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课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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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课程论文

篇1

作为课程的一个重要门类,语文在中国教育史上一直居于绝对的主流地位。而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也与人们的知识观息息相关。其中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知识观对语文教学改革影响极其巨大。

一、两种知识观的比较

近代知识观呈现出客观性、中立性、确定性、普遍性等特征。建立在上述特征基础上的近代知识观念呈现出强烈的独断性和专断性。

1.客观性、中立化的知识观念排除了认识主体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地位。真理成为了一种单纯的符合论,只有与外在客观本质相符合的认识才能被视作真理。无疑,这种知识观念假定了一个超验本质领域的存在,它是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这样真理的获得无非是一种镜式的反映过程。

绝对主义真理观念必然导致专断主义和精英主义意识。客观化的真理观念要求真理的“发现者”祛除掉价值关切,以完全中立化的立场来客观地认识世界,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然而,芸芸众生却难以摆脱自身的一己私利和偏见。这样,真理的掌握大权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社会少数精英身上。精英主义的真理意识排斥了普通民众对真理的分有权利。在绝对主义真理观念之下,现实社会分化成为全知的圣人与无知的民众之分。在此,具有嘲讽意味的事情出现了:主张客观性、中立化的绝对主义真理观却受到了权力等级话语的无情浸染。也正因为绝对主义真理观念的虚伪性,后结构主义者福柯认为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亦即“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基于现代知识观的客观性、中立性、确定性、普遍性等特征,后现代知识观明确提出反价值中立性、反本质主义、反唯科学主义原则。

2、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是与利益、权力密切相关的,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了意识形态。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卫·格里芬认为,社会对科学造成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指出:“科学是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则认为,科学与权力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科学亦施行权力,权力亦能产生知识。“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些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科学和权力相互交织,所谓的科学价值中立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事情。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知识观力图建构一种总体性的知识,但这种努力有近乎痴情妄想。它认为,外在世界处于一种破碎的状态,“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客体支离破碎的时代,那些构筑世界的砖块业已土崩瓦解……我们不再相信有什么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原始总体性,也不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有一种终极总体性在等待着我们”。不仅如此,主体也在经历着一个碎裂过程,没有任何恒久的、稳定的东西存在,一切都是短暂的。这表明,试图依靠被肢解的主体在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寻求内在本质的努力都将不可避免的失败。

这样,在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看来,没有什么西是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绝对的权威。所谓的权威、圣贤都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主观杜撰出来的东西而已。在当代课程改革中,这种知识观反映得异常明显。通过课程选择权与评价权的变化,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其内部隐含着的知识观的变革。

二、课程选择权:由“封闭”到“开放”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学校课程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进人到课程当中去,这是因为,课程是知识中的精华部分,进人课程的知识必须经过一定的选择和过滤,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一定标准的知识才能进人到课程体系当中去。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不同的知识观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就导致了课程选择标准的差异性。

课程选择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来的:(1}谁拥有课程选择的权力?(2)课程选择的标准是什么?(3)课程的选择范围有多大?遵循上述思路,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次语文课程改革进行追问:(1)语文课程的设置主体有什么变化?(2)语文课程内容的选择向度有什么变化?

(一)课程设置主体:由“国家垄断”格局,转为多层次共同开发课程的新模式

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国家在语文课程的制定中扮演的是主导性角色。1985年前,我国基础课程教材建设,基本上采用的是国家统一管理的单一模式,全国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这种全国上下“大一统”的局面尽管有利于国家对教育的控制,但很难适应各个地区的差异,造成了实际教学中的很多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在原国家教委199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中首次提出了“国家安排课程”和竺地方安排课程”,实现了建国以来课程管理政策的较大突破。但地方安排课程的比例依然很小,留给各地管理课程的余地还不大。以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中课程计划》为例,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家课程”达9 458课时,占总课时(10 162课时)的93.1%,“地方安排课时”只有704课时,仅占总课时的6. 9%,而学校安排课程则完全没有。也就是说,尽管80年代以后,国家对课程设置的权限有所放松,但是地方与学校的参与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国家仍然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教基[2001]17号)中,对课程管理的“国家主导”模式进行了较大改动,而是突出强调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并且明确规定了各级管理者的任务,即教育部主要负责总体规划基础教育课程,地方则拟订国家课程的实施计划,规划地方课程,而学校则获得了明确的课程开发的权利:“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

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的语文课程改革非常注重打破语文课程设置的一元化,赋予了地方和学校课程开发及管理的权力,力图让多种力量参与其中,以求设计出符合教育实际的语文课程。

文课程改革的这些举措表明,地方和学校正在由课程设置的“象征性主体”转向“参与性主体”,语文课程的设置正在由“完全国家课程”走向“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共存的格局。当然,在课程设置的三个主体之间的权力不是同等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必须符合国家的宏观课程政策。

(二)课程内容选择:从单一的“学科向度”到学科、社会、人本的“多元向度”

传统语文教学内容的选择非常注重“双基”,即语文基础知识与语文基础能力,在选择向度上极其关注语文学科本身的知识体系及逻辑顺序,并严格按照语文的知识体系编排教材。这种“学科向度”的选择方式的结果是,语文教材内容严格遵从学科逻辑系统,从而呈现高度的稳定性。这样做的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语文教材漠视社会的发展变化,漠视学生的兴趣爱好,以至于本来应该丰富多彩的语文课程变成了语文知识的组合,学生对语文学习毫无热情。

在语文课程新标准中,力图改变语文课程这种只面向学科自身的封闭状态,恢复语文课程的人文色彩,面向不断发展的社会,面向学生个人价值的提升。在教材的选文方面,新课程标准强调:

教材内容安排应避免烦琐化,简化头绪,突出重点,加强整合,注重情感态度、知识能力之间的联系,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选文要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可见,这次语文课程改革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向度上也有多元化的趋势,即力图避免完全的“学科向度”,而要兼顾“社会向度”与“人文向度”,既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又要促使学生关注身边的社会,提升自己的整体素养。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次语文课程改革,语文课程的设置主体、选择向度、选择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呈现出一种一致性:它们都在由一种“封闭”的特征转向“开放”,即开放课程的设置主体,开放课程的选择向度,开放课程的选择范围。

语文课程的选择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由“封闭”到“开放”的态势,这可以从知识观向度加以阐释。从知识观角度而言,传统语文课程选择的“封闭”特征是与现代科学主义知识观对“绝对真理”的推崇分不开的。绝对主义知识观具有精英主义气质,它剥夺了普通民众对真理的分有权。绝对主义的真理观反映到国家对课程的选择上,便表现为,只有少数的专家、学者才是某一个知识领域的权威人物,才可能接受国家的委托制定课程。而真正的教育实施者和接受者,教师与学生对于课程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他们必须绝对地相信课程的制定者,相信课本的知识就是本学科的精华,是最客观的、最有用的知识。而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知识在教学大纲以及教材面前是绝对微不足道的,是不应当进人到课程中去的。

后现代知识观对这种所谓的“专家知识”提出了质疑:是否专家的知识就意味着绝对的真理?在后现代知识观这里,“真理”的客观性并不存在,它所看到的是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真理只是一种话语上的霸权而已。传统知识观以“真理”的名义把知识进行了分等:最具有客观性的、可证实的自然知识在知识王国中具有最高的地位,而那些难以达到客观性的、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的知识则是没有科学价值的,或者是次级的知识。现代知识观的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课程设计中的专家霸权,导致了对生活世界和社会真实的遗忘。不管愿意接受与否,在实践当中,原有的课程设计方式在事实上压制了差异性,漠视了知识的分立性和个人性存在。

这样,课程内容应当是开放的,整合的,变革的,没有固定的、不可逾越的框架与结论,没有谁应当包揽课程的制定,也没有谁能够为课程内容设置一个固定的选择尺度。赋予地方、学校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权利,也有助于使课程更加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而课程内容选择向度和选择范围的扩大,也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多向度”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语文课程标准对传统语文课程的改革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三、课程组织权:由“紧密”到“松散”

所谓课程组织,即选入课程的知识以何种方式加以组织和实施。在传统的课程改革中,人们关注更多的往往是对内容的改革,而很少把目光投向课程的组织问题。但是,近年来,随着新教育社会学派等的崛起,人们逐渐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在本次语文课程改革当中,也十分注意在课程知识的组织方面进行改革。在语文课程新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陈述。这种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组织重心由“微观”走向“宏观”

原有的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详尽而又细致的规定,并且对教师执行教学内容的过程也有严格的控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教学大纲中,甚至对每个年级的教学篇目、课文的中心思想都有明确的“规定”。教师在教学中更多R的是“被动执行”,甚至,在“应试教育”盛行的背景下,教师必须对教学大纲具有绝对的“忠诚”,因为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与考试是息息相关的。

与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的新标准在对课程组织的控制上要明显宽松许多,课程标准的重点是对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作出规定,因此,对教材的编写、教师教学和学业评价的影响是间接的、指导性的、弹性的,给教材、教学与评价的选择余地和灵活空间都很大。从课程标准的内容上看,它所着力的部分主要是从“课程理念”与“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的宏观角度展开阐述,而很少就细小的类目进行规定。这样一来,学校与教师在课程设置和实施中的权力明显增大了。这也是语文课程所推行的“三级课程”的基本精神的反映,即要改变国家对语文课程的绝对主导地位,而让学校、教师等多种主体参与进来。

(二)打破学科本位,提倡学科之间的开放性

在过去的课程组织组织中,是以“分科课程”为基本理念的。它强调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分科课程有助于突出教学的逻辑性和连续性,有助于组织教学和评价,但是,“分科课程容易导致轻视学生的需要、经验和生活,容易导致忽略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容易导致将学科与学科之间割裂,从而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广度”。为了改变这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学科之间缺乏整合的现象,新课程标准非常注重在保留语文学科特色的基础上,使语文课程向其他学科开放。

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课程标准强调综合性学习,“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提倡跨领域学习,与其他课程相结合,这些表述表明,语文课程标准已经对过去的完全学科本位的课程设计有了完整的认识,因而比较注意强调语文学科向其他学科的开放,以培养学生完整的语文能力。

(三)注重生活化和实践性,首次提出“语文课程资源”的概念

传统的语文教学往往是围绕一本语文教材而展开,语文课程的实施也主要是在课堂中进行,在充满权威性的教材面前,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教材之外的知识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课程的组织几乎从未将它们考虑在内。但是,在语文课程新标准中提出了“课程资源”这一概念。“‘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应该说,这个概念的提出大大扩大了课程的外延。新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意识”的强调也是显而易见的:

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教科书、教学挂图、工具书、其他图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等等,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

“课程资源”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课程组织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变:日常生活知识和语文学科知识的界限正在趋于模糊或融合之中。这样,生活知识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大大丰富了语文学习的空间。这些现象表明,对语文知识进行严密区分与组织的理念已经被淘汰,课程组织呈现出由“严密”转向“宽松”的趋势。新课程标准已经认识到,传统语文课程的“科学化”倾向正是语文课程不受欢迎的原因,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显然,只有在生活世界当中,语文课程才能找回自己的价值。

四、课程评价权:从“一元”到“多元”

由于现代知识观确立了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排斥非理性在认识中的合法地位,使得评价出现了一元化、单向度的特点,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得不到张扬,内在的丰富情感得不到理直气壮的表现,这也正是传统教育被斥为“应试教育”备受谴责的深层原因之一。本次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是革除传统教学评价的这些弊端,并明确提出要建立旨在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既保留了传统评价理念的一些要素,同时也将后现代评价观的合理要素融人了其中,体现出了二者相结合的特色。概括地说,新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体现了教学评价的下列走向:

1,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传统教育评价中,“评价内容仍然过多倚重学科知识,特别是课本上的知识,而忽视了实践能力、心理素质以及情绪、态度和习惯等综合素质的考察”。这表明新课程改革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工具理性主义泛滥给教育评价所带来的危害,因此,明确指出,评价既要关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也要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使学生在情感世界和认知世界内获得同步发展。

2,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过程与结果并重。评价要“注重过程,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实现评价重心的转移”。终结性评价面对的是学生的“过去”,关注的是结果,只求学生能提供问题的答案,而对学生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些答案漠不关心,“学生获得答案的思考与推理、假设的形成以及如何应用证据等,都被摈弃在评价的视野之外”。因此,新课程的评价更为关注学生求知与探索的过程,要求教师深人了解学生的发展,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科学的探索精神,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

篇2

1.IE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性系统。

但是,这种生产性系统越来越不局限于制造类企业或物质生产部门,还涉及服务性的运作系统,也就是说IE从研究工厂活动逐步扩展为一般性的运营组织活动,进而有可能扩展、研究更广泛的人文社会活动。例如,人机工程在工业设计中的拓展中,其研究对象出现新的内涵,认为人机工程学是研究人在设计、制造和使用人造物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人机关系;此外,针对人机工程的教育问题出现了“人机工程教育学(Educationalergonomics)”的理论,针对人机工程学方法和原则如何有效应用于实际的课题,则产生了“参与式人机工程学”(ParticipatoryErgonomics)的理论与方法。

2.IE的目标是提高运作效率。

尽管现代生产运营系统越来越强调对市场应变能力(效力)的研究,但提高效率仍然是经济活动基础性的永恒主题,IE正是在关注不同的效力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相应的效率提高课题,从而形成诸多的发展主题和方向,并得到持续地发展动力。对于人文社会系统及其实践过程,社会性活动效率的持续改进和效力的设计以及适时跨越也是其关键议题,效力问题将更被关注。

3.IE的本质是持续改进,强调不断挖掘潜力、坚信“最好”的工作方法和关注最大整体效益。

永不满足的精神在更广泛社会活动的推广,将有利于有益人文活动的保持和改善以及效力系统深入的、持续的创新。

4.IE提供了一套规范性很强的专用图表工具

能够帮助工业工程师记录和分析要研究的事实提供了标准的表达形式和语言基础,这是IE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在社会行动领域有必要构建类似的、但适应自身特点的图表表达和模型工具,除了对社会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之外,更应该成为对庞杂社会科学知识进行调用的创新机制。

二、工业工程传统在社会领域的拓展

工业工程关注的主要是生产性活动,这些活动是涉及人的社会性活动的特例,并具有某些类似的特点,但相对于单纯的生产性系统,社会人文活动呈现更为复杂的特点。基于以上的分析,工业工程的研究和应用传统有可能进行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在借鉴其某些研究的框架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对人类社会人文活动或者称为社会交际行动的应用性研究,类似地会涉及人-技术-环境的分析框架。当然,研究的目标、重点以及涉及的领域知识、工具方法的发展等,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相对于生产性运作活动的研究,一般社会往活动的研究除了关注活动的效率,更强调社会交际活动的效用/效力,所以,需要将社会性活动研究的目标定义为社会活动的有效性,包含活动效率和效力优化的双重目标。在积极引入工业工程的图表表达和模型工具的基础上,发展对活动效用的描述、测量和分析的工具,会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对行动效用的关注,使得社会交际活动的研究更倾向于问题驱动型的分析思维,即首先分析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已有的知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区别于IE工具单纯的对所需解决问题的描述和分析,社会人文活动的研究工具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既是问题分析工具,还是有关问题解决的知识库,包括对各类专门知识的积累、总结和简化,以及还是一个知识的搜索和确认机制。文献[9]就尝试将人因工程学的专门知识纳入到TRIZ(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冲突问题解决机制中,提高了人因工程学的运用性,有关研究具有很强的拓展价值。发展这样的问题分析和解决工具对于解决持续涌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和交际问题具有启发性,并有利于运用庞杂的社会科学知识。此外,在社会性活动的研究中,技术因素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或者可以称之为器物因素。这类因素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工程技术因素,还包括社会性技术因素,例如,经济机制、政治平衡机制、文化传递机制、冲突博弈机制、系统涌现机制等等。并且器物因素的分析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某一因素属于器物因素还是属于人(参与者)或者环境因素的分析,需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如果有关分析只局限于参与者行为分析的范围,则属于人的因素;如果涉及到交际促进机制的研究,则需要归于器物的因素;如果牵扯到有关环境和氛围的分析,则属于环境因素的分析。这样,在社会交际环境/氛围的研究中,既包括硬性的环境、机器和工作研究,更包括软性的社会机制、氛围的研究。而且,社会性活动效果的研究所涉及的有关知识,既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知识,更涉及到各门类社会科学专门知识的运用,特别是在社会交往机制的设置研究上。

篇3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61-02收稿日期:2016-04-22

基金项目:三亚学院2015年度校级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自主学习能力’与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实施方案”(syxyjy150302)。

作者简介:陈强(1971―),男,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社会问题、中国社会转型。

2015年春夏之交,三亚学院为适应教育教学改革需要,出台了“小班授课”“缩减课时”“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参考书、组织学生讲课和讨论、批改作业和课程论文”等教学改革措施,并进行了试点。

三亚学院的教改举措针对的是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老问题: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学生学习模式大体上还是“被动学习”,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非常薄弱。三亚学院此次教改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促使教师从“以灌输为主”向“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转变,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由此,三亚学院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将有所提高,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将跃上一个新台阶。

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于2005年在先生入室大弟子、知名社会学者沈关宝教授带领下成立,开设社会学等四个专业。十年来,三亚学院社会学专业既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又强调训练学生的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努力使学生成为既懂理论,又会实践的应用型人才。十年校庆之际,三亚学院领导班子对学校的性质进行定位,将学校确定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学。应用型人才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的。三亚学院社会学专业教师队伍根据学校的要求和形势的变化,重新对社会学专业培养的应用型人才进行定位,将其确定为: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开阔的专业视野,能将社会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将来所从事的工作的专门人才。社会学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技能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社会调查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定性研究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其中,自主学习能力是首要的能力,因为学生只有养成了自主学习能力,才能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学会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涯,明确自己需要培养的其他各种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们需要改革社会学课程教学,改变原来的教学模式,建立一个新的模式。

一、重新设置课程体系,明确课堂教学的目的

三亚学院社会学专业目前的课程体系设置的指导思想是以向学生传授社会学理论知识为主,兼顾培养学生的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力、毕业论文写作能力。这个思路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中国高校很多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的思路都与此大同小异,可谓已经固化成为一个模式。

2015年9月,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校长林品章一行莅临三亚学院,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网络与资讯中心主任陈见生在讲座上介绍了该校根据台湾“教育部”的要求,建设课程地图的详细情况。他强调,各个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必须围绕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来展开,需要培养哪种能力,就开设哪门课程,开设的课程必须与需要培养的能力对应,这样的课程体系设置才是有的放矢的,才是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的,才是为提升学生未来的就业竞争力做准备的。台湾与大陆同源同根,不过,台湾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大陆更远一些,台湾的大学教育似乎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借鉴台湾的经验,重新设置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体系。笔者的一个考虑是:能否打破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导向,改为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主?如果做不到,至少也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与传授理论知识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是“兼顾培养学生的能力”。

既然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在课程体系设置中凸显出来,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到底社会学专业学生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能力。笔者认为,社会学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社会调查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定性研究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共十种能力。在笔者看来,这些能力将为学生学好专业、学会做人和做事、求职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应把课程体系设置与这些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把能力培养融入各门课程的设置中,分配好课程模块、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的比例,给学生充分锻炼各种能力的时间和机会。

重新设置社会学专业课程体系后,教师的课堂教学要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即不仅仅要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要把学生能力是否得到提高作为衡量课堂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学生的能力没有得到提高,那么,教师传授理论知识多么精彩、生动,我们也只能遗憾地说“这堂课是失败的”。

二、小班授课,转变教师的角色

三亚学院推出的“小班授课”系列措施,可谓顺应了时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小班授课针对的是大班授课的诸多弊端:师生互动交流不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不均等,教师难以兼顾每位学生的特殊情况(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无法“因材施教”。实行小班授课后,教师面对的学生数量少了,师生互动机会大大增加,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比较均等,教师比较容易照顾到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从而“因材施教”。

“小班授课”系列措施的第二个即为“缩减课时”。“缩减课时”的意思是减少教师课堂讲授的课时,但是,课程的总课时并没有改变。那么,节省出来的课时去哪了?原来,这些课时被用来安排学生上台讲课、讨论和辩论、去图书馆查阅参考书和相关资料。“缩减课时”后,教师不再有“足够的时间”来讲授教材的理论知识了,这倒促使教师尽量精简要讲的内容,尽量地“提纲挈领”,突出教材的重点内容和核心观点。由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原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高高在上,其角色是灌输知识和“填鸭”,是主角(学生是配角)。现在,教师“走下神坛”,处于与学生平等的地位,其角色是在传播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与学生互动交流,组织学生上台讲课、讨论和辩论并做点评,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参考书,布置作业和课程论文并批改。这样,教师更像是与学生合作,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在此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角,没有配角。

三、巧妙引导,转变学生的角色

“小班授课”系列措施的实施,既需要教师的努力,也需要学生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几千年来,中国的学生在教学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学生习惯于被教师牵着鼻子走,服从教师,学生被动地吸收、接纳教师灌输的知识。说句不好听的,学生就像是教学体系中的奴隶,因为他(她)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学生与老师不平等)。这样的教学体系与封建专制制度和专制社会是相适应的。星移斗转,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主流,这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必然要顺应民主的潮流,朝民主化方向发展,要给学生越来越多的自由,要使学生与老师平等,这就是“民主的教育”。

其实,生活在当今时代,中国大学生早就浸在民主潮流中,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活跃,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日益强烈。在大学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满足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希冀教师运用先进的、现代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因此,大部分学生对于“小班授课”是能够理解、支持和配合的,是有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当然,不排除有少部分学生仍然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小班授课”教学改革比较排斥。这就需要学院领导、辅导员、专业主任和任课教师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通过讲座、辅导、谈心等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明白“小班授课”教学改革的意义和价值。

“小班授课”教学改革将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体系和教学活动中的“主人”。何谓“主人”,学生将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学生将自己制订学习计划,自主安排学习活动,以一个“主角”的身份,积极、热情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既能专心聆听教师的讲解,又能自由、平等地与教师和其他人互动交流,发表自己的观点,也能上讲台讲课,过一把“教师瘾”,还能静静地在图书馆、资料室捧读参考书,收集资料,撰写课程论文,完成作业。

篇4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4-0038-03

目前,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逐渐受到学生的重视。不仅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把社会调查方法课看成社会学专业的基本功,而且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也同样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部分专业培养计划中设置了社会调查方法课。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的教学计划中都把“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列为必修课;其次,大学生创新实验性计划的常规性申报凸显了社会调查方法的重要性,促使学生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学习。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2007年以来,教务处每年都会组织国家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申报、中期检查、结项验收。申报成功的项目负责人、参与者在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评优等环节中占优势。所以,大学生们申报项目很积极。在所申请的项目中,社会调查类的项目占相当的比例。这促使学生重视社会调查方法的训练。在2009年10月笔者作评委的某次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立项答辩会现场,有一个新闻系2008级的学生答辩一结束就向笔者咨询关于她的立项设计方面的问题,以求改进;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践教学占相当的比例,促使老师和学生必须掌握社会调查方法的知识。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将社会实践环节计入总学时中,按照2学分计算。该课程一共是6学分(16学时1学分),其中,课内4学分,课外实践环节2学分。实践教学内容就是安排学生利用暑假作社会调查,撰写社会调查报告。2009年春季学期,社会学系的教师应邀给所有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一个年级的两千多名学生讲授过4学时的社会调查方法基本知识课。再如,重庆大学2008级学生 2009年的寒、暑假和2010年的寒假都安排了学生的社会调查。前者是假期的学生活动,后者是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作业,计3学分。社会调查的过程使学生发现了自己相关知识的储备不足,从而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学习。

但是,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课并不等于这类课程的教学效果好。如何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效果是个难题。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接受了系统的社会调查方法训练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在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进行调查、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从2004级学生的毕业论文来看,虽然大家都按照要求作了社会调查。但根据调查结果所写的毕业论文却存在很多问题。表现在:对具体单个问题或层面的分析基本没有大的缺陷,但是从文章的整体布局来看却存在较大问题。主要体现在前后文的分析思路不连贯,存在较明显的前后逻辑漏洞,缺乏一条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另外,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相脱离,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中传社会学专业的论文非常强调实证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分析都要求基于调查所得的经验资料。但是很多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都是实证资料归实证资料,理论分析归理论分析,两者缺乏紧密联系和结合。这说明,学术科研精神与方法的培养、提高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2005级学生在毕业论文选题上就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题目过大,如《关系:基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有的社会学理论色彩不浓,如《厦门市民商业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的研究》;有的存在逻辑性问题,如《新媒体与大学生择偶观》。在具体写作论文的过程中,也存在2004级学生出现过的调查结果和理论性的结论脱节的问题,如《新媒体与大学生择偶观》这篇毕业论文,作者在内容提要中写道:

当今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国已经迎来了新媒体传播时代。大学生作为“网民化”程度最大的一个群体,其包括择偶观在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的受到新媒体传播的影响和冲击。本研究采用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以随机抽样的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为例,从分析新媒体对大学生的有效影响开始,进一步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并着重从网络时代带来的西方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渗透,虚拟文化带来的冲击,公众人物对大学生的示范作用以及网络传播的消极信息产生的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新媒体对大学生择偶观的直接影响。

这个内容提要概括了全文的轮廓,但致命的问题也在于此。因为,大学生择偶观决不是仅仅受新媒体所影响的,很多其他因素(如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家庭、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价值追求等)会比新媒体影响大得多。而且,枪弹论在20世纪后半期已经被传播学界彻底抛弃了。如果还直接地把新媒体的影响和大学生择偶观联系起来,无疑会闹出简单化、幼稚的笑话。这说明,上社会调查方法课和实际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知识在某些学生那里是两张皮,是脱节的。这就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关于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的探讨。在这个探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考虑角度是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

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文化人类学”等课程的教学经历和体会,并结合指导社会学专业学生社会实践、非社会学专业学生社会调查的经验,探讨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问题。通过具体探究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必要性和途径,本文试图推进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的提高,并以此对社会调查方法的现实意义略作建树。

一、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必要性

加强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的针对性,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效果,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能力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1.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是非常必要的。兴趣是最好的学习动力、导师,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对社会调查方法课的兴趣。现在的学生崇尚效益思维,如果他们所学的对他们将来的就业、深造没有帮助,那么他们对这些学科是不感兴趣的。这也是基础类学科不受学生青睐的根本症结所在。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中,注意针对学生的需要进行讲授和引导,必然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是非常必要的。空洞地讲理论、技巧,不能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期待,这样的教学,其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3.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中,很多都设置了实践性教学环节(如社区概论)。实践教学计划的落实也是很多专业必须的条件。中传的实践教学计划总学分为30学分,除军训、毕业论文等必须完成的学分外,需要系里老师安排的学分还有近20学分。这就要求老师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以帮助学生完成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施实践教学计划。

4.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大学生必须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没有创新能力是不能实现的。而社会调查方法课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而言是最基本的条件。以下是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专业某学生2009年12月31给我发的一封电子邮件,说明了创新能力培养的必要。

冯老师:

您好!感谢老师一个学期以来给我们上“文化人类学”这门课!我和很多同学都有交流,大家觉得这一个学期下来,我们感觉到自己相比以前有了很多收获。我想这其中跟老师您有很大的关系,这门课不仅仅是让我们学到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知识,还引导了我们如何用严谨的态度去写论文,看问题,做研究……

黄 晶

5.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能力的必要

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对于训练学生科学思考、研究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现在的学生一般都很善谈,但他们的言谈往往基于自己的直观思考,缺乏严谨的逻辑性,更缺乏经验材料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调查方法课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能力有很大作用。

二、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途径

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讲授,做到有的放矢;针对学生在选题和设计、实施社会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讲授,以加深印象。这两条途径对于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是必须的。

1.针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讲授,做到有的放矢。

老师了解学生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调查方法课或相关内容的讲授,是提高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针对性的基本途径之一。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的李舒沁同学2009年12月31日曾给笔者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咨询寒假社会调查选题的问题,笔者有针对性地作了答复。这样的互动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过程中是必要的。以下是我们电子邮件交流的内容:

李舒沁:寒假里我想做一个关于民族融合问题的社会调查。我们市那儿有个南通市民族中学。那边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来在这个学校里上初中、高中,据说当地大学的学生常年去那儿爱心教学,藏中也会安排同学寄住在当地人家中。您上课讲过关于民族融合的问题,我就想做一个这个方面的社会调查。但是具体的切入点还是不太明白。老师您觉得这个选题可以吗?具体的切入点方面能给我出出主意吗?非常感谢老师。

笔者的回复:民族问题在当代中国很有研究价值。你说的调查,我想题目就定为《内地民族中学教育与藏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可以调查藏族学生怎样接受教育、接受了哪些方面的教育、效果如何。在作总体描述的基础上,从民族认同感是否弱化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民族融合范围太大了,先从这个角度做好,以后有机会再做其他的。

就社会学专业学生而言,从大一开始,老师就引导他们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主题进行研究,带着这个问题一以贯之地上社会调查方法类的课程,直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把对该主题的思考形成研究结论、见诸系统、科学、规范的科研成果,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高社会调查方法课针对性的模式。中传2005级社会学专业学生罗文宏在一次征求专业建设意见时曾经说过:他们以前在上方法类的课程时,由于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很多人都没有好好学,以为能过关就行。但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当初没好好上课,现在就没有驾御论文调查阶段的能力了,悔之晚矣。

2.针对学生在选题和研究设计、实施社会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课堂讲授,以加深印象。

以下是学生在社会调查知识运用方面的常见问题分类:

(1)选题中的问题

选题不当是社会调查、论文写作中的常见问题。以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秋季学期的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申请为例,有不少项目的选题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通过比较香港与北京电视台的饮食栏目研究两地的观念差异》(所用概念过宽、过大)、《影像调查当代中国中西部乡村教育现状――以山西省榆社县为例》(混淆个案研究和总体的关系)、《版权与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之中国网络版权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题目太烦琐,不精练、表达不准确)、《中国直销从业人员生存现状调查》(用词不当)、《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社会学研究――以中西四大快餐品牌为例》(题目过大)。

(2)研究设计中的问题

例如,关于定性研究与假设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学没有弄明白,以为所有的调查都应该追求假设和假设的验证。实际上,定性研究不应该以追求假设验证为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全面地理解调查对象。“深度访谈的目的并不在于解疑释惑,也不在于验证假设,抑或是通常所说的‘评价’。深度访谈的核心是,了解其他人的‘鲜活’经历,理解他们对其经历生成的意义。”中传2007级媒体创意专业的晏昭同学于2009年11月交的文化人类学课堂论文题目是《“在京新疆青年”文化融合过程调查与分析》,文章非常认真地呈现了她的深度访谈调查过程和结果分析。但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过分追求提出假设和假设的验证,这种研究设计使她的调查和调查的结论误入歧途,没有挖掘出定性研究的更深刻的意义。以下是晏昭同学这篇论文的摘要和提出的假设:

本文全程展示了一项针对“在京新疆青年”的文化融合过程的调查,这个调查主要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研究视角来实施。研究发现,被调查者“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冲击,融入北京文化的过程中后,会自发寻求一个同是“在京新疆人”的群体,以群体为壁垒抵抗文化冲击。同时,调查结果表明,“在京新疆青年”这个群体(文化区),还因为民族的不同分为许多小群体(小文化区)。在这些小群体中,文化之间差异很大的群体更难实现文化融合和“同化”。另外,当时环境对“在京新疆青年”的情绪影响也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研究的假设

假设一:新疆青年来到北京会遭遇到文化震惊和文化冲击,之后会进入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同化”现象出现。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会不同程度的感到孤独和无助。

假设二:“在京新疆青年”在受到文化冲击后,可能会主动寻求一个同样是“在京新疆青年”的群体,以群体作为壁垒抵抗所受的文化冲击,他们还从这个群体寻求情感和安慰。

假设三:最后,他们决定长期在北京生活之后,就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是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还是接受北京的文化改变自己。此时,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会对他们的选择造成怎样的影响?

晏昭同学作研究的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她不清楚这个趋势:实际上,“定量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假设的运用,被新一代的定性研究者所拒绝。”“定性研究者致力于一种主位的、具体的、基于个案的立场,这一立场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特定个案的特殊性上。”

(3)实施调查中的问题

在实施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过程中很好的针对性素材。例如,2009年4月底,笔者带学生到陇南调查地震灾区灾后重建的问题。有位同学非常“机灵”地在笔者和一位公交车乘客聊天的时候,跑到乘客后面,悄悄地拿起了录音笔录音。过后我对她说,如果要录音,应该征求被访谈者的同意。她说:“另一个老师说了,千万别告诉人家,如果告诉了人家,他就该拒绝接受访谈了。”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调查中体现的伦理原则问题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绝不强迫任何人参与研究,且不给参与者带来任何伤害”的基本伦理原则。知情同意应该是多数访谈调查的伦理要求。“研究者要让受试者了解他们将要去参与的是什么形式的活动,活动的性质是什么,研究的程序有哪些,研究的风险有多大,是否有什么收益或可能受到什么伤害等。”

目前,国内社会学界关于高校社会调查方法课教学效果、针对性的探讨尚不多见。本文的探究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尚需要进一步的、持续的、长久的关注与探究,才能取得更深入、更上乘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埃文•塞德曼著.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周海涛主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9

2 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2~13(第1卷)

3 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392

参考文献

1 埃文•塞德曼著.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周海涛主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2 诺曼•邓津、伊冯娜•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 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二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4 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专业2004级、2005级部分学生毕业论文

5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创意专业2007级部分学生文化人类学课社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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