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人类社会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化学人类社会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9-011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9.058 [本刊网址]http：∥

数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的空间模型、结构形式、数量关系的学科，是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同时，数学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与极高的人文价值。数学家郭思乐说过，“数学教育的根本意义，是在于发展人类自身”。因而，在高校数学教学中，不仅要重视数学的科学价值，还要重视数学教学的人文精神，要将数学知识教育与数学人文精神培养完美结合起来，以培养全面发展的数学人才。

一、高校数学教学中人文素质培养的现状分析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基本态度以及发展程度，它是与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等相对应的价值范畴。人文素质体现为一种为人处世的“价值观”与“人生哲学”，是人具有的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系统所反映出的精神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的优秀文化、科学知识、人文精神等内化为学生的人格品质、人生修养、内在气质等。高校数学课程主要有《高等数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念与数理统计》等，这些课程是理工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对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数学精神、数学审美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高校数学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并不容乐观，许多教师忽视人文素质培养，导致学生的人文精神缺失。

第一，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泛滥，教育偏离了传播文化、开启心智、引人向善的内在本质和价值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成长等被忽视，学生的精神生活、道德信仰、个性特长、人格理想等被漠视或践踏。数学教学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被扭曲、被异化、被的“命运”。比如，许多高校将数学教学变成了知识学习、习题演练、考试训练的机械过程，忽视了对数学精神的挖掘，也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导致许多学生“谈数色变”，对数学课程毫无学习兴趣。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习数学有何意义，也不知道数学课程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何帮助，只是为了考试及格、挣考分而学习，根本感受不到数学学习的乐趣。

第二，忽视人文素质培养。在高校数学课程中，人文素养既不是教学大纲的重点内容，也不是考试或考查的知识点范围，因而，许多教师将人文素质培养看成了可有可无的教育内容，忽略了人文素养教育。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数学课程和数学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比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所写的，“我有一壶酒，携着游春走……借问此壶中，当有多少酒”，该诗歌就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这样的例子在高校数学教材中数不胜数，有待数学教师的发掘和运用。有些教师认为，数学课程比较难，能够掌握数学知识、理解数学方法已很不容易了，无暇顾及人文素质培养。此外，许多学生认为，人文素养是文科教学的重要内容，与数学课程并没有什么联系。比如，对于数学教材中的数学家故事，“数学王子高斯因为拿错作业……画出一个正17边形”，许多学生对此一笑了之，并未认真体会故事所蕴含的数学精神与数学意义。

第三，学生缺乏数学兴趣。数学是一门抽象性强、逻辑性强、枯燥难懂的课程，许多大学生缺乏数学兴趣，不热爱数学专业，不愿上数学课。此外，由于高校对数学课程的重要性宣传不够，不能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很多学生不愿选择数学类课程为选修课，不愿参加数学建模竞赛。调查表明，仅有42%的学生表示能够听懂数学课并且对数学课程有兴趣，仅有12.3%的学生能够说出十位伟大的数学家，有9%的学生表示愿意选修数学课程，有1.5%的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可见，学生对数学课程缺乏学习兴趣。

二、在高校数学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的意义

（一）渗透人文教育是学校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育的功利性与实用性不断凸显，导致学校教育的缺乏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也导致许多学生精神空虚、缺乏信仰、心理失衡，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盲目崇拜奢华生活。这些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应将人文素质培养融入学科教学之中，将科学发展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数学科学源于现实生活，也是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与浓缩，在数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不但能使数学教育更生动、更形象，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学生深刻理解数学学科的社会意义、内在价值等，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渗透人文教育是改善数学教学的重要途径。第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数学精神是理性主义、逻辑思维的集中表现，正是这种数学精神使人类的思维能力逐步提升。在数学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精神，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判断能力等，提升学生的思维素质。第二，有利于改善高校数学教学效果。数学有着逻辑性、抽象性、严谨性等特点，需要用缜密的数学推理证明数学规律，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数学现象，这些决定了数学学习是一种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脑力劳动。因而，许多学生对数学课程产生了厌烦与抵触情绪，也导致高校数学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在数学教学中开展人文教育，有助于化解学生对数学课程的抵触情绪，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第三，有利于引导学生感受数学之美。数学是美的王冠上最耀眼的宝石，它不仅有形式美、内容美、严谨美，还有语言美、方法美、逻辑美、创造美。同时，数学之美还在于对客观世界的精准描述与逻辑表达。数学家克莱说过，“音乐能激发或抚慰情怀，绘画能使人赏心悦目……数学却能提供以上一切”。在高校数学教学中，开展数学人文知识教学，能够引导学生感受、体验、创造数学美，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操。

三、高校数学教学中开展人文素质培养的途径

（一）挖掘数学中的人文知识。数学不是纯粹的符号、数字和图形，而是包含和负载着丰富文化气息的科学。挖掘数学中的文化精神，既能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数学理论知识的有效途径，也能激励和鞭策学生奋进的重要精神力量。因而，在数学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挖掘数学教材中的人文气息，让已经标本化的数学知识复活。如在讲解函数极限时，教师可以讲述大数学家柯西的数学思想：怀着严格化的明确目标，将无穷小或无穷小量定义为以零为极限的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严谨而完整的体系；阿基米德在生命危急关头还沉浸在数学研究中；欧拉双目失明后还在坚持数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以至于他去世后许多年他的论文还在报纸上持续发表。

篇2

一、交叉学科的本质及研究意义

在剖析交叉学科现象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学科的定义。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路甬祥的说法: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简单机械地拼凑，而是依据学科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和渗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各个学科间“有机的融合”。一般说来，学科交叉过程中的诸学科都是要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化的科学结构里的。现代科学结构包含了传统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可分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综合科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空间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灾害科学等及其衍生科学)、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等)和在上述三类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科学。通常交叉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大体上可分为“大交叉”和“小交叉”两大类:前者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远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后者是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近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如自然科学内部、技术科学内部或是人文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归纳时切不可过于拘泥学科的性质。著名刊物《第欧根尼》中所选论文就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学科交叉，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间的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计量学等传统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具体说来，当代学术界的交叉学科群落既包括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城市美学、犯罪心理学、开放经济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文艺法学、知识管理学、虚拟人类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小交叉”研究的论文，也包括像经济物理学、时间经济学、视觉人类学、工程法学、社会工程学、科学社会学、工业设计、环境艺术、城市生态学、空间法学、媒体艺术、生态行政学、知识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社会运筹学、网络社会学、航天医学工程学、电子政务学、交通美学、古生物考古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石油金融学、世界睡眠医学、药物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社会学、市政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水文社会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边缘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因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群的衍生而导致的学科进化的趋势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意蕴和时代精神。从本质上说，学科交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事物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动态性的“无序”或“涌现”现象。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科学或学科发展的“无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暂时的、个别的。“无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突破。学科的界限并不重要，关键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成果。因此，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在［3］。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径。美国科学学专家夏皮尔提出的“域”理论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交叉学科的性质很有助益。夏皮尔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将特定的对象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特定的、孤立的研究专题称之为“域”(domain)。这种“域”大体相当于学科研究的领域或跨学科的领域和研究课题。因而，所谓的科学发展就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增加减少或删除合并的变化上。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学科交叉现象的产生。科学也由此被内在地划出大小不等的界限来［4］。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丛生的科学领域里。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百余年来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该奖普遍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如果以二级交叉、三级交叉为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奖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5］。这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超导物质与理论、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跨学科的领域及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必须将发展交叉学科视为国家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时至今日，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已无须赘言。

二、人文—社会认识论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历程是跟人类知识的发生与增长的过程相应的。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康德、休谟、笛卡尔、培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为提出和完善古典认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汉斯•莱辛巴哈，以及狄尔泰、伽达默尔、舍勒、曼海姆、舒茨、卡尔纳普、德里达、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则为认识论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应该说，他们的认识理论在试图解决现代知识增长问题和科学精确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认识论理论资源和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交叉学科的本质不无益处。所谓“人文—社会认识论”是指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认识论取向。它对解释和理解在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间、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三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具有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这是一个笔者首次提出的将人文认识和狭义的社会认识融合或整合起来的一个新概念，比以往的“社会认识论”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的事实，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合一特质。从学科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点的分布来看，诸如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历史学、文化研究、元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特质。但是，长期以来或者不很认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或者将其简单地归并于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缘研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概念，并指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将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所做的思考，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当然，以其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拓展其整个认识论的逻辑，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取决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过程。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发生心理学的味道。为此，他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正题法则科学”(即探索“规律”的科学，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二是“人文历史科学”(主要是以重现和理解时间长河中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活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三是法律科学;四是哲学学科［6］。以人类学为例，它也必须遵循人文科学认识论。比如，人种学和认知人类学以及文化技术学都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认知领域的学问［7］。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比较认识论的范畴。人文科学还必须具有一种能把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关于理论的知识联系起来的主题意识，这一点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的主题意识乃是指向社会认知过程的。它的核心议题是根据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和社会认知科学而分析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知识与经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认识论研究室主任伊利亚•卡萨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尔纳普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其知识要素是由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认知条件三者所决定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社会知识来源的作用。古典认识论突出了社会客体，将知识置于研究的重点。相反，对来自于主体的知识或者视为一种阻碍，或者视为主体的基础［8］。诚然，作为一种社会决定的现象的知识问题，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类学、传播与符号学、社会与制度等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人类社会本质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理论所关注的意涵。这一切在维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顿、普里查曼、格尔茨、加芬克尔和卢曼等人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现。

三、科学—技术认识论

篇3

    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来,新一轮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此次高中历史课程改革“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原则,构建了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历史课程体系”。以培养中学历史教师为主的地方高师院校应针对这一变化进行改革,构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一、新课改后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

    (一)模块加专题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结构特点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不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而采用“模块”加“专题”的课程结构,建立起注重基础与综合、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并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的历史课程体系。三个必修模块,分别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六个选修模块包括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等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及相应的学习内容。每一“模块”由6~9个围绕一定主题、具有相近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学习专题组成,在内容上体现了历史的时序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等历史学科的特点。

    (二)综合性和时代性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内容特征

    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再像过去强制地把某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划为必修或选修,而是根据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根据历史学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确定新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仅继续重视政治史内容,而且加强了思想文化史、文明史、社会生活史、科技史和教育史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内容,如“人类起源之谜”这一内容,既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又离不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包含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

    同时,高中历史新课程增加了不少与时代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内容。如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等与社会进步和学生经验相联系的课程内容。而六个选修模块课程的设置,旨在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突出变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地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成为时代的需要。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来高中历史课程没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缺陷,增加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梭伦改革”、“中世纪天主教的地位”、“玛雅文明的消失”等内容。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增加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内容。在高中历史必修模块总共25个专题中,世界史有11个专题,占44%;选修模块总共41个专题中,世界史有28个专题,占68.3%;在必修和选修总共66个专题中,世界史有39个专题,占总专题数的59%。在高中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二、现行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与中学历史课程体系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主要是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文件构建的,该文件规定师范历史专业的主要课程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社会生活史、版本目录学、训诂学、史源学、史学论文写作、历史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这种课程设置强调历史学科本位,一些如史源学、训诂学等极具专业性的课程,在地方高师院校只是培养方案里的摆设而已。近年来,因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其课程体系仍与中学历史课程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先行实施高中历史新课改的江苏省,有专家在对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师生以及新近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江苏这样教育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由于观念、体制、师资等方面的因素,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并未随着中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其所培养的学生自然无法迅速适应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中国史和世界史课程结构比例不合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大学历史学专业本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应均衡发展,且外国史的比例应适当增加。据北京大学高岱教授的调研统计,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事外国史的教学人员占2/3左右,而且在这些大学中,外国史还是所有非史学专业大学生必修的通选课;韩国、日本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从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到2/3;俄罗斯主要大学历史系约有50%的教师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6]而我国世界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3。尤其在地方高师院校,在一个30~40人左右的历史系,只设一个世界史教研室,只有3~5人从事世界史教学,基本上只能完成几门世界通史课的教学任务,无法开设必要的选修课程。可以说,多数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课程体系是不完整的。从前述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师范历史专业主要课程也可以看出世界史在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这既不能适应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不能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必须及时作出调整。

    (三)历史专业教育课程不足

    在我国,一般师范院校都较为重视普通教育理论和技能,而忽视专业教育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同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高师类院校教育类课程学时少,比例低,教育实践时间短。[7]目前,在高师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教育类的课程主要由“老三样”(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组成,且主要是公共教育理论课程,针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专业教育理论课程严重不足。

    三、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新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篇4

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明确了核心素养是：学生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在此框架下形成研究产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审美鉴赏与创造。语文核心素养的构建基于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其中，写作能力是学生运用语文知识的关键途径，也是当前学生适应社会岗位的重要能力。［1］在高校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教学中，学生可能产生较多的感悟与理解，这些感悟可能对医学的发展和学生自身的能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受限于学生表达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欠缺，部分学生难以准确表达其感悟与理解，制约了学生的医学研究能力的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高校医学院校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医学知识与实践经验，还应当具备良好的论文写作能力，要求高校语文教学应对医学生开展针对性教学，为学生论文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医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意义

在高校语文教学中开展医学生论文写作教学，对于学生、学校和社会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写作能力的发展

大学时期是人生学习的黄金阶段，在此阶段就注重培养医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对医学生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他们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者，其写作能力直接关系到其文献发表数量与质量，从而对学生的职业生涯产生直接的影响。论文写作能力是医学生必备的重要能力之一。医学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论文写作能力，才能顺利完成各种医学文书，例如：实验报告、病例讨论、调查报告、医学会议纪要、毕业论文等［2］。而且就业后也难免需要撰写大量的病历、完成科研论文。如果不具备论文写作能力，医学生从上学到工作，无时不刻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阻碍个人的发展。正如科学家卢嘉锡说：“一个只会创造，不会表达的人，不能算是一个真正合格的科学工作者。”因此，医学论文的写作是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科研能力一门重要的课程。通过学习，让医学生敢于动笔、乐于动笔，并掌握一定的写作方法，这对医学生来说，将会是一生的财富。当前，文献发表类型与数量也是评价医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职称评级和晋升的重要依据，通过在高校中开展医学论文写作教学，能够为学生提供写作能力培养和发展的机会，促进学生掌握医学论文写作技巧，提高医学生论文写作能力，从而将临床实践经验转化为可供参考的医学知识，实现学生自身知识的增长与能力的提升。［3］

（二）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在新时代背景下，学生发表文献质量与数量是衡量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高校学术氛围的重要体现，优化高校语文医学论文写作能力教学方法，能够促进医学教学成果向高质量论文的转化，从而提高学校的竞争实力。医学生的医学论文写作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医学生的科研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启迪他们的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是在大量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并且能通过论文的形式被不断地探索与交流，相互启迪，形成新的学术思想，以加快医学院校的教育事业的新发展。医学生论文的水平往往能够体现出医学院校的教学水平。医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高，学校是间接的受益者。因为学校是教育的场所，培养大批能创作出优秀医学论文的人才，这也是判断学校真实实力的一个标准。为适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形势，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已是当务之急了，所以学术论文仍然是检验教学质量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三）实现研究成果对社会的反馈

高校既是知识传承的阵地，也是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生不仅是知识的学习者，同时也是医学科学研究的探索者，通过高校语文医学论文写作教学的指导，能够帮助学生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成果转化为可传播的知识，能够实现医学研究的积累与传播，进而促进医疗技术的突破，以高质量论文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反馈。医学生是将来从事临床及医疗工作的专门人才，他们通过不断的实践，积累出较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都是十分宝贵的，将这些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以论文形式发表交流，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与借鉴作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科研和医疗水平，造福于人民。医学科研工作者的写作能力高，社会也是根本的受益者。因为医学的发展必将推动社会的发展。医学论文质量越高，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医学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为写出高质量的医学论文打基础。所以高质量的医学论文对医学的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的。

二、高校语文医学论文写作教学方法研究

（一）合理应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实现学生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发展。在医学论文写作教学中，部分学生对医学论文的类型、结构、类型等认识不足，可能存在将研究论文与综述论文混淆的问题。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将论文写作教学理论与教学案例有机结合起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论文格式、要素，能够加深学生对医学论文写作的理解。［4］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商学课程，通过选取真实的案例来提高课程的应用性和实践价值，在解说案例的过程中，学生逐渐掌握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技能。例如，在医学论文写作中，普遍要求表格采用“三线表”格式，通过案例教学方法，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三线表格式设置技巧，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案例教学应用中，教师应注意教学案例选择的科学性、代表性，围绕学生写作能力发展和课堂教学要求而选择教学案例，尽量避免选择界限不清、容易混淆的文献资料，提高学生对论文写作技巧的掌握。

（二）对比教学方法，明确不同类型医学论文区别

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医学论文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按文献资料来源划分，医学论文分为原著论文和编著论文；按写作目的划分，医学论文分为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按学科和课题性质划分，医学论文可分为基础医学论文、临床医学论文、预防医学论文和康复医学论文。不同目的、类型的论文，其写作要求和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原著论文是作者开展的实验研究、临床观察、调查报告、病例报告、病例讨论等，是作者的第一手资料（即直接资料）。而编著论文则是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合、阐述，从而实现医学某一领域、专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即以间接资料为主，属于第三次文献。为了明确其中的差别，避免学生出现混淆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高校教师可采用对比教学的方法，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案例，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组织学生观察、讨论不同类型医学论文写作之间的差别，从而使学生掌握不同类型论文写作要点，促进高校医学论文规范化。

（三）强化写作训练，培养学生写作能力

写作实践是巩固和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高校语文写作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讲解医学论文要素和格式要求，还应当组织开展论文仿写训练，巩固学生对论文写作知识的掌握。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可结合医学生专业方向搜集相关文献资料，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数据，由学生自行搜集相关参考文献，并进行仿写训练。为了督促学生尽快完成，教师应与学生约定写作时限，学生完成仿写后以Word文档的形式交给教师。教师应研究、归类学生写作训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在下一节课中进行集中讲解，实现论文写作教学的良性发展。要想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必须加强作文讲评和指导。讲评每周至少进行一次，以一项内容或一个题目为准进行现场片段仿写训练，之后对优秀和最差的文章进行交流，并自评和互评，明确学习什么，改正什么，使之共同提高。

（四）结合岗位需求，开展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新时代，医学生只有不断适应岗位要求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这其中包括病例分析、调查报告、临床观察等资料写作。因此，为了帮助学生快速适应岗位要求，教师可根据学生专业情况，精心设计写作情境，组织学生讨论、研究病例报告、分析等资料包括哪些要素和阐述方式，并以此作为课堂作业，由学生讨论完成论文框架结构。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进行适当的启发和点评，从而加强学生综合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满足医生岗位要求。

三、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医学论文写作是医学生必备的能力之一，学生写作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对自身、学校和社会都有着积极的作用，高校语文教师应注重教学观念的探索与发展，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高校语文写作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满足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要求和就业发展要求，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赵丽华，鞠善宏，王海艳．高校学生科技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从高校学报退稿率看高校学生论文质量［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18，27（1）：26-28，117．

［2］陈帅．高校学报助推硕士科技论文写作课程教改研究［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7（6）：123-128．

篇5

作者简介：覃遵跃（1974-），男，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吉首大学软件服务外包学院，副教授；蔡国民（1976-），男，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吉首大学软件服务外包学院，讲师。（湖南?张家界?427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文件批准号：湘教通[2010]243号）、吉首大学重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1JSUJGA16）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9-0085-01

一、“科学简史”概述

所谓素质选修课，又称为公共选修课，属于学生有学习选择权的通识教育类课程范畴，是在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以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为核心的综合教育课程。旨在拓宽学生知识面、训练学生个性品质、培育学生公民意识以及培养学生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所共需的某些实际能力。[1]根据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我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了通识素质选修课程来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为当代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科学简史”是培养大学生科学素养的一门素质选修课，课程教学目标是通过介绍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科学事件和人物，使大学生了解人类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发明发现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大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所遇见的困难，了解人类的愚昧无知对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满足大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使他们认识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提高科学素养；培养大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开阔的思维方法、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培养战胜困难的决心与勇气。

二、“科学简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科学简史”是对学校所有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通识选修课，由于课程本身属性以及学生的知识基础和专业构成等情况比较复杂，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1.教学内容不容易确定

“科学简史”主要介绍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主要内容包括各门基础学科和基本理论以及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家、发明家的哲学思想、品质、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然而，目前高校的通识选修课一般安排20～30学时，与所包含的内容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如何从浩瀚的科学史中挑选教学内容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2.选而不修，选课的功利性强

目前高校开设的素质课已经写入了人才培养方案，必须修满一定的通识选修课学分才能毕业，调查发现只有极少数学生选修素质课是为了满足兴趣爱好和提升个人素质，大多数学生是为了获得学分，学习表现出了很强的功利主义心态。这部分学生认为“科学简史”与专业无关、对于就业没有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上课纪律表现出了散漫性，比如上课有背英语单词的、做专业课程作业的、手机上网、逃课等等各种情况。因此如何解决“功利性”选课、提高教学质量是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3.选课学生构成多样化

“科学简史”作为对专业没有限制的素质课，学生的知识基础存在很大的差别，选修该课程的除了自然科学相关专业之外，还包括艺术类、管理经济类、语言文化类和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等门类的相关专业，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学生对科学技术的知识了解相当有限，有些学生甚至不知道化学变化与物理变化的区别。此外选课学生的班级年级不同，导致授课安排与部分学生的实习见习时间存在冲突，在授课过程中统计显示部分学生只有1/3的时间能够上课。因此，如何针对学生的复杂构成而组织教学是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三、教学改革措施

1.科学制定教学大纲，确定重要知识点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自身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发展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科学技术及其思想方法产生、发展及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人类认识和变革自然的智慧结晶。“科学简史”以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为线索，从普遍联系的社会大系统着眼，考察科学技术历史进程中展现的有关人物和事件、转折和变革，以揭示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科学技术的历史进程中，既发生许多影响后世的重大事件，也涌现出不少名扬千古的风流人物，面对如此巨大的知识宝库，只能撷取其中的小部分，简要介绍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各个时期的主要成就和主要特点以及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对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做一些较为粗浅的探讨。[2]

根据以上分析，确定了“科学简史”的授课思路：以人类历史发展时间为主轴、以主要科学事件为主线、以主要科学人物为切入点，重点介绍各个时期著名科学家和重大科学事件。教学大纲及重要知识点如表1所示。

2.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

学生选课的“功利化”导致很多学生仅仅为了获得学分，从而出现对上课的内容不感兴趣、纪律散漫等情况。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达到教学目标，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是必要的。首先，制作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主要以图片来揭示主要科学事件和科学人物，文字做辅助说明，在必要的情况下配以动画和声音，从形式上提高课件的可欣赏性和娱乐性。其次，在授课过程中采用提问的方式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积极主动思考问题，同时使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能够回归授课思路。例如在讲授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时，向学生提出“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很先进，但在现代科学技术却落后了”。很多学生踊跃发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课堂气氛相当活跃。第三，增强授课内容的“娱乐性”。因为选修该课程的学生知识基础和学习目的不一样，完全按照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来介绍知识点非常枯燥乏味，打击了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所以在授课过程中增加名人轶事来丰富课堂气氛。例如在讲授法国数学家笛卡尔时，可以介绍关于数学的爱情故事。

3.改革考核方式

因为学生选课的“功利性”和组成的多样化，必须对该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在教学实践中，针对部分学生“到而不学”的问题，按照课堂回答次数和质量来决定课堂表现分数，该部分占40％；针对学生纪律散漫、逃课现象严重等问题，把课堂出勤的比例提高到30％；期末课程论文所占比例为30％。在这种考核方式下，如果学生没有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并且经常逃课，那么就不能轻易获得学分，从客观上督促学生提高出勤率并且积极回答问题才能获得较高的分数。

四、结论

“科学简史”作为所有专业都能选修的素质课，客观上存在学时少与课程内容多的矛盾、选修学生的知识基础和选修目的不一样等问题，为此提出了以时间为主轴、以科学事件为主线、以科学人物为切入点来设计教学大纲，并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和改革考核方式来提高学习效益。教学实践表明提出的改革措施确实可行。

参考文献：

[1]李仁方.关于高校素质选修课教学管理的几点思考[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10,(1):66-69.

篇6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篇7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转贴于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篇8

一、多种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应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一)类推法和对比法的应用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动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学生能够愉快主动地学习[3]。因此在教学中可以采用类推法,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到实际液体的层流运动规律时,用一个问题引出:一个底部关闭的漏斗,装上三层不同颜色的沙子,问打开漏斗底部的阀门,最先流完的是那种颜色的沙子?最后流完的是那种颜色的沙子?这个问题立刻引起同学的兴趣,然后因势利导,指出实际液体的运动轨迹和沙子向下流动的轨迹类似,进而能帮助学生很好的理解实际液体的层流运动规律。在讲到各种物理公式时,可以采用对比法。如直线运动规律在高中知识的基础上是很容易理解的,而刚体的转动规律学生则是初次接触,因此在讲授刚体时适宜采用对比法。因为刚体的转动规律与直线运动规律有很多相似之处,只需把直线运动规律公式中的物理量换成对应的转动规律的物理量,就变为转动规律的公式。如:质点直线运动规律公式:速度V=dsdt,而刚体的转动规律公式:角速度ω=dθdt许多公式都可以用对比的方法来记忆和掌握,这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得同学们能很快联系起高中所学的知识,学习起来感到轻松和简单。

(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

医学物理教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多样性。如看不见、摸不着的射线、流场、电磁场等;还有在做无规则热运动的气体分子,这些研究对象很难凭借口头之言向学生解释清楚,但借助于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则可使难以理解的物理过程具体化、形象化,不但有利于学生的理解,而且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4]。多媒体教学还可以增加教学的信息量和知识量,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学生介绍更多的知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二、培养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基础学科,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学生往往感到枯燥而不容易掌握,如果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探索其中的奥秘,其乐无穷,不仅提高学习兴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5]。

(一)精选教学内容,密切物理知识与医学的结合

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利用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上课时重点讲述与医学联系密切的章节,可以强化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应用物理学知识和方法的意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讲授医学物理基本原理过程中多采用与医学相联系的实例。如在讲气体栓塞时,可提到学生们所做的动物实验,提及常用的处死动物的方法:静脉注入气体。然后问道为何动物会死亡的原因,这样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学生的求知欲,也使学生懂得了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可将高科技内容引入教学中来。物理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随着时代的进步,教学内容也在不断的变更。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一些高科技在医学上的应用,把医学推向了新的高度[2]。如果把最新发展介绍到物理教学中来,那我们的教学就会充满活力和朝气,也更具吸引力。如B超、螺旋CT、激光刀等,使学生掌握这些高尖端医疗仪器的物理原理,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动力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真正达到可持续发展。

(二)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

篇9

［作者简介］雷迅（1956-），男，湖南长沙人，桂林医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医学教育、耳鼻喉科学；蓝秀华（1970-），女，广西灵山人，桂林医学院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医学教育。（广西桂林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资助项目“基于北部湾经济区建设背景下的地方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JGZ025）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0-0096-02

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要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这标志着国家重点推动的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所有地方高校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如总理指出的一样，“我国教育还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①。总理指出的“不适应”实质上是人才培养不适应，特别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不适应。当前以本科教育为主的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其基础理论和研究能力不如研究型大学，动手能力、操作技能又不如高职高专院校。这也是近些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才培养，对教学型院校来说，实质上就是正确处理好专业教育与基础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教与学、个性发展与统一要求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到教育教学过程中，研究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的关系。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究“教什么”“如何教”和“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

当前学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什么是“人才培养模式”？1998年，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中对“人才培养模式”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黄国勋在《地方综合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研究》一书中从操作层面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界定：“人才培养模式从操作层面来说，是指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人才的特征，集中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②龚怡祖在其专著《论人才培养模式》中将“人才培养模式”界定为：“在一定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含培养规格）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某种标准构造式样和运行方式，它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风格或特征，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示范性。”③笔者认为，人才培养模式实质上就是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办学定位和办学传统，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指导下，通过设置课程体系、选择知识传授的内容和传授方法、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为学生构建知识、能力和素质的一种培养体系。

地方教学型高校，立足的是地方，培养的是满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与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有所不同，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专业素养、专业技能和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专业教育。在拥有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注重的是专业技能的掌握，对学生分析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训练，使学生对知识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过程中，重视能力的培养、专业技能的掌握就是其应有之义，具体落实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课程体系的构建、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以及培养目标如何实现上。

二、地方医学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多数高校的人才培养还沿用五六十年代的模式，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课程设置守旧，教学内容没及时更新、教学方法停滞不前；教师上课满堂灌，“教书不授人以渔、育人不育心”，管理考评呆板，缺乏创新；有好些高校甚至连自己属于哪一类型的高校都没搞清，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相脱节，高校缺乏创新人才培养的氛围。

当前，许多企业对大学毕业生都存在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毕业生的专业技能不足，动手能力差，对工作的适应期较长。④而毕业生对高校的培养方式也颇有微词，认为在校学习期间理论课程设置太多太重，而实验实践课时偏少，实习实践教育内容与未来职业的关联度不大。对于一些高校来说，现在所处的境地也颇为尴尬。“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积极扮演国家‘创新主体’的角色；特色鲜明的地方性大学，瞄准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努力成为地方经济的‘智囊团’和‘孵化器’。介于二者之间的大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跟着‘国家队’跑，明显‘马力’不足，力不从心；与‘地方军’同行，又怕失去发展机会，于心不忍。”⑤地方教学型高校，处于两难选择境地。

对于地方医学院校来说，其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方面，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大调整，医学院校从综合性大学分离出来独立设置。另一方面，在教学上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知识的传授和掌握，忽视能力的培养和学生个性的发展。再加上，一直以来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高级专门人才”，只重视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人文学科知识相对薄弱，对医学生职后发展不利。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推进、医学院校管理体制和办学条件日益多样化、医学人才成长呈个性化倾向的大环境下，变革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医疗卫生人才，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三、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桂林医学院（以下简称“我校”）是一所拥有七十多年办学历史的省属医科院校。近些年来，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挑战，面对高等医学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学校围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医疗卫生人才目标，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厘清办学理念，明确办学定位

理念（Ideal），简单来说就是理想和信念。办学理念，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对为什么办学、如何办学和怎么样办好学等问题的理性思考，是学校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的集中体现。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但不同学校其办学理念是不一样的。我校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广大师生员工始终关注医学科学的发展、关心医学教育、关注广大民众的疾苦，执著追求，共同铸就了“弘德善医”的办学精神。

“弘德”强调的是大学教育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体现的是大学人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和传承，引领大学人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道德理想和奋斗目标。因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⑥“善医”即精炼医术，善为仁医，实现解除人类疾病之痛苦，助人类健康之完美。“弘德善医”实质上就是医学人把研究医学科学发展规律、钻研医疗技术、为人类解除疾病痛苦作为自己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它将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奉献给人类社会，将个人的成才抱负融入广大民众的福祉之中。“弘德善医”的办学精神，是广大师生的理想追求和精神支柱，折射出教师自身的修养和思想境界，昭示着学校服务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人类健康的神圣职责。

现代大学是传承人类文明、传递文化、培养人才、创造知识的主阵地。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成的历史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⑦医学院校培养的是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具有医学思维和精湛医疗技术的专门人才。近些年来，学校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将学校的办学类型和办学目标定位为以本科教育为主、逐步扩大研究生教育的教学型医科大学，为地方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培养应用型医疗卫生人才。

（二）秉承传统，锐意改革，培养应用型医学人才

1.优化完善人才培养方案。2000年学校试行学分制和选修课制；2001年压缩专业必修课课时，增加公共基础课题和实验实践教学课时；2004年采用模块化教学，将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等四大模块，构建新型课程教学体系；降低理论课学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丰富选修课体系，使必修课和限定选修课理论与实践课时比达1∶0.7。

2010年，为适应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及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我校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这次修订的主要特点是：进一步明确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根据培养目标构建课程教学体系，并切实在教育教学组织中落实人才培养目标。如生物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有医药背景、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生物技术实用型人才。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了包括医药学背景课程（如“药理学”“临床医学概要”等）、专业基础课程（如“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等）、专业主干课程（如“基因工程”“微生物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等）的贯通式系列课程教学体系，促进知识的融会贯通，加深专业的理解。

2.整合教学内容，推进教学方法改革。任何改革都要落实到课程教学上，课程教学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及学科的发展，我校对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组和调整。如在基础医学课程方面，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的实验内容整合为“机能学综合实验”；生物技术专业将“生物技术各论”拓展为“基因工程”“微生物工程”“酶工程”和“细胞工程”四大工程课程；药学专业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整合为“基础化学实验”，将“药物化学”“有机合成”“药物制剂”和“天然药物化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整合为“药物制备技术”。

同时，积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倡导在课程教学中使用启发式、讨论式和角色互换等教学方法，突出基本原理、基本概念等基础知识的讲解和临床思维、循证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临床医学专业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采取“问题引导式”“模拟临床式”“以症状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成效显著。

3.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引导学生学思结合。首先，更新师生的考试观念。课程考核并不是学习的目的，而是检测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增强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在进行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前，教师要明确考试的功能，认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形成科学的考试观。进而对学生进行宣传和介绍，使学生了解新的考核方式与以往的不同，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注意知识的积累和掌握，学会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思考。其次，调整课程考核成绩构成，增加平时考核环节。调整课程考核成绩的构成，降低期末考试成绩所占的比例，加大平时各类考核成绩的比例，如期末考试占50%，平时考核占50%。平时考核包括写小论文、读书笔记、学科发展动向综述、小型实验设计、随堂提问、小组讨论、实践技能考核等。再次，对期末考试的内容及题型进行改革。在题型设计上，减少客观题的比重，增加主观题的比重。除传统的选择、填空、简答、问答等题型外，增加案例分析、病例讨论等开放性、综合性试题。在考试内容上，除对教材上的“三基”内容知识进行考核外，加入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最前沿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的考核内容。

4.以医学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实验室是高校进行实践教学、专业技能训练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实验教学在培养医学生的全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⑧在培养应用型医学人才的目标下，学校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实验教学体系。一方面，组建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生物技术、护理学和大学外语等六大实验教学中心，构筑开放式实践教学大平台。另一方面，改革原有的实验教学管理体制，形成了适应开放式教学需要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⑨另外，对各实验室进行全天候开放，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动手操作能力。

（三）逐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学校成立了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负责对全校教学质量监控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调控和处理；组建校级督导专家组，并深入课堂听课督导，同时对各院系的教学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督促和反馈。各院系成立院系教学质量监控小组和教学督导组，负责具体落实学校教学管理方案，执行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对院系教学工作全过程进行指导、督促、评价和反馈。这样形成了一个包括教学督导、教学检查、听课、教学信息员、各项评估等教学质量监控和信息收集的、完整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地方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路径可以有多种选择，只要选定好自己的办学类型和办学定位，在继承自身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特色的基础上，加强内涵建设和各项教育教学改革，定会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取得不俗的成绩。

［注释］

①.教育大计教师为本［N］.中国教育报，2009-10-12.

②叶茂林，肖念.中国高等教育热点问题述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27.

③龚怡祖.论大学人才培养模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53.

④李轶芳.地方行业特色型高校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0（7）：27.

⑤李志义.让教育回归本然［J］.中国大学教学，2010（2）：7.

篇10

1现代教育价值取向之偏误

1.1过度地为实用和功利而教育和受教育。学校偏重于科学教育，疏忽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关怀，重视教会学生生存的手段，疏忽引导学生懂得生活的意义。多数学生选择的是谋生意义上的热门专业，而很少考虑自己的个性特长、兴趣爱好和人性的养育。在学习中，偏重专业课、技术课和工具课，忽略基础课和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文学等，认为这些学了都是无用的。我自己上公共教育学课就有很深的体会，学生要求多教一些教育的技能、技巧，一讲到这些实用的技术性的东西，学生也听得专心。但讲一些观念性的、价值性的教育理论、理念的时候，相当多的学生就不感兴趣，因为“没有实用的价值”。

1.2片面注重人的社会性，漠视人的个性，为利用人、控制人而教育，人成为社会的工具，教育成了制造工具人的手段。当今社会，伴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既加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也更激化了国际间的竞争。而不论是科技的竞争、还是知识资源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为了赢得竞争，不少国家拼命给教育施加压力，要求教育为社会输送各种高质量的劳动力和科技英才，学生的情感、精神、心理、个性的需求和培育在强大的科学教育的压力下淡化、萎缩了，教育的工具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有增无减。

人们开始反省，开始感到仅仅依靠科学文化是不能给我们带来完整幸福的，我们要获得完整的幸福，还必须要有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犹如两翼，缺其一，人类社会和人类个体就都是畸形的，不健全的，不幸福的。功利化的工具教育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人和社会对健全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时代呼唤着新教育：教育不仅要进行科学教育，还必须进行人文教育。因此，我也深刻认识到在科学教学中进行人文教育同样重要。

2从自然科学教学目的上把握好人文素质教育

当前自然科学教育中普通存在着重视科学知识的教育、忽视教育的人文性；重教师主导、轻学生主体；重科学程序、轻灵活变通；重理论知识的传播、轻情感经验的积累；重理智控制、轻情感沟通；这些现象都是没有把提高人文素质作为教学目标，势必收不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因此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首先就要确立好正确的教学目标充分发挥自然科学的特点及其多元价值，重视学生知识、技能、心理、文化、审美等方面的差异，明确人文素质教育目标，加强教学过程人文环境意识，使课堂教学努力转到以学生活动为主导，注重发展学生个性的教学目标上，使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有机融合。

3挖掘教材中的人文教育内涵

3.1珍爱生命、关爱他人。科学教材中有许多关于动植物和人的生命现象的内容，如动植物和人体的形态、结构、功能、生长发育和繁殖，动植物的多样性，珍稀动植物的保护，人的自身保护等等 ，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生命的孕育、生命发展的过程 ，让他们懂得生命的意义，珍爱自己的生命，也对他人的生命抱珍惜和尊重的态度。

如在学习人的生殖和发育的内容时，应教育学生热爱生命，爱自己的父母，孝敬父母。在学习人类对动物的利用和珍稀植物的保护时，让学生讨论如何与动物和谐共处，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共享生命，学会善待动植物。在急救常识、艾兹病等内容的学习中可进行爱心教育，培养学生对他人，尤其是残疾人、病人、弱者的同情心和爱心，塑造学生关爱他人的美好的心灵。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基因研究的深入，生命教育的内容也会越来越广，自然、宇宙生命的互动与伦理关系及生与死的尊严等方面的生命课题会更被人们重视。

3.2关注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和环境问题是当今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生态和环境观的养成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知识的学习时可结合教材内容，让学生从亲身体会中，懂得生态平衡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养成正确的生态观和环境观，努力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如学习土壤污染后，组织学生调查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与回收情况，到小区宣传废电池的回收、垃圾的分类投放的意义；在学习了森林具有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保持水土、防止土壤沙化等作用的基础上，组织学生积极参与种树、种草，教师还可指出，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作为竞争的主体――人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加，而绿色植物还具有放松神经、调节心理等积极作用，使学生认识到绿色对环境对人类有多重要，进而自觉地爱绿、护绿。

再如通过人口调查的实习活动，可以深化学生对人口增长要符合生态平衡规律的认识，理解我国实施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初步的辩证的认识。

还有资源问题，一定要让每一个学生知道，合理使用和保护资源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在学习了地球上的水循环和水的组成 、水的性质和水的污染等知识后，让学生调查家乡的水资源和水污染现状，上网搜索我国水资源资料，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并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水资源的紧缺，知道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节约用水必须从我做起。

科学的本质是真善美的统一，“真”是主体对客体的真实反映，“善”是主体对客体正确的价值判断，“美”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美感。在科学教学过程中应积极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如在水的学习中，可对水作全方位的分析，从化学、生物学、物理学角度剖析水，指出水是生命的源泉，它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原料之一，它具有调节气候能力，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能源，水的流动能产生声音和色彩变化，凝固的水能做成各种完美的造型，满足人们对美的需求。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水需求越来越多，但水污染却日趋严重，如何处理水污染，保护水环境中已成为当今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物质性和物质的运动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教材中能够体现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素材很多，如物质的组成，原子构成，运动和静止，氧化还原反应等，通过学习让学生初步学习辩证的、联系的、变化发展的、全面客观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阅读材料，掺入一些自然科学史的知识，介绍古代和当今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如沈括、詹天佑、李政道、杨振宁、袁隆平，钱学森等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学习他们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发奋学习。

4改进自然科学教学方法 注意体现自然科学中的人文价值

当前小学自然科学教学中存在着偏重科学知识的实用价值，而忽视其内在的人文价值，这无疑与素质教育的目标相悖。因此有必要改进自然科学的教学，在传授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去体验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去感受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自然科学教学中求“真”教育，主要体现为科学精神的培养和求真方法的教育，具体体现为科学探索的热情、勇气，相互之间合作精神和献身于探索真理和捍卫真理的精神，掌握探索 真理的方法、技能：培养学生创造性。自然科 学教学中求“善”教育主要是指通过对学生生 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能力及道德责任 感的培养，使学维能自觉地养成善待生命、善 待自然、善待科学、善待技术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用人文精神中的“善”去抵御科移发展带 来的“恶”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去追求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在自然科学教 学中，教师还应注意“美”的教育，一方面教 师应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科学理论中发掘、提 炼出简洁、整齐、对称有序的科学美，对学生 进行审美教育：另一方面，应让学生明确美与 真的联系，美可以引真、形式美可以成为科学 家的一种直观判断，有助于科学的发现，一定的审美观可以促进科学创造。

5丰富人文环境，发挥隐形课程作用

在校园文化创建活动中，我们可把科学课程的人文精神教育，广泛地深入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如在实验室张贴科学家画像和名言，教室、走廊墙壁张贴名人的诗文，真正地“让每一堵墙都张口说话”（苏霍姆林斯基语），在树上、草坪上挂放保护绿化的牌子，在课堂教学中创设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在世界环境日、植树节、世界爱滋病日、爱鸟周等各种节日到来之际张贴宣传画，举行各种讲座。例如开设讲座：“你知道爱滋病吗”，指出爱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条，即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使学生知道只要没有传播途径，正常人可以与爱滋病患者共同生活、工作，给爱滋病人更多的关怀，切莫“谈艾色变”。在校园中可设立学生科技作品与科学小论文之窗，给学生一个交流的平台，展示成果，学习评价，分享他人成功的快乐。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们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可用来杀人”。为了使“科学这把双刃剑弃恶扬善”，科学教育也正在逐渐和人文教育融合，这是真、善、美的结合，理性与情感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相信只要我们更新观念，潜心研究科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教育，找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点，在科学教学中渗透具有时代特点并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文教育，必将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完善，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持，定能全面提高每一个学生的科学素养，使科学教学与人文精神教育双赢。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教育将给教育带来新的希望。它既一反过去教育中的唯人性论，又一反教育中的唯科学论，避免了因轻实际而造成的空疏无用，或因轻人文而造成的道德、价值、人性的失落。它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科学教育中渗透着人文精神，在人文教育中渗透着科学精神。它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它根本的目的就是人的幸福。在科学人文主义教育中，人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单纯作为抽象的人和单纯作为现实的劳动者而得到发展和满足。我想，只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善于总结、善于挖掘，一定会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把人文教育融合到科学教育之中去的。

参考文献

篇11

人生规划有用否?这是生涯教育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规划并无作用，生涯教育就成了“瞎子点灯――白费蜡”。其，人生当然是可以规划的。不肯随大流的人，往往都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人生选择。一个人如果不磨刀也不挑柴源，随便拿把刀随便上座山，当然也可能砍些柴，但效率如何?肯定很低；如果他先把柴刀磨快，把砍柴的地方挑好，再去砍柴，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礼记•中庸》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做事预先有准备就容易成功，没有准备就可能失败。

无论是杨振宁、陈景润，还是郎平、蔡国庆，都是从小规划自己的人生，最终走向辉煌。

2009年10月科学家高锟因发明光纤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高锟童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知道世界万物变化的科学家，并为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他小学六年级时便开始做化学验了，这使他形成了敢于探险和追根究底的科学精神。他在验中，看到蓝色的硫酸铜结晶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辉，是那么迷人，那么神秘，在年少的高锟看来，这简直就是奇迹，他为之乐此不疲。1966年高锟和一位同事合作的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发表了，那一天被视为光纤通信诞生的日子。高锟因此被人们称为“光纤通信之父”。

任何一张地图都不可能完整地描绘现的城市，但它足以告诉你如何到达你想去的地方。至于有些教师认为自己没有规划，也成功了，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他不一定是有意识规划，却可能无意识规划；另外，如果他真的有意识规划了，焉知其成功不会更大呢?就像吸烟者也有长寿的，然而吸烟者长寿比例比不吸烟者小很多；如果他不吸烟的话，可能会活得更长。好的生涯规划不一定准确，但十分有用。生涯教育主要不是用于解决具体问题，而是帮助学生完成那个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生涯教育给学生一个愿景，使他们能珍惜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

二、不确定性不影响规划

确，影响人生的环境因素很多，预测人生很难准确，就像目前科学家不可能预测地震，不可能准确进行天气的中长期预报一样；虽然科学家能够测量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误差不超过1厘米，但明天是否一定下雨，不能100％预报准确。规划并非预测，人们不该问生涯规划能否现，而应该问它是否有用。预测不是生涯教育的目的，生涯教育能帮助我们的是：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而不是在哪里或什么时候。

物理学100多年来对随机现象进行了有效的研究，发现世界是有序和随机的统一体。事情的发展像一枚有正反面的硬币：一面是有序，其中冒出随机性来；另一面就是随机，其中又隐含着有序。

进行生涯规划显然比不规划要好些，在生活和求职方面均如是。改革开放前青少年是“一颗红心党挑选”“做一颗万能的螺丝钉”，中千万中学毕业生及非毕业生都得到农村插队。现在则完全不同，上大学要报学校和专业等志愿，学生可能毕业即失业，也可以自己选择职业。从选择配偶、组织家庭来说，过去要看出身，现在选择的可能性则要大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生涯规划显得越来越必要和重要。

就人的长期行为而言，不可能做到具体预测。1981年4月东德和西德的几个教授在一起闲话国家统一问题，当时国家都分裂好几十年了，大家都认为国家统一是极为遥远的事情，至少在20世纪里是不会发生的。结果谈话后不到十年，柏林墙就在一瞬间轰然倒塌，国家统一了。这正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突变。不确定性是世界，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状态，科学并不能为所有的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但还是比愚昧和迷信好得多。从根本上说，不确定性并不是人类无知的暂时产物，而是人类所具有的认识能力的根本局限。

人们对事物或世界运行原理的认识，至少受到四个不确定因素的限制：

――对所有影响事物的因素认识不充分；

――对这些因素观察的次数不足、精确度不够；

――缺少将所有信息有效整合的适当模型；

――没有足够的能力计算这些模型。

因此，人们在预测某些事件时，有时可以做到非常准确：如日食月食，如人造卫星轨道；有时可以做到比较准确：如选举，如作物产量；有时则很难或根本不能做到准确：如长期天气预报，如地震。虽然很难获得绝对肯定的结果，但通过科学人们可以估计某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还可以估计出这个可能性的偏差幅度。而物理的“测不准原理”根本就是科学的道理。当电子的速度确定时，其位置不可能确定；而当电子的位置确定时，则其速度不可能确定。

接受不确定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们要停止规划和寻找解决方案，而是提醒人们武断推测会阻碍人们发现有效的解决方法。而且在面对复杂的情况时，接受不确定性的存在还会敦促人们保持开阔的胸襟、开放的心态，激发创造性思维，推动科学进步。

三、生涯规划中重要的三点

期望能产生力量，这早已得到科学的证明。自我现预言是美国社会学家莫顿在揭示人类社会活动的建构特征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一个本来不的期望、信念或预测，由于它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去行动，结果是最初并非真的预言竟然应验了，变成了真的结果。在青少年阶段进行生涯教育，学生变得有理想、有目标、有策略、有方法，就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知行合一，真正现自己的自我现预言。

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谁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及早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领先一步。他会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而不总是与自己的弱点战斗。一个人若不想“临歧而哭”，就得想办法拿出个主意来。占卜、算命和扔钢铺、翻扑克牌效果一样不灵，还是要有科学规划。人需要追求理性生活，在生活中讲道理、分真假、辨是非、有秩序，会给自己带来好心情。一个人如果凡事先动脑子掌握根本，然后按规划、法则和规律行动，就容易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他行动先于思考，就只能跟着感觉走，失误和挫折就会不断纠缠着自己。生涯教育帮助中小学生思考与规划先于行动，可以使行动避免盲目，减少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失误，帮助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学习能力、生活方式和正确态度。生活中许多选择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有得必有失，人真正的悲剧是左顾右盼，最后什么也没干。

尽管如此，生涯规划如果做不好以下几点的话，仍然有可能会面临规划的失败：

篇12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教育统计数据”和《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现有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数（含研究生培养机构、普通高校、成人高等学校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4300多所，高等教育的总规模突破3000万人。从数量上讲，中国已经跻身于高等教育大国。然而，步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质量上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大西洋月刊》于2012年2月16日刊登题为《为什么中国没赢：美国高等教育依然好得多》的文章，指出中国大学课堂的缺点或多或少众所周知――死记硬背、过分讲究学业表现，每周上课时间超过25学时，班级人数过多；大学生通常拥挤在4人间或6人间的宿舍（很多学校还有8人间或更多人一间），缺少学生社交场所，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习的概念狭隘，重视学业而忽视学生发展等等。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国内诸多媒体热议。然而，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如此。

一、历史：STS教育，从价值理性角度反思传统科学教育

（一） STS的兴起

英国科学家斯诺（C.P.Snow）于1959年5月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提出西方社会生活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冲突，这一观点被称为“斯诺命题”。而工具理性的盛行强化了两种文化的对立，由此带来教育领域的诸多困境。随着社会工具理性的愈演愈烈，科学在一段时间里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客观真理”，科学文化全面压倒了人文文化，后者变为弱势，甚至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百无一用的东西。在科学知识至高无上的体系下，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都极端崇尚科学能力，片面强调智力水平。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其“范式理论”（paradigm）挑战了传统科学教育的基本假设，也推动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破坏等社会问题，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社会功能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下，STS运动应运而生。[1]1982年，美国“全国科学教师协会”（NSTA）发表了题为“科学、技术和社会：80年代的科学教育”的宣言，强调要引导学生将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公民。随后，各种形式的STS教育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问世。

（二）STS教育

1.STS概念和基本观点

STS的英文为“Science-Technology-Society”。STS教育源于人们对滥用科学技术和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思，也是对过去崇尚理性探究而忽视其社会价值的传统科学教育的反思。[2]迄今为止，中外学者们还没有就STS概念达成共识，美国大多数学者通常将STS视为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之研究的总称。[3]STS教育集中反映了科学教育中的价值理性，被称为科学教育的范式转换，被视为当今科学教育的主流。

毕华林教授将STS教育的基本观点梳理为：科学教育应该教授与当代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内容应该与个人需要有关；应该在把科学教育视为人类整体知识的一部分这样的更加综合性的背景中学习科学知识；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科学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了解科学发现给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难题以及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性等。[4]

STS教育注重科学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使学生能运用知识和技术改变自身的生活质量及生存状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对社会公众问题的参与意识；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学生能及时触摸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2.STS课程

STS课程因应了西方科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是综合了社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的所有课程形式的总称。“将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引入科学教育领域，用富于人文关怀的批判性视角来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积极地帮助学生在科学活动中形成恰当的科学伦理观，并培养他们做出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的能力。”[5] STS课程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个体经验和个人发展目标。换言之，它更关注科学教育活动中的“人”的因素。在教育目标方面，它追求的是全面的公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实际上是将科学领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扭转”；教育内容“从学生的个人发展需要和生活实际出发”，“为大多数人的未来生活和职业需求做基本的科学知识与科学能力的准备”；在教育方式上，“注重学生的个人探究和主体体验，反对以专制的态度将现成结论直接灌输给学生”[6]。

从STS教育的发展来看，主要集中在非高等教育领域，但我们发现近年来各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向与课程设置越来越重视从社会价值理性角度解读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例如，有学者就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典型的STS具体案例分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找到行动上的理论来源。[7]

（三）STS教育中的价值理性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人类社会活动的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工具理性只关心如何借助理性达到预期目的和这一实现过程的程序与条件，忽视这一目标的价值意义，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而价值理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对目标作出整体性与终极性的价值评估。

科学教育的内容与个人的生活需求相关，首先要求学生树立价值观，从而产生科学学习的动力，以及应用科学技术的方向。STS教育在反思传统科学教育的基础上更多体现了价值理性。

孙可平博士通过对STS教育目标进行系统考察，发现所有的STS教育项目都扩展了科学教育的目标，突出了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与文化的目标。在发展个体科学素养、提高学生对科技的兴趣与动机、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的学习能力和对科技议题的决策能力、发展学生的价值与伦理观念等个体发展目标的基础上，STS教育还提倡，扩展学生对社会的理解、对社会生活中的合作关系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同情心。由此可见，STS教育突出了对科学的文化解读、对科学的社会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理解。

二、现状：高等教育领域，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缺失

近年来，受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影响，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新的“斯诺命题”正在上演。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过多干涉，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高校的办学思路和定位，催生了高校盲目合并、官僚机构的庞大和学术的政治化倾向等问题；将一切指标尽可能量化，“唯论文数量论”、“唯科研项目论”、“唯高级人才百分比论”、“唯毕业生就业率论”等在高等教育界长期盛行[8]。

冯建明教授在《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的两难抉择及其应对》中指出“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对价值理性的追索”。例如：大学越来越面临精神缺失和文化危机；道德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并未与大学校园的外在形象同步提升；随招生规模的扩大、培养层次的丰富而来的是全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批评；科学技术成果层出不穷却乏重大成就可陈；论文、项目、获奖、专利等反映学术能力的数据屡攀新高，而大学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备受质疑和批评；大学教授队伍庞大与传统的师表形象和人们期待的科学巨匠、人文大事似乎渐行渐远。冯教授认为：“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归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我国高水平大学在一段时间以来重指标轻根本、重数量轻质量、重物质轻精神、重科研轻教学，偏离了价值理性的发展轨道所致。”[9]高水平大学的价值理性缺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价值理性的弱势地位。

至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工具理性完全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

1948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报告，告诫清华学子，文理教育的分家会导致人的片面化。[10]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大学的基本职能限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而实际上或者脱离于时代，或者屈从于社会需求。国内几乎所有高等院校均按照政府或市场的需要来培养国家定向需要或“适销对路”的人才，弱化了人才培养中的价值理性教育，这实质上是一种被工具化的人才培养。在工具理性主导下，高校围绕着效益产出转、专业设置围绕着市场行情转、受教育者围绕实用功利转，高等教育以培养为社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各专业人才为目标，忽视了教育之于人的意义，导致高等教育工具理性过于凸显、高等教育价值理性逐渐弱化。[11]特别在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和国内高校之间规模效应带来的竞争压力，最终使高等教育一边倒地投向了工具理性。

我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价值理性的缺失现象；高校教育者和学生都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在教育中一味追求有用的学历、证书、知识、技能等；解决了“如何做”的问题，却忘了解决“为什么做”的疑惑。就个体而言，很多学生虽然有高学历，找到了高薪职位，但他们生活并不幸福，反而内心焦虑迷茫；对于社会整体，我们看到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理工类毕业生盲目创业，以及中国社会精英层普遍无原则、无责任甚至无良知的现象。一方面毕业生受到科技商业明星的榜样蛊惑，崇拜他们工具理性带来的成功、财富与地位；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由于价值理性的孱弱，除了外表享受风光，实则精神不平和、心灵不幸福，因为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使他们得到价值理性的训练，没有解决好使命感，没有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

三、趋势：高等教育，呼唤价值理性

（一）高等教育要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追求。在追求科学的工具理性行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需要价值理性给予信念、意志等精神支持。如果不能解决“求知是为什么”的价值理性问题，科学发展的工具理性将失去意义。

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和实现途径。通过工具理性阶段性地对人自身生活环境的开拓，不断促使价值理性确立新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为实现价值理性的升华提供现实支撑。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价值理性解决主体“做什么”的问题，而工具理性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两种理性分别作用于不同层面，只是随着科技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功利主义等各种因素使工具理性占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日益失落，两者之间疏离和扭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危机的根源。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衍生出环境、能源等相关政治、经济、甚至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人们对价值理性回归的呼声就愈来愈高。在高等教育层面，急需价值理性来平衡工具理性带来的各种负面问题，而价值理性对高等教育的指导也将更加深入、全面。

（二）价值理性的传承是教育的本质与前提

爱因斯坦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演讲中，对“这一支以应用科学作为自己专业的青年人”提出忠告：“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于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价值理性的传承是教育的本质与前提，人类探索科学领域，是为了使自身得到更大的解放，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如果忘记这一初衷，教育则会沦为异化人本身的工具，使绝大多数人不能得到身心的解放与自由。

（三）价值理性之于高等教育的意义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其他阶段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和塑造在人格、精神上健全、完整的人。台湾学者黄俊杰认为：“大学之基本功能在于教育，在于引导青年生命的成长。”[12]价值理性对高等教育的深刻意义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凸现。保留高等教育的价值理性，才能对现实高等教育发展起到精神引导和平衡作用。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Abraham Flexner）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中谈道：“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西北师范大学高教所所长安心教授，针对教育部提出“高校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的“专业淘汰制”规定，提出，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也要对受教育者个体进行关注；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离开了培养人的活动，高等教育的一切工具目的也将会变得没有意义；重视高等教育的价值理性，可以防止高等教育沦为“精神退化的制器工厂”。[13]

参考文献：

[1][2]高芹.STS教育对幼儿科学教育的启示[J].教育探索，2011（5）：6-8.

[3]刘兵.STS与基础科学教育[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7-13.

[4]毕华林.STS教育与初中化学新课程改革[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2005（12）：12-15.

[5]杨明全.STS课程的人文教育功能[J].教育科学研究，2007（7）：5-8.

[6][9]冯建明.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的两难抉择及其应对[J].中国高等教育，2011（21）：14-16.

[7]马会端，陈凡.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国际STS研究的多元化走向――第24届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IASTS）会议述评[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6，10（5）：106-112.

[8]王萍.高等教育要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J].教育探索，2010（10）：9-11.

[10]杨明全.论当代科学课程的人文取向[A].北京：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国际学术论坛暨首届研讨会论文集[C].2008-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