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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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价值，所以分析商品实质上就是分析价值。无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商品都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经济现象，只有从此入手，才能了解价值的内涵，才能进而说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713页。）“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2页。）然而有的学者却以此为依据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原始的纯粹的实物交换，没有货币居间，更没有资本的余地，除劳动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在超越了这些条件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显然他是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所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从而混淆了价值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价值研究方法这样两个命题。

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就产生了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那么作为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就会自然遵循这一原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3页。）所以《资本论》第一章所分析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而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诚然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形式发展是从原始公社时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但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逻辑的展开要求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可是这并不意味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研究的起点，恰恰相反，劳动价值理论正是遵循逻辑的展开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进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总之，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要求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逻辑的展开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只要是处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在相当多的地方还很不发达，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对于部分学者所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只适用“有条件性”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误解。

二、正确认识价值的决定和源泉问题

在价值的决定问题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页。）可见，作为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它是有别于商品学研究的使用价值。之所以要研究使用价值是因为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即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产品成为商品的条件下，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那么，在交换过程中两种使用价值交换的依据是什么呢？真的如有些学者所讲的是由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由所有参与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作为依据的吗？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本身有多大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两回事。因为：“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49页。）。它体现两种异质的使用价值背后存在着可以通约的东西，而这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绝不能由使用价值来决定。即“这种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50页。）。事实上，交换的前提的确是该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毫无疑问。但前提并不等于依据，交换所依据的东西是抽去了各种具体形式的人类一般劳动。但有学者认为既然是各种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但为什么单单只抽象出一个人类一般劳动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的枢纽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异质的具体劳动是形成使用价值的要素，同质的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实体。其实所谓的异质指的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质上是不同的；所谓同质指的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在每个商品上是同质的，只是在量上大小不同。那么很自然，交换价值的依据只能是人类劳动一般，只有以此为依据，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才具有量的可比性。如果将各种要素也参与到交换价值的比较中，交换势必会陷入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和劳动过程是怎么样的循环陷阱中。

而且，马克思指出，“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并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形成价值。这就是说，要把人类抽象劳动，凝结在一定的物体里面，即一定的对象里，它才形成价值。”（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65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脱离使用价值抽象地谈论价值”，而是将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起来谈论价值的。其实仅仅认识到交换价值的依据是人类劳动一般还不够，因为还并没有认识到价值最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是把价值创造的劳动当作社会劳动来看待，把价值当作社会关系来看待，商品和商品相交换，其实质是体现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不过在商品社会里，人们交换劳动是通过商品为媒介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无论从交换价值的依据来看，还是从使用价值的属性与价值的属性是无法替代性上来看，商品的二重性都是存在的，是不能划一的。所以有的学者提出的“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使用价值的一种延伸和另一种广义的使用价值而已，商品的二重性实质上还是一重性”的认识是极其片面的。

在价值的源泉问题上，特别强调的是价值的源泉和财富的源泉是两个概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生产价值必须以生产出使用价值为前提，生产使用价值的条件同样也是生产价值的条件，但绝不能混淆生产价值的条件和价值形成的源泉，也不能混淆价值形成的源泉和财富形成的源泉。生产价值的条件和生产使用价值的条件是同一的，但二者的源泉则是不同的，前者的源泉是人类抽象劳动，后者的源泉是劳动和生产资料。这是因为价值所代表的是人类劳动的交换关系，而财富的生产是体现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蕴涵着不同的内涵，故不能简单划一。此外，更加令人担心的是有学者提出，“各种生产要素都有可能充当交换价值的源泉”的论断，其实不过是马克思对此早已进行过严厉批判的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三者“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920页。），就象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这三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其错误之处在于，把各种收入的源泉之间能联系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抛掉以后，又把它们还原为互不相关的各种收入的直接源泉，而且上述三种收入，只是一种分配关系，而并非收入的实体本身，至于收入的实体本身是什么？收入本身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收入不是与实体本身，要分配，必须以所分配的实体已经存在为前提，那么收入的实体是什么？就是物化的社会劳动。物化的社会劳动由于存在不同的所有权可以转化为不同所有者的收入，但不能把不同的收入转化为实体本身。

三、正确认识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问题

首先，在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详细地阐述，他指出，价值决定价格，而“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即价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为商品是客观存在的，看得见、摸的着，价值虽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却和商品不同，看不见、摸不着，价值要表现出来，只有通过和货币发生交换关系。故商品所有者要想把该商品的价值表现出来，“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也就是说内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的价格才能得以表现，价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已。

其次，马克思肯定了价格与价值在量和质上存在背离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虽然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反过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标。”（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120页。）这就是说，虽然商品的价值量必须通过价格才能表现出来，但并不意味着价格一定要和商品的价值量完全一致。对于价格和价值量的背离情况，马克思指出，货币和商品的比例关系，既受价值量的决定，又受其它诸如供求等因素的影响。此时的价格“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而“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所以只要价值量转化为价格，受供求等因素的影响，商品和货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也就是必然的。而这种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正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价格和价值在质上的矛盾也是存在的，即“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阐述了商品价值决定价格的基础上，并不否定价格本身有脱离价值的现象，而认为这恰恰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

再次，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和影响的现象”的论断还有着致命的错误，它根本无法回答当供求一致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这一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出现以前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就已经起支配作用。如果把供求作为决定价格的源泉，那么在供求一致的情况下，一辆汽车和自行车为什么是有不同的价位？显然是无法回答。

对于价值分析和价格分析的层次问题，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为了对付庸俗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价值理论的攻击，运用大量的经济史料，详细论证了价值的产生和发展直至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历史过程，论证了价值规律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指出，在初期的简单商品交换中，价格是以价值为中心，并且是围绕价值来变动的，特别是简单商品生产越充分，则较长期内的平均价格越是与价值一致；伴随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一切落后的生产方式最终被资本征服了，工业取得了应有的支配地位，清除了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的障碍，使工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这样对整个交换来说，就完成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移，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生产价格规律恰恰是价值规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转化形式，尽管现象会偏离本质，但终究替代不了本质。可见价值分析是高于价格分析的深层次的实质性东西，无论价格怎么样地复杂，如何偏离价值的轨道，其背后的决定力量都是价值，价值分析的独立化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即严格区分价格决定和价格实现的不同。前者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后者是现象问题，二者绝不能混淆。

四、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在现阶段的指导意义的问题

首先，劳动价值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价值规律理论的揭示。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以及竞争规律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只要人与人的关系还表现为利益关系，只要社会不能直接地调节这种利益关系，商品生产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最适宜的形式，商品生产过程中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必然会促使每个商品生产者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普及全社会，使生产力向前发展。市场化改革二十年的成就证明只要我们尊重价值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相反，如果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们就必然走弯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脱胎于半殖民和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不仅要完成工业化，而且还要完成现代化目标，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实践上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统统视为异端，简单地认为我们可以不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结果证明只能是经济的“穷过渡”。

再看当今的时代特征是经济的全球化，其实质就是市场的全球化即资金、人才和生产要素的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也就是价值规律将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作用，为各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开拓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能否有效地融入世界经济，使本国经济结构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尽可能的有利地位，成了促进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于全球化市场经济之外，不遵循价值规律的原则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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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构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于劳动价值论，在新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人的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由来与演进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奠定的。

(一)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

1,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考察了商品价值问题，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因为劳动，从而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时间成反比;认识到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认识到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劳动，也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决定的。

2,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价值和价格概念也含混不清;没有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分开来;把使用价值及价值混为一谈。

(二)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有所发展

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还对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有不彻底性，他认为:(1)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2)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时所购买到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3)商品的价值是由“多种收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斯密的第三种价值决定论被后人称为“斯密教条”。

(三)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在资产阶级限度内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

大卫·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实际上他是把使用价值看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并且他始终坚持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对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同意斯密的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人”，但不同意“三种收人”决定价值。但李嘉图无法从价值规律的范畴内说明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无法解决价值规律同平均利润之间的矛盾。所以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完整的解释价值规律。

(四)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过程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的笔记中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同时在方法论上反对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中所用的抽象方法。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著作又开始承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学说。随后在《1857一一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建设工作。马克思创建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包括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量决定理论，价值形成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价值转型理论，国际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等。其中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人的活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其他劳动与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倍增，等等。

二、当今现时代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一)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问题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商品生产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时代，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仍然能够对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而且尽管处于信息时代，但必须承认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耗费的活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就对否定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进行了批驳。他这样说道:“有人提出了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认为进入新世纪和新技术发达时代，还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那肯定被认为脑子出了问题，而且聪明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会在坟墓里发笑”。这种理论“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化为乌有了。”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来分析，胡代光认为，生产要素在现今，不但包括资金、厂房、机器、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等要素，这些新要素都具有资本化特点，都不具体创造价值，只有和具体的生产性劳动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来新的价值。而生产性劳动则是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既包括生产物质资料，又包括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已愈益对其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劳动者整体既包括工人，又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乃至被雇佣的指挥劳动或监督劳动的人员，他们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仔细揣摩其涵义，笔者认为，做这样的论述的原因是:这些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既创造了使用价值，又创造了价值，在作为商品出售时，也同时包含了剩余价值。“我国轻视知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根源，主要是来自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由此产生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劳动的分工体系来说，知识生产、智力创造也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环节之外，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就越来越成为价值的主体。但是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而且同样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只不过这种商品或服务在购买时与物质性的商品的不同点在于:这种劳动就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本身，而不是凝结在商品中的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

所以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与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业的生产性劳动的最大不同在于，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是最终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而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性劳动，其劳动并不是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在购买时就意味着对这种劳动的即时消费。比如:擦鞋工为顾客擦鞋，理发师傅为人理发，在其劳动力的购买中就直接实现了消费;而不是像金银等物质财富的提炼一样，在消费的同时有人的劳动凝结在待加工的原材料上，最终使其转化为金银，并能在其物质的存在期内一直具有相应的价值。服务性劳动等其他未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在消费的同时就已经消耗的尤影无踪。但由十这两种劳动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除了由于两种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对象存在差别而使其最终存在方式不同外，其本质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活劳动，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当同样予以重视。其本质上都创造了社会财富。

(二)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活劳动与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是有区别的。正是由于这两种生产性劳动是不同的，在经济运行中就应该认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的具体特性。如果不能弄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之间的不同特性，在经济建设中极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根据性质将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而且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扩大再生产要按照比例协调发展。我们如果将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所属的生产部门称之为第三部类，那么第三部类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等三个部类也要协调发展。

假设在三大部类不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动都进行交换和消费，那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第一部类能够为第二部类提供全部固定资本投资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而巨第二部类能够为所有部类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第三部类应该能为前两个部类及自身所必需的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产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是扩大再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提供人们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新增加人口的消费需要。那么在扩大再生产中就应该也是第一、第二、第三部类协调性的出现增长，不能出现不协调而使经济出现不健康的增长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样产生的不健康增长应该有如下几种:

第一，当第一部类所占有的资源过多时，有可能会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品与劳务(此处指没有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劳动，下同)与其交换，从而导致消费资料和劳务的缺乏，大量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因为找不到买主而破产，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第二，当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过多，而第一类没有相应的物质补偿，第三部类没有相应的劳务提供，根据价值规律，生产资料和劳务就会价格急剧上涨。这样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经济虚假增长，但最终经济会因发展过于不平衡而陷人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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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价值论中，有很多组相关概念容易产生误读，例如价值和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等。由于马克思没有明确区分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也没有明确区分价值的实现、价值的决定与价值的交换，对于价值分配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涉及较少，因此，后人在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偏差。本文试就这几组概念进行区分，并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一、价值的生产、转移和创造

在理解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存在一种简单而又容易出现的错误，那就是有些人没有将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转移之间的关系区分清楚。

(一)价值的生产

商品价值的生产是指在商品生产中投人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即凝结人类抽象劳动的过程，也是劳动者借助劳动工具将劳动对象加工成商品的生产过程。毫无疑问，商品价值的生产离不开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者，这三个要素中前两者以没有生命的物的形式存在，唯独劳动者具有意识和创造力，但商品价值的生产却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每一个单一的要素都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价值生产的充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三者处于平等地位。劳动者在生产中是以主体身份进人价值的生产过程中，除此之外，劳动者对于商品价值的形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商品价值的生产过程包括了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假定价值的生产总量为T，转移的价值为C+V,创造的价值为m即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么，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T=C+V+Ma。

(二)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转移

凡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原来没有的新东西。价值的创造是指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者创造价值就是生产出比自身价值V更大的价值即增量价值V，习惯上也称之为剩余价值即m，这只是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中的一部分。在价值的创造这个概念中，它突出强调了劳动者所发挥的主导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作用。价值的转移是指劳动者将自身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过程。价值的转移包括价值转移的主体和客体，价值的转移主体是劳动者，价值转移的客体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就价值的转移客体而言，被转移的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离不开劳动者，也同样离不开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就价值转移的作用而言是平等的。劳动者只是价值转移的惟一能动者和价值被转移的一个对象而已，即劳动者既是价值转移的主体又是价值转移的客体，它支配着被转移的价值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转移。在具体的一次价值生产过程中，被转移的价值量只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C+V的一部分。可见，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以及价值的转移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大于创造的价值总量，也大于转移的价值总量。

然而，许多政治经济学教材却是这样表述的: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劳动者不仅“能创造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还能创造出一个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也有人认为:“价值的生产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所谓商品生产，就是这种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使用价值或财富的创造过程的统一。这些观点都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混在了一起。实际上，凡是被创造的肯定是针对过去不存在的、新产生的事物而言的，凡是被转移的肯定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而言的。劳动者创造自身价值是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是在提供劳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的，是“一般过去时，’;而转移自身的价值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完成的，是“一般现在时”。劳动者自身的价值早在劳动过程之前就已经形成，蕴藏在劳动者的个体之中。劳动者在一次劳动中，总要消耗自身的体力和脑力，总要使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这正是劳动者价值转移的表现，而不是创造自身价值的表现。因此，正如创造不等于转移一样，价值的创造也不等于价值的转移。在这里，笔者无意咬文嚼字，但是转移和创造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的创造是针对新价值而言的，价值的转移是针对旧价值而言的;价值的生产过程既是价值的转移过程，也是价值创造的过程，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是价值生产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价值的转移过程和价值的创造过程的统一，劳动者生产的价值量等于转移的价值量与创造的价值量之和。

二、价值的决定和实现

商品及其价值被生产出来之后，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这就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实现。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提出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对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述得比较清楚，但是，由于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校对第3卷就已经去世，因此，关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和功能历来存在争论。这种争论主要是马克思曾经有如下表述:“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据此，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首先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后有许多学者认为，如果供求相等，商品按市场价值出售;如果供求不相等，则商品价值由总量产品内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样，商品价值或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在国内《资本论》经济学的价格决定论中影响深远。目前，理论界基本达成共识: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单个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某种符合社会需要量的商品总量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这一共识，有人提出:“个量(或单位)商品的价值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总量商品的价值实现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笔者也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也涉及到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实现。

价值的决定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价值量在生产领域的决定，即价值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决定，二是价值量在流通领域的决定，即价值在社会实现过程中的决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生产领域，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进人流通领域之后，在尚未交换之前，这个价值量还只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个别价值，在交换中，通过市场供求和竞争，通过社会和市场的“无私评价”，这个潜在的价值或个别价值才有可能转变为该商品实现的价值。因此，某个商品中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这个商品在生产领域的价值，经过社会和市场“无私评价”后，如果该种商品顺利卖出，那么这个商品的价值量则变为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量。因此，商品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量是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在生产领域的决定与商品供求无关，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决定即商品价值的实现却与供求有关。

所谓价值的实现是指价值为生产者所有到价值为消费者所有的过程。商品从生产领域进人流通领域后，价值也自然进人了流通领域。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决定消费，价值一般能够按照价值规律迅速实现自身的价值，投人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本上都是满足需求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体上等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的价值量都能够转化为实现的价值量。然而，在过剩经济时代，消费决定生产，商品价值在市场上实现自身价值存在一定的困难，投人生产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一定都是满足需求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生产领域的价值量不一定都能够转化为消费领域的价值量。这种经济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

总之，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人们生产的价值多少，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人们生产的价值在市场上实现了多少。生产的价值量不一定都是实现的价值量，因此，应该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价值的生产决定与价值的实现决定区分开来。

三、价值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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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迅速传播与广泛采用，人类步人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变成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成为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科技知识(以下简称知识要素)不仅使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而且对传统经济理论形成很大冲击，引发出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认识问题。面对生产力构成中的知识要素对经济的突出贡献，有学者提出知识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复制，能重复使用，有再生性、创新性特点，它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可以突破物的要素的有限性，极大满足人的需求，对经济作出的贡献是其它诸要素无法比拟的，它在价值生产中贡献巨大，所以，他们认为知识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与财富。这就是所谓的知识价值论。

由于知识创造价值观点的提出，这在价值理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它引发了多元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一元价值论)的挑战，从而引起劳动价值论大争论。争论中产生了一些观点与劳动价值论存在根本的分歧，而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促使人们去思索探究这些问题的真伪，为深化发展对劳动价值论认识提供了基本素材和条件，并能对之产生深远影响和历史性意义，但首先则要求劳动价值论能够根据时展的新现象，对那些问题作出正面而科学的回答。在诸多问题中，存在着最明显的三大新议题:一、科技知识能否创造价值?这是价值论之争的契机与前提，必须从理论上深人分析才能说服人。二、既然新科技的发展，使先进机器设备得以运用，企业内直接劳动的人数减少，那么价值创造的主体是谁呢?它有何转变?这是社会发展的新倾向，并与第一个问题直接相关、相辅相成，它也是劳动价值论应予以丰富发展的内容。三、这次争论呈现两种态度:一种是要发展深化劳动价值论，另一种是要用价值多元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如何科学地对待劳动价值论问题呢?这三个问题认识清楚了，才能更好地推动劳动价值论的深化与发展。

对此三大议题，我们的回答是:第一、科技知识不能创造价值;第二、知识劳动者是价值创造的主体;第三、深化发展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与研究。这是研究劳动价值论之中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对此必须认识清楚，不可回避。

一、科技知识不能创造价值

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为社会创造了许多财富，因此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科技知识就能创造价值。科技知识能否创造价值?理论界对此争论得很激烈，而劳动价值论的回答是否定的。

1、从科学技术知识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来看，科技知识是劳动生产力的因素，但不是决定价值的因素。

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有: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在这些因素中，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居于重要地位。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决于生产所运用的动因力量，即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它在生产上的应用。

新科技知识通过作用于生产力中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它的应用使劳动资料中的动力系统、机具系统、运输系统和信息系统更为先进，使劳动对象的范围扩大，性能质量更好，并可武装劳动者的大脑，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造就高素质的工人、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这些因素的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科技知识通过作用于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进人劳动过程，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但不进人价值形成过程，只有人的劳动是决定价值的因素。因此科技知识不能创造价值。

2、从劳动的二重性学说来看，经过科技知识物化的劳动对象和先进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通过具体劳动改变自己的使用价值形态，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而抽象劳动则在产品中加进了新的价值。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具有特定目的和方法的具体劳动，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最终生产出新的产品出来。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形态被消耗掉，通过具体劳动，原来的使用价值已造就了新的使用价值(新的产品)。由于具体劳动创造各不相同的使用价值，它们无法在量上进行比较，就只有靠产品的有用性(使用价值)来保存生产资料的价值，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的价值，只能是它先前失掉的价值。因此，具体劳动无法使价值增大。而抽象劳动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是价值的源泉，它的耗费能在产品中形成追加的新价值。正因为劳动的二重性，使得加进新价值和保留旧价值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共同完成。因此，先进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只能转移价值，不增加价值。科技知识及经过它物化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

3、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例的关系来看，经过科技知识改造的先进生产工具或机器，通过劳动者使用，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时间减少，其个别价值降低了。按马克思的观点，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是相等的，这说明先进机器的使用，虽提高了劳动效率，造就了更多的产品，但却未使价值量增加。虽然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商品交换，劳动效率高的生产者可实现较多的社会价值，但机器的使用不会增加价值总量。可见，经科技知识改造的先进机器或工具不能创造价值。

4、从高素质的劳动者与低素质的劳动者创造价值量的比较来看，前者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要大。也许有人会说，由此不可以说明劳动与科技知识都创造价值吗?我们的回答是:科技知识不可能增值，仍然只有劳动创造价值。

这里，高素质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量大，他的劳动效率也比低素质的高，但这增加的价值量不是因为科技知识带来的，而是由于高素质的劳动者，其劳动复杂程度要高、劳动的强度要大，在单位时间里，他耗费的体力、精力、智力比低素质的人要多、要快，他的劳动多倍于简单劳动。因此，高素质的劳动者比低素质的劳动者在同一时间里创造的价值要大，这个增加值仍是复杂劳动带来的，科技知识并未能参与价值创造。

综合以上四点，说明科技知识及经过知识物化的知识产品、机器设备等都不能创造价值。

二、知识劳动者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

随着高科技的应用，企业内直接劳动人数减少，出现了“无人车间”、“无人工厂”，人们会疑惑:价值创造的主体是谁呢?它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是转向科技知识吗?

我们知道，劳动是人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劳动除了包含体力劳动外，还包括脑力劳动，脑力劳动是总体劳动的组成部分，从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使社会劳动发生了变化，劳动出现了知识化、智能化、复杂化特点，复杂劳动在价值创造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体力劳动的比重日益下降，繁重的重复的体力劳动，正被各种自动化机械和计算机所取代，社会劳动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脑力劳动日益成为劳动的普遍形态，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科学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那么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也由过去的主要依靠体力劳动创造转变为主要依靠脑力劳动创造。因此，价值创造主体不是转向科技知识，而是转向知识劳动者、脑力劳动者。

比如:19世纪中叶，马克思时代，当时经济发达的英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就业的劳动力大约占了英国当时全部就业人数的64%(1840年)，当时的价值是主要依靠体力劳动创造的。到1980年，英国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的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已下降到了大约20%，与此同时，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却由36%上升到了63%,67.8%、大约80%;与此同时，英国创造的GDP却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加，1885年为13.16亿英磅，到1980年达2312.1亿英磅，1987年4141.8亿英磅，2000年10425.9亿英磅。而这些服务业中发挥着重大的创造价值作用的人员大多是知识生产者、知识分配者、技术工作者、管理者、信息服务人员以及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质和一定技能的人员，而且这些人员在全社会正日益增加，他们创造的价值在服务业中占绝对比重。目前信息产业已成为发展最快的领头羊，全球GDP中，已有三分之二的产值与信息产业有关。信息业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支柱产业。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年度报告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在OECD的主要成员国中，“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这些数据已表明，知识智力劳动者已取代体力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价值主要由他们创造带来。知识劳动者成为劳动的主体，他们是科技工作者、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操作工人、服务人员，其它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人员等等。其中科技工作者、管理者是知识劳动者的典型代表，是创造价值的核心主体。

但是，为什么科技工作者、管理者的劳动能创造巨大的价值和财富呢?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两者的劳动作用问题进行深层分析。

当年马克思就十分重视科技工作者、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劳动者的概念也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在整体劳动者中，除了体力劳动者之外，还包括经理等管理人员、工程师等科技人员，马克思又具体地说:“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从马克思的叙述中可知，科技人员、管理人员是属于生产劳动者，他们是在劳动“概念扩大”之后，其劳动能力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的劳动者，其从事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现代生产中，其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

1、对科技工作者劳动作用问题的分析

对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有些学者称其为“科学劳动”、“科技劳动”、“科技创新劳动”或“创造性劳动”等概念，都一致认为它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创造性劳动，能创造巨大价值。20世纪末以来，人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核动力技术、纳米技术、宇航技术等都是当代科技创新劳动的成果。劳动是以拥有科学知识高积累和高创造性能力的科技人才来进行的生产劳动。它有两大功能:一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创造高知识含量使用价值的功能。首先以科学发明为基础创造出与生产直接相连的科技成果，如新技术构思、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以及各种技术数据等，其知识含量高，富有使用价值，而以之为生产手段，使生产产品的能力较之传统工业生产工具高出千百倍，是国民财富高速增长国力迅速增强的有力杠杆。二是创造高价值的功能。科技创新劳动是层次最高的高度复杂劳动，这种劳动具有高价值创造能力，是当前科技进步和劳动方式现代化以及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创造性是科技创新劳动的特点。比如:在形成半导体芯片的价值中，85%以上的价值来自于专门设计和工程服务以及相关的专利版权的创造性劳动。

根据科技工作者对经济作出的巨大贡献，理应给予丰厚的报酬，一方面是对科技人员从事高度艰辛的复杂劳动、付出了巨大劳动代价之后所给予的经济回报，同时也是鼓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更大的创造性成果出来，为社会经济服务，以充分体现知识的作用。

2、对管理者劳动作用问题的分析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经营管理的作用日益重要。马克思肯定了生产管理的必要性，对之反复使用了“监督劳动”、“指挥劳动”、“管理劳动”、“指挥和监督劳动”等概念。肯定了厂长经理等的管理劳动是指挥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其劳动表现在对产品的设计、工艺改进、内部机制的创新等方面做出预先决策，对生产内部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的组织、配置，使之协调优化，这种工作需要有专业知识、生产经营能力与丰富的经验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合理的估计、英明的抉择，这属于知识劳动。生产过程中，管理者要使员工能够进行协作劳动、互相配合、不断创新，对生产要予以监督、指挥，承担创造价值的任务;他们为实现产品的价值，需要创造性地展开营销活动，开拓新的活动领域，不断冲破常规、捕捉新的机遇，开辟新的市场，而在产品价值的实现过程中，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对手的排挤、市场的变化等，这就需要他们运用智慧、胆略和创造性，善于驾驭局势变化，善于抓住机遇，以使产品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显然，经营者的劳动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能创造巨大的价值。

在当今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经营、管理会变得更为复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个优秀的管理人员在组织生产中的作用和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胜于一个普通职工，同时他在实现商品的价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鉴于管理者的劳动也是一种高智力的知识劳动，他在创造价值与价值实现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应获得更多报酬，这才是对其管理劳动的复杂性、创造性的肯定。

总的说来，价值创造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物质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也不只限于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如今，实践已证明科技工作者、管理者正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是知识劳动，是能够创造巨量价值的高级的复杂劳动。

三、深化发展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