想，使其他与科学及其方法论不一致的学说、观点、立场被宣判为迷信。这点展现了科学决定论的霸权，使科学成了一个现代信仰。这客观上与科学精神不一致，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人类认识和生活的展开。

其次，容易导致科技的盲目应用以及忽视科技应用的负效应。持有科学主义观点的人普遍地认为：科学研究提供给人们的是认识了自然的纯客观规律，人们遵循这样的规律，得用这样的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就必然会得正确的结果，而不会遭到失败。如此就会毫无保留地发展科技，滥用科技去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从而造成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即使在科技的负效应产生之后，他们会仍然认为科技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盲目乐观，而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篇6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3?0042?04

一、毕业论文与系统工程

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是锻炼大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综合运用知识、技能的过程，也是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毕业论文的撰写，使学生能够以社会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来汇集知识以解决问题，把所学的理论和技能与社会实践结合。毕业论文写作是我国高校培养大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对于社会应用型人才、科技型人才的创新意识和技能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毕业论文也是对大学生所掌握理论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其解决问题的水平直接反映着一所高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1]。教育部高度重视高校毕业论文写作这一教学实践环节，强调确保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性，在本科教学评估中，毕业论文写作是集中反映高校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考评环节。从国外的情况看，国外大学生毕业论文成果常常是对一个学生全部大学生涯的一次终结性体现，对于学业成绩的等级划分、学位的授予，以至劳动就业市场上雇主的决定和研究生导师的选择均是至关重要的显性成果[2]。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整体下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探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现有毕业论文教学模式乃至学生培养模式，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成了我们教育工作者当前急需研究和加以解决的课题。

在大学教学研究中，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水平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从CNKI中国知网搜索“本科毕业论文”，2000年以来有700条文献在讨论和研究有关毕业论文的问题，并且呈现研究数量逐年增加、研究质量逐年提高的现象。对于目前大学教育作为一种“国民教育”，毕业论文是一种大学生从学生走向社会的学习阶段检验，对于教学主导型大学来说尤为重要。

作为特定实践范畴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综合集成的实践体系或行动体系。它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与技术，将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工作，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即“系统”，进而针对系统的目标，高效地综合集成各学科、各领域的成果及资源(如法律、制度、标准、人才、技术、设备、信息、文化、艺术、资金等等)，认识目标系统的规律，并努力使特定的目标系统变得最好、最佳或最优。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计划等，都是具体的大规模系统工程。毕业论文是针对某一领域问题而探寻规律及解决办法，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二、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1. 缺乏研究问题的辨识与界定能力

选题是确定实践问题的内容选择，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写作成败的关键。如果不能够确定一个研究的科学问题，那么后面环节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在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选题环节，目前通常由专业教师依据制定的培养目标，根据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问题来拟订，或者由大学生与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共同商定，很少有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由选择题目的。学生不直接参与选题，不是自己去发现现实社会中的科学问题，导致大学生缺乏科学问题的辨识能力。表现在选题时常常是选择的问题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明实质，找到一些伪问题来研究，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好的成果和创新观点。如《某产业市场营销战略分析》，学生往往集中于市场竞争战术的分析，对营销手段、广告方式等的分析耗费了大量篇幅，到了“战略”研究，却一笔带过，忽略了企业市场竞争的市场细分、市场定位，以及产品创新等竞争战略问题，从而缺乏对问题的辨识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目前，在我国中学和大学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注重理论学习，以学习的知识为中心去找问题，而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为中心，形成为解决问题的理论知识集合，这也是我们常讨论的系统工程，是把社会系统由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集合。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是我们高等教育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我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我们大学生目前恰恰缺乏对实际问题的辨识和以问题为中心来形成理论和知识的集合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

2. 缺乏论文的谋篇布局能力

论文结构和问题功能分析是解决实践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缺乏研究问题结构和功能的分析，不知道“为什么？”谈到论文，很多学生对论文整体模糊不清。缺乏毕业论文问题的实际认识与分析能力。选题意义是什么？问题的结构是什么？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如何定？对这些问题没有“成竹在胸”，所以就不知解决问题从哪里开始。找不到专业知识和理论对问题的解释，更难形成自己应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论知识体系。同时，系统分析问题和科学表达问题能力下降，突出表现在论文谋篇布局上，不知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清楚问题的逻辑结构，无能力进行问题的系统分析，写出来的论文令人无法判断其问题的系统结构，论点与论据偏离，归纳演绎等混乱，立论、本论和结论无法统一等。

3. 缺乏对所研究问题的系统思考

大学教育在理论学习阶段忽视了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试教育造成大学生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点为中心，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理论为主，不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不断强化学生的思维定势，使学生缺乏针对实际问题来综合集成知识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不是以问题为中心，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发现问题，更不会以问题为中心来综合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往往表现在虽然学生已经获取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但常常无法发现现实问题，缺乏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不能够以问题为中心集成理论知识去解决问题。课堂教学侧重于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习没有主观能动性。

4. 缺乏研究问题的建模能力

建模是指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抽象、简化，确定变量和参数，建立起变量、参数之间确定的关系，求解该数学问题，解释、验证所得到的解，从而确定能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多次循环、不断深化的过程。建模是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共同提高的最佳结合点，是启迪创新意识、锻炼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培养，成为大学生应用能力水平的重要体现，是理论课和实践课之间的桥梁。目前，大学生对建模的兴趣和热情较高，但由于缺乏建模相关系统理论的指导，集成知识和理论的能力欠缺，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没有能力构建所研究问题的模型[4]。

5. 缺乏搜集资料的方法与手段，不会搞调查研究

对于选题的资料收集是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环节。由于大学生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仅仅是通过查阅期刊、借阅图书或查询网络资源等手段获得第二手资料，不注重实地调查，没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撑，无法形成对选题准确定位，导致论文不符合实际，也无法形成切实的论证，毕业论文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无实践意义。直接观察法是指对所发生的事或人的行为的直接观察和记录，是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例如，在进行商场调查时，调研人员并不访问任何人，只是观察现场的基本情况，然后记录备案，一般调研的内容有某段时间的客流量、顾客在各柜台的停留时间、各组的销售状况、顾客的基本特征、售货员的服务态度等方面的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的调查研究是论文写作的基石，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和文献资料收集是写好毕业论文的重要一环[5]。

三、用系统工程理论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

1. 系统方法论是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基础

系统论是研究现实系统或者可能系统的一般规律和性质的理论。系统概念已普遍运用于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不仅应用于技术方面，而且也被应用于研究社会系统上。系统论的整体性、系统与环境、结构与功能，以及系统分析、系统建模、系统决策等对于培养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突破思维瓶颈，提高科研素质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系统工程概念与毕业论文选题的辨识能力

顾名思义，“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就是科学地认识和运用特定事物或问题(即“原型系统”)的规律，使特定事物(即“原型系统”)达到满意状态或特定问题(即“原型系统”)得到满意解决的工程实践，当然也包括这个工程实践全过程所涉及到的所有因素。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学生往往善于抓住问题的部分进行深入研究，把局部研究的结论等同于总体问题的结论。其实不然，因为局部因素的特征和规律无法替代和代表整体。

在质量管理中，常常用鱼刺图来分析解决问题，产品质量是由人、机器、材料、方法、环境、测量六大因素组成。当分析机器对产品质量所产生影响时，我们会把研究中心专注于机器去解决问题，而忽视了产品质量整体因素，机器与人、材料、方法、环境、测量都是相关联的变量，它们的整体才是产品质量的整体。毋庸质疑，整体性的思考才是思考的科学方法，系统概念的整体性和系统工程概念的运用将是我们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

3. 系统逻辑思维能力与毕业论文研究问题逻辑

逻辑关系是任何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之一，逻辑结构也是任何系统中的基本结构之一。思维的逻辑性，是思维的品质之一，指的是善于在思考问题时遵循逻辑规律，如因果逻辑、并列逻辑、时间逻辑等。在人的各项素质中，逻辑思维素质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系统工程的这一法则要求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把握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以及逻辑结构。培养系统的逻辑构造能力或逻辑思维能力，可以使写作论文时的思维更加缜密、更加流畅。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可以使表达者思维清晰，语言精练，结构紧凑，具有逻辑性。强化系统的逻辑构造能力或逻辑思维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毕业论文将是一个培养系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环节。

系统分析的目的，就是构建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模型。根据系统的关联性，系统内部与外部间在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任何单个关联要素的变化可能引起系统其他要素的变化，最终在整体上影响系统的特性与功能。发现关联性，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重要手段。数据挖掘、预测科学、系统动力学等方法与技术的关键，就是探寻系统内外各要素(包括数据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对任何事物、问题或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时，必须显化并理清其关联性。

4. 系统结构与层次的分析和毕业论文研究问题结构与层次

马克思提到：“系统的结构表示的各要素之间组成的形式。结构是系统的构成形式，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合方式，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毕业论文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对象系统，它有不同的结构，毕业论文问题界定的系统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系统本质的变化，在研究中如果想要系统功能优化，必须注重系统的结构分析。

任何系统组成都有着自己的不同层次性。任何一个系统都可以成为包括该系统在内的更庞大系统的要素，同样，作为系统的要素也具有内部结构，相对于下一层次它又是一个系统。企业的公司系统包含了人力资源系统、财务系统、生产系统等。人力资源系统包含了招聘系统、考核系统、培训系统等。毕业论文的问题层次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善于划分问题的层次，并能够根据问题的层次性来构造和研究问题[6]。

5. 系统工程定量方法的应用

任何事物或任何系统，既具有质的规定性，也具有量的规定性。17世纪，数学研究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人类创造出了变量(变数)概念，得以研究事物变化中的量与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和图形间的相互变换，从而使数学成为描述运动规律和辩证规律的工具。数学理论和方法往往具有非常抽象的表现形式，但正是这种非常抽象的表现形式，极其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人类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通过构造和运用各种数学模型，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先进手段。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把握事物或系统，自然比单纯定量地把握系统，更进了一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定量化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引入数学方法后出现的新术语，是指将原先只用定性方式描述的问题，也用数学的定量方式来描述。定量化的成果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问题的表述更加科学、更加完整，也是人类科学(尤其是仍以定性描述为主的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常用的数量化方法有指数法、累积分数法、统计分析法、综合判断法等。定量化革命是在原先定性描述、定性研究基础上质的飞跃。它能够揭示事物发展程度，提炼一些普适性的规律。研究问题只进行定性分析不能准确描述一个系统，只有运用定量化分析方法后，人类对事物或系统的认识才能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抽象变得具体。

6. 霍尔三维模型与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霍尔的三维结构模式（Hall three dimensions structure），又称硬系统方法论（Hard System Methodology，HSM），是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A?D?Hall）于1969年提出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论。它的出现，为解决大型复杂系统的规划、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思想方法，因而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应用。霍尔三维结构是将系统工程整个活动过程分为由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所组成的三维空间结构，这为我们系统思考毕业论文的写作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时间维度上，我们系统思考学科培养计划和培养过程，分析存在的课程设置、课程教学问题。逻辑维是指时间维的每一个阶段内所要进行的培养内容和应该遵循的思维程序，包括明确问题、确定目标、系统综合、系统分析、优化、决策、实施7个逻辑步骤，也是我们论文研究选题的逻辑。知识维表明我们研究问题所需要的经济、管理、商业、法律、社会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和技能，以问题为对象，形成理论和知识的集合，来解决实际问题[7]。三维结构体系形象地描述了系统工程研究的框架，对其中任一阶段和每一个步骤，又可进一步展开，形成了分层次的树状体系，这给我们思考各层次的论文写作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范式。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见，系统工程理论应该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因此，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阶段应加强《系统工程》理论的学习和系统工程方法的训练，这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中心集成理论和知识的能力将是一个提升，能为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 郑新厅，付宗堂，周伟，等.本科毕业论文系统模式构建与实践[J].中国地质教育，2009(4)：132-153.

[2] 张平，贾伟.建立毕业设计(论文)四阶段三层次全程质量监控体系[J].高等理科教育，2007(01)：31-35.

[3] 高艳阳，郭艳丽.强化质量监控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02)：88-90.

[4] 曹成茂，李玉洁.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05)：113-118.

篇7

"Weber hot" waves.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Weber hot" through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religious sociology. In the study of "Weber hot"， compliment is more than criticism. At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ber's proposi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problem is a possible new discourse system. Weber research involves many fields and "Weber hot" has become a system. This study is only a perspective analysis. In the "Weber hot" study， there are more analytical dimensions.

关键词： 韦伯；韦伯热；社会科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Key words： Weber；Weber hot；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religious sociology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4-0281-03

0 引言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一生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多种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时，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著述。他在社会学界声名显赫，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并称为经典社会学三大家。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

韦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不但通晓多个国家语言，而且著述涉及各个研究领域。正如科塞说评价的那样，“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1]韦伯开创的“理解社会学”使其分析和认识的深度达到了绝对深刻。也就是说，他不仅在学术的广度这个面上具有百科全书性，在认知的深度上也是其他学者所不能企及的。所以，科塞又评价道：“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介入许多事物，从斗争脱身时常常身上带伤，有时甚至被打垮。但是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了解，这对下几代的学者和政治家来说是一份丰富的财宝。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果和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2]。

自韦伯作品被帕森斯翻译成英文以来，韦伯便开始为英语世界学者广为关注。随后全球掀起了一层又一层研究韦伯的“热潮”，甚至，韦伯在学术研究中已经成了绕不开的人物。即使在今天，韦伯仍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很多人常常发问：为何动辄韦伯，为何开口就马克思・韦伯？可以说，韦伯作品震撼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在国际学术界经久不衰。“韦伯热”起于何时？就社会学角度而言，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基本维度研究“韦伯热”？“韦伯热”的背后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1 “韦伯热”的基本维度

1.1 “韦伯热”的三个阶段

韦伯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经由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翻译和介绍进入美国，也就进入了英语世界。这构成了后来各地兴起“韦伯热”的渊源。此前，韦伯很少为英语世界的学者所了解，甚至在“二战”之前，韦伯的影响也不甚大，其学术影响也是有限的。

按照苏国勋的归纳，“韦伯热”包括三个历史阶段。除了帕森斯将韦伯的思想引入美国后掀起的第一波“韦伯热”外，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韦伯热”反馈回德国，于70至80年代出现的“韦伯复兴”热潮――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科学界出现的一场旨在恢复韦伯思想本来面目、深入阐发其学说精义的潮流，其重点一直是纠正帕森斯对韦伯的曲解和附会，重构韦伯作为一名德国学者的思想肖像；其二是深入阐发韦伯[3]。在此意义而言，没有帕森斯，包括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韦伯的“帕森斯化”，也就不会有“韦伯热”，至少“韦伯热”将会以另一种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需要，西方的学术作品开始被引进翻译成中文。而当韦伯作品翻译进中国之始，社会学界即掀起了“韦伯热”。 苏国勋认为，韦伯的思想正是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开始在中国学术界传播开来的。1987 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北京由三联书店出版问世，韦伯的学术思想才开始为中国读者所了解。随着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韦伯研究热潮开始东渐[4]。这是“韦伯热”的第三种形态。

1.2 “韦伯热”的基本维度

“韦伯热”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现象，而是几乎遍及全球、发生于多个学科领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正如韦伯研究专家苏国勋所阐述的那样，“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韦伯热’出现于不同的国度和地区，各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不好一概而论”[5]。笔者认为，韦伯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宗教社会学可以作为解读“韦伯热”的两个基本维度。

1.2.1 研究方法论

韦伯将他的社会学称为“理解社会学”――“社会学（这个使用上含义十分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6]。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其理解社会学基础上阐发的。在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他的方法论就是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原则和手段的讨论构成的。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浓缩为三篇论文：《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7]。韦伯方法论的精髓基本上都在这三篇精炼的论文中体现出来。首先是作为概念工具的“理想类型”。我们知道，理想类型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其提出的初衷是为了作为与自然主义相对立而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而提出来的。“韦伯认为没有一种科学系统能够重视全部具体现实，也没有任何概念工具能完全顾及到无限多样的具体现象。全部科学都包含抽象，也包含选择。然而社会科学家在挑选概念工具时很容易落入一种困境。如果他的概念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他就容易丢掉现象的特征。相反，如果他使用历史学家的传统概念，把现象孤立化、特殊化，他就无法把这一现象同相关现象进行比较。理想类型这一概念就是要避免落入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8]。后来，“理想类型”几乎成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界的分析模型而被世界各国学者广泛应用。韦伯还通过理想类型这个分析工具、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的行动和传统的行动[9]，将统治的类型划分为合理的统治、传统的统治和魅力型统治[10]。其次，是提出了价值中立或曰价值无涉与和价值相关原则。这两大原则至今仍被学界广泛讨论。

1.2.2 宗教社会学

韦伯一生都处于学术创作中。在某种意义上，韦伯的“著述等身”来源于其从不间断的学术思考。也许正是这种不间断的思考使其能够跨越不同的学科研究不同国家进而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比较研究。比如，1912年，他由“为什么只有西方有和声音乐”这一问题出发，第一次开始考虑更一般的“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具有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 这一支配其后期学术思考的中心问题，开始走向西方与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较研究。韦伯对新教伦理以及后来对中国宗教、印度宗教以及未完稿的伊斯兰教的研究构成了其宗教社会学的基础。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韦伯热”的内核。而韦伯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研究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亚洲掀起“韦伯热”的基本内容。

在韦伯论述新教伦理之前，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为学界广泛熟悉，并表现出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但是，韦伯还是另辟蹊径从与马克思分析基础完全相反的视角做了分析和研究。韦伯是通过精神因素（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研究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欧美，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在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展出了在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11]。他通过比较福格和富兰克林的话语体系认为，福格的话表现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而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后一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12]。“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3]。他认为，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禁欲观”和“职业感”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力。可以说，致力于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主要是通过宗教的视角分析）与该民族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看作韦伯后期学术研究的基本旨趣。这在学术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和广泛的争鸣。

韦伯对中国宗教和道教的研究则构成了“精神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后续研究。韦伯比较了中国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儒教纯粹是世俗内部的（innerweltlich）一种俗人道德（Laiensittlichkeit）。与佛教形式更加鲜明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世俗及其秩序和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14]。儒教所关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15]。与清教徒相比，中国的，无论是在官方的国家祭奠方面，还是在道教这方面，都没有像清教那样为个人以宗教为取向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够强烈的动机[16]。清教伦理在对待尘世事物的态度方面，与儒教的伦理形成强烈的对照。如果说儒教对世上的万物采取一种随和（unbefangen）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则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17]。而清教主义代表一种与儒教截然相反地理性地对待世界的类型[18]。“除了渴望摆脱无教养的野蛮之外，儒教徒不企求任何“救赎”。他期待着此世的长寿、健康和财富以及死后的声名不朽，并把这些视为对德行的报答。儒教不仅不奉行禁欲、冥思、苦行与遁世，而且还把它们视为像雄蜂一样的寄生虫。”[19]。这构成了中国没有产生资木主义的客观原因。韦伯在论述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必不可少的“伦理”特质后说，“这种无情的、宗教上系统化的、任何理性化禁欲主义所特有的、‘生活于’此世但并不‘依赖于’此世的功利主义，有助于创造优越的理性的才智，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人的‘精神’，而这种才智与精神，儒教始终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儒教适应现世的生活方式虽是理性的，但是由外到内地被决定的，而清教的生活方式却是由内到外地被决定的。这种对比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光是与‘营利欲’及对财富的重视相结合的冷静与节约，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以现代经济的职业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20]。

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和马克思的分析路径恰恰是相对的。但是，学术上的分歧并不代表韦伯对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否定。事实上，韦伯是非常肯定马克思的。包姆加凳在《马克思・韦伯：行动角色》一书中曾援引韦伯对其慕尼黑的一个学生所说的话：“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你才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开创的。”[21]

2 “韦伯热”的背后

2.1 对“韦伯热”的简单述评

韦伯的思想是一个体系，通过肢解的方式将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分开往往会断章取义。但韦伯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以“单门独户”的――事实上，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对韦伯的理解都是通过由部分到整体的方式，通过韦伯的各个专门问题的翻译和研究进而达到对整个韦伯的认识的。这也是韦伯的学术著述与众不同之处之一。

在“韦伯热”的研究中，对韦伯学术的毕恭毕敬偏多，但对韦伯的批判少之又少。任何一种学术观点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不可能毫无破绽。如果不管具体的时空环境，只是生搬硬套韦伯的观点，那么既是对学术的不负责任，也是对“韦伯”的曲解。事实上，因为特定的时空背景，韦伯的学术见解中也是有瑕疵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说明了传统的儒教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甚至很多学者呼吁，应该挖掘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而促进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

2.2 韦伯命题与环境问题――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韦伯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这一术语，但是韦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解释，则是现代化理论的发轫，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研究不可缺少的理论资源。“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回答方式，被中国学界称为韦伯命题“韦伯命题”[22]。

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教教义的世俗版本[23]。而清教徒的“天职观”事实上在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提供了精神动力。事实上，这也构成了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的跑步机”（treadmill of production）和“消费的跑步机”（treadmill of consumption）的根源[24]。所以，韦伯命题和当前环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似乎又构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3 结论和讨论

韦伯的学术研究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法律、宗教、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可以说被不同领域的人同时奉为“经典作家”。而且，仿佛韦伯的任何讲演都会对学术产生很大的影响。

即使在社会学领域，韦伯的研究除了本研究涉及的宗教社会学以外，韦伯关于法律社会学、统治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现在似乎都已经成为经典。所以，“韦伯热”也不是韦伯在某一个学科或某一领域的“热”，在某种程度上“韦伯热”已经如同其学术研究那样，形成了一个体系。而本文仅仅是就社会学领域的“韦伯热”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探讨。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对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宗教社会学两个方面进行侧重分析，力图通过这两个基本的维度对“韦伯热”进行学术分析和研究。而要深入和全面地理解韦伯，深刻地阐释“韦伯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而就目前学术界对韦伯的研究兴趣而言，可以预言的是，“韦伯热”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下去。届时，“韦伯热”会有更多的维度。

参考文献：

[1][2][8][21]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4] 苏国勋，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J]. 社会，2007（5）.

[5]苏国勋.“韦伯热“及其三种形态[R].中华读书报，1998-4-15.

[6][9][10]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1]-[1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4]-[20] 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篇8

[5] 郭卫华.“论性自的界定及其私法保护”[J].法商研究，2005（1）.

[6]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01.

[7] 邓正来.哈耶克法律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08.

[8] 燕树棠.“自由与法律”，民国法律论文精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08.

[9]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08.

[10] [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 [美]理查德・A・波斯纳.性与理性[M].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2] [法]雅克・马里旦著，[加]威廉・韦斯特编.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鞠成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72.

篇9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任全娥.图书馆学论文研究方法利用情况调查——兼纪念乔好勤《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发表20周年[J].图书馆杂志，2004，（1）：13-16.

[2]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3]乔好勤.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J] .图书馆学通讯，1983，（1）：54-62.

[4]金胜勇，吴杏冉.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J].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2006，（1）：15-17.

[5]王子舟.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J].图书与情报，2011（1）：2-5.

[6]吴慰慈.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3）：18-20.

[7]陈慧鹏.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0，（10）：2-5.

[8]魏建琳.图书馆科学发展观探析[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113-115.

[9]尹鸿博.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的两大学派述评[J].图书情报工作，2010，（11）：131-134.

[10]刘艳玉.基于本体的图书馆学范式研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6）：164-168.

[11]罗欣.试述图书馆精神产品价值论及其意义[J].图书与情报，2009，（6）：59-62.

[12]罗晓鸣等.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呼唤科学发展观[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5，（1）：2-4.

[13]唐克文.图书馆历史观初探[J].河北科技图苑，2005，（6）：44-46.

[14]师宏睿.信息世界1、2、3及其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本体论重构的意义[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6）：11-13.

[15]曹文娟，赖茂生. 信息哲学研究综述[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4，（3） ： 331-333.

[16]Luciano Floridi. On defin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s applied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J]. Social Epistemology.2002， vol.16， No.1， 37-49.

[17]金胜勇.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J].图书馆，2008，（2）：1-4.

[18]魏屹东.论哲学对认知科学的作用[J].哲学动态，2003，（6）：24-27.

[19]赵一舟.图书情报学研究要讲究规范与方法[J].图书馆建设，2001，（1）：31-33.

[20]Ludo Waltman and Ness Jan Van Eck. 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J].CoRR.2012，（3）：1-23.

[21]孙瑞英.从定性、定量到内容分析法——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方法探讨[J].现代情报，2005，（1）：2-6.

[22]张岌球.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演化[J].图书情报工作，2005，（10）：33-36.

[23]赵俊玲.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1，（6）：24-27.

[24]宛玲等.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J].情报科学，2000，（1）：28-31.

[25]杨文祥，周慧.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2）：2-7.

[26]邱五芳.中国图书馆学应进一步弘场实证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1）：16-21.

[27]F. Wilfrid Lancaster. 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M]，New York. Academic.1978.

[28]F. Wilfrid Lancaster.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in an Age of Electronics[M]. Libraries Librarians.1982.

[29]金学慧，刘细文.国内外典型竞争情报系统软件功能的差异性分析[J].情报杂志，2009，（9）：102-106.

篇10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分析

在420篇有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文中，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论文388篇，比例高达92.3%,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运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19篇，约占4.6%;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论文13篇，约占3.1%(见下表)。就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运用现状而言，总体还处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偏重于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辨，少有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成果，往往建立在对二手文献以及翻译文本的解读基础上，同质化研究较多。这说明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尚不成熟，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法体系还未建立起来。

1.经验总结法居首位，实用主义倾向较为明显

经验总结法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方法。近20年来，使用经验总结法的论文数量不断攀升，所占比重在43.5%~60.4%之间波动(见图1)，平均占论文总数的51.9%(见表)。这些研究成果题名大多包含启示借鉴思考探析等词汇。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经验总结法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取向和应用性特点--立足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获取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吸收借鉴相关的理论和经验，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完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领域，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质言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以借鉴和应用为主要目的，以服务实践为落脚点。这对于解决我国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然而受借鉴模式自身的束缚，存在缺乏理论深度的现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其自身的知识特性;同任何应用学科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研究离不开学术性指导，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而已有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对外国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方法的介绍及学习，鲜有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思考与探索，这使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方法论指导和方法自觉。

2.传统思辨方法仍占优势

思辨法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比例为32.1%,居第二位(见表)，如果对经验总结类文章进行细分，其中多数论文均具有思辨的成分，即使是划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文章，也渗透着思辨法的身影。由于学界传统的学术训练以思辨为主，因此较容易得到研究者的认同和采行，在其他研究方法上尚难有较大突破。有学者在总结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时认为，运用归纳的理论化方法进行体系建构,在这一致思路径下，多数学者立足文献证据，致力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梳理、介绍和阐释以及对各国实践经验、规律、趋势的调查与追踪，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对象、方法等抽象概念的认识.通过逻辑推理的思辨研究抽象出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并建构学科知识体系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非常倚重的方法，但如果研究者只乞灵于逻辑思辨，忽视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对现象形成的脉络、根源和背景的实证研究，就可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3.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开始采行

自1994年以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文章在每个时间段仅有零星数篇，总共只有19篇，所占比例为4.6%(见表)，但不可否认的是，运用经验总结、思辨、历史等传统研究方法的文章也可能包含着学者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调查和实地考察。即使在19篇量化研究的文章中，也存在通过文本研究、已有数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现象。通过对量化研究文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使用调查研究的作者大都来自高校，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对国外某一院校通过短期的参观考察开展学术活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得到新的发展，不能仅仅通过书本和网络来进行，必须深入到别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中参观调查、感受，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形成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成果，避免低水平重复化的研究。当下很多学者提倡质性研究方法，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质性研究应用还非常少，共有13篇(3.1%)，其中12篇文章为个案研究，代表性论文有《美国公立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与启示--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为例》、[2]《美国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研究--以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为例》、[3]《国外对阅读与儿童道德成长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4]

虽然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目前还稍显薄弱，但是也开始逐渐进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呈现增长趋势。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不是对立的，完全可以在不同的方法之间构筑桥梁，以服务于研究目的为原则。部分研究者除了采用质的描述性和分析性资料以外，同时引用了统计图表和分析数据，方法的采用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实现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互补耦合。

4.历史研究尚显不足

从统计结果来看，仅有35篇文章使用了历史研究法，约占论文总量的8.3%(见表)。从图2可以看出，历史研究法所占比重偏低，历年来波动幅度也较大，最低为4.7%,最高为11.0%.历史研究法应用较少，侧面反映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性和文化性关注不足。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问题产生发展的过程，有利于从历史中找寻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从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去探索本质和规律。历史与现实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历史研究法的缺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理解与阐释，若脱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忽略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无异于盲人摸象。以高峰、傅安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历史研究方面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对于美国品格教育、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状况，以及中德、中美德育比较，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例如，《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德育的理路分野》[5]一文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渊源进行了剖析，厘清了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西方德育的历史主题，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美国品格教育所蕴含理念的借鉴和反思;《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6]一文梳理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发展、完善的过程，揭示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历史研究法可以用来反思既定理论，避免只接受既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从何而来;不但可以修正流行的一般性概念，甚至还可以丰富和发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前瞻

研究方法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的健全程度与理论深度，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学科的研究趋向。通过对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应以研究方法为利器，促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

1.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整合

多元整合研究，顾名思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综合化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平衡，以改变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失衡的状况。这种整合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各种方法之间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有机整合。打破某一种研究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空间，消解不同研究方法的对立状态，为既定的研究目标择取最佳研究方法，扩大研究方法的库存，并致力于发展一种跨方法的对话。

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在科学的整合作用下也能相得益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和反思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要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它们合理地加以综合运用，在此基础上对日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和把握，摒弃单一的传统研究取向，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创新。

2.提高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

方法论指导的缺失、研究方法的单一导致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理论深度上踟蹰不前。要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强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以国外经验的借鉴和应用为落脚点无可厚非，但若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支撑，必将制约其向纵深处发展。学科的发展诉求要求研究者必须对研究方法、论证逻辑给予高度的关注，在研究范式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思考。只有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才能让方法论的研究既能很好地服务于实践，同时又能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实现方法的不断更新与超越，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博士生研究方法的专门训练。缺乏有效的研究训练就难以做到准确、合理运用研究方法。高校是硕、博士的主要培养单位，也是高级研究人才的聚集地，尤其应当注重研究方法的课程建设，提高学生的研究方法意识，培养出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后备人才。

3.注重对历史文化的观照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描述和引介为主，所使用的方法多是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基础上，单纯依赖文献资料进行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隔离的，被研究者成为同质化的、悄无声息的客体。由于缺乏相互的交往与对话，难以产生对被研究者内在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的洞察、理解和反思。研究者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活动，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为了更好地把握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有必要以历史的视角，兼顾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观照。相比借鉴,我们更强调理解,提倡细致深入地探究发源于不同社会内部的异质文化自我演进的动因、背景、过程和机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与其特定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以及价值体系等联系起来进行整体地考察，且充分考虑其流变性特征，[7]唯有如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栾天.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2]乔学斌.美国公立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与启示--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3(7)

[3]田辉，王显芳，葛玉良.美国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研究--以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4(1)

[4]徐萍.国外对阅读与儿童道德成长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J].思想理论教育，2006(23)

[5]高峰.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德育的理路分野[J].思想理论教育，2014(8)

篇11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已步入知识爆炸、高科技和信息时代的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高等教育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这一问题，首先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过去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种潜意识的观念，现在已经基本得到澄清，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大学本科要立足于培养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培养专家，本科教育主要是打好科学文化素质基础，尤其是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1]

物理学是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其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正如伟大的物理学家费曼所言：学习物理学，就是要学习怎样由未知进到已知的科学求知方法，就是要学习如何尝试和纠错，就是要学习一种普遍的自由探索的创造精神。大学物理课是高校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传统的理工科物理必修课为了培养研究和应用型人才，是为理工科学生后续课程学习打基础，所以很强调“理论性”、“系统性”、“逻辑性”、“应用性”，并且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采用统一闭卷考试。受此制约，物理学教育的育人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针对非理工科学生开设大学物理选修课来弥补普通物理教育的不足。大学物理选修课对体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特别对提高非理工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起着重要作用。

一、大学物理选修课教学目标

大学物理选修课程教学内容并不是理工科物理教学内容的缩减，不能把大学物理选修课程体系当作理工科物理体系的缩影。大学物理选修课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力图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物理学的基本内容，即物理学研究的是什么；培养学生独立探求知识的探索精神；提供当代大学生必不可少的现代观念和思维方式；开拓视野，让学生了解物理学前沿；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物理基础；了解物理学与社会、环境、能源等方面的关系，物理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有什么贡献与影响；了解科学家创造性的工作特点和研究方法，获得科学方法论的教益与启迪。

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针对这一目标，大学物理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应通过身边的物理、生活中的物理以及工程技术中的物理直到最新科学动向(如高温超导、纳米材料、反物质世界等)导入物理基础知识，应强调：

1、定性与半定量，对计算能力要求不高[2]

由于非理工科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不高，因此为了让此类学生对表现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有明确直认识，应采取定性、半定量及适度的定量方法来阐述物理学的概念、理论和规律。注重教学内容中的语言描述，降低物理学科中的定量要求，给出清晰的和较宽阔的物理图像、科学观点和思维方法，并注意将研究方法、思维方法渗透其中，以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领会了方法。[1]

2、增加物理学史的讲授，帮助学生正确理解物理原理和物理概念

每一个物理概念、每一条物理定律的形成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都少不了物理学家的科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历史行程。回顾这些物理概念、物理定律的逐渐建立的历史过程，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概念的内涵，正确运用物理定律来解决实际问题。

3、从哲学角度考察物理学的思想根基

古代物理学的理论形态实质上是自然哲学，它是未分化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把自然界当做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认识它。从16世纪起，自然科学开始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物理学开始了它的近展时期。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物理学研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辨证唯物论认为，世界上一切客观的东西都是永恒的运动和变化的，它从不把自身的理论当做一部不变结论的汇集，而看做是同样必然地要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这样的思想贯穿在物理学里，如：物理规律是普适的、场是运动变化着的、物质具有波粒二象性、能流是有方向的等等。

4、物理学方法论

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无数物理学家对物质世界的物理现象和事实进行科学实验和科学思维，在建立物理概念、揭示物理规律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研究物理学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从而产生了物理学方法论的科学。物理学的方法论是介于哲学原理和物理学理论之间，对物理学探索和物理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起指导作用的普适原理。课程中应向学生介绍研究物理学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如观察和实验、科学的抽象、理想实验的方法、类比的方法、假说和模型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数学公理化的方法等等，培养学生多维化、系统化和信息化的科学思维方式。

5、内容广而新

覆盖面要广，除了介绍物理现象、物理规律的产生、发展、应用，更要阐明物理规律之间的相互联系、物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发展和物理规律在生产实践、生活实际和科技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量扩大，知识更新速度快。物理学在近生了重大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科学，并在实践中获得了重要应用。因此课程要充分体现近代物理学的内容以及当今某些物理前沿内容及其重大应用，以便学生对最新的物理学理论、应用及科技发展动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三、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

1、教学方式

大学物理选修课不是进行系统的物理学理论知识学习与研究，而是从欣赏的角度，以科普的形式，力求轻松、有趣，侧重身边物理、生活中的物理及趣味物理，以消除学生的恐惧心理，这样学生渐入状态，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会被激发和调动起来。在教学安排上，可以不强求系统性，不严格遵循物理学发展的顺序，而是根据一些起源于物理学、现在已渗透到各学科甚至人文学科的概念、方法和技术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如航天技术、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材料科学、物理学在医学中的应用、地球系统、环境科学等。[3]

大学物理选修课的主要对象是非理工科学生，不需要讲授繁琐的理论推导过程，故传统的“边板书、边讲授”的方法不适用，而应尽量多地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4]。教师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和阅读文献，收集和制作课件、图片、flash动画、音像影视资料，做到音像图文并茂、生动直观、引人入胜地传递教学信息，以便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考核方式

与强调“理论性”、“系统性”、“逻辑性”的理工科物理不同，大学物理选修课可以不采用解题、统一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而可以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让学生查找文献撰写专题论文；撰写读书报告、课程心得体会；由学生独立完成演示实验或自我设计探索性实验；甚至分组研讨某些物理问题或口试答辩等等[5]。

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和最成熟的自然科学。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这要求课程结构要趋向综合化，文理要相互渗透。开设大学物理选修课可以弥补普通理工科物理教育的不足，对非理工科学生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具有启迪思维、萌生感悟、提供思想方法、树立创新精神和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促进作用。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徐婕，詹士昌，杨建宋. 加强文科专业学生的科学素质教育 [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2):180-184.

[2]周雨青. 东南大学文科物理教学改革的反思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0(2): 89-92.

篇12

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