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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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又称为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雇主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显然属于民事责任，后者又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由于违约责任可以通过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或保证保险合同来解决，因此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是侵权责任。

一般认为，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责任保险。1875年，英国又出现了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可以看作是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先导。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责任保险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前所述，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这使得其和侵权法之间产生了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责任保险使侵权责任社会化。侵权责任本应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但责任保险使得侵权行为人（即投保人）的侵权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并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2、责任保险使侵权法的损害赔偿功能发生变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戒。责任保险虽然使受害人的损失因有了保险公司作后盾而能得到保证，但也使得对侵权人的惩戒变得徒有虚名。

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责任保险是否在变相的鼓励人们放弃谨慎小心的生活态度？其最终结果是否有益于社会？本文将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疑问进行回答。

二、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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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简单的来说，法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科学。

1、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进行任何满足自己某种欲望的行为之前，都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选择。

2、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感情生活除外）时，都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并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而整个社会在进行某种抉择之时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

科斯在1960年所发表了论文《论社会成本》，被认为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在该文的开篇，科斯提出，“传统的（分析）方法总是使得所做决定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当A给B造成了损害之后，在需要做出判断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会这样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抑制A？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互性：消除了对B的损害即意味着对A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是否应允许A损害B，或者说是否应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是否具有效率作为判断法律问题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以公平和正义作为标准。著名的科斯定理也是由该论文所推出的（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财产权的初始状态为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然而现实之中任何交易的成本都不可能为零，并且交易成本往往都很巨大，人们无法将其忽略。由于实际的交易成本必然为正，对科斯定理反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产生于交易成本最小的情况。因此，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就是使交易成本最小的配置状态。科斯认为，法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最用，因为财产权利的归属往往是由法律来设定的。举例而言，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了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被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的物的所有权，而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这比相反的规定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即具有效率。同样地，“法院也应当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法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地方，后者往往是以公平正义（即道德标准）为标准，而非以效率为标准。

三、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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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A是侵权行为人，B是无过错的受害人，A的行为使B遭受了1000元的损失。在没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A应当对B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1、A有能力承担1000元的赔偿数额。

2、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但是B却有能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3、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同时B也无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在前两种情况下，A需要全部或部分承担B的损失，由于这个损失是由A或/和B自己完全承担的，所以就没有外部成本产生。此时的社会成本也就相当于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即只有1000元。

而在第3种情况下，由于A和/或B无法承担全部的损失，B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这就意味着需要由A和B之外的人来承担无法被补偿的那部分损失，即A和B之间的活动在私人成本之外还产生了外部成本。而此时的社会成本就是上述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对B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B获得补偿的途径的不同就意味着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不同，并最终导致社会成本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1)没有责任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设立的某种社会救助制度，B就可以依靠该制度获得补偿。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都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之中，并且该制度的设立毫无疑问也需要耗费巨额的成本。毫无疑问，此时的社会成本一定会超过1000元。如果不存在政府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就只能由B自己来想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了。要么B会无奈的接收现实，并最终无法生存；要么B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自己对财产的需求。无论是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都是巨大的，而最终的社会成本也必然是巨大的。

(2)存在责任保险制度。如果A事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会代替其向B支付赔偿金。此时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是1000元，而外部成本为零，因此社会成本是1000元。虽然在A和B之间出现了保险公司这一第三者，但是保险公司仅仅是代替A支付了对B的赔偿金而已，其和B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关系。A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经济活动，当然，这项经济活动同样要产生成本。但是，这种成本肯定要比由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要小的多。

当然，一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会在此时产生：在没有责任保险之前，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来防止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损害。但是有了责任保险，由于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人们就会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从而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更为频繁，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并将其所带来的收益抵销。事实上这种推理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每个人总会基于理性的分析从而作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的选择。以医生为例，假设医生A在其执业过程中的医疗事故率为5件/年，其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职业责任险。根据上述结论，由于A因为投了保险，那么便会在执业过程中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事故率增大。这样一来，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首先，甲会提高对A收取的保险费。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如果甲继续根据5件/年的事故率来收取保险费，则其无法从中获利。其次，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因此而吊销A的医师执照。再次，很多原本想让A治疗的病人便不会再选择A，即A的潜在顾客会因为医疗事故率的增大而选择其他的医生就医。无论如何，对A而言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都是不利益的，作为理性的人A是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的。论文关键词：保险；责任保险；法经济学

论文摘要：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责任保险这一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基础，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此项制度。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

[2]王成．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李玉泉．保险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许崇苗，李利．中国保险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5]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篇2

1．2海上钻井平台油污强制责任保险，是指针对海上钻井平台的特殊风险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主管机关强制要求钻井平台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必须投保的特殊商业性保险［5］。根据保险法基本原理，海上钻井平台油污强制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关系中，存在三方当事人，即海上钻井平台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保险人(保险公司)和第三人(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受害人)。海上钻井平台因为污染事故给第三人造成损害(包括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以及环境损害)时，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使清污工作能够及早并尽快进行，并且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及时得到赔偿，海上钻井平台油污责任保险机制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6］。所谓海上钻井平台油污强制责任保险，就是以海上钻井平台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强制性保险。

2我国法律对于海上钻井平台的油污问题规定很不完善

2．1我国法律制度中，能直接适用海上钻井平台

油污问题的条款很少虽然关于海上钻井平台是不是船舶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海上钻井平台一般是在作业过程中才会造成油污，而钻井平台在固定位置作业过程中其根本属性显然并不属于船舶，因此也无法适用国际公约及相关法律关于船舶油污的特殊规定［7］。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关于防治船舶油污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无一例外地将海上固定式钻井平台排除在了船舶的范畴之外。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于钻井平台的油污问题和船舶的油污问题分别放在了第六章和第八章。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对于船舶油污的规定相对比较完善。首先，从国际公约层面，我国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七条规定在缔约国登记的载运2000t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所有人必须进行保险，或取得其他财产保证，以便按公约的规定承担其对油污损害所应负的责任。对油污损害的任何索赔，可以向污染企业索赔，也可以向保险人直接提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实施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之后在2010年3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提出航行于中国管辖海域内的船舶，需要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奠定了我国船舶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作为行政法规，条例首次在国内法层面为我国船舶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结合我国《海商法》及中国已经加入的《1969/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相关规定，构成了我国船舶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于船舶油污保险制度的规定。然而遗憾的是，《海洋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提到石油钻井平台的油污强制保险问题，随后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对之进行补充，以至于令钻井平台油污强制保险问题无法可依［8］。相对于船舶造成的油污来说，海上钻井平台在作业过程中一旦发生事故，其造成的后果往往更严重。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条例与《海洋环境保护法》相互配套和呼应，以至于涉及钻井平台油污事故除了寥寥可数的法条可供参考外，几乎无法可依。国外石油公司深知我国法律制度之软肋，对我国进行石油资源掠夺的同时，还完全置我国海洋环境严重破坏之风险于不顾。

2．2发达国家的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模式可供借鉴

从目前发达国际的油污责任保险的模式来看，有很多经验可供借鉴。美国是强制性责任保险的代表，其在“ExxonValI_Jez”号油轮造成油污事故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便迅速制定并通过了《1990年油污法》，且该部法律还将海上设施(包括石油钻井平台)等纳入其适用范围。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政府或者政府指定的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条件制定保险政策(环境损害保险)，其环境损害保险制度是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补充。从事需要许可证和需要审批的污染危险企业(包括石油钻井平台)，应当按年度缴纳一定数额的环境损害保险费。在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的通知发出后30天内，义务人仍未缴纳的，保险公司应当将该情况报告环境监督机构，监督机构责令缴费，并处以罚款等惩罚措施，义务人对该命令不得。德国自1990年12月10日开始实施《环境责任法》，该法第十九条规定，具有污染危险的特定设施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定的预先保障义务措施，对设施营运可能引起的环境影响和由此引起的人身、财产损害采取强制保险制度。危险企业必须与保险企业签订损害责任保险合同，否则主管机关禁止该设施运行。该法还以附件方式，列举了存在重大环境责任风险的设施名录，列入该名录的设施的经营者必须采取责任保证措施，包括与保险公司签订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合同，或由州、联邦政府、金融机构提供财务保证或担保［9］。

2．3海上钻井平台投保的现状

关于海上钻井平台的保险，目前以“伦敦标准钻井驳船一切险保单格式”(简称L．S．D．B。F－－－－LondonStandardDrillingBargeForm－－－－AllRisks)为基础，各大保险公司定有自己的“移动式钻井平台一切险条款”。L．S．D．B．F是一个一切险条款，承保范围较广，基本能满足石油公司对财产风险控制的需求，承保了物质损失，施救费用和碰撞责任等，但是并没有涵盖油污的责任保险。一些船东互保协会也设置了移动式钻井平台的保赔保险，例如挪威的AssuranceforeningenGard和AssuranceforeningenSkuld，涉及了油污的责任保险。1970年，30多家石油公司作为作业者在百慕大建立了互保公司，对作业者的油污责任及其他作业责任进行了保赔保险［10］。然而在我国现实的情况是，虽然早就有保险公司推出了环境污染责任险，极少有企业去购买这类保险，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根据我国国内立法，对由于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法律上虽有规定，但是怎么赔和赔多少则规定得很不清楚，有的即便是赔偿也要经历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就造成很多企业对现行法律有恃无恐，不愿意为这种小概率事件增加费用［11］。其次，因为没有良好的推行该保险的环境，对保险企业而言，绝大多数企业不愿购买环境责任险，而只有少数高危行业企业出于风险分担的目的愿意购买该险种，但是由于保险企业不能在“大数法则”下运营该保险产品，因此很难在收益和赔付上获得平衡，也就很难推出成熟的保险产品。

3对海上钻井平台实施油污责任强制保险的必要性

3．1强制责任保险是严格责任制度发展的必然需求。

严格责任制度的存在是因为国家认为有必要对特殊的受害群体进行特别的保护，促使生产者加大注意义务并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减少和制止损害发生，从而降低社会总成本，增进社会经济效益。强制责任保险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严格责任制度，对严格责任的有效实施进行保障，并且有助于赔偿功能的强化。油污责任作为一种典型的严格责任，需要有强制保险制度对油污的严格责任进行支撑［12］。

3．2油污责任强制保险能够合理地平衡资金负担，海洋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对钻井平台油污责任实施强制保险。

海洋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高投入、技术含量高，回报周期长的行业，一般的民事法律规定难以对其进行充分而全面的调整，其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特殊的风险责任都决定了须有专门的法律加以规范的调整;随着海上钻井平台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世界众多地区，其所进行的海上作业已经成为重要的、大规模的行业，其经济和法律问题也日益突出。［13］海上钻井平台一旦发生事故，产生重大的油污责任，势必面临巨额的赔偿责任，对于这样回报周期长的项目来说，沉重的赔偿责任将使钻井平台经营人不堪重负，势必影响石油公司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也势必影响海上石油工业的发展，因此，客观上需要有保险公司对该风险进行承保来分散石油公司的风险。

3．3与船舶油污相比，海上钻井平台更需要实施油污责任强制保险。

首先，船舶一旦发生油污事故，受害人可以通过扣押或者拍卖肇事船舶或者船舶所有人的其他船舶来获得赔偿，也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程序来使受害人获得其诉求;然而对于海上钻井平台来说，显然扣押或者拍卖不太现实，也没有相关的法律途径予以支撑。其次，船舶在运营过程中，有船公司、船级社、港口国、船旗国和保险人等多方对其进行监控，船舶的管理制度也一般比较严格，船员也是经过主管机构培训和发证的专业人员，其应对油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海上钻井平台则不然，目前还只局限在平台内部或者公司层面的管理［14］。

3．4对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实施油污强制责任保

险可以拓展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更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如本文2．3所分析，目前保险公司很难推出成熟的油污责任保险产品，是由于购买企业很少，保险公司不能在“大数法则”下运营该产品，很难平衡收益和支出。［15］如果在相关法律的主导下，强制污染责任人投保责任险，则扩大了投保人的基数，保险公司更容易平衡收益和支出，并且降低保险费率，使投保人、保险人、第三人以及政府达到“多赢”的局面。

3．5对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实施油污强制责任保险可以引入保险人监督机制。

保险公司在评估前来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客户时，不仅关注保单内容本身以及费率，更加关注投保客户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理念。保险公司为了规避本身的风险，降低赔付率，会时时对投保客户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监控，还会引入第三方检验机构对海上钻井平台的等级进行评估，对于不合标准的企业会拒绝承保。保险公司不愿承保的企业则会被清除出这个行业，海上石油勘探的准入条件也会因此提高，这样一来更利于这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4对我国海上钻井平台实施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建议

4．1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快修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增加关于钻井平台需要投保油污责任险的条款，为钻井平台油污强制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或者由国务院出台相应的法规或者条例，对《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完善和补充。

4．2建立海上钻井平台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及有关具体实施办法

包括各大保险公司的钻井平台一切险和一些船东互保协会的保赔保险，同时建立钻井平台行业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16］。用利益导向和强制手段的双重方式来改观当前钻井平台企业不愿投保的局面，从而扩大保险公司相关业务需求进而提高承保金额并且降低费率，充分实现海上钻井平台油污责任保险的目的，使海上钻井平台巨大风险得以较好分散。

4．3将直诉保险人这一特殊制度写入法律，从而引导保险公司行使监督权。

由保险公司委托船级社或者其他监理机构严格按照“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入级与建造规范”实施专门检验，以合理地认定投保范围、承包金额及相关费率，同时由船级社或者监理机构负责进行监督钻井平台作业期间的环境和安全监测系统的运行，乃至当事故发生后，随同保险公司处理后续的损害鉴定和理赔工作。这样既发挥船级社和监理机构的专业之长而拓展其业务领域和范围，也使保险公司理性的发展和壮大这一新型的保险业务，从而更大程度的构筑钻井平台保险业完善而特殊的保险体系［17］。

4．4由交通部海事局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海上钻井平台进行安全检查

除了检查是否满足《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入级与建造规范》以外，还要检查是否持有有效的投保油污强制责任险的证明以及相应的财务担保证书。对于无证的作业者立即勒令停止作业并进行罚款。对于多次违规操作者立即收回作业许可证并将其划入黑名单，从而淘汰环境污染危险性高的企业。

篇3

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短一段时期内开办了汽车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一些在涉外经济领域按照国际惯例办理的很少量的责任保险。这一时期责任保险不仅业务量小，而且社会舆论对于责任保险是否会弱化法律对致害者的惩戒争议较大。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我国保险业整体进入“冬天”，这部分业务也同时停办了。1979年保险业恢复经营以后，国内首先开展的责任险业务仍然是汽车保险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等种种因素，其他责任保险业务仍然只在涉外经济领域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及法制环境的日趋完善，为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有关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增强，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特别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有效地激活了保险市场上消费者对责任保险的需求，为开发研究责任保险产品、开拓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广阔领域和难得的发展机遇。而近年来各种安全事故的频发，企业间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企业主保险意识的不断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注册会计师、医疗人员、金融服务专业人士面临的损害赔偿责任日益增大等等，都预示着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来，我国责任保险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社会上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但受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其规模和作用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需要。2004年至2007年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实现从33亿元增长至67亿元，责任险业务规模一年一个台阶，增长速度均超过当年财产保险业平均增长速度，年均增长20%，保持了持续健康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如图1所示)。然而，我国责任保险总量不大，2007年，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3.35%(不含机动车辆强制责任险)。与全球责任保险业务占财产险业务总量的平均比重15%以上的水平相比，一方面表明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明显滞后，财产保险市场结构亟待调整；另一方面也说明责任保险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整个财产保险市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二、我国现阶段发展责任保险的重要意义

发展责任保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进一步明确我国要大力发展责任保险，肯定发展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发展责任保险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及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人类生存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及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日俱增，如火灾、计算机系统的故障、核泄漏、环境污染等，都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损害人民的利益。发展责任保险，可以使保险公司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在事故责任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使赔偿更有保障，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有利于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主体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责任风险。如果每一次责任事故的风险都由企业自身完全承担，很有可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通过责任保险这种机制，能够分散和转嫁生产经营和执业活动中的各种责任风险，避免因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而导致破产或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以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采取责任风险事故与保险费率挂钩，采用差别、浮动费率，根据投保单位的行业风险类别、职业伤害频率、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条件等，划分不同的费率档次，将费率与企业一段时间内的事故和赔付情况挂钩，定期调整缴费标准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安全意识；有针对性地对投保企业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对隐患严重的客户，要提出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积极推广安全性能可靠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促使企业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伤亡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为了办理赔付，将对事故进行必要的调查。这种调查，事实上也是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督。通过调查，不仅可以划分责任，同时可以发现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差距和问题，促使企业加强和改进安全管理，防止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据国务院最近的公布的数据，我国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多万人，并且具有特大事故多(尤其是道路交通事故和煤矿事故)、职业危害严重(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500万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特点。近年来，交通事故、企业产品缺陷损害事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如吉林石化爆炸案、甘肃铅中毒案)、企业工伤事故(煤矿瓦斯爆炸、透水事故)、医疗事故、建造单位造成的工程质量事故等频频被媒体曝光，而社会对这些损害事故的关注焦点，除事故发生原因外，几乎都集中于对事故受害方的赔偿处理问题上。通过建立自愿性和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引入风险分摊机制，由政府、企业、保险公司等共同编织一张责任事故的安全“保险网”，增加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处理突发性的责任事件方面，责任保险为社会提供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和服务，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稳定的制度安排，能够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增加公众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减少各种事故的发生。

(四)有利于辅助社会管理

国外的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而在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发挥的作用很小。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在事故处理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财政负担很重。近年来，由于一些生产经营者经济能力有限或有意逃避责任，常常在发生重大、特大责任事故后躲藏逃匿，把灾后救助和事故善后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在一些行业和——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不正常现象，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

责任保险是政府转移社会管理风险的有效手段。政府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建立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利用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效地转嫁风险。通过在一些高危行业或企业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辅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处理责任事故的行政效率。此外，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

(五)有利于促使相关法律的完善

责任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民事责任制度的目的，也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发展变化创造了条件。首先，责任保险可以分散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责任制度遵循填补原则，要求加害人承担填补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移其民事赔偿责任。其次，责任保险可以弥补民事责任的某些不足。民事责任制度在解决受害人的赔偿问题方面存在其固有的三大缺陷：加害人无力赔偿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加害人恶意拒绝赔偿而隐匿财产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赔偿的主体为加害人，而加害人作为社会的个体，赔偿能力有限，对于巨额赔偿难以承受。上述缺陷仅靠民事责任制度内的变革，已无法适应保障受害人利益发展的需要，而责任保险具有分散赔偿风险的功能，它将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致人损害的责任分散于社会大众，做到了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实际上增强了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受害人不能获得实际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上的尴尬。再次，责任保险可以推动民事责任制度的改进。责任保险的存在，使民事责任制度具有积极改进的实践基础。民事责任制度可以借助于责任保险分散加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的机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朝着有利于救济受害人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法制化程度相对落后，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责任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责任险的发展与一国法律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不健全是制约责任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继《民事通则》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几十部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法规都仅是针对不同领域做出的个别规定，缺乏系统性。而《民事通则》本身也就不到200条，对民事责任方面的规定相当概括，而且规定的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的归责原则也难以实现对社会公众的有效保护。政府部门运用保险机制处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意识不强，市场机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有些规定缺乏刚性，特别是与安全生产息息相关的领域，还没有强制保险的规定。

2.现有法律法规的操作性有待加强。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包括制定法律、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包括在案件审判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加害人做出处罚，将法律条款落到实处。如目前我国对于雇佣关系的调整仅仅适用《劳动法》和其他地方性条例，这些地方性条例的差异也很大，工作期间发生意外后，对于雇主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都没有明确规定。同时，虽然我国对雇主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意味着只有在属于雇主责任时才给予赔偿，但具体赔偿规定未明晰。另外，对于执法的监督力度不够，导致许多法律法规形同虚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客运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分别为旅客或者危险货物投保承运人责任险”，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执行不力，部分地区并未严格施行。

(二)保险主体业务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责任保险经营技术落后，经营险种单一。国内现有责任保险种类少，主要险种仅有10多个，各保险公司主要保险业务险种大多雷同，而且各司开展责任保险的历史比较短，积累的数据有限，在定价过程中更多依赖于业务经验和市场平均费率，难以按照保险精算原理进行合理的定价。这样，费率无法反映标的风险的大小，保险公司也无法有效地控制风险。由于没有科学的风险评估手段，对风险较小的标的，本来可以以较低费率承保，却因为与标准费率相差太大而不敢承保；而对于风险较高的标的，却因为无法评估或竞争需要，而盲目以低费率承保，造成亏损。因此，受技术、经营经验及制度的限制，各公司开发新险的积极性不高，新险种的推广进度也不尽人意，难以满足人们对保险的需求。

2.再保险等风险分散渠道成本过高，责任保险经营风险大。再保险是责任保险直接业务的重要支持，由于在民事责任中，迟发事故占比较高，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责任累计，给保险人带来沉重负担。如20世纪的灾难“石棉沉着病”。据统计，现在法国每年因20多年前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约3000人，预汁在201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1万人。从现在到未来，日本因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0万人。在美国虽然没有统计过此类疾病的具体死亡人数，但是保险赔偿金已高达2500亿美元。国内外再保险公司对此类业务都十分谨慎，将责任保险特别是职业责任险列入“杂险”范畴，分保时大都需要逐笔谈判。实务中除法定分保外，许多保险公司在承保职业责任险时都需要先在再保市场上寻找买者，并根据再保公司提供的费率来测算承保费率。这样，很难单独签订责任保险的成数或溢额分保合同。而且临时分保方式又具有成本高、价格相对昂贵以及分保人对业务比较挑剔的不利特点，即使有保险需求，保险公司也不敢轻易承保，错失商机，业务发展受阻。

3.专业型综合人才缺乏，培训力度不够。责任保险涉及行业广泛、技术性强，对承保、理赔人员在界定责任方、责任范围、保险责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这就需要对责任险从业人员进行保险理论知识、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保证保险营销人员能准确地引导客户制定合适的投保方案，保证理赔人员能及时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但是目前保险公司在人员培训方面力度不够，现有的培训计划不足以完成对实际工作的有效支持，致使销售人员不能全面领会公司责任险核保政策，出现销售与核保的脱节，影响业务的质量和发展。另一方面，有的保险公司发展规划中将责任保险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注重责任险新产品开发，每年都有新的险种推向市场，但是在推广上，针对新险种的培训和宣传资料、辅助材料的发行都相对滞后，导致业务开展中销售人员更倾向于业已熟悉的传统险种，这对优化公司业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4.行业间沟通不足，保险业内非理性竞争加剧。因为保险产品的特点，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经常处于对立的位置，特别是投保人对风险状况进行陈述时，常常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由于行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和沟通，经常会出现某个投保人在一个保险公司出险后，就转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其他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照较低费率承保。有些公司为了保证其业务总规模的发展，违规承保责任保险。如扩展责任保险范围；违反条款规定，允许投保人不记名投保；将责任保险作为企财险等险种的附加险向投保人搭售，仅收取少量保费等。

(三)社会公众责任保险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众对责任保险的认识不够，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目前对责任保险业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国内公众对责任保险知之甚少。有些投保人为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疏于对安全工作的投入和检查，而且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清楚，对责任保险的转嫁责任风险机能缺乏了解。有些单位个人即便知道其责任风险，仍存侥幸心理，不想投保责任保险。部分企业法律和诚信意识淡漠，发生损害赔偿事故后，以种种形式逃避赔偿责任，不愿投保责任保险。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了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2.社会公众索赔意识不强，致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受害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往往因种种原因而放弃索赔，从而使加害人逃脱赔偿责任。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是索赔意识仍有待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很多公民对法律规定还不了解，不懂得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因为不熟悉法律的相关要求，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取证据，导致权利丧失。其次，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对被告的保护，很多公民在遭到他人侵权损害时，往往不愿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再次，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公民还保留有重“名声”轻“经济”的想法，这样在不少案例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只为“争一口气”而已，轻易放弃自己的经济补偿索赔权利。最后，即使提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加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

四、规范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法规建设

1.稳步推进法律法规建设，创造责任风险转移需求。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中所谓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它体现着社会的规范标准，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目前，我国除《民法通则》外，已陆续出台了《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几十部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发展责任保险，必须对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要统一行动，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促进各行业涉及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和鼓励责任险的各类法律法规建设。

2.加强相关法律操作可行性，明确经济赔偿责任范围。现有法律制度对于责任事故的处理随意性大、处罚力度轻、加害人承担的责任小、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明确责任范围及具体的损失赔偿标准，清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处于一定的法律规范约束范围之内，当其违反这种规范并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只有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当事人才会积极主动地寻求通过保险等途径或方式来转移这种责任风险，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市场需求的增长。

3.对于重要的业务领域，逐步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法制环境不健全、公民法律意识不强和不合理的责任保险费率等因素导致责任保险发展缓慢，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事实上，机动运输工具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旅行社强制责任保险措施的出台，已经反映了这种社会需求。国外的经验表明，在责任保险发展的初始阶段，适当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利大于弊。因此，对于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密切的行业、与社会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企业和与服务对象利益维护关系密切的职业等应该逐步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通过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使得责任转移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使责任保险供给变为实际供给，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业务规模增长。

(二)不断提高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1.培育责任保险供给主体，完善责任保险产品结构。随着责任保险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各财产保险公司推进责任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逐步提高。2005年底我国批筹了第一家专业责任保险公司——长安责任保险公司。2006年3月，人保公司成立了“责任信用险部”，专门负责责任保险业务发展。但经营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或专门的责任保险公司数量不多，且公司组织形式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容易导致责任保险供给的垄断或不足。责任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其经营主体通常众多且组织形式多样，如美国纽约州责任保险市场主体有股份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合作社保险公司、联合承保协会和自保组织等多种形式。因此，政府应该鼓励不同组织形式的专业化的责任保险公司优先发展。

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上有责任保险产品约400多个。但总体而言，这些责任保险产品不能很好地适应个人和企业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年责任保险保费徘徊在30亿元至60亿元之间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国可以参照美国责任保险的经验开拓责任保险条款。首先，要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责任保险产品创新模式，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域的现实需要，开发个性化的责任保险产品；其次，要在注重发展传统责任保险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新的责任保险领域，设计综合性责任保险产品。

2.加强风险管理，控制经营风险。从国外责任保险发展历程看，责任保险曾因为侵权责任认定与责任保险相分离而导致了责任保险危机，即民事责任裁决金额迅速增长导致保险公司成倍地提高责任保险费或拒绝出售责任保险单。在我国，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民事损害赔偿等责任风险也将相应增大，这将增加责任保险的市场风险。为了控制这些风险，各公司应加强对责任保险风险评估和预测分析，开发责任保险产品时应考虑客户的不同需求和市场的法律环境，对高危行业提高费率，慎重承保，并采取记名承保或按工种确定人数，单独制定承保方案及再保险方案，严格把好理赔质量关，提高定损的准确、合理、科学性，切实防范化解经营风险。

3.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引进各方面人才。拥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是责任保险创新、发展的关键。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通过视频方式、巡回辅导、集中授课等形式进行培训，尤其应加强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熟悉和掌握责任保险有关民事赔偿的法律法规，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人才赴国外保险公司或院校学习考察、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引进和合理利用各行业的专家，如建筑、农业、企业管理等专家，提高保险公司自身风险管理水平，促进责任保险的发展。例如，环境污染的损失评估难度较大、专业性强，需要环保部门协助进行环境损失评估，提高损失评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4.加强行业间合作，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我国保险公司应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努力寻求多种形式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展开新的竞争，在竞争中以机制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取胜于市场。保险全行业应通力协作、大力配合，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市场竞争规律作用，以服务社会、实施社会管理职能为共同目标，在携手开发国内责任保险市场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我国处于责任保险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必要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加强行业间的相互约束、相互管理和相互竞争，吸取经验教训，防止保险公司之间不计成本的价格大战、片面的数量规模和短期性效益行为再现。通过行业自律组织，积极推进保险行业内部实现对有关责任风险的资料和信息的共享；对于费率的拟订、承保范围的划分和赔偿限额的确定等方面内容形成制度性规定，报由保监会审批；对于某些目标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联手开发、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对于有关民事责任的认定及保险人赔偿限额的确定，在行业内部应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尤其对于涉及高额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保险公司之间还需采取共同保险、再保险等方式经营，避免风险单位的集中，减低公司经营风险。

(三)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

1.加大宣传责任保险，普及责任保险知识，增进社会各界对责任保险的了解。政府有关部门应和保险公司一起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展开立体宣传。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和方式加强普法工作和责任保险的宣传工作，在提高社会公众维权意识的同时，强化责任人的法律意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切实保证民事法律责任的贯彻执行，使责任人对受害人的补偿落在实处。而且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媒体机构等独立于保险公司的第三人，其做的宣传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2.促进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为责任保险的开展争取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现阶段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推动。行业监管部门应在与政府相关机构的沟通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协调工作机制、联合下发文件、共同确立并指导试点工作展开的方式引导、推动法人单位运用相关的责任保险来防范、化解风险。例如，与公安部联合发文推动公共场所的火灾公众责任险、与建设部联合推动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与安监总局共同研究高危行业的雇主责任险等。保险业与各部门配合互动机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一是实现保险与消防、安全生产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充分利用防灾防损、安全技术方面的人员和经验数据，尽量统一损失统计口径，支持保险公司在消防和安全生产上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在安全检查上积极配合，通过加强对保险标的的安全检查，达到防灾防损的目的。三是加强事故发生后的协调工作，研究保险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介入事故处理的途径，帮助其尽快进入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影响的程度，及时恢复生产经营。除了与各主管政府机关推动其主管范围内的责任保险外，保监会还应与税收、财政等各部门加强沟通，为责任保险的发展争取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人才政策、财政补贴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积极扶植与大力支持。近期，教育部、财政部与中国保监会联合签发《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构的通知》，决定将在全国各中小学校中推行由政府购买校方责任保险的制度。其中明确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投保校方责任险所需的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每年每生不超过5元，该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学校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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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

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购买必须完善环境污染风险的防范措施，否则造成的环境污染将处于免赔状态。因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越多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购买，那么对于环境保护而言就越有利。我国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追究责任主要依靠行政处罚，意外环境污染事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也是不完善的，而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额度有限，许多环境事故肇事者只承担了少量的污染损失，当地社会和地方政府则赔偿大部分的损害，而且受损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往往并不计入污染损失当中。正因为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责任规定的不是很明确，许多环境肇事者承担的少，所以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公司觉得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慢慢实行强制购买，从自愿到强制在这种过渡过程中，一般都是慢慢进行。从自愿到强制一般而言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自愿购买;第二个阶段: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第三个阶段:强制为主，自愿为辅;第四个阶段:完全强制。这四个阶段一步一步实现完全强制，每一个阶段其实变化的最主要的就是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量。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量不高就是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只有让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自愿并且乐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以后才能够顺利实行完全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因为当我国将来实行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心甘情愿，那么就不会产生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就避免了有可能的社会问题。因此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是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是一定待解决的问题。

(二)保险公司参与积极性不高

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作为一种企业，同样具有追逐利益的性质。企业投保前，保险公司为了确定合理的费率，会雇请专家对企业进行进行环境风险勘察和评估，这是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成本的。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由于缺乏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环境风险的识别和量化难度很大，而且行业和企业间的差异也比较大，保险公司很难判断企业的根据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产品定价。保险公司的盈利预期很难确定，社会对它的了解度和认可度不高，因此导致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多。根据2012年5月28日南报网讯报道，记者从南京环保局获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项目招标已经完成，一共有5家保险公司通过了招标。虽然相比于截止2008年国内总共只有几家保险公司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公司的参与度有所提高。但是保险公司参与程度还是达不到，我国将来实行强制性保险的程度。保险公司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数量不多，会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失去一个比较完整的保险体系作为支撑，导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间一环过于薄弱，根本无法大范围大规模实行，直接影响保险从自愿到强制的过渡。也正是由于保险公司积极性不高，宣传力度不够，才使得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认识度不够，购买欲望不强，这样保险就间接影响了保险从自愿到强制的过渡。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的积极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保险自愿到强制的进程。因此保险公司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是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的政府促进机制

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和保险公司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根据2015年5月7日安顺在线的报道:“对按规定投保的参保企业，市环保局会将其投保信息通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成本补偿和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同时，各级环保部门可在企业项目审批、评先评优、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部门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投保企业有一些鼓励措施，只是一些优先支持，规定的十分不明确。笔者认为政府的措施很重要。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政府应该是一个促进机制。笔者认为应该由政府干预，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并实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补贴制度，最后为了加强自愿购买程度，政府应该对购买与不购买保险的企业区别对待，给予积极购买保险的企业一些除补贴外的政策性好处。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政府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够成为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的促进机制。

(一)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

由于我国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追究责任主要依靠行政处罚，许多环境事故肇事者只承担了少量的污染损失。大部分的环境污染损失都是最后由

国家承担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多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便不会害怕意外的环境污染，少量的污染损失相比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成本与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要改善环境污染风险措施的成本而言，似乎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更加有经济利益。毕竟企业都追逐更大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权衡之下，选择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是意料之中。企业投保积极性由于这种原因，导致投保量十分不可观。因此笔者认为没有法律的明确约束，很多企业会选择钻法律的空隙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尝试制定出明确环境污染事故中赔偿责任和发生意外环境污染赔偿机制的法律。只有当法律明确了环境污染事故中赔偿责任和发生意外环境污染赔偿机制，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公司为了避免巨额的赔偿可能，而选择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因此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使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为了企业以后的经济利益，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高了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

(二)政府有关部门实行环保保费补贴

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额，采用保费补贴的办法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投保量十分足，效果十分可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策性保险，具有保费补贴的话，对需要投保人而言，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对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公司企业征收适当的环境保护税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排污费制度中收的排污费就属于环境保护税收。借鉴采用保费补贴的办法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笔者认为政府的有关部门收取的环境保护税中应该拿出一部分作为环保保费补贴。环保保费补贴是针对于投保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当然环境保费补贴万一不够的情况下应该由国家财政出部分钱，作为该补制度的依靠。只有在有稳定利益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和具有污染风险的公司才会有投保积极性，主动参与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当中，提高投保量。实行环保保费补贴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自愿性投保到强制性投保过渡中，有效解决可能产生的问题。也是政府但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促进机制中的重要一环。

(三)政府对投保企业与未投保企业区别对待

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强制性保险过渡到自愿性保险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具有污染性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如果政府在违背大多数企业自愿性的前提下强制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转变成强制保险，要求企业必须购买，那么必定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矛盾。笔者认为本论文前面提到的减免税款，实行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保量，但考虑到某些企业不在乎这些税款和补贴。所以在此过渡期间，政府必须想出一个投保企业与未投保企业区别对待，对于投保企业给与的好处是企业无法抗拒的行政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政府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形成全方位的促进机制。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情况进行信息公开，使大家都有能够具体了解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进展情况。对于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政府应该给予相比未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更多一点的环境污染指标。环境污染指标对于一个具有污染性风险的企业而言十分重要。应为这个指标是政府给的，假如超过了指标要么就向指标没用完的企业购买指标或者缴纳高额排污费。我国与环境污染指标有直接关系的制度是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而言环境污染指标是直接无经济利益挂钩的，有很现实的利益。对于鼓励自愿投保政府还需要更大的力度促进，将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购买作为某些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在前面提到的信息公开后，由政府明确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假如有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未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那么在某一些项目竞标中，该企业就没有竞标资格。笔者认为，这样的行政许可前置条件更能促进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积极投保。政府做到以上建议，区别对待投保企业与未投保企业，让未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和行政许可前置条件下，不得不综合考虑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利弊，明显的利益趋势下，未投保的企业也会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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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短一段时期内开办了汽车第三者责任险，还有一些在涉外经济领域按照国际惯例办理的很少量的责任保险。这一时期责任保险不仅业务量小，而且社会舆论对于责任保险是否会弱化法律对致害者的惩戒争议较大。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我国保险业整体进入“冬天”，这部分业务也同时停办了。1979年保险业恢复经营以后，国内首先开展的责任险业务仍然是汽车保险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等种种因素，其他责任保险业务仍然只在涉外经济领域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及法制环境的日趋完善，为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罚条例》等有关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增强，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特别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有效地激活了保险市场上消费者对责任保险的需求，为开发研究责任保险产品、开拓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广阔领域和难得的发展机遇。而近年来各种安全事故的频发，企业间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企业主保险意识的不断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注册会计师、医疗人员、金融服务专业人士面临的损害赔偿责任日益增大等等，都预示着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来，我国责任保险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社会上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但受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其规模和作用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需要。2004年至2007年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实现从33亿元增长至67亿元，责任险业务规模一年一个台阶，增长速度均超过当年财产保险业平均增长速度，年均增长20%，保持了持续健康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如图1所示)。然而，我国责任保险总量不大，2007年，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3.35%(不含机动车辆强制责任险)。与全球责任保险业务占财产险业务总量的平均比重15%以上的水平相比，一方面表明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明显滞后，财产保险市场结构亟待调整；另一方面也说明责任保险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整个财产保险市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二、我国现阶段发展责任保险的重要意义

发展责任保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进一步明确我国要大力发展责任保险，肯定发展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发展责任保险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及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人类生存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及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日俱增，如火灾、计算机系统的故障、核泄漏、环境污染等，都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损害人民的利益。发展责任保险，可以使保险公司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在事故责任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使赔偿更有保障，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有利于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主体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责任风险。如果每一次责任事故的风险都由企业自身完全承担，很有可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通过责任保险这种机制，能够分散和转嫁生产经营和执业活动中的各种责任风险，避免因生产责任事故的发生而导致破产或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以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采取责任风险事故与保险费率挂钩，采用差别、浮动费率，根据投保单位的行业风险类别、职业伤害频率、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条件等，划分不同的费率档次，将费率与企业一段时间内的事故和赔付情况挂钩，定期调整缴费标准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环境，提高安全意识；有针对性地对投保企业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对隐患严重的客户，要提出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积极推广安全性能可靠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促使企业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伤亡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为了办理赔付，将对事故进行必要的调查。这种调查，事实上也是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督。通过调查，不仅可以划分责任，同时可以发现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差距和问题，促使企业加强和改进安全管理，防止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据国务院最近的公布的数据，我国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多万人，并且具有特大事故多(尤其是道路交通事故和煤矿事故)、职业危害严重(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500万人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特点。近年来，交通事故、企业产品缺陷损害事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如吉林石化爆炸案、甘肃铅中毒案)、企业工伤事故(煤矿瓦斯爆炸、透水事故)、医疗事故、建造单位造成的工程质量事故等频频被媒体曝光，而社会对这些损害事故的关注焦点，除事故发生原因外，几乎都集中于对事故受害方的赔偿处理问题上。通过建立自愿性和强制性的责任保险制度，引入风险分摊机制，由政府、企业、保险公司等共同编织一张责任事故的安全“保险网”，增加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处理突发性的责任事件方面，责任保险为社会提供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和服务，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稳定的制度安排，能够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通过建立责任保险制度，也可以增加公众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减少各种事故的发生。

(四)有利于辅助社会管理

国外的经验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而在我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发挥的作用很小。一些重大的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在事故处理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财政负担很重。近年来，由于一些生产经营者经济能力有限或有意逃避责任，常常在发生重大、特大责任事故后躲藏逃匿，把灾后救助和事故善后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在一些行业和——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业主发财、政府发丧”的不正常现象，对政府财政形成了很大压力。

责任保险是政府转移社会管理风险的有效手段。政府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建立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利用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效地转嫁风险。通过在一些高危行业或企业建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辅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处理责任事故的行政效率。此外，通过责任保险机制，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责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处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获得赔偿，及时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

(五)有利于促使相关法律的完善

责任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民事责任制度的目的，也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发展变化创造了条件。首先，责任保险可以分散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责任制度遵循填补原则，要求加害人承担填补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移其民事赔偿责任。其次，责任保险可以弥补民事责任的某些不足。民事责任制度在解决受害人的赔偿问题方面存在其固有的三大缺陷：加害人无力赔偿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加害人恶意拒绝赔偿而隐匿财产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赔偿的主体为加害人，而加害人作为社会的个体，赔偿能力有限，对于巨额赔偿难以承受。上述缺陷仅靠民事责任制度内的变革，已无法适应保障受害人利益发展的需要，而责任保险具有分散赔偿风险的功能，它将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致人损害的责任分散于社会大众，做到了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实际上增强了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受害人不能获得实际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上的尴尬。再次，责任保险可以推动民事责任制度的改进。责任保险的存在，使民事责任制度具有积极改进的实践基础。民事责任制度可以借助于责任保险分散加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的机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朝着有利于救济受害人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法制化程度相对落后，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责任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责任险的发展与一国法律的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不健全是制约责任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继《民事通则》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几十部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法规都仅是针对不同领域做出的个别规定，缺乏系统性。而《民事通则》本身也就不到200条，对民事责任方面的规定相当概括，而且规定的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的归责原则也难以实现对社会公众的有效保护。政府部门运用保险机制处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意识不强，市场机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有些规定缺乏刚性，特别是与安全生产息息相关的领域，还没有强制保险的规定。

2.现有法律法规的操作性有待加强。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包括制定法律、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还包括在案件审判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加害人做出处罚，将法律条款落到实处。如目前我国对于雇佣关系的调整仅仅适用《劳动法》和其他地方性条例，这些地方性条例的差异也很大，工作期间发生意外后，对于雇主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都没有明确规定。同时，虽然我国对雇主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意味着只有在属于雇主责任时才给予赔偿，但具体赔偿规定未明晰。另外，对于执法的监督力度不够，导致许多法律法规形同虚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客运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分别为旅客或者危险货物投保承运人责任险”，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执行不力，部分地区并未严格施行。

(二)保险主体业务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责任保险经营技术落后，经营险种单一。国内现有责任保险种类少，主要险种仅有10多个，各保险公司主要保险业务险种大多雷同，而且各司开展责任保险的历史比较短，积累的数据有限，在定价过程中更多依赖于业务经验和市场平均费率，难以按照保险精算原理进行合理的定价。这样，费率无法反映标的风险的大小，保险公司也无法有效地控制风险。由于没有科学的风险评估手段，对风险较小的标的，本来可以以较低费率承保，却因为与标准费率相差太大而不敢承保；而对于风险较高的标的，却因为无法评估或竞争需要，而盲目以低费率承保，造成亏损。因此，受技术、经营经验及制度的限制，各公司开发新险的积极性不高，新险种的推广进度也不尽人意，难以满足人们对保险的需求。

2.再保险等风险分散渠道成本过高，责任保险经营风险大。再保险是责任保险直接业务的重要支持，由于在民事责任中，迟发事故占比较高，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责任累计，给保险人带来沉重负担。如20世纪的灾难“石棉沉着病”。据统计，现在法国每年因20多年前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约3000人，预汁在201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1万人。从现在到未来，日本因吸入石棉粉末后导致的石棉沉着病而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0万人。在美国虽然没有统计过此类疾病的具体死亡人数，但是保险赔偿金已高达2500亿美元。国内外再保险公司对此类业务都十分谨慎，将责任保险特别是职业责任险列入“杂险”范畴，分保时大都需要逐笔谈判。实务中除法定分保外，许多保险公司在承保职业责任险时都需要先在再保市场上寻找买者，并根据再保公司提供的费率来测算承保费率。这样，很难单独签订责任保险的成数或溢额分保合同。而且临时分保方式又具有成本高、价格相对昂贵以及分保人对业务比较挑剔的不利特点，即使有保险需求，保险公司也不敢轻易承保，错失商机，业务发展受阻。

3.专业型综合人才缺乏，培训力度不够。责任保险涉及行业广泛、技术性强，对承保、理赔人员在界定责任方、责任范围、保险责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这就需要对责任险从业人员进行保险理论知识、法律知识方面的培训，保证保险营销人员能准确地引导客户制定合适的投保方案，保证理赔人员能及时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但是目前保险公司在人员培训方面力度不够，现有的培训计划不足以完成对实际工作的有效支持，致使销售人员不能全面领会公司责任险核保政策，出现销售与核保的脱节，影响业务的质量和发展。另一方面，有的保险公司发展规划中将责任保险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注重责任险新产品开发，每年都有新的险种推向市场，但是在推广上，针对新险种的培训和宣传资料、辅助材料的发行都相对滞后，导致业务开展中销售人员更倾向于业已熟悉的传统险种，这对优化公司业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4.行业间沟通不足，保险业内非理性竞争加剧。因为保险产品的特点，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经常处于对立的位置，特别是投保人对风险状况进行陈述时，常常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由于行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和沟通，经常会出现某个投保人在一个保险公司出险后，就转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其他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照较低费率承保。有些公司为了保证其业务总规模的发展，违规承保责任保险。如扩展责任保险范围；违反条款规定，允许投保人不记名投保；将责任保险作为企财险等险种的附加险向投保人搭售，仅收取少量保费等。

(三)社会公众责任保险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众对责任保险的认识不够，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目前对责任保险业务的宣传力度不够，国内公众对责任保险知之甚少。有些投保人为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疏于对安全工作的投入和检查，而且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清楚，对责任保险的转嫁责任风险机能缺乏了解。有些单位个人即便知道其责任风险，仍存侥幸心理，不想投保责任保险。部分企业法律和诚信意识淡漠，发生损害赔偿事故后，以种种形式逃避赔偿责任，不愿投保责任保险。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了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2.社会公众索赔意识不强，致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受害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往往因种种原因而放弃索赔，从而使加害人逃脱赔偿责任。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是索赔意识仍有待提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很多公民对法律规定还不了解，不懂得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因为不熟悉法律的相关要求，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取证据，导致权利丧失。其次，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对被告的保护，很多公民在遭到他人侵权损害时，往往不愿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再次，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公民还保留有重“名声”轻“经济”的想法，这样在不少案例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只为“争一口气”而已，轻易放弃自己的经济补偿索赔权利。最后，即使提讼，法院判决后存在的执法不力也为加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提供了可能。

四、规范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法规建设

1.稳步推进法律法规建设，创造责任风险转移需求。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中所谓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它体现着社会的规范标准，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目前，我国除《民法通则》外，已陆续出台了《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几十部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为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发展责任保险，必须对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完善。保险行业要统一行动，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促进各行业涉及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和鼓励责任险的各类法律法规建设。

2.加强相关法律操作可行性，明确经济赔偿责任范围。现有法律制度对于责任事故的处理随意性大、处罚力度轻、加害人承担的责任小、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明确责任范围及具体的损失赔偿标准，清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处于一定的法律规范约束范围之内，当其违反这种规范并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只有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当事人才会积极主动地寻求通过保险等途径或方式来转移这种责任风险，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市场需求的增长。

3.对于重要的业务领域，逐步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已经成为灾害危机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自愿责任保险障碍较多，法制环境不健全、公民法律意识不强和不合理的责任保险费率等因素导致责任保险发展缓慢，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律强制推行。为了发挥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克服自愿保险中的障碍，对于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责任风险，有必要通过立法强制的方式，利用现有的保险机构加以管理和分散。事实上，机动运输工具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旅行社强制责任保险措施的出台，已经反映了这种社会需求。国外的经验表明，在责任保险发展的初始阶段，适当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利大于弊。因此，对于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密切的行业、与社会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企业和与服务对象利益维护关系密切的职业等应该逐步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通过实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使得责任转移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使责任保险供给变为实际供给，从而促进我国责任保险业务规模增长。

(二)不断提高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1.培育责任保险供给主体，完善责任保险产品结构。随着责任保险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各财产保险公司推进责任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逐步提高。2005年底我国批筹了第一家专业责任保险公司——长安责任保险公司。2006年3月，人保公司成立了“责任信用险部”，专门负责责任保险业务发展。但经营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或专门的责任保险公司数量不多，且公司组织形式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容易导致责任保险供给的垄断或不足。责任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其经营主体通常众多且组织形式多样，如美国纽约州责任保险市场主体有股份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合作社保险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上有责任保险产品约400多个。但总体而言，这些责任保险产品不能很好地适应个人和企业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年责任保险保费徘徊在30亿元至60亿元之间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国可以参照美国责任保险的经验开拓责任保险条款。首先，要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责任保险产品创新模式，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域的现实需要，开发个性化的责任保险产品；其次，要在注重发展传统责任保险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新的责任保险领域，设计综合性责任保险产品。

2.加强风险管理，控制经营风险。从国外责任保险发展历程看，责任保险曾因为侵权责任认定与责任保险相分离而导致了责任保险危机，即民事责任裁决金额迅速增长导致保险公司成倍地提高责任保险费或拒绝出售责任保险单。在我国，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民事损害赔偿等责任风险也将相应增大，这将增加责任保险的市场风险。为了控制这些风险，各公司应加强对责任保险风险评估和预测分析，开发责任保险产品时应考虑客户的不同需求和市场的法律环境，对高危行业提高费率，慎重承保，并采取记名承保或按工种确定人数，单独制定承保方案及再保险方案，严格把好理赔质量关，提高定损的准确、合理、科学性，切实防范化解经营风险。

3.重视人才培养，积极引进各方面人才。拥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是责任保险创新、发展的关键。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队伍，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通过视频方式、巡回辅导、集中授课等形式进行培训，尤其应加强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熟悉和掌握责任保险有关民事赔偿的法律法规，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人才赴国外保险公司或院校学习考察、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引进和合理利用各行业的专家，如建筑、农业、企业管理等专家，提高保险公司自身风险管理水平，促进责任保险的发展。例如，环境污染的损失评估难度较大、专业性强，需要环保部门协助进行环境损失评估，提高损失评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4.加强行业间合作，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我国保险公司应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努力寻求多种形式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展开新的竞争，在竞争中以机制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取胜于市场。保险全行业应通力协作、大力配合，在开发责任保险市场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市场竞争规律作用，以服务社会、实施社会管理职能为共同目标，在携手开发国内责任保险市场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我国处于责任保险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必要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加强行业间的相互约束、相互管理和相互竞争，吸取经验教训，防止保险公司之间不计成本的价格大战、片面的数量规模和短期性效益行为再现。通过行业自律组织，积极推进保险行业内部实现对有关责任风险的资料和信息的共享；对于费率的拟订、承保范围的划分和赔偿限额的确定等方面内容形成制度性规定，报由保监会审批；对于某些目标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联手开发、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对于有关民事责任的认定及保险人赔偿限额的确定，在行业内部应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尤其对于涉及高额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保险公司之间还需采取共同保险、再保险等方式经营，避免风险单位的集中，减低公司经营风险。

(三)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

1.加大宣传责任保险，普及责任保险知识，增进社会各界对责任保险的了解。政府有关部门应和保险公司一起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展开立体宣传。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和方式加强普法工作和责任保险的宣传工作，在提高社会公众维权意识的同时，强化责任人的法律意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切实保证民事法律责任的贯彻执行，使责任人对受害人的补偿落在实处。而且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媒体机构等独立于保险公司的第三人，其做的宣传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2.促进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为责任保险的开展争取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现阶段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推动。行业监管部门应在与政府相关机构的沟通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协调工作机制、联合下发文件、共同确立并指导试点工作展开的方式引导、推动法人单位运用相关的责任保险来防范、化解风险。例如，与公安部联合发文推动公共场所的火灾公众责任险、与建设部联合推动建设工程质量保险、与安监总局共同研究高危行业的雇主责任险等。保险业与各部门配合互动机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一是实现保险与消防、安全生产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充分利用防灾防损、安全技术方面的人员和经验数据，尽量统一损失统计口径，支持保险公司在消防和安全生产上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在安全检查上积极配合，通过加强对保险标的的安全检查，达到防灾防损的目的。三是加强事故发生后的协调工作，研究保险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介入事故处理的途径，帮助其尽快进入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影响的程度，及时恢复生产经营。除了与各主管政府机关推动其主管范围内的责任保险外，保监会还应与税收、财政等各部门加强沟通，为责任保险的发展争取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人才政策、财政补贴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积极扶植与大力支持。近期，教育部、财政部与中国保监会联合签发《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构的通知》，决定将在全国各中小学校中推行由政府购买校方责任保险的制度。其中明确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投保校方责任险所需的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每年每生不超过5元，该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学校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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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侵权责任与责任保险之间的博弈

侵权责任制度与责任保险在其社会功能上有许多相近之处，比如损害补偿，保护受害人利益。两者相互依赖，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促进。侵权责任与责任保险之间又不仅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两者之间还存在相互博弈的关系。

（一）侵权责任制约责任保险的发展方向

首先，责任保险在民事责任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得以存在和发展。只有当法律法规明确了某种行为应承担经济上的赔偿责任时，有关单位或个人才会想到通过保险来转嫁这种风险，责任保险的必要性才会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3］。如果确定的民事赔偿规则过于宽松，行为人的违法成本过低，法律责任危险不大，人们对责任保险也就不会有强烈的制度需求，责任保险也就无从发展［4］。除强制保险外，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是否投保、投保金额多少等，取决于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与保险人的承保意愿。责任保险发展的动力直接来源于可能成为加害人的投保人分散自身侵权赔偿风险的愿望。侵权责任体系中具体制度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给责任保险市场带来一定影响。如果归责原则和赔偿标准发生变化，保险人的赔付可能和赔偿金额也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保险人也需重新核定计算保险费率。侵权主体范围如果发生变化，则可能导致某些细分险种的产生和消亡。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为例。在机动车借用的情形下，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可能会出现“赔付空白”。《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按此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过错责任，在无过错的情况下则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也通常以此为由，拒绝承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责任。在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分离的情形下，《侵权责任法》采用过错归责原则，这就使得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在机动车借用情况下“无险可保”。即使此时机动车借用人也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由于其驾驶的是非保险合同约定的车辆，也无法获得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也就是说，在机动车借用情况下，即使机动车所有人（出借人）与实际使用人（借用人）都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受害人也无法获得这一商业险的保险金赔偿。由此可见，责任保险具有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功能，但它的这个功能的发挥又是受到侵权责任制度制约的。

（二）责任保险冲击传统的侵权责任体系

侵权责任制度制约和影响责任保险的发展，责任保险也会对侵权责任体系形成冲击与挑战。首先，过错原则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传统的侵权责任法以过错责任为主要的归责原则。随着越来越多的责任保险的出现，尤其是某些责任保险的社会化、强制化，比如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广泛应用，损害补偿得到保证，无过错责任的落实因此也有了保障。无过错责任正在不断冲击着传统侵权责任体系中过错责任的主导地位。其次，责任保险制度使个人的侵权责任没落［5］。侵权责任制度立法目的之一便是厘清各主体的侵权责任。在责任保险制度下，被保险人只要支付少量的保险费，就可以将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于第三人保险金请求权的确立，侵权诉讼也在保险公司与受害人之间展开。责任保险使得加害人的责任社会化了，侵权责任体制“责任到人”的意义受到冲击。再次，责任保险削弱了侵权责任体系的惩罚、预防侵权行为之功能。侵权责任体系不仅注重损害的赔偿，同时也注重对加害人的惩罚，从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当责任保险以其特有的优势在诸多损害赔偿领域得到应用，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散，通过支付保险费就足以应付承担侵权责任，并且他们交付的保险费也会作为生产成本转嫁给社会。这样，侵权责任法遏制与预防侵权行为的功能就被相应地削弱了。侵权行为出现后，保险金限额内的损害赔偿由保险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者的惩罚效果被大大削弱。这种削弱还是由于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强制，具有法定性。责任保险还具有射幸性。投保人可以少量的保费换取百倍于保费的保险金，这就难免产生道德风险。被保险人可能因此疏于防范事故的发生，甚至为谋取保险金而有意识的制造事故，或在保险事故发生之时不及时采取措施以及故意扩大损失程度。

三、促进侵权责任制度与责任保险协调发展

侵权责任与责任保险的共生性体现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两者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为了解决现代工业社会遇到的现实问题。在两者的关系中，侵权责任制度对于责任保险的决定性作用是基础。责任保险虽然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保护受害人和进行损害补偿的功能，但它不可能替代侵权责任制度。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对保险金限额以及责任范围在保单中均有明确约定，而受害人实际受到的损失往往是无法预测与准确估计的，因而责任保险的赔偿无法完全弥补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的变化以民事责任制度的变化为基础，也常常落后于民事责任制度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制度与责任保险需要协调发展。

（一）联系责任保险现状完善侵权责任立法

侵权责任对于责任保险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它对侵权行为归责原则、责任范围、免责事由等方面的规定，都会直接影响责任保险的市场现状及具体责任保险的存在基础。对于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区分，要充分考虑到责任保险的发展情况。比如机动车借用情形下，《侵权责任法》对机动车所有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就直接冲击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基础，也带来了受害人损失无法通过责任保险得到及时有效填补的不利后果。既然存在机动车借用或租用的情形，就存在责任保险的现实需求。根据这种状况，《侵权责任法》宜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机动车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机动车借用情况下，当事故责任属“机动车一方”时，对机动车所有人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使其与借用人一起对机动车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样，就可避免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标的缺失，保证受害第三人及时有效地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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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责任保险与侵权责任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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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社会各界对监理工程师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建筑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各项风险责任的落实力度不断加大，监理人员所肩负的职业责任也越来越大。为了能继续推动工程监理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高度重视监理工程师从业人员职业风险的防范。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与现阶段国内市场经济相协调的职业责任制度体系。受建设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影响，当有工程事故发生，对监理工程师责任的认定相当困难。因此，合理的划分和认定监理方在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所应承担责任已经成为关系参建各方切身利益的大事。2013年，住建部会执行新版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示范文本》。在针对监理人违约责任一项中明确指出：“因监理人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监理人应当赔偿委托人损失。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在专用条件中约定。监理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其承担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这就突破了旧版合同范本中规定的“如果因监理人过失而造成了委托人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赔偿。累计赔偿总额不应超过监理报酬总额（除去税金）。”[1]的赔偿上限。监理工程师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是一项国际惯例，在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发展成熟和稳定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工程师投保率普遍达到80%以上。然而目前我国国内6600余家监理企业中真正有效开展监理职业责任保险投保业务的不足200家，企业监理责任险投保率仅3%。蓬勃发展的工程监理行业和冷清的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状况存在很多原因，我国各监理企业对市场上现有的各种监理职业责任保险产品普遍兴趣不高，缺少投保主动性。这其中保险产品单一化、保险费率厘定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保险费率，既能够保障保险公司能够有序开展保险业务，具备充分的资金来对风险进行赔偿，提高保险公司产品竞争力；又能够对监理企业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使监理企业有兴趣参与职业责任保险，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社会投保群体，共同分担风险，最终促进我国工程建设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

2保险费率影响因素和我国职业责任保险产品

2.1国内外对保险费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影响监理职业责任保险费率的因素作了大量的分析讨论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下面举例分析。①2002年美国AIA，ACEC，NSPE三大机构联合对数家开展职业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进行调查，归纳得到影响保险费率的主要因素有六项，各家公司对这几种因素重要程度评价并进行排序，如表1。对上述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上述六种影响因素的排名顺序如下：1）承接项目类别；2）年营业额；3）索赔经历；4）企业经验；5）企业所在地；6）承接项目所在地。②2005年天津大学的齐勋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2]，依据调研保险公司、监理协会、监理企业的多位专家对六大因素的评价数据，构架出矩阵模型如下：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计算出上述六种影响因素排序结果如下：1）承接项目类别：2）年营业额；3）索赔经历；4）企业经验：5）企业所在地；6）承接项目所在地。③美国AIA/ACEC/NSPE于2006年再一次开展职业责任保险投保业务调研。在本次的调研中重新归纳了七项影响建设工程职业责任保险费率厘定的因素，14家参与调查的公司分别给出了上述七大因素影响费率厘定的重要程度排序。同样对统计表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本次调研的七种影响因素排名如下：1）年营业额；2）执业类型；3）索赔经历；4）项目类型；5）公司经验；6）公司所在地；7）项目所在地。从上述三例调研和结论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各保险公司对厘定职业责任保险费率影响因素的种类及各因素重要性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对几个主要因素的认可和排序总体来看还是具有相当强的一致性。

2.2我国现有监理职业责任保险产品情况分析

由于我国开展监理职业责任保险的时间较短，因此国内真正有效开展监理职业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并不多，各保险推出的保险产品普遍比较单一。保监会于2007年对我国建设工程监理职业责任保险费率做出如下规定“：监理职业责任保险费率，对于一般的工程监理单位为0.8%，对于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工程监理单位为0.7%。并在此基础上视具体的风险状况，可作上下30%范围内的浮动。”下面列举国内开展监理职业责任保险业务的两家保险公司的费率方案。①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监理职业责任保险费率方案[4]：②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监理责任保险费率方案：从上面举例费率表中不难看出，目前国内现行各监理责任保险产品的费率条款中对费率影响因素考虑普遍偏少，甚至对某些风险因素的影响一刀切，不能充分体现不同风险条件的投保差别，无法对投保人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保险费率的科学厘定是顺利推行该保险产品的基础因素，他直接决定投保人的投保成本和预期补偿期望的大小。我国现行监理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国家的做法，缺少与我国工程建设监理行业实际情况的有效结合，缺乏针对性，必须在此环节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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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国务院在的《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其中把环境责任保险作为一个重点发展领域，这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005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与破坏事件1406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515（未包括松花江污染事故损失）万元。这些损失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世界上保险业发达的国家一般都通过环境责任保险来转移这种风险。环境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从事保险单约定的业务活动导致环境污染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投保人以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的形式，将突发、意外的恶性污染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责任保险是保险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社会经济和法律建设逐步发展完善的结果，也是保险业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直接表现。近几十年来，责任保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财产保险中的重要险种。美国的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占非寿险保费收入的50%左右，欧洲发达国家占35%左右。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比重仅为5%左右（不含汽车责任险），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的10%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很大，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环境责任保险有着更大的需求。

（一）我国开发环境责任保险的紧迫性

1.环境责任保险是保险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国际保险发展的历史表明，责任险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产险业发达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产险市场险种结构是否良好的主要参照。责任保险的发展水平是受国家经济发展制约的，责任保险的需求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第三产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正在不断上升，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传统的有形财产保险市场趋于饱和，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随着外资保险公司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并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外资保险公司和中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中资保险公司在有形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开发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继续开发的潜力有限，而国内环境责任保险市场还是一片空白，抢占环境责任保险市场，无疑将为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2.政府减轻财政负担。如果企业没有通过环境责任保险转移责任风险，在企业无力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国家必须承担其社会管理职能，国家财政将会负担最后的责任。2005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2388.0亿元，比2004年增长25.1%，占当年GDP的1.31%，达历史最高水平，开发环境责任保险，将大大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3.增加监督主体，加强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监督。在开展环境责任保险的过程中，保险人从承保计算费率到理赔都是与灾害事故打交道，通过掌握环境污染事件的统计资料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减少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频率和损失的严重程度能相应的减少保险金的赔付，从而增加保险基金的积累和降低保险费率。保险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也有加强防灾防损工作的动力；保险人在对投保人进行检查时发现有环境污染的隐患，可向投保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的合理建议，投保方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消除措施，否则由此引起的保险事故带来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保险人还可以采取差别费率和费率优待，对多年无赔付的投保人可采用优惠费率，对赔付记录较多的投保人提高费率，以鼓励投保人加强防灾防损工作。通过开发环境责任保险，增加治理环境污染的参与主体，即保险公司。这样有利于对环境污染进行积极、有效的监管。

4.保持企业经营的稳定。环境责任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我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企业缺乏全面、系统的管理体系，造成环境质量的不稳定。随着有关环境责任法律、法规的颁布，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环境责任诉讼案件将会不断增加。当赔偿责任巨大时，企业不仅可能被迫终止生产、销售，而且可能面临破产的危机。因此，企业要想提高承担环境责任的能力，避免环境责任风险对企业经营造成的较大冲击，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是将责任风险转移出去的最好的风险管理方法。此外，投保后的企业还可大胆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增强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使企业生产经营得到稳定发展。

5.公众环境维权的实现和社会稳定需要环境责任保险。赔偿责任虽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它并不能改变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受害者所获赔偿额的多寡受到致害人经济状况的刚性约束，如果污染侵权企业不具有足够的清偿债务的能力，被侵害者将无法得到事实上的救济。通过开发环境责任保险，集合多数经济单位，建立保险基金，使受害人即公众的利益在承担环境责任的致害人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得到确切可靠的保障。如果民事赔偿不能顺利地履行，将会造成很多家庭和个人的焦虑和不安，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环境责任保险保证了这种民事赔偿责任的顺利履行，维护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功能。

（二）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实施油污损害的强制责任保险，作为缔约国，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另外，我国对于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作业者，已经实行环境责任强制保险。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保险公司和当地环保部门合作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1991年大连最早开展此项业务。后来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也相继开展，但范围不大，保险规模也很小，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企业投保，且投保呈下降趋势。有的城市由于没有企业投保，已处于停顿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试点是不成功的。就整个环境保护领域，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也没有关于环境责任保险的专门立法，目前我国开发环境责任保险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我国试点适用的是任意责任保险制度。在任意保险模式下，企业是否投保取决于其自身意愿，不具有强制性。而很多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造成短期行为，置环境损害于不顾，不愿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第二，保险责任范围过窄。只把突发性污染事故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将排污企业正常、累积排污行为所致损害以及污染所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损害排除在外。事实上，由于污染而造成民事赔偿的不仅仅限于突发性污染事故，还同样会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累积性污染事故。

第三，保险赔付率过低。在开始试点情况相对较好的初期，大连市1991年至1995年的赔付率只有5.7%，沈阳市1993至1995年的赔付率为零，远远低于国内其他险种50%左右的赔付率，而国外保险业的赔付率大多为70%～80%。保险责任范围过窄，风险就相应减少，这是赔付率过低的直接原因，同时也使得企业不愿投保。

第四，保险费率过高。我国的污染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低费率为2.2%，最高为8%，而其他险种一般只有千分之几的费率。过高的费率使企业负担过重，无法调动其投保的积极性。

第五，我国的环保法规不够健全，尤其是缺少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对排污者客观上没有形成压力。虽然污染环境造成了损失，却很少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很多排污企业都是地方的利税大户，对当地的财政有重大影响，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往往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网开一面，造成排污者很少有忧患意识，认为进行环境责任保险无关紧要。

（三）我国开发环境责任保险的战略选择

1.在发展步骤上应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先承保突发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待条件成熟时再承保持续性的环境侵权行为，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我国二元化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环境侵权而言，根据环境侵权的原因可以把环境侵权分为突发性的和持续性的两种，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在事故发生前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但一旦发生，就即时造成损害，受害人也能发现受害之所在，且能比较容易对损害作出认定；而持续性的环境侵权延续时间长，甚至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之结果，特别是在环境法律法规因迁就经济发展和技术落后的现状而放宽环保要求的情况下，其损害的发生往往存在着必然性、确定性。因此，侵权人和受害人对侵权行为发生的具体经过，常常缺乏深刻认识，以至于对侵权行为何时存在、侵权人是谁等问题难以认定，受害人更无从举证。

2.在发展模式上建立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为主，任意性责任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由于环境损害原因的复杂性和承担责任的特殊性，再加上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国外较为典型的模式有三种：一是以美国和瑞典实行强制保险制度；二是以法国及英国等国家则以任意责任保险为原则的保险制度；三是以德国兼用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作为环境损害赔偿的保障制度。政策性保险指一国政府基于政策性因素及目的所举办之保险，系属强制性保险，多由政府制定法律为实施依据。决定某种风险是采取商业性保险还是采取政策性保险，取决于该种风险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以及在正常商业环境下承保该种风险的盈利程度。目前我国的环境侵权行为多体现持续性的特点，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所以，对于持续性的环境侵权，应通过国家的宏观政策予以干预，采取政策性保险模式；而对于突发性的环境侵权，由于对侵权人、受害人损害程度的认定较为容易，对其发生的概率也容易统计，因此，对于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的责任保险可以采取商业保险模式。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最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采矿、水泥、造纸、核燃料生产、有毒危险废弃物的处理等行业。在城建、公用事业、商业等污染较轻的行业可以实行任意环境责任保险，是否投保取决于企业的自愿，因为这类企业是否投保，对企业和社会的影响都不会很大。

3.在保险范围上以适度范围为标准，因地制宜确定保险责任范围与除外责任。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正处在起步阶段，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编制适宜的保险合同条款有相当的难度，因此保险人要严格限制责任范围，对于被保险人的非正常生产活动、违反规范的行为以及故意行为所引起的赔偿责任、预防性费用等都可列为除外责任。我国有些学者主张应该扩大环境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但从目前我国的污染现状、保险业的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环境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还是不能扩大，与其涉及许多险种在出险后无力赔偿，倒不如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保护环境切实发挥点作用更为实际。当然，也不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责任范围过窄，对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转移得太少，企业就没有积极性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4.在险种设计中要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我国目前的污染责任保险费率较高，污染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低费率为2.2%，最高为8%，较其他险种只有千分之几的费率相比，要高出好几倍。如此高的费率，赔付率又低，企业根本就没有投保的积极性。企业投保环境责任保险后，要制定相应的条款限制或降低被保险人的不诚实或欺诈行为。如限制保险责任范围、明确除外责任、对被保险人的不诚实行为给予严厉经济制裁等，以降低道德风险。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承保时要对投保企业进行检查，严格估算企业的风险程度，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对确定损失概率及损失数额有意义的补充资料；保险人还要对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设备和措施提出建议。在合同有效期内，要监督企业的生产活动，提出避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措施。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应明确企业的责任程度，按照污染的种类和造成污染的原因确定不同的赔偿数额，视其违背保险人提出的防污染措施的情况并决定制裁的措施。

5.在保险赔偿限额上，实行环境侵权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制。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按照一般民事侵权责任理论，环境侵权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中造成了环境和他人合法环境权益的损害，就应承担赔偿全部损失的责任。但是，在环境侵权责任保险中，在给予受害人赔偿时，应实行责任限额制。环境侵权限额赔偿原则是环境侵权责任保险限额赔偿的基础。在环境侵权中，环境本身所遭受的损失和由环境侵权所导致的受害人的财产、生命、健康和精神损失一般都相当巨大。如果让环境侵权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极可能使该侵权人陷入困境甚至走向破产，这不仅使受害人因侵权人破产而得不到全部赔偿，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基于促进社会发展、提高就业的考虑，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有限额的环境侵权赔偿制。实行环境侵权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制有利于促进投保人、受害人采取措施，减少环境侵权的发生及其损害的扩大。实行环境侵权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制也有利于维持保险机构的清偿能力，与普通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相比，环境侵权责任险的保险利益则要复杂得多。保险人为了限制其责任承担，在环境责任保险单中不得不使用“日落条款”，所谓日落条款，是指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30年的期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通知索赔的最长期限条款。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正处在起步阶段，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编制适宜的保险合同条款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保险人要严格限制责任范围，对于被保险人的非正常生产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以及故意行为所引起的赔偿责任、预防性费用等都可列为除外责任。

6.对环境责任保险予以再保险。再保险是指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的方式，部分转嫁给其他保险人的一种保险方式。再保险是原保险人以缴付分保费为代价将风险责任再转嫁给其他保险人(再保险人)，在保险人之间进一步分散风险。对于环境侵权而言，由于环境侵权具有被侵害对象的广泛性和环境侵权损害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能否有效解决保险人的风险分散问题是环境侵权责任保险能否广泛开展的关键所在。如果只由一家保险公司予以承保，有可能因为保险公司的规模较小或赔付能力较小，在危险发生以后出现赔付不了的情形。所以，承保风险的保险人为了防止自己承担的风险过大，通过寻求其他保险人(再保险人)的方式来分散风险，这对于原保险人来说，可以避免所担风险过大；对于再保险人而言，通过对原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予以保险，可以收取保险费，开展保险经营；对于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人分散了风险，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可以获得保险赔偿。

参考文献：

[1]李华.论我国二元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构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2):110-113

[2]陈冬梅,李峰.环境责任保险可行性研究[J].保险研究,2004,(8):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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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产生的前提条件是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客观存在。古今中外，凡医疗活动将都难免风险。中国消费者协会收到的消费者投诉中，医疗纠纷一直是热点，并且此类纠纷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在我国，600万之众的卫生队伍中的80%的人，在从事临床医疗和科研工作，谁也无法推算他们每天会遭遇多少风险。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市每年发生的医疗事故纠纷有上百起。这些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巨额索赔，使医院和相关责任人来说难以承受。不仅如此，医院和责任者还会陷入无止境的纠纷中，影响其工作和声誉。为此，一些义务人员想到了通过保险的途径来应付可能会出现的医疗事故索赔。

物质条件

医生职业责任保险产生的物质条件，也就是保险需求产生的条件。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即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被爱的需求、新生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人们只有在低级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才会产生高一级的需求。而对于我国的医务工作者来讲，根据他们的收入状况分析，基本的生理需求已得到了满足，已达到了追求安全需求的层次。因此，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对医生职业责任保险持欢迎的态度。

经济条件

医生职业责任保险产生的经济条件，也就是职业责任保险供给产生的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民事活动急剧增加，民事赔偿责任事故层出不穷，人们的索赔意识不断增强，终于使人们完全认识了责任保险。

大多数人对责任保险的认同，就可以满足保险供给产生的理论基础，即概率论和大数法则的要求。这样，在中国现有的保险技术条件下，医生职业责任成为可保风险。

由此可见，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在我国的供给和需求条件已经成熟，这一险种在我国的市场前景是乐观的。

我国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市场的现状及成因

尽管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对医生、医院、患者和保险公司都有好处，既能让医生解除高额赔付的后顾之忧，医院彻底与医疗纠纷绝缘，所有善后事宜均由精通医疗业务的理赔代表负责；同时可以使患者得到及时的经济补偿；保险公司也会因入保的医院多，涵盖医生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已为法定保险，这些国家的医疗纠纷也远远的低于我国。尽管我国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医疗工作者的兴趣，但是投保人数却很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下：

需求方分析

在我国，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的需求方为医疗机构，就医生个人而言，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责任保险大都表示欢迎，但是对医院来说，就不太愿意给医生投保或者不希望让社会知道自己医院的投保情况。

医院对自己信誉的担忧。医院担心一旦病人知道自己的医生对医疗责任保了险，就可能会产生对医生责任心要降低或医术水平不高的误解，从而影响医院整体声誉和生意。而医院的这种担心显然会直接影响医生职业责任保险推广的深度和广度。

相对偏小的责任风险。尽管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比起旧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事故范围和经济补偿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险费较高，医院在进行了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它们一般会选择风险自留，因为保险费远远的大于它们的每年的赔付。

保险产品的险种单一。目前的医疗责任保险，只是按照医务人员的专业职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即使医疗风险差距很大的医务人员，他们也只能买同样的保险。这不仅造成了一些风险较小的医院不愿投保，同时也造成了风险较大医院的道德逆选择，这些有较大风险的投保人以平均的保险费购买保险。

供给方分析

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的供给方即保险公司。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保险公司面临着以下的问题，结果导致了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偏高。

道德风险的存在造成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的纯保险费率偏高。道德风险是普遍存在于各个险种中的一个问题，但是它在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的运行中表现更为突出。

在投保时存在道德逆选择。由于我国的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的自愿保险，不具有强制性，再加上并未对市场进行细分，使不同风险的人在保险费率上没有差别，或者差别不大，造成投保人的风险一般较大，赔付率较高，导致纯保费部分居高不下，限制了一些风险较小的保户积极投保。

投保后的道德风险。由于我国对医生的职业生涯缺乏一套完备而且透明的监管体系，因此在医院投保医生职业责任保险以后，容易造成一些医生的责任心缺乏，使保险事故增加，从而保险赔付增加，这也会使保险费率提高。

经验数据的缺乏造成了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纯保险费率厘定不科学。从精算的角度来讲，一个险种的设置首先应当满足大量的同质可保风险的存在。可是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这一前提条件无法得到满足。

无法满足大量可保风险的要求。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法定的医生职业责任保险，而且保费偏高，结果投保人数量有限，造成大量风险这一条件无法得到满足。

无法满足同质风险的要求。由于医生这一职业的特殊性，风险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想保证风险的同质性，必须对市场进行细分，可是我国目前的险种设计的分类很不科学，仅以职称这一因素对医务人员进行分类，必然不能满足风险同质的要求。

医疗责任保险技术要求较高。由于此险种涉及很多医疗技术和操作上的问题，所以保险公司在具体管理与操作上，必须注意技术问题的处理，否则会带来许多麻烦，结果造成保险公司成本上升，管理费用提高，进而导致附加保费的提高。

发展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市场的对策及建议

尽管从理论上讲，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的市场前景很好，可是由于中国目前在需求和供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造成了目前市场总体的不乐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实行强制保险

对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实行强制保险是确保该险种在我国的顺利实施最重要的环节。因为强制的医生职业责任保险可以克服目前该险种在我国市场上的很多弊端，对投保人和保险人均有利。

降低投保人对自己信誉的影响。目前投保人不愿主动投保医生职业责任保险的最主要原因是担心自己投保而其它医疗机构没有投保，将会引起患者对投保的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和责任心的怀疑，进而影响医疗机构的正常经营；同时担心由于患者以为向投保的医疗机构索赔更容易，将会导致投保的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可能多于其它未投保的医疗机构，管理成本加大。如果采取了强制保险，这种怀疑和担心将不再存在，有利于此险种快速、健康的发展。

降低投保时的道德逆选择。通过实行强制保险，可以使参加保险的保户的平均风险降低，从而保证营业保费中纯保费的降低。这样，不仅可以鼓励更多的保户投保，保障医生和患者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安定；同时，由于投保人的增多，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平均不变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营业保费中的附加保费部分。这样又会引来更多的保户，从而使保险公司的经营进入良性循环。

保证纯保费厘定的科学性。通过实行强制保险，可以满足大量可保风险存在的要求，可以克服目前纯费率厘定中的非科学性。同时，由于采取的是强制保险，几乎所有的合格的投保人都必须参加保险，这样，以前的一些关于医疗事故纠纷及赔付的经验数据都可以使用，进一步保证了费率厘定的科学性。

推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

由于医生职业责任保险涉及的风险因素较多，每一因素都可能导致风险事故差异很大，这就要求必须对此险种所涉及的风险因素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细分，目前国外主要依照专业进行细致划分，如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医师业务责任保险、药剂师责任险、内科医师责任险、外科及牙科医师责任险、护士责任险、美容师责任险等险种。但是笔者以为鉴于综合性险种保费较高以及这一险种在风险因素上的复杂性和这一产品对于中国保险业还属于新生事物，因此结合医生的职务、专业、以往的职业记录，推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如外科手术保险、医疗诊断保险、输血保险等等，既可以通过对市场细分，满足同质可保风险存在的要求，保证纯保费厘定的科学性，又可以降低保险费率，吸引大量投保人，进而降低附加保费，最终使营业保费降低。

建立完备的医生职业监管体系

防止医生投保后的道德风险，除了对医生进行道德思想教育以外，应当建立一整套的约束机制。首先，这一机制必须是完备的，它要涵盖医生执业生涯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一套制度应当是透明的，不仅医院要对每个医生的道德和技术水平要了解，而且保险人也应对每个医生的情况作到心中有数，因为医生的道德和技术水平是影响保险人是否承保和是否在现有的条件下承保的重要事实，根据最大诚信原则，保险人对此有知情权。

引入保险中介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代的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承保和投资，而此险种的技术性较强，更需要保险中介来做大量的工作，比如保险理赔可以由保险公估人来完成，通过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来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成本，从而降低附加保费，进而降低营业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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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每一个参加法律关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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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保险责任为:在列明的追溯期开始后,被保险人注册会计师在其承办国内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过程中,因过失行为未能履行其业务上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造成委托人和利害关系人直接经济损失的,委托人和利害关系人在保险期内可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责任条款的有关规定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的鉴定由“执业责任鉴定委员会”投票表决,全体委员的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委员会由9名委员组成:注册会计师行业专家5名、政府代表1名、律师1名、保险公司理赔专家2名。

    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委托者和事务所的利益,有效解除委托者与事务所的后顾之忧,意义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提高事务所的抗风险能力,加速与国际惯例接轨。事务所脱钩改制后,成为市场竞争主体,要独立承担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面临的风险很大。通过这项举措可实现与保险公司互助互保、共担风险的机制,大大提高事务所的抗风险能力。在一些发达国家,投保责任保险是会计师事务所一项极为重要的保护措施,如果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不投保责任保险,在加入WTO后将难以同国外同行竞争。

    2、有利于落实《注册会计师法》的要求。《注册会计师法》规定: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职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但是,多年来保险领域一直是一片空白,事务所脱钩后,仍沿袭原来计提职业风险基金的方法,潜在风险很高。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的出现填补了保险领域的空白,使《注册会计师法》的要求得以落实。

    3、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向合伙制过渡。虽然,我国法律允许设立合伙制事务所,但由于合伙人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大部分事务所仍为有限责任制。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的建立为注册会计师执业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可坚定事务所向合伙制过渡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