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生态治理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国证券市场已走过十五年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证券市场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381家，证券市场境内外累计筹资总额达18156。8亿元①。但是，我国股市在大发展的同时，股票市场的功能发挥严重不足，市场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十五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和落后的股市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中国股市陷人了低效率的状态中。

现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层次和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和偏离。本文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中国证券市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股市生态。现在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证券市场生态的治理fgovernanceofecol0gYforsecuritymarket)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关键时刻。下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股市生态现状

周小川(2004)等采用“金融生态”的概念，论文来比喻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囊括了企业诚信、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征信体系、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等内容。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制约金融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当前的金融生态还存在四方面的主要缺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法律环境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不力。

证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生态也是“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股市生态本身又包括许多分生态系统和“食物链”。这好比是一个大海，有浮游生物，有水草，有小鱼、大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在股市生态系统里，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生态”，散户

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投资者生态”等。比如，股市中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中大鱼和小鱼之间的关系，“食物链”非常简单。要使“大鱼”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就应该使“小鱼”保持足够多的数量，否则，“小鱼”被吃光，“大鱼”也无法生存。

美国股市生态和我国股市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有丰富的“水草”——E市公司红利，“大鱼”不一定要靠吃“小鱼”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直接吃丰富的“水草”。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分红多数也是圈钱的陷阱，股票分红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生态的食物链比中国长而复杂，而我国股市生态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

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带来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在各个方面。

多年来，与证券市场深度下调如影随形的是，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时时冲击着投资者孱弱的信心，证券市场生态环境已被逼向“严重失衡”的境地。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硕士论文而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金融环境。不完善的金融生态孕育了高管们违规的土壤，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银广夏等案件又表明，在上市公司“造假流水线”的各个环节上，提供信息的金融中介——证券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公司治理的生态”(ecologyofcorporategovernance)也出了问题(李曙光．2002)。

股市低迷、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快速发展也极其不协调，并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自然灾害一样，股市生态破坏以后，股灾的频率必然增加。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我国股市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发生过一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但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已发生过两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比较而言，我国股市危机的发生频率有了明显提高，股市危机的发生激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粗放式、掠夺式股市发展模式造成股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正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二是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供机制正遭致不断破坏与削弱，同样已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

二、股市生态失衡成因

中国股市生态出现严重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股市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组合并且具有多重影响的深层制度危机。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股市的基本制度缺陷在长时期中被忽视、被容忍、被放纵，使得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累积、相互交织，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相互掣肘，以至于最终演化为危及股市根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其次，我国信用制度十分薄弱。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信誉和风气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

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但是，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不时动摇着信用的基石。中国证券管理层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错失机遇，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与心态环境——都出现了自股市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信用的缺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我国证券市场连年走低，固然与股权分置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迟迟未能妥善解决息息相关，但市场违法违规盛行而投资者保护公信力孱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在公司治理失灵、法律失灵、监管失灵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优质上市资源和资金资源的外流，更加重了这层隐陇。在此情况下，如果相关惩戒措施未能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以使其能够“与强共舞”，强势主体也因未受到足够的约束而拒绝与弱势群体和平共处，则中小投资者这些“小物种”将因受不到保护而黯然离场，其“生态灭绝”也会使基金、券商等机构这些“大物种”因缺乏“游戏玩伴”而孤独致死。

此外，我国股市的生态危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方面的某些固有矛盾，在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中被放大、激化；二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根据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普遍都会遇到因为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达1703美元①。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从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到O．4，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确有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期，甚至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许小年有关中国股市制度建设“金字塔”的观点，与股市生态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四层制度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应当是一个“正金字塔”；中国的现状恰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制度结构，这样的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是资本文化，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这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都接受的和谐的资本文化基础上，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独立的法律体系；“金字塔”自下而上的第三个层次，是完善、有效、独立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之上，位于制度体系最上端的，是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最直接的制度安排，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三项制度基础的坚实程度。在现实经济中，如果资本文化的意识薄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也不完善，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许小年看来，这是一个倒置“金字塔”型的制度结构，而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运行。结果是上面的市场规模越大、公司越多，倒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资本市场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三、股市生态治理

由于中国股市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股市生态的治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远见、需要决心、需要措施、需要执行。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和谐的证券市场，改变过去政府及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常态，建立起一种彼此共生共荣的环境，追求共同的利益，即以法制为依归，构建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均衡、和谐保护和发展的证券市场生态环境。

对证券市场的功能也要有正确认识。职称论文《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2004年2月2日颁布)提出，证券市场要“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所有这些功能都在实体经济中。一句话，股市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股市不能自我循环、自成体系。股市发展得怎么样，光看指数、交易量、开户数是不行的，最终要看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长期资本的形成，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结构调整，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只有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市场才可能健康地成长。

同时，要使股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必须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巩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虽然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股权分置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切实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改善公司盈利状况。这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积极推进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

第四，科学发展机构投资者；

第五，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其中，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强化政府监管，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中

国股市的必由之路，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使中国股市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波涛．谁来为低迷股市提供流动力[J]．证券市场周刊，2004(12)

[2]邓妍．中国股市制度结构本末倒置[J]．财经时报2004(3)

[3]杜亮．许小年：我从来都没主张过激进改革[J]．中国企业家，2004(4)

[4]李曙光．公司治理的生态危机[J]．财经，2002年(16)

[5]刘松．低效率股市投资理论及制度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篇2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37-02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1.人与自然是统一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就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首先，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长期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在人与其他自然物分离后，人类社会也伴随着自然长期进化发展。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自然处于主导地位的阶段和人类开始处于主导地位的阶段。在随后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变为有机一体的关系，也就是成了统一体，这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方向。

2.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相互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互相生成的变革存在关系，具有相互性，彼此相互依存，同时又相互制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不能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与人类具有相互性的自然，不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作为人类的朋友、改造的对象、人活动的产物而存在着。随着社会活动的不断增加，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变得广泛和深刻。

二、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是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

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建立长久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人与自然关系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质量，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消耗、浪费，只能是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因此，良好的人与自然关系，保证人与自然的相处和谐，是当前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从人类主观的角度出发，应该完整地认识自然、正确地使用自然、效率地开发利用自然、真诚地保护自然。只有完整地全面地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的本质、规律，才能用于指导实践，才能合理使用和充分利用自然，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难免会造成一些破坏，所以还需要保护，使破坏不超过自然可以承受和恢复的程度。完整认识自然是基础，正确使用自然是过程，效率开发利用自然是结果，真诚保护自然是保障，这四部分内容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确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新生态伦理观，这一新的生态伦理观需要有原则性的要求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并且指导和评价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因此，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原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和基础性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包括：和谐发展原则、正义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1.和谐发展原则

和谐发展原则，是人与自然关系定位的原则，不单纯强调以人为中心或者以自然为中心，强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人类在生态环境中出现之时，就与自然环境不可分割，人类从生态自然环境中获得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不断适应天气、季节、自然现象的变化，而自然也同样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悄然地改变着自己一些固有的规律，在一段时间内，人类盲目地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是生态环境的享有者，自然只是单向地为人类服务，在这种人类为中心的思想中，人类忽略了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索取的越来越多，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时候，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而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也因为自然环境的破坏而遭受重大影响。在这时，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发展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观单向的思想，只能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深受其害的只能是人类自身，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原则是最为重要的原则。

2.平等公平原则

平等公平原则在人类的角度看，应该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其一是当前横向的平等公平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共同与自然相处，共同参与和分享自然固有的资源和能源，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是平等、公平地享有资源与环境，不因为人的职位、个体差异而在享受自然的馈赠时有所区别。其二是纵向的平等公平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与自然的相处要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去看，这就要求当前的人与后来的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资源，要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而不是当代资源当代利用，不考虑后代的生存生活问题。目前，人类过度享用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行为，只能由人类的后代来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是不平等和公平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态度。此外，在自然界本身，也有其自己内在的平等与公平，自然环境中除了人类外还有其他生物物种，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规律，这种规律包括当前物种之间的规律和物种自身的遗传规律，人与自然的相处，不但是人与自然界的平等公平相处，也包括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共处的基础是对其他物种和自然规律的尊重。因此，平等公平原则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人走出自身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思想，真正与自然、自然界的物种平等公平地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平等公平的相处并不是以牺牲人类自身生活、生产、发展为代价，而是更为合理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平等公平。

3.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注重的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通过人类自身对自己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去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一个适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健康、绿色的自然环境和生态体系。可持续发展原则应该同时具备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同时也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相处。从微观的角度上看，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人类能够充分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不去刻意破坏自然环境，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保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共处一体的整体性，实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实现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看到自然环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中不单有自然界，同时也包括诸多的自然物种，在变化过程中，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也在变化中不断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保证了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发动智慧，充分思考如何解决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开发性与后代人科学、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有解决好这一难题，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人与自然相处中人类必须尊重的规律性原则，破坏了这一原则，人与自然之间是无法和谐相处的，其结果是人类自己一步步走向危机，直到灭亡。

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内容

在确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的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内容加以分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态度上看，就是人类如何去维护自然，在充分享受自然给予的资源和能源的同时，如何有效保护自然；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上看，就是如何把人类自身的生活、生产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与自然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从人自身的角度上看，就是如何规划好和管理好人类自身的行为，使人类自身的行为既尊重自然自身的规律，又能通过自然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发展。

1.维护自然发展和平衡

自然界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应该是维护自然发展和平衡。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是在生物物种的自然竞争法则中形成的，同时也是在自然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自然界的这种规律应被称之为自然权力。人类应该从尊重自然权力的角度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角度上看，人与自然之间相处关系的内容第一点就是尊重自然界中的人和其他物种，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这其中，在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上应该充分认识到人与其他物种一样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非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类的生活、生产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这一整体环境。因此，人类尊重自然权力、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维护自然发展和平衡所应有的态度。

2.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选择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和自然界发展过程中，人类的存在、发展只是一个阶段，但是就是这一个阶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人类自身的发展始终是在自然界中完成的，依托于自然界产生人类，同时人类的发展又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生产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如何利用好自然资源和能源，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核心问题。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迫切需求，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是人类所追求的，但是在追求高质高效的发展方式时也应该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处理好眼前发展利益和生态平衡的长远利益，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相互促进。

3.人类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抉择

人类自身的行为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首先，人的行为反映出人自身的思想观念和对事物的判断；其次，人自身的思想观念和对事物的判断又直接影响到人的行为活动。人之所以高于其他生物物种，在于人的独立思维，但是人类的这种思维又不是完全合理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行为目的的短期性和盲目性，缺乏统筹考虑，只考虑行为的可行性，而不考虑行为的合理性，因此，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先后顺序选择上，应该注重人类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把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实质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行为的合理性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义天.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J].天津社会科学，2009（3）.

[2]田文富.环境伦理与和谐生态[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5（23-30）.

[3]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0：48-65.

篇3

湿地是地球上广泛分布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由于其生态结构的复杂性和生态功能的多样化，它支承着独具特色的物种和较高的自然生产力，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提供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湿地价值的认识首先是从水禽栖息地开始的。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和人类干扰的强劲，其面积和生态功能都在下降。因而，湿地的保护引起普遍的关注，湿地便成为唯一有其国际性保护公约（Ramsarconservation）的生态系统。

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原则，使得保护学家从珍稀、濒危水禽的个体生态和种群生态水平上将视野拓宽生态系统的水平上，重视水禽栖息地的保护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综合研究。湿地物种减少和致危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湿地大面积损和生境破碎化。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干）外，更主要的是人类的强度干扰。现在，湿地那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价值都得到广泛的注意。随着对这类生态系统的呼声日渐提高，对湿地的生态系统水平的研究也逐渐加强。

1．湿地的生态性质

湿地是一种多类型、多层次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任何特定类型的湿地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都占有一定生态位，这个生态位来自于水文、气候、基底沉积物、地形和生物过程相互作用的环境复合体，以此支撑着一个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的某些物种的生存和繁衍（J.G.Gosselink&R.ETurner1978）。湿地生态系统有别于其他类型生态系统的突出标志和最根本的成因是其水分的盈余。水文过程是主宰湿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最重要的因子，其动力条件决定着湿地的基质或沉积物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其深度和水质决定着湿地的植被类型和群落结构。因此，湿地的生态性质的所有体现皆与其水文特征密切相关。

1.1水陆过渡性

水陆过渡性是湿地最重要的生态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1.1空间分布上：许多湿地是处于水体和陆地之间的过渡带上，如滨海盐沼、红树林、湖滨滩地等，“由于液相物质和固相物质的相互作用，出现了一个既不同于水体也不同于土体的生态交错带”（牛文元1990）。这类湿地的水文过程往往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水化学性质或水量呈规律性的交替。

1.1.2生态性质上：由于地表长期处于水淹状态，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水-沉积物（土壤）界面，它在湿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特点是：界面发生的所有反应都是在一定水深和缺氧条件下，而且都是在有机质和微生物细菌的间接或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反应（吴丰昌1996）这些界面反应深刻地作用于湿地生态系统的各个组分和过程，使其具有与陆地和水体都不相同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缺氧和多水和由此而产生的毒素。湿地生物对此种生境条件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其适应机制有的忍耐，有的是调节。由于湿地的水文状况，包括水周期、水量、水化学性质等方面在不同类型的湿地中有不同的差异，因而其生物的适应性呈现明显的多样化。

1.2系统脆弱性

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水源的稳定性。水文条件能直接改变湿地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而影响到物种组成和丰度、第一性生产力、有机物质的积累和营养循环（刘厚田1996）。水导致独特的植物组成，但限制或增加种的丰度。静水湿地或连续深水湿地的生产力都很低。通常有高能量的水流，或有脉冲性水周期的湿地生产力最高。在积水覆盖的条件下，其基质长期处于还原状态，限制了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较高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有机物质便以泥炭的形式积累储存起来。土壤-水界面的交互作用，使湿地土壤以还原性质为主的同时，在其表层有一薄氧化层，承担着湿地物质的化学转化和营养循环，构成湿地生态过程的重要一环。可见，湿地生态系统的一切生态过程都是以固定的水文为基础的，正是由于其系统结构对水文条件的依赖性，湿地生态系统才湿得如此脆弱，以致于一旦失去水，其系统面貌便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同类型的湿地的脆弱性有所差异，高水能湿地中由于有机质积累很少，只要其水源被截断，其生态系统类型就迅速转变；如果水源恢复，系统就会基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吉林省西部向海附近的芦苇湿地，在干旱年份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形成大片的碱蓬群落，而在丰水年份，地面被积水覆盖后，芦苇群落便得以迅速恢复。而低水能的湿地，由于具有保水性能的泥炭层的存在，可以对气候的干湿变化在系统内部进行调节，其生态敏感性则相对较低；除此之外，泥炭沼泽对阈限内的排水亦有较强的恢复能力。

1.3功能多样性

湿地的水陆过渡性使环境要素湿地中的耦合和交汇作用复杂化，它对自然环境的反馈作用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湿地的功能可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

1.3.1自然功能：主要体现在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维护、水量平衡、气候调节等方面。湿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特殊性是有机质和许多元素从生物循环不断进入地质循环，这在沼泽生态系统中最为突出。这对温室气体的增加使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就显得尤为重要。湿地是地球上可以将CO2固定于地层之中的为数极少的生态系统之一，尽管它们向大气中释放一定量的甲烷等温室气体，但对于大气中碳的固定总量是显而易见的。湿地的生物功能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由于其水陆过渡性，为众多的生物提供了栖息和繁殖的场所。湿地的独特环境使得其拥有独特的生物类群。猪笼草、毛膏菜、狸藻等食虫植物是沼泽生态系统中所特有的植物种；丹顶鹤、天鹅、大鸨等珍稀濒危水禽无法脱离湿地环境。湿地对水量平衡方面的贡献是其他生态系统所不能替代的，由于湿地具有较强的蓄水能力，对河川径流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湿地的丧失会引起相邻地区的地下水位的下降、湖泊和河流淤浅、地表切割加强。对气候的调节作用除体现在温室气体方面以外，湿地对温度和降水等方面的直接作用更为明显，这种功能在干旱地区尤为突出。

1.3.2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资源、休闲旅游和环境演变信息等方面。由于其自然资源的丰富，湿地成为许多地区农、牧、渔业和重要基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这也正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主要集中在大河流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恰恰因为如此，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湿地就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而且逐渐加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湿地面积的逐渐减少，湿地的旅游价值越来越显著，许多湿地具有旖旎的风光和独特的动物类群。在稳定的积水环境中，有机质和水中携带的颗粒物质沉积下来，形成多种类型的沉积物。在沉积过程中，周围环境的变化必然在沉积物中打下坚实的烙印，因而沉积物成为具有标志意义的信息载体，特别是泥炭，其积累速率较快，全球平均年积累速率达1mm/a，因此以厚层泥炭作为信息载体来研究过去环境变化具有高分辨率的特点。

1.4结构复杂性

湿地生态系统的生产者主要有湿生、沼生和水生植物，生活型多种多样。从外部形态来看，有一年生或多年生细弱小草，如苔草，有高大的草本植物，如芦苇、香蒲，有的是矮小的灌木，如细叶杜香、甸杜，有的是高大的乔木，如落叶松、水松等。湿地植物群落丰富多彩，因逆境条件和植物的适应性而异。包括浮游植物、浮水植物、沉水植物、挺水植物、灌木乃至森林。优势植物往往是湿地类型辨识的主要标志，所以常以植物群落来命名，如芦苇沼泽，小叶樟沼泽、苔草沼泽、红树林沼泽等。湿地植被具有沿水文或地形特征梯度变化的分带特点，无论是高位泥炭沼泽还是滨海或湖滨湿地，这一特点都是非常鲜明的。

湿地生态系统的消费者种类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无脊椎动物主要有蠓、蚊等昆虫，许多种类在其成为成虫之后为草食性。许多昆虫在幼虫阶段栖于水底，成为鱼、蛙、和潜鸟的食物。鸟类，特别是水禽常常构成湿地的重要景观特征，几乎所有的湿地都能为水禽提供丰富的食物和多种多样的繁殖和停歇的栖息地，这些水禽中既有草食性的也有肉食性的，构成湿地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重要环节。无论是淡水的还是咸水的亦或是半咸水的湿地，都支持着丰富的鱼、虾、蚌等水生动物。

对滋生于湿地水下的微小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还知之甚少，但它们往往却是湿地中重要的分解者。在湿地中线虫和线蚓虫等微体小分解者比大型分解者的作用更加明显。对湿地生态系统来说，分解者亚系统显得尤为重要。湿地的缺氧环境使其中的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类群和数量大大减少，沼泽植物又多含有较多的纤维，所以有相当大比例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在静水条件下，有机质输出量很小，因而植物残体积累形成泥炭。

2．湿地定义的议论

尽管对世界上的各类湿地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国际上对湿地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从不同学科角度和区域特点出发而提出的定义形形，争论焦点在于如何限定湿地的水深。《湿地公约》把浅海湿地的水深界限定为6m，有的学者把湖泊湿地的水深限定为2m（佟凤勤等1995），但没有给出这些限定的科学依据。实际上水陆过渡区域的空间尺度是模糊的，并且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难于把握一个同一的标准，因此任何明确的数据指标都显得过于机械。美国的米茨（W.J.Mitsch）等在其著作《Wetlands》（1993）中对形形的定义给予客观的评价。著名对鱼类和野生生物署的定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但这个定义突出地强调了湿地是水体和陆地之间的空间过渡性，却忽略了其生态性质上的过渡性，因而就把湿地的概念仅仅限定在水体的沿岸带，排除了非邻近水体的湿地，如欧洲大陆西岸的高度湿润地区的披盖式沼泽（Blanketbog）等。工程兵部队的定义由于强调湿地植被特征，易于在法律和管理方面的实际应用。加拿大的定义更加强调湿地的水文和土壤特征，对植被特征没有足够的重视。

除上述以外，英国的湿地定义代表着欧洲的普遍观点。E.Maltby(1986)在其著作《Waterloggedwealth》中阐述：“湿地是水支配其形成、控制其过程和特征的生态系统的集合，即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足够湿润使得具有特殊适应性的植物或其他生物体发育的地方”。显然他所重视的是湿地的成因的主导因子--水文因素，而对土壤和植被条件则是轻描淡写。

就《湿地公约》湿地定义而言，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是科学的定义，因为它只是枚举了湿地的外延，并没有对湿地的本质属性予以论述。

分析湿地的自然生态结构和性质，不难看出，水是湿地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其生态过程的主要控制因子，而还原性的水成土壤和湿生或水生植被是其水文生态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湿地的定义应做如下陈述：“湿地是指一类在生态性质上介于水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由于常年或周期性的水分潴积或过度湿润，造成基底的嫌气性条件，维持绿色高等水生或湿生植物群落长期赋存的土地。”这样定义就使湿地的概念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据此，无需通过人为限定水域的深度来确定水体的湿地部分，只要是绿色高等植物生长的范围即可划为湿地的范畴之内。其主要依据是：（1）湿地相对较高的生物生产力主要体现在高等植物群落的生产力上；（2）在作为水禽为代表的濒危珍稀物种的栖息地意义方面，高等植物同时为动物提供着丰富的食物来源、良好的隐蔽场所和必要的筑巢材料；（3）湿地的一些生态环境功能是通过其中的高等植物来实现的，如净化污水主要依靠植物对重金属离子的吸收；（4）所谓植物对湿生和水生环境的特殊适应主要表现在一些高等植物的生理结构上。因此，水域湿地的边界限定可以依据高等沉水和挺水植物的分布范围来确定，不必机构地圈定一个具体的水深指标。

3．湿地分类问题

湿地的分类是湿地研究的基础，由于学科领域和目标的不同，学者们提出了形形的分类系统。其中对某一湿地类型的有欧洲的泥炭地分类（MooreandBellamy1974），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湿地和深水栖息地分类”，中国的泥炭沼泽分类（柴岫1990；郎惠卿1983），沼泽分类（牛焕光等1985），美国东北部冰川遗迹区的淡水湿地分类（GoletandLarson1974），美国冰川高原草原地区的天然池塘与湖泊分类（ShawandFredine1956），佛罗里达森林湿地分类（Wharton1976）等，这些分类虽是类型或区域等级上的，但对湿地的系统分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而且对其目标也是极为实用的。

英文针对各种不同的沼泽类湿地皆有不同的术语，汉语中却没有对等的固定词汇译之，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带来诸多不便，为此有必要对这些类型概念加以明确分并赋予固定的译法。Marsh是指基底为水成矿质土壤，生长挺水草本植被的沼泽，以"草本沼泽"译之为宜。swamp是指以乔木或灌木为建群植物的沼泽，无论基底是否积累泥炭，都可以“木本沼泽”译之，然而欧洲习惯上仍把芦苇沼泽称为reedswamp，为特殊情况。Mire是泛指有泥炭积累的所有生态系统，即"泥炭沼泽"。Fen是指接受周围地下水补给，有泥炭积累，并以草本或藓类植物为优势的沼泽，应译为“泉生（泥炭）沼泽”。bog是指主要接受降水补给并生长适于酸性环境的藓类，特别是泥炭藓为优势的高位沼泽，应译为“藓类（泥炭）沼泽”moor是泥炭地(peatland)的同义词，highmoor指中央隆起的高位泥炭沼泽，而lowmoor是指发育在盆地里，中央低洼的低位沼泽。Muskeg是指分布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半岛的大片的泥炭沼泽。

由于湿地生态条件的区域差异性、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和生态过程的多变性，不难理解，湿地的科学分类要求一套完整严密的分类依据和分类系统。要在不同的层次上区分那些具有均质性特征的生态单位，根据其生态结构和功能的相似和差异性进行科学的分类，以便于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进行湿地编目与制图，为研究和管理湿地提供科学依据。

湿地可以根据人类是否参与湿地的生态过程分为两大类群：即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由于其运行机制不同，所以其较低等级的划分依据可以是不同的。

在自然湿地群中，湿地的水文特征应是湿地分类的最重要的依据。而在水文诸要素中，水质决定着湿地总的生态系统，因而第二级划分可以水质类型为依据，以“族”为单位。分为咸水族，淡水族和半咸水。水的来源是湿地起源和发生类型的重要指示因子，以此作为第三级划分依据，以“系”为单位，分为河成系，湖成系，泉成系，海成系和雨成系。湿地的基底特征响应于水文状况并影响植物生长状况和植被类型，将此作第四级划分依据，以“类”为单位，分为泥质类，沙砾质类和泥炭类。湿地的植被特征是其生态性质和结构最直接的反映，植物的生活型是环境的综合体现，以此作为第五级分类依据，以“型”为单位，分为沉水型，浮水型，挺水型，草本型，灌木型和乔木型。还可以根据植物群落的优势种或建群种来划分第六级单位，在此不予赘述。

人工湿地可以据其支持的产业类型进行第三级划分（系），即种植业系和养殖业系。把其产品类型作为第四级划分的依据（类），即种植业系可分为经济作物类和粮食作物类；养殖业系可分为鸟兽类和水产类。

中国的湿地分类

根据中国的湿地现状以及《湿地公约》分类系统，初步确定了全国湿地分类框架，共分为5大类28个类型。各湿地类型及其划分标准如下：

沼泽湿地

1藓类沼泽：以藓类植物为主，盖度100%的泥炭沼泽。

2草本沼泽：植被盖度≥30％、以草本植物为主的沼泽。

3沼泽化草甸：包括分布在平原地区的沼泽化草甸以及高山和高原地区具有高寒性质的沼泽化草甸、冻原池塘、融雪形成的临时水域。

4灌丛沼泽：以灌木为主的沼泽，植被盖度≥30％。

5森林沼泽：有明显主干、高于6m、郁闭度≥0.2的木本植物群落沼泽。

6内陆盐沼：分布于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盐沼。由一年生和多年生盐生植物群落组成，水含盐量达0.6％以上，植被盖度≥30％。

7地热湿地：由温泉水补给的沼泽湿地。

8淡水泉或绿洲湿地。

湖泊湿地

1永久性淡水湖：常年积水的海岸带范围以外的淡水湖泊。

2季节性淡水湖：季节性或临时性的泛洪平原湖。

3永久性咸水湖：常年积水的咸水湖。

4季节性咸水湖：季节性或临时性积水的咸水湖。

河流湿地

1永久性河流：仅包括河床，同时也包括河流中面积小于100hm2的水库（塘）。

2季节性或间歇性河流。

3泛洪平原湿地：河水泛滥淹没（以多年平均洪水位为准）的河流两岸地势平坦地区，包括河滩、泛滥的河谷、季节性泛滥的草地。

滨海湿地

1浅海水域：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永久水域，植被盖度＜30％，包括海湾、海峡。

2潮下水生层：海洋低潮线以下，植被盖度≥30％，包括海草层、海洋草地。

3珊瑚礁：由珊瑚聚集生长而成的湿地。包括珊瑚岛及其有珊瑚生长的海域。

4岩石性海岸：底部基质75％以上是岩石，盖度＜30％的植被覆盖的硬质海岸，包括岩石性沿海岛屿、海岩峭壁。本次调查指低潮水线至浪花所及地带。

5潮间沙石海滩：潮间植被盖度＜30％，底质以砂、砾石为主。

6潮间淤泥海滩：植被盖度＜30％，底质以淤泥为主。

7潮间盐水沼泽：植被盖度≥30％的盐沼。

8红树林沼泽：以红树植物群落为主的潮间沼泽。

9海岸性咸水湖：海岸带范围内的咸水湖泊。

10海岸性淡水湖：海岸带范围内的淡水湖泊。

11河口水域：从近口段的潮区界（潮差为零）至口外海滨段的淡水舌锋缘之间的永久性水域。

12三角洲湿地：河口区由沙岛、沙洲、沙嘴等发育而成的低冲积平原。

人工湿地

1水产池塘：例如鱼、虾养殖池塘。

2水塘：包括农用池塘、储水池塘，一般面积小于8公顷。

3灌溉地：包括灌溉渠系和稻田。

4农用泛洪湿地：季节性泛滥的农用地，包括集约管理或放牧的草地。

5盐田：晒盐池、采盐场等。

6蓄水区：水库、拦河坝、堤坝形成的一般大于8公顷的储水区。

7采掘区：积水取土坑、采矿地。

篇4

维持生态平衡是人类必须直面的一个研究课题。同样，网络信息资源中也存在着信息生态问题，也就是说，网络是人与信息的生态系统，也需要我们努力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本文试就网络文化传播生态环境的危机与策略问题作些探讨。

一、网络文化传播之生态危害表现

道德伦理失范。杜拉凯将失范注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由于网络技术的超乎寻常的高速发展，现实的道德规范很难适应这种高速的新环境，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道德的冲突。道德的冲突，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网络生态道德失范问题：黄毒泛滥、版权侵犯、病毒传播、黑客骚扰等。

信息污染。信息污染是指网络上充斥着信息垃圾，妨碍了人类对有用信息的吸收和利用。遨游在互联网世界里，就会或多或少遭遇到垃圾邮件、病毒侵蚀、过时信息等的“轰炸”。

自由主义泛滥。网络突破了传播学上人际传播的单向传播模式，而代之以多元联动。在网络中，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行事，可以较少地受到别人的压制和束拘，形成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王国”。由此，一些禁不住诱惑的人就开始堕入“情网”，并不由自主地越陷越深。

人际关系冷漠。由于网络文化的同律化、标准化、程序化，使人的思维简单化和直观化，致使人们的知识匮乏、审美能力下降。而人际传播关系也不断疏远，人际交往变成了“人机交往”。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入网者将会有更多的时间耗费在网络上。于是，出现了漠不关心现实生活的情状，这样，冷漠、孤僻等心理问题油然而生，进而导致人际间的亲情、友情等道德关系的破裂与沦丧。

侵犯隐私与网络犯罪。人们的一举一动会在网络上留下符号烙印，也很容易被追踪，因此让一些不法分子很轻易地获得“网民”的隐私。那些不法的数据采集商利用各种电子手段收集“网民”有关个人的点滴情况，并储存于计算机中，同时出售给违法公司。网络犯罪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对网络安全运行构成了严重威胁，是最为严重的破坏网络生态环境的行为。心理失衡。心理失衡时有发生。心理失衡也有人称其为“信息综合症”，是指与信息有关的症候群。有的因失去信息而感到精神上的匮乏，继而产生信息孤独感；有的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成为“信息恐惧症”。

文化霸权危机。“据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世界信息量的80％，而80％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却只拥有信息总量的20％，信息富裕与信息匮乏的最高比例达100：1。信息大量集中于富国的结果，使得信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威胁——信息贫困。”发达国家经由网络向目标国受众不断地传播文化信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于人。

二、网络文化传播出现生态危机的原因

网络文化传播过程中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网络的特殊性有关，也与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因素有关。

网络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网络文化，“是一种蕴涵特殊内容和表现手段的文化形式，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依赖于以信息、网络技术及网络资源为支点的网络活动而创造的特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网络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这种新兴的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互动性、自主性、虚拟性等主要特征。它抛开了人类的肉体，抛却了限制与拘束，只留下人类自由精神的遐想与畅达。

网络生态空间观念的误区。许多人对“网络社会”的认识尚不够清晰，只是把网络看成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技术、一种“媒体”，远未把网络放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此崇高的程度，至少，在如今，还没有谁把网络看作是人类真正的“第二生存空间”。所以，即使有人破坏了网络生态环境，也不会像破坏自然环境那样遭到同样程度的谴责。由于对网络生存空间的淡漠和对网络虚拟性理解的偏差，导致了有些人对人类“第二生存空间”环境问题的曲解。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但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然而，人们把这种虚拟性常常看成是一种虚幻性，结果导致了理解上的偏误。这与“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理论相比，其自觉性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信息崇拜”的负效应。信息崇拜，是指过分夸大信息的价值甚至将其神化。罗斯扎克指出：“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倍受推崇。”对信息的崇拜极其容易造成对信息的滥用、误用，造成网络信息污染，导致信息膨胀乃至信息高速公路的堵塞，从而极大地破坏网络生态环境。

传统德育教学的滞后。网络道德失范不仅仅是网络单方面的原因，也与我们传统德育本身存在的不足有关。如果我们具备比较崇高的道德品质、优秀的素质水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那么，在“网络社会”中会大大减少出现失范行为的可能性。

黑客哲学的泛化。“黑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自视的黑客伦理或黑客哲学。他们怀疑权威，又具有高超的网络技术水平。由于“黑客”在互联网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于是他们成为一些青少年崇拜的对象。黑客哲学要旨是崇尚信息自由共享，反对信息垄断，蔑视权威。这些观念的极端化使黑客在网络中“耀武扬威”。

语言文化霸权的威胁。互联网络上使用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不懂英语几乎寸步难行。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的：“在互联网上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将成为标准。”

这对于非英语民族和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在网上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机会被剥夺了。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强国必然会依据其网络上信息流的绝对优势，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

三、网络文化传播的生态伦理观策略

1．确立科学合理的网络生态观念。“‘生态’本是指自然界的万物依自然本来的规定而和谐地处在合理的生命循环之中，是自然界和谐性的一种表述。由于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学界近年将‘生态’嫁接到由人的存在而衍生的‘伦理’、‘文化’、‘哲学’，乃至‘宗教’等文化的概念上，从而形成了“生态伦理”、“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等观察领域。”在网络文化传播中，当我们用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去分析网络与网络运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时，便形成了网络生态环境系统。

网络生态系统符合系统的一般特点，但它不仅是强调技术因素的网络系统，而是与网络发展有关的社会环境、信息环境与信息主体共同组成了一个网络运行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强调各因子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整体性。所以，在网络系统上，只要某些或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产生整个系统的生存风险，即网络生态危机。在网络的运行过程中，我们要保持生态文明观念，坚持用生态观念去看待网络运行环境，保护网络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竭力创建以及维护好网络生态运行环境，使网络运行沿着人们设想的轨迹运动，树立人与网络生态运行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网络生态观念，并使之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2．树立系统的网络生态伦理观念。生态讲究的是整体性与全局性的观念，从网络的角度来看，网络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反映的是人与网络之间的生态平衡问题。在这种整体的系统中，“网民”利益与网络利益互相依存，互为作用，具有内在的互动性与紧密的联系性。整体性、互惠性和长远性是网络生态伦理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网民”对网络利益的保护与支持，实际上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网民”对网络利益的损害也即对自身利益的损害。网络生态伦理要求按照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标准、基本原则和规范去指导和约束“网民”的网上行为，以便保护网络的顺利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要言之，网络生态伦理观念就是寻求一种适于人类与网络共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体系。它的基本原则是在承认和肯定人类满足与追求其基本需要和合理消费的前提下，还必须充分考虑网络生态发展的客观要求。

3．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对“网民”应不断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他们的公德修养和规则意识，使“网民”树立起信息安全意识，按照安全制度规范操作与处理信息。作为学校或培训机构的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构建良好的并有利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网上环境，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又生动活泼的德育教育活动，拓展“网德”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4．受众应该加强自律。网络主体要进行自我塑造与自我约束。自律的关键方法是遵循“我为网络、网络为我”、“从我做起”等意识的培养，通过反省，检查克服自己陋习，并在实践中，不断身体力行，这样，才能达到道德自律境界。同时应建构网络监督机制，加以综合治理。

5．持续提高网络技术。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通过一定的技术约束是防止外来信息入侵的较好方法。目前，过滤软件、分级系统、防火墙是当前主要的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的主要手段。如今，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加密技术、防火墙技术、反“黑客”技术等等网络安全技术的研究。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将信息安全技术列为国防、科研的重点。在我国，由于网络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滞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更显迫切。

6．建立行业协会组织。2004年9月，新浪、搜狐、网易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成立了中国无线互联网行业“诚信自律同盟”，旨在为积极响应2004中国互联网大会“构建繁荣、诚信的互联网”和“坚决抵制网上有害信息”的号召。结成同盟后，三大门户网站将共同严格遵守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为用户倾力打造“满意的产品质量、放心的资费标准、贴心的客户服务”，并通过此举以及在产业中的影响力，促进无线互联网行业健康、有序、成熟的发展。这对中国网络业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促进。

篇5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自然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科学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历史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为资源环境价值；V1、V2分别为资源环境的商品价值与服务价值；Ro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为资源等级系数；A为投入总额；Q为受益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K为资金利润率。该法应用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属性，可较为准确地反映资源环境的未来经济利益。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法主要适用于融资租人、借人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

3．4边际机会成本法(MOC)

边际机会成本法基于效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代价不仅包括对生产各个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代价。因此，理论上任何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P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MOC又等于资源环境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资源耗竭成本(MUC)与边际环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态资本价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态价格定价法或影子价格法计算，较为准确、简便；P为资源环境产品的现行市价。该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性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

3．5总和价值法

该理论认为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应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全部论述中去寻找结果。这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本价值不单单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劳动价值，还包括生物有机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价格，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地租。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价值等于人类直接投入的劳动、生物有机体的使用价值与所有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态系统的人的劳动包括投入人工生态系统的劳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劳动；生态有机体的使用价格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服务所有权与使用权转移的货币表现，它是经济所有权存在，生态系统被所有者控制，生态系统因所有权规律而产生一种现象，即当社会需要交换资源环境时，生态系统由于有用性而获得价格；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别为基础的地租。

3．6替代价值法

替代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论，将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计量的资源环境，按其各项主要功能分别选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功能替代，计算各项功能的价值，将总价值视为资源环境价值。替代价值法主要有较为可靠的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以及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的调查评价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适用于计量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应用时应优先选用较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理论认为，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称为资本。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已投入了人类抽象劳动的人工生态系统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资本能带来收益和财富的概念以及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和财富的事实，生态系统无疑是资本。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这种资本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所以，加强生态资本管理，制止生态系统耗减和质量下降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准确评估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数量，事前分析不同经济政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便决策，从而构建一套能够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预警信号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4．1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属性，长期以来，资源环境的产权很难界定清楚或产权得不到保障。众多微观个体构成的群体共同拥有、享用资源环境，对于占用或利用资源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生态系统产品具有稀缺性，对于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来说，由于权益分别、交换的代价远远大于它们获得收益，人们更乐于作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为享受生态系统付出代价。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态系统的稀缺性，价格机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护生态系统。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潜在或实际的短缺，价格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强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资金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可为经济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4．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经济的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劳动力、资本或原材料，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从增加投入型变为知识和技术进步型。我国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一套绿色资源环保型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走持续发展道路。:

4．3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共同决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各国在进行政府决策时，更多的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行资源环境核算，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篇6

二、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一）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占有资源和环境空间的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在高职高专院校发展中，不同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占有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不同，生源层次和生源质量也不同，这既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满足社会需求的市场性一面，同时也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非市场性的一面。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态”的属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的宽度反映了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构成各要素的完整性和完好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表现为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现代高职高专教育生态系统中，这类生态因子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满足社会其他需求的能力，获得各类教育资源的能力以及树立高职高专院校品牌和提高知名度的能力，如人才培养的层次、质量，科研的水平、奖励，学术及社会声誉等。

（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处于某一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适应其所处资源空间的能力，由其协调内部资源的能力决定，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力。在相同或相似生态位占有能力下，如果某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协调能力强，能充分适应环境并充分利用其所处的外部资源环境空间，则该高职高专院校的生态位适应能力越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院校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描述的是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态”与“势”的协调，强调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要素的相互协调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战略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主要内容是领导者战略预见、决策和优化配置战略资源的能力、外部资源的整合运营能力等因素。

（三）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具有通过拓展其生态位来保持和提高竞争能力的动力。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就是实际生态位对其基础生态位的趋适作用强度。实际生态位离基础生态位的距离越远,趋适作用越强，进化动量越大。进化的空间越大，生态位构建变化幅度也就越大。高职高专院校的进化动量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呈负相关，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越大，说明其“势”能越低，其进化能力越低。可利用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构成中的学习创新能力的进化动量及其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负相关性，来表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势”的属性。主要包含组织结构形态、教学创新教育的条件、学习型组织的状况等。

三、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

（一）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析

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观的核心竞争力内涵，高职的核心竞争力存在于高职高专院校所涉及的各个层次，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其生态位的高低，即其占有的资源环境空间的大小、其内部生态系统对其所处生态位的资源和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弱，以及其生态位进化的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3个能力维度。教学能力主要表现为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教师的人数，所以选取了当年的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人数；高职科研能力维度的主要表现为数和课题立项数，相应分别选取了当年数和项目立项数2个指标；社会服务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为学校声誉，选取当年社会声誉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指标包括战略管理、资源整合这2个能力维度。战略管理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校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状况、最高决策层的领导风范和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三类指标，分别选取了相应指标。资源整合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教师资源整合状况、物资资源整合状况两类指标，分别选取相应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指标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将学习创新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的基础条件等指标。

（二）指标分类及处理

1．显示性指标与分析性指标将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成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显示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状况，分析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内在要素，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显性指标主要有：教职工人数、高级职称教师人数、数、课题立项数等指标，直接表现了高职高专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性指标有：学校声誉、领导班子状况及领导风范、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基础条件等，直接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生存发展战略中的各种运作能力，对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发展起到核心作用。2．定性指标的处理在指标体系中，除了定量指标。还有定性指标。对于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由专家采用10分法评定，将定性指标定量化。

四、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实证研究

应用模糊聚类的，选择具有典型性的高职高专院校，用数学方法定量确定样本的亲疏关系，从而客观地划分类型，对高职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模糊算法比较系统常用的有等价矩阵法和FCM算法。借助Matlab2012软件采用FCM算法，实现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根据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采集了广东省具有典型意义的16所高职高专院校，相关数据来源于《广东教育统计年鉴》、《广州年鉴》，数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进行统计。通过Matlab定量计算，整理后得出广东省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聚类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基于生态系统的广东高职高专院校模糊定位矩阵来看，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属于类型I，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广东白云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I，民办南华工商学院等4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V。从生态位竞争力指标分析，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类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适应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代表的I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强；以民办南华工商学院为代表的IV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强。

五、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提升策略

（一）明确办学理念，提高生态位占有能力

办学理念体现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观念和哲学思想，对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愿景具有指导意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位占有能力。从模糊聚类的结果来看，具有不同生态位占有能力的院校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而生态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学理念的差别以及其具有的教学资源。高斯（Gause，1934）认为各生物单位都倾向于占据不同生态位，相互补充而避免直接竞争，通过生态位分离占据有利的资源，实现共同生存的目的。根据生态学的生态位原理，生态位差异大的高职高专院校，彼此之间的竞争小，占有的教育资源差别大，不同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甚至处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反之，生态位越近似，占有的教学资源就越相近，相互竞争就越大。对于因为办学理念相似、占有的教学资源相近而导致生态位重叠的高职高专院校（如图2所示），可以通过生态位分离模型降低竞争强度（如图3所示）。在模糊聚类中，类型III和类型IV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相对较低。在市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态位占有能力强的高职高专院校会优胜于占有能力弱的院校，或者占有能力弱的高职高专院校通过明确办学理念来寻求教育差异化和资源梯度，分离原有生态位，从而具备不同于甚至优于竞争对手的独特品质，这也就是高职高专院校的特色带来的核心竞争能力。类型III和类型IV的广东省高职高专院校需要摒弃单纯借鉴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的错误做法，而要根据高职高专的教育特点，避免办学理念趋同，寻求适合自己的教育生态位。

（二）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与生物生态位最大差别是生物生态位是被动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是由其主动选择和积极竞争行为所决定的。高职高专院校需要不断扩展自身的生态位空间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见图4）。高职高专院校可以通过提高适应度、调整资源梯度和维度来提升生态位，通过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教学资源差异化等手段，培养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针对模糊聚类中类型II和类型III的高职院校，需要整合现有的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根据高职高专的教学环境变化适时改变学校的发展战略，以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篇7

    一、爱尔兰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的生存状态

    叶芝的创作总是给人一种明显的地域感。在斯来沟、都柏林、伦敦等地理空间中,叶芝主要以爱尔兰西部特别是斯来沟作为自己心灵的故乡。爱尔兰西部由于交通不便,尚未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蚀,美丽的大自然幽居其间有着独特的魅力。叶芝童年时代徜徉于斯来沟的山梁水泊间,迷人的风光让其流连忘返,多年之后魂牵梦绕的也是这里美丽的田园景色。

    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培养了叶芝对自然世界和荒野的热爱,他的创作中设置了很多自然意象。在《因尼斯弗里弗岛》、《乌辛的漫游》、《被拐走的孩子》、《梦想仙境的人》、《快乐的乡镇》、《心愿之乡》、《库勒的野天鹅》、《在那七片树林里》、《库勒庄园,1929》、《漫游的安格斯之歌》等作品中,他写到了本布尔本山、斯利什森林、罗西斯角、吉尔湖、克瑙克纳瑞、库勒庄园、壮姆克利夫等斯来沟附近熟悉的风景名胜,涉及到大海、沙滩、森林、草地、山脊、幽谷、小溪、瀑布、湖泊、沼泽等荒野和自然景色,大量使用玫瑰、芦苇、榛树、槲寄生、天鹅、猎鹰、鲑鱼、雄鹿等动植物的自然意象,体现了爱尔兰人与自然和谐无间的相处方式。

    宁静简朴的大自然是西部爱尔兰人和叶芝的精神家园。作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叶芝的创作体现了他对自然之美的细腻把握,对原始自然的真挚爱恋。叶芝开始创作是以这里的人们作为假想的读者群。最后选择安息之地时,他在遗嘱性的诗篇《本布尔本山》中这样说:“寸草不生的本布尔本山下/壮姆克利福的教会墓地里叶芝长眠。”叶芝的创作很少描写工业化程度较高、商业气息较浓的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基尔代尔等爱尔兰东北部的城市生活,因为他们大多完全英国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严重疏离。

    在叶芝眼中爱尔兰的农耕文明是原始、高贵、淳朴和和谐的,它哺育了生活在爱尔兰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但叶芝宣称:“有三类人创造了所有美好的物事:贵族创造了美好的仪容,因为他们位高,所以居于生活的恐惧之上;村夫创造了美好的故事和信仰,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不会患得患失;艺术家创造了所有的美,因为上帝使他们无忧无虑。”[3]

    叶芝认为贵族具有良好的血统,纯真的礼仪,富有教养、温文尔雅,代表着文明、谦逊、自制和优雅,“象征着思想的延续、行为的准则和文化的历史”[4]。只有贵族才能真正欣赏美的事物,创造、赞助和保护艺术品,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产生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的死》、《绵羊牧人与山羊牧人》、《纪念伊娃?郭尔-布斯和康?马尔凯维奇》等诗歌中,叶芝对贵族作了热烈的赞颂。

篇8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form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as originated from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which was rooted in classical Chinese view that Man be in harmony with Heaven and that Heaven noncorrespond with Land. Thus classicization of poetry with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influenced the intellectual form and productive means of literary theory. As a resul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hich was generated from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naturally calls for a harmonious situation， that is， harmony between beauty and goodness， Man and Heaven， and reasoning and percep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basis of the view of values and the view of appreciating beauty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tellectual form; harmony

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作为独立知识门类的文学理论，今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论其命名“诗学”还是文论，多是以现代学科体制下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理路来认知和思考，但中西文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根基，如此横向移植未免削足适履。先秦礼乐文化是中国文论知识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也是贯穿中国文论的根本的、内在的文化精神。不仅中国文论的主要命题、范畴籍由此生，中国文论的价值观、目的论、知识生产方式也受其规约。在礼乐文化的认识阈（(episteme)中呈现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值得展望的方向。

礼乐文化素来是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也是治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文论界也偶有人关注中国文论中的礼乐因素，但将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论产生的认识阈，甚至将中国文论的诞生还原到知识尚未分化的先秦时期的混一状态，将文论视作礼乐文化的重要表现和承载方式，重新认识中国文论的原始气象和内在规律，目前尚不多见。即便在较少的将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论产生的知识背景的研究中，也存在轻视文论自身的知识自律性的倾向，这难免变成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近期出版的博士论文《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1］，在考察礼乐的思想与知识谱系及其发展演进，梳理礼乐的思维构型、文化基因、精神品格等方面颇有新的探索，也显示出对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关系的关注。但是，该论著研究的切入点和重心，则更着力于对礼乐文化本身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同样的话题以相反的进路再做探讨。质言之，以中国文论为知识本体，初步勾勒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论发生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生成形态。中国文论第一个明确的诗学观是《尚书·尧典》中提出的“诗言志”，今人可见的中国文论的第一部专门著作是《孔子诗论》，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集是《诗经》。这三个“第一”都与礼乐文化密不可分，又蕴涵中国文论的初步建构，并对后来文论的推衍模式、理论特征等产生了本源性影响。

1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礼乐文化是对中国远古从五帝到夏商周时代文化的概括，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框架。作为文化系统，礼乐一直贯穿于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道德观念，礼乐既是上尊下卑的纲常伦理，又逐渐作为君子之“德”的体现，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制度，礼乐在周公“制礼作乐”后，形成“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鼎盛之世，成为西周社会的一项根本制度，承担着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统一秩序的政治重任。“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及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2］礼乐文化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演化框架，也为春秋以来文化变化提供了一个逻辑前提和文化背景。

在古代文献中，礼乐文化以礼、乐、文三个概念为核心。“礼”本义指礼器、文物典章，也指仪式中人的一套程式化动作或表演；“乐”本义是舞乐及其带来的快乐；“文”本义是仪式中文身之人即巫，也指整个仪式的审美性外观。礼、乐、文既分别代表仪式中各自本来的意义，又都用来表达仪式的象征性内容，因此也可以以部分代全体的修辞方式作为礼乐文化的代表。《礼记》中写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3］这里，礼、乐、文成为原始宗教仪式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论“文”指“经纬天地”（《春秋传》），还是“错画”（《说文》），在礼乐文化中，后世的各种“文”如政治、宗教、哲学、经济、美学等知识门类是整合在一体之中的，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与知识秩序的建立也产生于礼乐文化中。“诗言志”、《孔子诗论》和《诗经》、《论语》都无可争议地受制于礼乐文化，也丰富、体现、传承着礼乐文化。《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礼”、“诗”、“志”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发生时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几个重要范畴。

“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开山纲领其重要性在孔子诗学开篇便得到了体现。《孔子诗论》第一简便是继续推演这一观念：“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第二十简：“其离志必有以逾也，其言有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变，人不可以‘角干’也。”在孔子看来，诗如果偏离了“志”就会有逾礼的可能，因此读诗可以纳志，遵守礼仪规范在前，符合道义在后。

这里首先要廓清“诗言志”的“志”为何意？“诗言志”一般认为产生于尧、舜时代。“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4］今人对“诗言志”的理解多依《毛诗序》和郑玄的解释，认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和“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按照现象学理论，这种解释没有还原语境，是比较含糊的。如果将“志”理解为“天意”、“天之意志”，就能够解释虞舜登基的隆重典礼为什么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因为只有传达这是天意，并且将天意反复咏唱，才能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国语·周语下》：“德音不衍，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墨子·天志篇》：“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将“志”解释为“天意”和这两段文字是相容的。［5］有学者从人类学跨文化比较视野广泛考察了诗的缘起，并逐一分析梳理了学术史上对“诗言志”研究后，指出：“诗”言寺，即“寺之言”，“寺”假借为“志”，因此诗、志通用，诗即是志。因为“寺”是祭司，也就是古代社会沟通天人的巫师长。［6］134-196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古代社会的巫师长往往就是这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即王、帝。看来“志”更可能是天意，“诗言志”时代的“诗”则是沟通天人的巫语，当然也许会具有一点“文学性”。

事实上，三代用诗是制度化的，诗、用诗是礼乐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服务于政治，采集来的民间诗歌并不是直接进入各种典礼，而是要经过雅化的制作过程。同时，还有大量“献诗”的乐歌应制。这些诗歌的内涵和价值旨趣自然受到礼乐政治的渗透和规约，从这个意义上看，采集民间诗歌除观风俗、知兴衰等为天子治国提供信息外，同时必须合礼合乐，不能“言志”的诗歌是不能进入庙堂的。三代凡举行典礼，必然要合乐、行礼、用诗，缺一不可，不同场合、不同等级的典礼其合乐、行礼、用诗也不同。据《祭统》、《明堂位》记载，天子用《颂》；据《礼记》记载，两君相见用《大雅》，大夫、士宴享用《小雅》。用礼、用诗的顺序则为，在堂上升歌完毕，奏《南陔》、《白华》、《华黍》等笙歌，间歌《鱼丽》，笙《由庚》等，最后合乐，《周南》三章，《召南》三章。

作为中国第一个诗学观，“诗言志”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现在的“文学性”观照文学的发生，也许中国文学的最初形态不只是“言志”之诗，凡情感激荡之语、“杭育杭育”都可算做文学的雏形。而中国文学理论一开始就确立了诗与“志”的同位关系，将天意（神）凝结在语言中，与降神之乐舞一起，承担起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从最初的沟通天人以保社稷到后来的符合礼乐规定的个人志向、理想，贯穿了鲜明的关怀天下意识。到孔子《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的“志”已经可以与中国文化中最复杂的“道”相提并论了，“志”的天道意味逐渐被教化的人之道所代替。正如许倬云指出的，“孔子这一次突破在于将人道普遍化了，将行之于贵族的礼乐观念普化于大众之间”［7］。当礼乐从原始宗教领域进入社会政治、典礼仪式、人生礼仪时，乐、礼与诗歌实现了广泛结合，也确立了中国“社会政治与艺术相依”［8］的文化范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取可施于礼义”，删订当时的许多诗歌，呈现给后世一部“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诗三百”。［3］1936当我们从文学本体论去阐释《诗经》时，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认为，文学就应该与音乐、政治、道德教化密不可分，诗首先是承载礼乐教化的有效工具，也是礼乐政治的有机部分，和“审乐知政”一样，“采诗”也是为了知政。

2礼、乐二要素中，乐影响产生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向神表达心意的乐是最先使人们组织成一种社会性群体的有力纽带，成为古代社会的灵魂，人们的社会整体感在集体乐舞中被强烈唤起。乐首先也主要以其特殊的音调成为沟通人神和人人的纽带。人类学研究表明，动作语极少能表现抽象概念，音调是人类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情感的最早的工具之一。人类可以采用音调极为确切地表现极为复杂的内心情绪，这种表现方式实际上是音乐性的，做到这一点“跟所使用的语言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内心的激动可以借助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的发音表现，甚至可以细致地表现”。［9］因此，乐是三皇五帝时代的重要政治形态。《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大合鬼神，作为《清角》。”黄帝之孙颛顼有《承云》之作，《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虞舜喜欢音乐歌舞，还直接从事音乐创作：“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尚书·益稷》云：“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其传曰：“韶，舜乐名，言箫，见细器之备。”这便是后来使孔子迷醉“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商代君主、国号、地名则往往以乐器来命名，说明乐也是商代的政治形态。

礼乐在上古是不可分的。但最早“事神人之事”的礼乐外在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或者说，最早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的目的诉求隐于“乐”的表现形式中。“乐”得到某种格外地突出。江文也先生言“礼”之于“乐”，犹如阴之于阳，两者密不可分。［10］为了“神人以和”的共同目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和诗必须相得益彰，“八音克谐”，因此乐的特性必然制约诗（歌词）的某些形式，如句子长短、词语发音等。能够和乐相配的诗歌便可以“永言”，反复咏唱，更易于传播，不论从和神的目的还是从教化人的功能都获得了更充沛的生命力。

鲁迅曾说，最早的诗歌是“杭育杭育”派。这即指诗歌的有调无词形态，可见最早的诗歌实际上是歌，有声无义，有调无词，当然也可以说，诗就是歌，歌的因素远远大于后世研究中重视的诗歌的语言内容意义。这也是乐能够和诗歌关联的重要原因。当然，语言文字进入诗歌，带来了“乐”内容的丰富化和确切化，形成后世习见的诗歌。如果说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那么，语言文字的进入显然为诗歌的接受带来了某种障碍，也同时逐渐使诗歌分化为有词有调直至有词无调。

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生阶段，合乐是优秀诗歌的重要标准。除了符合乐的句式，语词本身的音韵也显得十分重要。这些合乐的限制最终影响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语言。《诗经》中重言、双声、叠韵语词非常普遍，仅重言就有如：关关（雎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交交（黄鸟）、（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呦呦（鹿鸣）、泄泄（其语）、习习（谷风）、（南山）烈烈、（南山）律律、（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大车）槛槛、（和铃）央央、（我心）惨惨、（忧心）奕奕、（劳心）博博、（忧心）忡忡，等等，这样普遍的重言和《诗经》中大量出现的双声、叠韵，也许不是上古诗歌的全部面貌，其因孔子而被选入《诗经》中，对后世诗歌、汉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音乐美的追求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重言、双声、叠韵并非古代诗人的修辞匠心，而是汉语言本身的诗歌功能的再现。 “摹声作为人类最早的言语能力之表现，不仅在汉语直接催生了‘重言’模式，而且又间接地孕育了足以显示汉语诗歌潜能的另外两种模式——双声与叠韵。这三种模式的交互作用和错综组合，为汉语创作中的韵语——韵文形式奠定了音乐美的基础。”［6］376韵文以韵语为基础，而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韵语在上古时代非常发达，古人的理论著书，有全部使用韵语的，如《老子》。有部分使用韵语的，如《荀子》、《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言》等。文告和卜易铭刻等，也掺杂着韵语。［11］

汉语的韵语特点使其很容易和乐，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艺术发生形态。《诗经》中有不少明确标为“歌”的诗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韵语特征：“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夫也不良，歌以训之”（《陈风·墓门》）；“是用作歌，将母来念”（《小雅·四牡》）；“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虽曰非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等等。这些诗句的“歌”特征都表明了上古诗与乐的密切关系。

转贴于

汉语言文字是鸟兽和一般自然现象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的投射，是古人“立象尽意”的象喻思维的体现。“象”作为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特征，不同于印欧民族的文字仅是语言的机械表达，而是以“精神直接面对概念”，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dt）因此称汉字是“思想的文字”。“象”、象喻思维与汉语言发音的音乐特征一起，共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生特征。“进一步的证据则是中国人把书法视为传统艺术这一重要而人所共知的事实，以及古代文字作为权威性经典所具有的统治性影响。……由于其创造是建立在对种种‘踪迹’的观察上，中国字倾向于比任何拼音文字都更好地投射出自然的迹印，并因而揭示出语言是一个由不同符号组成的系统。”“几乎每一部中国古代文本都是一部互文（intertext），……中国的互文作为踪迹却总是引导人们回到起源，回到传统的源头，回到道与儒的伟大思想家那里。”也就是回到宇宙自然的原初和谐秩序中。这样，汉语言文字“以一种饶有趣味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可以更容易也更有效地颠覆形上等级制”。［12］对“形上等级制”的“颠覆”就是消解等级制，是“和”。

上古礼乐文化反复强调的正是“和”，乐作用于社会就是和同。《礼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庄子》外篇《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3］21-22《荀子》：“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13］28看来，汉语言发音对自然之声的“和”与书写对自然之象的“和”都具有“与天和”的伟大思想，对乐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复杂的平仄韵律，对象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奇特的立象尽意特点，二者共同构成了汉语的诗性特征。

和乐的诗歌可实现孔子“克己复礼”的教化目标。《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要求以诗感志是礼乐教育之起点，以礼制约情志是礼乐教育之主体，以乐完成情和礼的统一是礼乐教育的终点，即诗、礼、乐统一。《诗经》中选入了大量歌功颂德、赞美君主文治武功、弘扬道德美、展现道德理想的作品。在《论语》、《诗论》中，孔子都非常注重对诗做道德意义的诠释。孔子虽然也注意到了诗歌客观上具有承载科学知识的作用，但这个认识被淹没在其道德教化的根本目的中。《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除此之外，孔子还是反复强调礼乐教化。上博楚简中有《民之父母》14支简，藉孔子答子贡提问，提出为民父母之道在于“达礼乐之源”，以“至五至”，“行三亡”，“以皇于天下”。篇中尤其用力论述所谓“五至”“三亡”之道，乃是透过无形式、超越形式的心、志，使礼、乐之教于全天下。

孔子诗教要达到的目的并不停留在政治道德层面，而是更进一步追求人格独立、“天人合一”、“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境界。孔子认为，《诗经》礼乐文化熏陶培养出的文人会具有“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人格气质，而作为“道德之器械”的周礼对个人而言，也是要培养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君子，这种君子就是社会的栋梁。所以，孔子教化个人的最高标准是成就“君子”人格。因此孔子对那些只知礼乐的仪文形式而不求礼乐的形上精神的人，一再进行批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玉帛钟鼓只是礼乐的表现形式，仁才是礼乐的本质和生命所在。到后来中国另外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刘勰《文心雕龙》中，更将天文、地文、物文和人文一言以蔽之曰“道之文”，“文”并不是专指作为“心之言”的人文，“心”也不是人文之最根本的来源。换言之，不是“文言志”而是“文言道”，如此，才有“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由此可见，礼乐不仅是中国文论最为根本的论述工具（道），也是中国文论最为基本的学理逻辑：一切文都是礼乐之诗，礼乐即文之道，人文价值的高低以其距礼乐、道的远近而定。摒弃这其中过于僵化的对周礼的推崇，其所蕴涵的对理想人格的培育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诉求，正是中国文论最有生命力的承当、干预精神的体现。可以说，中国文学理论在发生时就已经规定了优秀的文学应该同时具备修身和济世救民的双重功能。

3孔子删定《诗经》并大力提倡“不学诗，无以言”，其实质是有选择地将部分诗经典化，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论家文化权威的身份自觉，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强烈的干预社会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干预社会与文学自律并不矛盾。中国学问的根本精神，“从来就强调为己之学”［14］。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是“为己之学”？就是读书做学问不是为了父母、为了邻里、为了国家、为了任何其他人其他事，只是为了让自己明善知理，成就为人，或为我之求知而求知。这与国家主义下的学术观，要求读书报国、科教兴国等等是迥然异趣的。因此孔子的济世之志实则是治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17《正始条》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孔子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其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则焉。”天下是文化概念，国家是政权概念，读书为学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非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国家兴亡，老百姓无法负责，那是施政者的责任。故庄子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嘲笑那“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是不能逍遥的小麻雀。孟子也云“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己之学，正是天下之学。也正因此，礼与乐能够阴阳相倚和谐归一，即善与美能够兼顾，艺术与教化能够并行，艺术自律与干预社会能够兼容。这正是中国文论价值观的根本特质。

中国文论推崇像君子一样尽善尽美的文学艺术，换言之，好的文学要像君子一样“天人合一”、“美善相乐”。钱钟书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指出：“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就是中国文评的特点，如《文心雕龙·附会》云：作文须‘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或什么气、骨、力、魄、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等等用来评论文章的术语，都显示着这样的特点。”［15］孔子孜孜以求地追求这种君子化的文学观。他用“比德式思维”将诗变成修身、济世、治学的基本策略和话语方式，并据此删选、裁定诗歌经典，将经典的接受日常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孔子的“比德式思维”是用拟人化眼光看待自然事物，并寻找其和人的道德品性之间的对应关系，概言之，是将自然物变成道德境界的象征。《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将山水拟人化，以山水的自然特征象征仁人君子的高尚人格境界，开儒家比德式思维之先河。在这种思维下，孔子又将“兴”奉为人格修身的起点，文学的艺术自律与社会功能据此联结。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由于兴不仅是诗歌创作修辞方法，更是引譬连类的神话思维的体现。［6］422这样的修辞方法本就来源于象征的神话思维，人和物能够自然地发生类比关系，因此中国诗歌创作中象征手法的兴盛、孔子解诗时的“比德式思维”就是自然的了，中国出现同时作为创作方法和修身之道的“兴于诗”就是必然的了。这种不同于抽象理性的思维方式“是稽古式思维定势的派生物”［6］422，又具有象征思维无限开放的特点，因此有丰富的内涵。

这种比德式思维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按德里达的观点，西方是语言中心主义者，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文字优位的文化，则强调人之用文，人就是意义的本源，文字所显示的意义，就是宇宙天地万物之意义。由此看来，中国文字、人之用文形成的文学、书法等与人生命的贯通是自然而然的；而这一切都是贯通于宇宙天地万物的“道之文”，因而应该追求合乎“道”本性的不朽：“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者，万物之奥”；“道法自然而为化”。《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儒家著名的“三不朽”中，将立人与立言（著书立说）作为到达不朽的方式。文的人化、文的不朽、文的育人、文的乐感、文的存道，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人对“不朽”之文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古代经典特别的引注发挥爱好、中国文学理论重视原典阐发、轻视个人创造的重要原因。

“诗”的经典化、日常化、修身济世意义和解诗的比德式思维，使“诗”作为文体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最终成就了诗国美誉；作为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文献中都表现出引诗用诗的特别嗜好：“考古人赋诗，据从《左传》、《国语》所获资料，自僖公二十三年至定公四年（公元前637—前505）约百年间，共赋诗六十七篇次，用诗五十八篇。计颂一，大雅六，小雅二十六，风二十五篇。计往来交际之国，共有鲁、晋、郑、宋、齐、秦、楚、卫、曹、株十国”。［16］唐诗宋词的繁荣自不必提，这种引用古诗并将其当作古代圣贤理性范本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在后来中国叙事文学出现后，小说中也往往会突然出现“有诗为证”，章回体小说的回目也俱为诗。

对诗歌的嗜好已然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审美风格，影响到中国文学理论臧否作品的审美观。即使被有些学者看作中国现代性文学起源的《红楼梦》，小说的诗化风格也迥然有异于西方小说的叙事。在《红楼梦》中，诗词歌赋随处可见，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质和诗性思维、中国哲学的全面浸润，使得《红楼梦》“天然一段风流”，中国“味道”极其醇厚。“《红楼梦》……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诗体小说。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像盐溶于水一样，无间无痕地遍及全书。它表现在情节结构的安排里，也渗透在人物性格和环境细节的描写之中。冷雨敲窗、清灯照壁、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戏彩蝶、泣残红、诗、螃蟹咏，处处是生活的真实描绘，处处是情味的挹之不尽。如果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考察，即使在以戏剧、小说擅长的西方文学里，这样抒发内在感情与反映外在生活的统一，也只是作家们不可企及的理想，还没有一部别的小说达到这样完备的高度。”［17］这段批评依据的审美标准正是对中国文学诗化风格的极力推崇。

以服务于典礼而采制的诗，以对乐的感悟来评价诗的中国开端之文论，加之对不朽之文的重视，中国文论往往极其珍惜笔墨，因此只言片语的品诗语言形成了中国文论的含糊感悟形态。在著名的孔子韶乐“尽善尽美”论之外，《孔子诗论》第二简论《颂》：“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易，其思深而远，至矣。”是论乐；第三简论《国风》：“其言文，其声善”则兼论文乐。可是后世之人却无法想像这“乐”究竟如何“安而迟”，如何“善”。再如，孔子说《诗经》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在先秦各门类知识整合于礼乐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含糊感悟形态和对不朽之文的追求与象喻思维、比德式思维一起，为文学理论的知识扩容提供了可能。新理论的诞生无需颠覆旧理论，新旧理论、各门类知识都是礼乐文化这同一棵树上不断生出的枝叶，其扩容、增殖特征和西方文论截然不同。中国后世注诗越注越多，对一些重要文学理论范畴反复研究，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以范畴为纲、抉精发微的独特面貌，真正成了“不说诗，无以言”，论证、推衍诸子与经典（今天还可以加上西方理论）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也成为其知识生产与扩展自身理论空间的基本方式。

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石，本源上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地差序格局的宇宙秩序的体现，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天然便具有对和谐秩序的诉求，这种和谐既是天人和谐，人伦和谐，审美与功用的和谐，也是理性与感性的和谐。当我们从文化互补意义上思考这些规定性，可以清醒地看到西方学术界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理性异化，因此，我们也许不必为某种“扩界论”、“终结论”盲目忧心，而应该认真研究中国文论生成、扩容、发展的自身规律，梳理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重估中国文论的价值。

［ 参 考 文 献 ］

［1］ 夏静．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1［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86.

［3］ 钱玄，等.礼记：下［M］.长沙：岳麓书社，2001：500.

［4］ 黄霖，等.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先秦至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

［5］ 顾祖钊.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7.

［6］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134－196.

［7］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8.

［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

［9］ 爱德华·B. 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0.

［10］ 江文也.孔子的乐论［M］.杨儒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11］ 王力.汉语诗律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3.

［12］ 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6.

［13］ 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21－22.

［14］ 龚鹏程.国学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15］ 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M］∥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19.

篇9

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之一，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按照传统的价值概念，价值是指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即是说，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它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以主体的需要为价值原点（出发点），以客体能否满足主体或满足的程度来确定其价值的。显然，建立在“满足主体需要”基点上的价值关系呈现一种射线状，一种单维性，即由主体指向客体。在这种理解意义上，价值关系必然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关系，那么，在宇宙万物中，人本身(具体地说，是人的需要)便成为价值的绝对尺度。换言之，宇宙万物只有相对于人才有了价值的属性，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这也是人类中心论者长期所持的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

面对全球问题日渐突出的现实，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以生命、大地，乃至以泛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人并不是价值的惟一主体，即并不是人才有主体性，自然同样具有主体性，也正是这样，自然和自然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论”的首倡者是美国生态学家罗尔斯顿。按照罗尔斯顿的看法，所谓内在价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即事物自在（initself）与自为(for itself)的价值”，自然有机体作为自维持系统，物种作为生命动力的形式，都具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指出：“自然自身的强大创造性就是其内在价值的源泉”。自然作为（生态）系统，创造着所有生命，自然的这种创造性无须借助他物。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是客观的，不能还原为人的主观偏好；人负有保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的义务，因而人类应该维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

传统的价值概念以主体（人）的偏好和欲望决定价值，把外部自然界仅仅看成一种供人“占有”、“使用”的对象。在这种价值观看来，所谓价值，就是客体(自然)对主体(人)的“意义”或“有用性”。这样，自然界就仅仅具有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例如，野生动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肉食、皮毛、蛋类或药材，森林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木材，以供人类作燃料、建房、制作各种家具、器皿、纸张或其他用品的材料。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一方面，人们对自然界采取了无节制地征服、支配、掠夺、占有和挥霍的野蛮态度，自然界是仅仅被作为人类的消费对象来对待的。另一方面，人类往往只为着自身利益去思考和行动，价值目标的追求与实现也大多以自我需要为基本标准，强调的只是对自然的权利（一是无偿占有权，二是无限索取权），自然则是为人类提供权利享受的“所在”。享受权利必须承担义务和责任，但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对自然的极端功利性，使其对自然的权利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对自然的良心、义务与责任则出奇淡漠。正如西方者马尔库塞指出：人类做到的只是“让自然为人服务”而永远不是“人道的对待自然”。原因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意识太根深蒂固了，人总是一味的企图向自然索取些什么。

当然，罗尔斯顿并未否认自然对于其他有机体和物种来说具有的工具价值。在生态系统内部，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交互生成，而生态系统整体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则具有一种超越于工具价值之上的“内在价值”。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理解的“消费价值”来说，内在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消费价值只有在人们的消费中(即对自然物的毁灭中)才能实现出来，而内在价值却只有在自然物不被消费(即存在)时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消费价值消费了，内在价值也便消失了。我们在实践中消费的，实际上不仅是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使用价值)，我们在消费其消费性价值时，连同它的内在的生存价值也一起毁掉了，这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价值论根源。反思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破坏，同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只承认自然界的消费价值、不承认内在价值是直接相关的。以人类的有用性价值标准衡量，自然界中多数物种在目前看来确无价值，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些物种对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平衡所起的内在作用，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某种微不足道的物种遭到破坏后产生的后果，相对于很多学者热衷研究社会问题而言，拯救看上去对人类无益的大自然碎片，实在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至当成千上万的生物资源灭绝之前，有时我们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我们放纵我们的改造活动，其破坏性后果超过了自然界的“生态极限”时，整个生态系统就将遭到彻底性破坏。

以系统论看来，自然客体是同人发生“现实关系”的自然物，人与自然界系统整体之间并不构成哲学思辨上的主客体关系。自然界是系统的整体，而人不过是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局部的要素而已。从逻辑上说，系统整体之中的局部要素不可能成为系统整体的主体。人不可能把自然界系统整体作为它的实践对象。因此，人只能作为自然界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要素在系统整体规律的决定下参与整体的运动。在人与自然界整体的关系中，自然界整体是决定者，作为局部要素的人是被决定者；自然界整体的规律性和动态结构的界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绝对限度。在这个关系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诚如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说，“人类的定义恰恰是现世之人与世界休戚相关之人，而非人类之人以人类自身为中心之人”。这种“现世之人”就是指现实生活中之人，而不是抽象之人。也就是说，作为现实生活中之人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与生态环境，是自然与生态环境中之人。

篇10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39-02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论断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认识,也是对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探讨的生态文明理论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观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生态文明观的基本思想,确立了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原则,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马克思的生态文明理论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科学解答的基础上,其内容博大精深,哲理意蕴深长。

1.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认为,从本体论上来说,人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分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员,人对自然具有根本的依赖性。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1]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实践。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它的存在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从而也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可能性。但是实践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同自然共生共长。 “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由此,生态文明理论认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

2.的生态文明理论从实践的高度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致性,决定了人类要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和受动性。然而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将自己从自然界提升出来,又在能动的实践中改造着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仅满足了自己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并且能同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切的伦理的关系,体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爱护和关心。人类对于环境的能动性表现为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和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预见与调节的统一。对于自然影响,“从20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2]对于社会影响,“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3],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在实践上的一致和统一。

3.的生态文明理论揭示了人类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对自然规律是一个由无知到知之,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由会利用到科学利用的过程。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人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4]恩格斯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5]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发展,人反转过来影响自然的手段也增加了。地球的表面、气候、生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他们不仅变更了动植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通死亡一起消失。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类必须同自然规律相一致。

二、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总结发达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人类智慧创造的工具和各种绝对精明的手段,无节制地向自然界攫取,在征服、改造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给自然界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温室效应、有毒化学药品危害加剧、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不可再生性资源枯竭、野生动物大量灭绝等已成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其一,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由于人口剧增和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造成森林锐减、草原退化。因大片植被被毁,不能起到有效的防风固沙作用,造成了水土流失、沙漠扩大和荒漠化,也以此导致北方许多城市每年春天的沙尘暴天气。

其二,生物多样性减少。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大量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加上人们的滥捕乱杀,物种灭绝速度正在加快。

其三,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我国占了八个,污浊的空气已经使很多居民难以见到晴朗的天空。水污染也非常厉害,大到江河湖海,小到溪流池塘,大多数已不同程度被工业废水、生活垃圾以及农药残留物等污染,造成饮用水紧张,鱼虾难以生存。

其四,人炸、能源短缺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人与环境的良性发展,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生态文明理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启示

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基本上形成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形势还相当严峻。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以下几个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要进一步认识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就意味要彻底摆脱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要求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寻求“在发展中整治生态,在生态保护中促进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之中去。

篇11

1．2“双惟”实验班的“生态性”教育生态学把教育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研究教育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规律，研究重点就是对教育生态系统的各个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生态课堂”是教育生态学的重要领域，关注影响教学过程的诸多方面所形成的网络，并对此进行剖析与理解，关注课堂内部的行为特征以及课堂外部社会因素对课堂教学的作用。这种课堂“以人为本”，关注师生共同成长、激发师生潜力、分享教学过程中的幸福快乐，营造富有生命力的“绿色”活力。“生态课堂”与传统课堂的区别在于以学生为主体，师生间、生生间合作交流、共同探究、和谐发展。学生在“生态课堂”中学习不仅仅获得的是知识，还能体会到生命的动态平衡性、生成性和可持续性。课堂环境中不只是物质环境，还有人际关系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心理环境的共同和谐发展。生态课堂追求课堂整体的“平衡”发展，构建生态课堂，就是要形成开放多样的生态课程类型，确立民主平等的生态师生关系，建立动态发展的生态评价机制，创设和谐共生的生态课堂环境。故而，“生态课堂”就是以生态的眼光、态度与方法来观察、思考、分析课堂，用生态学的原理去审视课堂，以生态的眼光、态度和方法去思考、分析和解释复杂的课堂教学问题，并以生态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其根本目标是生态课堂主体学生学习生态的建立。“生态课堂”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课堂伦理的崭新认识以及对课堂生态系统中各种相关因素的认识。其核心是对个性化的教学目的、教学过程、课堂特征和课堂维度所组成的特定环境的重视，强调课堂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从“生态的”视角而言，课堂应该具备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同时性（simultaneity）、即时性（immediacy）、不可预知性（unpredictability）、公开性（publicness）和历史性（history）等六方面的特征。所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所建构的环境给参与课堂活动的每一个成员（学生和老师）带来了压力和动力。同时，“生态课堂”强调多种关系的辩证统一，认为课堂是整体相关与动态平衡的统一、多元共存与和谐共生的统一、开放性与交互性的统一、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差异性与标准性的统一。“双惟”实验班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大学生的特点，重视课堂内外环境对大学生成长的作用。教学活动积极推广“主动式”教学方法，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将老师教与学生学有机地结合，突出主动特色。强调师生交流和同伴互助，共同进步；重视团队协作，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学习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从开学到放假，“双惟”实践班学生每天坚持晨练、晨读，从不间断，磨练出“双惟”学子坚韧的毅力。同时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开展“书香之家”读书活动，围绕“充实文化素养、强化中医信念、夯实经典理论、提高中医技能”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发展、延伸学生的专业技能。诸多“生态性”的努力唤醒了学生的力量，培养了其自我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2“双惟”实验班的素质教育目标

篇12

中图分类号：B031；D61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4

当前人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一般以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或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核心内涵，并把这种 “协调发展”或“和谐关系”解释为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能够保护自然的自觉认识和活动。这种对生态文明的解读当然不错，但却失之抽象，不够明晰，特别是缺乏对 “协调发展”或“和谐关系”的实现路径和现实目标的描述，难免有碍于人们对生态文明正确和完整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生态文明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作出新的思考和解读。

一、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是把握生态文明的坚实理论出发点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生态文明的新的理论视野。“物质变换”最初是在生物化学和生理学上来说明自然界（包括无机物和有机物）的物质循环和新陈代谢现象的，马克思借鉴了这一概念并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

在语境中“物质变换”有三重内涵：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和社会的物质变换[1]。

其中，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既包括无机界的新陈代谢，也包括有机界的无意识的新陈代谢，对于人来讲就是人的自然发生的新陈代谢，也就是“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2]87。这个过程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

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通过劳动形成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劳动构成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中介和途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劳动过程就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3]215。通过劳动，人类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另一方面又将废弃物反馈给自然界，“劳动过程就要像生命体的新陈代谢那样，不仅包括把外部东西同化的一面，还必须包括把获得的东西再排到外部的异化方面”[4]。这里的“将废弃物反馈给自然界”或“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是从广义上加以理解的，即人通过劳动或物质活动对自然界产生的物质影响。劳动过程与物质变换过程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劳动这种“有目的的活动”作为物质变换的实现途径，所以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一种自觉的、对象性的社会运动，是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3]208，当然，这一社会运动又必然以自然运动作为其前提。

社会的物质变换是指劳动产品的交换，即商品交换，“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3]125。

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是物质变换的实质。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是自然本身的必然性，即体现为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内在地包含了对这一必然性的认识和运用；另一方面，社会的物质变换，即劳动产品的交换是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必然结果，通过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人将自然物变成了劳动产品，而过剩的劳动产品通过交换变成了商品，而商品正是社会的物质变换的媒介。因此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决定了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也是由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和人的社会本质决定的。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物质变换这个概念就是指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

二、物质变换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物质变换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56，因此人类无论生活在怎样的社会形式下都不能停止物质变换过程。以物质变换的理论视野来看待人类文明，我们会发现，文明是一个合乎辩证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的物质变换模式区分着不同的文明形态，即如施密特所言：“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5]。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即前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工具较为原始，生产力较为落后，生产效率普遍不高，因此物质变换表现为：消耗的自然资源较少，生产的产品不够丰富，同时排放的废料和残渣也较少，即“低消耗-低产出-低排放”的模式。工业文明时代是大机器生产的时代，马克思生动地将大机器体系比作是“庞大的机械怪物”，它蕴含着巨大的“魔力”，造就了“现代的大工业”，使工业文明时代成为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2]277。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成百上千倍的提高，劳动产品的日益丰富，使得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消耗也成百上千倍地提高了，同时排放的废料和残渣也随之急剧增长。因此工业文明的物质变换模式表现为：“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而“高消耗”造成了资源枯竭，“高排放”带来了环境污染，这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两大基本表现。生态文明要消解生态危机必须重回“低消耗”和“低排放”，同时又能够不断发展生产，否则文明的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生态文明在物质变换上必须遵循“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模式。

怎样才能在“低消耗”和“低排放”的同时又能够做到“高产出”呢？关键是弥补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土壤肥力衰竭的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大土地所有制、工业化农业生产、强制分工、城乡对立等“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3]579，这样一来就在“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6]919，使得土地日趋贫瘠。与此同时，那些被人消费掉而不能回归土地的部分又成为了污染的源头，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 [6]115。实际上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工业生产总是以粗暴的掠夺方式对待自然，物质变化的裂缝是无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和生态文明在本质上必然相背离。因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一方面发展了生产，带来了高产出；一方面又造成了物质变换的裂缝，带来了高消耗和高排放。裂缝的存在使得工业文明不可持续，要避免和弥补裂缝，在生产力上就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不断降低消耗和排放；在生产关系上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将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限制资本的野蛮增长，引导其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和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

三、物质变换理论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及其特征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自觉地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物质变换“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文明形态。其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是生态文明的现实目标。

物质变换理论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一是自觉性。从前工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物质变换的具体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却没变，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2]562。这正是以往人类文明不自觉性的典型体现。物质变换是一种通过人类劳动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运动，工业文明只是实现了人消耗自然资源的自觉性，即人通过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巨量自然资源，来自觉地建设工业化或现代化生活；但对于人向自然排放废料和残渣这一方面，工业文明却处于自发状态，即将自然界仅仅看作是原料的碓吹睾头掀物的存放地，没有认识到人对自然的改造也就是人对自身的改造。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就在于它消除了这种自发性，将物质变换的两个方面都变成了人类自觉的实践，从而使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统一起来，使生态文明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文明，使人类真正成为自觉的“类存在物”。

多次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7]。这告诉我们，生态文明的发展之路要将自觉利用自然和自觉保护自然统一起来，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就要充分考虑如何保护自然，平衡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甚至当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发生冲突时，要将保护自然放在优先的地位上，因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

二是创新性。历史上，人类生产的不断发展总是伴随着资源消耗和废料残渣排放的不断提高。生态文明要实现“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现实目标，就决不能重复以往的老路，而只能走一条创新之路。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先污染，后治理”，认为这是被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证明过的可行之路。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要求先利用自然再保护自然，先讲效率再将公平，把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看作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在理论上，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是只有利用自然的自觉，而没有保护自然的自觉，因而仍然停留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上。在实践上，一方面，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为代价，世界公害事件（即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事件、日本富山事件、日本四日事件和日本米糠油事件）令人触目惊心，这是和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严重背离的；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已将地球的资源和环境透支使用。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威胁，这决定了我们已没有可能去重复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老路。”[8]因此，国际和国内环境都不允许我们再去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走绿色发展的创新之路。绿色发展是指保持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发展道路，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则是实现绿色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循环发展旨在强调节约资源，通过回收和再利用，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还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低碳发展旨在保护环境，通过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不断降低经济发展中对碳的依赖度，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大力开拓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将创新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之源。

三是共享性。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同时也创造了惊人的不平等。工业文明带来的高产出成果只能被少数人、少数国家所享有，大部分人、大部分国家却要为前者承担高消耗、高排放带来的种种恶果。因此，工业文明不是一种共享文明，它将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上，从文明本身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天然包含着野蛮。

生态文明所要调整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要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物质变化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也同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方面，人通过劳动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出劳动产品，并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即“社会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处于某种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之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因此生态文明的实现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变革的基础之上的，不仅要实现生产力的变革，也要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

因此生态文明所追求的“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求全员参与、全球协作，同时也要求发展成果全面共享，从而消除工业文明的野蛮性。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达成了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即《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如果说工业文明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那么生态文明则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协作，从而开创了全球共享的世界历史，因为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生存和发展基础。

共享的主体是人，共享性体现了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就我国而言，目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关键一环，生态文明的共享性将为我们促进协调发展，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是长期性。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为完成工业化先后花了百年时间。生态文明要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目标也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首先，如果以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为标志算起，那么到今天人类开始迈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还不到50年。从人类以往的文明发展进程来看，我们目前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意识也才觉醒不久，我们离建成生态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工业文明还有生命力。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工业文明还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特别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国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中工业化仍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标。

再次，资本逻辑还将长期起作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还占据着优势。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存在，资本还将长期统治世界。马克思曾经生动而深刻地将资本比作吸血鬼：“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3]269。在不断增值的逻辑下，资本情愿破坏环境来发展自己，情愿祸害别人来满足自己，情愿放弃未来以获取眼前利益。因此资本逻辑从本质来讲是反生态的，和生态文明是不相容的。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资本也可以成为我们利用的一个要素。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讲，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还离不开资本。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用宏观手段约束资本的野性，引导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利用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发展生产力，积累资金，为建设生态文明创造条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的发展也会不断创造消灭它自身的条件，最终资本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资本逻辑也会彻底丧失对世界的统治，到那时生态文明就能真正实现了。

四、结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我们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发展还不够协调，社会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我国深化改革、转变发展理念、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也为我们谋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不动摇，坚持四个全面的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不动摇，始终以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参考文献]

[1]郭剑仁.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及其当代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20020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R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韩立新.环境价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41.

[5]A・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欧力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