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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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尽管1994年《TRIPS协定》(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同)只为WTO缔约方设定了最低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此类“最低标准”义务仍属明显过高，发展中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负担。根据世界银行贸易研究部前负责人的估计，发展中国家实施《TRIPS协定》义务的成本合计为每年60万亿美元，而这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纺织品谈判中所获得的好处。

实施《TRIPS协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开始觉醒，并有意识地组成集团采取一致行动要求澄清该协定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条款甚或修改该协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要求WTO采取措施。迄今发展中国家在《TRIPS协定》问题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TRIPS协定》虽然允许WTO缔约方在对专利予以保护的同时适当兼顾公共健康目标，但语焉不详，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依据《TRIPS协定》采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措施遭到发达国家的威胁和阻挠。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坚持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下，不但2001年《(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明确承认“《TRIPS协定》没有也不应该妨碍各成员采取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而且2003年WTO总理事会各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的《关于实施(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也承认WTO缔约方有权实施强制许可、有权决定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据理力争，要求在《TRIPS协定》中新增有关遗传资源的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内容，以便保护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不被“生物剽窃”。

在推进WTO知识产权多边谈判遇到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起初采取了将谈判场所转移至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同)的策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在WIPO中也齐心协力地提起了“发展日程”，发达国家遂将谈判场所再次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之下：迄今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或其集团都开始纷纷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或者贸易协定的方式，规定比《TRIPS协定》义务还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其在多边谈判框架下原本无法实现的谈判目标。

二、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双边谈判框架并非进行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理想场所，原因在于：首先，在这一框架下，双方的谈判实力更加失衡。不言而喻，多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组成集团、采取一致立场的方法显著增强自己的谈判实力，而双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却只能单独面对强大的发达国家。同时，因为许多非政府组织都对WTO等多边框架下的知识产权谈判非常关注，在此类框架下谈判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还能得到国外非政府组织的道义支持、舆论声援和技术支持，而双边谈判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外国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机会大大减少，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其次，双边谈判框架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权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在WTO多边谈判框架下，由于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有权要求并且能够获得相应优待，但双边谈判框架却奉行严格的互惠原则，发展中国家原则上无权享受特殊待遇。

由于上述原因，晚近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双边投资协定的时候，已经成功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了《TRIPS协定》弹性条款所赋予的政策空间(policyspace)，开始接受高于《TRIPS协定》义务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鉴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对通过双边谈判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一事最为积极，其所签订的相应条约中的规定也最为典型，本文以下将以美国晚近所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分析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本文认为，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向双边谈判框架下的转移主要在如下三方面导致发展中国家被迫放弃《TRIPS协定》弹性条款赋予自己的政策空间：

(一)在一般的专利保护事项方面

1、延长专利保护期限。《TRIPS协定》第62条第2款虽然要求WTO缔约方在专利审查过程中不得拖延，但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其第33条也只简单地规定专利的保护期限应为自申请：之日起20年，因此，发展中国家本无义务因为审查推延的原因对专利权承担更多的保护义务。然而，美国晚近与新加坡、智利、中美7国、摩洛哥、巴林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却规定，如果一国专利主管部门在专利审查过程中拖延时间，那么，经专利权人申请，该部门应该延长专利保护期限以弥补所拖延的时间。同理，如果一国销售审批部门在对专利产品的销售申请进行审批过程中拖延时间，也应该通过延长专利保护期限的方法予以弥补。

2、对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授予专利。《(TRIPS协定》第27条第1款只要求WTO缔约方应该对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予以专利保护，并没要求其对现有产品的新用途作为发明予以专利保护，因此，发展中国家本可对申请人所发现的已知产品的新用途不授予专利权。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政策空间，美国与摩洛哥、巴林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规定，缔约方有义务对使用已知产品的新方法给予专利保护。

3、禁止专利权国际用尽。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中对专利权的权利用尽问题分歧严重，前者主张国内用尽，后者则主张国际用尽，《TRIPS协定》只好承认各国有权按照自己的理解处理这一问题——其第6条规定：“就本协定项下的争端解决而言，在遵守第2条(知识产权公约)和第4条(最惠国待遇)规定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用于处理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问题。”为了不给发展中国家主张专利权国际用尽的机会，美国与摩洛哥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规定，至少在专利权人不允许平行进口的情况下，一国应该奉行专利权的国内用尽的原则。

4、限制专利权的撤销理由。《TRIPS协定》并未明列专利权的撤销理由，其第32条仅指出：“对任何有关撤销或宣布一专利无效的决定应可进行司法审查”，这就使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本国专利法中的专利撤销理由。为了褫夺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权利，美国与新加坡、智利、中美7国、摩洛哥、巴林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一国所确定的专利权撤销理由仅限于两类：其专利法中的拒绝授予专利理由，欺诈、虚假陈述、不公正行为。

(二)在发展中国家获得药品的能力方面

1、要求后者承认“数据专属权”(dataexclusivity)。现代各国的通例是，一种新药开发以后，必须经该国药品管理部门批准才能在市场上销售，为此，医药公司需要通过临床试验的方式证明其药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将相关实验数据提交给药品管理部门。《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虽然要求WTO缔约方对于此类数据予以保护，以防被“不正当的商业使用”或者被“披露”，但并未要求同时赋予相关医药公司对该数据的独占权(也即所谓的“数据专属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允许本国根据强制许可协议生产仿制药品的医药厂商利用此类数据向药品管理部门申请上市批准。为了阻止发展中国家利用《TRIPS协定》的这一政策空间，美国与新加坡、智利、摩洛哥、巴林等国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新药开发者对其向一国药品管理部门提供的上述实验数据具有独占权。受该规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小医药公司即便获得药品专利的强制实施许可也必须首先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重新进行临床实验，并只有在实验结果合格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药品上市批准，故发展中国家及时获得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仿制药品的能力被大大削弱。

2、限制药品专利的强制实施许可的适用理由。2003年WTO《关于实施(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曾经确认，WTO缔约方有权自行决定其对药品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实施强制许可的权利，美国在与约旦、新加坡等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规定，一国只能基于如下三个理由对药品专利进行强制实施：对经行政或者司法程序确认的垄断行为提供救济；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进行非商业性使用；出现全国紧急状态或者其他极端紧急情况。

(三)在对生命形态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TRIPS协定》第27条第3款规定，WTO缔约方可以不对“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除非生物和微生物外的生产植物和动物的主要生物方法”提供专利保护，但必须对植物品种予以知识产权保护，其方式可以是专利，可以是某种“有效”的特殊制度，也可以是这两者的组合。植物品种培育属于生物技术的范畴，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力量薄弱、未开发植物遗传资源丰富，通过严格的专利制度保护植物品种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植物遗传资源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护，所以，WTO中的发展中国家缔约国大都按照《TRIPS协定》的授权，选择通过植物品种保护法这一特别法的形式对植物新品种予以保护，育种者由此享受的知识产权即为所谓的“育种者权”。《TRIPS协定》只要求WTO缔约方所采取的保护植物品种的特殊制度是“有效”的，对此类特殊制度的具体设计、保护标准并未做任何要求。为尽量减少植物品种保护给本国造成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多在植物品种保护法中采纳较低的保护标准，并将“农民权”规定为育种者权的例外。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方面，国际上存在一个高标准的植物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以下简称UPOV)，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多边谈判框架下极力主张，《TRIPS协定》所言的“有效”特殊制度就是UPOV(尤其是其1991年文本)中的相应制度，但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公认。为迫使发展中国家提高对植物品种的保护标准，在与新加坡、中美7国、智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美国成功地将UPOV1991年文本所确定的植物品种保护标准纳入相应协定中，并规定对方国家必须加人UPOV1991年文本。更为出格的是，美国与摩洛哥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甚至规定，摩洛哥不但必须加人UPOV1991年文本，而且还必须对植物予以专利保护，这就将发展中国家通过特殊制度保护植物品种的选择权都剥夺了。

根据美国2002年《两党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相关规定，美国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目标是，确保美国所签订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美国法”中的相应标准类似，这意味着在与发展中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的本意就在于不顾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实际情况，迫使后者承担严重超过自己负荷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如上所述，在美国近几年所签订的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中，其的确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由于美国一直注意在自己所签订的各自由贸易协定之间保持一致，因此，上述美式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压缩《TRIPS协定》预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的现象并非仅是个案的、偶发的，如果此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为了能够打开美国特定领域的市场、甚或仅仅为了与美国修好就盲目签订此类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则不但其自身将受到损害，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因为国际知识产权标准普遍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原有整体立场无法维持而终被殃及。

三、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如下四方面的对策：

(一)加强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增强谈判实力。发达国家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将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下，南北国家之间谈判实力不均衡的局面更加明显，这是造成晚近发展中国家在双边知识产权谈判中过分让步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应尽快加强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使得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就敏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是《TRIPS协定》中的弹性条款问题能够形成共识甚或共同的约束性规则，这样，该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在单独与发达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就可以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必要的集体后盾，从而有可能坚守住《TRIPS协定》预留给其的政策空间，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

(二)积极支持同情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尽快协助其建立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如上所述，目前同情发展中国家立场的非政府组织仅对WTO、WIPO等世界性的多边知识产权谈判关注、参与较多，处于双边知识产权谈判中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得不到非政府组织的道义支持、舆论声援和技术支持。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发展中国家需要改变消极等待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同情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尽快协助其建立区域性网络。这样，不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进程将得到非政府组织的推动，而且，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充分参与到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实力。同时，为了给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创造必要条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特别注意确保区域合作谈判和双边知识产权谈判的透明度。

篇2

美国公司希望中国制订一部全国性法律，象广东省颁布的一项法规那样，对造假和侵犯知识产权处以更高罚金，而且规定更多实施细则，由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版权局及公安局负责实施。目前中国急需统一全国各省各类侵权案件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实施细则及罚款数额，尤其是假冒和盗版案件。

造假

美国商会敦促中国政府修改现行的知识产权法规和《刑法》，加强政府和知识产权所有者所能运用的打假措施。应修改刑事责任的标准以利刑事诉讼，还应提高行政/民事案件中的赔偿标准，使知识产权所有者能更多地收回其行使权利的成本。此外，如企业界同时采取民事和行政措施来打击假冒行为，效果会更好。

版权

中国的《版权法》必须修改才能与世贸组织相关原则相一致。美国商会敦促中国政府加大实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艺术家和唱片条约》的执法力度。

在软件行业，目前中国尚未制订针对企业最终用户盗版行为的明确办法。美国公司迫切希望国家版权局就如何解决这一严重问题规定。

目前，外国版权所有者如希望经由行政渠道解决侵权问题，仍然必须通过中央级的国家版权局。这引起外国公司的关注。外国版权所有人应该象国内所有人一样，有权向当地版权局投诉，要求查处。

专利

在制药行业，中国承诺要实行专利行政保护，但有些美国大公司却未能享受这种行政保护的所有实惠(见本书第83页，《制药业》部分)。

执法

外国公司期望中国政府确保地方警察、检察和行政部门(版权、商标和专利)配备足够人员，使之训练有素，以对付日益增加的侵权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规定地方检察院不再受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犯罪案件，这使得侦查侵权案件的责任主要落在地方公安局头上。外国商界对此表示关注。虽然有迹象显示公安部可能会设立侦查侵权的特别部门，但通常外国知识产权所有者无法请到他们来侦破案件。

基层执法的困难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执法官员不愿或不能对侵权人处以具威慑力的处罚、以及刑事案件很少得到。如中国能针对这些问题制订新的法规和政策，那么外商对中国的信心就将大大增强。

域名纠纷

互联网域名盗用是一个新的知识产权问题。行政当局和法庭需要制订更具体的标准来解决域名纠纷。解决纠纷的机制应明确规定盗用域名一经证实确属欺骗，就将被注销。

使用费的汇出

最近外商极难汇出正版知识产权产品的使用费。美国商会会员公司对此表示关注。之所以很难汇出是因为国家外汇管理局通知，要求银行审查与知识产权许可证的登记和审批有关的文件。遗憾的是，经验表明主管部门很难——有时根本不可能——及时处理所提交的文件。

正版软件的进口

中国外贸官员常常将外国软件商的软件许可视为技术进口，同其他类型技术进口一样，要经过同样的登记和审批程序。然而，判定软件许可是否需外贸部审批的标准并不明确，而且软件许可的审批程序通常也不可行。

为了消除软件许可进口法规的不确定性，美国商会建议为软件许可的进口制订专门的标准，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技术进口。另外一个办法是全部取消审批规定。

中美世贸组织有关内容：知识产权

中国同意一加入世贸组织就遵守乌拉圭回合《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议》。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议》签订于1995年，反映了关贸协定成员国对日益增长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关注。该协议详细列出如何减少侵权及跟踪执法的机制。

篇3

目前国际上出现的反知识产权思潮，在否定知识产权正当性的过程中，往往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垄断特性出发，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从伦理角度大加挞伐，从道德维度对其进行指责。无可否认，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人为设定的，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依据澳大利亚法学家布拉德•谢尔曼，英国法学家莱昂内尔•本特利的观点，知识产权的演进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的依据是洛克的劳动财产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依据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前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付出了劳动，而这种劳动是创造性的、全新的，我并没有拿走属于公众的东西，所以我付出了智力劳动的产品，应当成为我的财产。

但是，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思维转向了智力劳动的产品本身即是否有价值，是否对社会公众有益，智力劳动仍然是该对象的前提，但它已经不受重视了。这个转向造成的结果是道德因素被逐渐弱化，效率因素逐渐扩张。因此，前现代知识产权的逻辑结构是“知识+道德”，而现代知识产权的逻辑结构是“知识+效率”。至此我们发现，知识产权制度性之论争，从哲学层面上讲实质上就是“权利”与“功利”之博弈。

二、知识产权正当性论争理论之缺陷

(一)劳动财产理论基础及缺陷168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撰写的政治论文《政府论》一文中提出了上帝赋予人类与生俱来的三项基本权利: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在这三项基本权利中，财产权是最为核心也是最富有特色的部分。洛克的劳动财产论认为，人们应该拥有通过自己劳动所产生出来的物品。［4］1该理论作为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根据经常被引用，但作为知识产权发源地的英国，最初并不是从洛克的劳动财产论中寻找依据的。英国的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的财产权时，最初试图从罗马法中寻找支持依据。不幸的是英国的学者并没有从中找到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依据，因为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一个人只有通过占有或者先占才能取得对无主物的所有权。［5］24－27由于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多一个人享用，不会影响他人的享用;具有非排他性，一旦公开，就无法控制他人享用。如果给知识界定产权，权利人必须首先公开，与别人交流，才能确定产权的边界，而一旦公开，其他人立即占有了权利人的知识，因此通过先占给知识界定产权是困难的，也就很难将其划归到财产的范畴。于是文学财产的支持者便把焦点转移到劳动上来，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正好给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论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洛克认为占有事物唯一正当的办法，就是直接从自然，从“万物之母”，而不是从他人那里得到它们;要使共有物成为自己的，唯一正当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它。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所有者，因而他通过自己的肉体的工作亦即劳动而获得物体，他理应成为该物体的所有者。因此，如果一个人将他的劳动，即使只不过是采摘草莓中所包含的劳动，结合在没有主人的物体之上，那些东西就成为他所独有的财产，劳动乃是与自然权利相符合的唯一的占有财产的资格。

洛克关于因劳动而享有产权的思想进而决定产权归属为文学财产权寻求正当性依据，提供了支撑，也成为知识产权最初的正当性根据。洛克认为，只要自然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与处于共有状态的某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取得了该物的所有权。这种说法将劳动与财产关系过分简单化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21世纪是知识财产攻防的关键时代，知识财产的攻防战略，不仅是企业，也是一个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由于知识产权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各国纷纷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战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知识产权体系日益出现扩张化的趋势。知识产权体系在日益扩张化的同时，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作为知识产权正当性理论支撑的劳动财产理论，在面对此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其本质就是私权神圣，对于劳动者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无形财产，劳动者可以随意处置，这是上帝赋予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但是，在一些涉及人类共同福祉的领域，比如医药领域，面对一些困扰人类多年的顽疾，诸如癌症、白血病、艾滋病，我们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授予该治疗方法以专利，而是如何挽救那些饱受恶疾折磨的痛苦患者。因此，如何调和知识产权私权属性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劳动财产理论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正如格劳秀斯指出的，通过占有而产生私人所有权应当具备一个事实上的前提，即占有物必须具备一定的边界，私人能够通过自己的物理力量占有它。因为一个无形物体本身的边界无限扩大时，私人要想通过劳动来确定其对这个物体的财产权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二)功利主义基础及缺陷功利主义可以溯源到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论著，但功利主义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是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他详尽且系统地完成了功利主义的学说。［8］功利主义学说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形成了激励理论，即通过赋予发明者所享有对发明的独占排他性权利，以便其被广泛利用，从而促进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发展，进而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福祉。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功利主义包括三个方面:后果主义、福利主义、总量排序。后果主义是指对于行动、规则、机构等所做的一切选择都必须根据其后果来评价。福利主义指的是对于事务状态的评价根植在每种状态各自的效用上，它不直接关注诸如权利、责任等的实现或违反。如果把福利主义和后果主义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每一项选择必须按照它自身产生的效用来衡量，也就是说任何一项行动都要按其产生的后果状态来评判，而后果状态要按其效用来评价。总量排序，指的是把不同的人的效用直接相加而得到总量。

功利主义是一门实用主义哲学，与形而上的注重追求人类终极价值不同，它体现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怀，评价真理的标准是观察其实际效果如何，强调真理在经验上的可行，因而迅速成为目前知识产权正当性依据的主流观点。纯粹以功利视角研究知识产权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功利主义由于追求的是总量，而忽视了个体的不平等，因而遭受了许多反知识产权学者的批评。比如列车难题:假设有一列车正在高速行驶，你是此列车的车长。如果继续行驶，将会导致5人丧生;如果换轨，便能救回该5人，可是又会导致1人丧生。面对此问题，如何选择?基于功利主义，其答案不言自明。以功利主义理论为支撑的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存在着这种选择。不管怎样选择，都会陷入一个两难的选择。我们可能对普遍的幸福感兴趣，但我们不仅关注总量，而且也关注幸福的不平等程度。

篇4

1.1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意识淡薄由于我国高等院校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时间较短，我国高校领导层和一般管理者中的大部分人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知识产权教育与培训，传统观念和意识还存在于高校相当一部分领导、一般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的头脑中。他们对知识产权的深刻内涵缺乏真正了解，对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认识不足，意识薄弱。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一直把数、科研项目数、科研经费数、鉴定与获奖成果数等当作科技工作要求的主要方面，而且往往把这些指数作为教师职称评定、晋级奖励、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在这种“重成果轻专利”的政策导向下，教师们申请专利保护的敏感性差，缺乏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偏重学术水平的评估，轻视经济效益的发挥。科研成果一般以、成果鉴定、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公诸于众，使其丧失了作为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新颖性而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与此同时，又使得大量的科技成果免费被世界各国使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2知识产权的管理工作疏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仍有部分高校没有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机构，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没有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知识产权工作大都由科技处管理人员兼管，这样做不仅严重影响了科技人员申请专利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的知识产权的健康开展。另外，这种相互脱节、互不协调的运行机制，出现了管理上的混乱和漏洞，形成了知识产权流失的“暗道”。如高校大量教师通过跳槽、考博、留学、访问等途径离开原学校，谋求新的发展，而将所掌握的技术资料、图纸、成果、软件等带到新单位;大量硕士生、博士生、访问学者，在校期间参与了导师的科研工作，离校时将有关技术秘密直接或变相地带走;一些高校中有相当比例的教师和科技人员在技术服务和社会兼职活动中，为了一己私利，将技术秘密非正常地转移到兼职单位;有的把职务发明当作非职务发明进行专利申请等等。

1.3知识产权政策导向滞后政策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调动科教人员积极性的问题，现在的激励机制力度不够，有些政策只是写在纸上没有落到实处没有使那些从事专利技术转化的人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中得到应有的回报。[2]目前高校科研人员的收入主要有工资、岗位津贴、各类头衔津贴、各类奖金、科研奖励和社会服务收入(如担当各种鉴定会、评奖会、课题立项评审会、评标会等)。以上各项收入都是与职称挂钩的，而职称的评、聘等都需要看发表的论文数、出版的著作数和科研奖励的级别等，均与专利无关。据有关部门统计，科技成果是目前大学教师普遍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它与科研人员的住房问题以及福利待遇等多项利益紧密相关，而这些利益的获得很少与专利工作以及专利技术转化挂钩，严重地影响了科研人员申请和从事专利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在专利技术转化方面，应尽快制订一套足以调动教职工从事专利技术转化工作积极性的政策和措施，确保专利技术转化者能够从中受益。

1.4管理经费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按照有关规定，我国各高等院校应该设立专利基金，并对获权专利给予一定的奖励。但是，我国高校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有些高校设有专利基金，却也是严重不足。我们知道，从专利的申请到获权后的维持都需要交纳一定费用，这就需要足够资金的支持。而我国高校目前普遍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经费，近年来高校专利权提前中止的现象屡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维护费用严重不足有直接的关系。由于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的专项基金，一些本该申请专利的高科技成果丧失了专利制度的保护，丧失了国际竞争性。另外，我国一些高校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无视市场导向，忽视对专利文献的检索无法了解和把握国内外最新技术水平的发展动向造成研发转化与市场的严重脱节，加之一些高校教师申请专利时只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致使科技成果实现真正意义上转化与产业化的比例低，且应用前景不佳。

1.5知识产权人才缺乏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范围很广，涉及面宽，情况复杂，且专业性、法律性非常强。这就要求我们的高等院校要有一批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者，但我国高校却普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国多数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是由学校的科技处代为管理，一般没有配备接受过正规知识产权教育和培训的专业管理人员。这样，兼职管理人员运用知识产权知识的能力和水平较差，也就必然造成了知识产权各环节管理的失衡。这些管理失衡、各种法律关系处理不当、各方权利义务不明确就直接导致高校知识产权的严重流失。

2加强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对策

高校是知识产权的密集之地，曾经有人统计，今天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科技成果有70%来自于[3]高等院校。在知识产权日益成为现代化国家立国之基的背景下，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针对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借鉴国外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成功经验，制定确实可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对策，已是我国高等院校迎接新挑战、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整体综合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2.1大力强化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意识观念意识问题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针对我国高校目前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观念模糊和意识淡薄的现状，我们应大张旗鼓地在全国高校范围内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宣传教育。通过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一方面增强保护和管理好自己知识产权的意识，另一方面强化尊重和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观念。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宣传教育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利用校报、学报、电台、电视台、宣传栏、墙报、校园网等，还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和学习班以及开设必修课的形式，广泛宣传普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知识及知识产权管理知识，并进行典型案例教育，全面提高我国高校师生员工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观念和水平，强化其竞争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2.2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鼓励高校科教学人员申请专利获取自主知识产权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高校要制定符合本校实际的知识产权创造激励政策从制度上扭转那种重论文和报奖、轻专利的思想，把知识产权创造纳入到科研人员业绩考核中，与职称评定相结合，与岗位津贴相结合，与成果奖励申报相结合。教育部门在各种检查评估指标体系中也要逐步增加专利项目的比重；高校要对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科教人员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撑。教育部第3号令《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中指出“：高等学校应拨出专款或从技术实施收益中提出一定比例，设立知识产权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补贴专利申请、维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费用。”建议各高校设立知识产权工作专项基金(经费)，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将具有创新水平的成果及时申请保护，取得自主知识产权。

2.3加强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知识产权管理队伍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知识产权人才的竞争。因此我国高校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首先，我们要有培养知识产权人才的专门机构。，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要开办知识产权学院或知识产权系，有计划地、系统地、正规地培养知识产权方面的专门人才。在其他一些高等院校本科教育中，应开设知识产权课程，使我们高校学生普遍具备知识产权方面的基础知识。其次，我国高校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人才的引进工作。我们既可以从国内的一些法律机构、管理机构中引进知识产权人才，还可以从国外引进这方面的人才。再次，加大对现有知识产权人才的培训力度。我们可以通过开办讲座、集中学习、到专门知识产权院（系）进修等方式对现有高校的知识产权人才进行教育、培训。最后，大力开展国际间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合作与交流。使我国高校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与国际潮流相融合，以此共同推进人类知识产权事业的创新与进步。

摘要：高校是我国知识创新、传播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力军，目前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中主要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意识淡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疏漏；知识产权政策导向滞后，管理经费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知识产权人才缺乏，知识产权流失严重等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这些对策包括大力强化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意识；建立健全高校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知识产权队伍等。

关键词：高校知识产权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通知[Z].国发[2008]18号，2008206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