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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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篇2

对明代唐宋派的文学思想，21世纪前的研究重点大抵是放在对其成员主要是唐顺之和茅坤的文学主张进行论点抽绎和定性评价上，进入新世纪，则似有了两个研究路向：一，以前一时期提出的相关命题为话域，以更细致的材料梳理为基础，以更准确的流派关系认识为理据，进行新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精神的辨析、阐释和理解；二，对前一时期习以为常、几乎不加讨论的成员构成及称名缘由，进行新的梳理、厘定和阐说。对第二点，笔者以为，唐宋派是一个活动于前后七子派之间，且大部分文学主张与之针锋相对，在客观事实上存在的文学流派，只是其成员当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代表，归有光则不能算。对第一点，笔者以为尚须阐明这样两条认识：一，三人的文学思想各有相当复杂之发展历程，由于交往出现了共同性，这解释了他们共为一个文派的事实；二，三人的古文主张是在应对前七子派的余脉和后七子派的批判以及本派成员的不断争论中得以发展完善。正是批判与争论的存在，唐宋派才完善了其文学思想(主要是古文理论)的建设。

以上述思考为出发点，本文以茅坤的书信为中心，探讨唐宋派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派内派外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思想建设和现实的文派要求。派内主要是与唐顺之、蔡汝楠的争论，派外主要是与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关乎文学思想的建设，后者关乎作为文派的文坛现实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学思想建设

以王、唐、茅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学(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设大致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按王、唐、茅的顺序，三人先后从前七子派的摒弃唐宋、高扬秦汉的古文宗法，转移到包容秦汉而分外重视唐宋(主要是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为宗进到泯灭秦汉、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阶段，建立独立的主体精神，阐述严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现：王氏基本没再发展，，茅坤则继续建立其古文正统论，唐顺之则转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学。

茅坤古文思想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在派内与唐顺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争论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样，其古文主张最初也蛰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学习秦汉词句，模仿秦汉风格。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云：“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侧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与唐顺之相交后，受其影响，脱离了前此的字句模拟方式，转而习尚唐宋古文，但对唐顺之当时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汉文的策略并不满意。其《复唐荆川司谏书》云：尝闻先生谓唐之韩愈，即汉之马迁；宋之欧、曾，即唐之韩愈……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折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绕，不致冲射尖斜，斯合“龙法”。然其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秦中者也。故其为气尚雄厚，气规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毅、函以窥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诸作，其旨不悖于六经；而其风调，则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胜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断：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亦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为用，何必其尽同哉!

他以为唐顺之的策略矫枉过正，说明：第一，唐顺之尚未超越秦汉、唐宋文界限，是一种以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曾巩代替包容秦汉之司马迁的方式，可说只是为钝根人开的方便法门，带有临时的应付性质。因为它未能阐明秦汉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学习中的复杂关系，毕竟秦汉文不能简单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间仍存在价值和风格的界划。当然，这也是唐顺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思想阶段，他们首先得让大众从前七子派秦汉宗法的沉疴里挣脱出来，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写作宗尚主张：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他们则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问题的现实针对性和迫切性使得他们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设计的破绽，而这些破绽还得靠他们思想的继续前行来完善超越。在唐、茅相争时，唐也还未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于是给刚挣脱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辩驳的口实。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顺之策略中的模糊之处，而代以明确的观“龙法”。他把古文按时序划为四大块，并赋予相应的堪舆分配和价值层级在其设计中，六经、秦汉、唐宋文的价值层级和堪舆分配是固定的，决不能随便挪动。用简单的算术表示，就是：六经>秦汉>唐>宋，司马迁>韩愈>欧曾，昆仑>秦中>剑阁>金陵、吴会。因此，在茅坤看来，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两个错误：随便挪动位置；以小包大。以此为基点，他倡导的学习顺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汉至六经的上溯，决不能如唐顺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设计堪称精巧，但亦不免呆滞，于是又补充提出“神理”说，算是从前七子派脱出的成果。有此认识，他就既不满前七子派的文必马迁说，也不满王、唐的文必唐宋说，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汉唐宋之限。

大体说来，茅坤的观“龙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调，而其“神理”说趋向虚灵，近似于王、唐的独立精神，然两者的混杂，也说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汉、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门知县一》的反驳：来书论文一段甚善。虽然，秦中、剑阁、金陵、吴会之论，仆犹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发相，则谓剑阁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会之不如剑阁可也。若以精神相，则宇宙问灵秀清淑瑰杰之气，固有秦中所不能尽而发之剑阁，剑阁所不能尽而发之金陵、吴会，金陵、吴会亦不能尽而发之遐陋僻绝之乡，至于举天下之形胜亦不能尽而卒归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语山川者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苟未尝探奇穷险，一一历过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详，则犹未有得于肉眼也，而况于法眼、 

道眼者乎?愿兄且试从金陵、吴会一一而涉历之，当有无限好处耳。虽然，惧兄且以我吴人而吴语也。

此处唐氏即攻击茅坤观“龙法”说的拘泥。事实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摆脱前七子的思维模式，仍要在秦汉文和唐宋文问强作价值的高下区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观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观文，则秦汉、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强分高下，更不得以“风调”来论定。斯言虽轻，却攻击了茅坤的喻证漏洞，戳穿了其观“龙法”与“神理”说的脆弱联系。不过，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观“龙法”，却为其后来的古文正统论打下了思维基石，其“神理”说也发展成了《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的“文必求万物之情而务得其至”理论。

该书内容庞杂，归纳有如下数端：第一，从自己宦场遭贬黜的经历出发，提出要学习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一意以著书作文为业，以求名传后世，稍寄其悲愤之情；第二，在“圣学”和“达巷”之间，他选择了近于文学创作的“达巷”，提出“盖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聪明智慧操且习于其间，亦各有所近，必专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观点；第三，回顾为文历程，说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摆脱了字比句拟的模仿习惯，在和唐顺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对上述观点的认识，并以其读司马迁传记的心得，明白司马迁的伟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称这个心得乃是“此庖牺氏画卦以来相传之秘”。

蔡氏《答茅鹿门》驳议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归宿于圣学的“考德”。第一，批评茅氏树为典型的司马迁、韩愈等人，认为他们“遂多太过不安之词，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论道”的名义攻击茅氏藉以发扬的不平则鸣说；第二，集中批评司马迁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则，阐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节，而夫子汲汲于修德为先，忠信为业，为吾人安身立命之学。”第三，强调修德省心为本，立言作文为末，希望茅氏进于圣贤“至德”的心性之学。由此可见转而趋道的文章之士在选择安身立命的归宿时，却往往断绝了立言不朽的途径。

但茅坤并未放弃为文的念头，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经为准之论和“道”，走进了文章正统论的建设。观《复陈五岳廷尉书》《复陈五岳方伯书》可知其仍津津于这次“天地万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议论，以为循此，“学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则固有释氏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颇以为得千古文章之秘。这个议论引来了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的好评，以为与己见大同小异。

由上可见：第一，《与蔡书》是茅坤的古文理论超越秦汉唐宋之界的标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论决非如人们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断发展，有一个由包容秦汉到超越秦汉的过程；第三，论争对文学思想的建设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张才得以明确，理论才得以完善。

抛弃了《复唐荆川司谏书》中观“龙法”的呆滞，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渗入由“神理”说发展而来的“万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论，茅坤的古文正统论已经呼之欲出了。有多条材料表明，这个理论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经成形，并由万历七年的《唐宋家文钞》及其《论例》公诸于众，流传四海。有关的书信文献还有《文旨赠许海岳沈虹台二内翰先生》、《与沈虹台太史书》、《与徐天目宪使论文书》、《与王敬所少司寇书》、《复陈五岳方伯书》等。可见其正统论也仍然是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谓文派要求，即是一种文学思想、主张，也即话语权在古文写作层面的要求、展开和实现。对唐宋派来说，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领域，对诗歌领域他们要么归宿在七子派的诗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归宿于已形成传统的性气诗最后又放弃了文学兴趣如唐顺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逊让如茅坤，总之要求不多，现实效果也不显著，这也是我们将唐宋派定性为文派的根本依据。

如所周知，茅坤不仅是唐宋派的后劲，也是唐宋派的定名者。在唐顺之《文编》的基础上，他编辑了《唐宋家文钞》。他的两种做法向世人告白了他对七子派李、何和唐宋派王、唐的不同态度：一，在该书《总叙》，他阐述了推尊唐宋八家的理由，而显攻李、何为不知“道”、“互相剽裂”，只是“词林之雄”；二，在该书的名家批评，除自己的意见外，主要采录王、唐评语，使该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宋派之书。随着该书的广泛传播，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广为人知，七子派也因该书而大受批评。茅坤作为七子派的反对者形象就深人人心。确实早在此前，茅坤就已是七子派的坚决反对者，在很多场合，与很多人，讲了他对七子派的不满，与其时盛行的追捧阿谀大异其趣，特别醒目。后七子在嘉靖后期迅速占领文坛，成员众多，声势浩大，唐宋派一脉几乎全靠茅坤一人苦苦支撑，显得较为孤立。他与七子派的关系早已是势如水火，不可开交，你攻我讦，累见彼此笔端。茅坤斯时之显攻，不过是情绪的总爆发而已。

仔细察核茅坤一生之理论用心，主要在于古文辞正统论的建设和正统谱系的排列，此志可谓历久弥坚。其古文正统论有两个基本要素，如《答沈虹台太史》：第一，国统。国统有正有闰，传帝王之统者方称正统，其他最多只能称草莽、边陲。它由地理喻文发展而来，凝定为政治学上的正闰意义。第二，文统。文统也有正有闰，“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艺者”方能称文章之正统，在他看来，三代六经以下，只有汉、唐、宋条件皆符合。其正统谱系延伸至明代，能与于文章正统者，明初是刘基、宋濂，当代不是李、何，他们只能人“草莽”、“边陲”，当然更不是与之同时的王世贞、李攀龙，而是其素所钦敬的王慎中和唐顺之。这就与奉李、何不仅为诗歌正统也是古文正统的七子派大相径庭，口舌之争，在所难免。

但我们要说，茅坤对七子派的古文宗法及实践效果确实不满，颇多指责攻击，但：第一，在其古文正统格局里，汉文与唐宋文一样得到足够尊重，并未因汉文为七子派所提倡而强行拆除其典范地位，至于为七子派称道追摹的先秦文，如《左传》、《国语》等，他因其道理的庞杂不纯而确实排出了正统，这是两派在典范选择中最有争议的地方；第二，茅坤的指责攻击七子派只局限在古文领域，局限在与七子派抢古文的正统，对诗歌他是逊让不叠，愿意成就七子派在诗界的正统。能将这两方面意思综合表达出来的，是《复陈五岳方伯书》。陈五岳即陈文烛，与茅坤和王世贞都有很深交情。茅坤说：仆尝谬论文章之旨。如韩、欧、苏、曾、王辈，固有正统；而献吉，则弘治、正德间所尝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犹属草莽边陲，项藉以下是也。公又别论近年唐武进、王晋江以下六七公辈，亦足以与韩、欧辈并轨而驰者。……李献吉乐府歌赋与五七言古诗及近体诸什，上摹魏晋，下追大历，一洗

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独于记序碑志以下，大略其气昂，其声铿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间者；然于古之所谓“文以栽道”处，或属有间。文之气与声，固当与时高下；而其道，则六籍以来所不能间者。……故苏长公尝称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谓然邪?否邪?倘公然苏长公所云昌黎特从唐中叶起八代之衰，则崔、蔡、左、陆以下，并草莽边陲可知之矣，又何疑于献吉乎?献吉云云，如属非妄，则唐武进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当，或鸿雁相次，当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于世而自负其奇，且谓世无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谢之矣。

他称赞李梦阳诗歌各体均善，许为“百世之雄”，但就是不许给他文章正统的地位。可见茅坤在对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评价上，确实将诗歌与古文分开了。

篇3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史中的思想异类,具有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体系、探索性的文体实践、前卫且个人化色彩十足的文化观念,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废名文学作品的解读日益增多,对废名遗稿的发现整理日益完善,对废名美学价值体系的思辨日益多元,对废名的文学创作、个人生平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使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形象日益清晰丰满。

1935年,鲁迅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在导言中对废名在文学史整体中的形象作了初步概括:“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文中所选《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小说,均出自《竹林的故事》,为废名早期作品。而鲁迅作为思想与时代结合最紧密的五四作家,自然对废名在文学创作中所表露出的冷观时代、另辟蹊径从而另造思想世界的思想趋向不以为然,尤其是对废名后期作品愈加内转表示不满,批评废名的文学创作中只剩下了自我。以此发轫,中国文坛对废名小说中所表现的实验性和与众不同,开始发出了各种不同声音。比如,1936年,刘西渭(李健吾)就在《画梦录》中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以为更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五四以降,现代文学史中并不缺乏以现代西方文明来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作家,也不缺乏通过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多重压迫下农村的衰落破产与农民的生活多艰,鲁迅、彭家煌、台静农、许杰均以反传统的现代姿态对乡土社会作出各种批判,但是,唯有废名,是站在传统的视角,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传统宗法社会,有意无意的冲淡悲哀残酷的氛围,在黄发垂髫、阡陌交通中寻找传统社会中留存的人性美与自然美。在这点上,废名无疑与时代的主流唱了反调,表现出与时代作家格格不入的独立文化思考与文学关照。因此,逢增玉先生与美国学者史书美,均认为废名的小说无论在内容主题上还是文体形式上均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反现代主题,是颇有道理的。尤其是史书美以“传统中的现代”来概括废名的文体演变与思想追求表达了废名在中国文学传统内部求新求变的不懈追求,体现了废名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特征,也是颇为精当的。

而格非通过其所擅长的叙事、文体研究,也对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进行了总结与概括,并认为废名的作品是我们丰富现代文学资源、反思当代文学轨迹的重要支撑。“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格非也在其分析中提出了在叙事学及问题研究角度研究废名作品的基本方向。其一,从传统文学角度来观察废名,在传统文学的实际概念下对废名文学的思想源流进行阐释,理清脉络,廓清格局,“废名在继承中国文化和和叙事特点的同时,他多少有点极端化的尝试与探索,也丰富了这一传统。”;其二,废名文学作品与时代的互动,“废名作品侧重于表现现实或时代精神的关系,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避免作品的简单化和功利性具有相当启迪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废名的文学作品高于时代,对时代的病痛与疾苦进行了某种文学的隐喻,通过信仰、民俗的双重思考来勾勒人心,在文化高度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某种反思。所以,废名作品并不是单纯脱离时代的试验之作,而是需要研究者建立某种理论架构,建立分析废名作品与时代关系的可靠分析模型;其三,废名“为丰富汉语写作的形式表现技法、修辞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废名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脱胎于中国传统诗歌,尤其与唐人诗歌联系尤为密切,其中以景代情、以景代叙的美学特征更为明显,这种清新隽永的叙事风格与文体形式尤其值得文学研究者细致爬梳,细致辩驳,从而归纳梳理出废名文字美学特征的探索方向。

对于废名文学思想溯源,研究者大多以佛禅思想作为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进、转变的过程中,佛禅思想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维度,比如苏曼殊、丰子恺、萧乾、许地山、冰心、李叔同等等。但是若论及与佛禅思想联系最密切、研究最精深、纠结最长久、态度最真诚,则非废名莫属。陈国恩认为,废名受佛禅思想影响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辨:其一,是禅宗思想中“空诸一切”的“色空论”和废名自身对于文学作用“自娱―解脱”的目的论,满足了废名在时代激变中寻求精神安宁、消极避世的心理需求;其二是在文学叙事的角度,将禅宗之“万法尽在自心”理论应用至文学创作中,造成了废名文学作品中时间的混沌与空间的模糊,形成了片段化的美学效果;其三是深受禅宗佛法修行中“旗动、风动、心动”的机锋训练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言有尽而意无边的禅趣。而李俊国则更是认为,废名行文构句的冷峻清奇、言简意邃的语言特甜,主要来自禅宗佛法中“直观性、暗示性与顿悟性”。依笔者拙见,废名研究中的佛禅思想影响研究固然是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与增长极,但知其然尚需知所以然,若论更深层次的探讨,则尚需两个重要研究向度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便是溯源废名佛禅思想的形成。目前学界研究者对废名佛禅思想的来源多归结为三点点,其一便是废名家乡的地域文化与童年经验,其二便是自身敏感脆弱的心理气质,其三便是、周作人等五四一辈的熏陶与启示。论及具体演进过程,则多以抗战时期的经历为分割点,经历了由“观心看净”至“无相、无念、无住”的变化。其研究关注点多在其佛禅思想形成之后再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对废名与黄梅地域文化在思想上的互动缺乏专门而深入的论述。应该说,将废名与地域文化、地域气质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深化,其目的是为了凸显其背后废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将地域文化中的佛禅思想置于废名思想与佛禅思想、传统社会关系研究的前景位置,把思想研究从显性脉络转向隐性影响,抽丝剥茧,细细品读废名的佛禅思想形成,以及形成之后的诸般特征。正如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说:“我国和外国的不同情况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罗马帝国外一国的地域很小,所以地中海沿岸就不止一个洲,更不止一个国。巴尔干半岛包括了几个国家。国别研究,分开或结合,已经是地域学研究了。有的大国,如东方的印度,一国包括了十种以上有文史的语言,互相不相下。古代虽有较统一的文言,好比中国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别和地方语言分歧使规范文言不及中国汉语文言的势力大。各语言的文学自然带有地域性。”“唯有我国,汉语覆盖的面积本来很大,汉文在全国文化中的势力更大,而且一脉相传几千年,纵的历史的线不能不结合横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觉得不论外国如何,我国的汉语文学也可以有地域学研究。艺术也可以在民族的和历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金克木先生所提出的研究构想可以从近代诸多学者的研究论断中找到原型,如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刘师培。由此以降,鲁迅在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对中国乡土作家的分析更是对文学思想地域构成论做了初步的实践努力,溯源作家“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正如他在《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所言:

籍贯之都鄙,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通过此种在理论研究上合法性的构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理论基础对废名故乡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其中源自禅宗而又渗透着乡土社会世俗化的佛禅思想展开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建立废名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以佛禅思想研究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场”的研究与构建。具体分析模型试论如下:

借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从整体出发而不是部分出发的完型心理现象,可以用来阐释“文化的整合”,一方面归纳提纯黄梅地域文化中的世俗佛禅思想,描述其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将提纯的文化精髓置于废名文学创作的文本细读与历史现实之中,以求“完型”。从而重构废名精神结构中的“地域文化场”,在黄梅地域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品读中,更加合理的阐释废名文学思想中清奇悠远、亦诗亦画的禅思之气。

其二是在思辨具体问题时区分“哲学的废名”与“文学的废名”。如前所述,学界目前分析废名文学创作中佛禅思想的专著、论文不在少数,但是却有日益流于生搬硬套的概念化趋势,在具体研究中仅仅将废名所能涉及禅宗思想目录化,而后通过废名的具体文学创作图解禅宗思想条目,过于穿凿而牵强附会。废名的禅宗思想仅仅是其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向度,与之相并列的思想因素尚有传统文学的转变与儒家传统乡土观等等,期间不乏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思想因素,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废名在具体创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立场与思想态度,至于具体的思想影响研究,更应慎之又慎,区别对待。而作为“哲学的废名”,则是用来指代《阿赖耶识论》中所表露废名对于禅宗理论的思考。抗战时期,废名避难黄梅。既是其文学思想的转变时期,也是其佛禅思想的转变时期。在这期间,废名创作《阿赖耶识论》,具体阐述其对于佛禅的认识并将其初步体系化,而后又通过发表于《世间解》杂志上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将其佛禅思想逐步完善化,主张“佛教的因果是说体的,世人的因果是说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并不是可以完全融入近现代中国禅宗研究中的,而是带有其自身强烈的人文化色彩与个人化色彩;同时,也要注意,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于以熊十力为代表的近代“唯科学主义”以及“进化论”辩论基础上的,认为“中国的几派人都是中了进化论的毒”、“佛家的真实是示人以‘相对论’”,这就给我们对废名佛禅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先天参照谱系,即能够通过比照中国近现代“唯科学主义”的演变,来观照废名佛禅思想体系的立论、驳论、概念构成、价值体系以及思维逻辑等一系列思想研究命题,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学界有深度探讨的范例之作。这不能不说是废名研究中的一大缺漏。

废名研究的另外两个研究热点便是小说中的诗化创作与诗歌研究。“诗化”概念是废名小说创作中最为鲜明的文体特征,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主要学术关注点有四:其一,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灌婴即认为废名的文学创作“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想的写象。”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以此为题不断进行学术拓展(具体研究成果我会在后文分章详论时涉及);其二,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得益于其自觉借鉴中国传统诗歌的以景代情的写作手法,以简洁、凝练的文字将读者带入唯美的阅读体验当中,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其三,废名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文人小说特征,具有笔记小说的基本特点,最明显的便是其小说创作中表露出的“互文性”特征。在小说创作中,废名有意将“互文性”作为自身文学实践中的标志性审美价值与叙事手法,在涉及文化背景时,常常抛开小说的人物刻画与主线情节,嵌入一个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或诗歌、或古文、或民谣、或方言、或历史、或外文、或戏曲,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人与讲评人“声口”的互换,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魅力;最后,便是废名创作中的“晦涩性”。周作人就评价废名作品“晦涩”,“晦涩的原因普遍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是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而陈建军则认为废名小说创作中的晦涩主要来自其“文学即梦”的文学创作观。

与废名小说中的“晦涩”研究相同,在废名的诗歌研究中的“晦涩”同样引起关注诗歌研究的众多学人的探讨,其成因众说纷纭。刘半农在日记中即评鉴废名的诗歌“有短诗数首,无一首可解。”,自此,“难读”、“难懂”便成了废名诗歌的标签。孙玉石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中认为废名的诗歌是一只“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而如何开启这“黑箱”,学人亦是各辟蹊径。朱光潜认为,深入的理解废名诗歌背后的文学思想构成与文化意识背景,是品读废名诗歌的不二法门,“废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而蒋成则认为理解废名的诗歌创作,“不应限于‘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读法,有必要对诗歌本体,即对诗的语言、结构、意象、和体式进行研究。”,即主张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将废名诗歌纳入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研究之中。与蒋成主张构建理论分析模型的主张不同,冯建男依然主张体悟式的研究方法,“读废名诗,第一要求解,第二要不求甚解。求解是基础,不求甚解是超脱。”而体悟的对象与手段便是“禅中求禅”,运用禅宗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废名诗歌中的禅意,“废名诗歌就是禅家的静观、心像、顿悟、机锋,与李商隐温庭筠词的感觉,幻想、色彩、意象的现代化的融合。”持此观点的还有王泽龙,认为“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还认为“废名以禅入诗,并非就是以诗写禅,与传统禅诗中追求的那种水中月、镜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境与诗思特征依然有别。”。

在我看来,对于废名诗歌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废名诗歌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研究基础之上。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诗人身份而著书立说,阐明自身对于新诗理解并将其理论化的,只有废名先生一人,著作也仅有《谈新诗》一部。在书中,废名先生系统阐释了“五四”以降而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较有影响的新诗作者及其代表作,细致梳理其脉络,深入探讨其得失,进而提出新诗“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等新诗审美价值体系,既有继承中国传统诗歌审美特征一面,也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传统在自身的转变过程中所体现的现代性色彩。但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尚无专门论述废名新诗理论的专著付梓,其新诗理论体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尚欠公正而明确的定位。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似乎陷入了重理论而轻品读的怪圈,西方的诸种文艺理论思潮、哲学概念阐释、美学观念体系,都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找到对应的具体研究。这种趋势一方面有利于学界以更加开阔的思路来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的成败得失,有利于以更多维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嬗变转折,有利于以更长的时态来考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变化,但是,伴随而来,也会使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与叙述产生某种空白与残缺。基于上述思考,我在选择废名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希冀把自己的关注点着重放在被各种理论所忽略的历史细节,并尽可能以一种后来者的超越姿态来叙述、勾勒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力图归纳废名先生文学思想各因素的价值体系与特征,梳理各因素之间复杂而纠结的脉络关系。当然,我始终坚持,作家的文学思想研究不会完全符合理论研究框架,也不必追求古建筑修建一般的“磨砖对缝”,打磨现实存在的思想棱角,强行归纳进既有理论体系,既不符合历史现实,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譬如,废名与周氏兄弟之间在文艺理论上的继承与争辩,在现实人生中的影响与纠结是废名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环,依然需要进行“知人论世”式的整理思辨,针对学界现有废名研究的某些问题,钓沉某些历史细节,丰满人物思想,认识其复杂性与多面性,使文学思想研究避免掉入某些历史主义的窠臼,能为文学史研究进行某种丰富,不枉废名先生晚年独立北国边陲憔悴心力。

对废名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主要聚焦于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思潮时所采取的思想反应,进而探讨在他思想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文学价值观在西潮汹涌和时代沧桑的双重变奏下的调整和嬗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理查德.罗蒂曾经对“文学”做过这样的当代思考:“‘文学’一词现在所涵盖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只要一本书有可能具备道德相关性――有可能转变一个人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学的书。这与该书是否具备‘文学性质’毫不相关。现在文学批评家不再从事所谓‘文学性质’的发掘和阐述,而应该建设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建议如何缓和这传统中的压力,或如有必要,加剧这些张力――来促进人们的道德反省。”文学与思想维度的多样性、道德价值准则的差异变迁、文化自身的沿革与转变等“文学之外”的关系日益密切,也在另一个方面导致了文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从馆阁之内进入红尘之内,孰是孰非,暂且不论,这种变化的本身使文学有可能成为当代人对历史与社会产生“了解之同情”的最佳管道,在某一方面象征了世情、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不断变化。所以,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问题也就成了如何把握这已不似文学的“文学”,如何从百絮千头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主要脉络,进而对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模式、道德判断、价值标准、审美趣味进行我们自己的阐释,进而对当下进行某种理解之上的批评与总结。一得之愚,我对废名先生文学思想的研究便是如此,希冀通过对传主精神世界的梳理,打开一个观察其时文人思想嬗变的窗子,勾勒并总结其对于文学观的思想特征与美学观念,探讨在西潮东渐、东学式微的时代大背景下各种思想激荡在个人层面的冲突、妥协、理解与融合,揭橥传统的文学观念、价值标准在历时性时段中的调整与嬗变,如何应对挑战、求存求变。可以说,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特立独行,宛如长衫料峭,地处边远、观察中央的传统文人的背影,留给我们太多思考的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就是废名先生个人的“思想史研究”,在“如何思想”这个命题上进入废名的思想世界与美学世界,研究他对于时代、知识、人生、世情、人心、自然、信仰的理解;研究他表达自身思想、理解概念和构成思想概念的命题、立论、体验、论证乃至最后结论的文学作品;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对他作品所产生的各种阐释以及历代前辈研究者通过对废名作品的解读、与废名思想对话而产生的新的思想;研究废名在其时语境下对美学、价值、理论、信仰的建构方式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废名对于社会文化的思想、认识是如何形成、前进、调整、嬗变、增长,从而使我们后来人能够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来看这个世界,意识到我们并不是白手起家,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面对时代冲击时我们并不孤独。以此发轫,从而在吸收前人经验与认识的基础上回应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使我们的思想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声音,展示我们思想前进的步伐以及我们如何前行。不仅如此,在另一方面来说,带着以上的命题来进行废名文学思想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以释道儒思想为核、以世俗社会为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思维特征,他们在嬗变过程中抛弃了哪些文化模块,又吸收了哪些文化因子,哪些美学观点在面对西潮冲击时被彻底瓦解,哪些又经过“创造性转变”而历久弥存,焕发出新的光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以废名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思想被冲击、洗礼之后,其重生的思想文化核心和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进步,能够起到哪些规范性作用,进而在整体上理解我们这个文明以及其传统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对于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与关于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的讨论产生某种密切的联系。新世纪以来,学界通过翻译、引进乃至西方学者直接参与中国研究,形成以现代性讨论、诗学讨论、思想史讨论、文化史讨论为特征的新一轮思想激荡,这种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的引进,拓宽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也激活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动力。作为以思想表述为主要目的的文学研究,概莫能外。例如,由于现代化理论、韦伯理论、东亚文化研究在学界内的受关注度的持续提高,“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化”这样的命题开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衍生出了文学传统中对西方文学思想的回应、文学传统中的宗教意识与西方基督教思想对话、文学传统对现代性的态度、文学传统与现代西方伦理学价值、自由主义以至人权思想,等等。但是,我在这里要表达的观点就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不能脱离作家、时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不能为了理论表述的完美而把史料的爬梳、“移情”式的美学理解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应该注重学理思辨,在现代哲学、文学的视野中分析与把握作家的文学思想,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注重所研究作家在时代背景下的精神追究、哲学思考、价值理想与人生体验,并在此研究基础上,适度的通过与西方学术理论思想的对话,展开比较研究,从而把对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引向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运用以上方式进行本文研究与推理的同时,仍然希望能够把握作家的文学文本与思想文本,在我看来,无论对作家、作品乃至思想、时代作出何种解释,这种关联研究中的文本,仍然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的基础。没有文本的深度研究、对文本不做深入分析的研究,基本属于浮光掠影式的概念堆砌,难免沦为某一理论的可有可无的垫脚石或某一先贤命题的应声虫,无法做出扎实的学术研究,无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做出某种实质贡献,更谈不上文学研究的学科性与学术性。

做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其研究目标必是其思想,而研究的基础确是文学,是上文中提到的经典性作品。这种研究与全景式的纪传研究不同,后者固然可以通过对传主某一方面的人生体验、思想观念、观念价值的提纲挈领来勾勒其某一方面的精神形象和人生经验,但还是要尽可能关照伴随而来的传主人生经验中的枝节藤蔓,形成多角度,多方向的研究体系,从而提供比较真实客观且富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而文学思想研究在一开始就设定了其主要研究范畴,规定了以传主所表达、所阐释思想观念为主要聚焦方向。具体说来,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其一,现代作家文学思想研究,并非经过深耕细作的田园,依然有相当的学术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从文学本体论的维度出发,对文学进行某种内部观察,总结整理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特征、标准、外延、内涵、文体、心态、功能等的认识与理解,以期在总体上把握现代作家的文学观、文章观、文体观,进而了解时代的文化观。以废名为例,其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表现出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与个性色彩,更在于在其文学观中所体现出的某种中国传统思想观与文学观在西方思想的酶化作用下发展方向的某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并不是后来者在当代文学思想与当代文化理论语境比照下的总结归纳的比较文学研究结果,而是其本身思想的诸种特征在时代变奏下自身进化使然。

其二,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不同,废名在思想方式上呈现“独语”的特征,与时代话语主题的交集较少,多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寻求避世的“桃花源”。而在寻求的过程中又呈现多层次、双层面得思维特点:一方面是作家寻求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融合,在山水田园的牧歌中使自身的美学体验与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作者在进行美学探索的同时,又经历着现代社会的喧嚣与不可知、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蚕食、传统社会中宗法观念的残酷等现实体验,不可避免的陷入精神上孤寂落寞、信仰上凋零漂泊、文化上无宗可依的痛苦,于是,一方面,作家需要用传统文明理想中的美感和圆满来抵御现代文明带来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现代文明的火把来照亮现实乡土社会的残酷黑暗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信仰与现实之间、文明与蒙昧之间――精神撕裂的痛苦,莫过于此。

其三,历史宛如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总是把相同的历史命题和文化选择一次又一次的交到我们手中,但是“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这一次”与“上一次”之间,相同文化选择再次出现时,已经历了太多概念的替换、思想的曲折和价值的位移,这都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对期间的细微变化有一种敏感的发现和理性的思辨。作为作家个人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常人的思想观念也常随时代话语、社会思潮、知识结构、价值体系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何况是素以敏感、细腻著称的诗化文人,常常出现“回望来时路,不知身何处”的情况,这就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传主思想的“时态”变化,通过对作家在文本中表达的文化意识、审美特征、思想体系的历时性思辨,探讨并归纳其思想变化的某些轨迹,从而透视一代文人的思想变迁,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种种趋向做出某种自己的认识。这种归纳与总结无异于梳理麻絮,将一团麻的活动渐行归纳出几条合乎历史现实与文化演变逻辑的轨道,同时也需要通过融化现代哲学理论与社会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交叉研究与复合,其学术成果也应是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但我限于学识所限,所作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高山仰止,留待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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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史中的思想异类，具有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体系、探索性的文体实践、前卫且个人化色彩十足的文化观念，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废名文学作品的解读日益增多，对废名遗稿的发现整理日益完善，对废名美学价值体系的思辨日益多元，对废名的文学创作、个人生平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使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形象日益清晰丰满。

1935年，鲁迅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在导言中对废名在文学史整体中的形象作了初步概括:“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文中所选《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小说，均出自《竹林的故事》，为废名早期作品。而鲁迅作为思想与时代结合最紧密的五四作家，自然对废名在文学创作中所表露出的冷观时代、另辟蹊径从而另造思想世界的思想趋向不以为然，尤其是对废名后期作品愈加内转表示不满，批评废名的文学创作中只剩下了自我。以此发轫，中国文坛对废名小说中所表现的实验性和与众不同，开始发出了各种不同声音。比如，1936年，刘西渭(李健吾)就在《画梦录》中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以为更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五四以降，现代文学史中并不缺乏以现代西方文明来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作家，也不缺乏通过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多重压迫下农村的衰落破产与农民的生活多艰，鲁迅、彭家煌、台静农、许杰均以反传统的现代姿态对乡土社会作出各种批判，但是，唯有废名，是站在传统的视角，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传统宗法社会，有意无意的冲淡悲哀残酷的氛围，在黄发垂髫、阡陌交通中寻找传统社会中留存的人性美与自然美。在这点上，废名无疑与时代的主流唱了反调，表现出与时代作家格格不入的独立文化思考与文学关照。因此，逢增玉先生与美国学者史书美，均认为废名的小说无论在内容主题上还是文体形式上均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反现代主题，是颇有道理的。尤其是史书美以“传统中的现代”来概括废名的文体演变与思想追求表达了废名在中国文学传统内部求新求变的不懈追求，体现了废名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特征，也是颇为精当的。

而格非通过其所擅长的叙事、文体研究，也对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进行了总结与概括，并认为废名的作品是我们丰富现代文学资源、反思当代文学轨迹的重要支撑。“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格非也在其分析中提出了在叙事学及问题研究角度研究废名作品的基本方向。其一，从传统文学角度来观察废名，在传统文学的实际概念下对废名文学的思想源流进行阐释，理清脉络，廓清格局，“废名在继承中国文化和和叙事特点的同时，他多少有点极端化的尝试与探索，也丰富了这一传统。”;其二，废名文学作品与时代的互动，“废名作品侧重于表现现实或时代精神的关系，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避免作品的简单化和功利性具有相当启迪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废名的文学作品高于时代，对时代的病痛与疾苦进行了某种文学的隐喻，通过信仰、民俗的双重思考来勾勒人心，在文化高度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某种反思。所以，废名作品并不是单纯脱离时代的试验之作，而是需要研究者建立某种理论架构，建立分析废名作品与时代关系的可靠分析模型;其三，废名“为丰富汉语写作的形式表现技法、修辞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废名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脱胎于中国传统诗歌，尤其与唐人诗歌联系尤为密切，其中以景代情、以景代叙的美学特征更为明显，这种清新隽永的叙事风格与文体形式尤其值得文学研究者细致爬梳，细致辩驳，从而归纳梳理出废名文字美学特征的探索方向。

对于废名文学思想溯源，研究者大多以佛禅思想作为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进、转变的过程中，佛禅思想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维度，比如苏曼殊、丰子恺、萧乾、许地山、冰心、李叔同等等。但是若论及与佛禅思想联系最密切、研究最精深、纠结最长久、态度最真诚，则非废名莫属。陈国恩认为，废名受佛禅思想影响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辨:其一，是禅宗思想中“空诸一切”的“色空论”和废名自身对于文学作用“自娱—解脱”的目的论，满足了废名在时代激变中寻求精神安宁、消极避世的心理需求;其二是在文学叙事的角度，将禅宗之“万法尽在自心”理论应用至文学创作中，造成了废名文学作品中时间的混沌与空间的模糊，形成了片段化的美学效果;其三是深受禅宗佛法修行中“旗动、风动、心动”的机锋训练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言有尽而意无边的禅趣。而李俊国则更是认为，废名行文构句的冷峻清奇、言简意邃的语言特甜，主要来自禅宗佛法中“直观性、暗示性与顿悟性”。依笔者拙见，废名研究中的佛禅思想影响研究固然是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与增长极，但知其然尚需知所以然，若论更深层次的探讨，则尚需两个重要研究向度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便是溯源废名佛禅思想的形成。目前学界研究者对废名佛禅思想的来源多归结为三点点，其一便是废名家乡的地域文化与童年经验，其二便是自身敏感脆弱的心理气质，其三便是、周作人等五四一辈的熏陶与启示。论及具体演进过程，则多以抗战时期的经历为分割点，经历了由“观心看净”至“无相、无念、无住”的变化。其研究关注点多在其佛禅思想形成之后再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对废名与黄梅地域文化在思想上的互动缺乏专门而深入的论述。应该说，将废名与地域文化、地域气质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深化，其目的是为了凸显其背后废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将地域文化中的佛禅思想置于废名思想与佛禅思想、传统社会关系研究的前景位置，把思想研究从显性脉络转向隐性影响，抽丝剥茧，细细品读废名的佛禅思想形成，以及形成之后的诸般特征。正如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说:“我国和外国的不同情况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罗马帝国外一国的地域很小，所以地中海沿岸就不止一个洲，更不止一个国。巴尔干半岛包括了几个国家。国别研究，分开或结合，已经是地域学研究了。有的大国，如东方的印度，一国包括了十种以上有文史的语言，互相不相下。古代虽有较统一的文言，好比中国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别和地方语言分歧使规范文言不及中国汉语文言的势力大。各语言的文学自然带有地域性。”“唯有我国，汉语覆盖的面积本来很大，汉文在全国文化中的势力更大，而且一脉相传几千年，纵的历史的线不能不结合横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觉得不论外国如何，我国的汉语文学也可以有地域学研究。艺术也可以在民族的和历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金克木先生所提出的研究构想可以从近代诸多学者的研究论断中找到原型，如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刘师培。由此以降，鲁迅在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对中国乡土作家的分析更是对文学思想地域构成论做了初步的实践努力，溯源作家“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正如他在《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所言:

籍贯之都鄙，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通过此种在理论研究上合法性的构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理论基础对废名故乡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其中源自禅宗而又渗透着乡土社会世俗化的佛禅思想展开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建立废名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以佛禅思想研究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场”的研究与构建。具体分析模型试论如下:

借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从整体出发而不是部分出发的完型心理现象，可以用来阐释“文化的整合”，一方面归纳提纯黄梅地域文化中的世俗佛禅思想，描述其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将提纯的文化精髓置于废名文学创作的文本细读与历史现实之中，以求“完型”。从而重构废名精神结构中的“地域文化场”，在黄梅地域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品读中，更加合理的阐释废名文学思想中清奇悠远、亦诗亦画的禅思之气。

其二是在思辨具体问题时区分“哲学的废名”与“文学的废名”。如前所述，学界目前分析废名文学创作中佛禅思想的专著、论文不在少数，但是却有日益流于生搬硬套的概念化趋势，在具体研究中仅仅将废名所能涉及禅宗思想目录化，而后通过废名的具体文学创作图解禅宗思想条目，过于穿凿而牵强附会。废名的禅宗思想仅仅是其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向度，与之相并列的思想因素尚有传统文学的转变与儒家传统乡土观等等，期间不乏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思想因素，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废名在具体创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立场与思想态度，至于具体的思想影响研究，更应慎之又慎，区别对待。而作为“哲学的废名”，则是用来指代《阿赖耶识论》中所表露废名对于禅宗理论的思考。抗战时期，废名避难黄梅。既是其文学思想的转变时期，也是其佛禅思想的转变时期。在这期间，废名创作《阿赖耶识论》，具体阐述其对于佛禅的认识并将其初步体系化，而后又通过发表于《世间解》杂志上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将其佛禅思想逐步完善化，主张“佛教的因果是说体的，世人的因果是说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并不是可以完全融入近现代中国禅宗研究中的，而是带有其自身强烈的人文化色彩与个人化色彩;同时，也要注意，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于以熊十力为代表的近代“唯科学主义”以及“进化论”辩论基础上的，认为“中国的几派人都是中了进化论的毒”、“佛家的真实是示人以‘相对论’”，这就给我们对废名佛禅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先天参照谱系，即能够通过比照中国近现代“唯科学主义”的演变，来观照废名佛禅思想体系的立论、驳论、概念构成、价值体系以及思维逻辑等一系列思想研究命题，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学界有深度探讨的范例之作。这不能不说是废名研究中的一大缺漏。

废名研究的另外两个研究热点便是小说中的诗化创作与诗歌研究。“诗化”概念是废名小说创作中最为鲜明的文体特征，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主要学术关注点有四:其一，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灌婴即认为废名的文学创作“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想的写象。”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以此为题不断进行学术拓展(具体研究成果我会在后文分章详论时涉及);其二，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得益于其自觉借鉴中国传统诗歌的以景代情的写作手法，以简洁、凝练的文字将读者带入唯美的阅读体验当中，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其三，废名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文人小说特征，具有笔记小说的基本特点，最明显的便是其小说创作中表露出的“互文性”特征。在小说创作中，废名有意将“互文性”作为自身文学实践中的标志性审美价值与叙事手法，在涉及文化背景时，常常抛开小说的人物刻画与主线情节，嵌入一个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或诗歌、或古文、或民谣、或方言、或历史、或外文、或戏曲，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人与讲评人“声口”的互换，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魅力;最后，便是废名创作中的“晦涩性”。周作人就评价废名作品“晦涩”，“晦涩的原因普遍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是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而陈建军则认为废名小说创作中的晦涩主要来自其“文学即梦”的文学创作观。

与废名小说中的“晦涩”研究相同，在废名的诗歌研究中的“晦涩”同样引起关注诗歌研究的众多学人的探讨，其成因众说纷纭。刘半农在日记中即评鉴废名的诗歌“有短诗数首，无一首可解。”，自此，“难读”、“难懂”便成了废名诗歌的标签。孙玉石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中认为废名的诗歌是一只“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而如何开启这“黑箱”，学人亦是各辟蹊径。朱光潜认为，深入的理解废名诗歌背后的文学思想构成与文化意识背景，是品读废名诗歌的不二法门，“废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而蒋成则认为理解废名的诗歌创作，“不应限于‘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读法，有必要对诗歌本体，即对诗的语言、结构、意象、和体式进行研究。”，即主张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将废名诗歌纳入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研究之中。与蒋成主张构建理论分析模型的主张不同，冯建男依然主张体悟式的研究方法，“读废名诗，第一要求解，第二要不求甚解。求解是基础，不求甚解是超脱。”而体悟的对象与手段便是“禅中求禅”，运用禅宗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废名诗歌中的禅意，“废名诗歌就是禅家的静观、心像、顿悟、机锋，与李商隐温庭筠词的感觉，幻想、色彩、意象的现代化的融合。”持此观点的还有王泽龙，认为“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还认为“废名以禅入诗，并非就是以诗写禅，与传统禅诗中追求的那种水中月、镜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境与诗思特征依然有别。”。

在我看来，对于废名诗歌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废名诗歌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研究基础之上。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诗人身份而著书立说，阐明自身对于新诗理解并将其理论化的，只有废名先生一人，著作也仅有《谈新诗》一部。在书中，废名先生系统阐释了“五四”以降而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较有影响的新诗作者及其代表作，细致梳理其脉络，深入探讨其得失，进而提出新诗“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等新诗审美价值体系，既有继承中国传统诗歌审美特征一面，也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传统在自身的转变过程中所体现的现代性色彩。但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尚无专门论述废名新诗理论的专著付梓，其新诗理论体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尚欠公正而明确的定位。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似乎陷入了重理论而轻品读的怪圈，西方的诸种文艺理论思潮、哲学概念阐释、美学观念体系，都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找到对应的具体研究。这种趋势一方面有利于学界以更加开阔的思路来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的成败得失，有利于以更多维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嬗变转折，有利于以更长的时态来考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变化，但是，伴随而来，也会使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与叙述产生某种空白与残缺。基于上述思考，我在选择废名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希冀把自己的关注点着重放在被各种理论所忽略的历史细节，并尽可能以一种后来者的超越姿态来叙述、勾勒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力图归纳废名先生文学思想各因素的价值体系与特征，梳理各因素之间复杂而纠结的脉络关系。当然，我始终坚持，作家的文学思想研究不会完全符合理论研究框架，也不必追求古建筑修建一般的“磨砖对缝”，打磨现实存在的思想棱角，强行归纳进既有理论体系，既不符合历史现实，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譬如，废名与周氏兄弟之间在文艺理论上的继承与争辩，在现实人生中的影响与纠结是废名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环，依然需要进行“知人论世”式的整理思辨，针对学界现有废名研究的某些问题，钓沉某些历史细节，丰满人物思想，认识其复杂性与多面性，使文学思想研究避免掉入某些历史主义的窠臼，能为文学史研究进行某种丰富，不枉废名先生晚年独立北国边陲憔悴心力。

对废名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主要聚焦于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思潮时所采取的思想反应，进而探讨在他思想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文学价值观在西潮汹涌和时代沧桑的双重变奏下的调整和嬗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理查德.罗蒂曾经对“文学”做过这样的当代思考:“‘文学’一词现在所涵盖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只要一本书有可能具备道德相关性——有可能转变一个人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学的书。这与该书是否具备‘文学性质’毫不相关。现在文学批评家不再从事所谓‘文学性质’的发掘和阐述，而应该建设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建议如何缓和这传统中的压力，或如有必要，加剧这些张力——来促进人们的道德反省。”文学与思想维度的多样性、道德价值准则的差异变迁、文化自身的沿革与转变等“文学之外”的关系日益密切，也在另一个方面导致了文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从馆阁之内进入红尘之内，孰是孰非，暂且不论，这种变化的本身使文学有可能成为当代人对历史与社会产生“了解之同情”的最佳管道，在某一方面象征了世情、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不断变化。所以，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问题也就成了如何把握这已不似文学的“文学”，如何从百絮千头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主要脉络，进而对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模式、道德判断、价值标准、审美趣味进行我们自己的阐释，进而对当下进行某种理解之上的批评与总结。一得之愚，我对废名先生文学思想的研究便是如此，希冀通过对传主精神世界的梳理，打开一个观察其时文人思想嬗变的窗子，勾勒并总结其对于文学观的思想特征与美学观念，探讨在西潮东渐、东学式微的时代大背景下各种思想激荡在个人层面的冲突、妥协、理解与融合，揭橥传统的文学观念、价值标准在历时性时段中的调整与嬗变，如何应对挑战、求存求变。可以说，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特立独行，宛如长衫料峭，地处边远、观察中央的传统文人的背影，留给我们太多思考的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就是废名先生个人的“思想史研究”，在“如何思想”这个命题上进入废名的思想世界与美学世界，研究他对于时代、知识、人生、世情、人心、自然、信仰的理解;研究他表达自身思想、理解概念和构成思想概念的命题、立论、体验、论证乃至最后结论的文学作品;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对他作品所产生的各种阐释以及历代前辈研究者通过对废名作品的解读、与废名思想对话而产生的新的思想;研究废名在其时语境下对美学、价值、理论、信仰的建构方式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废名对于社会文化的思想、认识是如何形成、前进、调整、嬗变、增长，从而使我们后来人能够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来看这个世界，意识到我们并不是白手起家，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面对时代冲击时我们并不孤独。以此发轫，从而在吸收前人经验与认识的基础上回应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使我们的思想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声音，展示我们思想前进的步伐以及我们如何前行。不仅如此，在另一方面来说，带着以上的命题来进行废名文学思想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以释道儒思想为核、以世俗社会为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思维特征，他们在嬗变过程中抛弃了哪些文化模块，又吸收了哪些文化因子，哪些美学观点在面对西潮冲击时被彻底瓦解，哪些又经过“创造性转变”而历久弥存，焕发出新的光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以废名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思想被冲击、洗礼之后，其重生的思想文化核心和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进步，能够起到哪些规范性作用，进而在整体上理解我们这个文明以及其传统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对于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与关于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的讨论产生某种密切的联系。新世纪以来，学界通过翻译、引进乃至西方学者直接参与中国研究，形成以现代性讨论、诗学讨论、思想史讨论、文化史讨论为特征的新一轮思想激荡，这种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的引进，拓宽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也激活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动力。作为以思想表述为主要目的的文学研究，概莫能外。例如，由于现代化理论、韦伯理论、东亚文化研究在学界内的受关注度的持续提高，“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化”这样的命题开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衍生出了文学传统中对西方文学思想的回应、文学传统中的宗教意识与西方基督教思想对话、文学传统对现代性的态度、文学传统与现代西方伦理学价值、自由主义以至人权思想，等等。但是，我在这里要表达的观点就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不能脱离作家、时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不能为了理论表述的完美而把史料的爬梳、“移情”式的美学理解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应该注重学理思辨，在现代哲学、文学的视野中分析与把握作家的文学思想，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注重所研究作家在时代背景下的精神追究、哲学思考、价值理想与人生体验，并在此研究基础上，适度的通过与西方学术理论思想的对话，展开比较研究，从而把对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引向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运用以上方式进行本文研究与推理的同时，仍然希望能够把握作家的文学文本与思想文本，在我看来，无论对作家、作品乃至思想、时代作出何种解释，这种关联研究中的文本，仍然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的基础。没有文本的深度研究、对文本不做深入分析的研究，基本属于浮光掠影式的概念堆砌，难免沦为某一理论的可有可无的垫脚石或某一先贤命题的应声虫，无法做出扎实的学术研究，无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做出某种实质贡献，更谈不上文学研究的学科性与学术性。

做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其研究目标必是其思想，而研究的基础确是文学，是上文中提到的经典性作品。这种研究与全景式的纪传研究不同，后者固然可以通过对传主某一方面的人生体验、思想观念、观念价值的提纲挈领来勾勒其某一方面的精神形象和人生经验，但还是要尽可能关照伴随而来的传主人生经验中的枝节藤蔓，形成多角度，多方向的研究体系，从而提供比较真实客观且富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而文学思想研究在一开始就设定了其主要研究范畴，规定了以传主所表达、所阐释思想观念为主要聚焦方向。具体说来，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其一，现代作家文学思想研究，并非经过深耕细作的田园，依然有相当的学术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从文学本体论的维度出发，对文学进行某种内部观察，总结整理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特征、标准、外延、内涵、文体、心态、功能等的认识与理解，以期在总体上把握现代作家的文学观、文章观、文体观，进而了解时代的文化观。以废名为例，其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表现出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与个性色彩，更在于在其文学观中所体现出的某种中国传统思想观与文学观在西方思想的酶化作用下发展方向的某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并不是后来者在当代文学思想与当代文化理论语境比照下的总结归纳的比较文学研究结果，而是其本身思想的诸种特征在时代变奏下自身进化使然。

其二，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不同，废名在思想方式上呈现“独语”的特征，与时代话语主题的交集较少，多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寻求避世的“桃花源”。而在寻求的过程中又呈现多层次、双层面得思维特点:一方面是作家寻求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融合，在山水田园的牧歌中使自身的美学体验与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作者在进行美学探索的同时，又经历着现代社会的喧嚣与不可知、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蚕食、传统社会中宗法观念的残酷等现实体验，不可避免的陷入精神上孤寂落寞、信仰上凋零漂泊、文化上无宗可依的痛苦，于是，一方面，作家需要用传统文明理想中的美感和圆满来抵御现代文明带来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现代文明的火把来照亮现实乡土社会的残酷黑暗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信仰与现实之间、文明与蒙昧之间——精神撕裂的痛苦，莫过于此。

其三，历史宛如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总是把相同的历史命题和文化选择一次又一次的交到我们手中，但是“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这一次”与“上一次”之间，相同文化选择再次出现时，已经历了太多概念的替换、思想的曲折和价值的位移，这都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对期间的细微变化有一种敏感的发现和理性的思辨。作为作家个人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常人的思想观念也常随时代话语、社会思潮、知识结构、价值体系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何况是素以敏感、细腻著称的诗化文人，常常出现“回望来时路，不知身何处”的情况，这就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传主思想的“时态”变化，通过对作家在文本中表达的文化意识、审美特征、思想体系的历时性思辨，探讨并归纳其思想变化的某些轨迹，从而透视一代文人的思想变迁，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种种趋向做出某种自己的认识。这种归纳与总结无异于梳理麻絮，将一团麻的活动渐行归纳出几条合乎历史现实与文化演变逻辑的轨道，同时也需要通过融化现代哲学理论与社会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交叉研究与复合，其学术成果也应是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但我限于学识所限，所作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高山仰止，留待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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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第一，在学习新内容时要渗透数学思想。在设计教案时教师要有意识地增加数学思想的启发，将数学思想与新的数学知识结合起来，避免只讲知识表面不讲数学原理，只讲习题不讲思想。在讲授新内容时，不能直接将相关概念和定理告诉学生，而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引导和启发学生逐步探索、猜测，慢慢接近，掌握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相关思想，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这样学生可以发挥数学思维能力去推理，对所学知识理解得更加透彻，记忆也更加深刻。

第二，在解题中渗透数学思想。数学离不开解题，但是解题的方法不止一种，多一种方法就可能多一种数学思想。如苏教版的练习册中有这样一道题：1998×3.14＋199.8×31.4＋19.98×314。先让学生观察数字的关联性，学生会很容易看出数值1998小数点在往左移动，3.14的小数点在往右移动，两个数值相乘，根据小数点移动的知识，学生能够推断出三个乘积是相等的，无论它们怎么变动，小数点后面一共是两位，只要算出1998×3.14再乘以3就可以了。这个解题思路实际上渗透了划归的数学思想。教师要在解题之前就开始向学生渗透，解题之后还要进行深化点睛，久而久之，学生就掌握了这种方法。

第三，经常讲，反复讲。数学思想渗透是需要潜移默化的，教师要坚持这一过程，在讲课时不断举一反三，帮助学生深刻领会。

第四，要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发现数学思想，鼓励学生将课堂中学到的思想运用到生活中，将生活中的问题带到课堂上。

篇6

实践证明：教学供材作文，指导学生根据所供材料，提炼出自己有所认识并且能够论证清楚的一个论点，是学生通过习作提高阅读分析能力和议论表达能力的前提。怎样根据所供材料，提炼出一个论点，有一个思维导向的问题。

按照提炼论点的思维方向分类，大体上有以下四种导向形式：

一、顺向思维

“原材料”是正面褒扬的实例，而且作文命题是正面判断句式或短语。这样的供材作文，学生阅读“原材料”后的思维特征，大部分是调动自己感觉、知觉的同类材料，去论证标题确定的论点：一般很难提炼出一个既切合题旨，又有新意的论点。在“导向”教学中，可以循着“原材料”的直接指向，指导学生作顺向思维，使学生自然地说出相似的材料和自己的看法。他们这样说，不会感到困难。譬如写供材作文《愿做造桥人》，他们能读懂提供的材料：茅以升从小立志为祖国“造出长久不倒的坚固大桥”，经几十年奋斗，终成著名桥梁专家。他们也会从此例联想到茅以升成才后的事迹（如造南京长江大桥），联想到类似名人成才创业的事迹。教师针对学生“顺向思维”表达的看法，引导他们提炼出一个符合他们认识实际的论点，就不是困难的事了。有同学可在“顺向思维”的过程中，提炼出不同一般的见解：我愿人际和谐，做一个架设友谊之桥的人。“我学茅以升、更学上海造桥人。”大多能扣住“愿”、“做”两字进行论述，传输出较活泼的时代气息。

二、反向思维

供材作文的“原材料”如果是反面事例，或者是对所供材料以问句形式命题的，学生的思维如果是“顺向”的，往往是追究“反例”的根源，或者一味地对“原材料”质疑，而容易因阅历和认识的局限性，可能作出片面的偏激的结论。那么，一般的同学就会提出一个带片面性的甚至是不太正确的论点。这类供材作文，教师应首先做好提炼论点的导向工作。我认为，主要应抓住两点：一是引导学生对论题作正确的分析，提高思想认识；二是结合“原材料”进行“逆向思维”的指导。去年在大力宣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的观点时，同时也披露了一些忽视科技工作的现象。《解放日报》曾登过一则消息：某乡镇企业由于产品不对路，没有经费研制新产品，科技人员不得不改行。最后提出一个问题：“靠科技振兴经济难道只是一句空话？”老师就以这一问句作题，出了一个供材作文题目，在指导教学中，首先抓住题中“科技振兴经济”这个短语，引导学生运用已学的政治经济学常识，联系中外有关的实例，分析“科技”与“经济”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再进一步认识科技对发展经济的关键作用。然后，用这些认识去分析“原材料”，就把学生“追根”和“质疑”，从反面“逆向”地引导到“如何解决这一类问题”上，对文题中“只是一句空话吗？”作出正面的、积极的回答。经过“逆向思维”，学生大多能提炼出较正确较切实的论点，如“发展科技要有长远目标，振兴经济才不是一句空话”、“靠科技振兴经济，必须因时、因地制宜”、“科技人才对路，经济发展才能对路”等。

三、双向思维

供材作文中，有很多含蓄显示论点的客观性命题，如《谈谈“择善而从”》、《议“东施第二次仿效西施”》、《学然后知不足》、《徐洪刚的生命价值》这是倾向于褒扬的；《说“生日热”》、《漫话“自卑没有出路”》、《东坡错改诗》是倾向于批评的；《“我要学”与“要我学”》、《从课内到课外》、《“爱”的利弊》是从比较中见褒贬的。在指导他们阅读、分析“原材料”时，注重从相反或相对的两个起点进行“双向”思维的导向教学，对他们结合实际，提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有帮助。同时为他们提炼出一个自己能把握的论点创造了条件。对此类供材作文的“双向”思维导向，既要达到帮助学生由“原材料”提炼出正确论点的目的，又不要束缚学生的思想而有利于他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打开思路。必须注意以下三点：（一）对“原材料”的分析，要以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依据，以便做到“思维导向”的有的放矢：（二）由正而反或由反而正，从一方面到另一方面的“双向思维”引导，必须以原作文命题的倾向为重点，即使是“从比较中见褒贬”的命题，也不可平均用力，而须有侧重点：（三）要允许学生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在“双向思维”过程中，提炼出反映论题的新颖论点，但对其因个人体会局限而表述片面的文句，必须作引导，再加提炼，直至表述的论点理正句顺为止。抓住这三点，通过一两个学生的典型指导，对其他学生依据“原材料”，结合本人实际，提炼出切合题意的论点。

四、多向思维

所谓“多向思维”，实质上是指使思考中信息朝多种可能的方向扩散，以引出更多的新信息的发散性思维。不过，在供材作文的指导中，由于受到“原材料”和作文命题的限制，是不可能“任其自然”的。进行“多向思维”导向的供材作文指导，也要针对“原材料”与“命题”的特点来选定。这类供材作文，多数在“材”和“题”上就不拘泥于一个指向，不局限于一个既定的理解，给学生留有可作出切题的多种解答，可作求异创新论述的余地。

有这样一道作文题就只提供一幅漫画（见下图），要求学生“先仔细观察漫画、理解画中寓意，然后，联系社会现象，根据个人认识，写出一个看法（论点）并具体地写出理由（论据），自拟作文题，写300字左右即可。”

死里逃生

篇7

美国著名脑心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佩里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探明了人脑两半球的功能分工，左脑控制抽象思维，右脑控制形象思维。这一现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理论，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左脑优势理论和只有抽象思维才是认识的高级阶段的错误观点。它表明：在人的主观世界中，抽象思维并非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方式，形象思维同样也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及规律，它们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两个基本方式，不能互相代替；它们必须得到协调和平衡发展，互相补充，才能使人的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人格得到健全、发展和完善。21世纪的高素质人才，必将是左右脑协调发展、更加聪明、更富有创造力的一代新人。因此，语文教学既要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同时也要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

二、语文教学中如何把握两种思维的有机结合

形象思维方法和抽象思维方法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体系，但二者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结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记叙文，特别是文学作品，它是两种思维的产物，既有抽象思维（主题的形成），又有形象思维（人物、情节、场面等生活画面的构思），因而就要求教师在教读记叙文，特别是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这类文章的特点，注意两种思维的结合。

那么，教师应该怎样引导学生才能达到既有情感感染、又有理性分析；既能走进作品之中与人物一起体验人生的悲欢离合，又能走出作品之外，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我在教学中是这样做的：以语言训练为核心，注意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既训练抽象思维，又训练形象思维的目的。

1、情感体验与理性分析结合

形象思维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情感性。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都饱含着作者及人物的丰富情感，具有激动人心、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学生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形象思维，没有感情的波澜，缺少作为主体的投入和参与，那么，即使教师作出多么细致、周密的理性分析，学生对人物形象的认识也是枯燥抽象的。而教师如果能够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使学生入情入境，丰富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然后再作理性分析，那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

例如，讲《孔乙己》这篇小说时，文中有一处描写孔乙己到酒店喝酒的情形：“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阅读这段文字，我不是让学生首先研究分析“排出”这个词语如何运用得准确生动，而是引导学生体会孔乙己在看到别人的“笑”，听到别人的“话”之后，“排出九文大钱”时是怎样的心态，揣摩“排出”这一动词的丰富内涵，并让学生做出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动作，来表现孔乙己的心理和神情，让学生走进孔乙己的内心世界，体验孔乙己的思想感情。然后，再对“排出”这一动词使用的妙处作理性的分析：如果换成“拿出”、“摸出”，表达效果好不好？为什么？由于有了对“排出九文大钱”这一动作的丰富内涵的体验、感受，学生对作品语言的理解深化了，认识到“排出”一词准确写出了孔乙己拿钱买酒时的得意神情，以及他要在平日取笑他的短衣帮面前摆摆阔气、聊以的心理，如果换成“拿出”、“摸出”，都不足以表现孔乙己的这种神情及心理。

学习《皇帝的新装》，我组织学生先进行表演，然后再对课文作理性分析；学习《我的叔叔于勒》，为了使学生对菲利普夫妇冷酷自私思想性格的理解不是简单的、概念化的，我指导学生反复分角色朗读人物语言，充分体会人物的思想性格；学习《背影》，我先让学生看课本剧，用直观的艺术形式，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情感氛围中，师生共谈自己与父母之间的感情，然后再对课文进行分析、研究等等。

这些教学活动决不只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它是一种伴随着学生全身心投入、参与的情感体验的认识活动。在这个情感体验与理性分析交融的过程中，学生对语言运用的认识更加丰富深刻，知识记忆更加持久。重要的是，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不仅是语文知识、语文能力，还有品德、情感、审美、心理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发展。

2、形象感知与归纳概括结合

在语文教学中，对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的归纳概括不应是简单的、抽象的，而应是具体的、生动的。通过挖掘、体味作品中形象化的语言，使之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引发学生想像，头脑中浮现出以作品语言描述的艺术形象为基本原型的、且带有自己经验色彩的新的形象。学生有了深切的形象感受作为基础，他们对人物思想性格的理解才是准确鲜明的。

例如，《药》这篇小说中的康大叔是个封建统治者的爪牙和帮凶的形象，学生对这个反面人物思想性格的归纳概括，是通过挖掘、体味作品中形象化的语言之后得出的。康大叔的眼光“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一只手“摊着”，向老栓要钱，一只手“撮着”一个鲜红的、血淋淋的人血馒头，同时还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接着“便抢过灯笼”，“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我用表情、声音、动作对加点词语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明，让学生头脑中伴随着栩栩如生的形象，归纳概括人物的思想性格：这是一个多么凶狠、贪婪、粗野、蛮横的人物。

学习《变色龙》，我让学生看录像；学习《祝福》，我让学生看电影。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用直观的影视形象，取代对作品语言的理解分析，而是要使抽象概括的语言与生动的形象、丰富的情感、作品的意境紧密交织在一起，使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如果说抽象思维使学生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变得清晰而简明，那么，形象思维则使学生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变得丰富而生动，二者相互补充，学生的认识活动才是情味盎然而富有生命活力的。

3、联想想像与逻辑推理结合

联想想像是形象思维的基本方式，也是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文学作品的集中性、概括性、典型性，给读者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像空间。教学中应该挖掘出可供学生进行丰富联想想像的语言因素，并使学生能够对人物形象进行合乎逻辑的想像。

例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在听到有人把祥林嫂绑架抢走之后，说了一句“可恶！然而……”，卫老婆子赔罪并说“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之后，鲁四老爷又说了一句“然而……”，这两个“然而”后面省略的内容是什么？鲁四老爷到底想说什么？我让学生进行联想想像，说出鲁四老爷想说的话，结果是各不相同。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鲁四老爷想说的话呢？我又让学生依据鲁四老爷维护封建礼教而又自私伪善的思想性格特点，依据人物对话的前后语境，进行逻辑推理，选择出合理想像的说法。第一个“然而”后面的内容是：“祥林嫂私自外逃，礼教不容。如今她婆婆做主让她回去，无话可说。”这与前文鲁四老爷的说话一致，同时又更充分表现了鲁四老爷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其忠实维护封建礼教的态度和立场。第二个“然而”后面的内容是：“再荐一个好的，也比不过祥林嫂勤快，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这与卫老婆子的赔罪之言紧密相联，既表示了鲁四老爷对卫老婆子的不满，同时也深刻地折射出鲁四老爷伪善自私的丑恶灵魂。

学习《我的叔叔于勒》，我让学生想像：如果于勒认出了菲利普夫妇，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他们相见又是怎样的情形？如果于勒没有破产，而是发了财回来，菲利普夫妇对他是什么态度？学生想像说出具体情景后，还要指出为什么这样，要求学生对想像的内容依据人物的思想性格及情节发展作出合理解释。这样的想像，既有对原来人物形象的补充创造，又有对小说主题、情节、人物的合理推论，显示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有机结合。

4、整体把握与局部论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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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作为数学课程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它的内涵与外延形成较为明确的认识。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认为：数学思想是人们对数学科学研究的本质及规律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的主体是人类历史上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名与无名的数学家；而认识的客体，则包括数学科学的对象及其特性，研究途径与方法的特点，研究成就的精神文化价值及对物质世界的实际作用，内部各种成果或结论之间的互相关联和相互支持的关系等。可见，这些思想是历代与当代数学家研究成果的结晶，它们蕴涵于数学材料之中，有着丰富的内容。

通常认为数学思想包括方程思想、函数思想、数形结合思想、转化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和公理化思想等。这些都是对数学活动经验通过概括而获得的认识成果。既然是认识就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例如，有人认为中学数学教材可以用集合思想作主线来编写，有人认为以函数思想贯穿中学数学内容更有利于提高数学教学效果，还有人认为中学数学内容应运用数学结构思想来处理等等。尽管看法各异，但笔者认为，只要是在充分分析、归纳概括数学材料的基础上来论述数学思想，那么所得的结论总是可能做到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总是能在中学数学教材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关于这个概念的外延，从量的方面讲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

属于宏观的，有数学观(数学的起源与发展、数学的本能和特征、数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数学在科学中的文化地位，数学方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等；属于中观的，有关于数学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流的原因与结果，各个分支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内容上的对立与统一的相克相生的关系等；属于微观结构的，则包含着对各个分支及各种体系结构定内容和方法的认识，包括对所创立的新概念、新模型、新方法和新理论的认识。

从质的方面说，还可分成表层认识与深层认识、片面认识与完全认识、局部认识与全面认识、孤立认识与整体认识、静态认识与动态认识、唯心认识与唯物认识、谬误认识和正确认识等。

二、数学思想的特性和作用

数学思想是在数学的发展史上形成和发展的，它是人类对数学及其研究对象，对数学知识（主要指概念、定理、法则和范例)以及数学方法的本质性的认识。它表现在对数学对象的开拓之中，表现在对数学概念、命题和数学模型的分析与概括之中，还表现在新的数学方法的产生过程中。它具有如下的突出特性和作用。

(一)数学思想凝聚成数学概念和命题，原则和方法

我们知道，不同层次的思想，凝聚成不同层次的数学模型和数学结构，从而构成数学的知识系统与结构。在这个系统与结构中，数学思想起着统帅的作用。

(二)数学思想深刻而概括，富有哲理性

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数学思想，是从众多的具体的个性中抽取出来且对个性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共性。它比某个具体的数学问题(定理法则等)更具有一般性，其概括程度相对较高。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运动和变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等“事实”，都可作为数学思想进行哲学概括的材料，这样的概括能促使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数学思想富有创造性

借助于分析与归纳、类比与联想、猜想与验证等手段，可以使本来较抽象的结构获得相对直观的形象的解释，能使一些看似无处着手的问题转化成极具规律的数学模型。从而将一种关系结构变成或映射成另一种关系结构，又可反演回来，于是复杂问题被简单化了，不能解的问题的解找到了。如将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转化成一笔画问题，便是典型的一例。当时，数学家们在作这些探讨时是很难的，是零零碎碎的，有时为了一个模型的建立，一种思想的概括，要付出毕生精力才能得到，这使后人能从中得到真知灼见，体会到创造的艰辛，发展顽强奋战的个性，培养创造的精神。

三、数学思想的教学功能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明确指出：“初中数学的基础知识主要是初中代数、几何中的概念、法则、性质、公式、公理、定理以及由其内容所反映出来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根据这一要求，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必须大力加强对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学与研究。

(一)数学思想是教材体系的灵魂

从教材的构成体系来看，整个初中数学教材所涉及的数学知识点汇成了数学结构系统的两条“河流”。一条是由具体的知识点构成的易于被发现的“明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骨架”；另一条是由数学思想方法构成的具有潜在价值的“暗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血脉”灵魂。有了这样的数学思想作灵魂，各种具体的数学知识点才不再成为孤立的、零散的东西。因为数学思想能将“游离”状态的知识点(块)凝结成优化的知识结构，有了它，数学概念和命题才能活起来，做到相互紧扣，相互支持，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见，数学思想是数学的内在形式，是学生获得数学知识、发展思维能力的动力和工具。教师在教学中如能抓住数学思想这一主线，便能高屋建瓴，提挈教材进行再创造，才能使教学见效快，收益大。

(二)数学思想是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数学课堂教学设计应分三个层次进行，这便是宏观设计、微观设计和情境设计。无论哪个层次上的设计，其目的都在于为了让学生“参与”到获得和发展真理性认识的数学活动过程中去。这种设计不能只是数学认识过程中的“还原”，一定要有数学思想的飞跃和创造。这就是说，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应当是历史上数学思想发生、发展过程的模拟和简缩。例如初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是概括了变量之间关系的简缩，也应当是渗透现代数学思想、使用现代手段实现的新的认识过程。又如高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渗透了集合关系的思想，还可以是在现实数学基础上的概括和延伸，这就需要搞清楚应概括怎样的共性，如何准确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怎样的新工具和新方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预测和创造，而要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依靠数学思想作为指导。有了深刻的数学思想作指导，才能做出智慧熠烁的创新设计来，才能引发起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这样的教学设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技术革命的要求。靠一贯如此设计的课堂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方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学数学教学过程，实质上是运用各种教学理论进行数学知识教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涉及数学思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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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学思想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数学思想性高的教学设计，是高质量进行教学的基本保证。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面对的是几十个学生，这几十个智慧的头脑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新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教师难以解答的。面对这些活泼肯钻研的学生所提的问题，教师只有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才能保证准确辨别各种各样问题的症结，给出中肯的分析；才能恰当适时地运用类比联想，给出生动的陈述，把抽象的问题形象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才能敏锐地发现学生的思想火花，找到闪光点并及时加以提炼升华，鼓励学生大胆地进行创造，把众多学生牢牢地吸引住，并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真正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也才能使有一定思想的教学设计，真正变成高质量的数学教学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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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数学教学的现状，应该看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弄潮儿站到了波峰浪尖，但也仍有一些数学课基本上还是在应试教育的惯性下运行，对素质教育只是形式上的“摇旗呐喊”，而行动上却留恋应试教育“按兵不动”，缺乏战略眼光，因而至今仍被困惑在无边的题海之中。

究竟如何走出题海，摆脱那种劳民伤财的大运动量的机械训练呢？我们认为：坚持渗透数学思想和方法，更新教育观念是根本。要充分发掘教材中的知识点和典型例题中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依靠数学思想指导数学思维，尽量暴露思维的全过程，展示数学方法的运用，大胆探索，会一题明一路，以少胜多，这才是走出题海误区，真正实现教育转轨的新途径。

二、明确数学思想和方法的丰富内涵

所谓数学思想就是对数学知识和方法的本质及规律的理性认识，它是数学思维的结晶和概括，是解决数学问题的灵魂和根本策略。而数学方法则是数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实现数学思想的手段和重要工具。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之间历来就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在操作和运用过程中根据其特征和倾向性，分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一般说来，数学思想带有理论特征，如符号化思想，集合对应思想，转化思想等。而数学方法则具有实践倾向，如消元法、换元法、配方法、待定系数法等。因此数学思想具有抽象性，数学方法具有操作性。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合在一起，称为数学思想方法。

不同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较低层次的数学思想和方法经过抽象、概括便可以上升为较高层次的数学思想和方法，而较高层次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则对较低层次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有着指导意义，其往往是通过较低层次的思想方法来实现自身的运用价值。低层次是高层次的基础，高层次是低层次的升级。

三、强化渗透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应该占有中心的地位，“占有把数学大纲中所有的、为数很多的概念，所有的题目和章节联结成一个统一的学科的核心地位。”这就是要突出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渗透，强化渗透意识。这既是数学教学改革的需要，也是新时期素质教育对每一位数学教师提出的新要求。素质教育要求：“不仅要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而且还要达到领悟数学思想，掌握数学方法，提高数学素养的目的。”而数学思想和方法又常常蕴含于教材之中，这就要求教师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去领悟隐含于教材的字里行间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一方面要明确数学思想和方法是数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需要有一个全新而强烈地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意识。

四、制定渗透目标

依据现行教材内容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制订不同层次的渗透目标，是保证数学思想和方法渗透的前提。现行教材中数学思想和方法，寓于知识的发生，发展和运用过程之中，而且不是每一种数学思想和方法都能象消元法、换元法、配方法那样，达到在某一阶段就能掌握运用的程度。有的数学思想方法贯穿初等数学的始终，必须分级分层制定目标。以在方程（组）的教学中渗透化归思想和方法为例，在初一年级时，可让学生知道在一定条件下把未知转化为已知，把新知识转化为已掌握的旧知识来解决的思想和方法；到了初二年级，可根据化归思想的导向功能，鼓励学生按一定的模式去探索运用；初三年级，已基本掌握了化归的思想和方法，并有了一定的运用基础和经验，可鼓励学生大胆开拓，创造运用。实际教学中也确实有一些学生能够把多种数学思想和方法综合运用于解决数学问题之中，这种水平正是我们走出题海所迫切需要的，它既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本文的最终目的。

五、遵循渗透原则

我们所讲的渗透是把教材中的本身数学思想和方法与数学对象有机地联系起来，在新旧知识的学习运用中渗透，而不是有意去添加思想方法的内容，更不是片面强调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概念，其目的是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去领悟。运用并逐步内化为思维品质。因而渗透中勿必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由抽象到具体、由特殊到一般的渗透原则，使认识过程返朴归真。让学生以探索者的姿态出现，在自觉的状态下，参与知识的形成和规律的揭示过程。那么学生所获取的就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探索的过程中领悟、运用、内化了数学的思想和方法。

六、探索并掌握渗透的途径

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是数学中最本质、最惊彩、最具有数学价值的东西，在教材中除一些基本的思想和方法外，其它的数学思想和方法都呈隐蔽式，需要教师在数学教学中，乃至数学课外活动中探索选择适当的途径进行渗透。

1．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渗透

对数学而言，知识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发生过程。大纲明确提出：“数学教学，不仅需要教给学生数学知识，而且还要揭示获取知识的思维过程。”这一思维过程就是思想方法。传授学生以数学思想，教给学生以数学方法，既是大纲的要求，也是走出题海的需要。因此必须把握教学过程中进行数学思想和方法渗透的契机。如概念的形成过程，结论的推导过程等，都是向学生渗透数学思想和方法，训练思维，培养能力的极好机会。

2．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渗透

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存在于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数学问题的步步转化无不遵循着数学思想方法的指导。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要加强对解题的正确指导，要引导学生从解题的思想和方法上作必要的概括”，这就是新教材的新思想。其实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是用“不变”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去解决不断“变换”的数学命题，这既是渗透的目的，也是实现走出题海的重要环节。渗透数学思想和方法，不仅可以加快和优化问题解决的过程，而且还可以达到，会一题而明一路，通一类的效果，打破那种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呆板模式，摆脱了应试教育下题海战的束缚。通过渗透，尽量让学生达到对数学思想和方法内化的境界，提高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此时的思维无疑具有创造性的品质。如化归的数学思想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思路，在整个初等方程及其它知识点的教学中，可以反复渗透和运用。

3．在复习小结中渗透

小结和复习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环节，而应试教育下的数学小结和复习课常常是陷入无边的题海，使得师生在枯燥的题海中进行着过量而机械的习题训练，其结果是精疲力尽，茫然四顾，收获甚少。如何提高小结、复习课的效果呢？我们的做法是：遵循数学大纲的要求。紧扣教材的知识结构，及时渗透相关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在数学思想的科学指导下，灵活运用数学方法，突破题海战的模式，优化小结、复习课的教学。在章节小结、复习的数学教学中，我们注意从纵横两个方面，总结复习数学思想与方法，使师生都能体验到领悟数学思想，运用数学方法，提高训练效果，减轻师生负担，走出题海误区的轻松愉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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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材是数学教学的显性知识系统，许多重要的法则、公式，教材中只能看到漂亮的结论，许多例题的解法，也只能看到巧妙的处理，而看不到由特殊实例的观察、试验、分析、归纳、抽象概括或探索推理的心智活动过程。因此，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教学的隐性知识系统，小学数学教学应包括显性和隐性两方面知识的教学。如果教师在教学中，仅仅依照课本的安排，沿袭着从概念、公式到例题、练习这一传统的教学过程，即使教师讲深讲透，并要求学生记住结论，掌握解题的类型和方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知识型”、“记忆型”的，将完全背离数学教育的目标。

在认知心理学里，思想方法属于元认知范畴，它对认知活动起着监控、调节作用，对培养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习数学的目的“就意味着解题”（波利亚语），解题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解题思路，数学思想方法就是帮助构建解题思路的指导思想。因此，向学生渗透一些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提高学生的元认知水平，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

数学知识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并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真正对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长期起作用，并使其终生受益的是数学思想方法。未来社会将需要大量具有较强数学意识和数学素质的人才。21世纪国际数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问题解决”。因此，向学生渗透一些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是未来社会的要求和国际数学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小学数学教学的根本任务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思维素质，而数学思想方法就是增强学生数学观念，形成良好思维素质的关键。如果将学生的数学素质看作一个坐标系，那么数学知识、技能就好比横轴上的因素，而数学思想方法就是纵轴的内容。淡化或忽视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不仅不利于学生从纵横两个维度上把握数学学科的基本结构，也必将影响其能力的发展和数学素质的提高。因此，向学生渗透一些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教学改革的新视角，是进行数学素质教育的突破口。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应渗透哪些数学思想方法

古往今来，数学思想方法不计其数，每一种数学思想方法都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一则由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有些数学思想方法他们不易接受，二则要想把那么多的数学思想方法渗透给小学生也是不大现实的。因此，我们应该有选择地渗透一些数学思想方法。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数学思想方法学生不但容易接受，而且对学生数学能力的提高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1.化归思想

化归思想是把一个实际问题通过某种转化、归结为一个数学问题，把一个较复杂的问题转化、归结为一个较简单的问题。应当指出，这种化归思想不同于一般所讲的“转化”、“转换”。它具有不可逆转的单向性。

例1狐狸和黄鼠狼进行跳跃比赛，狐狸每次可向前跳41／2米，黄鼠狼每次可向前跳23／4米。它们每秒种都只跳一次。比赛途中，从起点开始，每隔123／8米设有一个陷阱，当它们之中有一个掉进陷阱时，另一个跳了多少米？

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但通过分析知道，当狐狸（或黄鼠狼）第一次掉进陷阱时，它所跳过的距离即是它每次所跳距离41／2（或23／4）米的整倍数，又是陷阱间隔123／8米的整倍数，也就是41／2和123／8的“最小公倍数”（或23／4和123／8的“最小公倍数”）。针对两种情况，再分别算出各跳了几次，确定谁先掉入陷阱，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面的思考过程，实质上是把一个实际问题通过分析转化、归结为一个求“最小公倍数”的问题，即把一个实际问题转化、归结为一个数学问题，这种化归思想正是数学能力的表现之一。

2.数形结合思想

数形结合思想是充分利用“形”把一定的数量关系形象地表示出来。即通过作一些如线段图、树形图、长方形面积图或集合图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数量关系，使问题简明直观。

例2一杯牛奶，甲第一次喝了半杯，第二次又喝了剩下的一半，就这样每次都喝了上一次剩下的一半。甲五次一共喝了多少牛奶？

附图{图}

此题若把五次所喝的牛奶加起来，即1／2＋1／4＋1／8＋1／16＋1／32就为所求，但这不是最好的解题策略。我们先画一个正方形，并假设它的面积为单位“1”，由图可知，1－1／32就为所求，这里不但向学生渗透了数形结合思想，还向学生渗透了类比的思想。

3.变换思想

变换思想是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如解方程中的同解变换，定律、公式中的命题等价变换，几何形体中的等积变换，理解数学问题中的逆向变换等等。

例3求1／2＋1／6＋1／12＋1／20＋……＋1／380的和。

仔细观察这些分母，不难发现：2＝1×2，6＝2×3，12＝3×4，20＝4×5……380＝19×20，再用拆分的方法，考虑和式中的一般项

a[,n]＝1／n×（n＋1）＝1／n－1／n＋1

于是，问题转换为如下求和形式：

原式＝1／1×2＋1／2×3＋1／3×4＋1／4×5＋……＋1／19×20

＝（1－1／2）＋（1／2－1／3）＋（1／3－1／4）＋（1／4－1／5）＋……＋（1／19－1／20）

＝1－1／20

＝19／20

4.组合思想

组合思想是把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合理的分组，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既不重复又不遗漏地一一求解。

例4在下面的乘法算式中，相同的汉字代表相同的数字，不同的汉字代表不同的数字，求这个算式。

从小爱数学

×4

──────

学数爱小从

分析：由于五位数乘以4的积还是五位数，所以被乘数的首位数字“从”只能是1或2，但如果“从”＝1，“学”×4的积的个位应是1，“学”无解。所以“从”＝2。

在个位上，“学”×4的积的个位是2，“学”＝3或8。但由于“学”又是积的首位数字，必须大于或等于8，所以“学”＝8。

在千位上，由于“小”×4不能再向万位进位，所以“小”＝1或0。若“小”＝0，则十位上“数”×4＋3（进位）的个位是0，这不可能，所以“小”＝1。

在十位上，“数”×4＋3（进位）的个位是1，推出“数”＝7。

在百位上，“爱”×4＋3（进位）的个位还是“爱”，且百位必须向千位进3，所以“爱”＝9。

故欲求乘法算式为

21978

×4

──────

87912

上面这种分类求解方法既不重复，又不遗漏，体现了组合思想。

此外，还有符号思想、对应思想、极限思想、集合思想等，在小学数学教学中都应注意有目的、有选择、适时地进行渗透。

三、小学数学教学应如何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

1.提高渗透的自觉性

数学概念、法则、公式、性质等知识都明显地写在教材中，是有“形”的，而数学思想方法却隐含在数学知识体系里，是无“形”的，并且不成体系地散见于教材各章节中。教师讲不讲，讲多讲少，随意性较大，常常因教学时间紧而将它作为一个“软任务”挤掉。对于学生的要求是能领会多少算多少。因此，作为教师首先要更新观念，从思想上不断提高对渗透数学思想方法重要性的认识，把掌握数学知识和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同时纳入教学目的，把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要求融入备课环节。其次要深入钻研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可以进行数学思想方法渗透的各种因素，对于每一章每一节，都要考虑如何结合具体内容进行数学思想方法渗透，渗透哪些数学思想方法，怎么渗透，渗透到什么程度，应有一个总体设计，提出不同阶段的具体教学要求。

2.把握渗透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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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作为数学课程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它的内涵与外延形成较为明确的认识。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认为：数学思想是人们对数学科学研究的本质及规律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的主体是人类历史上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名与无名的数学家；而认识的客体，则包括数学科学的对象及其特性，研究途径与方法的特点，研究成就的精神文化价值及对物质世界的实际作用，内部各种成果或结论之间的互相关联和相互支持的关系等。可见，这些思想是历代与当代数学家研究成果的结晶，它们蕴涵于数学材料之中，有着丰富的内容。

通常认为数学思想包括方程思想、函数思想、数形结合思想、转化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和公理化思想等。这些都是对数学活动经验通过概括而获得的认识成果。既然是认识就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例如，有人认为中学数学教材可以用集合思想作主线来编写，有人认为以函数思想贯穿中学数学内容更有利于提高数学教学效果，还有人认为中学数学内容应运用数学结构思想来处理等等。尽管看法各异，但笔者认为，只要是在充分分析、归纳概括数学材料的基础上来论述数学思想，那么所得的结论总是可能做到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总是能在中学数学教材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关于这个概念的外延，从量的方面讲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

属于宏观的，有数学观(数学的起源与发展、数学的本能和特征、数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数学在科学中的文化地位，数学方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等；属于中观的，有关于数学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流的原因与结果，各个分支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内容上的对立与统一的相克相生的关系等；属于微观结构的，则包含着对各个分支及各种体系结构定内容和方法的认识，包括对所创立的新概念、新模型、新方法和新理论的认识。

从质的方面说，还可分成表层认识与深层认识、片面认识与完全认识、局部认识与全面认识、孤立认识与整体认识、静态认识与动态认识、唯心认识与唯物认识、谬误认识和正确认识等。

二、数学思想的特性和作用

数学思想是在数学的发展史上形成和发展的，它是人类对数学及其研究对象，对数学知识（主要指概念、定理、法则和范例)以及数学方法的本质性的认识。它表现在对数学对象的开拓之中，表现在对数学概念、命题和数学模型的分析与概括之中，还表现在新的数学方法的产生过程中。它具有如下的突出特性和作用。

(一)数学思想凝聚成数学概念和命题，原则和方法

我们知道，不同层次的思想，凝聚成不同层次的数学模型和数学结构，从而构成数学的知识系统与结构。在这个系统与结构中，数学思想起着统帅的作用。

(二)数学思想深刻而概括，富有哲理性

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数学思想，是从众多的具体的个性中抽取出来且对个性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共性。它比某个具体的数学问题(定理法则等)更具有一般性，其概括程度相对较高。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运动和变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等“事实”，都可作为数学思想进行哲学概括的材料，这样的概括能促使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数学思想富有创造性

借助于分析与归纳、类比与联想、猜想与验证等手段，可以使本来较抽象的结构获得相对直观的形象的解释，能使一些看似无处着手的问题转化成极具规律的数学模型。从而将一种关系结构变成或映射成另一种关系结构，又可反演回来，于是复杂问题被简单化了，不能解的问题的解找到了。如将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转化成一笔画问题，便是典型的一例。当时，数学家们在作这些探讨时是很难的，是零零碎碎的，有时为了一个模型的建立，一种思想的概括，要付出毕生精力才能得到，这使后人能从中得到真知灼见，体会到创造的艰辛，发展顽强奋战的个性，培养创造的精神。

三、数学思想的教学功能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明确指出：“初中数学的基础知识主要是初中代数、几何中的概念、法则、性质、公式、公理、定理以及由其内容所反映出来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根据这一要求，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必须大力加强对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学与研究。

(一)数学思想是教材体系的灵魂

从教材的构成体系来看，整个初中数学教材所涉及的数学知识点汇成了数学结构系统的两条“河流”。一条是由具体的知识点构成的易于被发现的“明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骨架”；另一条是由数学思想方法构成的具有潜在价值的“暗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血脉”灵魂。有了这样的数学思想作灵魂，各种具体的数学知识点才不再成为孤立的、零散的东西。因为数学思想能将“游离”状态的知识点(块)凝结成优化的知识结构，有了它，数学概念和命题才能活起来，做到相互紧扣，相互支持，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见，数学思想是数学的内在形式，是学生获得数学知识、发展思维能力的动力和工具。教师在教学中如能抓住数学思想这一主线，便能高屋建瓴，提挈教材进行再创造，才能使教学见效快，收益大。

(二)数学思想是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数学课堂教学设计应分三个层次进行，这便是宏观设计、微观设计和情境设计。无论哪个层次上的设计，其目的都在于为了让学生“参与”到获得和发展真理性认识的数学活动过程中去。这种设计不能只是数学认识过程中的“还原”，一定要有数学思想的飞跃和创造。这就是说，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应当是历史上数学思想发生、发展过程的模拟和简缩。例如初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是概括了变量之间关系的简缩，也应当是渗透现代数学思想、使用现代手段实现的新的认识过程。又如高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渗透了集合关系的思想，还可以是在现实数学基础上的概括和延伸，这就需要搞清楚应概括怎样的共性，如何准确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怎样的新工具和新方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预测和创造，而要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依靠数学思想作为指导。有了深刻的数学思想作指导，才能做出智慧熠烁的创新设计来，才能引发起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这样的教学设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技术革命的要求。靠一贯如此设计的课堂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方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数学思想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数学思想性高的教学设计，是高质量进行教学的基本保证。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面对的是几十个学生，这几十个智慧的头脑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新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教师难以解答的。面对这些活泼肯钻研的学生所提的问题，教师只有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才能保证准确辨别各种各样问题的症结，给出中肯的分析；才能恰当适时地运用类比联想，给出生动的陈述，把抽象的问题形象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才能敏锐地发现学生的思想火花，找到闪光点并及时加以提炼升华，鼓励学生大胆地进行创造，把众多学生牢牢地吸引住，并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真正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也才能使有一定思想的教学设计，真正变成高质量的数学教学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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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懂得基本原理使得学科更容易理解”。心理学认为，“由于认知结构中原有的有关观念在包摄和概括水平上高于新学习的知识，因而新知识与旧知识所构成的这种类属关系又可称为下位关系，这种学习便称为下位学习。”当学生掌握了一些数学思想、方法，再去学习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属于下位学习了。下位学习所学知识“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有利于牢固地固定新学习的意义，”即使新知识能够较顺利地纳入到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中去。学生学习了数学思想、方法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内容。

第二，有利于记忆。布鲁纳认为，“除非把一件件事情放进构造得好的模型里面，否则很快就会忘记。”“学习基本原理的目的，就在于保证记忆的丧失不是全部丧失，而遗留下来的东西将使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得以把一件件事情重新构思起来。高明的理论不仅是现在用以理解现象的工具，而且也是明天用以回忆那个现象的工具。”由此可见，数学思想、方法作为数学学科的“一般原理”，在数学学习中是至关重要的。无怪乎有人认为，对于中学生“不管他们将来从事什么业务工作，唯有深深地铭刻于头脑中的数学的精神、数学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却随时随地发生作用，使他们受益终生。”

第三，学习基本原理有利于“原理和态度的迁移”。布鲁纳认为，“这种类型的迁移应该是教育过程的核心——用基本的和一般的观念来不断扩大和加深知识。”曹才翰教授也认为，“如果学生认知结构中具有较高抽象、概括水平的观念，对于新学习是有利的，”“只有概括的、巩固的和清晰的知识才能实现迁移。”美国心理学家贾德通过实验证明，“学习迁移的发生应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学生需先掌握原理，形成类比。才能迁移到具体的类似学习中。”学生学习数学思想、方法有利于实现学习迁移，特别是原理和态度的迁移，从而可以较快地提高学习质量和数学能力。

第四，强调结构和原理的学习，“能够缩挟‘高级’知识和‘初级’知识之间的间隙。”一般地讲，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特别是中学数学的许多具体内容在高等数学中不再出现了，有些术语如方程、函数等在高等数学中要赋予它们以新的涵义。而在高等数学中几乎全部保留下来的只有中学数学思想和方法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内容，如集合、对应等。因此，数学思想、方法是联结中学数学与高等数学的一条红线。

二、中学数学中的主要数学思想和方法

数学思想是分析、处理和解决数学问题的根本想法，是对数学规律的理性认识。由于中学生认知能力和中学数学教学内容的限制，只能将部分重要的数学思想落实到数学教学过程中，而对有些数学思想不宜要求过高。我们认为，在中学数学中应予以重视的数学思想主要有三个：集合思想、化归思想和对应思想。其理由是：(1)这三个思想几乎包摄了全部中学数学内容；(2)符合中学生的思维能力及他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易于被他们理解和掌握；(3)在中学数学教学中，运用这些思想分析、处理和解决数学问题的机会比较多：(4)掌握这些思想可以为进一步学习高等数学打下较好的基础。

此外，符号化思想、公理化思想以及极限思想等在中学数学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应依据具体情况在教学中予以渗透。

数学方法是分析、处理和解决数学问题的策略，这些策略与人们的数学知识，经验以及数学思想掌握情况密切相关。从有利于中学数学教学出发，本着数量不宜过多原则。我们认为目前应予以重视的数学方法有：数学模型法、数形结合法、变换法、函数法和类分法等。一般讲，中学数学中分析、处理和解决数学问题的活动是在数学思想指导下，运用数学方法，通过一系列数学技能操作来完成的。

三、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模式

数学表层知识与深层知识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教学中的辩证统一性。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给出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一个教学模式：操作——掌握——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