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配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7 16: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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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配论文

篇1

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绩效评价的普遍重视,我国财政部门在公共财政支出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财政支出未得到有效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1.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现实意义

财政支出绩效,是指财政支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它反映了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之间的比较关系,重点研究政府配置资源的合理性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按照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的控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是对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投入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发挥财政调控功能、提高财政资金安排科学性、促进财政支持社会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于规范财政支出,依法理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二是有利于重点项目建设,对项目的运行及效率情况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促进项目管理,增强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的责任感;三是有利于正确引导和规范财政资金监督与管理,形成有效的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获取有效的信息,使政府决策者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及短期行为,节约财政资金,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随着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拥有了现实可行的条件。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同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仅要分析计算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投入和产出,而且还要计算分析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投入与产出,支出绩效既反映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效益,又反映为大量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远比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复杂。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全面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财政支出类别多,内容繁琐,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外交事务、行政司法、科教文卫等众多领域。支出对象的广泛性、差异性决定了其绩效的表现具有多样性特征,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整体效益和局部效益等。要对财政支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对上述因素进行全面衡量,从多种效益的相互结合中得出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同时,由于不同类别的支出具有特定的功能,所追求的效益也有所侧重,因此,评价时,在全面衡量各种效益的基础上,也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别支出所产生的效益的特殊性。

2.2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原则。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常用的有前后对比法、有无对比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法等。但无论何种方法,都有严格的标准、指标、程序和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必须设计一套统一的原则、制度、标准和程序,以此作为开展评价工作的基本规范,否则,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将失去衡量的依据,评价的程序和质量也会失去控制。但考虑到财政支出绩效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的评价,可以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其差别性,结合各自的功能特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来进行。

3.目前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3.1保障制度缺乏。目前,《预算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对财政支出均侧重于资金投入的管理和监督,而对资金产生的投资效益则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缺乏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

3.2绩效标准难以建立。绩效标准是管理部门或评价人员对实际效果进行衡量或评价的鉴定要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被评价单位或项目绩效高低的尺度。由于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的缺乏,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诚然,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绝非易事。与企业追求财富最大化相比,政府组织追求了太多的公共目标(经济的、政治的、自由的、安全的、环境的、社会的等等),且其中多数目标都很难衡量。也可说,公共支出目标的多样性和难衡量,是其评价标准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如何从科学角度,突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手段、认知和主观决策限制,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和完整的绩效评价标准,综合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政府绩效,是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开展绩效评价的难点。

4.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思考及建议

4.1划分评价层次。根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可以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四类: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

4.1.1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项目的效益。由于财政支出项目是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项目支出内容十分广泛、项目间差异大、项目效益不确定性大,因此,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合理安排财政经费、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1.2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主管部门所属二级和基层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单位作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基层单位,其支出效益直接反映为财政支出的总体效益,因此是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上述评价工作分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并且共同构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上述四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目的相同,四类评价工作都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为目的;二是层次分明,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单位评价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总和,而综合绩效评价又要以部门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为基础;三是差别显著,项目支出评价是具体财政支出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总体评价,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侧重于财务管理效率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是一种政策评价。

4.2建立评价制度。

4.2.1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制定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办法、工作规则、工作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结果运用等一系列制度和规程,并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纳入财政管理制度范畴。

4.2.2要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在收缴环节,采取集中收缴方式,提高资金入库效率;在分配环节,分类细化预算指标,有助于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评价,还可清晰地衡量预算分配环节的成本与效益;在购买环节,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可以取得规模效益;在支付环节,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有效途径。因此,财政支出各环节上都存在绩效问题,应该研究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都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4.4编制绩效预算。绩效预算作为一种公共支出预算模式,是由绩、效和预算三个要素构成的。“绩”是指财政支出所要达到的目标;“效”是指具体考评完成目标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预算”是指为实现支出目标提供的财政资金数额。绩效预算是绩效评价的前提与基础,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在财政支出管理的各个环节中,笔者认为,从绩效预算编制入手开始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是应用绩效评价理念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编制绩效预算,就是要进行事前控制。财政与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都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运用成本——效益法,对重大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审查、组织专家论证、筛选,严把入口关。编制绩效预算可以起到事前监督的预防作用,解决了其他事中和事后环节监督管理上的不足,能够从根本上提高资金的绩效水平,加强预算制度的约束作用。

在具体的绩效预算编制过程中,要结合预算支出管理实际,在绩效预算的各主要环节加强制度约束。如结合部门预算的编制程序,各预算部门首先要进行自我评价,在这个环节需要对各部门明确支出责任,建立奖罚措施和资金追踪返还制度。各部门要对影响财政支出绩效的因素进行定义、识别、衡量和预测,并对要实现的目标进行评价,制定科学、合理的支出计划,在编制本部门支出预算草案时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价;在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审查环节,要建立严格的绩效预算审查制度,通过加强对预算支出绩效的审核、评价及综合平衡,对绩效差、不合法、不合理、不科学的部门预算支出计划予以调整;财政部门要建立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跟踪检查制度,在提出公共预算时要设有与该支出对应的效果指标;在预算执行的中期报告中要对比资金的使用与绩效,在决算时要报告最终的资金绩效情况,并对各部门的财政支出进行横向的成本效益分析,找出不同单位或部门项目间成本效益差异的原因,为以后支出决策提供依据。

5.结束语

放大这个“节约点”的功能和效应,不仅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持久开展,更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建设“绩效财政”的极端重要性,才能不断增加财政投资评审的客观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用好用足财政投资的每一分钱,获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财政投资超值回报。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虽说节约的着力点是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但财政投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节约点”。

参考文献

篇2

2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双证制”的教学模式

2.1高职院校管理课程教学模式构成的多样性

为满足“双证制”人才培养的目标,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更加广泛,一是在课程和工作岗位的联系上,广泛的寻求和社会人才岗位的联系,确定课程和人才的培养方式相吻合,可以更加明确的让教师指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二是在内容上,教师应创新教学方法,确定以学生为主体,利用如讨论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增加课堂的活跃度,三是在组织上,教师适当的开展如专业技能比赛等实践技能培训的主题活动,针对建筑专业的特殊性,可以采用情景式的方式,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的能力,使得学生们能适应未来的工作需求。

2.2高职院校管理课程的实践教学方式的广泛性

在以往高职院校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中,实践通常被理解成为实习,这一错误也使得教学质量不高。随着实践性教学的广泛深入,对于建筑专业这个对实际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来说,实践教学的广泛性是丰富教学文化的主要方式。

2.2.1相关企业实习组织学生去企业进行专业的实习,是了解企业特点,熟悉建筑行业工作环境的一个有效的措施。通过学生在企业实习,了解建筑企业的运营情况以及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并进一步地将专业知识融入到工作的具体操作上,缩短学生在社会的适应期,提高学以致用的有效性,增加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这个方法是传统的实习教学方法,不过也是十分有效的。

2.2.2社会实践在不同时期学生掌握的知识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可以贯穿于学生整个学习期间。新的课程改革目标突出培养适应时代的人这一本体功能。社会实践是对学生认知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调查手段。建筑专业的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融入到社会实践中,通过思考,认识到当前建筑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结合所学课程进修相应的调查,可以促进学生的技能提高,增加其社会的实践能力。

3高职院校建筑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与措施

3.1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高职院校由于其学校的特殊性,教师引导其对现实的就业形势进行分析,让学生在准确定位自己的同时,调整学生过高的工作期望值,能够使得学生更加地对知识渴求和对实践能力重视。“双证制”便是采用双重认证,对于学生未来就业有着很大的优势,在这个培养模式下,教师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教师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学以致用,这样才能使得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相结合,并对学生加以严格的管理,做到审时度势,因材施教。

3.2建立有利于建筑工作的管理体制

学院通过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应的督导机构,对建筑专业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管理措施。在物质和资金保障的前提下,统筹管理,制定和专业相关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符合学生发展的课程计划,并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3.3专业教师全面推行“双师”制,学生全面实行“双证”制

实现双证制,在老师中推行双师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对学生要求双证制的同时,对教学质量进行提高,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取得技师、高级技师或其他职业资格证,是符合教学发展需求的。在学生实行双证制的时候,校方应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认识,使其明白制度对自己将来带来的好处,要求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加强自己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结合的能力。

4高职院校建筑专业“双证制”人才培养创新措施

4.1调整考核比例

现如今在教学中,存在着高分低能以及考试作弊的现象,误导着学生真实能力的表现。从学生自身角度来说高职学生对于自己的自我评价依然居高不下,缺乏对于自身优缺点的理性认知分析,一味好高骛远地落在知名企业或者热门行业以及发达地区企业,往往最后却落得错失良机无业可就。针对这些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调整中更加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针对高分低能现象和考试作弊现象调整考核比例。因为高职学生乐于动手实作,学生只要平时上课认真参与,基本上可以得到50%-70%的分数,因此期末考试只要能考取10%以上的分数就可以合格,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或成绩,所以学生就没有必要冒着被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的处分危险去取得合格成绩。

4.2改变考核方式

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用人企事业单位对于高职毕业学生的偏见,认为高职学生的能力在本科以及更高学历的学生能力之下。在人才招聘会或者招聘信息中随时都可以发现一些并不需要高学历的工作岗位却对于高职学生设置了拒绝门槛。而且高职学生即使就业但是却也难以得到高薪酬待遇并且能够得到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少。难以得到社会较高认可和评价,让很多壮志满怀的高职学生在频频碰壁屡遭挫折伤害之后逐渐丧失斗志。提高教学水平以及学生技能的培养需要的是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学生的考核方式和评价结果应与企业、行业的要求接轨。在对学生考核中,首先应该严肃纪律,在高职学生中建立起良好的学习氛围。其次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应只以学生的课堂成绩作为参考,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的内容要与相关产业发展所吻合,提高高职学生在社会的适应力。

篇3

 

一研究背景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目前此问题不仅受到理论界的关注,而且已成为政府决心致力解决以实现改善民生目标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同等重要、同等严重的问题也开始逐渐受到关注,那就是近几年最终分配后我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急剧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衡量GDP含金量、居民幸福指数、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关键指标。本文依据详尽的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且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及其症结所在,并提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政策建议。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定义及计算方法

1 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可定义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取得收入的途径不同。城镇居民主要依靠工资薪金,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统计途式。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城镇居民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的统计可操作性差,一般选取农民纯收入作为考察农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农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家庭全年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2 居民消费倾向

居民消费倾向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而引起的居民消费所增加的数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显示,居民消费倾向是一个具有明显国别特色的指标,即不同国家之间居民消费倾向的差别很大,同一国家的居民消费倾向相对比较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各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情况不同,且都属于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指标。储蓄文化、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增长速度、收入差距情况、房地产价格都是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

1995年到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在一定阶段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如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在2000年到2004年间基本保持在74%左右,2005年到2008年间保持在78%左右,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则以每年1% 的速度缓慢下降,由此可见,居民消费倾向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规律性。

表1:中国城市及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年份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3]

1995

1577.7

1310.4

83.05%

4283

3537.6

82.60%

1996

1926.1

1572.1

81.62%

4838.9

3919.5

81.00%

1997

2090.1

1617.2

77.37%

5160.3

4185.6

81.11%

1998

2162

1590.3

73.56%

5425.1

4331.6

79.84%

1999

2210.3

1577.4

71.37%

5854

4615.9

78.85%

2000

2253.4

1670.1

74.12%

6280

4998

79.59%

2001

2366.4

1741.1

73.58%

6859.6

5309

77.40%

2002

2475.6

1834.3

74.10%

7702.8

6029.9

78.28%

2003

2622.2

1943.3

74.11%

8472.2

6510.9

76.85%

2004

2936.4

2184.7

74.40%

9421.6

7182.1

76.23%

2005

3254.9

2555.4

78.51%

10493

7942.9

75.70%

2006

3587

2829

78.87%

11759.5

8696.6

73.95%

2007

4140.4

3223.9

77.86%

13785.8

9997.5

72.52%

2008

4760.6

3660.7

76.90%

篇4

地方政府性债务听起来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实际上关系密切。比如政府进行的项目建设,特别是民生工程,多是举债而来。但是,地方政府借债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看效果。对于地方大力举债而且多以土地作为抵押的情况,这种形式目前已经很普遍。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整体风险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尚没有达到危机状态。然而,现在也必须开始介入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以消除隐忧加强管理防范风险。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地方债有多大规模,将会造成什么风险”等问题,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到现在仍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这主要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认定标准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同时没有统计指标体系。

从大量的审计信息中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包袱日益沉重,债务风险日趋加大,给地方经费的持续发展带来潜在的隐患。这是由于某些地市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环境恶劣,公共产品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发展实力薄弱,产业结构单一,非农产业产出所占比重低下,地方经济发展滞后,长期以来不断投入发展,可产出效益不明显,这是形成政府性债务的根本原因。另外,由于这些债务发生年代久远,这期间单位领导及财务人员更迭频繁,原欠债单位有的破产或改制,有的债务人已死亡或离开本地无法联系,债权人模糊不清,合同约定的使用及还款计划也不清楚,使债务清理核实起来很艰难。

通过进一步摸清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结构、资金投向、管理现状等情况,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偿债责任归属,分类评价政府性债务的偿债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维护财政安全的审计意见和建议,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审计在维护经济安全、防范财政和金融风险、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方面的“免疫系统”作用。

一是严格控制政府性负债建设行为。对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由同级发展改革(计划)、财政部门等对建设规模、筹资渠道、成本收益和偿债资金来源等作评审论证,重大项目应通过社会听证、公示等形式,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坚决杜绝盲目、违规举债。

二是建立政府性债务归口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属单位举债,在政府统筹安排下,由同级财政部门实行统一归口管理,努力扭转多头举债、权责不清、调控不力的局面。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资金审核,承担本地政府性债务监督管理的具体职责。未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的,各级投资审批主管部门不得批准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

三是科学编制政府性债务收支计划。各级政府根据建设需要和承受能力,在编制年度财政收支预算的同时,要编制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收支计划,明确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和偿还本息等计划。

四是着力完善政府性债务偿还机制。按照“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严格确定偿债责任单位,确保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并按合同规定按期还本付息。没有稳定、可靠资金作还债保障的项目,各级政府不得负债建设。要设立相应的偿债准备金。准备金数额一般为年初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3%—8%,有条件的可适当提高提取比例。偿债准备金由财政部门实行专户管理,不得截留、挪用。

五是加强项目财务监督和绩效评价。财政部门要及时、准确地掌握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贷款及配套资金等的使用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稽核检查,实行过程控制,严防项目举债突破计划规模。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完成后,财政、发展改革(计划)等部门要对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功能作用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价。

篇5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是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对尽快实现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解决贫困家庭中小学生上不起学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农村反贫困的一项重要举措。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省,有14个世居少数民族,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和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其中有少数民族人口429万,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62.9%。由于历史、文化、自然等多种原因,四川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贫困问题突出。截止2009年底,四川省有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个毕业论文格式,占四川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55.6%。四川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约135万人,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的30%。近年来国家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中“两免一补”政策是一项重要的举措。这项政策实施6年多来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反贫困起到了哪些作用,具体在哪些方面对贫困农户产生了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及怎样使政策更加完善,为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二.“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对四川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反贫困的影响评价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它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学术期刊网。”[4] 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有效形式,其实施必将对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的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高、就业能力的增强、收入的增加等方面产生影响,进而加快他们脱贫的步伐。

(一)贫困农户家长教育观念增强

家长的教育观念大概包括两方面:一是与家长培养子女的目标和终极目的有关,包括人才观(家长对什么是人才以及希望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的看法)和生育观(家长培养教育子女的动机);二是与亲子关系和教养方式的选择有关,包括儿童观(对儿童及其发展的认识)和教子观(对教育子女内容和方式的看法)。[5] 家长的教育观念指导和约束着他们的教养态度和行为,并通过教养态度和行为影响着子女的个性发展。同时,家长的教养观念自身也受到社会文化、家长自身的经历、家长的文化水平及其所学的文化知识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它直接影响家长在教育上的价值取向,并在其教养态度和行为上表现出来。

图1 教育观念转变对贫困农户脱贫影响流程图

“两免一补”政策在四川民族地区实施后直接影响到贫困家庭家长的教育观念,贫困家庭家长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学校读书,民族贫困地区适龄儿童享受到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失学率降低、升学率提高。随着入学儿童的增多毕业论文格式,贫困家庭的整体文化程度得到提高,进而提高了劳动力素质,这样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从而帮助贫困农户加快反贫困的步伐。(见图1)

(二)小学、初中学生入学人数显著增加

2005年四川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共同制定了本年度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的“两免一补”工作实施总体方案,“两免一补”总投入4.1亿元。在“两免一补”政策的驱动下,四川省民族贫困地区的小学入学人数由2004年的122395人上升到2005年的153826人,初中入学人数由56990人上升到78115人。(见图2)

图2 2004年―2008年四川民族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入学人数

资料来源:《四川省统计年鉴》,2005年―2009年

对比分析四川民族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入学人数可知,小学入学人数、初中入学人数显著增多,但是高中入学人数增加并不明显,因为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因此“两免一补”政策不覆盖高中阶段的教育,家庭困难的子女在完成小学、初中教育后迫于经济压力一般难以继续升学。

(三)贫困农户教育支出成本降低,可支配收入增加

四川民族地区在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以后,小学生每生减负约200元、初中生340左右元。按我国2004年公布的绝对贫困线农村人均年收入882元计算,分别相当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人均收入的22.6%和38.5%;如果加上寄宿生生活补助费,这个比例还要提高,这对贫困家庭带来了直接经济影响。具体而言,“两免一补”资金按标准落实到贫困家庭,即直接承担了贫困家庭的教育支出,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又减少了贫困家庭的总支出毕业论文格式,使其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样就使得贫困家庭的低收入状况得以改善,有机会将这些多出的资金投入到其它经济活动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见表1和表2)

表1 2004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上缴学费标准 单位:元/人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书本费 85 80 92 96 95 96 180 120 80

篇6

福建省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已有20余年历史,目前,形成了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主要框架,辅之于老年人社会救助的‘较为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福建省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存在保障水平低、基金缺口大两个显著特点。为了合理制订政府养老支出的财政预算,在对福建省人口预测研究较为成熟的前提下,有必要对福建省人均养老保障需求进行预测,以协调养老保障供给与需求。

本文通过对养老保障需求的概念分解,构建了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与预测模型;根据1998-2008年福建省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数据,测算1998-2008年福建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养老保障需求,并对2009-2020年的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进行了预测。

一、养老保险需要变量体系

养老保障是要在劳动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满足其自身生存和安全的需要,这就要求确立适度的养老保障水平。确定养老保障水平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使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至于因为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大

幅下降;二是使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低于社会平均的生活水平。

获得养老保障需求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社会调查获得每个人真正需要的养老保障需求水平。其关键问题是如何准确地衡量个人的养老保障需求量。通过研究统计年鉴后发现:老年人的生活支出可以分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表1)。

二、模型构建

(一)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模型

1973年,Lunch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修正变换得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通过研究不同收人层次的居民对各大类商品消费支出的差异来分析消费心理和消费倾向,从而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消费品市场需求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恰恰反映了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因此,ELES模型适用于研究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ELES模型有两个基本假定:(1)某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支出仅取决于该时期人们的收人和各种商品的价格;(2)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额需求两部分,基本需求与收人无关。因此,由该模型得出的基本消费需求恰恰满足养老保障定义中的“基本生活需要”。ELES模型通常表示为:

三、模型应用

(一)数据来源

选取《福建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不同收人层次家庭人均现金收人”表中的“人均可支配收人”指标作为影响人均养老保障需求的自变量。年鉴中按照收人层次,将城镇居民分为低收人户、中等偏下收人户、中等收人户、中等偏上收人户、高收人户。并搜集所涉及到的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数据。

(二)计算结果

根据1998-2009年的《福建统计年鉴》上的统计数据,对(4)式中的分项目参数估计,根据参数估计的结果,计算出福建省1998-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养育老保障需求见表2。

人均养老保障需求的饱和值与人均可支配收人和替代率有关。由于本文所说的养老保障不但涵盖了养老保险,还包括老年人救济、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家庭养老等,替代率应大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替代率,因此本文借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测算结果,假设养老保障替代率的适度水平为70%。

根据1998-2008年福建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的统计数据,运用多项式拟合方法,得到2009-2020年福建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最大值为62 485元。因此,2009-2020年,城镇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水平饱和值为43 739. 5元。对(6)式进行参数估计,得到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水平预测模型:

根据模型求得2009-2020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值,预测的结果用折线图表示,见图1。

由测算数据和图1可知,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总体呈上升趋势,需求值预测将由6 083. 04元,增加到13 355.39元,约增加到2. 20倍。

四、结论

本文从养老保障需求的概念界定人手,通过概念的分解推导出人均养老保障需求的测算和预测,根据福建省的经验数据设定了模型的相关参数,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篇7

    福建省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已有20余年历史,目前,形成了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主要框架,辅之于老年人社会救助的‘较为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福建省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存在保障水平低、基金缺口大两个显著特点。为了合理制订政府养老支出的财政预算,在对福建省人口预测研究较为成熟的前提下,有必要对福建省人均养老保障需求进行预测,以协调养老保障供给与需求。 

    本文通过对养老保障需求的概念分解,构建了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与预测模型;根据1998-2008年福建省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数据,测算1998-2008年福建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养老保障需求,并对2009-2020年的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进行了预测。 

    一、养老保险需要变量体系 

    养老保障是要在劳动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满足其自身生存和安全的需要,这就要求确立适度的养老保障水平。确定养老保障水平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使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至于因为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大 

幅下降;二是使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低于社会平均的生活水平。 

    获得养老保障需求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社会调查获得每个人真正需要的养老保障需求水平。其关键问题是如何准确地衡量个人的养老保障需求量。通过研究统计年鉴后发现:老年人的生活支出可以分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表1)。 

    二、模型构建 

    (一)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模型 

    1973年,lunch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修正变换得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通过研究不同收人层次的居民对各大类商品消费支出的差异来分析消费心理和消费倾向,从而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消费品市场需求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恰恰反映了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因此,eles模型适用于研究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eles模型有两个基本假定:(1)某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支出仅取决于该时期人们的收人和各种商品的价格;(2)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额需求两部分,基本需求与收人无关。因此,由该模型得出的基本消费需求恰恰满足养老保障定义中的“基本生活需要”。eles模型通常表示为: 

    三、模型应用 

    (一)数据来源 

    选取《福建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不同收人层次家庭人均现金收人”表中的“人均可支配收人”指标作为影响人均养老保障需求的自变量。年鉴中按照收人层次,将城镇居民分为低收人户、中等偏下收人户、中等收人户、中等偏上收人户、高收人户。并搜集所涉及到的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数据。 

    (二)计算结果 

    根据1998-2009年的《福建统计年鉴》上的统计数据,对(4)式中的分项目参数估计,根据参数估计的结果,计算出福建省1998-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养育老保障需求见表2。 

    人均养老保障需求的饱和值与人均可支配收人和替代率有关。由于本文所说的养老保障不但涵盖了养老保险,还包括老年人救济、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家庭养老等,替代率应大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替代率,因此本文借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测算结果,假设养老保障替代率的适度水平为70%。 

    根据1998-2008年福建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的统计数据,运用多项式拟合方法,得到2009-2020年福建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最大值为62 485元。因此,2009-2020年,城镇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水平饱和值为43 739. 5元。对(6)式进行参数估计,得到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水平预测模型: 

    根据模型求得2009-2020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值,预测的结果用折线图表示,见图1。 

    由测算数据和图1可知,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总体呈上升趋势,需求值预测将由6 083. 04元,增加到13 355.39元,约增加到2. 20倍。 

    四、结论 

    本文从养老保障需求的概念界定人手,通过概念的分解推导出人均养老保障需求的测算和预测,根据福建省的经验数据设定了模型的相关参数,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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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学者,伍教授思想深邃,眼光敏锐,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富有原创性。我国会计界对财务本质的讨论,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资金运动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等观点,这些观点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但又都存在不同的缺陷,伍教授在吸取它们优点并在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财权流”这一概念。他在1998年发表的《财权流: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一文中指出,“财权”概念是一个与“产权”概念相似的经济学范畴,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独立财权的确立是现代企业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志,也是财务区别于会计的重要“砝码”,因此说“财权流”是对财务本质的重大推进,是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

伍教授研究认为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利”的结合。2000年发表了《现代财务理论的产权基础》一文,伍教授在文章中论证了财权是现代财务的核心概念,他比较系统地阐释了财务本质理论的产权意义、财务主体确立的产权基础、企业财务目标形成的产权动因、资源配置构成现代财务与产权共同的核心功能等问题。

从现代产权理论入手,伍教授提出了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现代财务治理理论体系的观点。《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较系统地论述了财务治理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伍教授指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功能是配置权、责、利,在这三个要素中,

篇9

一.前言

1959年《财政法组织法》(LOLF)确立了法国财政预算的基本框架。期间,该法令虽多次被修订,但仍然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2001年8月,原法国总统希拉克颁布了新《财政法组织法》,明确提出建立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财政预算,并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方法编制的预算案。该法案被认为是法国公共财政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给法国财政预算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显著变化。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使法国的公共行政从传统的官僚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服务领域从此也开始面临一连串的重大改革。

二.改革的背景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技术变革、全球化、信息化和国际竞争的挑战,许多国家的行政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韦伯的官僚理论为代表的、等级深严的传统公共行政制度在支配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年代后,正转变为公共管理的、责任的、服务的、企业化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形式。

新公共管理理论源于欧美国家,最早由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提倡推行。随后该理论在西方国家逐渐受到重视。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在其著作《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提出了“再造政府”的理论,并强调“再造政府就是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①]戴维·奥斯本认为,在传统模式下,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力不从心,窘态百出工商管理论文,因此该模式应当被改革。戴维·奥斯本提倡政府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应当拥有一定的公共企业精神,并学习或运用企业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做法,运用私人企业管理技术以及用结果指标来评估绩效,让政府更具活力及竞争力。

在戴维·奥斯等学者的推动下,新公共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经合组织(OECD)的会员国,相续进行了改革,提出了“绩效政府”的理念。法国在这方面虽然改革起步较晚,但是也出台了相关的法令,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主要内容有:改革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对各地方政府的监管,扩大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地方民主,增强地方民选机构的权利等等。

2.改善法国政府财政赤字的迫切需要

从法国国内看,法国的公共债务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国历届政府站。2005年,法国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的上限,达到了66.8%。同时,西方各国政府都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机构、改善公共财政管理,而法国却相对滞后,这就迫使法国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从2000年以来,法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上升、国内投资与需求大幅度减少,这造成了法国财政收入锐减。与此同时,为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法国政府又大规模投入资金。这导致法国公共债务规模明显扩大。

三.改革的主要内容。

与1959年以来形成的预算体制相比,新《财政法组织法》的变革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预算的绩效的管理。在过去,各部门预算支出项目是分割孤立的,完全由议会根据部门需要进行拨付。在这样的机制下,预算项目很难体现各种计划的性质也很难明确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责任。新《财政法组织法》运用绩效机制来推动财政预算,重新建立了财政预算机制。新机制使得各级管理者的责任明确、国家政策连贯而紧密。该机制把财政预算分为“任务”(mission)、“项目”(programme)、“行动”(action)。“任务”是财政预算的最高级工商管理论文,体现了国家的主要公共政策以及相应的财政预算安排。同时,若干个“项目”组成了某个“任务”。“行动”又把项目的各项计划具体化。

新《财政法组织法》规定,各级、部门必须建立下一年度的行政计划与工作安排;同时,每项具体计划的效果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并把结果反映到年度绩效考核报告中。

2. 项目的行政负责人责任更为明确、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新《财政法组织法》的另一最大的亮点在于,除了不能触动人员工资之外,只要能保证项目目标圆满完成和提高工作效率,各行政部门项目负责人可按实际情况自由调度资金预算。同时,为了保证项目负责人的公正、廉洁,该法案还规定必须强化行政部门内部审计职能,使每个公共政策项目执行者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与责任。 3.强化了议会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力度。新《财政法组织法》实施之后,议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对财政预算的监控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财政预算更为透明。根据新《财政法组织法》第五十条规定,当政府向议会提交国家未来四年的发展报告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相关数据与证据的来源,以供议会调查、审议,从而提高财政预算的真实性。其次,扩大了议会对预算批准的范围。得益于财政预算的分任务管理与绩效管理机制,议会可以通过讨论国家公共政策与发展策略来决定对某项任务是否赋予相关财政预算支持,从而大大提高了议会的决策者的角色。在新《财政法组织法》实施之前,议会由于缺乏必要的时间与手段,只能针对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一揽子计划进行投票。只有约占6%的财政预算真正被议会深入讨论研究。新法案实施之后,“任务”、“项目”、“行动”与它们所需要的财政预算一目了然,议会成员可以从容不迫的进行讨论和投票。最后,公共政策与财政预算捆绑进行表决,提高了议会地位和权利。一方面,决算法草案的审议时间缩短、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审议的宗旨不再是对财务报告进行技术和形式上的修改,而是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并对每个项目的结果、成本和使用进行分析。

四.新《财政法组织法》对公共服务机构的影响

配合新《财政法组织法》,法国从希拉克政府到萨科齐政府,都对公共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渐进式改革。萨科齐的政府改革目前正在进行工商管理论文,无法考察其最终效果,但是其部分改革措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应当承认其改革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减少了财政支出。由于公共支出明显上升,威胁到了法国的财政与金融安全,萨科奇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称为“公共政策全面修订” 的全面改革计划,旨在对公共支出进行结构性削减站。这项计划确定了很多改革目标:实现政府机构现代化;改善为公民和企业提供的服务;确保公务员能够因为工作而得到更多的表彰;以及推广注重效果的文化。其整体目标是用更少的资源,取得更好的成效。该计划是法国政府全面转型的范例,它由370项经过开支审查筛选出的举措组成,同时,每个政府部门都必须节约开支和提升效率。

2.大幅度的减少了公务员数量与规模:法国公务员的数量从2003 年开始减少,减少的幅度逐年加大,到了2007 年,退休的公务员人数介于7万到8万人之间,而该年就裁减了1万5千 个职缺。[②]如今,萨科奇政府实行每两名公务员退休后只补充一名新公务员的政策。行政人员的开支从而大大减少。

3.对公共部门进行分类改革。现有的公共服务部门被分成三大类:一是关系到民生与社会稳定的教育、公共卫生等部门,将继续由国家管理;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意义的领域,具有一定商业色彩的军工、航天和核电等部门,国家将继续控制;三是可以向私人资本开放的其它的部门,如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内国有企业垄断将被打破,私人资本获准进入。

4.行政部门的创新改革。主要有两项:一是预算法采取“目标管理”原则,各行政部门将根据目标制订预算;二是对政府各部门引入外部审计,同时对岗位任务和人员设置等深入调研并提出现代化管理建议。

5.强化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公共部门的各项公共事务分为“任务”、“项目”、“目标”、和“指数”。“任务”是指各项社会事务,如交通、社会治安等。“项目”是指细化后的各项“任务”,如在就业“任务”中,就有增加就业的“项目”;“目标”是每个项目要达到的目的,如增加就业的“项目”中就提出要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目标”。最后,“指数”是指量化后的结果,主要用于评估各项措施是否富有成效。如在采取新措施后,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的数量等等。

法国政府在推进公共部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以法国内政部为例, 2005年法国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人数低于5000人,与2002年相比受伤者减少了25%,而死亡率则减少了36%,创历史之新低。与2002年相比,违法活动减少了8.2%,在公共道路上的违法活动则减少了20%。[③]

五.借鉴与启示

法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工商管理论文,其公共部门颇具特色,它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十分关键作用。虽然由于政治体制和国情不同,不能引入他们的所有做法,但他们绩效考核的理念、严格的责任机制,对推进我国事业单位绩效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公共部门监管。当今世界是信息化社会,全球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法国,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早就是一个现实。在我国,一方面,民众借助互联网等手段开始寻求公民参与的过程来充实公民生活,来有目标地表现公民意识,并学习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官僚的扩张,经常造成公共部门逐渐远离其所服务的社会大众,忽视民众的的真正需求,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在新形势下,要解决事业单位中的绩效改革问题,其基本点还是应当立足于对公共部门,包括对事业单位权利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在上层建筑中确立了公平性与市场经济的自由与充分竞争,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没有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作为社会子系统和公共部门的事业单位绩效改革的效果也无法保证。所以,政府、事业单位不能既当游戏的裁判又做选手,它们应当把主要精力用到保护公正与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2. 重新认识公共部门的本质。高绩效政府组织是指政府组织以绩效评估体系为标准,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度的一种管理模式和组织形态。它强调了以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作为产出的最终标准。法国新《财政法组织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为公众更好的服务站。对于我国的事业单位,一方面,其“绩效”必须最大程度地凸显其社会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潜在的自利性和营利性;另一方面,其“绩效”还必须同时依循各自具体行业的内在要求,凸显其独特的公益价值。在我国,目前许多事业单位社会公益性做得不尽如人意。事业“绩效”应有的内涵和标准均被严重异化、扭曲。所以,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绩效改革工商管理论文,不能不首先从理清什么是事业绩效开始。我国的事业单位属于公共部门,所以它们的绩效应当是“公共、公平和责任”。

3.绩效考核制度应伴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从法国经验看,财政绩效管理伴随着政府管理理念提升,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政府管理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法国2006年执行的新预算案看,最大的特点就是建立了新的结构。新结构分为“任务”、“项目”、“行动”三级。每一个级别都有相对固定的行政负责人。这就使得各部门公共政策项目负责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目前我国的财政预算与管理体制仍然沿用传统的模式,它与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体制改革无法匹配。

4.应当强化公众与人大对事业单位绩效的监督与评估作用。法国议会是新《财政法组织法》的最大受益者,其角色因为新《财政法组织法》而强化。议会有权监督各项任务的落实情况,由此可以具体知道公共支出的去向,增加了公共预算的透明度。在我国推进事业单位绩效改革过程中,绩效指标的如何量化,考核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具备公信力是我国目前事业单位绩效改革的一个难题。由于缺乏可以借鉴引用的办法和模式,很多地方和单位的绩效考核变成了“官绩效”“一言堂”。因此,绩效考核需要考虑多维度考核,以使考核结果更加客观、公正。鉴于事业单位的公益性质,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应当作为绩效考核指标,让学校、医院所在的社区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参与到绩效评价中来,提高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参考文献]:

[1]任青霞:有限政府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研究,2004(1).

[2]陶学荣:公共行政管理学导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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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财务会计、中外会计审计史、会计审计思想史、现代会计理论。至今为止,郭道扬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著作10余部,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因此多次荣获国家级奖励。他指导的博士论文多次荣获“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其中《会计契约论》(雷光勇)荣获了2005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郭道扬教授的突出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于1992年获“湖北省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教育部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2002年获“湖北省劳动模范”称号。

从1997年“京都会议”到2007年“巴厘岛会议”,各国政府为拯救人类向“污染型经济”发起全面宣战,并确定了建立“绿色经济时代”的长远战略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科学家与政治家构建了进行全球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而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也明确了务实研究的行动纲领。当前,在总体上,虽然高层次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已具有统领性指导作用,但却缺乏基础层面的务实性研究,针对这一点,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会计第二报告体系”建立方面。由于内容广博,难点很多,故在此仅论其纲。

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类通过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结合,既创造了人类社会,也持续发展了人类社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两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在于:(1)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以保护好生态环境为根本前提,在处理好它们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2)辩证处理好资源耗费与环境保护两方面的可持续性,这是实现“良性互动”的基础;(3)会计控制要在资源可持续性消费、财产权益与生态权益之间,探讨建立新的平衡关系,探索新的平衡控制点。

二、在全球社会范围内,必须认识与发挥会计控制在实现良性互动中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近几十年来,人们虽然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循环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领域力求解决“良性互动”问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应当看到不少切实性的重要问题却一直悬在空中,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一直囿于一个怪圈之内,使其成为研究中让人十分懊恼、困惑的问题。事实上这是缺乏解决“良性互动”基础性问题的缘故。实现“良性互动”,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基础层面的财务控制问题,它可以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落在实处,真正实现资源消耗低、污染轻微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体;一是基础层面的会计控制问题,它可以切实解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企业的资源消耗结构问题,不断提升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比重,不断降低污染型消耗与降低环境成本,为改造“污染型经济”实现良性互动创造一个最充分的基础性条件。如果大家和一些权威依旧戴着一副“老花镜”看待财务与会计,那么这个问题便很难解决。

三、建立会计第二报告体系的历史基础

经济全球化使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人类开始从全球社会范围研究良性互动问题。目前,可以作为解决第二报告体系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该文献对从综合性标准确定角度考虑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披露问题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二是联合国所属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尽管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原则性的,但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可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此外,可作为研究文献基础的还有英国的《环境报告和能源报告编制指南》、《财务报告中的环境问题》、丹麦的《绿色账户法案》,以及把生态资源和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等。

四、实现以“产权为本”向以“人权为本”支配社会经济时代的根本转变

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以“产权为本”的思想,便一直成为支配社会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尤其是在进入到市场经发展阶段后,产权经济已成为社会的标志性命名,产权价值运动强有力地支配着企业、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循环。世界,是被产权支配、控制的世界。

围绕产权的反映与控制,500多年以来,近、现代会计以资产、负债、资本与权益为主导性会计要素,并以此构建与发展完善了会计的第一报告体系。该体系以产权及其权益为核心寻求平衡关系并通过控制保持这种平衡关系;同时,它还通过系统披露与揭示产权占有、产权价值投入与权益增值状况,为单元利益主体权利竞争性决策服务;它通过现金流量的披露与把握,保持独立经济单元的正常财务状况,以防范与化解财务风险。正是在“产权为本”思想的支配之下,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舍近不求远,朝前不顾后,一味着眼于经济发展而无视生态环境问题,在事实上把经济与环境对立起来,最终造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自然而然,会计控制工作的发展也是这样,可以讲,这一点是人类会计发展史上所出现的一大悲剧。

当今,会计要在“良性互动”中发挥基础性控制作用,实现向以“人权为本”的转变,便必须通过改革,建立会计的第二报告体系,并在报告内容整合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反映与控制的重点,纠正以往工作的片面性。同时,要在第一报告体系改革的基础上,对两大报告体系进行整合,即把工作的一个重点放在对产权价值运动的系统反映与控制方面,也要把工作的另一重点放在以“人权为本”,实现“良性互动”方面,并把握两大报告体系的关联点,使会计控制工作成为保障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会计第一报告体系与第二报告体系的关联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在史前时代,人类首先通过解决生活资料的生产,来解决了人种的繁衍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解决人种的正常繁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今,当环境问题日益威胁到人的生存权的时候,生存权便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因此,由以“产权为本”向以“人权为本”的转变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一点既是建立第二报告体系的出发点,也是在两大报告体系之间明确关联点的关键。

从根本上追究,环境恶化产生危害的集中点是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人最起码的权力,也是最根本的权力。失去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力便无从谈起。片面坚持以“产权为本”,造成经济失控与发展扭曲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失控的具体原因又在于资源耗费失控、失衡,以及消耗中的废气、废水排放失控。从第一报告体系考察,会计对资源耗费成本的反映与控制是极其片面的,它既放弃了对环境成本的单独考核,更没有通过比较对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进行考量与分析,因而,它在权益计量、确认与效率评估等方面也是虚而不实的。以往把环境信息作为附列的部分来列示,事实上这样做就连附带反映与控制的目的也达不到。

所以,本文从会计控制工作一体化角度出发,把会计两大报告体系的关联点确定在“权益”方面,第一报告体系以“产权为本”,系以“权益”作为施行控制的支点,而第二报告体系则充分体现以“人权为本”,把施行控制的重点放在“财产权益”与“生存权益”相统一的方面。保障人的生存权是施行控制的根本前提,以实现“良性互动”为控制的目标,达到“财产权益”与“生存权益”的统一。必须指出,实现“良性互动”,并非让人类一味削减必要的耗费与放慢发展速度,也并非听之任之继续走以往的老路,而是通过切实控制,从根本上改变耗费的方式与方法,改变经济发展的路径,彻底消除“污染型经济”,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经济乃至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六、第二报告体系的基本构成和信息披露与问题揭示的重点

以下所讲框架属于设想性质,尚有待通过实践进行反复研究、验证与改进。1.该体系中的关键要素为:(1)环境治理投入;(2)环境成本;(3)环境损失;(4)生态权益;(5)资源耗费;(6)资源非正常性耗费;(7)资源损失;(8)不可再生资源耗费;(9)水资源耗费;(10)污水排放量与损害估价;(11)水资源防污治理投入;(12)废气排放量与损害估价;(13)大气排污治理投入等。2.该体系中第一报告――“资源耗费与环境互动平衡状况表”设置。相对第一报告体系中的三种主要报告而言,本文将其称为会计的“第四报表”。3.“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构成对照表”,用以分析与评价生态权益。4.“水资源耗费与排污状况表”,通过对水资源的专项反映与控制,考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5.“废气排放量与大气污染危害程度报告表”,用于考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6.“企业(或地区)履行社会责任综合指标汇总报告表”,按企业所属行政区划,按指标进行汇总,并以书面报告的形式,说明自检、自测与自控情况,揭示主要问题产生原因,表明改进意见。

该报告体系中的各报告从一个侧面,或从综合的方面,体现以“人权为本”精神的贯彻情况,整个信息披露与问题揭示的重点集中在资源耗费与环境“良性互动”方面,借以分析与评价报告单位对“生态权益”的保障、维护情况,最终把控制点始终集中在对人的生存权利的保障方面。

七、第二和第一报告体系地位与作用之比较

随着环境问题全球化,当生态环境成为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矛盾的主导性方面的时候,只有通过建立独立的第二报告体系,才能解决新环境下的会计控制问题。并且从以“人权为本”,保障与维护人的生存权方面讲,第二报告体系的作用是第一报告体系不可取代的,并且要切实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报告体系的重要程度理当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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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贫、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从建体系、抓重点、求创新、强基础四个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要持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增加农保险种、有效提升覆盖面,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增加财政补贴种类,探索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险,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甘肃省作为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省份,2020年已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但仍然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恶化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加强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研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覆盖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各项指标稳步上升,覆盖率逐年增加。保费收入从2013年的5.73亿增长到2020年的19.13亿;保费赔付额从2013年的3.07亿增加到2020年的15.72亿;赔付率从2013年的53.56%增加到2020年的79.68%;保险密度从2013年的37.06元提高到2020年的131.52元;保险深度从2013年的0.095%增加到2020年的0.219%。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近三年甘肃省累计签单保费44.5亿元,共赔付28.3亿元,其中直接受益农户301.5万户次,有力支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和特色产业的良好发展。但据甘肃省2020年农户参保户数计划表显示,全省申报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村居民7203939人、1830158户,[1]仅占全年农村居民20460133人、5055097户的35.21%和36.20%,也反映出甘肃省农业保险的普及率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因农业的弱质性而具有收益外部性、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技术要求等特点,被界定为半公共商品,世界各国对其发展也都采用“市场+政府”“自愿+强制”的双向引导。我国自2004年试行“有政府补贴的商业化农业保险”,2007年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全国范围推行。甘肃省农业保险亦采取“市场+政府”的经营模式,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产险、平安产险、黄河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都担负着甘肃省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并且“每县经办机构原则上2家,不超过3家”,经办期限3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确定服务地区,进而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推进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助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在中央保费补贴支持下,2007年开始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如2007年在甘州、安定等地试点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试办奶牛保险,2010年试办玉米制种保险,2012年在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开办森林保险等;同时,也开发了啤酒花、藏羚羊、牦牛、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等甘肃农业特色险种。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多达105个,覆盖羊、牛、薯、药、果、蔬六大主导产业[3]。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甘肃省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分布,也使农业保险发展兼具背景性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

(一)甘肃省经济水平落后制约了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充足的保险保障资金,该资金一部分来自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投资收入。目前,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通常由政府财政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这就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好坏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甘肃省而言,近年来,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长期以来经济体量位居全国末端梯队。2020年,全省GDP实现9016.7亿元,实际增速3.9%,总量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四省区;全省人均GDP约3.41万元,不及全国同期人均GDP水平一半。与此对应,全省财政收入亦有限,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5亿元,仅为广东省的6.77%、浙江省的12.07%。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投入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不够充足,严重制约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意味着农民收入低,限制了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4.3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7.4%,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的六成,居全国各省排名最低位次。这种农村居民的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过于浓厚,对农业保险认知不充分,致使农村居民主动投保意识弱,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农业保险供给力度有待增强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旨在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但农业产业固有的低收益、高风险、高赔付率使农业保险盈利性较差,与保险公司的商业逐利目标矛盾。为此,国家自2010年起推出多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2010年5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保险公司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免征营业税及后续对应的增值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2017年财政部的《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此外,还允许经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农业险种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按补贴保险保费收入的25%计提。甘肃省贯彻执行,即使这样,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成本和低保费收入下的优惠政策之比仍不及盈利效应,甘肃省还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保赔付率更高一些。这些明显抑制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发展建设的积极性,整个市场政府主导力量明显,市场自发调节力度弱。与此同时,省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容易导致承保农作物的方位、面积等数据不准确,农业指标监测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承保工作的进行。各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特色产品的开发创新力度也不足。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覆盖了包含主粮作物、藏系养殖、森林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包含果树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蔬菜种植等在内的特色种养殖产品,但大多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少市场竞争。同时,随着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经济林果类产品种植规模的增加,逐步开展了针对苹果、玉米的“保险+期货”试点,增开高原夏菜、羊肚菌、枸杞、李广杏、茶树、湖羊、绒山羊、黑山羊等11类品种的天气、价格指数保险;以及红花椒、核桃、油橄榄、藜麦、金银花、设施蔬菜、中药材等9类产品的收入保险。这些创新型险种总计20余种,仅占全部农业保险品种的18%,并且很多尚处于试点环节,未大规模推行,创新力度明显不足,理赔标准和理赔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也影响了相关产品的信服度与普及率。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规模种养殖大户越来越多的对理赔提出高要求,传统的成本保险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化解风险的需求。与现有物价匹配的产值保险、收入保险成为主要需求,但现有产品表面创新多、质变节点少,尚未涉及到深层改革,这些都从供给层面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为依托,要想获得甘肃省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解决财政补贴、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强三大问题。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补贴力度

经济有效增长是带动农业保险良好发展的动力,而农业保险的良好发展又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方面,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顺应国家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契机,积极推动省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对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确保并逐步提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效率。作为经济欠发达省区,甘肃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2010-2019年,全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均值仅为0.463%,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均值却达到1.658%,全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从2010年的4.153倍增加到2019年的4.654倍。[4]财政部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中央对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不包含税收返还)从0.16万亿增加到0.2万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甘肃省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在甘肃省试点以来,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比例分别约占40%、25%、15%,2007-2019年,累计政府保费补贴61.23亿元,占保费收入的83%,其中,中央、省级、市县级各自累计补贴额为25.66亿元、21.69亿元、13.89亿元,[5]中央补贴是主要构成。2020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13亿元,按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中央补贴3.49亿元,省级补贴5.04亿元,分别占保费收入的18.24%和26.35%。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甘肃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资金缺口仍需中央政府补贴,因此,既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补贴,还要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避免寻租、资金缺位错位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在最主要的地方。此外,一些特色性、经济价值高的果蔬类农产品,农民投保需求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和省政府保险任务计划限制,只能部分投保,保险覆盖率较低,亟需财政补贴的持续增加。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推进“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关农业保险则因产品特色多处于创新试点环节,并由县级财政主要补贴,而省内高贫困率意味着多数县级政府地方财政有限,无法承担高额保费补贴,保障规模有限;农民的低收入也制约了自缴保费比例不能太高,这就导致“全而弱”的恶性循环。从长远发展来看,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扶持。

(二)提升农民需求

提升农民需求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根本。按照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中确定的中央补贴品种,除育肥猪实行“成本+目标价格”保险、由农户承担20%的保费以外,其他实行成本保险,农户承担保费占比5%-30%不等。其中,承担比例最低的是公益林,农户仅分摊5%;商品林分摊比例最高,需分摊30%;马铃薯、能繁母猪农户分摊20%,玉米、棉花、冬小麦为15%,青稞、藏系羊、奶牛为10%。苹果、中药材、肉牛、肉羊、蔬菜、鸡等省级补贴品种则区分农户贫困程度,贫困户承担10%,非贫困户承担20%。与此同时,作为成本保险,相关补贴品种的保额根据开办时的物化成本确定,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费率从2%到6%不等。据统计,2007年,全省农户自筹保费546万元,占总保费收入13%;2019年,自筹保费33380万元,占比20%;2007-2019年间,农户累计自筹保费12.02亿元,仅占保费收入的16.3%[6]。传统补贴品种保额与现行物价增长速度的脱节,使农户享受低费率同时,又认为成本投入和保险赔付之间有差距,尤其是设施投入大的高经济价值农产品,更因保障程度不高而降低了农户投保意愿。这就需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产业振兴,提升农户手工技能,增加稳定的从业工资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而可持续地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在现有消费基础上满足农业保险费用开支的增长,从根源上缓解甘肃省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此外,还需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善农户传统“认栽”观念。在偏远农村地区,保险普及力度并不乐观,一些农户只知道社保,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下,乡村干部以及农业、保险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深入村社,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普及宣讲会,为农户们讲解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理赔案例,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以小换大”的风险防范重要性,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顺利开展,增强参保积极主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民间流行并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方式,找当地已参加农业保险并获益的农户做代言,多做产品介绍和优惠政策宣传,从而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

(三)提高保险公司供给积极性

1.继续推行并落实财政部规定的有关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并吸引保险公司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积极协助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目前,甘肃省尚未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服务,农业保险由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只占各经营主体业务的小部分,这就使服务专业性欠缺,在产品设计和费率厘定及条款制定上专业性不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也劣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未来可以在提升经济发展、确保并增加地方补贴的基础上,吸引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甘肃拓展业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服务质量。3.规范保险经营管理,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基层网点,下沉服务重心,开拓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范围。因此,一是甘肃省政府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推动“以奖代补”政策的试点;二是现有从事农业保险的各家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农险业务的重视,积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类型,增加对乡村振兴中“一村一品”的高经济价值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明确理赔范围,做到精、准、细。在现有成本保险为主,试点产量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权)”等产品形式的格局中,根据保障对象的特殊性,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普及。三是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及时赔付,增强保险信誉度,提升农户投保热情。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农业保险的产品宣传、开发创新,完善省内“互联网+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保险承保的电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计划的通知

[2]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OL/ED].

[3]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4]李永海、潘菊霞.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21(5):33-37;

篇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取得飞跃发展,但是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城乡,其中居民收入差距大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一、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表现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大、行业居民收入差距大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取得飞跃的发展,中新网10月31日电据中国国家统计局31日的报告显示,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3.6元城乡,到2007年达4140.4元,比1978年增长近30倍,年均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7.1%。然而我国目前仍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尽管在国家多种惠农政策密集出台的情况下,2004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很快城乡,走出了此前的‘八年徘徊’,但城乡差距依然在扩大。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 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城乡绝对差距首次突破万元。城乡收入比也达到3.31∶1,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一比率不过1.5∶1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1]

(二)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大

个省(市)。由于经济基础和条件的不同,我国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若中部地区为1,则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从1978年的1.28:1:0.88扩大到2005年的1.57:1:0.80。而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比例也从1978的1.10∶1:1.01上升到 2005年的1.52∶1:0.997。若考虑东中西部居民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社会福利因素,实际上东中西部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会更大论文参考文献格式。”[2] (三) 行业收入差距大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行业差距,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观点城乡,各行业的利润应该趋于一致,但是目前我国由于垄断和各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原因,不同行业的居民收入差距很大。“根据200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出,2006年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排名前5位的行业分别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它们的工资分别为平均工资的2.13倍、1.87倍、1.52倍、1.37倍、1.24倍。排名后5位的行业分别为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它们的工资分别为平均工资的0.45倍、0.72倍、0.77倍、0.78倍、0.84倍。”[3]

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成因解析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下面就问题主要表现进行简单的分析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一个突出的原因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我国在建国后,由于资金薄弱,为了实现工业化城乡,压低农产品的价格,而抬高工业产品的价格,也就是工业产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从而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据有关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城乡,平均每年176亿元,是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的5倍。1979年到1994年,国家通过剪刀差又从农业提取了15000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是同期农业税收为1755亿元的8.5倍。90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都高达1000亿元论文参考文献格式。”[4]

(二)经济基础和条件不同造成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大

在古代,中原地区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城乡,可是由于中原地区战乱和对生态的破坏的影响,到了南宋以后,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地区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加强了对东部地区的政策扶持,这样造成了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尽管九十年代以来城乡,我们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政策,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教育、经济基础等各种原因的影响,东中西部的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三)垄断是造成我国不同行业居民收入差距大主要原因。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大,除了有些新兴行业是高技术行业,例如: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行业,但是造成我国不同行业居民收入差距大一个主要原因是垄断。“目前的高职工收入行业大多是属于垄断性质的行业,如航空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这些行业职工过高的收入并不是由于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劳动强度、工作积极性造成的,而是凭借垄断特权、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实现的垄断高利润的结果论文参考文献格式。”[5]

三、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对策探究

对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需要对症下药,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废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的价值学说城乡,揭示的价值规律是: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依据价值进行。马克思对农产品价格的看法是:农产品按社会生产价格出售,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由劣等土地的生产条件决定。在建国初期,为了进行工业化建设,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让农业补给工业也是迫不得已,但是目前我国工业已经取得飞跃发展城乡,是应该到了逐步废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缩小城乡差距的时候。

(二)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

为了缩小东重西部居民收入的差距,必须继续实现西部大开发政策,同时也要加快中部发展,国家应该从政策方面扶持西部和中部的经济发展,在财政投入方面城乡,我们更多地应该雪中送炭,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锦上添花,不能为了东部的效率,而减少西部的公平。

(三)逐步解决行业垄断问题

垄断必然产生垄断利润,垄断必然妨碍公平,对于目前行业垄断问题,国家应该逐步让社会资本进入相关垄断行业城乡,实现公平竞争。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那些涉及到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行业,我们应该加强监督,适当降低员工的工资使员工收入合理化。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由小康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多发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面对收入差距问题,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可以有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参考文献:

[1]赵伟.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回顾与思考[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5.

[2]吴红伟.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对策思考吴红伟[J]. 商场现代化 2008 ,(19):315.

[3]伏帅、龚志民.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山西财经大学学报[J]. 2008, (12) :22.

[4]彭腾.论消除“剪刀差”与增加农民收入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 2007,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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