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8 15: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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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对明代唐宋派的文学思想，21世纪前的研究重点大抵是放在对其成员主要是唐顺之和茅坤的文学主张进行论点抽绎和定性评价上，进入新世纪，则似有了两个研究路向：一，以前一时期提出的相关命题为话域，以更细致的材料梳理为基础，以更准确的流派关系认识为理据，进行新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精神的辨析、阐释和理解；二，对前一时期习以为常、几乎不加讨论的成员构成及称名缘由，进行新的梳理、厘定和阐说。对第二点，笔者以为，唐宋派是一个活动于前后七子派之间，且大部分文学主张与之针锋相对，在客观事实上存在的文学流派，只是其成员当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代表，归有光则不能算。对第一点，笔者以为尚须阐明这样两条认识：一，三人的文学思想各有相当复杂之发展历程，由于交往出现了共同性，这解释了他们共为一个文派的事实；二，三人的古文主张是在应对前七子派的余脉和后七子派的批判以及本派成员的不断争论中得以发展完善。正是批判与争论的存在，唐宋派才完善了其文学思想(主要是古文理论)的建设。
以上述思考为出发点，本文以茅坤的书信为中心，探讨唐宋派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派内派外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思想建设和现实的文派要求。派内主要是与唐顺之、蔡汝楠的争论，派外主要是与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关乎文学思想的建设，后者关乎作为文派的文坛现实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
以王、唐、茅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学(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设大致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按王、唐、茅的顺序，三人先后从前七子派的摒弃唐宋、高扬秦汉的古文宗法，转移到包容秦汉而分外重视唐宋(主要是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为宗进到泯灭秦汉、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阶段，建立独立的主体精神，阐述严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现：王氏基本没再发展，，茅坤则继续建立其古文正统论，唐顺之则转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学。
茅坤古文思想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在派内与唐顺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争论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样，其古文主张最初也蛰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学习秦汉词句，模仿秦汉风格。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云：“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侧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与唐顺之相交后，受其影响，脱离了前此的字句模拟方式，转而习尚唐宋古文，但对唐顺之当时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汉文的策略并不满意。其《复唐荆川司谏书》云：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折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绕，不致冲射尖斜，斯合“龙法”。然其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秦中者也。故其为气尚雄厚，气规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毅、函以窥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诸作，其旨不悖于六经；而其风调，则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胜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断：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亦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为用，何必其尽同哉!
他以为唐顺之的策略矫枉过正，说明：第一，唐顺之尚未超越秦汉、唐宋文界限，是一种以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曾巩代替包容秦汉之司马迁的方式，可说只是为钝根人开的方便法门，带有临时的应付性质。因为它未能阐明秦汉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学习中的复杂关系，毕竟秦汉文不能简单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间仍存在价值和风格的界划。当然，这也是唐顺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想阶段，他们首先得让大众从前七子派秦汉宗法的沉疴里挣脱出来，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写作宗尚主张：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他们则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迫切性使得他们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设计的破绽，而这些破绽还得靠他们思想的继续前行来完善超越。在唐、茅相争时，唐也还未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于是给刚挣脱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辩驳的口实。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顺之策略中的模糊之处，而代以明确的观“龙法”。他把古文按时序划为四大块，并赋予相应的堪舆分配和价值层级在其设计中，六经、秦汉、唐宋文的价值层级和堪舆分配是固定的，决不能随便挪动。用简单的算术表示，就是：六经>秦汉>唐>宋，司马迁>韩愈>欧曾，昆仑>秦中>剑阁>金陵、吴会。因此，在茅坤看来，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两个错误：随便挪动位置；以小包大。以此为基点，他倡导的学习顺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汉至六经的上溯，决不能如唐顺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设计堪称精巧，但亦不免呆滞，于是又补充提出“神理”说，算是从前七子派脱出的成果。有此认识，他就既不满前七子派的文必马迁说，也不满王、唐的文必唐宋说，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汉唐宋之限。
大体说来，茅坤的观“龙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调，而其“神理”说趋向虚灵，近似于王、唐的独立精神，然两者的混杂，也说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汉、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门知县一》的反驳：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犹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发相，则谓剑阁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会之不如剑阁可也。若以精神相，则宇宙问灵秀清淑瑰杰之气，固有秦中所不能尽而发之剑阁，剑阁所不能尽而发之金陵、吴会，金陵、吴会亦不能尽而发之遐陋僻绝之乡，至于举天下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语山川者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苟未尝探奇穷险，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则犹未有得于肉眼也，而况于法眼、
道眼者乎?愿兄且试从金陵、吴会一一而涉历之，当有无限好处耳。虽然，惧兄且以我吴人而吴语也。
此处唐氏即攻击茅坤观“龙法”说的拘泥。事实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摆脱前七子的思维模式，仍要在秦汉文和唐宋文问强作价值的高下区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观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观文，则秦汉、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强分高下，更不得以“风调”来论定。斯言虽轻，却攻击了茅坤的喻证漏洞，戳穿了其观“龙法”与“神理”说的脆弱联系。不过，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观“龙法”，却为其后来的古文正统论打下了思维基石，其“神理”说也发展成了《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的“文必求万物之情而务得其至”理论。
该书内容庞杂，归纳有如下数端：第一，从自己宦场遭贬黜的经历出发，提出要学习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一意以著书作文为业，以求名传后世，稍寄其悲愤之情；第二，在“圣学”和“达巷”之间，他选择了近于文学创作的“达巷”，提出“盖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聪明智慧操且习于其间，亦各有所近，必专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观点；第三，回顾为文历程，说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摆脱了字比句拟的模仿习惯，在和唐顺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认识，并以其读司马迁传记的心得，明白司马迁的伟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称这个心得乃是“此庖牺氏画卦以来相传之秘”。
蔡氏《答茅鹿门》驳议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归宿于圣学的“考德”。第一，批评茅氏树为典型的司马迁、韩愈等人，认为他们“遂多太过不安之词，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论道”的名义攻击茅氏藉以发扬的不平则鸣说；第二，集中批评司马迁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则，阐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节，而夫子汲汲于修德为先，忠信为业，为吾人安身立命之学。”第三，强调修德省心为本，立言作文为末，希望茅氏进于圣贤“至德”的心性之学。由此可见转而趋道的文章之士在选择安身立命的归宿时，却往往断绝了立言不朽的途径。
但茅坤并未放弃为文的念头，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经为准之论和“道”，走进了文章正统论的建设。观《复陈五岳廷尉书》《复陈五岳方伯书》可知其仍津津于这次“天地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议论，以为循此，“学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则固有释氏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颇以为得千古文章之秘。这个议论引来了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好评，以为与己见大同小异。
由上可见：第一，《与蔡书》是茅坤的古文理论超越秦汉唐宋之界的标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论决非如人们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断发展，有一个由包容秦汉到超越秦汉的过程；第三，论争对文学思想的建设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张才得以明确，理论才得以完善。
抛弃了《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观“龙法”的呆滞，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渗入由“神理”说发展而来的“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论，茅坤的古文正统论已经呼之欲出了。有多条材料表明，这个理论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经成形，并由万历七年的《唐宋家文钞》及其《论例》公诸于众，流传四海。有关的书信文献还有《文旨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与沈虹台太史书》、《与徐天目宪使论文书》、《与王敬所少司寇书》、《复陈五岳方伯书》等。可见其正统论也仍然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谓文派要求，即是一种文学思想、主张，也即话语权在古文写作层面的要求、展开和实现。对唐宋派来说，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领域，对诗歌领域他们要么归宿在七子派的诗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归宿于已形成传统的性气诗最后又放弃了文学兴趣如唐顺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逊让如茅坤，总之要求不多，现实效果也不显著，这也是我们将唐宋派定性为文派的根本依据。
如所周知，茅坤不仅是唐宋派的后劲，也是唐宋派的定名者。在唐顺之《文编》的基础上，他编辑了《唐宋家文钞》。他的两种做法向世人告白了他对七子派李、何和唐宋派王、唐的不同态度：一，在该书《总叙》，他阐述了推尊唐宋八家的理由，而显攻李、何为不知“道”、“互相剽裂”，只是“词林之雄”；二，在该书的名家批评，除自己的意见外，主要采录王、唐评语，使该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宋派之书。随着该书的广泛传播，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广为人知，七子派也因该书而大受批评。茅坤作为七子派的反对者形象就深人人心。确实早在此前，茅坤就已是七子派的坚决反对者，在很多场合，与很多人，讲了他对七子派的不满，与其时盛行的追捧阿谀大异其趣，特别醒目。后七子在嘉靖后期迅速占领文坛，成员众多，声势浩大，唐宋派一脉几乎全靠茅坤一人苦苦支撑，显得较为孤立。他与七子派的关系早已是势如水火，不可开交，你攻我讦，累见彼此笔端。茅坤斯时之显攻，不过是情绪的总爆发而已。
仔细察核茅坤一生之理论用心，主要在于古文辞正统论的建设和正统谱系的排列，此志可谓历久弥坚。其古文正统论有两个基本要素，如《答沈虹台太史》：第一，国统。国统有正有闰，传帝王之统者方称正统，其他最多只能称草莽、边陲。它由地理喻文发展而来，凝定为政治学上的正闰意义。第二，文统。文统也有正有闰，“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艺者”方能称文章之正统，在他看来，三代六经以下，只有汉、唐、宋条件皆符合。其正统谱系延伸至明代，能与于文章正统者，明初是刘基、宋濂，当代不是李、何，他们只能人“草莽”、“边陲”，当然更不是与之同时的王世贞、李攀龙，而是其素所钦敬的王慎中和唐顺之。这就与奉李、何不仅为诗歌正统也是古文正统的七子派大相径庭，口舌之争，在所难免。
但我们要说，茅坤对七子派的古文宗法及实践效果确实不满，颇多指责攻击，但：第一，在其古文正统格局里，汉文与唐宋文一样得到足够尊重，并未因汉文为七子派所提倡而强行拆除其典范地位，至于为七子派称道追摹的先秦文，如《左传》、《国语》等，他因其道理的庞杂不纯而确实排出了正统，这是两派在典范选择中最有争议的地方；第二，茅坤的指责攻击七子派只局限在古文领域，局限在与七子派抢古文的正统，对诗歌他是逊让不叠，愿意成就七子派在诗界的正统。能将这两方面意思综合表达出来的，是《复陈五岳方伯书》。陈五岳即陈文烛，与茅坤和王世贞都有很深交情。茅坤说：仆尝谬论文章之旨。如韩、欧、苏、曾、王辈，固有正统；而献吉，则弘治、正德间所尝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犹属草莽边陲，项藉以下是也。公又别论近年唐武进、王晋江以下六七公辈，亦足以与韩、欧辈并轨而驰者。……李献吉乐府歌赋与五七言古诗及近体诸什，上摹魏晋，下追大历，一洗
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独于记序碑志以下，大略其气昂，其声铿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间者；然于古之所谓“文以栽道”处，或属有间。文之气与声，固当与时高下；而其道，则六籍以来所不能间者。……故苏长公尝称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谓然邪?否邪?倘公然苏长公所云昌黎特从唐中叶起八代之衰，则崔、蔡、左、陆以下，并草莽边陲可知之矣，又何疑于献吉乎?献吉云云，如属非妄，则唐武进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当，或鸿雁相次，当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于世而自负其奇，且谓世无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谢之矣。
他称赞李梦阳诗歌各体均善，许为“百世之雄”，但就是不许给他文章正统的地位。可见茅坤在对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评价上，确实将诗歌与古文分开了。
篇2
松茸(AgaricusblazeiMurill)在真菌分类上属担子菌亚门，层菌纲，伞菌目，蘑菇科，蘑菇属，原产于巴西，又名“巴西蘑菇”。松茸所含多糖的抗肿瘤活性远远高于灵芝，在被研究的15种具有抗癌活性的食用菌中位居首位［14］。
1化学研究
主要为热水浸提法、酸提法、酶提法、乙醇沉淀、层析法等。苯酚一硫酸比色法为多糖含量测定的经典方法［5］。孙培龙等采用分级醇沉、凝胶色谱等分离方法从松茸子实体水提粗多糖中分离出均一多糖组分，并分别命名为ABMPI和ABMPⅡ。用紫外检测发现ABMI有紫外吸收，其主链结构为α(16)吡喃型D葡聚糖，并含有少量结合蛋白(1.5％)，而ABMPII不存在结合蛋白。
2生物活性
2.1抗肿瘤作用
近年来对真菌多糖的抗肿瘤机制研究证明，真菌多糖对肿瘤细胞不具有细胞毒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机体免疫力间接发挥抗肿瘤效果；也有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生，进而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实验研究证明，应用从松茸子实体和菌丝体中提取的多糖，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
2.2保肝作用
国内研究表明,松茸有效成分能促进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功恢复［6］。段县平等［78］在松茸多糖对四氯化碳染毒兔肝脏的保护效应，以及其毒性反应的研究表明，一定剂量范围内的松茸多糖不但对动物无毒害作用，反而能提高对肝脏保护作用尤其是显著降低肝脏的谷丙转氨酶(GPT)水平。
2.3免疫佐剂
段县平等［910］通过给鸡口服、注射松茸多糖研究了对鸡疫苗免疫力和红细胞免疫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松茸多糖作为免疫佐剂可以提高鸡特异性体液免疫功能和疫苗保护率，使免疫力维持持久。姜成等［11］的研究提示松茸多糖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以环磷酰胺为诱变剂诱导的机体突变作用，但不能完全消除。李兴玉等［12］研究表明松茸多糖可与人端粒酶反义核酸协同诱导HL60细胞凋亡。
2.4对环磷酰胺诱发损伤的拮抗作用
孙亦阳等［13］运用热水浸提法提取松茸菌丝体多糖，每日以10、20mg/kg2个剂量对雄性小鼠进行灌胃，连续15d，于第14d各组小鼠腹腔注射环磷酰胺，24h后重复注射1次。结果:AbMp可以降低肝细胞匀浆液中MDA含量，并提高SOD活性，可以降低骨髓细胞的染色体畸变率和嗜多染红细胞微核率,说明AbMp能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拮抗环磷酰胺诱发的损伤。
.5抗炎
赵容杰等［14］采用急性炎症模型、慢性肉芽肿性炎症模型及免疫模型等实验，证明松茸对大鼠佐剂关节炎原发病变的炎症反应、继发病变引起的免疫功能紊乱均有较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对肉芽组织增生有明显的抑制效果。
3小结
松茸在我国引种栽培的历史较短，相关的研究及开发和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抗肿瘤方面，而且以粗多糖的形式居多，对单一多糖的组成、立体结构及功效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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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段县平,马吉飞,李天俊,等.松茸多糖对四氯化碳染毒兔肝脏的保护效应［J］.天津农学院学报,2003,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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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段县平,赵锁花,马吉飞,等.口服松茸多糖对鸡疫苗免疫力及红细胞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J］.中国畜牧兽医,2006,33(6):17.
［11］段县平.注射松茸多糖对鸡疫苗免疫力和红细胞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J］.甘肃畜牧兽医,2006,36(2):3.
篇3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要实现这个目标，语文教师改变教学方法、注重诵读教学是可达到的。
叶圣陶先生早在60年前就批评当时学生“吟诵功夫太少”，谆谆告诫国文老师，学生对于探究所得的不仅是理智的理解，而且是亲切的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解化为学生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才能终生受用不尽。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 编写工作的张中行先生也说过：“一面吟诵，一面体会，是旧时代读书人练基本功的方法。据说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读韩愈《送董邵南序》第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要中间换气才能成声，可见体会格调的顿挫是多么认真。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三味书屋老先生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的情形更加形象，这种表现，状貌也许近乎可笑，但那种认真体会其韵味的态度是好的。”学生诵读是语文课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老师带领学生诵读，学生自己诵读，诵读的过程是学生含英咀华的过程，也是把经典语言“化”人个人身心的过程，这是语文课区别于其他文科课程的主要标志之一。
2.诵读的作用
①诵读可以发现和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音和断句。大家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就可以及时纠正错误。如果仍是“哑巴语文”，错误也许就在沉默中湮没。
②多诵读有助于理解文意。诵读是打开思路的钥匙，多诵读能培养我们良好的语感，诵读出来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课文内在的思想感情。如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人认为把“问君能有几多愁？”读成陈述句和疑问句都可以，但如果读出声来，会明显感到，读成疑问句的处理，则显得平淡了。
③多诵读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境。语言的韵律和美感要通过声音来体现。中国语言的美不仅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还表现在声音上，节奏、韵律、排比、对仗，只有用声音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我们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利用课件展示画面再结合诵读，学生读后脑中会出现鲜明的形象，这样学生的记忆背诵也快，记忆也长久。多诵读，可使学生将文字、声音、形象审美熔铸在一起，挖掘出“声音”这一语文教学中常被忽略的因素，复活语文本身的精神血肉。学生通过多诵读，将文字转化为饱含情感的声音，培养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语言感知能力，通过对作品的表达形式和情感内容的分析和领悟，丰富学生的思维和情感。多诵读还可以使学生对文章语言有更深入的理解，使他们说话写作时很自然的就能创作出优美的句子。背诵使他们积累了更多知识，对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对文学的审美有了更进一步提高，这不是以往苦求而不得的教学境界吗？转贴
3.诵读的要领
重视学生的诵读，教师应首先要为学生建立诵读的规范。
①精神饱满，眼到心到。读书应该全身心的投入，朱熹强调读书应“整顿几案，正身体”等，正是这个道理。课堂上强调学生注意力集中，要有正确的坐姿，要看清每一个字，要发出洪亮的声音，要积极思考所读的内容。
②把握要领，营造气氛。一是通过老师或学生领诵，可以直接把正确和积极的“读书声”传递给大家，便于尽快掌握诵读的要领。二是放录音，让同学听.可以配放背景音乐，以烘托阅读气氛。
③言为心声，读出韵味。对学生的诵读要提出要求：一是言为心声，即口中读什么，内心也应该思考什么，不能“口诵心非”；二是直抒胸臆，能将胸中酝酿的情感脱口而出，将自己所理解的课文用声音传达给别人，要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你读书的声音就代表着你对课文的理解和把握。
4.诵读的方法
高中语文不仅要求学生有一定的阅读量，也特别重积累，只有通过积累，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诵读的过程中，教师对诵读方法加以指导，使学生对一些重点诵读内容形成记忆，也是诵读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字词提示法。在阅读教学的开始阶段使用此法，可以培养学生踏踏实实一字一句认真读书的良好习惯。具体做法是：选出若干起提示作用的词语，经过熟读逐步减少提示词，直到取消提示，也就是帮助学生一步步“扔掉拐杖”独立行走。
②听写法。这是一种老方法，但是现在还行之有效。听写可以强化学生的耳、手、心协调到位，强化学生“亲自动手”熟悉字词句篇。可采用生字生词听写、句子听写、段落听写等方法。
③联想记忆法。具体方式可灵活多样，比如：把诗文联想成画面加以记忆；或由此及彼联想记忆，如学《沁园春-长沙》写秋景的诗句，可联想起其他古诗词写秋的语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等。
5.诵读教学应注意以下问题
篇4
在浩浩荡荡、雄壮瑰丽的中华文化中，唐宋散文是其中源远流长、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时代与社会生活的记录与折光，也是作者思想历程和艺术道路的写照。正是对民生、民情、民俗、民性、民魂的具体描摹，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活的中国的“人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生学习语文，不可不读唐宋散文。在高中语文新教材的选修系列中，出于带领学生领略古代散文的美丽风景，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和鉴赏能力的目的，广东省基础教育课程资源研发中心和语文教材编写组专门编写了《唐宋散文选读》一书，以下是我对教材的编写局囿及教学内容的重构的几点意见。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了高中语文教科书编写要贯彻国家课程改革的精神，充分体现基础性、人文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选择性，有利于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尤其对散文作品提出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熟和系统，在编排体例上以文体为经，以主题为纬，分别编排成游记单元、传记单元、书信单元、赋与骈文单元、论说文单元，同时每个单元也包括了单元导语、课文阅读、学习链接和表达交流活动。在内容上比苏教版更丰富、更厚重，在编排上与语文版以作者为单元相比在文体上更清晰、更明确。这是广东省在教材编排上较为成功的一点。但我们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教材改革的弊端，因此提出教学内容的二次整合和重构的观点。理由如下：
一、教材虽新，但是教材处理上的观念依旧老套，穿新鞋走老路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实际情况：一线教师并未真正参与到教材编写过程中来。这就难免使一线教师沿袭了以往语文教学中“教教材”的习惯。事实上，许多老师在新课程的教学中，还是停留在生吞教材意图、半解教学实施意见、机械处理教材内容的层面。备课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教参上的教学目标。其实，教材意图不能代替教学意图，这样机械重构教材、处理教学内容的过程是被动的，教师的自我话语权是缺试的，等同于用教材给自己的教学画了个圆圈。
二、教材使用过程中，最终生本让位于考本
虽说是选修系列，但教材的选择是既定和被动的，学生在上所谓的选修课时已经丧失了自和主动权，学校规定选择文学类还是实用类，我就学哪一类。同时，在升学率的压力下，教师在教授所谓的选修课时，只是拿着名为选修课的教材上必修课的内容。所以，最终“生本”让位于“考本”，这一点在所有选修系列中应该是一个严重的通病。
三、在典范性和标新立异上，新教材有其片面性
新课标明确提出选文要具有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丰富多彩，难易适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知识眼界。在选读唐宋散文时，其历史意思就是希望学生学习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个人情感及当时的社会心理；其现实意义就是借古喻今，满足读者所处时代的审美需求。因为语文教材中的选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欣赏，无论哪部作品，只要被选入语文教材作为范文来供学生学习，就必然承载文化传播与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双重任务。这是选文的根本所在，而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在课文选择上与其他各版本显示了标新立异之处，在选文的典型性上有所欠缺，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不如《钴a潭西小丘记》：“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之登于山。”其语言和句式更丰富、更传神。又如：在论说文单元中，编者选择了苏洵的《心术》，而把《六国论》放在了练习中，我想倒过来可能更好，毕竟《六国论》比《心术》更经典。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改革后的新教材也并不是一把“尚方宝剑”，在新课改中，一线教师确实需要在教学中依据自身的知识积累及学生的当下语文水平，跳出教材的局囿，有所选择和创新地重构教学内容，使自我的语文教学尽可能最优化。
（一）调整教学顺序，整合教学内容。
教材在安排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上一定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但是这样的既定顺序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依据作出相应的教学调整，最优化地组合教材。
（二）形成创新意识，大胆取舍文本。
在以往的教学中，我们有种误区：认为教材中的课文就等于定稿，不管喜欢不喜欢，合适不合适，都按照大纲一五一十地落实知识点，细细地讲解每一段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此在某次考试中，如果出到与课文有关的题目时，学生可以不失分。而这样处理教材的结果，往往是将教材弄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教材仅仅是一个引子，教学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因此对于文本要敢于取舍。在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中，我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采取基本阅读篇目基本精讲，扩展阅读有选择性的略讲的策略，大胆舍弃了扩展阅读中曾巩《道山亭记》、张九龄《荔枝赋并序》两篇课文；选择重点讲解苏洵《六国论》而淡化《心术》；对韩愈《〈张中丞传〉后续》这一稍微简单的篇目采取学生自读、教师答疑的方式，从而达到丰富课堂教学、提高学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
（三）挖掘教材中易忽视的内容，丰富教学内容。
一本成熟的教材所传达的信息是丰富而多元的，有很多独特的部分可以用于辅助教学。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方式从学生的不同认知角度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是一个趋势。当前，文本、图片、音频材料层出不穷，而教师却忽视了教材中本身可以利用的材料，比如，在第三点中提到的单元导语、点击链接、表达交流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很容易被教师忽视：①课前的鉴赏提示，它从写作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对文章进行凝练的概括，是学生预习课文的好帮手；②基本阅读课后的资料信息，这也是可以被教师充分利用的有利阵地。如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资料信息中引用了“景气既和畅，故园殊可依。远山映清月，曲水涵沦漪。寒犬吠如豹，村舂闻自机。因思囊昔友，携手同赋诗”，这几句话无疑是对景物和感情的有力概括，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统筹全篇；③课后习题，传统课程中，教师喜欢按照讲课文在讲题的顺序进行，但笔者认为我们对教材课后习题的处理方式也应是多元的，一个好问题往往能够激活一堂课的教学。如《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第一题谈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来探讨交流；④教材中的注释，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编者对很多诗句都注明了出处，这些出处包括诗句和典故，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利用这些注解，一来可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二来可以帮助学生积累相关作文素材，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王土荣.试论普通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J］.语文月刊，2009，（03）.
篇5
关键词：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散文异同
自明中叶的茅坤将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编成《唐宋家文钞》传世后，“唐宋家”之说便盛行海内并沿用至今。他们的散文不仅比较全面的继承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光大，而且开启了后世散文发展之流变，几乎各种流派都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因此本文拟将他们的散文进行粗略的比较。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永丰人（今江西永丰人），北宋诗新运动的领军人物。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今江西南丰）人，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的散文有独树一帜的“本色”，允为文家之巨擘。曾巩在孩童时节就慕欧阳修之名，虽然比欧阳修小十二岁，仍拜欧阳修为师，亲切尊称其为欧阳少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曾说：“欧公门下士，多为世显人，议者独以子固得其传，犹学浮屠者所谓嫡嗣。”可以说在众多的门生中，曾巩是最得欧阳修悉心指导，最受器重和影响最深的一个。由于两人有明显的师承关系，散文都具有委婉含蓄的特点，创作主张也大致相同，于是被并称为“欧曾”。至于王安石与曾巩，更是一对挚友，亦有姻亲关系，交情甚好，诗文往来频繁。《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云：“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荐之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李璧注王安石《寄曾子固》一诗亦云：“・・・・・・可见其相爱也。至晚年方相违尔。”由于这种在文学上的志同道合交往，使得他们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简约自然。
欧阳修等人生活在时弊丛生的北宋中叶，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政治上都力主改革弊政，文学上提倡有为而作，因而他们缩写的散文都内容丰富充实，体现出与现实生活、社会政治密切联系的倾向。同时他们所做的散文既有与韩愈、柳宗元一脉相承之处，又呈现出新的共同特色。
欧、曾、王继承韩柳的文道观，主张文以明道，文道结合。欧阳修云：“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曾巩提出文要阐明“圣人之道”。王安石主张“文贯乎道”。他们都主张文要阐明道，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具有重要作用，形式的谐美与否直接影响到内容的表达。尽管他们对文辞的重视程度不同，但都认为文辞是不可或缺的，要求作文要文道结合，内容和形式要和谐统一。他们又都非常强调文章和现实社会的紧密联系。欧阳修提出散文需密切为政治服务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还提出“是穷而后工”之说，意思是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并干预现实。王安石强调散文应成为推动政治革新的工具“务有补于世”。对于古文写作方面，反对西昆派的靡丽文风提倡为文平易自然。欧阳修主张为文平易晓畅，反对古奥艰涩“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同意其“勿用造语”，“取其自然”的观点。王安石反对雕琢夸饰之风，尖锐地批判“辞弗顾于事，以擘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清新”的做法。欧、曾、王散文的另一特色是长于议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时势颓危，国运堪忧，激起了人们议论时政的热情，宋代统治者又优待文士，科举以策论取士，影响到了整个文学领域。他们写出了大量出色的政论文和史论，显示出高超的议论技巧。欧公议论文章既逻辑严密，雄辩滔滔又锋芒微敛，从容委婉“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作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议论散文见识卓绝，观点深刻，常写得瘦硬峻刻，悍厉绝伦。
欧曾王之间的“大同”是通过彼此间的“小异”表现出来的。正如袁宏道所说：“大抵物则贵，则我面不能同君面。”关于此，宋李涂在其《文章精义》中有过这样的概括：“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清人吴振乾的《唐宋家文选序》中也说：“奥若韩，峭若柳，宕逸若欧阳，醇厚若曾，峻洁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矣。”古人的这些评说是否确切是可以讨论的，但他们肯定是其面貌不同则是科学的。
欧阳修虽然标榜尊韩师柳，但他毕竟不是生活在中唐的韩退之，他不为其思想所拘，另辟蹊径，将韩愈的道与儒家经世思想予以贯通，发展了尚实致用的思想。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于世。”其散文不论议论抒情还是叙事状物，往往吞吐抑扬，低回往复，从容大度，平易晓畅。《读李翱文》中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由远及近，最后把行文推向“呜呼，在位而不肯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言辞尖锐犀利但行文并不锋芒毕露，而是抒情意味更浓，感慨气息甚重，把作者的忧愤表达得婉而多讽，柔中见刚。
曾巩散文，《宋史》称“本原六经”，有较重的卫道色彩，形式严整有余，生动不足。他始终身体力行于自己提出的作为散文家的四条准则：“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越道统，重在雍容平和，简朴委婉中表达意蕴。由于缺乏欧公丰富的政治生活经历和远见卓识，他的许多文章缺乏深刻的内容和新鲜的思想。虽风格相近但同中有异：欧公于“柔婉”中显出宕逸流丽，曾巩于“柔婉”中偏于冲和平顺。如《墨池记》、《寄欧阳舍人书》、《赠黎安二生序》等文，都写得不枝不蔓，章法严密，而又畅谈有致，婉转曲折。
王安石作为一个大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其散文有着与人截然不同的风格，他的胸襟抱负自然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比拟的，其思想往往高视一时，跨越古今，因此干脆把文当成推动政治改革的工具，说“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治教政令，圣人所谓文也”。散文内容是奇思横出，议论超群，往往也惊世骇俗。《四库备要书目提要》称其“文章拗折峭深，世以大家目之”。刘熙载《艺概》中说他：“取法孟、韩（愈）”，又说“半山文硬瘦通神”。梁启超《王安石评传》称“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这些可以看出其文受到先秦诸子散文、西汉政论文和韩柳古文的影响，思想敏锐，见识超卓，富有政治色彩和创新精神，风格刚劲峭拔，雄健奇崛。如《读孟尝君传》翻陈出新，突破传统，一扫孟尝君礼贤下士的旧说，强调“士”必须能经邦济世，治国利民。王安石长于议论，擅长说理，有时对形象性和生动性有所忽视，这是其不足之处。他的散文有一种突破羁绊一往直前的气势美，表现出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之感，给人一种昂扬飞上的动态感和咄咄逼人的灼热感，这也是欧阳修和曾巩散文中所不能相比的。（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郭预衡.唐宋家散文总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篇6
1、对桐城派发展与成功原因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关于桐城派在清代得以发展和成功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或认为是清王朝的政治需求，或谓得利于桐城的自然人文环境，还有认为出于桐城文士的职业选择……，多停留于桐城派与外界关系的表象，此次会议上，杨义先生从清代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清代文化结构的大背景上考察桐城派，认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学和清代学术的综合体，它把中国传统文章的精华、传统道学的脉络和传统学术的精彩东西结合在一起，带动了天下文章的写作，占据了清代文坛二百多年。”他认为桐城派成功的原因有四：“一是它的旗帜。”即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把程朱道统和韩欧文统结合起来，用文统蕴涵道统，用道统支撑文统，起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二是宗师相承，不断地给予同时又吸收。三是姚鼐的文章论。真正使正宗文章学形成体系的是姚鼐。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为三纲，“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八目，又提倡阴阳刚柔、相依为用，这是清代文章理论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是人才培养，创办书院。总之，“桐城派源流很正，弟子很多，纲目清楚，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他的这些论述从宏观高度概论了桐城派传衍发展的原因。而北京语言大学王兵教授则论析了清廷不同时期学术宗尚对于方苞、姚鼐、三位代表人物文论和选本实践的不同影响和其差异；南京大学中文系曹虹教授则探讨了清帝训诰倡导的“清真雅正”的文统理念与桐城派文章风格形成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揭示出桐城派开宗传衍的背景。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从微观上深化了对桐城派发生、发展的研究。
2、辩证地看待桐城派与“新文化”的关系，注意从桐城派中发掘对新文化建设有益的经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达敏在其《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一文中以大量材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张裕钊、吴汝纶共同开创“莲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历史贡献，文章尖锐地指出：“治中国近现代文学和学术史的一些学者，每在进化史观笼罩下研究历史，以新旧论学，并进新而退旧，少有追寻历史之是的兴趣。这就使得所谓旧，如张、吴及其弟子群体，在以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而长期沉没于无言的历史之海。”“那些旧人所创业绩，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坛、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正面相呼应的是安徽大学中文系张器友教授，他在《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90年代以来随着对国学的重视，一些人在研究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时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流淌着“被压抑的现代性”。“但是人们一直没有从晚清之际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文派――桐城派与新文学的关系论述古代文学的现代转换，这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桥梁’。”而人们对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未能作出科学评价的原因则在于“西方中心论”、“新旧断裂论”、“成王败寇论”和“反传统论”等错误观点使然。
篇7
中国古代文学史源远流长，小说的起步晚于诗歌和散文，小说的成熟也就更晚了。虽然小说的发展曲折、艰难，但是，它仍从粗陈梗概的残丛小语发展成了今天的形式多样、别具一格。从其内容和文学价值等方面来看，已不逊色于一直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歌和散文。古代小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及纷繁复杂的思想潮流，对今天的学者及读者而言，极具价值。
刘义庆，字季伯，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人。他生活在南北朝刘宋时期，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享年四十二岁。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出入经史百子，喜好文学创作。他一生创作极为丰富，代表作品有：《世说新语》十卷、《幽明录》二十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徐州先贤传赞》九卷、《集林》二百卷、《宣验记》十三卷等。[1]
其中，《世说新语》与《幽明录》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优秀作品，前者是志人小说的代表，后者是一部典型的志怪小说。刘义庆也因其笔记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研究，人们多把目光集中在了《世说新语》《搜神记》等笔记小说上，对《幽明录》一书研究甚少。我们也只能在研究志怪类小说的论文中看到它的影子。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等，虽不是小说，但从题材、思想内容上看，都对后来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就继承了神话传说的传统，并受到了诸子史传的影响。这些志怪小说保存了大量民间传说、逸闻趣事，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一则则故事展现了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面貌、思想状况、民风民情以及人们的，对我们今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或社会风潮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却又孕育着无限创造力的变革时期。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多元。在当时，各种“异端”思想得到了发展，老庄思想和外来佛教也日益兴盛，佛教大量翻译经文，并广泛流行，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儒家学说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可以说，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比较活跃。小说也开始从野史、杂传中分离出来，渐渐走向独立，成为了一种较独立的文学形式。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志怪志人小说产生了。由于受到人们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古代小说的研究相对滞后。直到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及《古小说钩沉》等成果问世，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古代小说的研究。鲁迅先生不仅对魏晋小说辑佚有着特殊的贡献，也开了研究小说史的先河。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叶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一书填补了魏晋小说研究的空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古代小说的著作越来越多，人们也渐渐重视起来。这段时期的著作，代表性的有李建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史》、林辰先生的《神怪小说史》，王枝忠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吴志达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史》、侯忠义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及《中国文言小说史稿》等等。近年来，小说理论史、论文集方面的著述也是百花齐放，如方正耀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刘上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龚鹏程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论》、陈平原先生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等等。可见，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小说的研究逐步重视起来，论文著作日益兴旺。齐裕琨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了六个时期，分别为远古至先秦两汉的准备期、魏晋至唐的成熟期、宋元转化期、明代的繁荣期、清初至清中叶的高峰期和中日后的演进期。王增斌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通论综解》里把文言小说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先秦至西汉初的准小说时期、西汉武帝至南本朝的雏形期、隋唐五代的黄金期、宋至元的文言小说盛转衰时期和明清再次振兴发展期。《幽明录》正是文言小说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作品。
目前，在文学史中出现的《幽明录》或许就是一个书名，对其内容甚少提及，更不用说探讨它的文学价值了。虽然有的学者，如侯忠义先生、李建国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幽明录》评价颇高，但都比较简略，只是大概介绍它的思想内容，列举一两篇优秀作品略作分析，都没有深入论述。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1980-2010年关键词为“幽明录”的论文仅十篇，其中六篇主要涉及古代汉语领域，如邓志强的《〈幽明录〉复音词构词方式举隅》、刘亚科《〈幽明录〉兼语句研究》等。不多的几篇则简略分析了《幽明录》的成书与婚恋题材。在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检索也只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从2010-2012年研究《幽明录》的论文有了较大的增长，在原来十篇的基础上新增了十四篇；硕士学位论文亦增加了三篇。研究《幽明录》的博士论文尚付阙如，国外亦无研究。以《幽明录》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曾美海、杨娴《〈幽明录〉的志怪体式及其文学价值》一文中认为《幽明录》内容丰富，兼备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和谈佛论道体等志怪体式，并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有的作品透露出“有意为小说”的意图。李立文《魏晋南北朝佛教小说的范型——以〈幽明录〉为例》认为《幽明录》的成书主要在于人们的精神需要，这是一部能够满足人们好奇心的搜奇记逸的作品。刘亚科《〈幽明录〉中的女性形象》、王天婵《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情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等主要通过作品分析几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探讨魏晋时代女性生存现状。刘赛《盛弘之〈荆州记〉与〈幽明录〉成书关系之考察》提出《荆州记》与《幽明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盛弘之所撰《荆州记》中的材料有一部分是《幽明录》采用的。同时也可看出六朝时期盛行的地理书与志怪小说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孟庆阳《〈幽明录〉中的婚恋题材小说》一文则用人神相恋、人人相恋、人妖相恋三种类型的题材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份各有不同，故而小说的结局也有不同。同时还进一步分析此类题材小说对后来的爱情小说、杂剧戏曲创作的影响。从现有的一些论文看，学术界对于《幽明录》的研究还不够重视，对它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总体概括上，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对文本的内容研究及艺术研究还有待深入。
前人之所以对《幽明录》的了解和研究较少，主要原因在于这部书佚失情况比较严重。考《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云“《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2]《旧唐书》卷六经籍志的乙部史录杂传类载“《幽明录》三十卷，刘义庆撰”[3]。《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子录小说家类，称“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4]。《通志艺文略》卷六十五云：“《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5]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云：“《幽明录》二十卷。”[6]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载明代焦竑撰《焦氏澹园续集》卷九书后题跋有“《幽明录》二十卷”。同时在清代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四子部民国本云：“幽明录一卷，宋彭城王刘义庆撰，琳琅祕室本。”清代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士礼居业书景明抄本载：“幽明录一本刘义庆旧抄四钱”。根据南宋洪迈撰《夷坚志》卷三《夷坚三志辛序》中有“《幽明录》今无传于世”[7]的记录，及同时代郑樵在《通志》中的记录，可推测笔记小说《幽明录》应该是失传于南宋初年。后唐宋类书如《法苑珠林》《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辑录佚文较多，后人也不断搜索整理。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以前人辑本为基础，辑录二百六十五则，是现有的较完备的本子。“鲁迅先生指出：‘唐宋类书引《幽明录》时亦提《世说》’，所以把类书引《世说》而《世说》不载的志怪故事也辑入《幽明录》。”[8]近代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郑晚晴辑注本是在鲁迅本的基础上，补充了十一则故事放在附录中。这种做法亦是效仿鲁迅，把唐宋类书中引《世说》，而《世说》未载的志怪作品增加在《幽明录》中作为补充。比如说《陈庄》《郑子产》《曹爽》《王东亭》等故事，都是辑录于《太平御览》，都是《太平御览》引《世说》的志怪故事，而今《世说》无此文。这样就使《幽明录》这部志怪小说更为完备，郑辑本共辑录笔记小说二百八十四则，此书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大致都是以郑辑本为依据进行研究的。
（本文为校级重点课题，项目名称为刘义庆《幽明录》研究，课题编号：ASA12-16。）
注释：
[1][6][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丙部九流绪论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8页。
[2][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80页。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05页。
[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40页。
[5][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0页。
[7][宋]洪迈撰，何卓校点：《夷坚志》三志辛（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5页。
[8][南朝宋]刘义庆著，郑晚晴辑注：《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4页。
参考文献：
[1]郑晚晴辑注.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篇8
二、立体多维思考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不断训练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逆向求异思维等能力，就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那么，如何将其贯穿在教学活动中呢?首先，要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敢于提出自己的各种问题，并大胆质疑，甚至对教科书上的专家权威提出挑战；同时还要能够勇于当众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见解，与老师和同学展开积极讨论。要不断告诫学生，对于启己的观点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有认真仔细读书思考，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问题产生，而这些问题必将一环扣一环地将他引领到更深更广的知识世界中，使之获得丰厚的学识与素养。一旦停止了思考，就会失去提问题的能力，知识的积累便会停留在肤浅的层面，无法深入下去。因而，“欲穷千里目”，则必须“更上一层楼”，始终保持提问的勇气与热情。其次，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也要把启发学生勤于思考，多提问题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教学设计中，要针对学生的学习实际和教学目标有意识的设计若干问题，在训练学生发散性思维、以及逆向求异思维的同时，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且逐渐完善自己的知识建构，从而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如在“元明清文学”的教学中，一些问题的设计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从而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围绕《窦娥冤》戏曲的讲解，可以让学生思考窦娥的悲剧与元代社会黑暗腐败的关系、窦娥悲剧之所以会感天动地的原因、如何评价窦天章这个人物等等；针对《西厢记》的爱情主题，可以让学生思考其爱情主题的积极进步意义以及与当代人婚恋观念的异同，而且还可以将它与同类题材的戏曲作品进行对比分析，从中找出它的艺术价值之所在；学习《牡丹亭》时，要竭力使学生思考和认识杜丽娘生生死死的爱情故事与人性寻求解放和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三国演义》则要思考其多重主题形成韵原因、艺术上实与虚的关系等；欣赏《水浒传》则要思考其中渗透的江湖流民意识、正确看待其中的血腥暴力描写、感受其浓郁的悲剧意识与传奇色彩等等。总之，教学活动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其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的重要手段便是在教学中贯穿问题意识，使学生养成立体多维的思考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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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84?05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既能填补此项断代研究的空白，又为汉语方言学通史、唐宋语言学史、古代语言学通史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也能更正前人关于唐宋方言学的不妥之处。此外，唐宋方言学史中涉及的方言现象，还能为历史方言、现代方言、方言史的研究提供参考，为古汉语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①。
如何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目前可资借鉴的成果主要有：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 [1]、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2]、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3]、柳玉宏《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4]、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5]、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6]、储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7]等。总体来看，专门探讨研究策略的不多，而且提出的有些策略也未必适用于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有鉴于此，我们拟定了几条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的策略，这些策略多为前人未述及或语焉不详者。
一、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
前人研究方言学史时，一直把方言史料亦考虑在内，如《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提及古籍注解 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方言记载；《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王力先生序云：“现在何耿镛同志把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中古时期的方言记载等方言材料加进去，内容就丰富了……其所搜得的材料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学）发展的轮廓。”《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摘要》把辞书和经注征引方言称为“文献方言学”，并指出：“中国方言学研究的古典传统是口语方言学和文献方言学并行。”《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认为研究方言学史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方言学史与方言史并重，文中说：“（汉语方言学史）更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各个时代的辞书、类书、注疏、文集笔记中把关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零散研究爬梳搜罗，并按一定的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系统清理周秦汉晋时期的方言学史料，并兼及这一阶段的方言史料。”[5]该书共收王逸《楚辞章句》22条方言记载，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33条、郑玄注群经67条、高诱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72条，复从辑本中获得三国时期的方言材料50余条、两晋时期45条等。鲁国尧先生序该书云：“它（按：方言学史）就得囊括这一长时间内的有关方言记载、研究的各种史料，予以甄别、熔炼、分析，做出论断，前人的观点正确者阐发之，错误者驳正之，不足者补充之，还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见，这新见还要有份量，如果是高见，就更难能可贵了。”
前人论及唐宋方言学时亦是如此。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第七部分“中国学者的方言研究”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均视为方言学史料 [8]；《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唐宋段重点介绍唐代汉藏对音
收稿日期：2012?05?14；修回日期：2012?12?28
基金项目：2011年甘肃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唐宋方言学材料及其价值”（YYGGS201107）
作者简介：王耀东（1970?），男，甘肃陇西人，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语言学文献.
材料和宋代方音材料[2]；《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主要依据玄应《众经音义》、窥基《法华音训》和《妙法莲华经玄赞》、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音义书中的方言史料。
前辈学者把方言史料纳入方言学史，原因有二：一是现存的方言学史料太少；二是重要的方言史料亦蕴含方言研究成分。在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时，我们要广泛钩稽重要的方言史料，尤其是辞书、经注、笔记、集注、地志和佛经音义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比较零散，须整合后分类述评；辞书和经注材料须考察其共时性；汉藏对音材料的地域性和音值的对等程度不好把握，可暂不予考虑。
二、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
相结合
前人对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或是简述性或是专题性。最早论述唐宋方言学史的是《中国方言学概论》，此文仅提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庄绰《鸡肋编》《宣和遗事》等，显然没有对唐宋文献进行全面考察。此后出现的一批旨在构建汉语方言学史史学框架的专著和论文谈及唐宋方言研究状况时，总是举几个常见的例子，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明清学者的称引。唐宋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有刘红花《方言词研究》[9]、储泰松《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10]、王智群《颜注引方俗语研究》[11]、赵振铎《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12]等。李匡乂《资暇集》、沈括《梦溪笔谈》、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周去非《岭外代答》、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中的方言学成果鲜有提及，对《匡谬正俗》、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方言研究亦未进行深入探析。
全面考察须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入手（据初步调查，两种丛书共收唐宋文献近千部）。还要适当考虑元明清以来的唐宋佚文。考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根据两部丛书的《提要》，结合清代《续方言》系列书，初步确定一批可能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微观层面，把这些文献粗略过一遍，确认蕴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据考察，涉及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在百部以上），然后逐本爬梳材料。
重点考察以史志、小学书、笔记和地志为主。史书的艺文志通常刊载方言专著；小学书包括小学专著和辞书，如李涪《刊误》《匡谬正俗》《切韵》系韵书等，佛经音义书也归入此类；《资暇集》《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唐宋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方言论述；唐宋地志除有零散的方言记载外，还有完整的方言研究内容，如《岭外代答·风土门》有“方言”和“俗字”两节。
三、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
最早涉及唐宋方言学史料的是清人《续方言》系列书。这些著作以续补扬雄《方言》为目的，辑录古代方言词语，并兼收少量方言学史料。这类著作有戴震《续方言》（二卷）、杭世骏《续方言》（二卷）、程际盛《补正》（二卷）、徐乃昌《又补》（二卷）、程先甲《广续方言》（四卷）、张慎仪《新校补》（二卷）和《方言别录》（四卷）等。影响较大的是《续方言》《广续方言》和《方言别录》（原名《唐宋元明方言、国朝方言》），其中后两部辑录唐宋方言学史料较多（总量不及我们掌握的十分之一）。《方言别录》把《匡谬正俗》《梦溪笔谈》和《老学庵笔记》等书中成段的方言学史料压缩成了简略的方言记载，抹杀了作者对方言的认识和思考。
《续方言》系列书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有：材料遗漏尚多，不标原始出处，所注出处有误，截取方言句段不合理，文字错讹脱漏，误判方言史料，朝代名与地名相混，自乱其例等。如杭世骏《续方言》辑录方言材料522条，时人评价很高。然《补正》校正67条，超过原书十分之一。《新校补》又“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补者十之五”。凡此种种，笔者暂不赘言，拟另撰《清人辑录唐宋方言材料之失》一文详叙。
尽管如此，《续方言》系列书仍是研究方言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初次排查含有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时，可把《续方言》中出现的直接认定；同时，通过与《续方言》比对，弥补搜集时遗漏的古籍和材料。
四、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
一部完整的唐宋方言学史，既要全面概述其整体面貌和具体特点，又要重点讨论代表性成果。
全面概述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唐宋方言史料状况，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概述。②唐宋方言研究状况，除介绍出现过的专著外，还要概述唐宋人研究方言的特点和内容。据我们了解，特点有：唐宋学者多以“论述”的方式进行方言研究，方言研究语音和词汇并重，有些研究是无意为之，注重揭示古今诗文中的方言等；内容有：关于方言观的论述，关于各地方言现象的论述，关于南北方言的论述，关于方言本音本字的论述，关于方言名源的论述，关于诗文中方言的论述等。
重点讨论的内容应包括唐宋人的方言观、方言专书和知名学者的方言研究，兹简要分述如下。
（1）唐宋人方言观包括：方言自古就有，各地方言不同；方言为通语之讹；方言多为通语音转而来，重音不重形；方言皆有所本，多为古语之遗；南北方言具有互动关系；方言形成自有原因等。
（2）唐代有李商隐《蜀尔雅》（三卷），北宋有王浩《方言》（十四卷）、王资深《方言》（二十卷）、吴良辅《方言释音》（一卷）等。这些著作虽已亡佚，然史志均有记载，如《直斋书录解题》卷3：“《蜀尔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邯郸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
（3）唐代研究过方言的学者有慧琳、刘知己、李涪、颜师古、刘肃、段成式、封演、李匡乂等，宋代有沈括、项安世、王楙、王观国、朱熹、郑樵、洪迈、胡仔、陆游、周去非、俞琰等。方言学史要归纳他们方言研究的成就，指出其对前代方言学的继承和对后世方言学的影响。对《匡谬正俗》《刊误》《资暇集》《容斋随笔·四笔·南北语音不同》（卷9）《野客丛书·俗语有所自》（卷29）《学林·方俗声语》《老学庵笔记》等著作，既要进行宏观评述，又要从微观方面揭示作者表达的方言观和反映的方言现象。
在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宏观评价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唐宋学者研究方言的方法、理论、经验及历史条件，探讨唐宋方言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唐宋方言学史的史学框架。
五、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的草创之作；[13]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14]《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导论》第九章“方言学史概要”、[15]张玉来《方言音韵研究小史》、[16]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17]等勾勒了汉语方言学史的大致脉络；《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则是唯一的断代研究。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方言学史的写作范式。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根据学者研究的自觉程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至80年代。这个阶段的研究多为印象性的简述或少量的材料辑录，学者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提到学术史的高度。主要成果有：《中国方言学概论》、崔骥《方言考》[18]、周祖谟《问学集》、[19]丁介民《方言考》、[20]周法高《中国方言学发凡》②和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二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这个阶段学者研究方言学史的自觉性加强，出现了方言学简史和断代史，其中有些涉及唐宋方言学史的内容。主要成果有：《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等。也有专门探讨唐宋方言学的论文，或是专题研究，如徐时仪《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 [21]；或是宏观概述，如《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此类成果还有时永乐、门凤超《唐代的方言著作》 [22]、汪寿明《与方言》[23]、马重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所辑唐宋方言》[24]、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25]、冯庆莉《和的方言词比较研究》[26]、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27]、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28]、钱毅《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29]等。
第三阶段为2010年以后。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全面探讨唐宋方言学和方言学史料。《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首开风气，谈及如下内容：唐代文献方言记录概览，唐人对方言的记录和描写，唐人对方言现象的认知等。其后王耀东《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首次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了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30]
上述成果能为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提供一些材料、方法和观点。
六、辩证对待前人观点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辨正，试举数例。
（1）《中国方言学概说》、陈钝《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31]《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陈炳迢《辞书概要》[3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33]等均认为唐宋时期未出现过方言专著。《汉语方言研究小史》说：“这一时期（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关于方言研究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研究音韵的著作或者其它文献资料中找到这一时期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何先生此说欠妥。首先，唐宋时期出现过方言专书。其次，我们从唐宋研究音韵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理想的方言学材料。再次，唐宋方言研究的成果不限于一些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许多学者在谈及唐宋方言研究时总把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该书卷19有“俗语有所本”一条）作为代表。《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只提了《困学纪闻》和《齐东野语》；《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只提了《匡谬正俗》和《困学纪闻》；《汉语方言学导论》也只提到了这两部著作；[15]《辞书概要》说：“这段时期，兼录方俗词语的书有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赵叔向的《肯綮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但它们都不是方言词典专著，收录也很少。”[32]经考察我们发现，《困学纪闻》“俗语有所本”一条中没有出现一个地名，王氏只在古文献中找到了这些俗语的原始出处，该书与方言研究有很大距离。
（3）《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认为：唐宋类书和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辑佚著作如《小学钩沉》《邃雅斋丛书》《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小方壶斋丛书》《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有六朝唐宋方言学材料。这一提法也许适用于六朝，但未必适用于唐宋。因为唐宋类书中的方言学材料极少，即使有几条，也因类书的抄撮性质，未必有共时价值；清代辑佚书所收佚书基本上是唐以前的，鲜有唐宋方言学材料。
七、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
举凡学术史，必是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在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的基础上，还须考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代以及元明清的方言研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语言政策，在古代文化史、古代语言学史、古代方言学史的大背景下对唐宋方言学在学术史上定位。
南北朝以前的方言研究，《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论之甚详。南北朝方言学史料，据我们初步了解，只有刘延明《方言》（已佚）和少量的方言记载。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文献大量散佚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这个阶段方言研究处于低谷是主要原因。较之南北朝，唐代方言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蜀尔雅》，颜师古等学者也均有方言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方言研究仍处于低谷。宋代出现过王浩《方言》等三部方言专著，沈括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方言研究，民间可能还印行关于方言的小册子，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宋代杂剧、话本等俗文学的繁荣有关。元代出现了反映北方方言的名著《中原音韵》。明代有李实《蜀语》、岳元声《方言据》等方言专书，也有《韵略易通》《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一批反映方音的韵书韵图，还有《问奇字》《菽园杂记》《字学元元》等记载方言的笔记杂记。至清代，方言研究达到全盛，具体表现在：编纂了一批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钱大昕《恒言录》、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钱坫《异语》、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张慎仪《方言别录》、钱大昭《迩言》等；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王念孙《方言疏证补》等；出现了一些研究方言音韵的著作，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陈澧《 广州音说》等；民间流传着各种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漳州和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带的《十三韵》、武昌的《字汇集》、江西靖口一带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带的《五方元音》等。另外，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和地方志也涉及方音材料，如王德辉、徐沅《顾误录》和段玉裁参编的《富顺县志》、俞樾参编的《续天津县志》和《上海县志》、钱大昕参编的《长兴县志》和《鄞县志》、杭世骏参编的《乌程县志》和《平阳县志》等。
纵观古代方言研究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给唐宋方言学史做出比较合理的定位。《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把宋元之际视为方言研究走出低谷而承前启后的时 期[5]。《汉语方言学导论》则认为：“如果说汉代是传统方言学的勃兴期，那么隋唐宋元应该是衰微期。”[15]
注释：
本文所说的“方言”仅指汉语的地方变体，不包括无地域名的俗语、少数民族语和社会方言。方言学史料须有明确地域名或根据语境可推知地域。
周法高的《中国方言学发凡》载台湾1955年《中国语文研究》，笔者仅见目录而未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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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Tactic for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WANG Yaodong
篇10
这里使用的“规范诗学”一语，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定义。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1890—1957)在《诗学的定义》一文中指出：“有一种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它表现在规范诗学中。对现有的程序不作客观描述，而是评价、判断它们，并指出某些唯一合理的程序来，这就是规范诗学的任务。规范诗学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① 之所以要借用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它能够较为简捷明确地表达我对唐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特征的把握。唐代诗学的核心就是诗格，所谓“诗格”，其范围包括以“诗格”、“诗式”、“诗法”等命名的著作，其后由诗扩展到其他文类，而出现“文格”、“赋格”、“四六格”等书。清人沈涛《匏庐诗话·自序》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唐以前则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范、曰评，初不以话名也。”② 唐代的诗格(包括部分文格和赋格)虽然颇有散佚，但通考存佚之作，约有六十余种之多③。“格”的意思是法式、标准，所以诗格的含义也就是指做诗的规范。唐代诗格的写作动机不外两方面：一是以便应举，二是以训初学，总括起来，都是“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写文学作品为目的”。因此，本文使用“规范诗学”一语来概括唐代诗学的特征。
一、“规范诗学”的形成轨迹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对于隋唐五代一段的历史地位有不同看法，比如郭绍虞先生名之曰“复古期”④，张健先生名之曰“中衰期”⑤，张少康、刘三富先生则名之曰“深入扩展期”⑥。言其“复古”，则以唐人诗学殊乏创新；谓之“中衰”，则以其略无起色；“深入扩展”云云，又混唐宋金元四朝而言。究竟隋唐五代约三百八十年(581—960)间的文学批评价值何在，地位如何，实有待从总体上予以说明并作出切实的分析。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此之前，文学批评的重心是文学作品要“写什么”，而到了唐代，就转移到文学作品应该“怎么写”。当然，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也并非跳跃式的一蹴而就。下面简略勾勒一下这个转变的轨迹。
文学规范的建立，与文学的自觉程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自觉，依我看来，文学是一个多面体，无论认识到其哪一面，都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自觉。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孟子认为说《诗》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⑦，能说这是对文学 (以《诗》为代表)的特性无所自觉吗？《汉书·艺文志》中专列“诗赋略”，这表明自刘向、歆父子到班固，都认识到诗赋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字著述的特征所在。但其重视的赋，应该具备“恻隐古诗之义”；至于歌诗的意义，也主要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一句话，他们重视的还是“写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看，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的提出，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换，因为他所自觉到的文学，是其文学性的一面。不在于其中表现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方式来表现。“诗赋欲丽”的“欲”，假如与“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中的两“宜”一“尚”联系起来，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内在的要求，似乎也含有一种外在规范的意味。所以我认为，唐人“规范诗学”的源头不妨追溯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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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是如何认识和思考的呢?从他所写的文书诗序中可以看出，李梦阳对于诗、文等文学作品的本体特征有他自己的深刻认识，这些认识比明代以前古人对于文学艺术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准确。
李梦阳认为诗与文都应该具有形象性，这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李梦阳在《空同集论学上篇》中说：“知《易》者，可与言诗。比兴者，悬像之义也。开合者，阴阳之例也。发挥者情，往来者时，大小者体。悔吝者，验之言。吉凶者，察乎气。”②③④
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易》是讲哲学思想的，对于深奥的哲学思想，如开合、往来、发挥、大小、悔吝、吉凶等自然现象，《周易》作者认为它们都包含有阴阳之道，这些自然现象都是阴阳之道的形象。《周易》对其哲学思想的阐述，巧妙地立像以表义。就形象性这一特点来讲，《周易》用形象表示抽象的哲学道理，诗歌用形象表示情感，二者有相通之处。李梦阳把诗歌与《周易》做比较，看到了形象在《周易》与诗歌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认为：“知《易》者，可与言诗”。
在《论学下篇》中，李梦阳又说：“古诗妙在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后则直陈之矣。于是，求工于字句。所谓心劳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跃如，有而无，无而有。”②在这里，“形容”即是形象之义。所谓“古诗妙在形容之耳”，就是说古诗好就好在具有形象性。宋人做诗，只言理性，不述形象，其作品缺少形象之妙，李梦阳是极力贬斥其拙的。
李梦阳不仅仅认为诗歌具有形象性，而且还认为散文也应具有形象性。在《论学上篇》中，他说：“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非宋儒废之也，文者自废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其甚矣。是故考实则无人，抽花则无文。故曰：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③在这里，李梦阳认为，诗文不能没有形象性。古之文“贤者不美过，愚者不窃美”具有真实生动性。如同图画一样，逼真神似。宋人之文章描写人物、叙事说理，皆欲合道，没有真实生动的形象性，即没有把握住艺术的基本特征。所以，“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
对于写人记事的历史，说理传道的经文，李梦阳认为它们也应该具有形象性。他说：“夫文者，随化错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约，太约伤肉，不必该，太该伤骨。夫经史体殊，经主约，史主该，譬之画者，形容之也，贵意象，具且如，如丽姬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之类是也。”
④引文中之“形容”、“意象”，均表示形象之意义。在这段引文中，李梦阳认为：尽管经史殊体，经主约，史主该，但是，它们都不应该太该太约。太约、太该都要损伤艺术形象。它们都应该象绘画一样，要有形象性，要追求其形象的逼真和神似。经史然有别于诗文艺术，但是，从广义的艺术观点讲，它们也有写人叙事的内容，也是一种文字艺术，它们也应该具有形象性。李梦阳评论经史作品，亦讲形象性，由此可见，李梦阳对于文学艺术之本体特征——形象性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李梦阳谈论文学艺术，首先能抓住艺术的基本特征，能从艺术的形象性入手，可算是高人一筹了。
在肯定文学具有形象性的同时，对于诗歌和散文两种文学形式的本体特征的区别，李梦阳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和精辟论述。关于文的本体认识，李梦阳认为文是主理的。
“文主理”的文学本体观与“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是有联系的，中国古代有“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明道》《宗经》《征圣》的专篇论说。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和北宋欧阳修等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都主张“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道”，可以指客观事物的自然规律，也可以指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李梦阳主张“文主理”，他讲的“理”不是程朱理学认为的封建道德的“理”，他讲的“理”与传统文化的“道”有相通之处。包含有自然规律和道德规范两种意义。所以，“文主理”和“文以载道”是有相通之处的文学本体观。从这一点讲，李梦阳的“文主理”的文学本体观是对“文以载道”的文学本体观的继承，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认识是一致的。形式表现内容，内容体现形式。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与它的形式相适应的内容。有韵之言适合于抒情，无韵之音适合于说理。
关于诗歌的本体认识，李梦阳一贯主张诗是言情的。由于李梦阳是诗人，所以，我们要重点谈谈他对诗的本体认识。在《鸣春集序》中，李梦阳说：“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岁，万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圣以时动，物以情征。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咏之，而诗生恶。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注：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这段话从诗歌的产生说明了诗歌的本体特征。所谓“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就是说，自然界的窍隙如果遇到气息，就会发出声响；人的精神世界如果产生情感，就会发出吟咏之音，就会产生出诗句来。所以，吟咏之章是“情之自鸣者也”，诗歌的本体是人性情感之表露。
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早就有诗歌言情的观点。《尚书》中有“诗言志”之语。“志”指人的思想精神状态，与“情”有相通之义。“诗言志”其实就是诗咏性情之理论。《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既指音乐，也可以指语言文学，这里所谈的亦是诗咏性情的道理。魏晋六朝时期，文艺理论家都讲诗歌是言情的。钟嵘就非常重视诗歌的言情特征，在《诗品序》中，他说：“感荡心灵，非阵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宋代严羽也明确地提出：“夫诗，吟咏性情也。”和文主言理的理论继承关系一样，李梦阳之诗歌言情理论是对古之诗歌言情理论的继承。但是，李梦阳的诗歌言情理论与古之诗歌言情理论又有完全不同的时代意义，它蕴藏着明代文人反叛程朱理学的时代意义。
诗人做诗主要是依靠情感的。当客观事物激发了诗人的情感时，诗人才能产生诗的灵感，才能产生丰富的诗意。当情感横溢之时，做诗也是开口成章的事情，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也是很容易的事情。李梦阳经常做诗，他对诗之特点有深刻体会。他理解情感是诗之生命的道理。所以，他对诗与情的关系，才有上述深刻认识。李梦阳对主张诗是言情理论的大力宣扬，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明代轰轰烈烈的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李梦阳主张文学复古运动之后，明代“后七子”、唐宋派、公安三袁都也主张诗歌是吟咏性情的。直至今天，坚持诗言情之理论已是常论。所以，李梦阳判定诗歌的本体是情感，这是比较普遍的文艺观点，它对明以后文学历史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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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不计选修课，单从《文学史》和《作品选》来看，《古代文学》课程在整个高校中文系也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在诸多专业课程之中，《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七门课程被定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而从学分和课时设置来看，古代文学凭借16学分、288学时的权重，远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1]，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课。但和古代文学大量的教学内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学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从先秦到明清近代，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优秀文学作品，远非288个学时所能讲毕。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想要面面俱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且大多数高校在《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还开设有多门选修课，由古代文学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专门文体进行讲解，开设了诸如《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等选修课，以之辅助《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故此，《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讲授内容须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而无需面面俱到。从课时分配来看，一般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学段分配学时较多，元明清段分配较少。讲授内容主要以作家介绍、作品艺术风格的分析、文学现象、文学史流派、文学理论、文体衍生变异等为主。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合《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一体的课程：“史”是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叙述，“作品”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文学课的落脚点。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时间，一般是平分给《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者各占一半。具体到某一阶段，则会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讲授元代文学时，笔者通过和学生的交流，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在课后阅读《作品选》中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对元杂剧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自主地去阅读《作品选》。因此在讲授元代文学时，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多讲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之种，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诗词。最为典型的便是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学生在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就学习过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学之前，便被家长拿来作为启蒙读物来教授孩子。因此，学生对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诗经》、《楚辞》等作品，因时代久远，文字艰涩，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对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与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虽然阅读难度降低，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唐、宋段相比，也大为降低，这既因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没有诗、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明清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大学生的课后时间多花在对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级、考证的准备上，他们不太愿意花过多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对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学生在考试答卷时，只能空谈一些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文学史概念、常识，而不能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学时，作品的讲解便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要适当倾斜于《作品选》，让学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阅读，找寻自己的感悟，而不是仅仅止于被动地接受文学史教材所提供的结论。对于中学教材已选的一些篇目，不能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便一笔带过；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将来要走向中学讲台的高师学生来说，此类篇目更需要精讲、细讲。对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学生背诵。事实证明，这一看似落后的教学要求，却最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道理在今天并不过时。
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大多数高校是按照从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时间顺序讲授。这种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学的总体风貌，但也容易遮蔽文体发生、演变的历史。在按段教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突出文体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2]以时间顺序进行教学，并无不可，但要有意识地突出文体的变迁。比如，在讲授到唐代近体诗时，要对历代诗体的发展作一综述，让学生了解《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齐梁新体诗以来的诗体演变轨迹，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体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讲授元杂剧之前，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成熟作一系统介绍，将中国戏曲成熟之前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原始社会歌舞、春秋战国的优伶伎艺、秦汉百戏、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略作介绍，指出以上艺术形式可以归纳为说唱艺术、歌舞戏、滑稽戏三类，而元杂剧正是在综合这三类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注学术界最新动态，及时将学界已经有定论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讲义用数十年而不变。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介绍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著述时，说：“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3]1999年，失传已久的《诗说》被复旦大学学者周兴陆于上海图书馆发现[4]，这自然可以修正文学史教材的旧说。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版本实为删节本，删节本把寒花当做归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为归有光之妾的事实。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归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补出今本所无的“生女如兰”等重要内容，这就颠覆了对《寒花葬志》的传统认识。在《作品选》教学时显然也要将此成果及时加以吸收，对《寒花葬志》进行新的也是正确的解读。如此教学，既能传授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
注释：
[1]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均为7学分，126学时，见http：///wwwroot/jdnewsview.asp?id=733，2010年12月12日。
[2]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