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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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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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历史的财富，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凝重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展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彰显了独特的品格和气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共同对保存人类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全球的旅游业更多关注于如何利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对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反映其民族感情。它不仅可以满足不同背景的游客体验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需求，也实现了跨文化交流，是旅游开发中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合理的模式，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从而最终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都是近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各地政府也纷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法规立法规划。

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另外还包括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文化空间。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国内的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范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以及功能性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作用和意义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保护措施研究，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方面。研究涉及内容之广泛、时间跨度之大、地区范围之广大大的领先与其它国家学者的研究。第二，从研究的侧重点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范畴、特征、价值以及其功能性研究，较多的涉及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但是较少涉及到具体某个地区的具体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横向的两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研究以及纵向时间迁移中某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历程。第三，从研究的范围上来看，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整个国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从大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动向，指导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很少一部分学者是以某个地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我国是个东西、南北跨度都是很大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做到“因材施教”。第四，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均无学者在文章中指明具体的研究方法，但通过对所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也有人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文章较多，定量分析的文章则为数不多，往后的研究可以更多的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方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上特点。从上述特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可以明确以后的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的总结归纳如下：第一，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多为民族学，艺术学或政治学专家，其他专业的专家介入较少，研究视角就较窄，造成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以及多学科结合的分析欠缺。以后我国一些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多多倡议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介入研究此问题，促进研究的多元化，在多元化的研究中碰撞出出火花。第二，很多学者提出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保护措施的系统研究不到位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理论与实践脱节，一方面不利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实践的执行。以后的研究需要以规范的理论为指导，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严谨的治学思路来开展。第三，研究方法也较单一，文献综合分析法较多，实证研究较少。论文撰写多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部分做得不够。以后的研究需要提高实证方面的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多多开展比较研究，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国内与国外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寻求创新之处。

三、结论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而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历史课题，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保持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友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根[J].群文天地，2009，（1）.

[2]刘壮，牟延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比较与解读[J].西南大学学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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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之星

杨凯律师：

今年，团购的迅速兴起与产业乱像吸引了大众的关注，也使得团购的知识产权话题成为焦点。由杨凯等律师的运动品牌“法国公鸡”诉嘀嗒团、走秀网推出的“法国公鸡乐卡克鞋团购”涉嫌商标侵权一案，以“法国公鸡”方胜诉告终，此案也被称为“中国网络团购维权第一案”。

杨凯律师——北京市柳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业从事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业务。长期从事商标异议案、商标复审及争议案、商标行政诉讼案、商标侵权诉讼案、专利侵权诉讼案、著作权侵权诉讼案、商标行政查处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等业务，同时负责合同审查、参与谈判并解答咨询，有丰富的诉讼及处理非诉业务的经验。

在杨凯律师执业期间，曾李宁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德国巴斯夫公司、瑞士ABB公司、德国雨果博斯公司、美国鲍斯公司、美国利惠公司、芝华士（兄弟）美洲有限公司、安海斯-布希公司、丹麦乐高公司、日本松下公司和美国添柏岚公司等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就专利和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通过诉讼或行政部门查处等途径维护了其合法权益。

另外，由杨凯律师等的美国Fine Art Lamps公司诉中山市巨光灯饰有限公司侵犯其对产品目录和灯具产品所享有的著作权案，在取得胜诉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法院第一次将灯具产品认定为“具有实用功能的美术作品”，并依据《著作权法》加以保护，该案被评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例。

2020年AIPPI世界知识产权国际大会花落杭州

10月20-23日，第43届AIPPI（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在韩国首尔市举行。来自AIPPI中国分会的120多名会员参加了此次会议，集佳律师事务所于泽辉所长以及其他8位来自中国事务所的代表成为本届大会的执委会成员，代表中国分会就2020年AIPPI世界大会的举办城市等重要事项进行投票。最终AIPPI中国分会推荐的中国杭州以66%的多数票胜出，获得2020年AIPPI世界知识产权国际大会主办权。

全球视野下的知识产权应对策略讲座在广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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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3-0164-0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保护”不是“保存，’简单的记录不是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保护”也不是“造假”，生硬地恢复己经成为历史的传统生活也不是合理的保护。面对着无形的，时刻都在变化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保护呢?究竟通过怎样的人为干预手段可以使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命力，健康地传承下去呢?本文试图以福建省晋江市福全古城为例，以实务的角度讨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一、福全古城概况

福全古城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地处晋江东南部，北距泉州40公里，东临台湾海峡，北接深沪镇，南连围头湾。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晋江市唯一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城。

（一）古城历史沿革。号称“百家姓，万人烟”的福全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光启年间，林廷甲来福全戍守。至宋代，福全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大商贸港。据《海防考》载“福全西接深沪与围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舶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闽书》称“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二澳，要冲也。”《万历泉州府志》载“北自乌屿，南属东石，中间若福全所，永宁卫，龟湖，浔美诸处，各有支海穿达，能荡涤氛瘴，通行舟楫，利运鱼盐。”明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海防，下令设立沿海卫所。明洪武二十年，江夏候周德兴造建福全所城，置福全守御千户所，曾经多次抗御海上入侵的盗寇，有力保障了闽东南地区的安宁。

（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6年美籍华人许瑞安教授主编出版了《福全古城》一书。2007年关瑞明教授主持并编制了《福建省泉州福全古村的保护性规划》文本，并于2007年5月入评为第三批国家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确立了福全古村的文化价值和学术地位。

二、福全古城的保护与开发

（一）加强古城基础设施建设，设计福全古城区域文化的品牌标志。在古城改造中必须继承和发扬古城的历史文化，做到既全面保护好古城风貌，又要改造其落后的基础设施，紧跟时代步伐，实现古城文化与现代生活创新意识的有机结合。通过保护古城格局、街巷、优秀历史文化遗存等，并结合古城保护配套建设新区，安置居民拆迁建设，满足古城居民居住以及古城发展需要，主要建设污水排水工程、道路硬化工程、自来水工程、绿化工程、架设路灯、休闲健身路径、建设文化广场，实现保护与拆迁和谐开展，使福全古城成为晋江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点，以促进古城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福全古城城设四门，即南门、北门、东门、西门，可以以古城的四座城门作为区域文化品牌标志，为福全古城设计一个具有蕴涵区域文化特色的品牌标志，使之成为区域文化的品牌象征，成为文化古城的商标。

（二）发扬和传承民间民俗文化。福全古城保存并传承下群众喜闻乐见的嘉礼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戏（掌中木偶）、大鼓吹、南音、高甲戏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在此基础上定期举办民俗文化节来传承古城的民间民俗风情。

（三）开发福全古城文化旅游。古城的旅游资源丰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古城墙、古街古巷、蒋氏家庙、蒋德Z故居、翁思道故居（昭信侯）、福全妈祖庙、福全城隍庙、许厝潭、林氏宗祠、无尾塔、元龙山关帝庙及大量摩崖石刻、碑刻等。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是福全古城打“文化牌”的一个重要手段。统筹规划福全古城旅游整体蓝图，整合人文、历史、民俗、生态、商贸、休闲等旅游资源，以保护优先，适度开发，挖掘福全古城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可以通过历史的足迹，寻求文化的内涵，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发挥好文化遗产的功能，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游古街古巷、古城遗址、观民居、宗祠，打造一条探寻古代文明的古遗址文物旅游线路。

（四）加强福全古城的整体推介。创建福全古城这一区域品牌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文化古城”品牌建设中，要充分考虑福全古城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人文渊源演变等多种因素，使现代文明和闽南文化在打造古城文化品牌中成为主调和基调。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注重品牌运营与资本运作的协调发展等；同时，敢于创新整合和文化包装并进行广告宣传，加大对文化古城的宣传推介，探索制作一套融汇闽南文化、古城形象、发展前景等内容的宣传媒介提高古城的知名度。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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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西起南北柳巷、东至延寿寺街，全长800米。辽金名为海王村，元、明时这里开设官窑烧制修建皇宫用的琉璃瓦件，故称为“琉璃厂”。清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了集琉璃精粹的著名文化街。清乾隆年间停止烧窑，“琉璃厂”的名字保留至今。是一处著名的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艺术的历史文化旅游景区。

文房四宝为纸、墨、笔、砚的总称。琉璃厂以经营各种文房四宝赢得了文化人的赞誉。著名的“一得阁”，开业于清同治四年（1865），为中国墨汁制造首创者。制笔名家“戴月轩”，1916年以自己的名字创办制笔店。其制毛笔具有“提而不散，铺下不软，笔锋尖锐，刚柔兼备”的特点，齐白石生前最钟爱该店毛笔。

琉璃厂与新华街交界处为“厂甸”，是二百年来京城最盛大的春节庙会所在地。清人马炯章的《厂甸记》中说“至正月则倾城士女，如荼如云，车载手挽，络绎于道。”据有关资料记载，1963年的春节，厂甸的游客就达400万人次。后厂甸中断。自2002年起，每年农历春节初一至初六，又恢复了“厂甸民俗文化庙会”。主要展示北京文化、宣南文化、重温百姓乐事，展现时代风采，再现古都神韵。庙会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购物餐饮为一体，以开放式的“赶大集”为特色，由文艺演出、花会游行、工艺展示、餐饮服务、观光购物、娱乐游艺等形式组成，成为京城春节期间最为热闹、火爆的去处。

琉璃厂有许多著名老店，如槐荫山房、古艺斋、瑞成斋、萃文阁、一得阁、李福寿笔庄等，还有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以及西琉璃厂原有的三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而琉璃厂最著名的老店则是荣宝斋，有人说：琉璃厂因荣宝斋等著名文化老店而享有盛名。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

有300余年历史的荣宝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创办，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其木刻水印知名于世，成为独家的“乱真艺术”，齐白石也曾对荣宝斋印制的自己的作品难辩真伪。、曾把木刻水印画《簪花仕女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光绪年间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更名为“荣宝斋”。著名书法家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三个字。

清末民初，荣宝斋、大千画廊等琉璃厂老店纷纷争悬名家书画于窗前。引来人们驻足观赏，成为琉璃厂的一道风景。当时，也是数荣宝斋名画最多而最为热闹。荣宝斋最著名的是木版水印和复制品。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融刻版、印刷、折裁等技术为一体，使水印品的艺术更臻完善，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许。

清末，在原琉璃厂厂址上修建了师范学堂，这就是现在的师大附中的前身。在原厂址往南修建了海王村公园，成为了琉璃厂集市的中心，也是后来厂甸最为热闹的地方之一。文人墨客常聚此地，而民国年间老一辈书画家如于右任、张大千、吴昌硕、齐白石等也是这里的常客。

民国以来的琉璃厂，书店、琉璃等业早已衰落，特别是北京沦陷时期，所有书店都是奄奄一息，许多店铺纷纷倒闭，正如当年《故都竹枝词》中所云：“阅肆张罗雀掠门，海王村果静如林。空闲海估尊哥定，待价千年画宋元”，一片萧条景象。

1927年，又建了和平门，修了新华街。从此，琉璃厂文化街分成了如今的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

建国后这里更富有文化街的特色。驰名中外的荣宝斋及中国书店和文物商店的许多门市部如文奎堂、邃雅斋、宝古斋、庆云堂等先后在此设立。过去，书家、名士如何绍基、陆润库、康有为、华世奎、翁同、梁启超、沈尹默等都曾为书铺、文物店题写牌匾，后又有当代书家为革文阁、悦雅堂、恰肪斋、振寰阁、韫玉斋等商店题匾。名人书写的牌匾给人以文苑意境的清雅古朴之感。

1980年，国家对古老陈旧的六里长街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扩建，于1984年竣工。建成59幢古朴典雅，富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店铺，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融图书、玉石、陶瓷、雕刻、铜器、字画、文房四宝为一体的高品位文化艺术品集散地和古都风貌游览区。

1982年琉璃厂文化街整修重建。新建后的街道全长750米，东至延寿寺街，西至南北柳巷，中为南新华街。街道两旁，铺面店堂青砖灰瓦，砖雕彩绘古色古香，更具有浓厚的古代街市色彩。

如今这里经营琉璃字画的店铺依旧很多。沿街商店近100家，有以荣宝斋和宝古斋为代表的古今字画，以韵古斋和萃珍斋为代表的金石陶瓷，以来薰阁和一得斋为代表的文房四宝，以振环阁和震云阁为代表的珠宝杂项，以乐海轩和古艺斋为代表的音响乐器，以观复斋和庆云堂为代表的历代碑帖，以汲古斋和韫玉斋为代表的仿古文物，以瑞成斋和邃雅斋为代表的文物锦盒和古书装修，还有文盛斋的纱灯、宫灯和锦昌店的地毯、壁毯等。

太平盛世贵收藏这句千年老话，在中国当今琉璃厂显得格外贴切。十多年来，冲破樊篱的中国琉璃收藏爱好者，一发而不可收。收藏大众、收藏组织、琉璃厂文化创意全区、拍卖会，后来又诞生了行业鉴定;这还不算完，收藏杂志，报纸鉴藏专栏，电视专栏《找你》、《鉴宝》、《艺术品投资》等，网络的收藏网站，还有小说《古街》、电视连续剧《琉璃虫》、《五月槐花香》等纷纷杀出，吸引了国内外无数人的眼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类收藏协会、收藏品市场均已超过了万家。中国的琉璃经济已经成熟了。这真是“饱暖生‘闲’事”、“衣食足而雅趣生”啊！的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人们的腰包鼓了，接着就是精神生活的需求与提升，琉璃收藏已经成为一种现代时尚。的确，人们有钱了，琉璃收藏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新宠而持续走高。

从1989年全国诞生第一家琉璃城――北京琉璃城，到1996年第一届“北京中国琉璃艺术品博览会”召开，再到如今琉璃厂文化创意全区火爆的交易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个人经营琉璃的出现对我国文物市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力和影响程度。

二、北京琉璃厂创意园区兴起的原因

（一）文化大繁荣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市场以“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为指导，基本形成了由娱乐、演出市场、音像市场、电影市场、网络文化市场、艺术品市场等组成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以综合行政执法、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技术监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监管体系。

文化产业是投资回报最好的行业之一。当代社会各种产业利润主要靠领先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实现，而文化产业正是自主创新和技术含量高的一个门类。加上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的作用，文化产业的资本盈利率比较高，文化产业领域投资热将会长期存在。最后从消费的角度看，文化产品是与日俱增的消费热点。在中国文化产业大繁荣的背景下，琉璃品收藏悄然兴起。

（二）现代科技的发展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人们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广泛，不同文化之间的吸引更加强烈，对历史的审视就更加冷静和合理，对文物和艺术就更加珍视。媒体，特别是网络的惊人发展缩小了地球空间，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欣赏甚至购买到异域的琉璃，收藏网站与网上拍卖的勃兴就是最好的证明。科技的力量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空前地展示在全世界面前。

（三）观念的转变

随着中国琉璃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琉璃收藏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不仅限于古代文玩，而且包括文物复制品，包括继承传统的现代美术品和现代工艺品。珠宝玉器作为反映人与自然密切关系的传统饰品已经进入琉璃厂。因此琉璃收藏的外延已经扩大，成为艺术欣赏品的代名词。琉璃收藏范围的扩大，必将给琉璃收藏、琉璃厂文化创意园区、琉璃拍卖以及以琉璃为载体的媒体和艺术提供更广阔的舞台和更多的商机。

（四）琉璃收藏队伍的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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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8-02

一、成书背景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着重强调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公约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潜在问题，国内学者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和保护实践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保护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与北京联合大学顾军教授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学术主张，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和“活态”保护工作等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合作出版了《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完善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在科研活动中，他们立足田野、观照古今，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并举的原则，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田野调查提供了经典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时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之际，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依托丰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归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经验，编著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并于今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

二、文本结构

全书共分为“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八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书内容则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结合具体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和认识误区。写作风格生动、洗练，问题设定具体、明晰，学理严谨、考据详实。有别于以往针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材版”书籍或面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版”读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将受众群定位为“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上的工作人员”，读者指向性更为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作为实用性的工作指导手册，该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实际工作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自序中，作者谈到：“十年努力，不但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还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自己的家底，并使大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死回生且欣欣然发展起来”。的确，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通过开展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立“文化遗产日”、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应认识到当下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误区。对此，作者在该著作中鞭辟入里的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理念的错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中，作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厘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等基本概念，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标准、传承人评选标准等常见问题，并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事项都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该著作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和判断方法，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对申报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工作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观点聚焦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中存在的缺陷，该著作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应满足的五点需求，即包容、对等、唯一、均衡、统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分布规律，首创性的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将其细分为：民间文学类遗产、表演艺术类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传统生产知识类遗产、传统生活知识类遗产、传统仪式类遗产、传统节日类遗产，并对以上分类方法进行阐释，结合具体例证说明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特征。此外，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沿袭并深入解释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即保护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传承规律，以“活态性”、“整体性”、“原真性”原则为重要依托，从规律出发实施保护。同时，明确回答了政府的工作重心问题，针对“重申报”、“轻保护”等现状和误区，强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对传承人的服务工作”。面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问题，作者呼吁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可以替代传承主体的主体地位，且应切实履行其“组织、监管、协调、服务”的职能。

作为指导保护实践的“工作手册”，该著作着眼于培养和提升保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在“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中，结合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开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书中指出：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本目标与诉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再筛选、再评估的过程，同时在申报过程中民间认同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传承问题上应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基本原则，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决定权在于其传承规律和历史经验。针对是否应该“打包申报”、能否进行普及化教育、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怎样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热议问题，作者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和工作经验分别作出了理性判断和科学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独创性地提出了建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干预的“可行性报告制度”、“零冲击报告制度”、针对濒危遗产的“临时性制定制度”、针对保护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制度”。此外，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调查指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系统树”，分别从调查准备、注意事项、调查成果调查大纲写作等具体环节入手，为各级地方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了逻辑指导和文本范式。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将有助于拓展保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提高工作效率，为行之有效的开展普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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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第三产业占GDP40％左右时，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文化消费将朝着多元化和自主选择的方向发展，文化产业发展也将进入黄金时期。2008年，韶关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0元，按现行汇率换算已经按近2500美元，其中第三产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37．7％，建设文化强市，发腱艾化产业的条件己经具备。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期间，确定韶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继旅游业之后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国内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件行为，是文化产品再生过程中的各有关社会行业，包括教育、文化芝术、新版和广播电视等。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报告示，在全世界范尾内，文化产、在经济领域的份额每年正以11．3％的速度增长。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大多数占GDP的10％以，意大利甚至达到25％。文化产业在发达同家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从上述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巾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中增长最快、最有前途的朝阳产业。国际文化产业发聪不仅势头迅猛，而且呈以下特点：一是文化产业带米巨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能创造新就业机会的一个行业。二是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日益紧密结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将进一步主导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三是文化产业集约化、集团化程度不断提高，规模优势日益显现。四是国际文化产业垄断倾向加重，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文化如好莱坞大片、迪斯尼公司的唐老鸭和米老鼠等风靡世界，成为美国文化产业出口创汇经典。五是文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剧了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文化产业是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对世界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新的国际文化格局的重组和文化秩序的建立，正沿着文化产业这个中轴展开，这为我国调整文化发展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将文化部门当作事业单位看待，认为文化是只有资金投入而没有经济效益的一项公益性事业，因而片面强调社会效益，忽视了经济效益。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观念才逐步改变过来。

2002年10月，广东省委九届二次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部署；2005年，省委在关于制定全省“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指出丁要推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作为我省的支柱产业进行规划并加以发展。

二、韶关文化产业的现状与问题

近几年来，韶关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建设义化大省的精神，出台了《关于加快义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并在韶关市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壮大文化事业，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

韶关文化产业近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文化经营单位不断增加。据市文化局统计，钊2004年底，关文化经营单位共有1300多个，就业人数6．3万余人；全年文化产、包产值约6亿元，占全市GDP的1．8％。但发达同家文化产业大多数达到了GDP的1O％以上相比，总体而言，发展空间很大。

韶关文化产业尚处在起步阶段，文化产业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观念陈旧，体制僵化，文化产业意识淡薄。体制性障碍是影响文化产业走向市场的根本性问题。目前，不少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文化是事业这个惯性思维中，管理模式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由于观念陈旧和体制僵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以文养文”等旧观念还比较浓厚，没有将其作为朝阳产业来加以培育发展，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乏力，生产与消费脱节。

二是发展规划不到位，扶持和发展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措施有待出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已经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纳入了韶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但是，从文化系统本身来看，不少人对文化产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迄今为止，文化体制改革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没有实质上的措施和行动，只停留在提出概念的阶段，支持韶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和具体措施还没有制定出来。

三是资金投入不足。目前，韶关文化产业还没有合理的投融资政策支撑，文化产业的发展处在小本经营、小打小闹阶段，短期行为较为普遍。

四是对粤北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足。粤北特色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资源闲置、浪费的问题与韶关特色文化的“散”和“粗”的问题并存，有关部门还没有对韶关有独特优势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的挖掘创新，更谈不上将其培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强势文化。目前，除了旅游文化中的丹霞文化、佛教禅宗文化和古人类文化以外，多数特色文化资源仍处于闲置状态。

五是文化市场粗放，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不高。韶关文化产业单位经营分散，市场总量不夫，发展后劲不足。文化单位如博物馆、科技馆、文化宫等对外开放程度不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六是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短缺。目前，韶关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匮乏，己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牡人的瓶颈。

三、发展韶关文化产业的几点建议

第一、制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强市建设。要克服体制性障碍，以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机制创新为动力，加大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完善建设文化强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和财政政策；市场准入和税收优惠扶持政策；工商管理、资产管理和价格政策；体制改革成本支付、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

第二、培育市场主体，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要培育韶关的文化产业和市场主体，进一一步做大做强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和发行集团这三大集团；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现代经管手段，组建和培育文化产业集团，鼓励包括民营资本、国企和外资在内的各类资本进入文化市场。

第三、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文化产业资金多元投入机制。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改变政府是文化投资主体的局面，降低文化产业准入门槛，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兴办文化企业，实现投融资渠道多元化。

第四、打造粤北特色文化品牌，实施品牌战略和精品工程。韶关丰富的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是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昕在。建设文化强市，发展文化产业，要以政府手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发挥韶关的文化比较优势，在弘扬民族文化和吸收外来优秀艾化的同时，大力发展有韶关特色的地域优秀文化，实施品牌战略和精品工程，打造出粤北特色文化品牌，以特色文化品牌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今后我们要着力打造和利用好下列文化品牌：古人类文化品粹和石峡文化品悼、韶乐品牌、佛教禅宗文化品牌与哲学文化品牌、风度文化品牌与名人文化品牌、古道文化品睥、民国文化品牌与革命文化品睥、旅游文化品啤与生态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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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73-02

2011年3～4月，在西安市发改委的精心组织下，西安市“城市交通综合改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美国进行了为期25天的培训学习。在美国期间，我们学习了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不同交通模式管理、交通预测需求分析等，对美国的城市交通体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 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及人文历史景观

美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国家历史性的标志建筑，有历史意义的遗址、建筑物、房屋、军事设施、军营以及战场遗址，还有美国历史上伟人的住所与工作场所、杰出的设计和建筑物、体现民族生活特征的地方、考古遗址和不同民族崇拜的圣像和雕塑等。

笔者主要参观的文化遗产保护及人文历史景观项目有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越战韩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国会艺术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林肯纪念馆、罗斯福公园，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时代广场、世贸大厦遗址，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金门大桥、九曲花街，夏威夷的珍珠港遗址及其博物馆等。

二、 相关单位所在城市的交通规划

美国的历史虽然较短，但它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及其运用，并使其历史焕发新的生机。根据2007年的统计成果，全美国登记在册的历史文化遗址达8万多处，其中500个历史文化遗产是整个小区或城镇。

为了既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又能充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开发旅游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国民爱国热情，美国政府部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制定了非常翔实、周密的交通旅游规划。如在拜访华盛顿交通局时，笔者了解到，华盛顿特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共分为七个小区进行，这七个小区在进行前期的规划时就紧紧把握了以下几点：第一，是完全保留保护好全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不能有丝毫损坏，这是编制一个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第二，是要充分考虑到城市交通中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可能性；第三，是要以人为本，考虑到城市行人行走的便利性；第四，是做好相关单位周边的绿化规划，保证城市绿地面积；第五，是城市的总体规划以促进该地区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为最终目的。以此类推，全美国的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基本与此相类似。

三、 相关单位附近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是判别城市交通整体状态的关键性概念，更是综合交通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首要战略性问题。

陆锡明在其编著的《亚洲城市交通模式》中指出，交通模式是城市交通系统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的比例关系。而交通模式的比例关系，则反映了不同交通方式在交通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更重要的是标志了城市交通系统中一定交通需求在一定供给平衡下的本质特征。常常用它来表征城市交通发展整体水平和特点，也经常用它来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目标，对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个城市中有多少种交通工具就应该有多少种交通方式。在研究中，为了方便、清晰地进行交通模式统计和计算，需要将各种交通方式进行适当归类。

从全世界大城市的交通系统来看，一般将通勤铁路、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归为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与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缆车、轮渡一起归为公共交通大类；私人小汽车、单位小汽车和摩托车归为个体机动大类；助力车、自行车和步行归为慢行交通大类。

四、 相关单位周边的交通特点

（一）大都市市区的公路系统非常发达

美国公路分四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高速公路，包括州际高速公路和其他快速车道；第二个等级为主要干道；第三个等级为集散路；第四个等级为地方公路。2000年，高速公路占公路里程总长的1.4%，主要干道占9.6%，集散路占20.1%，地方公路占68.8%。在这种等级制公路系统中，通向居民区的地方公路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因此，这种放射状的、越来越分散的、在固定的空间里日益稠密的公路系统占用了较多的土地资源。

（二）停车场占地面积大，地面停车场比较多

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装在车轮上的国家”，约3亿人口，却有各类车辆2.4亿多辆，人均汽车拥有量居世界第一。美国人出行都是以车代步，而且大多数人都自己开车。所以美国停车场密布，可谓无所不在，是几乎所有建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馆商店，无论是出租公寓还是娱乐场所，都附建有停车场。有的停车场面积巨大，全国各地仅停放汽车的停车场就占据了相当大的土地资源。

（三）多数道路边设有专用的自行车道

近年来，为了缓解汽车增长带来的油价上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大力发展自行车交通，鼓励使用自行车这种交通模式。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在城市设立自行车免费租赁店、临时停放点、修建自行车专用道等。

（四）在一些大城市的主题公园内，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参观需求，多种交通模式同时并存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并列出现的交通模式有汽车、自行车、马车、徒步几种，即在一条单行线上，依次划分出汽车、马车、自行车、徒步四条道路。

（五）以人为本的道路交通管理理念

首先，美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行人和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人们抢行、闯越红绿灯的现象非常少见，驾驶员在十字路口都要减速，礼让行人，即使深夜遇到红灯，照样停车等待。其次，体现在交通法规上，强调行人优先权和方便残疾人士。在加州所有的公共场所，最方便的停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士的。第三，为了照顾老弱者和贫困阶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交巴士一般由当地政府投资，委托私营运营公司经营，由于客流不足，几乎所有巴士公司都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为此，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笔资金补贴各巴士公司，以维持其正常运作。

五、可吸取的经验

第一，美国国土面积大，山地、沙漠化土地较少，人口不多，土地资源储备丰厚，这是美国人能够发展高速公路的资源条件。我们国家高寒冻土、山地、戈壁沙漠化土地所占面积较大，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发展多车道、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土地储备不足。具体到西安，为了保证基本的可耕地数量，我们不可能发展如此模式的高速公路系统。

第二，单行线的交通体系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中的拥堵行为，宽阔的临时停车点不会影响正常车道的车辆通行。目前，国内已经对一些大城市的部分路段实行单行线交通管理，具体到西安市，大部分的临时停车点已经吸取了美国的先进经验。

第三，居高不下的城市容积率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拥有像美国那样规模庞大的停车场。我国现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日益增多，人口密集，可耕地面积有限，土地资源十分宝贵，因此，私家车不宜成为解决群众出行的首选，汽车停车场更不应该与城市人口抢占已经不太富裕的土地。建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资源、土地、环境因素，对私家车的拥有量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进行调整。

第四，大力普及自行车交通。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工具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逐渐被汽车代替。就西安市来说，以前的自行车、摩托车停车点数量锐减，这应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一定要保存并预留出足够的自行车停车点，否则，骑自行车的人会因为无处停放而改变交通工具，造成城市交通工具的无序发展，引发交通拥堵现象。

为了普及自行车交通，要做到以下几点：保留自行车停车位；引进自行车免费租赁业务，现在在西安部分人文景观附近已经有自行车免费租赁，但仍需要扩大此项业务；扩大宣传力度，鼓励市民骑车出行；采取措施限制小汽车的快速增长。

第五，在参观面积较大、土地资源充裕的旅游景点，应该鼓励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交通体系。目前西安市正在进行的世界银行工作组的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子项目未央宫汉代道路一期保护工程中就应该设计成多种交通模式并存的旅游线路，此条参观通道上亦可设计成四股道，分别可用汽车、仿汉马车、电瓶车、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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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18-03

一、赣剧的现状和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间交流的增多，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全面性发展，另一方面，对中国现在的本土文化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冲击。传统艺术文化之一的戏剧正因此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全球化高速发展、科技的高速发展与随之而来的电视剧，电影和网络的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影视业，观赏性较为直接的艺术形式，而很少有人会去选择戏曲等传统的艺术形式进行观赏，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古老的戏曲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使得越来越多像赣剧这样的传统文化形式逐渐被边缘化。赣剧受到的影响也离不开大环境，如果不是国家扶持，生存都日益艰难，更谈不上传承与发展。赣剧目前的受众群体越来越少，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少，而且观众大部分是老年人，好像无关于年轻人的事。年轻人从小接触的大部分都是电影、电视、网络，接触过赣剧等传统戏曲形式的微乎其微。观众少的艺术形式的生存空间当然就很小，所以当下戏曲文化市场的萎缩，缺少观众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更要加强对于赣剧的研究和宣传，加强对于赣剧的保护，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找到一条适合赣剧发展的良好道路，使之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口述史在赣剧研究中的突出优势

口述史是一个舶来品，它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产生于西方史学界。早期西方史学界较为重视“史料”，所以在早期的史学发展中，“史料学”基于重要的位置。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录音录像技术的产生，由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来对历史进行口述，并且由学者录音、录像、整理、归档进而研究成为了可能。所以史学界也开始由只重视史料，发展到也重视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史。而口述史的概念也并非是统一和一成不变的，笔者较为赞同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对于“口述史”这个概念及方法的界定，他认为口述史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即：“口传记忆”与“个人观点”。也就是说口述史不仅仅是大而全地记载历史亲历者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还要有个人对于那段记忆的观点。每个人的生长背景、生活经历、政治立场等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看待事物和问题的角度千差万别。口述历史就是要避免宏大叙事的历史，需要细节的、个人的历史，所以我们在做口述史时，还需要特别关注口述者对于那段历史的看法以及基于此种看法背后的东西，这也就是唐纳德所说的我们在做口述史时不仅仅要记录保存“口传记忆”，还要注重发掘“个人观点”。

然而，传统史学虽然重视史料，但也不仅仅是只用史料，它也用到一些口述材料。例如我国就有使用口述史料的传统，最为著名的如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就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料。那么现代的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作为种方法的口述史和以前的口述史料有何区别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口述史时伴随着科技的发达、录音录像技术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现代的口述史是以录像、录音的方式出现的。而且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视角的口述史，搜集史料不是它的仅有目的。利用系统的方法、理论对口述史料进行详细研究，并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全新视角才是正解。在口述史作用于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也是如此，我们不仅仅要把其看做一种史料，更要将其当做一门学科、一种方法、一类视角。

由此可见，口述史作用于赣剧研究是必要的，它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赣剧的视角，而且为研究赣剧提出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口述史在赣剧研究中的突出优势亦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凸显：

（一）“视角”的更新

上世纪80年代的“集成”是政府主导下的中国近现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民间音乐调查与搜集整理工作。涉及者众，包括：音乐学家、戏曲学家、高校教研人员、各地文化局文化馆文艺工作者、民间艺人等约十万人，历时近30年。此项工程的资料和研究价值毋需质疑，但缺憾也不能回避。这次的集成工作虽然有大量的记谱，但在有些方面却因为观念的原因、时代的局限而有重大的缺漏，如对于表演者、奏乐者等的介绍、他们对音乐、戏曲的看法、他们的背景、师承、收入等等，信息缺漏十分严重。此外，由于传统史学观念过于强势，当时的史料记录大部分为文字史料，而当时的录音带主要是为了记谱或给音乐创作者提供素材，没有得到重视加以妥善保存，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等地的相关资料，大多也只是文字史料，声像史料奇缺。而仅有的一些录音也是以歌曲、戏曲的演唱为主，对于表演者、传承者却没有进行口述史的录音录像活动，从而导致这些史料的单一性。口述史不仅仅是对地方音乐、戏曲的浅描，而是关注历史当中的个体，从宏大的视角转为微观的视角，从上层的视角转为草根的视角。这是口述史作用于赣剧研究的首要贡献。

（二）“立体”的史料

传统的文字史料主要是以文字、文本为手段来进行储存，而口述史的史料存储形式和呈现形式都不同于传统的文本形式，它是“有声”、“有像”的，是“立体”的。赣剧研究如果借用了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则其史料就不会仅仅是文字储存或乐谱的储存，而可以是口述史的有声有像的“立体”储存，这相比于前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优势。特别是对于赣剧这种以声像的形式来进行表达的艺术，这种优势体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得到体现的是口述者访谈内容的“立体性”。赣剧音乐史料搜集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文本资料的不确切性，这种不确切性体现在赣剧音乐研究者搜集整理的文字资料内容中研究者与口述者观点的随意删增或交叉，进而引起后续工作的麻烦。而现代口述史对口述者进行录像和录音的方式则使上述的麻烦和误解得以避免。它可以和文字史料相互证实、证伪、相互补充，使得研究的随意性减少，确切性增多。继而口述史这种“立体”的史料的价值还体现在赣剧音乐的特殊性上。赣剧无论是唱腔、伴奏、演员表演无一不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综合的艺术。我们传统的记谱方式只能记载音乐的曲谱，而表演、舞台等内容却很难用文字描述清楚。即使是得到了记载的乐谱，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记谱方式是西方的五线谱或者简谱，这种发端与十二平均律体系的记谱方式与我国的传统音乐并不是一种音乐语言，所以很多赣剧等中国传统音乐所要体现的内容这些记谱并不能完全体现出来。仅仅依靠记谱这种传统的方式是无法有效地记录、保护、传承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和借助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录像、录音等方式，将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地进行记录，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后续的保护、传承、发展和研究。

（三）“有序”的存档

中国很早就已经有通过访谈、口述来搜集资料的传统，建国以后，更是由政府主导了大小规模不等的多次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抢救工作。而具体到戏曲、音乐的领域，古代诗经就是明证，而现代也有“集成”这种大规模的搜集整理行动。但是行动归行动，成效如何还需讨论。录音录像技术的局限、西方记谱法的局限、治史观念的局限、资料管理的混乱等诸多原因都使得效果不是那样地尽如人意。所以我们在利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和保护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要注意口述史料的保存工作是否具有有序性。也就是说在记录、整理、归档、保存这些珍贵的口述史料时，要参考国内外相对成熟的口述史机构的做法，对口述史料进行无遗漏、有效地整理和保护。

三、口述史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作用

从民间艺人的口述史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这对于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能激发年轻人对于赣剧的喜爱，从而继承发扬赣剧，口述史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作用的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叙述者与传统文化主体的同一性

口述史涉及的范围很广，强调的东西也很多，在口述史的讲述中，尤为注重视觉、听觉等的影响，根据历史记忆记录更多的关于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音，唤起对于民间艺术传统的记忆，找到更多更好的继承者，这样不才能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戏曲口述史的在场性与规范性

在访谈过程中，必须要有规范的访谈方式，被采访者必须以实际的赣剧文化为内容，保证访谈内容的绝对性，在口述访谈过程，也必须做到规范，不做假，还要求访谈者能够与被访问者创造更加融合的气氛环境，这样有利于保证访谈者的被访谈内容的公平性，采访者利用录音，记笔记的方式，将口述的内容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传承与继承。

四、赣剧“口述史”的价值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口述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方面具有诸多的优势。那么，赣剧“口述史”的研究具有什么价值呢？赣剧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剧种，它其中就包含了历史悠久当时曾与昆腔齐名的弋阳腔。而弋阳腔的流传过程，是否还存在于世则一直存在着争议。通过赣剧口述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保留很多现在的老艺人如潘凤霞、祝月仙、邹莉莉等的详实口述访谈记录。她们的老师大都是清代光绪年间的弋阳腔老艺人，通过这些老艺人的教学，潘凤霞等人掌握了大量弋阳腔的曲牌而后对于赣剧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口述史内容可以说是研究赣剧、研究弋阳腔的重要史料，它对于之前赣剧、弋阳腔的研究不但可以起到一个证实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一个证伪的作用，甚至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新的研究和保护视角。

口述史在赣剧中的运用，是我们研究赣剧等戏曲的观念上的更新，它使得我们有更为清晰的一条记录历史的线索，而且不同的口述人的不同口述史，也使得我们对于同一段历史的研究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进行关照。

五、新时代背景下赣剧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在世界舞台上，与新兴的文化对比，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处于不利地位，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不断地将传统文化进行规划，形式转换，将琐碎的素材进行整理，进行细化，然后整理出来，进行一定的创新研究，当然要想真正的独立于世界舞台上，就必须以原有的素材结构作为母体，然后结合现代元素，进行创新改良，赣剧作为中国传统戏剧之一，具有更多的艺术美，但是与传统的题材一样，要想取得更加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利己之长，避其之短，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实践，塑造更加成功的戏剧派风，这样才能让后世年轻人更好的继承与传播赣剧。

六、结论

随着世界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应该更加良好地继承与传播，利用新的治史方法“口述史”来研究和保护赣剧，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于赣剧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与改编也同样重要，只有与新兴文化更好地融合，赣剧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化之新，在于创新；文化之深，在于更新。传承与发扬赣剧，是当下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民族的即世界的，无论何人，都应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章军杰.多元文化格局下婺剧传承与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2]金玉焕.新版河南曲剧《寇准背靴》主要唱腔曲牌的发展变化特点探析[D].重庆：西南大学，2015.

[3]李映月.新媒体时代下戏曲艺术的传播与推广[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5.

[4]王超颖.山西雁北耍孩儿传承人调查与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5.

[5]于欣.四川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4.

[6]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05）：81-93+157-158.

[7]宋文文.基于案例分析的中学历史口述史教学探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2.

[8]赵书峰.口述文本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为例[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4，（03）：32-38.

[9]冯晓华.对于口述史的理解综述[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2，（21）：127-130.

[10]赖晓兰.试论口述史成果在博物馆中的运用――以马王堆汉墓口述史为例[J].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00）：660-671.

篇10

旅游者外出到异地文化区域的旅行游览，是对另类文化的体验。旅游者异域文化的体验最明显的是文化震惊，就是说旅游者对他乡文化的不理解而大为震惊。文化震惊是指某人进入一种新文化环境时所经历的情感落差或创伤性经历。很多跨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也称为“文化冲击”、“文化休克”和“文化震荡”等，我们在论述旅游文化传播中，称之为“文化震惊”。

文化震惊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日本学者星野命认为“文化震惊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说“文化震惊是某人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的意思变成了‘否’，‘固定的公价’变为可以讨价还价，微笑可以表示气愤”。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无法对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能问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问题，气候与自己家乡的气候完全不同，食物几乎不认识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犹如经历一种动乱，一场内在文化积累或文化构成上的动乱。文化震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带的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因素。从旅游者的内在心理运行来看，文化震惊表现为旅游者认知机制的变动，是由于旅游者的认知心理平衡被破坏导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传播中震惊产生的心理机制

旅游者对世俗生活表现以及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有自己的观念，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为他们作为主体心理反应和行为的根据，和作为旅游观赏对象的目的地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这种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认知心理平衡结构。

对人的认知平衡研究比较重要的心理学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主要目的是让人对事物的认识如何与外界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写的《平衡理论》中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恢复平衡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平衡状态。海德还提出了体现这种思想的“P—O—X”模型，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交往关系，其中P是认知主体，O是作为P认知对象的另一个人，X则是与P、O有着某种关系的某种情境、事件、观念。

“P—O—X”模型存在两种关系：单元关系和情感关系。人的认知对象之间，有的是分离的，有的则是由于存在接近、类似、相属等关系而结成一个整体，被人们所认知，这种联结成一体的认知对象，海德称之为单元关系。人对认知对象都有特定的情感与评价，如喜欢、讨厌、赞成、反对等，对认知对象的这种情感、评价称之为情感关系。海德认为人对认知单元内的两个对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态度，如对不喜欢的人的衣着也不喜欢。海德认为人们在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关系有正负之分，爱、喜欢、赞成、尊重、认可、崇拜为正向情感关系；恨、讨厌、反对、排斥为负向情感关系。

海德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取决于情感关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关系的直观表现是：

P与O对x认知和情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4种状况：

1．P与0的关系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认可的。

P赞成x，O也赞成X；

P反对X，O也反对X；

2．P与O的关系不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认可的。

P赞成X，O反对X；

P反对X，0赞成X；

1957年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了认知失调论。他相对海德来说，更加强调认知要素引起的矛盾冲突即失调或不协调。费斯廷格说过，如果用“协调”来代替“平衡”这个词，用“不协调”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陈述和失调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过程”。当然，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和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费斯廷格所指的认知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认识体系的因素，即一个人意识到的一切有关环境、个人的任何认识，如事实、信念、意见、情感等。他认为人的认知因素是无穷尽的，各种认知因素间存在着3种关系：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人总是使不协调的认知协调起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协调有各种表现，如获得的认知与先前的认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实现，做出的决定还有某种遗憾。

费斯廷格认为不协调存在程度的差异，有的严重一些，有些轻一些，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1)认知对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认知的对象与个人关系重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认知对象对个人不重要，不协调的影响程度就要轻。

(2)不协调因素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协调认知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越高。

费斯廷格认为，通常有3种途径来减少不协调：

一是改变行为，使认知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的认知。二是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符合他的行为三是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认知和行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海德的平衡理论和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主要研究人的认知和人的行为态度的变化。我们把他们的研究引入旅游文化传播中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人的认知角度来观察旅游者在游览旅游对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旅游者以客源地的文化身份旅游，其动机就是体验旅游目的地的差异化的文化。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距离落差越大，越能够提起旅游者的好奇心，对旅游者产生的吸引力也越大，也因此产生的文化震惊也越大。旅游者的不平衡会越严重，心理上的失调会越严重，也就是震惊程度也越大；如果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对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二者密切程度很高，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文化关注度很高，对二者的文化差异非常感兴趣，那么对旅游者的心理震惊程度也会越大，反之，就越小。用一个比较形象的公式表示就是：

旅游者的心理震惊=文化差异性(客源地的旅游文化与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目的地文化对旅游者相关的程度(重要性、密切性、关注度等).旅游者在旅游异域文化中出现的心理不平衡或失调正是旅游目的地经营者所追求的，这种不平衡越明显，旅游者感受的心理压力越大，他受到的刺激越大，震惊程度越高，留下的印象越深刻，目的地的旅游文化特色也就越鲜明，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当然，目的地的文化特色越鲜明，对旅游者的针对性也就越强，对旅游者细分度会越高，会排斥一些对这种文化不感兴趣的旅游者。

学者们对旅游者进入异质文化中产生的文化震惊，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1)经历异文化过程中的文化震惊；(2)经历异文化回到自己文化群体之后的文化震惊。旅游者到外地异域文化旅游之后又回到本文化中时，还会经历一次文化震惊，其强度有时不亚于进入新的异质文化。当旅游者在外地旅游完后，回到家乡吃惊地发现家乡的文化与自己所想的不一样。这种感觉被称为反向文化震惊。这种经历一般要持续一段时间，旅游者才能再次适应家乡的文化环境。正如位和平组织的志愿援外人员回到美国后，这样说道：“当我回到俄亥俄家乡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晚上像从前一样与老朋友们在房前花园里聊天。但两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去花园那里了，他们并不关心我讲的秘鲁的印度人的问题，我也不关心他们所讲的克里夫兰印度人问题。”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文化震惊的强度变化如下图1：

文化震惊和反向文化震惊都是旅游者心理平衡被破坏和认知失调的结果，寻求心理平衡和协调是每一个人心理的自然趋向，旅游者在这种心理压力下会寻求调适的方法。

二、旅游者文化震惊的作用以及对负向作用调适的策略

文化震惊对旅游者可以产生两种作用，即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正向作用是：适度的文化震惊可以给旅游者带来心理上的期待，刺激他们的好奇心理，让他们对旅游过程产生兴趣。负向作用是文化震惊也可能带来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旅游者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障碍，瑞辛格(Y．Reisinger)与特纳(L．W．Turner指出：人们已经指出了文化休克的大量症状，如：紧张、源于脱离自己所熟悉的环境而产生的失落感、由于在新环境中不能应对自如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尴尬、屈辱、沮丧、被新环境中的成员所拒绝的感觉，对其本身的价值观与身份的迷茫、缺乏竞争力、挫折感、对东道主的消极情感、拒绝学习新的语言、烦躁增加、疲惫、挑剔、主动性降低，甚至对清洁状况的过度关注与担忧。詹特(Jandt)识别出了文化休克的2类症状。生理症状包括对健康与安全的紧张、惧怕与新国家中的任何人有身体交往、渴望感、酗酒与吸毒过度关注清洁状况、工作质量下降。心理症状则包括失眠、倦怠、孤立、孤独、方向感错乱、挫折感、对新国家持批评态度、神经紧张、自我怀疑、易怒沮丧、气恼以及情感与智力上的衰退。严重的甚至是旅游者到一个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去旅游，个人长期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价值观根本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以致于发生了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遇到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丧失自己原本应有的原则，而随波逐流。如一些政府官员到我国的澳门旅游的时候，看到当地的赌博很兴盛，认为别人赌了，自己也想参与赌一把，最后把赌博还当成了一门爱好，不惜贪污受贿参加赌博，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文化震惊中产生的正向作用，会激起旅游者的兴趣，进一步去探索旅游文化产生的原因，寻找到解释理由之后，能够对旅游中所发现的文化差异进行理解，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从而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和阅历。

旅游文化震惊的负向作用破坏了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本来目的，所以只有积极消除负向作用，或者把负向作用转化为正向作用，才能够让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成为一个增长见识和阅历的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这样，对旅游者、作为旅游中介的导游以及旅游目的地都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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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外出到异地文化区域的旅行游览，是对另类文化的体验。旅游者异域文化的体验最明显的是文化震惊，就是说旅游者对他乡文化的不理解而大为震惊。文化震惊是指某人进入一种新文化环境时所经历的情感落差或创伤性经历。很多跨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也称为“文化冲击”、“文化休克”和“文化震荡”等，我们在论述旅游文化传播中，称之为“文化震惊”。

文化震惊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认为文化震惊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日本学者星野命认为“文化震惊一般来说指的是一个人在接触与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时，最初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冲击和认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说“文化震惊是某人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的意思变成了‘否’，‘固定的公价’变为可以讨价还价，微笑可以表示气愤”。WWW.133229.COM人们发现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无法对信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能问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问题，气候与自己家乡的气候完全不同，食物几乎不认识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震惊犹如经历一种动乱，一场内在文化积累或文化构成上的动乱。文化震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带的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因素。从旅游者的内在心理运行来看，文化震惊表现为旅游者认知机制的变动，是由于旅游者的认知心理平衡被破坏导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传播中震惊产生的心理机制

旅游者对世俗生活表现以及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有自己的观念，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为他们作为主体心理反应和行为的根据，和作为旅游观赏对象的目的地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认识、价值观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这种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认知心理平衡结构。

对人的认知平衡研究比较重要的心理学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主要目的是让人对事物的认识如何与外界保持和谐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写的《平衡理论》中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平衡的、和谐的，一旦出现不平衡、不和谐，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和恢复平衡的力量去改变这种状态，重新恢复认知系统的平衡状态。海德还提出了体现这种思想的“p—o—x”模型，体现了一种简单的交往关系，其中p是认知主体，o是作为p认知对象的另一个人，x则是与p、o有着某种关系的某种情境、事件、观念。

“p—o—x”模型存在两种关系：单元关系和情感关系。人的认知对象之间，有的是分离的，有的则是由于存在接近、类似、相属等关系而结成一个整体，被人们所认知，这种联结成一体的认知对象，海德称之为单元关系。人对认知对象都有特定的情感与评价，如喜欢、讨厌、赞成、反对等，对认知对象的这种情感、评价称之为情感关系。海德认为人对认知单元内的两个对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态度，如对不喜欢的人的衣着也不喜欢。海德认为人们在对认知对象的整体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关系有正负之分，爱、喜欢、赞成、尊重、认可、崇拜为正向情感关系；恨、讨厌、反对、排斥为负向情感关系。

海德认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否平衡，取决于情感关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关系的直观表现是：

p与o对x认知和情感处于不平衡状态有4种状况：

1．p与0的关系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认可的。

p赞成x，o也赞成x；

p反对x，o也反对x；

2．p与o的关系不和谐，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认可的。

p赞成x，o反对x；

p反对x，0赞成x；

1957年利昂·费斯廷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提出了认知失调论。他相对海德来说，更加强调认知要素引起的矛盾冲突即失调或不协调。费斯廷格说过，如果用“协调”来代替“平衡”这个词，用“不协调”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陈述和失调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过程”。当然，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和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费斯廷格所指的认知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是指认识体系的因素，即一个人意识到的一切有关环境、个人的任何认识，如事实、信念、意见、情感等。他认为人的认知因素是无穷尽的，各种认知因素间存在着3种关系：协调、不协调、不相关，人总是使不协调的认知协调起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协调有各种表现，如获得的认知与先前的认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实现，做出的决定还有某种遗憾。

费斯廷格认为不协调存在程度的差异，有的严重一些，有些轻一些，主要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1)认知对个人的重要性，如果认知的对象与个人关系重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认知对象对个人不重要，不协调的影响程度就要轻。

(2)不协调因素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协调认知在全部认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协调的程度就越高。

费斯廷格认为，通常有3种途径来减少不协调：

一是改变行为，使认知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的认知。二是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符合他的行为三是引进新的认知元素，使之与原有的认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认知和行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海德的平衡理论和费斯廷格的失调理论，主要研究人的认知和人的行为态度的变化。我们把他们的研究引入旅游文化传播中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人的认知角度来观察旅游者在游览旅游对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旅游者以客源地的文化身份旅游，其动机就是体验旅游目的地的差异化的文化。客源地的文化与目的地的文化距离落差越大，越能够提起旅游者的好奇心，对旅游者产生的吸引力也越大，也因此产生的文化震惊也越大。旅游者的不平衡会越严重，心理上的失调会越严重，也就是震惊程度也越大；如果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对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二者密切程度很高，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文化关注度很高，对二者的文化差异非常感兴趣，那么对旅游者的心理震惊程度也会越大，反之，就越小。用一个比较形象的公式表示就是：

旅游者的心理震惊=文化差异性(客源地的旅游文化与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目的地文化对旅游者相关的程度(重要性、密切性、关注度等).旅游者在旅游异域文化中出现的心理不平衡或失调正是旅游目的地经营者所追求的，这种不平衡越明显，旅游者感受的心理压力越大，他受到的刺激越大，震惊程度越高，留下的印象越深刻，目的地的旅游文化特色也就越鲜明，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当然，目的地的文化特色越鲜明，对旅游者的针对性也就越强，对旅游者细分度会越高，会排斥一些对这种文化不感兴趣的旅游者。

学者们对旅游者进入异质文化中产生的文化震惊，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1)经历异文化过程中的文化震惊；(2)经历异文化回到自己文化群体之后的文化震惊。旅游者到外地异域文化旅游之后又回到本文化中时，还会经历一次文化震惊，其强度有时不亚于进入新的异质文化。当旅游者在外地旅游完后，回到家乡吃惊地发现家乡的文化与自己所想的不一样。这种感觉被称为反向文化震惊。这种经历一般要持续一段时间，旅游者才能再次适应家乡的文化环境。正如位和平组织的志愿援外人员回到美国后，这样说道：“当我回到俄亥俄家乡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晚上像从前一样与老朋友们在房前花园里聊天。但两个星期以后，我就不去花园那里了，他们并不关心我讲的秘鲁的印度人的问题，我也不关心他们所讲的克里夫兰印度人问题。”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文化震惊的强度变化如下图1：

文化震惊和反向文化震惊都是旅游者心理平衡被破坏和认知失调的结果，寻求心理平衡和协调是每一个人心理的自然趋向，旅游者在这种心理压力下会寻求调适的方法。

二、旅游者文化震惊的作用以及对负向作用调适的策略

文化震惊对旅游者可以产生两种作用，即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正向作用是：适度的文化震惊可以给旅游者带来心理上的期待，刺激他们的好奇心理，让他们对旅游过程产生兴趣。负向作用是文化震惊也可能带来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旅游者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障碍，瑞辛格(y．reisinger)与特纳(l．w．turner指出：人们已经指出了文化休克的大量症状，如：紧张、源于脱离自己所熟悉的环境而产生的失落感、由于在新环境中不能应对自如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感觉、尴尬、屈辱、沮丧、被新环境中的成员所拒绝的感觉，对其本身的价值观与身份的迷茫、缺乏竞争力、挫折感、对东道主的消极情感、拒绝学习新的语言、烦躁增加、疲惫、挑剔、主动性降低，甚至对清洁状况的过度关注与担忧。詹特(jandt)识别出了文化休克的2类症状。生理症状包括对健康与安全的紧张、惧怕与新国家中的任何人有身体交往、渴望感、酗酒与吸毒过度关注清洁状况、工作质量下降。心理症状则包括失眠、倦怠、孤立、孤独、方向感错乱、挫折感、对新国家持批评态度、神经紧张、自我怀疑、易怒沮丧、气恼以及情感与智力上的衰退。严重的甚至是旅游者到一个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去旅游，个人长期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价值观根本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以致于发生了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遇到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丧失自己原本应有的原则，而随波逐流。如一些政府官员到我国的澳门旅游的时候，看到当地的赌博很兴盛，认为别人赌了，自己也想参与赌一把，最后把赌博还当成了一门爱好，不惜贪污受贿参加赌博，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文化震惊中产生的正向作用，会激起旅游者的兴趣，进一步去探索旅游文化产生的原因，寻找到解释理由之后，能够对旅游中所发现的文化差异进行理解，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从而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和阅历。

旅游文化震惊的负向作用破坏了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本来目的，所以只有积极消除负向作用，或者把负向作用转化为正向作用，才能够让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成为一个增长见识和阅历的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这样，对旅游者、作为旅游中介的导游以及旅游目的地都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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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F081 文献标识码：A

浙江临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经济、文化发达，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和大批珍贵文物，199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临海素有“小邹鲁”和“文化之邦”的美誉。清光绪年间，建有中学堂2所，高等学堂6所，初等小学堂30所。历经漫长岁月的风雨沧桑，临海形成了名城、名人、名迹、名特“四名”之城。古城墙历史悠久，保存完好。台州古城、谭纶画像、戚继光表功碑、千佛塔、桃渚城、涌泉、溪口古窑址群、郑虔墓、翼龙化石产地保护区等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峰、珊瑚岩群分别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和多功能国家级地质公园。[1]

临海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在进行城市开发和小城镇建设时，古建筑的保护和规划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我们就古建筑保护设计和规划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1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修复

从街区的规模和建筑体量来看，临海算作一座普通城镇。民居商铺及当时比较规整的小街巷格局延续至今。作为反映城市发展史的重要见证受到保护。这里不仅旧时的风貌得到较好展示，还保留着古老浓郁的市井风俗和历史传统。通过参观传统民居、工艺美术馆等地方，使人对街区历史和风俗有更深的了解和感受。由于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对旧城区采取了积极改造的政策，许多传统民宅、商铺、会馆遭到拆毁，这无疑是古城文化遗产的一大损失。

仿古一条街的建设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一种速成做法，在国外的保护实践中却很少见到。他们对于历史街区的一般民居要求按照传统式样进行修缮翻建，在外观上与整个街区的风貌保持一致；并且十分注意向业主宣传这些做法的意义，以取得民众的支持。按照明清江、浙民居的式样，重新设计建造，并配合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的生活环境，为民居保护作出了示范。

2 历史人文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融合

自然是美丽的，保存下来的建筑物也是美丽的。在城市规划中要注重注重历史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设定了历史风土特别保存地区进行管理；对于一些文物古迹的所在地区，划归风景地区、都市景观形成地区等不同的限制区域中，使丰富的历史人文环境与优美的自然环境趋向和谐统一。

城市规划中把一批文物古迹或规划为绿地，或辟为公园，体现了把文物古迹保护与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的意识，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具体设计和实施中，有的未能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角度多加考虑，缺乏对文物遗存的展示和彰显，未能开掘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一般的园林游乐场所差别不大。此外，在临海周边还散布着许多人文景观，与优美的自然风光交相融合，形成了一些内涵丰富、颇具特色的风景名胜区。加强这些风景区的保护和建设，对于促进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外部生态环境都有重要意义。

3 历史公园与古建筑遗址的保护

建立历史公园是对古遗址进行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临海古遗址包括陵墓、城堡、村落、庙宇、官衙、园林、道路等，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保护。历史公园由主管文物局进行管理，国家级的历史公园超过十多处。由于明清代主要是土木结构建筑，不像欧洲的砖石结构容易在地面上保存，因而重视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复原，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3.1 按照考古发掘的原样进行复制或仿制

例如，古建筑遗址一口水井遗址，在原位置之上复制出井口，四周地面的铺石使用化学材料仿制。

3.2 表现建筑遗址的地面遗存和范围

例如，复原出踏步、基坛和柱础石；采用草坪显示遗址范围，用修剪成柱状的灌木表示立柱。

3.3 重建或部分重建原来的建筑

根据专家的复原方案进行了重建。

3.4 使用风景规划的方法表现遗址

主要通过种植一些对遗址不构成伤害的植物，使遗址既能在接近自然的状态下得到保护，又利于风景观赏。

我市的古遗址分布比较密集，遗址面积广大，是临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遗存，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属于全世界的文化遗产。

近一二十年来，在城市化和农村经济的大规模发展的形势下，大遗址的保护受到巨大冲击和挑战。临海文物部门按照建立历史文化公园、对大遗址进行复原展示的思路，精心组织编制保护规划。另一方面多方筹措资金，积极实施文物保护工程。特别是近年来在各方民间资金支持资助下，对古遗址保护复原工程经过多方协商论证，得以顺利实施，为今后公开展示，发挥文物在社会教育、旅游观光等方面的作用打下基础。但是大遗址的保护是一项牵涉到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协同努力。希望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在当地群众的关心配合下，大遗址保护规划能够尽快通过并付诸实施，为临海历史文化名城增添新的光彩。

4 积极保护民俗文化财产

无形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内涵与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文化艺术、民风民俗是比较接近的。实际上，正是这些文化遗产构成我们文化大厦的基石，生动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临海的文化艺术、民风民俗源远流长，蕴含丰富，但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急剧嬗变。我们自身长期以来对地方戏曲、民族音乐、传统工艺、民间信仰、传统民居、节令风俗也不够重视，缺乏整理、研究和保护。近年来，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深层次开掘，临海推出了古文化艺术节、城墙花灯展、民间社火表演等特色旅游项目，为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塑造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不少很有价值的文化艺术、民风民俗濒临灭绝的危险，亟待进行保护。

文化遗产是各个民族和国家传承下来的独特文化的载体，深刻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内容。离开了文化遗产，就不成其为历史文化名城。因此，搞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的基础。同时，临海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属于临海的，更肩负着展现、传承、光大中华文明的重任。

作为江浙一代重要的历史城市之一，临海具备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目前缺少的不是优秀的的文化遗产，而是缺少高瞻远瞩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建设方针。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向现代化的急步迈进，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圣地，临海迎来了再创辉煌的历史机遇。能否无愧于丰厚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新的贡献，是历史对现代临海的一次呼唤和考验。

参考文献

[1]韩林飞，O.I.普鲁岑.在自然环境中古建筑的修复和保护[A].营造第三辑（第三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C].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