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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伴随着云南地区水稻技术成功传入日本,云南地区特有的干阑式建筑也随之传入日本,称为高床式建筑,成为日本建筑造型原始形态之一。日本的神社建筑造型就是源于干阑式建筑。就佛教建筑而言,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佛教也因此成为连接东亚各国的一条文化纽带。
日本的建筑在早期模仿中国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如飞鸟、奈良时代所建的飞鸟寺和四大天王寺都和中国早期的寺院建筑类似,都是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山门、塔、殿堂等主体建筑,四周以回廊相连,并且左右对称。但是这种中式的传统布局在经过日本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后,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渐渐消失了,到公元13世纪大多数寺院都采用了非对称布局。飞鸟时代的法隆寺,在建初期是仿制中国的对称布局,但在不断的翻修、改建过程中,原有的对称布局慢慢消失,现在的法隆寺已经是依山就势的非对称格局了。
这种不对称布局不仅在寺院建筑的规划中使用,也被日本皇家建筑采用。桂离宫中的古书院、中书院、御幸殿、月波楼等多栋建筑主要集中在西侧。整个建筑群的布局与自然地势浑然一体,人工的痕迹融于自然的地形当中。这已经和源于中国的建筑习惯大异其趣了。中国的宫殿,等级制度森严,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出现不对称布局是不可想象的。而源于中国的日本建筑在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有的学者认为,桂离宫的布局更像中国的皇家园林,如避暑山庄或颐和园,但是在中国这些皇家园林中,它们的主体建筑依然是严格的轴线对称,只是在园林部分布置的比较自由,建筑的色彩也是华丽富贵,彰显出皇家的气派与威严。日本多山多丘陵,这种依山就势的不对称布局适应了日本的自然地形,也和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直接相关。
除了不对称布局之外,日本建筑还有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简单、纯粹的建筑风格的追求。伊势神宫,是日本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它的建筑材料非常纯粹,以木材和茅草等自然材料为主。木结构,草葺屋顶,屋檐无起翘,室内无天花,自然古朴,毫无人工修饰和人工技巧,排除一切违背功能、违背纯粹性原则的装饰。桂离宫内的体量并不高大的竹编御幸门,园内的草葺或树皮葺屋顶,以及素色的格子门窗,抛弃了人工的装饰、设色和多余之物。还有源于中国的牌坊式建筑——鸟居,和中国牌坊的繁琐和华丽也形成了强烈的相比,已经简化到只剩两根立柱,柱上架横木,省去了一切装饰。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日本建筑追求的纯粹、朴素、简单、调和的自然性格。
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极为推崇,在日本大规模仿建,一时间宋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的时尚。室町时代,五山十刹宫寺兴起,日本上至宫寺,下至林下诸苑,数以千计的禅寺在建筑结构和风格上均模仿宋代式样,被称为“禅宗样”。
日本的禅文化与建筑
日本的建筑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而日本对禅宗的欢迎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仰慕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使然,还有来自日本内部的自身因素。
日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日本的自然条件,日本远离大陆,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海洋性气候明显,经常有突发的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即使再美的事物也会因自然灾害的降临而瞬间消逝。这自然助长了日本人的无常感跟宿命感。他们知道再美的事物也只是一瞬的存在,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人爱樱花,但樱花的的花期只有七天,短暂易落,它的美是一种让人心醉更是心碎的凄凉的美。伤感的日本人,总是把它与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联系起来。同时,大量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感到生命的压抑、自身的渺小。台风、火山、地震这些自然灾害也因其不可征服而让日本人更加崇拜自然。这种无常感和孤寂感渗入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中,使人产生一种解脱和超越的渴望,正是在这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与禅宗美学相逢了。
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有着浓厚的自然本位的思想。禅宗也追求自然,让自然成为悟道的媒介,这也是禅宗容易被日本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禅宗和神道教的融合嫁接使“日本的审美更趋向于禅的空寂与枯淡”(见叶渭渠《日本文明》)。“空寂”日语语义为幽闭,孤寂,贫困。这种禅宗影响下产生的空寂的审美倾向,对日本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影响深远,在诗歌领域表现为“余情”?在绘画领域表现为“留白”,在园林艺术领域表现为“空相”,在茶道表现为彻底的“无”。
枯山水
日本的园林艺术也深受禅宗影响。入宋、入元的日本禅僧以禅宗崇尚自然,喜爱山水的灵性,对园林浓缩天地的艺术形式有着特殊的情感。回国后,在禅寺庭院模仿杭州、苏州名园,陶冶性情,体会“物我一如”的禅境。梦窗疏石著《梦中的问答》中说“把庭院和修道分开的人不能称为真正的修道者。”室町时代开始,日本社会上有文化的阶层—朝廷贵族、禅宗僧侣,他们热爱造庭,认为山水庭院有助于参禅。在质朴、空灵、通透的庭院里吟咏禅诗,观赏园景。禅僧们大都擅长园林设计,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枯山水”造景艺术。
造园艺术的“枯山水”是在室町时代禅宗精神广为传播之后,从禅宗冥想的精神中构思出来,在禅的“空寂”思想的激发下,而形成的一种最具象征性的庭院模式,表现“空相”、“无相”的境界。枯山水以石头、白砂、苔藓为主要材料。以砂代水,以石代山,用绵软的白砂和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石头来突出大自然和生命的主体。《造园记》中规定“在没有池子、没有用水的地方安置石子、白沙造成枯山水,所谓枯山水就是用石头、石子造成偏僻的山庄,缓慢起伏的山峦,或造成山中村落等形象。”以白砂的不同波纹,通过人的联想、顿悟赋予景物以意义,它的美更多的需要靠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因而具有禅的简朴、枯高、自然、幽玄、脱俗等性格特征。它不单是一种表现艺术,更是一种象征的艺术和联想的艺术。如京都龙安寺,在无一树一草的庭园内,经过巧妙的构思,通过块石的排列组合,白砂的铺陈,加上苔藓的点缀,抽象化为海、岛、林,幻化出另一种境界,所以龙安寺也称“空庭”,使人从小空间进入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达到一种“空寂”的情趣。
枯山水中使用的石头,气势浑厚;象征水面的白砂常被耙成一道道曲线,好似万重波澜,块石根部,耙成环形,好似惊涛拍岸。如果点缀花木,也是偏爱使用矮株,尽量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这种以凝思自然景观为主的审美方式,典型地表现了禅宗的美学观念,所造之境多供人们静观,为人们的冥想提供一个视觉场景,人们只能通过视线进入它的世界。从这一点上来说,与中国古典园林可游、可居相比,它更像是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是在三维空间中追求的二维效果。枯山水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人们留出无限遐想的空间,它貌似简单而意境深远,耐人寻味,能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这正是禅宗思想在造园领域的凝聚。
茶庭
日本的茶室建筑可以说是日本建筑空间精神性的代表。茶室面积通常都比较小?室内设壁龛?其中挂上一幅画、或摆上一枝花以供人眺望。通过这种处理来达到以有限表现无限空间的扩展感。日本茶道以拂去俗尘而体认并表现清净寂静的佛心为第一要义?特别强调禅茶一如。茶叶虽然在汉末已传入日本,但直到宋代,随着佛教禅宗和禅僧饮茶习尚的传入,饮茶才在日本广泛流行。日本茶道即来源于中国宋代禅宗倡导的和、敬、清、寂的教义,其目的是利用茗茶来修养个人性情和参禅悟道。桃山时代,艺术家干和休将禅宗精神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茶道开始从幽闭的寺院走入日本社会,日本的园林也因此多了一种类型——茶庭。
茶庭强调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简素的情趣。园内石景很少。石水钵,供客人净手、漱口之用,石灯则是夜间的照明用具,同时也作为园内惟一的小品。园内植物主要为草地和苔藓。除了梅花以外,不种植任何观赏花卉,为的是避免斑斓的色彩干扰人们的宁静情绪。
茶庭格调洗练、简约,并突出其“闹中取静”的山林隐逸气势,以便于沉思冥想,故造园设计比较偏重于写意及平淡恬逸的境界。园中有水井一口,供烹茶洗漱之用。一般在茶庭在内、外露地之间,用碎石和白砂铺成一条干枯的小溪,溪上架桥,增加园林气氛。这种由喧嚣入静寂的庭院设计,就像中国宋代兴起的“城市山林”,使人人在朝野不妨心存江湖。在茶庭中,一切都安排得朴素无华,富有自然情趣,更加突出禅者、茶人心造其境的禅宗主旨。以禅宗心身感悟的方法,把人们引入一种淡泊清幽的脱尘境界,使人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精神空间的追求。超级秘书网
茶室外部造型好像草庵,尺度不大,材料结构都很简朴、原始。茶室内部利用凹间、窗户和天花布置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小空间。大量使用自然材料,不加修饰,追求空寂、枯寒的气氛。这种自然、优雅的中性色,配合阳光从外面射入,使得内外空间表现出简朴、实用、洁净、安详的气氛,从而启发茶人的清静情趣,排除私欲,探寻本源,达到觉悟的目的。
铃木大拙说“日本人最擅长的,是用直觉把握最深的真理,并借表象将此极为现实地表现出来。”从日本枯山水园和茶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壶中天地”的园林审美倾向传入日本后,被日本人改造成一种以高度典型化、再现自然美为特征的写意庭园。无论是枯山水园还是茶庭,虽然本身并不大,但常常让人感到其空间的无限延伸,或者是一种从小空间向大空间甚至是向无限空间扩展的精神诱导。它们那种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予人们无限遐想的天地。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思想,不如说是美学的境界。佛教禅宗在日本兴盛,使日本人认为大自然是超脱凡世的,日本庭园也在自然美中融入了浓厚的禅的意趣。
禅宗思想对日本庭园的影响是深远广泛、潜移默化的。这种禅的样式已成为经久相传的程式,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虽然来源于中土,但是经过和日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特制的融合与变异,已经成为日本本土土生土长的主导文化,甚至是最能代表日本文化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任晓红。《禅与中国园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
[2].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二、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现状
(一)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利用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的现状
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依靠自身独特的民族资源禀赋和政府的支持,已具备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一定的产业规模。然而,在产业传播方面,由于受到传播意识落后、区域交通条件差、传播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等因素的限制,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大多还处于较为原始的人际传播状态,产业信息大面积快速扩散的效应还没有形成。大众传媒因其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特点,在其诞生后便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正因为此,大众传媒便成为了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如报纸媒体《阿坝日报》、《甘孜日报》,均同时发行汉文版与藏文版,相关栏目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全州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传播产业所需的各类信息。在广电传播方面,阿坝州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覆盖全州43个乡镇,覆盖人口32万人,人口覆盖率35%,电视台节目覆盖101个乡镇,覆盖人口49万人,人口覆盖率54%,把富有阿坝州民族特色的广播电视节目提供给广大农牧民,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及产业。甘孜也建成了州级平台、康定和道孚县级节目传输平台、30个乡级无线发射基站和19个村级无线发射基站等,传播的农牧民人口覆盖率接近50%。随着互联网覆盖率的进一步提升,川西北地区也开始利用网络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产业。中国羌族网、羌岷网等网站上,都对当地特色文化进行了分栏展示,囊括羌族音乐、视频短片、民族学术、人物专栏、组织机构等板块,详尽介绍饮食、建筑、歌舞、医药、文学、历史、宗教等内容,展示该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
(二)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的现状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商品的计划书[3]。国内一般认为新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的媒体新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4]。本文所指的新媒体主要指相关的网站、网页、微博、论坛等。下表即是目前收集到的有关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利用新媒体传播的状况。从上表可知看,着重传播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网站数量不少,但是从这些网页的微博粉丝数、网页点击率看,发现受众对此的关注度极低。与作为旅游产业传播的微博代表“九寨沟管理局“的160多万粉丝数量相比,这些文化产业网站的微博粉丝数目微不足道,微博账号一般也未能得到“认证”。此类网站作为展示民族文化产业的窗口,理应成为民族文化宣传与品牌塑造的重要渠道,但并未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如中国羌族网,它的目标致力于打造全国最大的羌文化交流平台,其内容丰富,涉及学术交流、社会聚焦、文艺空间等多个板块,并设有“尔玛论坛”供羌文化爱好者沟通。但是论坛会员不足400人,帖子更新速度缓慢,部分板块几天才能看见新帖。网站同时提供“尔玛商城”供民族文化产品交易,但打开商城页面,它只对“珉玉”文化及工艺进行展示,不见其余产品,无疑是对交易平台的极大浪费。此外,个别网站访问量严重低下,部分板块文章一个月内点击量不足20次,甚至也没开通微博、论坛、贴吧等交流平台。虽然这些网站在页面下端设置了友情链接,但是所链接网站的情况基本与自身无异,少人问津。
三、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中存在问题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找准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是尽快提升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水平的关键。首先,传播主体对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就政府而言,由于民族文化产业起步晚、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效益相对较差等因素,所以政府更加倚重旅游产业的传播,不愿意将传播经费过多地投入到民族文化产业;就民族文化企业而论,自身对于产业传播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也不愿意从本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经费进行产业传播。大多数企业或作坊在对外提品或服务时还是在走传统的销售路径,无意通过时下热门的传播新渠道来宣传自身的品牌与形象;就媒体工作者层面讲,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区地势险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导致媒体宣传报道该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所需支付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较高。正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媒体宁可选择把采访、报道的目光聚焦于九寨沟、黄龙等少数著名旅游景点,加大受众对旅游产业的关注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众媒体对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其次,民族文化产业的信息传播手段亟待更新。近年,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数字电视、车载电视等一系列新媒体,不断促进其它产业的传播。然而,这些新媒体在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中却受到了限制。一方面,由于川西北民族地区熟悉新媒体业务的人员有限,缺乏既懂新闻传播规律又懂网络传播的人才,加上该地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日常工作,在对新媒体的建设经费投入上自身存在不足,导致新媒体事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当地传播民族文化产业的纸质媒体发展定位不清晰,还未能与网络媒体有效整合,电子版、网络版的新闻稿件更新缓慢,不能用网络语言、网络新闻表现产业传播的中心工作,在发挥新媒体的整合和集聚效应方面做得不够充分。因此,各传播主体对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只能停留在地市级的传统媒体,传播的范围也多局限于本地受众。
四、关于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几点思考
(一)平台建设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
业传播效果的关键产业传播与企业宣传不同,它更多是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区域范围内产业整体的传播状况,而不仅仅是企业个体的营销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体现的是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积极构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应该由以下要素构成:管理要素、信息要素、技术要素。首先是管理要素。在政府指导下,建立相应的民族文化产业的指导和协调机构,负责对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及产业发展的规划、引导和组织工作,为平台建设提供相应的组织保证;其次是信息要素。由政府专门机构负责为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平台建设及产业发展提供相关的扶持政策、配套政策及全面、细致文化市场信息,产业传播平台建设提供政策和信息支撑;最后是技术要素。要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加大引进民族文化产业传播的高新技术,加快原有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5]。产业传播平台构建以后,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传播手段,能让川西北民族文化其相关产业得以有效的传播,使得整个产业的传播活动更加整体、统一,更有利于在现代市场中传播,更能加强对川西北民族文化的继承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川西北地区民族
文化产业传播效果的保障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没有足够数量的产业传播人才,川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改善。要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努力提高民族文化产业全行业领导干部、员工的传播意识与媒介素养。特别要重视对企业领导、营销人员等涉及传播活动的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服务水平和传播能力。第二,注重培养符合民族文化产业传播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让他们能够尽快掌握新媒体技术、业务和信息传播规律,在对外的产业传播活动中“独当一面”。第三,与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合作,建立一批复合型传播人才实践基地,促进高等院校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川西北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主体应与高等院校中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以及新闻媒体加强合作,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既可以为自身提供所需的产业传播人才也可以尽快提升产业对外传播效果。
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宽裕,精神文化生活也变的更加殷实,精神文化产品的种类也层出不穷,调查研究发现在众多精神文化产品方面,上网、看书阅读、看电影及看电视是比较大众化的娱乐活动,参与度为60%,其中上网的比重领跑各个活动,占比23%,看书、阅读看电影、电视剧的比例差异不大,略高于10%,部分居民在闲暇时间还选择了旅游、健身和玩电子游戏。
2.北京市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分析
对于以上主流精神文化产品,居民的的整体评价如何、文化产品之间有何差异,对数量、种类和内容的评价又如何?以下将对各个精神文化产品进行具体分析,通过不同产品的横向对比、不同评价等级的纵向对比以及不同维度的对比,来多角度的分析产品的现状及提升的方向。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各类精神文化产品的整体满意度评分布无显著性差异。在各个产品中给出“一般”评价的占比均最高,好评率超过40%的有报纸期刊、演出、运动健身、旅游。在数量评价中给予“好评”较多的是电视、电影、旅游、网络文化产品;在种类上给予“好评”较多的是电视、电影、报纸期刊;在内容品质上给予“好评”和给予“差评”的人数占比都很多,说明对于文化品质的满意度争议很大。
3.精神文化产品满意度回归分析
下文将从量化上指出各维度指标的提升对整体满意度的提升效果,是对上出的补充。现在我们以精神文化产品的数量、种类、内容及品质为自变量,以某种文化产品整体满意度评价为因变量,研究3个自变量是如何影响因变量的。下面展示的精神文化产品回归方程系数表,是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处理得到的常数、变量系数及两者的显著性水平。在精神文化活动中,x1代表“数量”,x2代表“种类”,x3代表“内容”。由于自变量的取值范围为1~5,因变量的取值范围也在1~5,比较第三列可知,在精神文化活动数量上还需要增加的是电影、报纸书刊、运动健身;比较第四列,活动种类还需要继续扩展的是电视、演出(相声、小品)、运动健身、旅游以及网络文化产品这5项;第五列给出的内容品质系数,除了演出以外显示所有的精神文化产品在内容品质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提升居民文化产品整体满意度来说,作用效果比较明显的电视的内容,电影的内容、数量,报纸书刊的内容、种类,演出的数量、种类,运动健身的内容、种类、数量,旅游的内容、种类,网络产品的内容、种类。
二、文化产业企业创新力的培育与提升
(一)构建现代化的文化企业制度
文化企业的发展以及文化企业所发挥的支持作用与推动作用是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具备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文化企业能够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将文化产业的创新当作内在需求,这对于推动文化产业企业创新力的提升具有着重要意义。在文化产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文化体制的改革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完成:一是构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市场;二是推动文化体制的构建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突出体现在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其中拥有经营权的企业法人为企业的发展负责,而不用对拥有企业所有权的企业股东利益负责,无论是法人还是出资方,对企业所承担的都是有限责任,这种企业制度对于文化企业的发展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具适应性。在文化行业逐渐转企改制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中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而这同时也导致了文化企业股东结构产生变化。在此过程中,文化企业有必要构建完善的法人制度,并让经营者具备充分的经营权利,避免使用行政权对文化企业的经营活动作出干涉,在此基础上,我国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企业才能够实现政企分开,并推动文化企业融入到竞争环境中,从而使文化企业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二)推动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市场发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体现在市场发育有待成熟、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事业性质有待弱化、市场主体规模有待扩大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文化单位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应当鼓励与提倡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市场中的参与,从而推动文化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文化产业市场体系。通过这种做法,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能够形成较好的竞争环境,同时也可以依靠民营企业中的经营优势和技术优势来推动文化产业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另外,政府部门有必要重视文化产业企业创新力的提升,从制度方面确保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从而有效刺激各类资本加入文化产业市场竞争过程中,在提高文化产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我国文化产业企业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也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产力的问题。经典作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发现,这就是大生产力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生产力以物的形式——物质产品或物质成果表现出来,而工具则往往代表着这一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工具上,无疑凝聚着人类精神上、理论思维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其中,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社会人文关系的特征和品格。当代不少学者将之称为文化力。显然,马克思区分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表明了他对社会生产力这两个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区别把握和分类描述。
但是两种生产力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还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多重联系,看到两种生产力之间相互交融、共为一体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具有其精神生产的独特性,它是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发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在文化生产力中,生产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自身强烈的主观因素,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把语言、文学、技术能力归入这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备非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产力其实具有明显的物质性。文化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学艺术这类最富精神性的生产也有一个物质的技术的制作过程,即由实践主体通过特定方式的劳动,改造某种材料而造成一个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产品必须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如文学作品,必须经过作家的物质性(纸、笔、电脑等)写作,经过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等环节,才能以书籍这种物质形式存在下来。绘画、雕刻也要通过对一定的物质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态承载其艺术内涵。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在艺术创作中有一个纯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这种熟练的技巧,才能驾驭外在的材料。
马克思的大生产力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力中包含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两种生产力,这就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机械的、庸俗的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种孤立的、片面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决定论。
其次,文化生产力的观念表明,文化是一种生产,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独创的心理活动。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而对之作了一种纯粹精神的、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必然含有商品经济时代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的全部特征。当代文化生产已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像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再次,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必然内含着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史,有形成自身的历史过程,有对精神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有对生产对象的内在要求。同时,它还受到生产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艺术家不能只关心艺术的精神层面,也要关心艺术生产的方式和工具。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是文化生产力内涵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的文化生产力中,文化生产所达到的科技化和社会化程度,是判定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数。世界经济中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从二战以后,人类开始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就是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这一生产力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化与经济崭新关系的建立。如果说以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是以经济生产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分离为特征的话,那么智能化生产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国际旅游已同汽车工业、石油工业一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而且正以迅猛发展的势头成长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业。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或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在1997年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10强。近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十几个亿美元的票房价值。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业。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所谓经济的文化化,是说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经济的时代,全社会95%以上的人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粮食而工作,而在发达国家仅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便可满足社会的需要。从日本的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国竞争力大会”上对1929—1980年的美国经济做了数量分析。他测出,在这期间美国生产力的增长中,40%是由知识和技术创新获得的,有12%是由劳动力的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获得的。在工业发达国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进入企业,使当代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科技、文化知识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员与“蓝领”工人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无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自然要将重心转移到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方面。
经济文化化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质层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与文化结合起来了。今日的主流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总之,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与经济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
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文化建设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现在看来,这种国家财政拨款的文化投资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高速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而文化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这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将文化与现实经济联系在一起。
我国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则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甚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产出仍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文化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事业型”的传统思路和行政机制;另一方面,对文化与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认识不足,没有看到文化滞后对今后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现实迫切需要并呼唤新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管理方式、产业机制和市场运作体系。另外,经济流通的世界化和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要求我们批判地借鉴其市场运作的方式,以适应并掌握当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经济规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制。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一是规模巨大,数量惊人。我国当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强度上、实现方式(规模、途径、媒介)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层次多方位。从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三是一轮接一轮的文化时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转换。很明显,这种全社会日益高涨的大规模、多层次、快节奏的文化需求,单靠原先文化事业的“统管”模式已根本无法满足,它历史地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模式。
一个国家或民族强大与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时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须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将亿万群众的创造力、向心力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巨大的精神需求为文化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无比广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之魂,而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的实践基地和传播途径,是它的血肉之躯,二者相互依存,息息相关。面对国际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民族、国家也纷纷依据新的特点改变自己的文化发展策略。由于我们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人为地把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倾向,成为了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大报告根据当前的特点,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一到社会效益的原则下。文化事业与产业分立,通过提高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雄厚文化事业基础,重视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又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种改变,是根据意识形态新的特点和规律做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为文化产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提供了以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变革世界、开拓世界的崭新手段和无穷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也为文化的开发、传播、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积累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文化资源难以估价。但由于地域、交通、传播等多方局限,价值大多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甚至有的濒于消亡。而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代表的高科技进步,为激活文化资源实现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了条件。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通信、传媒、信息产业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后,正在进行第,文化内容的填充,发展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我国汇入世界潮流也正当其时。我国在“十五”期间拟投入40亿元开发软件产业,传媒业正在成为我国第四大产业,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对接更有了现实可能性。
据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文化市场消费可达4800亿元,而现在我们的文化产品市场实际份额只有1800亿元,国际文化资本看好我国的广阔市场。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00亿美元,成为世界引资第一大国。这些资本虽然大多投在加工制造、金融、电信和农业,但随着资本形式在新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有的已从单一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今年我国将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允许美日德三国投资旅游业,上海将和美国某公司合作,共同设计兴建和经营国内首家世界级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等。这些当然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合资、参股方式大量注入国际文化资本,甚至彻底购买、兼并国内较有实力或前景的文化产业,我们的版权经市场转换可能为外国所有。另外,他们通过雄厚财力和优越条件,吸引国人为其打工,按照好莱坞等国外模式“包装”中国题材文化产品,再以本土化打入中国市场,赢得巨额收入的同时,也势必将国外文化价值观渗入国内。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巨大考验,我们应在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中国文化资源保护法。而这些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完成。从国内民间投资来看,其份额已接近国有经济投资。如果将这部分资本吸引转移到文化产业中来,必将使其能量得以释放。可见文化产业的确立,也为国内外资本增值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从根本上消除了文化产业的资本瓶颈制约。
文化资源一旦与科技等产业融合嫁接,就会显露出巨大经济意义,成为一种新经济资源进入经济开发中心地带,实现关联度极高的拉动效应。文化产业在美国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英国的平均发展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在日本已达到其汽车工业的产值。这种新经济资源的转化和实现过程,就是通过文化作为要素在其它产业的渗入融合,或发生渐变,实现优化升级,或发生质变,成为新的产业形态和产业分支,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打破行业界限完成重组。以新的内容和卖点进入以网络业为主的科技产业市场,诞生了信息文化产业;以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旅游市场,形成了旅游文化产业;将游戏与娱乐注入到教育中,改变旧的知识传播方式,创造了新型的教育娱乐产业;加大体育健身的娱乐开发力度,实现体育娱乐产业质变;以文化品位、设计、策划进入城市规划、建筑、装潢、广告、环卫环保、标志制作、汽车美容、美容美发、形体塑造、大众摄影、环艺、工业设计等为主的形象领域,甚至餐饮、花卉等服务业,完成文化与物质的互动。从更深层次说,经济制度的变更,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方式的选择,都有文化因素在发挥着驱动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是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个国家或民族强大与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时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须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将亿万群众的创造力、向心力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巨大的精神需求为文化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无比广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之魂,而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的实践基地和传播途径,是它的血肉之躯,二者相互依存,息息相关。面对国际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民族、国家也纷纷依据新的特点改变自己的文化发展策略。由于我们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人为地把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倾向,成为了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大报告根据当前的特点,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一到社会效益的原则下。文化事业与产业分立,通过提高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雄厚文化事业基础,重视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又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种改变,是根据意识形态新的特点和规律做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为文化产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提供了以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变革世界、开拓世界的崭新手段和无穷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也为文化的开发、传播、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积累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文化资源难以估价。但由于地域、交通、传播等多方局限,价值大多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甚至有的濒于消亡。而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代表的高科技进步,为激活文化资源实现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了条件。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通信、传媒、信息产业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后,正在进行第,文化内容的填充,发展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我国汇入世界潮流也正当其时。我国在“十五”期间拟投入40亿元开发软件产业,传媒业正在成为我国第四大产业,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对接更有了现实可能性。
据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文化市场消费可达4800亿元,而现在我们的文化产品市场实际份额只有1800亿元,国际文化资本看好我国的广阔市场。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00亿美元,成为世界引资第一大国。这些资本虽然大多投在加工制造、金融、电信和农业,但随着资本形式在新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有的已从单一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今年我国将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允许美日德三国投资旅游业,上海将和美国某公司合作,共同设计兴建和经营国内首家世界级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等。这些当然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合资、参股方式大量注入国际文化资本,甚至彻底购买、兼并国内较有实力或前景的文化产业,我们的版权经市场转换可能为外国所有。另外,他们通过雄厚财力和优越条件,吸引国人为其打工,按照好莱坞等国外模式“包装”中国题材文化产品,再以本土化打入中国市场,赢得巨额收入的同时,也势必将国外文化价值观渗入国内。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巨大考验,我们应在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中国文化资源保护法。而这些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完成。从国内民间投资来看,其份额已接近国有经济投资。如果将这部分资本吸引转移到文化产业中来,必将使其能量得以释放。可见文化产业的确立,也为国内外资本增值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从根本上消除了文化产业的资本瓶颈制约。
文化资源一旦与科技等产业融合嫁接,就会显露出巨大经济意义,成为一种新经济资源进入经济开发中心地带,实现关联度极高的拉动效应。文化产业在美国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英国的平均发展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在日本已达到其汽车工业的产值。这种新经济资源的转化和实现过程,就是通过文化作为要素在其它产业的渗入融合,或发生渐变,实现优化升级,或发生质变,成为新的产业形态和产业分支,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打破行业界限完成重组。以新的内容和卖点进入以网络业为主的科技产业市场,诞生了信息文化产业;以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旅游市场,形成了旅游文化产业;将游戏与娱乐注入到教育中,改变旧的知识传播方式,创造了新型的教育娱乐产业;加大体育健身的娱乐开发力度,实现体育娱乐产业质变;以文化品位、设计、策划进入城市规划、建筑、装潢、广告、环卫环保、标志制作、汽车美容、美容美发、形体塑造、大众摄影、环艺、工业设计等为主的形象领域,甚至餐饮、花卉等服务业,完成文化与物质的互动。从更深层次说,经济制度的变更,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方式的选择,都有文化因素在发挥着驱动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是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粮食生产一直以来都是南涧县农业经济发展、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支柱,而且其粮食生产凸显出“两项”骨干措施与“两杂”种子的普及使用,严格把握并提早落实各类生产方法与生产措施,极大地拓展了农作物种植规模,达到1.61万hm2,农作物普及率达到100%,为整个南涧地区的粮食增产增收打下了坚实根基,积极贯彻并落实各种惠农政策,广泛开展了退耕还林制度,兑换了上百万元的现金。
1.2发展壮大肉牛产业
南涧县利用本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条件等优势立足本地肉牛产业,发展牛肉经济,严格进行肉牛品种改良、优化调配饲料饲草、积极防治病灾,并不断健全社会服务等。发展壮大了当地的肉牛产业,当前来看,肉牛产业大有发展前景,加强示范引导,实施奖励代替补贴制度来培养一大批养牛专业户,并在不断推广普及,已经形成了更多的示范户。现阶段,这些肉牛示范户形成了专业化的经营,打造出了集“建厩、植草、筑池”为一体的发展规模,配备了专业的科技工作者,积极完善肉牛冻精改良技术,而且成功开展了水牛挤奶试验,免疫工作也开展的有声有色,肉牛疾病防控程度显著增强。
1.3烤烟支柱产业稳固发展
南涧县严抓烤烟业的发展,加大基本烟农、烟地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引入现代科技,实行科技兴烟制度,创造出了“红大”优质烟叶品牌,扩大了烤烟种植面积,并不断强化中耕管理。
1.4发展优质茶叶产业
打造出了乌龙茶、绿茶、普洱茶等特色茶叶产品,建设了茶叶园生产基地,积极发展无性系良种茶园,很多茶产品已经获得了国家QS认证,并发展了特色有机、无公害的绿色茶产品,极大地提升了茶产品的技术含量。
2南涧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问题
南涧县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和成就,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科学总结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体体现在:
2.1农业科学技术有待发展和更新
农业科学技术是支持农业发展的硬性保障,南涧县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较为落后、地区农业科技发展速度与普及程度仍然相对有限,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有限,例如:代表性的茶产业、烤烟产业等仍未引入最新品种,茶叶种植技术仍然相对落后。
2.2缺乏健全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由于地域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商业经济发展有限,尚未形成健全完善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这无疑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流通不畅、营销不佳也成为一大问题,例如: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不佳,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传播机制,影响农产品营销渠道的拓展。
2.3缺乏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健全、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效保证,然而,当前南涧县虽然在农业生产方面创造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缺乏健全、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各个农业项目服务相对落后,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长期经营与发展。
3南涧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建议
3.1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
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为农产品打进市场创造了条件和机遇,也是产业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南涧县必须摒弃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经营理念。本着集中规划、科学布局、规模合理、功能完善的理念,把握一些关键的农产品生产、销售基地,创建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同时附带集贸市场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沟通纽带作用,开拓更加广泛、广阔的营销市场,促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创建一个科学完善的市场信息网络,形成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并负责及时采集、传播有效的市场信息,把农产品生产、销售有效联系起来,积极而全面地促进农产品的销售与普及,从而为农业产业化创造更广阔的经济效益。
3.2加大科技兴农力度
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农业科学技术的支持,南涧县必须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培训,加强农业教育,加快先进农业技术引进力度,并广泛地推广与普及农业科技,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例如:核桃的机械化种植、收割。不断加大农业技术、农产品的研究力度,积极开发与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吸收并引进农业科技人才,积极打造出一大批规模较大、效益显著、高科技的农产品示范基地,创建科技示范农业园,使农业技术、农产品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对应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3.3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了实现农业产业发展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增加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济效益,就要积极创建完善的服务组织,打造出功能完善、服务周到、覆盖面广的服务网络,这一服务网络不仅能够为农民的农业经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科学的技术指导,也能够确保农产品的有效加工、运输和服务,为农产品客户提供健全、周到、全方位的综合服务。创建完备的农业服务机构,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从而赢得广大客户的支持和信赖,进而占据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睢宁县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一)睢宁县文化产业的历史基础
睢宁又称“下邳国”,她久远的历史、淳朴的民风,形成了睢宁文化的双重底色。睢宁是个古老的地方,历史传统文化渊源深厚。睢宁人文会萃,崇尚文化,孝传统比较浓厚,张良功成名就之后,即隐居在此;名胜古迹众多,虽岁月沧桑损毁较多,但根基还在。这里有四千多年的农耕文化文明,古老的黄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两汉时期在这里奏出了华美的乐章,汉初的历史人物、故事脍炙人口。位于睢宁县城北部的下邳镇,自古代夏禹(公元前2157年)在此封予奚仲,所建下邳古国至大唐时期被立国封邑的次数就达到22次,从宋朝至明清是一直州、郡、县的治所,一直是中原文化区域内东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睢宁县发展文化产业的现实基础
睢宁发展文化产业得到政策的重点扶持,加上人们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儿童画的思路已经深入人心。发展文化产业具体有以下现实基础:一是睢宁具备丰富的文化资源。睢宁县拥有铜牛灯、古坯镇、张良殿等厚重的历史文化遗迹;有岚山,矩山、庆安湖等神奇的自然景观;有睢宁老豆腐、盐豆子等浓郁的饮食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文化遗产,民俗风情浓郁、地域特色明显、开发禀赋极佳,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条件。二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睢宁县位于徐州西南,紧邻苏北宿迁,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徐宿连三角地区西部,交通便利、基础条件优越,区域优势明显。徐宿连盐铁路即将开通,在睢宁北设有较大站点,这将极大地促进睢宁和其他各地的人文和经济交流。三是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好的外部经济条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时期。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经验证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文化消费快速启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持续增长。根据2014最新统计,徐州地区人均GDP已接近5万元,合计8064美元,可见文化消费基础扎实,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广阔。四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具备了较好的基础条件。睢宁县已成功举办了五届“睢宁儿童画节”和“伏羊节”,并连续获得多项优秀节庆产业大奖。睢宁的儿童画文化品牌在国内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说睢宁县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具备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三、睢宁县文化发展问题分析
(一)睢宁县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根据调研结果和数据分析,睢宁文化产业有如下不足:一是行政管理机构管的太多,往往出现交职责不清现象,多头管理现象严重。开办一个网吧需要工商、税务、消防、市容、文化等十几家文化的共同审核,手续过于烦琐,有的民营旅游经济整天忙于公务接待,日常经营受到影响。二是文化产业发展资金短缺投入严重不足。目前,睢宁县文化产业投资渠道单一,政府投入有限。按照睢宁的经济实力,自身资金缺乏也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好的资源条件,却没有资金投入,是一个现实问题。三是对历史人文资源的展示和恢复大于开发利用。单纯的恢复并不能创造应有的价值,需要在市场中进行流通。缺乏专门的人才队伍对睢宁深厚的历史进行专业的打造。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都在塑造文化旅游产业,常州在城北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常州恐龙园,在城南兴建了春秋淹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睢宁有着良好的历史条件,急需一种整合的创意,急需这方面的人才队伍。四是儿童画发展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目前儿童画发展有将近50年的时光,期间也有过辉煌,但是最近几年处于平稳发展阶段,还需要采取大的发展举措,让文化经济实体更多地参与进来。这对文化产业的招商引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睢宁县文化产业发展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睢宁地处苏北,虽近年来交通日渐发达,与苏南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起发展始,各方面差距过大。睢宁受孔子儒家文化渲染甚深,饮食文化、酒文化、经济文化的行事方式与山东有所趋同。就睢宁县文化产业发展瓶颈而言,有如下几点原因:一是对文化产业重视度不够。这个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一些管理部门和民营经济还没有认识到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有些投资宁可做一些实际项目,也不愿意做这些收效漫长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们对文化产业普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将文化产业等同于文化事业,认为文化产业就是搞一下活动、热闹一回,无足轻重。实际上文化产业本身就是经济各产业中的重要一支,文化产业在产生直接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还在促进就业,增强区域人民自豪感、凝聚力,提升区域形象,吸引潜在的投资者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跟不上。20世纪儿童画开端之时,整个县城没有一块支架和专业画板,基础材料都要从徐州,南京购买。没有专门的教室,没有专门的老师,也没有专有的时间。三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没有规划。文化产业没有上升到应有的地位和层次,整体比较杂乱。文化资源往往投资周期比较长,后续结果不明朗,往往不会得到大额资金的投入。像睢宁地方文化戏曲,由于得不到重视,传人也很难找到。四是文化产业人才短缺,专业管理队伍不健全,人才外流严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孔雀东南飞现象突出。目前睢宁的文化产业迫切需要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创造人才,迫切需要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开拓型人才。文化单位尤其缺乏文化方面的专门人才的现象有些部门比较普遍。
四、推进睢宁县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的具体策略
(一)制定儿童画整体发展规划
睢宁儿童画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一年恢复、两年繁荣、三年辉煌”。2015年建设成为国内著名、世界闻名的“中国儿童画之乡”,睢宁儿童画产业发展规模基本形成。总体要求是:运作机制充满活力,产业发展形成规模,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人才基地全面形成,理论研究全国领先。睢宁儿童画真正成为睢宁的强势品牌。统一规划产业发展。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儿童画文化产业园,建成比较完善的儿童画产业体系,形成儿童画产业链;以睢宁儿童画为龙头的特色文化、特色教育、特色旅游格局基本形成。加大对外交流。积极参与国家级、世界级展赛活动,获奖档次和获奖率高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水平;以儿童画为先导,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文化经济交流;组织、承办国内、国际儿童画邀请展(赛)等系列活动,使睢宁儿童画从更深层次对睢宁各项事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构建和完善相关的政策体系
针对睢宁县的文化产业规模小、形式散、起步晚,总体经济实力不强的现状,睢宁县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关的政策体系。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促进作用。制定出台睢宁县文化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在产业立项、土地征用、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信贷、人才引进等方面予以支持,从而激活睢宁县文化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在睢宁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注意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儿童画对推进全县争当两个率先,把睢宁文化产业的重要一环—儿童画发展放进睢宁县社会发展总体布局,加大关注重点。二是文化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促进。依托睢宁儿童画资源优势,加速推进儿童画产业化进程,将睢宁儿童画的文化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发展优势。三是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要通过编制发展规划、制定扶持发展政策等一系列措施,认真抓好创作交流、生产加工、市场开发等环节,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做大、做强、做优、做响睢宁儿童画。
(三)培育文化产业的经济增长极
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极发展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难以出现的,经济增长的表现行为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在睢宁范围内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文化产业的经济增长极,以期带动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睢宁文化产业需要塑造一个生产力发达的极点。区域经济增长极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经济集中更强。如江淮汽车集团外包某一单项螺丝生产;义乌小商品城都有很具体的灯具基地、工艺品基地、圣诞节礼品基地。区位经济的实质是通过地理位置的靠近而获得综合经济效益,而有时地理位置是可以塑造的。其次,规模化经济降低成本。上规模才会上效益,分工越明确,执行也会越高。如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成本。最后,外部空间实体受益。为了促进睢宁文化产业经济增长极的形成,要寻找市场需求大的文化产业产品,调查研究目前发展比较好的一面,如推进颜料开发,推进磨具设计,推进工艺材料画板画册的制作,油画的规模制作等等。
(四)建立相关人才引进和培训机制
建立儿童画专业人才引进机制。每年定期从中央美院进行校园招聘,建立长期联系;和51job公司和各大网站建立紧密联系。以上措施大大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学校美术教育,重视美术师资队伍建设,配齐专职美术教师。儿童画中心和各中小学校要积极加强与高等艺术院校和师范院校的联系,聘请专家学者,特别是儿童美术教育专家、教学名师来讲学、指导。加强经营管理人才选拔和培训机制建设。睢宁定期实行“毛遂论坛”活动,加强管理人才内部选拔。管理就是生产力,管理人才对睢宁儿童画产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目前看,精通全部文化产业链经营的人才将存在较大的缺口,人才的培养和继续教育将成为文化产业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加强文化产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计划培养、引进一批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专门人才,努力造就他们成为一支适应睢宁文化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队伍。要把握公共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建设的趋势,确保文化产业的持续稳定创新发展。
1.文化资源禀赋深厚河北省的历史悠久,2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在河北省的阳原县生活,7000年前,河北省磁山就有人类生活,充分展示了仰韶文化的繁荣,5000年前,河北省的涿鹿演绎了黄帝、炎帝、蚩尤三位华夏始祖的争战。河北省是中原定居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带,演绎了两大文化系列的冲突与融合,三国文化、古燕赵文化丰富而多彩多姿。这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是河北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这种资源禀赋是其他省份所不具备的。
2.地缘优势明显河北省具有非常优越的地缘优势。河北处于环渤海地区,围绕京津两大都市具有山口兼临的地缘优势;同时又处于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行政区域的连接地带,交通发达;河北还是人口大省,拥有1亿多人口的直接消费市场和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从行政区划上,京津冀三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交叉,或怀抱,彼此难分,河北是“胸膛”,北京和天津是“心脏”和“肺叶”。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区域是唯一的。这些有利因素将使河北成为华北地区文化资源开发条件比较好、文化产业投资成本比较低的地区。
3.具有政策扶持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未来重点发展和大力繁荣的产业之一,从国家层面,对文化产业提起了重视。就河北省而言,河北省出台了许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河北省“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明确规定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河北省“十一五”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要求努力促使文化产业尽快进入市场,在市场中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河北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末,河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达到1500亿元以上,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5%。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河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劣势(Weakness)
1.特色缺失京津冀三地在文化上同根同源,文化脉系也相近。明、清以前,三地文化不分你我,明清以来,三地文化才出现了差异,但差别也不大。由于京津冀在文化上拥有共同的母体,文化资源类型相近,决定了三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趋同,这不符合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河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没有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与京津在历史文化产业开发上存在着雷同和重复建设现象。
2.品牌缺乏河北省的文化品牌知名度较低,文化品牌的营销和开发水平较低,几乎没有知名品牌是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河北省具有国内外广泛影响的品牌少,举办的大型节庆文化活动如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清河羊绒服装文化节等也普遍缺少高起点的品牌运作,在经营、营销、开发、整合上缺少力度,文化品牌的运作力差,造声势的能力较弱。河北省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精品数不胜数。但从品牌角度出发,真正形成强大品牌的文化精品很少,这对于河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种阻碍,同时也凸显了河北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弱点。
3.人才稀缺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产业的发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创造都将通过各种文化资源的开发,运作和打造体现出来。这就需要一批具有创造性的人才,需要具有开创精神和管理能力,既了解文化又了解营销的人才。河北省处于京畿之地,北京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地,更多的文化产业人才都选择这样的高平台进行自身发展,使得河北省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流失严重,也很难招揽人才。这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4.结构失衡文化产业结构是指文化产业各行业间的搭配及组合形式。河北的文化产业结构上存在着不均衡的情况。整个产业中,河北的文化产业以传统和大众文化产业为主,主要集中在文化用品设备生产,出版发行,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和文化用品设备销售四个行业,这四个行业的增加值占整个文化产业增加值的80%以上。而体现科技的网络文化服务、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河北省发展滞后。
5.需求较弱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程度,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河北省人口基数较大,但众多的人口中,消费支出在文化娱乐上的水平较低。2013年,河北省城镇居民在文化娱乐支出为1203.8元,这远小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33.5远,与天津市2254.39元和北京的3695.98元更是无法相比,而农村居民在文化娱乐上的支出更是微乎其微。河北省的城市化水平又相对偏低,这表明河北省文化产业市场基础相对较弱。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河北文化消费需求偏弱,导致人们的文化需求不高,文化产业发展的依附基础非常薄弱,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机遇(Opportunity)
1.国家文化产业大发展时代来临我国早在2009年就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标志着国家将重点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崭新时代。国家将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文化消费,对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将大幅增加,准入门槛将降低,同时也将有更多的政策向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倾斜,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2.河北省政府确立文化产业的优先发展地位2010-2015年《河北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在构建符合河北实际的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将成为各级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在政策方面将获得大力支持。这样的决策将给河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无限动力,加速河北文化产业的发展步伐。
3.发展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将带动以知识、技术、智能为特征的文化产业的崛起,并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都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河北省经济在快速发展,GDP排位居全国第六。经济增长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已是一种趋势,文化消费将增大,文化产业将逐步成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四)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威胁(Threat)
1.区域内文化产业竞争激烈河北省毗邻京津两大都市,也是文化产业极度发达的地区。从区域上看,京津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大的活力和竞争力,占据文化高端市场,这给河北文化产业地位提升带来极大挑战。
2.省内各市文化产业过度竞争省内各市由于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各地都争相上项目,要资金。这种情况之下,导致河北省各地的文化产业都处于低端水平,阻碍河北文化产业体系高级化过程。
3.外来文化产业涌入带来冲击由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国外的一些优秀文化企业进入河北,争夺市场。嘉年华,迪斯尼等企业开始涌入河北市场,给河北本土文化产业带来无限冲击。
二、河北省文化产业定位选择分析
(一)战略定位
河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在区域大范围内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位,找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才能在区域内与周围区域形成共赢,协调发展。基于京津冀三地的区域背景,河北省的在地域上具有包容特点,并且文化底蕴深厚。因此,河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应该定位于华北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基地,重要的革命文化基地,发展历史文化产业,同时由于河北与京津的地理区位优势,在文化新兴产业发展上,应定位于发展服务京津,支撑京津的文化产业后台发展基地,吸纳京津的资源,开拓京津的消费市场,文化产业发展上与京津合作。
(二)结构定位
文化产业内部各行业间的搭配及组合形式是文化产业结构。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做好产业结构定位,才能依据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确立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和主导结构。文化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文化产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河北省的文化产业结构上应该继续发扬传统优势的文化产业,开拓具有潜能的新兴文化产业。历史悠久是河北的特点,通过打造一系列的历史文化名城来发展文化产业。同时对接京津,发展动漫产业,传媒产业,出版、印刷业、文化产品生产业,文化旅游业等产业实现河北省文化产业的繁荣。
(三)品牌定位
市场经济中,品牌效应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元素,文化产业中的品牌效更加举足轻重。文化产业品牌定位,就是要从文化内涵中打造出精品,塑造独特形象,使其在消费群体心目中经产生一定的地位,从而吸引更大的客源市场。培育文化产业品牌,以品牌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已成为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河北文化产品特色不突出、传播影响力小、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较少等等,品牌意识淡薄,具有河北地域文化特色、个性化的东西极少,难以形成自身的品牌和竞争优势。河北省的品牌定位应该在历史文化上做文章,创立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打造几项有传播影响力的文化活动,生产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把河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品牌,赢得品牌影响力和品牌资产,实现品牌价值。
三、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
河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应该充分考虑到京津两地文化产业高地的存在,不能自成体系,在文化产业项目的策划和文化产品的研发、营销上要充分与京津两地对接,加强与京津的合作。同时学习京津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发挥河北省区位、资源、低成本等优势,在体制上、政策上、服务上与京津形成梯度差,吸引生产要素向河北流动,使更多的生产主体到河北文化产业领域投资兴业,促进京津冀文化产业区域协同发展。
(二)抓准定位特色发展
河北省由于文化、历史等方面与京津具有同根同源等特点,在文化产业发展上也很容易趋同,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以及产品销售中的竞争。因此,河北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应该注意抓准自身的特色,打造独特的产品以及个性品牌,走特色发展之路,既要有别于京津,又要依托京津的庞大市场,发展自身的文化产业。
(三)依托项目带动发展
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应依托项目带动,通过多渠道,多方向,多形式的宣传河北文化,针对特有文化打造品牌项目,如建设文化产业园区等。通过实体文化产业项目发展,各种文化博览会,文化产业论坛等方式的宣传,培育壮大一些文化产业实体,
(四)提升实力创新发展
河北文化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水平相对京津还很滞后,应该尽快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提高自身的发展水平,引进文化产业人才,加强自身的开发,生产,营销能力,鼓励创造新产品,研发新方法,打造新品牌,实现自身实力不断提升的跨越性发展。
(五)塑造品牌高端发展
河北省由于受京津等文化产业发达地区挤压,高端文化产业相对不足。发展文化产业应以文化为核心,立足于特有的燕赵文化,不断创新艺术题材、样式和表现手法,塑造自己的品牌,打造符合时代潮流、雅俗共赏的文艺精品。
(六)省内区域联合共同发展
省内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联合,发挥“航母”优势。以石家庄等具有较强文化产业基础的城市为核心,率先推动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文化产业“航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一、权利主体
基于非遗保护的复杂性,其主体制度中的所有权主体、专利行使主体、文化传承主体并不总是一致的。笔者以为,对于非遗所有权主体的确定应当遵循两个原则,其一,根据尊重人类创造成果,鼓励创作的原则,任何对非遗的产生、流传及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主体均应成为非遗相应的权利主体;其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还应考虑实践操作的方便性。具体说来的话,由于非遗产生于民间,其创始者可能是个人,但随着历史的推进,它不断受到后人的再创作,其形成和发展是某个民族或者地区连续创作的结果,权利主体具有不特定性和群体性。因此,非遗的权利主体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可以分为很多情况。如有的非遗民俗群体性很强,而有的非遗如传统手工技艺则可能是个人创造的而且传承关系非常清晰;有的非遗经过世代流传,面貌几经变化,创始人早已无法考证,而有的非遗如一些民间文学有着公认、明确的创作主体。因此,非遗的权利主体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为个体所有、来源地群体所有、地区共有、国家所有。祖传师承、师传徒承的非遗可以确定为个体或家族或师门所有;而对于那些社会传承的非遗则确定为来源地群体所有;对于来源地跨区域的则确定为地区共有;若来源地无法确定的,则确定为国家所有。在原生境人和非遗传承人的关系上,国家或政府所确认的非遗传承人并不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权利,他只能作为非遗群体所有人中的一员或代表。由于非遗所有权主体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成员并不十分确定的群体,因此关于非遗的某些权利,如许可他人使用等权利的行使则需要确定确切的行使主体。从非遗传承人与非遗本身及所有权主体的关系来看,不管是从法理的角度还是从实践操作方便的角度来说,确定非遗传承人作为非遗所有人的代表来行使非遗权利,都是十分合理的。当然,为非遗的来源群体及传承人设计出不同的权利层次,并不意味着传承人行使其权利是毫无限制的。其行使权利的具体内容及方式本文将在下节的权利内容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二、权利内容
一般而言,非遗上的权利可以分为精神性权利与财产性权利两大类。大致说来,非遗权利上的精神权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署名权。这项权利借鉴了知识产权法概念中的署名权,或称来源信息披露权,即作者在作品上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但和现代知识产权法体系所确定的署名权相区别的是,当非遗的权利主体确定为群体时,该署名权为群体署名权,而无需将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一一表明。且非遗使用者不仅应在原非遗的使用中表明非遗的来源群体,在使用或传播基于非遗而创造产生的作品、发明创造时也应当以适当的方式表明非遗的权利主体身份。当然,只有当非遗的使用者有可能知道该非遗文化的原始起源时,才有义务表明非遗权利主体的署名权。2.保护非遗完整权。同样,借鉴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概念,应当赋予非遗权利主体保护非遗完整的权利,即禁止他人对非遗进行贬损性使用,歪曲或篡改的权利。非遗作为文化性的权利,承载着创造者及传承群体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声誉、荣誉也息息相关。因此,在使用非遗时,应当尊重产生非遗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和精神权利,避免对非遗权利群体的感情和尊严造成侵犯。而非遗上的财产性权利大致包括两大类:1.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指非遗所有权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在利用非遗之前,须征得非遗权利主体的同意。知情同意权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被同意人是指非遗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个人或组织。这就意味着在群体所有非遗的情况下,群体某部分成员对非遗的利用不需要征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同意。其二,同意人为非遗所有权人。上文已经论述过,非遗所有权人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有个体所有、来源地群体所有、地区共有、国家所有四种情况。在为个体所有的情况下,同意人毫无疑问则是非遗所有人。然而,在非遗为来源地群体所有、地区共有及国家所有的情况下,由于其所有权人为具体成员人数众多且并不确定的群体,因此使用人要征得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的同意显然是不现实的。而非遗传承人作为非遗所有权人的代表及非遗的实际熟练掌握者,由其来作为同意人是比较合理且实际的。然而,问题在于如何保证非遗传承人能够切实地从保护非遗的立场出发来恰当行使其权利而不至于利用该权利谋取私利。对此,可以通过改革我国现行非遗传承人指定制度来解决。从我国非遗网公布的数据来看,国务院对每个非遗项目所指定的传承人为一至两个。如果能适当地扩展非遗传承人的数量从而组成一个委员会之类的组织,由委员会来行使知情同意权,便有利于解决以上问题。除了通过委员们之间的相互监督来保证同意人恰当地行使知情同意权外,对和知情同意权紧密相关的利益分享权做恰当地设计也能有效地保证其权利的恰当行使。2.利益分享权。为避免“文化掠夺”及滥用非遗的现象,应当确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即他人在利用非遗之前不仅须征得权利主体的同意,还须向权利人支付一定的费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能适应利益分享原则。利益分享的目的并不在于加重非遗利用人的利用成本,而是基于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思想,在于给予知识创造者一定的保护和激励,从而促进非遗的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他人在使用非遗之前需要事先取得知情同意权,进而通过双方商定的条件进行利益分享,激发权利人保护非遗的积极性。然而,也有大量的非遗在利用、流传的过程中,缺乏经济利用价值,或者并不适于进行经济开发。由于他人对此类非遗不存在利用现象,自然也不用与所有权人进行利益分享。可见,适用利益分享原则的前提条件是非遗具有经济价值,即通过非遗使用、传播和创新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然而,我们在通过利益分享原则保障非遗私权利益的同时,还得兼顾其公权性。因为非遗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及创作的源泉,它在为现代文化的创作提供大量素材的同时,也通过现代文化的创作与传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这也正是保护非遗的本质所在。因此,如果对使用人的行为做过多的限制,强化非遗经济利益的保护,反而会不利于非遗的传播和发展。为平衡合理保护非遗所有权人的权利与防止非遗的垄断,对于非遗经济权利须进行合理地限制。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知识产权法上“合理使用”制度,即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对非遗的适用可以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也不必向权利人支付使用费。如族群内部成员基于传统或习惯方式使用非遗。但此种限制并不影响非遗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如署名权、保护非遗完整权等。此外,为了避免非遗成为某个群体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为“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的懒汉”,对于利益分享所得的支配和使用同样需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利益分享所得应仅能用于对非遗的保护支出及对非遗创作显著贡献者的经济补偿。利益分享所得可以由传承人委员会来行使。但是,由于不同种类的非遗的公、私属性及其他方面的特征有所差别,因此不同种类的非遗所赋予的权利内容及保护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从我国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所公布的非遗的分类来看,可以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民俗这八个小类归为一个大类,而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则归入另一个大类。因为第一大类的非遗通常为群体所有,商业开发潜力比较弱,具有较强的公权性,而第二个大类则通常为家族或师门传承,且商业开发潜力较强,私权性较强。对于公权性较强的非遗应侧重保护其精神权利包括署名权(标明来源权),不得歪曲、滥用的权利,不得注册为商标等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垄断的权利;而对于私权性较强的非遗不仅保护其精神权利,同时对于其经济权利也应当赋予法律效力。总而言之,对非遗经济的保护应遵循权利平衡原则,要平衡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平衡非遗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保护非遗的正当利用。
作者:吕彩霞 邹玉
二、超越资源禀赋:以人才为中心
西部地区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却相对落后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西部文化产业发展起点低,基础差,支撑文化产业发展软硬件系统跟不上,市场化程度严重滞后,没有形成特大型的文化产业企业与国际文化产业集团抗衡。[2]这一现状提醒人们,资源优势并不等于产业优势,资源优势要真正转化成产业优势还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的确,在西部经济发展进程中,曾经过度依赖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西部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产要素依赖较高,教育和科技的支出较低,企业的技术应用水平和管理创新也较落后。[3]由于其他现代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应有的运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西部许多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依赖资源的高消耗,在“拼资源”的前提下求得产业的进展,产业附加值却较低,往往产业发展效果不佳,这一局面不应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再度出现,否则西部文化产业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很可能失去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西部地区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固然要充分发挥利用的文化资源优势,推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但切不可把文化资源当成本地发展文化产业的“天然边界”,仅仅在当地具有比较文化资源优势的范畴内开发文化产业,却不敢大胆涉足其他类型的文化产业,如此很容易落入“资源决定论”的窠臼,宝贵的文化资源反而成为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包袱,禁锢了产业决策者的思路,限制了各级各类文化产业从业者的创新精神。相比其他的一些传统产业,文化产业表现为一种软驱动的产业:钢铁、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通常表现为硬驱动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必须以自然资源、土地、资金等为主导驱动,当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发生约束,出现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不利情形时,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就会大大下降,甚至完全丧失比较优势。而文化产业在总体上则是一种“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经济效益高”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它对于资源和区位等要素的依赖程度较低,因而资源、区位等因素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明显降低,而智力、知识和技术等软性投入对于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则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动态角度考量“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不难发现资源禀赋对经济比较优势的影响固然很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要素禀赋对某一区域比较优势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并在短时期内重新集聚,为某一有活力的区域所利用。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完全变更了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要素禀赋组合,使得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实现对传统资源禀赋的超越,进而借助其他要素获取有价值的资源。当前,世界各国文化交融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各地、特别是西部地区不能只盯住自己的文化资源,本地有什么就开发什么,这种惰性很容易陷入资源主导型的粗放式开发的窠臼,尤其让那些缺乏文化资源的地方陷入心安理得、无所作为的境地。在开发文化资源时,必须树立“两条腿走路”的意识,即本土资源、外来资源均可为我所用,本身具有资源的地方可立足于自主开发,而缺乏资源的则要大胆地借鉴和引进。当前,西部文化产业发展在人才、资本、市场等方面均处于稀缺的状况,有必要迅速加强。有人鉴于西部地区资金普遍短缺的现状,提出应当着力优化西部文化产业的投资环境,具体而言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以鼓励多元资本迅速进入西部文化产业,尽快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投入主体,以市场融资为主力的文化投入机制。[4]但是,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整合各种要素禀赋,使之协同转化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资金在其中固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人才在其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人才的集聚和储备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人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整个区域提品、服务的力度和精度。特别文化产业是一个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智慧型”产业,其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与人才密不可分,对于人才的需求量极大,包括创意和设计人才、生产制作技术人才和管理、经营人才等。拥有充足的高素质的文化产业人才,尤其是善于经营文化产业的企业家人才,将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状况,这些人才可以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吸引资本、开拓市场,缓解这些产业发展进程中的瓶颈问题。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人才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准确区分人才与劳动力资源。西部地区缺乏高精尖的策划、创意人才,但拥有大量的平凡的,又充满激情和创作的歌舞演出人才、民族民间艺术人才等,大量的民间艺人、技术工人等,是从事实践活动的应用型人才,他们可以参与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只能在其过程中担当劳动者、生产者的角色,无法担当领军人物的角色,积极推动当地的文化产业发展,换言之,他们只能被动地跟随着文化产业而动,却不能主动地引领当地文化产业向前发展。如果满足于这样的劳动力资源群体,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很可能再度延续其他产业已经走过的发展路径:由于人才队伍的匮乏,无法占据产业的高端地位,始终只能扮演“追赶者”的角色,时时跟随东部地区、国际上的发展潮流,甚至是亦步亦趋地跟进,跨越式发展无从谈起。实际上,西部地区的许多人士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要突破文化产业人才瓶颈,必须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开展高层次文化产业专门人才的教育、培训和资助,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使用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高素质的民间文化经营人才、文化产业创意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队伍。[5]真正要提升、优化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使之达到最佳的组合与配备,最大限度推进西部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把高端人才,尤其是策划、创意人才和经营人才等队伍的建设、引进作为重点,文化产业提升期待着人才,要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离不开高素质、高层次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对高端人才的培养,将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现阶段,西部自身的文化产业高端人才队伍培育能力存在较大的欠缺,但并非没有解决的途径,一个便捷可行的举措是借助外部的教育资源和平台,合作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如有学者提议,我国西南地区可以与东盟国家全面开展文化产业战略合作,并将共同储备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等作为重要合作领域,其运作路线是发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教育资源方面业已存在的互补优势,广泛开展各类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交换培养与交流学习等,构建其较为完善、系统的多层次人才培养机制,造就一大批适合当地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