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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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本文作者：陈晓斌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

我们可以看到叠音作为一种特殊的词语使用形式在儿童文学中被大量运用，存在着AA、AAA、AAB、ABB、AABB、ABAB等多种形式。在儿童文学中，叠音词语的使用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相同音节的复叠使得儿童文学的语言自然而然地透出儿童式的稚嫩、童真，给人以儿童特有的“小”“、可爱”“、亲切”之感。儿童特别是幼儿，受自身语言生理机能的制约，本身就常用叠音词，儿童文学中叠音词的使用迎合了幼儿的这一语言特点，保留了“幼儿自然口语的原生状态”，“用最简洁、最自然的语言形式传达出了幼儿最本真的生命意趣”（王金禾2009）。

另一方面，相同音节的复叠和谐了音韵，调整了节拍，或模拟声音、或描绘色彩、或状写情态、或摹写动作，使语言流畅、生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性和美感。比如，例（11）中的“喵喵叫”、“笑”、“哇哇喊”“、呜呜叫”，通过叠音的运用，既使得前后音韵和谐流畅，读来朗朗上口，又是对猫和女巫声音的模拟、状态的描写，生动地展现出了狂风来之前的惬意、悠闲和狂风来之后的紧张、慌乱。例（13）中的“湿答答”、例（14）中的“黑乎乎”分别描述了小青蛙刚从池塘里跳出来的状态和小熊饼干烤糊了后的颜色，叠音的使用摹其声、绘其色，既显得具体真切，让人产生了相关形象的联想，读来又显得亲切可爱，儿童味十足。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作为面向儿童的文学作品，其读者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语言也必然具有特殊性，必须是儿童所“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语言，必须具有“儿童味”。为实现此目的，儿童文学的语言必然受到方方面面的诸多制约。本文选从词语的使用这一方面对儿童文学的语言展开了讨论。从词语的使用形式上来说，叠音词的使用是儿童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具有多种不同的叠音形式，不仅使得儿童文学的语言显得稚拙、质朴，儿童味十足，而且和谐了音韵，调整了节拍，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性和美感。当然，限于笔者本人的能力，本文对儿童文学语言词语上的讨论只能是浅尝辄止，很多方面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篇2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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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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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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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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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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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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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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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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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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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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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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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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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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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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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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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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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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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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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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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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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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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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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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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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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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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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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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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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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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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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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二.活动效果的调查与分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园文化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学生们能够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以全新的视角和思维解读和诠释文学，涌现出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作品。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以参与活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设计了《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园文化活动调查》的问卷，以校园文化的视角，问卷主要涉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情况、活动作品的内容、活动作品的形式、参与形式以及活动效果等方面的内容。调查问卷在征求业内几位开放教育和汉语言文学专家意见并做出修改后，发放52份，有效回收问卷50份，回收率为96.1%。用专业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一）基本情况分析

1、参与对象

笔者对参与此次活动学生的性别、年龄、分校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基本反映出国家开放大学西安分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整体的结构与层次分布，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分校直属一分校占比12%，直属四分校占比12%，长安分校占比8%，高陵分校占比68%。调查数据显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男生占比28%，女生占比72%。主要年龄集中在25岁以下的占比54%，25岁———35岁的占比28%，大多为青年学生。根据调查，西安分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集中在高陵分校。

2、作品内容

根据调查数据，西安分部的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作品中，选取中国古代文学为内容的占比72%，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容的占比28%，外国文学的选题为零。大部分学生喜好中国古代文学题材，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由此可以反映出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深入人心，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也有涉及，对于外国文学题材较为陌生，无人选题。

3、作品形式

根据调查问卷，各分校参与学生采用的作品形式数据统计中，直属一分校采用的形式主要有情景剧演绎、朗诵和茶艺阐释等形式；直属四分校有情景剧演绎、舞蹈诠释、书法绘画、摄影诠释和朗诵作品等形式；长安分校主要以朗诵作品为主；高陵分校主要有书法绘画、朗诵作品和版画等形式。统计显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作品形式呈现出多元化、丰富性的特点，学生能够发挥自身特长和爱好，探索创新，凸显个性化设计，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彰显汉语言文学的风采。

4、参与形式

根据活动方案设计，参与活动的形式可以为独立完成，也可以小组协作，西安分部各分校参与形式的调查数据显示，参与活动的学生采用了独立完成和小组协作两种参与形式。其中直属一分校独立完成的学生占比8%，小组协作的学生占比92%；直属四分校独立完成的学生占比46%，小组协作的学生占比54%；长安分校和高陵分校的学生均采用了独立完成的形式。根据整体数据统计，参与活动的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选题内容的需求，不拘泥于形式，能够灵活选取合适的参与形式。

（二）活动效果的调查分析

1、活动效果调查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园文化活动的实施效果，学生在活动中的收获，以及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其中对于活动效果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增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学生为36人，占所选人次的76%，问卷中人数的72%；认为活动能够发挥个人特长的学生人次为45人，占所选人次的95%，问卷中人数的90%；认为活动有助于丰富个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学生人次为47人，占所选人次的100%，问卷中人数的94%。该项调查显示，小组协作的学生普遍认为该活动能够增进同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独立完成作品的部分同学缺乏与同学之间的交流；大部分学生认为活动能够发挥个人的特长爱好，有助于丰富个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学生在活动中的收获

我们对学生在活动中关于知识直观化、提升专业素养、增进文化艺术素养和提高专业学习兴趣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95%的学生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直观化、具体化；91%的学生认为该活动有助于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素养；94%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增进个体的文化艺术素养；100%的学生认为该活动能够提高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兴趣。根据数据分析，汉语言文学专业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寓学于乐，丰富学生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艺术素养，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3、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

在调查问卷中，对于此次活动是否适合开放大学的教育教学特点以及是否希望该活动继续开展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学生对此次活动的态度调查数据显示，96%的学生认为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能够体现开放、自主、和谐的学习理念，更加适合开放大学教育教学的特点；对于是否希望继续开展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的态度，其中60%的学生希望能够继续开展活动，26%的学生希望能够推广开去，让更多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中，8%的学生希望能够改进完善。根据分析，学生对汉语言文学校园文化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肯定，认为该活动更加适合开放大学的教育特色，并且希望继续开展甚至推广到其他专业。

三.反思和探索

汉语言文学“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校园文化活动从学生自身的爱好和兴趣出发，结合自身的特长，以多元化的艺术形式诠释文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专业知识直观化，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艺术素养，活动效果显著，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活动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根据调查分析，此次活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反思和改进。

（一）存在的问题

1、作品内容的选题不均匀

根据调查分析，活动作品的内容选题大多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其中外国文学的选题占比为零。究其原因，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内容相对熟悉，对于外国文学的内容掌握不够。此外，从艺术表现来讲，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效果更为明显，也导致了学生选题的侧重。

2、作品形式整体多元化、个别分校单一化

活动作品的形式整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态势，但是根据调查数据，个别分校的活动作品形式仅限于一种或者两种艺术形式，仍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

3、个别分校学生参与形式简单化

活动中学生的参与形式整体呈现出自由、多样化的特点，但是个别分校的学生参与形式均为独立完成，没有小组合作的形式。

4、作品质量良莠不齐

虽然活动中呈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活动作品，例如《海棠诗社》情景剧演绎，《李清照诗词解读》情境演绎，《王维山水诗解读》摄影作品等质量较高的作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作品形式单一，作品设计粗略，内容表达不够充分，质量欠佳的情况。

（二）改进和探索

针对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此次活动的总结和反思，对于“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校园文化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和探索。

1、创建作品内容选题参考

对于学生选题不均匀的情况，可以创建校园文化活动作品内容选题参考，选题内容可以涵盖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领域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内容，给学生提供详尽、丰富的选题参考和辅助，提供支持服务，让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的选题视野更加宽阔、广泛。更大程度地丰富学生的文学视野和艺术视野。

2、加强对基层分校的支持服务

根据统计分析，部分基层分校的学生活动作品存在作品形式单一，参与形式单一化的情况。根据调查反馈，个别分校存在师资力量薄弱，指导教师和责任教师对活动内容领会不清楚，有趋于简单化管理的思维，导致此次活动学生的参与形式和作品形式单一化。针对以上问题，需加强对基层分校的支持服务，完善培训机制，让分校的主管教师和学生能够充分领会活动的精神，打破束缚和窠臼，以创新的思维、多元的形式解读文学，丰富个人精神文化生活，构建生动、个性化的开放大学校园文化精神。

3、完善审核、监督机制

针对作品良莠不齐的情况，活动小组需完善审核、监督机制，加强顶层设计，逐级管理、质量把控。加强对活动作品指导教师指导过程的审核和监督，保障学生活动作品的整体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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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情导情，激起学生内心的情感波澜

王维的《积雨辋川庄作》是一首富有浓厚田园生活气息的诗歌，可学生在读了两遍之后，却只能看懂这些表面的文字，感受不到其中蕴藏的诗情画意。为此，我试着让他们用自己的生活体验来感受这首诗。如体会首联“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东辎”，我就带着学生一起想象山林中雨后的情景: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山林空蒙蒙的，异常宁静，空气潮湿，柴火点了许久终于开始袅袅生烟，雨天里男人们去东边田头耕作，女人们则在家里烧火做饭。在联想和想象中，学生们开始露出会意的笑容，这一幅幅的画面是多么熟悉啊，家里农忙的时候不就是这样一番景象吗?领悟诗境后，学生又开始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为此画面增添上富有生活情趣的镜头:女人在青砖砌成的土灶上捣米做饭，小孩在一旁烧火，烤红薯，画面里甚至还能闻到锅盖中透出的饭菜香，兴许还会夹杂着轻微的烧焦味……在老师的适时适度的引导下，学生的记忆被唤醒了，原来抽象的文字顿时鲜活了面容，诗情画意不言而喻。汉语言文学和生活从来都是血与水的关系。陶行知先生说得好: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语文教学不是为了把学生放进课本，而是帮助学生打开心灵的窗户，让生活的阳光照进去，在吸收与体悟中明白，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也是今天的青春飞扬。

三、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丰富作品的情感表达

教师创造性地开发并利用好课堂教学资源，是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征，采取一些新颖的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求知欲。首先可借助音乐传情达意的功能。音乐本身有着能诱愫的特殊力量，使人陶醉其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在《史记》的讲析课堂上，涉及到鸿门宴的章节时，我不失时机地给学生播放了屠洪刚那首经典曲目《霸王别姬》，感人的旋律，豪迈的英雄气概和穷途末路四面楚歌的悲怆旋律，很快让学生融入这份浓厚的历史事件的氛围当中。其次可借助Flash等多媒体资料。Flash图文乐兼容，更容易将学生带入意境中。比如上到柳永的婉约词《雨霖铃》的Flash，画面中的冷雨，寒蝉，兰舟，杨柳，残月，情侣分别时的对饮，执手相看泪眼，无不令人揪心。这种凄凉久久地萦绕在每个学生的心头。教学资源的适当运用无疑使整堂课的情感得到了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