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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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用一般的

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

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20年

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

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这些观点

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历史的解神秘

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

概念。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

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

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的亚系统（Subsysteme），正

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

（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

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

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启

蒙辩证法》（DialektikderAufklaerung）消除了韦伯面对合理化进程尚还抱有的矛盾

，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

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一方

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

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

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而合理化的经验过程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来加以检验。

但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必须和生产力、目的理亚系统以及工具理性

的总体承担者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为

理论过于狭隘：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确定的行为概念还不够完善，不

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全部囊括进去【4】。另一方面，则在于行为理

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

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5】。

一方面，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就交代清楚，韦伯是在一个科学语境中接手合理性问题的

，他摆脱了19世纪历史哲学以及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进化论的前提。合理化理论不属于社

会学作为科学而必须抛弃的推理遗产。社会学是踏着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早期社会主义的足

迹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它有着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形成与

发展【6】。在此过程中，社会合理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主题：在18世纪，历史哲学探讨了

这个主题；到了19世纪，进化主义的社会理论又接手并转化了这个主题。我想简略地回顾

一下社会合理化问题的早期发展历史，以便阐明韦伯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论》（Esquissed\unTableauHistoriquedesProgres

deL\EspritHumain，1794）一书囊括了历史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主题【7】。合理性

模式是由计算性的自然科学提供的，主要是牛顿的物理学。它发现了\研究自然的真正方

法\；\观察、实验以及计算\是物理学揭示自然秘密的三大工具。和康德一样，孔多塞

也深信这种科学的\可靠过程\。科学成为了一般认识的范式，它把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

都变成了单纯的意见：\数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两大分支。由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所依赖

的是计算和观察，它们的学说不受不同学派的意见的左右，因此，它们和哲学分离了开来

\【8】。

孔多塞没有象康德那样去努力揭示认识方法的基础以及科学理性的条件；孔多塞关注

的是韦伯所说的科学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孔多塞关注的问题是：依靠方法导致理

论知识的增长，这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以及整个文化生活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孔多塞试

图根据现代科学的历史模式，把人类历史理解为合理化的过程。他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的内容：

（a）首先，孔多塞根据科学进步模式重新解释了至善（Perfektion）的概念。至善

不再象亚里士多德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事物内在终极目的（Telos）的实现，而是

意味着一个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方向明确，但一开始目的并不具体。至善被解释成

了进步。孔多塞在他的著作中试图阐明：

\自然的完善并没有给人的能力（perfectionnementdesfaculteshumaines）设定

界限；人追求至善的能力是不可意料的……其界限只有一个，就是星球的存在时间，因为

自然让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约束\【9】。

人类精神的进步不受人类内在终极目的的限制，它们是在偶然条件下实现的。进步概

念与学习观念联系在一起。人类精神取得进步，并不意味着向终极目的又接近了一步，而

是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智力获得了有效的证明；也就是说，人类精神取得进步，所要归功的

是一种学习机制（Lernmechanismus）。学习过程就是从知性上克服障碍的过程；孔多塞

认为，\我们的知性观念\依靠的是\一种紧张关系：一边是我们揭示真理的手段，另一

边则是自然对我们的反抗\【10】。

（b）自然的反抗包括先见（Vorurteil）和迷信。自然科学模式的认识概念似乎把

传统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政治观念等统统都给否定掉了。面对这种传统

的力量，科学的启蒙作用日甚一日。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神学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亚系统

，在18世纪末获得了长足的制度化，以致于科学发现的组织形式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样板

制度。启蒙成为了一个政治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在实践中提炼科学知识，进而摆脱先见的

过程；用孔多塞的话说，启蒙是一个政治概念，说明的是哲学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过程。科

学进步要想转变成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科学家就必须承担起教育公众的使命，以便使他们

自身的工作原则成为整个社会交往的原则。科学家作为启蒙者，试图把他们享有的权利

\大声宣布出来\，这个权利就是：\任何一种意见都要接受我们自身理性的检验。……

这样，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不是揭示或论证真理，而是传播真理。他

们的使命就是要直捣一切先见的老巢，因为有了先见，人们就到教士和教派、政府和传统

的社团那里去寻求庇护；他们的荣耀在于，消除民众中的谬误，而不是要拓宽人类知识的

界限\。当时还身险囹圄的孔多塞进一步补充说：\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追求知识的进步

，他们这样做既充满着危险，也蕴藏着用途\【11】。

（c）启蒙概念是一个纽带，把科学的进步观念与认为科学也致力于道德完善的信念

联系在一起。启蒙要求人们在与教会、国家等传统暴力机器的斗争过程中，拿出自己的勇

气，运用自己的知性，也就是运用自己的自主性和成熟性。此外，启蒙的激情还源于这样

一种经验，即：道德实践的先见实际上已经被科学的批判力量动摇了。\一切政治谬误和

道德谬误都是出于哲学谬误，而哲学谬误本身又是与物理学谬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种

宗教体系或超越自然的迷狂，不是出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12】。因此，孔多塞认为，

不仅要通过批判去信奉科学，而且要借助科学帮助解决常规问题：

\数学和物理学都是为了让技术更加完善，使之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道德科学和

政治科学的进步，对决定我们感知和行为的动因产生了影响，这点难道不是自然的必然规

律造成的？\【13】。

孔多塞所说的包括道德实践问题、学习的认知问题以及学习过程的科学组织问题。人

类有能力\获得道德概念\，同样，人类也有能力让道德科学达到自然科学已经取得的水

平：

\自然科学值得信赖的唯一理由在于：自然科学认为，决定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不

管我们是否了解，都是必然的和永恒的；可是，这个原则对于人的知性能力和道德能力所

发挥的效力，为何比其他的自然进程来得要微弱？\【14】

（d）但是，如果启蒙能够依靠人文科学，而且，人文科学的知识进步和自然科学的

知识进步一样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保障，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期待个人的道德有所进步，

也可以指望文明的共同生活方式也取得进步。和康德一样，孔多塞也认为，文明的进步意

味着建立起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和制度、一种确保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以及一个加速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进而消除或补偿社会不公的社会制度。孔多塞希望消灭\在两性之

间制造不平等的先见\【15】；也希望消灭犯罪和堕落，在卫生和医药方面消除贫困和疾

病；孔多塞认为，\未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死亡只是外在不可抗拒力量所导致的结

果\【16】。

换言之：孔多塞以为，相对于死亡，生命是永恒的。这是18世纪历史哲学思想的典型

观念，尽管它在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同时代人那里才获得完整而明确的表述。当然，也正是

这种激进的态度才暴露出了历史哲学思想中的断裂。主要有四个论断后来遭到了质疑，并

促使历史哲学的现代观发生转型。

首先，孔多塞必然会设定一些前提，因为他认为，直线性的进步概念所立足的是现代

自然科学的科学进步概念。（a）他设定，物理学历史以及把物理学当作样板的科学，可

以说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脉络。相反，当代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强调，理论的形成与范式之

间没有瓜葛；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指出，科学理性的连续性不是建立在理论层面上，而是

建立在理论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不同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当中。更具有冒险性

的是另一个假设（b）：迄今为止，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所解答的一切问题，不是变成了

可用科学加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就是成为了假问题，在客观上消失不见了。孔多塞希望能

克服死亡，这并不奇怪。其中隐藏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偶然性经验和意义问题，迄今为

止一直都是用宗教来加以解释和解决的，现在会有巨大的缓解。否则，就会留下一些无法

合理解决的问题，它们必定会对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很大的制约。这是韦伯的一个出

发点，他试图由此去追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而且依据的还不是科学的发展过程，而是宗

教世界观的发展过程。

其次，孔多塞是18世纪的产儿，他未能搞清楚，如果从现代科学合理性的角度去把握

人类历史的同一性，他所提出的普遍主义要求会有多大的有效性。孔多塞并不怀疑，总有

一天，所有的民族都会\接近象法兰西人和盎格鲁-美国人这些最开化、最自由、最没有

先见的民族已经达到的文明状态\【17】。

对于这个信念，孔多塞的论证是：和自然科学一道形成的合理性，并不是西方文明所

特有的，而是人类精神内在所固有的。这种关于普遍理性的假设，首先遭到了历史学派，

后来又遭到文化人类学的质疑；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本

书导论在讨论合理性争论时已有交代。但是，对于历史哲学在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的，则是其他两个假设。

再次，正如我们看到的，孔多塞把科学进步的认知内容与成熟的道德实践内容联系在

一起；所谓成熟，就是指摆脱了教条和自然的权威。孔多塞使用的是前批判的\自然\概

念，这个概念曾出现在康德的历史哲学著作中，被用来确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在孔多塞那里没有构成问题，尽管从休谟（D.Hume）以来，人们已经清楚

地认识到，关于道德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规范命题无法从经验科学的命题当中推导出来。最

初，这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所探讨的主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

间建立起辩证法中介，这个中介在马克思那里进入了社会理论，而且通过双重渠道：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反思的自足性。随着黑格尔辩证法逐步与时代合流，理论

与实践的中介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实践理性所涉及的问题，再也不能只用哲学的手段来

加以解决了；它们跨越了纯粹论证的界限：批判的武器需要对武器加以批判。用实践手段

来进一步发展理论，不会揭示出太多的普遍性内容；值得提及的，就是革命理论了【18】

。

另一方面，在用非批判的手段把握辩证法概念的过程中，黑格尔又引起了重视；理论

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当中，以致于理

论的规范基础至今还模糊不清。的模糊内容不是被回避了，就是被遮蔽了，因

而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被回避了，是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解成了社会研究和道德

社会主义（阿德勒）；被遮蔽了，既是因为正统派用黑格尔来限定马克思（卢卡奇，科尔

施），也是由于被等同于19世纪的自然主义发展理论（恩格斯，考茨基）。这

些理论为历史哲学最初探讨的合理化主题进入社会学领域铺平了道路【19】。

对于这些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孔多塞历史哲学的第四个假设。孔多塞如果认识到，不

断改进的理论知识具有经验意义，他就会把文明的进步还原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任何一种

解释命题，一旦从合理化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现象，其出发点就必然是：知识和认识的论证

力量具有经验意义。但是，孔多塞既没有深入研究学习机制和学习过程的前提，也没有解

释清楚，认识是如何转化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合理组织的；更没有注意到，认

识会带来预料之外的副作用。孔多塞所信赖的是精神的自发作用，也就是说，孔多塞信以

为，人类的知性依靠的是知识的累积，而随着知识的不断扩散，又会反过来对文明的进步

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自发性表现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从参与者的实践角度来看，文

明的进步是知识普及的结果，是哲学家影响公众舆论的结果，是改革学校教育和大众教育

的结果。这些启蒙实践的目的是要推动人类精神不断进步，但它们自身都是历史哲学的产

物，因为它们第一次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性的过程，以便让那些参与者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

推动这个过程。从科学家的理论角度来看，文明的进步是一些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清楚的

现象。从实践角度来看，合理化表现为一种有意志和有意识的交往实践；而从理论角度来

看，合理化表现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认知过程。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但是，只要我们从唯

心论的角度认为人类精神是一种权力，它有着自己的逻辑和动力，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和

谐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方面，19世纪的发展理论（在斯宾塞那里达到完善）对历史哲学的合理化主题

作出了重大修订：它们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认为，文明的进步是有机系统的发展【20】。

解释渐变的范式，不再是科学理论的进步，而是类的自然进化。这样，合理化主题就进入

了社会进化领域。视角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19世纪的主要历史经验：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技术成为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纬度。生产力的发展最初

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

展模式更有助于我们从经验的角度把握社会进步。

--政治变革也是这样。政治变革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建立。

进步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制度化过程中的反映，比在人文科学中要清楚得多，因为人文科学

的发展本身还是一个问题。

--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壮大，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亚系统，当代政治

经济学用循环模式对此有清楚的描述。这样既形成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得无须再把社会

分工现象还原为个体的聚合；也出现了功能主义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把社会比作有机体

，进而看作是自我持存的系统。

前两个主题有助于我们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把合理化过程解释为增长过程；第三个主题

则使得社会史更加合乎达尔文建立起来的自然史进化模式。这样，斯宾塞（H.Spencer）

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剔除了历史哲学的模糊唯心论，把文明的进化看作是

自然进化的延续，进而使文明的进化彻底合乎自然规律。

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壮大，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所有这

些趋势可以说都是一些经验现象，是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结果。我们无须再把它们仅仅看

作是内在精神历史（可以还原为学习过程和知识累积）的经验标志，也无须再把它们解释

成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化标志。

通过对孔多塞提出的四个历史哲学基本假设的考察，我们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

理论简单地概括如下：它们既没有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也没有对启蒙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

，因此它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所面临的危险；它们还在重复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

当然，这一点不太显著，因为它们至少提出要用关于实践道德进步的价值判断去解释关于

进化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更加紧密地依靠社会科学，用（偏向生物学的）经验

科学的进化概念，来填补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论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韦伯重新接手合理化主题，并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主宰当时科学史语境的，

是对19世纪进化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可以用上文的关键词来加以明确。在这里，我将从

反方向来清理历史哲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批判的焦点是进化决定论，道德自然主义以及发

展理论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

进化决定论(EvolutionaererDeterminismus)：从兰克（L.v.Ranke）和萨维尼（

F.K.v.Savigny）开始，精神科学就在历史学派内部逐步形成了，而且一直伴随着方法

论的反思【21】。这些方法论的反思最迟到狄尔泰就已经发展成熟，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

主义（Historismus）。历史主义批判既针对辨证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也针对进化主

义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这场争论的结果，亦即否定为自然主义

文化寻找发展规律的做法。历史主义认为，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意义关系建构起

来的对象领域，表现出来的是结构主义的合规律性，而非规约论（nomologisch）的合规

律性，更不是进化的合规律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历史主义把文化科学与生物科学，或

者说，与自然科学的样板区分了开来；正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做法，促使了韦伯重新从非历

史主义的合理化角度，去提出现代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历史主义的

批判，朝向一定目标的渐变就必然会被还原为意义关系或观念的内在逻辑，而非社会系统

的进化机制；人们也必定会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而非根据社会进化的规律，来解释这一渐

变。此外，韦伯的这种历史主义遗产彻底妨碍了人们正确对待系统功能主义当中的一些值

得注意的内容。

道德自然主义(EthischerNaturalismus)：韦伯自身属于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

传人【22】。就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而言，文德尔班（H.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

（H.Rickert）同狄尔泰以及其他历史学派哲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与社会科学进化

主义理论的争论过程中，新康德主义超越了其二元主义的科学哲学，发挥了一种特殊的影

响，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价值理论。新康德主义在方法论层面上区分了实然（Sein）和应然

（Sollen），区分了事实的断定和价值的判断，并且在实践哲学中坚决反对一切道德自然

主义。这就是韦伯在价值判断论证中的立场背景。韦伯批判进步概念和进化概念，正是因

为它们在经验科学中发挥了潜在的规范作用。韦伯对于道德领域中的自然主义错误结论十

分敏感，甚至对于描述命题和评价命题的泛滥也十分敏感；韦伯的这种敏感受到了康德和

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影响，当然，这种敏感也有负面作用，它在韦伯那里和一种非康德

的历史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就是：怀疑实践理性的论证力量。韦伯在方法论层

面上坚决反对道德认知主义和道德自然主义。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us)：19世纪的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方式，

传统，价值以及规范的变化范围。历史主义把自身传统和思维方式的相对性经验归纳为如

下问题：即经验科学中设定的合理性标准难道自身不是有着时空限制的文化，亦即现代欧

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丧失了其普遍有效性要求。但是，对于多元文化当中是否也会出

现认识论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历史主义处理得比较草率。精神科学主要探讨的是有文字记

载的文化传统，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不同的文明在原则上是平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

则是古代社会，它对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发展差别轻易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功能

主义文化人类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即一边用进化决定论批驳一切合规律性

的规约论（nomologisch）分析，另一边却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会

看到的，韦伯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普遍主义立场；他认为，合理化过程并不

是西方所特有的现象，尽管综观一切世界宗教，合理化只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

，这种合理主义一方面具有特殊性，即为西方所特有，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

，它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

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在历史哲学和发展理论当中，科学和技术是合理化模式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们具有范式特征，这一点韦伯也没有否认。但是，要想充当进

步概念和进化概念的范式，就必须从启蒙或实证主义的角度对科学和技术加以评价，也就

是说，必须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它们对于类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以尼采以及生命哲学家为代表，他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准形

而上学的评价方式。韦伯也未能摆脱对科学文明的悲观主义评价【23】。他坚决反对合理

化过程在现代社会中脱离道德的价值趋向，而放任自流。因此，科学和技术在他的合理化

理论中失去了范式的地位。韦伯集中研究的是目的理制度化的道德-实践基础。

注释：

1.洛维特（KarlLoewith）：《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MaxWeberund

KarlMarx），载其：《论文全编》（GesammelteAbhandlungen），Stuttgart，1960，

第1页及下两页。兰茨胡特（S.Landshut）：《社会学批判》（KritikderSoziologie

），Leipzig，Neuwied，1969，第12页及下两页。弗赖尔（HansFreyer）：《社会学作

为现实科学》（Soziologieals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Darmstadt，1964，第

145页及下两页。以及我的注释，载施塔默（O.Stammer）（编）：《马克斯·韦伯与当

代社会学》（MaxWeberunddieSoziologieheute），Tuebingen，1965，第74页及下

两页，转载于哈贝马斯，（1970），第313页及下两页。属于这个传统的还有凯斯勒（D.

Kaesler）编的文集：《马克斯·韦伯》（MaxWeber），Muenchen，1972；比恩鲍姆（

N.Birnbaum）：《对于资本主义发生的不同解释：韦伯与马克思》（Konkurrierende

InterpretationenderGenesedesKapitalismus:MarxundWeber），载塞法特（C.

Seyfarth），施普龙德尔（M.Sprondel）（编）：《宗教与社会发展》（Religion

undgesellschaftlicheEntwicklung），FrankfurtamMain，1973，第38页及下两页。

2.圣卡尔贝格（St.Kalberg）：《当代德国社会学领域关于韦伯的讨论》（The

DiscussionofMaxWeberinRecentGermanSociologicalLiterature），1979，载：

《社会学》（Sociology），第127页及下两页。

3.请参阅Wellmer，手稿，（1977）。

4.哈贝马斯（J.Habermas）：《行为合理性的几个方面》（SomeAspectsof

theRationalityofAction），载：杰莱茨（F.Geraets）（Ed.）：《当代的合理性》

（RationalityToday），Ottawa，1979，第185页及下两页。

5.卢曼（N.Luhmann）：《目的概念与系统合理性》（Zweckbegriffund

Systemrationalitaet），Tuebingen，1968。

6.斯特莱瑟（H.Strasser）：《社会学的规范结构》（TheNormative

StructureofSociology），London，1976，第44页及下两页。

7.这里引用的是阿尔夫（W.Alff）主编的德法对照本，孔多塞（Condorcet）：《

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进程》（EntwurfeinerhistorischenDarstellungder

FortschrittedesmenschlichenGeistes），FrankfurtamMain，1963。

8.Condorcet，（1963），第125页。

9.Condorcet，（1963），第29页。

10.Condorcet，（1963），第253页。

11.Condorcet，（1963），第275页。

12.Condorcet，（1963），第325页。

13.Condorcet，（1963），第381页。

14.Condorcet，（1963），第345页。

15.Condorcet，（1963），第383页。

16.Condorcet，（1963），第395页。

17.Condorcet，（1963），第345页。

18.托伊尼森（M.Theunissen）：《理性的实现》（DieVerwirklichungder

Vernunft），《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Rundschau），附刊，第6卷，Tuebingen，

1970。

19.Habermas，（1976a），导论。

20.斯克莱尔（L.Sklair）：《进步社会学》（TheSociologyofProgress），

London，1970，第56页及下两页。

21.罗特哈克（E.Rothacker）：《精神科学的逻辑性与系统性》（Logikund

SystematikderGeisteswissenschaften），Bonn，1948。

22.伯格（Th.Burger）：《韦伯的形态概念》（MaxWebersTheoryofConcept

Formation，Durham，1976；豪（R.H.Howe）：《韦伯的诸种亲和性》（MaxWebers

ElektiveAffinities），AJS，84，1978，第366页及下两页；巴克（M.Barker）：《康

德作为韦伯的问题》（KantasaProblemforWeber），载：《英国社会学杂志》（

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1980，第224页及下两页。

篇2

二、生态哲学的内涵

生态哲学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体系，分别由生态哲学本体论、生态哲学认识论、生态哲学价值论和生态哲学方法论这四个部分有机构成。生态哲学本体论是生态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世界既不仅仅指客观的自然界，也不是单纯指人类世界，而指的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社会—人”的复合生态系统。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既表现为自然的人化，也表现为人的自然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态哲学认识论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主宰自然的世界中心，而是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其中的组成部分，与自然是相互联系、影响与依附的关系，共同构成世界乃至宇宙的有机整体。生态哲学价值论则认为自然不仅具有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外在价值，或者叫做工具价值，还具有其自身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人类的实践与认识活动只有在正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相统一后，才可能促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哲学方法论主张用生态思维，即生态观点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提倡人们用辨证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类以及其他生物与生态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核心价值。

三、东方的生态思想

“天人合一”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态方面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是以对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反思为主。再加上我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对气候、天气的依靠性很大，因此“天人合一”作为我国哲学的基本内核，贯穿始终，超越时空，并且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最终形成深层内涵：一直在追求和执着于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的亲和、统一的境界。同时，作为一种精神观念已经融入进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学艺术中，融入进了中国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从而形成了代表我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如“天人相参”的思想。儒家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要和谐相处，认为人类社会与宇宙自然是协调统一的。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作为自然界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应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与自然对立，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道家将尊重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与儒家强调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认为人必须遵从顺应自然。老子的相关思想理念是最接近生态伦理的，他最先表达了有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主张天、地、人三才都统一于“道”也即自然，从而提出了“齐同万物”的观点和“重人贵生”的理念，同时从宇宙的整体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是却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中汉传佛教便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相融合的最好例证。佛教中的“缘起论”阐释出的“整体共生”的生态观便是以系统性、相关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自然万物与人之间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彼此依存、互及互入的关系。

四、西方的生态理论

“人类中心主义”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但归根到底全都主张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人处在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将人类的自身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著名的哲学命题“人是万事的尺度”，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苏格拉底的“神学人类中心主义”都属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动物解放论”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界限，是生态哲学的一大进步。澳大利亚的辛格作为“动物解放论”的代表，提出了“解放动物”的口号，他将“功利主义”作为自己伦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动物同人一样也能感受到苦乐，从而将道德的主体范围从之前的仅限于人类扩大到了包括动物在内。动物权利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人类应该像重视自己的利益一样去考虑动物的权利。因此，“动物解放论”又叫做“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又称为“生物平等主义”，摒弃了“动物中心主义”的的局限性，将道德权利的范围扩大到包含所有生命的整个生物圈。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史怀泽和美国的泰勒。相比较“动物中心主义”而言，将人类的道德关怀的范围从动物扩展到了整个生物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依然是沿着解放、权利的道路在走，将人类降低到与其他物种同样的地位，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于“生物中心主义”与“动物中心主义”只强调生物圈内物种个体的权利与价值，“生态中心主义”更加注重生态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它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在承认自然界以及其所属部分拥有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强调益主体多元化，进而推证出自然界的道德权利与地位，从而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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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学生阅读哲学书籍，积累哲学素养

学习哲学如果仅仅局限于教科书，是永远不会理解哲学微妙的之处的，要想让中学生真正喜欢上哲学课堂，引导他们适当阅读哲学类书籍是非常有必要的。著名哲学家周国平先生在谈到如何学习好哲学这个问题时说：“根据我的经验，要真正领悟哲学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大哲学家的原著。”可是对于中职生来说，他们年龄小、阅历浅，思维能力弱，而且很多哲学原著晦涩难懂，接受能力有限，读原著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起点较高而有趣的哲学入门读物，如《苏菲的世界》、《哲学家讲的哲学故事》，以及傅佩荣的《哲学与人生》等，并邀请有阅读的同学定期与笔者探讨，在思想的碰撞中，引导他们探求生活的真善美，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在阅读中领会哲学家们所面对的“问题”，把握哲学发展的脉络。在具备初步的哲学知识和哲学思维之后，再推荐学生阅读中外较有影响的哲学书籍。

3攫取典型案例，丰富课堂内容

哲学的抽象思维如何通过形象化的东西表现出来，典型案例的恰当辅助教学必不可少。尤其是新版高教版《哲学与人生》教材，更加重视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即在指导人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讲到“积极行动实现人生发展”一节中，为了让学生明白人在行动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并且要积极行动才能实现人生发展时候，笔者选取了我校优秀毕业生烹饪班洪泓的案例，洪泓为了实现咖啡师的梦想，积极行动，每天奔跑于实训室训练，最后以当年最小的年龄获得了国际ECC咖啡师大赛的海西赛区亚军。这种身边的案例更容易与学生们产生共鸣，让学生明白：不断行动的奋斗的青春才最美丽。在讲到“人生价值和劳动奉献”一节中，同学们对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始终无法理解透彻。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引入当代雷锋郭明义的案例，让学生感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明白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是看他从社会、他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而是看他为社会、为他人尽到了什么责任，作出了什么贡献，个人是通过对社会的奉献来体现自己人生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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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著名学者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对其独特价值进行了赞扬和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哲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史华慈和安乐哲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西方之智慧》就暗含了对东方中国哲学的肯定。史华慈认为中国的哲学智慧价值很大,“中国儒家、道家和墨家兴起,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倾向’,‘一种追问和反思’,‘以及出现了新的积极的视野和通见’”。史华慈在他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说:“和古希腊的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并没有对古代文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单一的回答……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现某种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安乐哲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他的《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对世界哲学的贡献,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他谈到:“儒学对于人类经验有其独立的视野,儒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西方伦理学传统之外的另一选择。西方绝大部分伦理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儒学中的‘个人’是处于关系中的‘个人’,强调人的关系性、共生性。这个理念非常健康,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图景”。

当代美国学者承认中国哲学并出版了大批研究著作,例如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孟旦的《早期中国“人”的观念》、郝大维和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牟复礼的《中国思想之渊源》、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安乐哲的《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境》等,积极推动了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传播。如果中国人不承认有中国哲学,是奴性和败类的表现。由于中国近代长期作为殖民地,西方哲学有霸道的话语权,使一些人产生了自卑和崇洋心理,丧失了文化自信、自觉、自强,甚至自甘堕落,失去了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和尊严。牟宗三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时至今日,东西方都应互相尊重平视,藉以调整、充实、并滋润其文化生命……中国人少数不肖之徒,若再抵死糟蹋自己,不自爱重,那只可说是其买办之奴性已成,自甘卑贱,这只是中国之败类。”

二、中西哲学的差异

中国哲学的学术(学问)有自己关注的话题、重点、体系、内在标准、研究方法,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来衡量。中西哲学的文化背景、服务对象差别很大。西方哲学是在古希腊上层贵族大雅之堂的“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家则面向社会大众,试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芸芸众生;西方哲学强调严格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掌握和领悟,中国哲学则强调日常生活,关注世俗层面的接人待物、“洒扫应对”的感悟和智慧运用,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语)、“满街都是圣人”(朱熹、王阳明、王艮都有此说法)。例如,惠能从舂米、种菜、扫地等打杂事务中脱颖而出成为禅宗六祖,就是典型代表。在谈到中西哲学的差异时,梁启超说得好:“所谓西洋哲学,那才真是贵族的、少数人爱智娱乐的工具。研究宇宙来源,上帝存否,惟有少数贵族,才能领悟得到。晚近虽力求普遍,渐变平常,但是终未做到。儒家道术,因为笼罩力大,一般民众的心理风俗习惯,无不受其影响。所以研究儒家道术,不单看大学者的著述及其理论,并且要看政治上社会上所受他的影响。”[5]18中西哲学研究的内容侧重点差异明显。西方哲学讲究知识论、逻辑学、真理观,中国哲学强调人生观、为人之道、处世哲学。中国哲学面向人生和社会,希望能够指点迷津、安心立命,西方主流哲学则在逻辑上十分讲究,强调纯粹知识的推演,不甚干预世俗的生活。梁启超考察西洋文化,对此有深刻认识:“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5]4对中西哲学的差别,不同角度的概括一直持续,各有千秋。

李艳辉认为:“西方人讲‘用脑’,中国人讲‘用心’;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重理性和逻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直观和体悟;西方人讲天人二分,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等等。”[6]中国哲学的三大派别儒释道都关注生命之学,成为中西哲学差异的又一个方面。中国哲学历来一直主张“生民为本”,《周易》强调“生生之为大德”。儒家提倡君子之道在于利于苍生,墨家主张兼爱之道在于利天下,道家探讨自然之道希望人生自在、浪漫、逍遥,都着眼于生生不息。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便不必讲中国哲学。对于‘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1]3中西哲学研究的内容不同点甚多。梁启超和傅斯年认为将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并且移植、界定“中国哲学”,是简单地将西方学问搬到中国,缺乏对应的内容,实在不妥,值得反思。傅斯年1928年所作《战国子家叙论》略云:“‘斐洛苏非(philosophy)’,译言爱智之义……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爱智论,诸子以及宋明理学是有的;像柏拉图所举的问题,中土至多不过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亚里斯多德那样竟全没有……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此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则知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格意的斐洛苏非一科,‘中国哲学’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7]中西哲学的文化背景、侧重点等差异,要求我们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采取独特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用中国语言,突出中国风格,讲究中国习惯。例如,中国古代的书信、游记、对话、会谈等,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现在看来仍然属于珍贵的学术成果,起码是重要的学术线索,按照今天西方严格的学术论文、著作规范要求,它们肯定被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往往固定化、“八股化”,例如:论文要求有“引论———正文———结论”,排除了“文无定法”的独特的、多样化风格;哲学硕士论文一般要求在2万字以上,即使言之无物也要拼凑达标。

仅以字数标准,古代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仅仅五千言,现在很难符合本科毕业论文字数要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样的做法,似乎是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但却忽视、取消了学术生态的多样化,更奢谈中国特色了。假如小说、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也严格按照这样的统一规范衡量对待,更无所谓“百花齐放”,也许就没有读者和观众了。目前学术刊物的发行危机和读者的流失,不能说与此无关。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告诉人们,不应该与西方哲学简单比附或者生搬硬套,更不应该唯西方哲学和学术规范为尊。石峻认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他评论黄子通的《儒道两家哲学系统》一书,指出中国哲学“研究基本概念或基本名词的时候,切不可用外国的概念或者外国的名词来比附……用西洋的套子去套,或者把中西绝对不同的名词,活剥生吞地等同起来,于是乎对于中国哲学生了许多误解”[8]。

余纪元认为:“通常当我们说不要把西方的哲学概念强加于中国的古典思想时,其实是指不要把西方的某种哲学概念(一般是指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做框架。……中国哲学的自身理性虽然与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悖,却与后现代诸多流派的视角相吻合。”[9]34-35其实,西方学者承认、尊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强调“中国式”了,他们进行中国哲学研究,开始尊重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了。例如,美国的“君子”一词的翻译就有10多种,争论不休,常见的gentleman的翻译以西方“绅士”为参照,方便了理解,但这是以西方来解读中国,有不少不恰当的地方,例如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纯粹是以道德情操作为衡量标准的,不是以“绅士”的地位、爵位衡量的;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君子”讲究男女有别,不像西方“绅士”那样要为女士献殷勤、做奴仆。为还原中国哲学并进行地道的表达,避免歧义,现在流行的一种翻译,就是按照“君子”一词的汉语发音翻译成junzi或者Chun-tsze。近年来,西方“汉学”到“中国学”的概念演变,也表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研究方法的转变,尊重文化的独特性,平等地进行研究和交流。柯文认为,“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而“种族中心主义”必然导致对儒学的歪曲,应该从“西方中心论”转变到“中国中心论”,这样一方面是尊重,另一方面的确是研究主题、对象与方法的需要。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10]53针对这种弊端,他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上述三种儒学观的“中国中心观”。对于这种新的研究模式,柯文指出应该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柯文解释道:“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绘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件。”

三、中西哲学的共性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应该也必须交流与对话,从而才能推进中西哲学的互动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哲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与文化,这是中国哲学研究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承认差异,同时寻找共同点,是东西哲学沟通的需要。我们不能因为学术上存在差异和学术生态的多样性,而放弃比较研究和相互沟通、交流。不同的学术生态的呈现是正常现象的反映,显示了不同国家对人类的独特贡献和魅力。近代西方的学科分门别类,强调分析,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大趋势。即用近代学科观念来看待中国经学、史学及诸子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近代的阐释:“是故《书》为历史学,《春秋》为政治学,《礼》为伦理学,《乐》为美术学,《诗》亦美术学。而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至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赅心理、伦理及理学,皆道学专科也。《易》如今之纯正哲学,则通科也。”[11]应该将中西哲学的共性和个性加以分别,进行综合、贯通研究,避免过分极端、自说自话、各自为政的做法。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如果过于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不主动与西方哲学交流,就容易孤芳自赏,中西哲学对话就可能出现障碍,西方主流分析哲学就会更有理由不把中国哲学当作真正的哲学看待。德国的中国学家罗哲海指出,中国哲学具有重要价值,需要在现代西方进行整合,加以思想的中西贯通、重建和利用,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不仅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西方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对中国人或西方人而言,古代中国的伦理学并非只是文献学上的课题,而是一个与伦理学本身关系重大的议题。这样一种议题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可以称做‘重构’”[12]。对待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中西学者殊途同归,已经成为共识。学界大多数人主张应该一方面切实地按照中国文献的经典进行诠释,认真对待原始文本,另一方面需要站在当代的理论高度进行审视,挖掘、发现其现实价值和问题,加以合理运用。刘笑敢在《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是注释、诠释,还是创构?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是“以中释中”还是“以西释中”?值得深入反思[13]。依据经典进行认真研究,挖掘其价值,是应有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