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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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上涨15倍成本增加上千万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关于调整铅锌矿石等税目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自8月1日起，调整铅锌矿石、铜矿石和钨矿石产品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

记者了解到，此次调整后的具体资源税标准为：铅锌矿石一等矿山每吨20元，二等矿山每吨18元，三等矿山每吨16元，四等矿山每吨13元，五等矿山每吨10元；铜矿石一等矿山每吨7元，二等矿山每吨6.5元，三等矿山每吨6元，四等矿山每吨5.5元，五等矿山每吨5元；钨矿石三等矿山每吨9元，四等矿山每吨8元，五等矿山每吨7元。

实际上，从1994年开始征收资源税以来，铅锌、铜、钨这三大矿石产品资源税标准还没有进行过大幅上调，其中一段时间还实行过税收优惠。根据1993年12月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上述几种金属矿产产品的资源税标准每吨分别是：铅锌一等4元、二等3.5元、三等3元；铜一等1.6元、二等1.5元、三等1.4元；钨三等0.6元、四等0.5元、五等0.5元。

“本次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调整使这三种矿石产品资源税上涨了3倍到15倍不等，是我国自1994年开征资源税以来最大幅度的调整，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上市公司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利润增长。”一位行业分析师表示，资源税税额的上涨必然会导致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并通过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进而对全社会商品价格造成一定的上涨压力。

从相关上市公司目前的公告来看，资源税上调确实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了影响。江西铜业初步估算公司2007年度因此次调整将比原标准增加税款7125万元，云南铜业预计2007年将因此而新增矿山成本1000万元，驰宏锌锗则预计公司今年利润减少约500万元。

资源产品“高价”“低税”矛盾凸显

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目前我国资源税征税品目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等。

“这次资源税税率上调，是国家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采取的必然举措。”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目前我国资源税税制有不尽合理之处，主要体现在税率过低，计征方式不合理。税率过低将导致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成本过低，不利于企业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量计征的征收方式，则不能凸显资源的稀缺性特征。

据介绍，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属粗放型增长，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其带来的结果是不但增长的实际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了环境，还带来盲目投资的高增长。

据粗略统计，自2002年到现在为止，伦敦期货锌的价格上涨了将近5倍，铅价上涨6倍多，铜价上涨了5倍多。而相关产品资源税标准却长期在低位徘徊，没有发挥税收调节资源的作用。

“此次上调几种矿产产品的资源税，其中一个目的应该是减缓部分资源产品高价格与资源税低税额之间的矛盾。”一位行业分析师表示，通过调高资源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上述行业产能的过度扩张，促进整个行业的有序发展。

实际上，去年以来，我国矿产品资源税已经作过多次调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取消了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税减征30%的优惠政策，恢复全额征收；调整了对铁矿石资源税的减征政策，暂按规定税额标准的60%征收；调高了岩金矿资源税税额标准；统一了全国钒矿石资源税的适用税额标准。今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调高了焦煤资源税税额，并对盐资源税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

以煤炭行业为例，国家税务总局在今年1月底了《关于调整焦煤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自今年2月1日起，将焦煤的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确定为每吨8元。据悉，这是国家2004年后第六次上调煤炭资源税，并首次按煤种区分进行上调，上调额度为历史最高。业界就此认为，随着煤炭市场的价格波动，资源税税额也应随行就市。“此前的煤炭资源税是在多年前煤炭市价每吨90元左右时定的，而现在煤炭市价几乎达到了每吨300元，每吨2元到8元的税额显然太低。”

税额上涨乃大势所趋

上调税额无疑是资源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真正触及到这项改革根本的实际上是征税方式的改变以及税收分成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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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税制改革后属于资源税应税税目的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产品，并对应税资源按资源等级实行幅度税额计征的办法。应该说，新的资源税制在调节级差收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统筹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现行资源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已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一)资源税制的立法精神滞后，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现行资源税制体现的是调节级差收入这一立法精神，没有充分表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更没有体现运用资源税促进合理开采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资源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资源税制如果不能体现利用税收杠杆促进合理开采自然资源、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精神，则开征资源税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二)资源税地位不突出，税收功能难以发挥

现行资源税制由于税基窄、课税体系不健全等所带来的税收调节功能的缺陷已日益突出，特别是资源税收入偏低，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对其重视程度相对而言就不高，制约了资源税作用的发挥。从下表可以看出，1994年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总收入以年均16.77％的幅度增长，到2003年达到了20461亿元，而全国的资源税收入年均增幅仅为7.00％，到2003年收入也仅为83.94亿元，资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0.41％，占地税收入的比重也仅为1.32％。全国资源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0.89％下降到2003年的0.41％。可见，资源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明显偏低，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

(三)资源税覆盖面太窄，难以充分发挥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

现行资源税制在税目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仅列举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资源，而对土地资源、水资源、林木资源等均没有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覆盖面过窄的资源税制，难以发挥有效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从而使大量自然资源受到野蛮的掠夺和无情的破坏，资源开发中“重利用轻环境”的现象突出。

因为资源是商品价格构成的基础，应税资源的后续产品价格比非税资源后续产品的价格相对就高，不合理的商品比价必然导致对非税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如浙江省由于未对建筑用砂、石开征资源税，难以利用税收对砂、石资源开采加以限制，再加上砂、石开采管理上的问题，致使许多河道采砂陷入无序开采，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再如浙江省丽水市为经济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该市现有持证开采的矿山341家(不包括河道采砂)，其中甲类矿种以地下开采为主，乙类矿种(砂、石、黏土)基本是露天开采，目前共有废弃矿山200多处，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就有1.2处，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大大加重了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任务。

(四)税率设计不合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一是税率明显偏低。现行资源税税率设计于1993年，是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时的产品价格来设计的，既没有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之因素，也没有考虑同一自然资源在不同开采时期的品位等级可变性特征，且单位税额明显偏低。如煤炭、成品油等的市场价格已提高了二倍到三倍，但原油的资源税额自1994年以来却一成不变，因此，国家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增收。

二是对确定适用税额的权限过分集中。现行资源税制采用了分级核定的办法，即对资源税税目、税额幅度的确定由国务院决定，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目、税额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一部分子目和一部分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授权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但是矿产开采单位和个人开采的资源品位、开采条件及负担能力却在不断变化中。一般来讲，资源条件3－5年(或更长一些)会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化。而资源税条例除确定了7类应税资源的幅度税额外，还对全国的原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铅钨锡镍资源的大的开采企业，以及部分非金属矿原矿的适用税额，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自1994年以来变化不大，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选择，也难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三是未能充分体现组织收入的功能。现行资源税实行的是从量定额计征办法，即按应税资源产品课税数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办法，如每吨原油的单位税额在8－30元之间，每吨煤炭的单位税额在0.3－5元之间，然后再在此范围内按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确定具体的单位税额，这只反映了优质资源与劣质资源的单位级差收入，未能考虑自然资源的环境价值和财政价值，对资源输出大省(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资源大省(区)并未能从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税收收入，而对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却需大量的投入，产出投入比例失衡，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五)税费并存，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

我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除了实施必要的税收调节之外，还辅之以大量的费，处于税费并存的局面，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所涉及的税费就有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且土地出让金大大高于土地利用所涉及的税收收入；对同一矿产品的开采也存在税、费重复征收等问题，如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既涉及到资源税，也涉及到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等。税费并存、以费挤税的局面，严重削弱了资源税的地位作用。

二、资源课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除按正收一般的直接税(如所得税)和间接税(如增值税)外，不少国家还对其征收一些特别税费，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矿区使用费

一是根据产量价值征收一定比例的矿区使用费；二是按矿区面积征收矿区费；三是以租金、特许

本文原文权使用费等形式对某些矿产和石油开采征收使用费。如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这些国家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类似于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等，具有对国有矿产资源开采以收费形式进行补偿的性质。

(二)特别收益税

部分国家对资源开采实现的利润，在征收普通公司所得税的同时，另征特别所得税，主要体现在石油资源。如：安哥拉对石油生产企业，除按40％普通税率征收一般公司税外，还征收石油税，其基本税率为50％，并另征15.75％的附加税(合计税率为65.75％)；挪威对来自油气生产和石油管道运输的所得课征50％的石油收益税，且不能在公司税前扣除。

(三)资源开采税

目前，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对资源开采活动按资源开采量或价值征收属于间接税性质的开采税，税率往往因不同资源类型而不同。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对不同的自然资源分别开征开采税，对石油征收石油开采税，对天然气开征天然气开采税，对煤、矿石、盐、硫等征非石油矿产开采税。其中除石油开采税实行从价定率征税外，其他的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同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基本相同，只不过我国对应税资源均实行从量定额征收，没有实行从价定率征收。

根据我国是个自然资源较为稀少，尤其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非常低这一特点，应该在开采消费自然资源的环节征收资源税，并且对不同的资源采用不同税负的方法。

三、资源税制改革的具体设想

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通过扩大资源税覆盖面，调整计税依据，合理设计资源税率，确立资源税制的应有地位，充分调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明确纳税主体，抑制资源无序开采

现行资源税制将纳税主体界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条例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此规定，在采矿领域，应认定不管是何种单位还是个人，谁开采即由谁缴纳资源税。而现行矿产资源补偿费则明确由采矿权人缴纳。纳税人与纳费人的界定不尽一致，容易导致开采人与采矿权人在资源税纳税义务的确定上相互扯皮。从法律角度来考虑，应将纳税主体界定为所有权人即采矿权人，谁拥有，谁缴纳，便于资源税的日管和法律责任的追究。

(二)拓宽税基，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借鉴其他国家实施资源税制的成功经验，按照资源税的税种属性，应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应予保护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地热资源等自然资源，但考虑我国全面开征资源税还有一定的难度，可采取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办法，逐步扩大资源税的覆盖面。

一是尽快开征水资源税。水为生命之源，是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有400多个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0多个，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就我国的现状而言，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缺乏；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据此，我们认为，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水资源税，对所有开采或取用各种天然水(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矿泉水、地热水等)的均纳入征税范围，按照开采量或取用量在开采或取用环节征收，在税率的设计上，应考虑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实际，可确定较大的税率幅度，在幅度范围内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具体税率，同时，取消目前的水资源费，通过税收真正起到保护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二是尽快开征砂石料资源税。随着建筑业、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建筑砂石料开采量、使用量居高不下。由于对砂石料开采管理不严格以及税收调节不到位等，致使砂石料无序开采，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并造成大量税收流失，国有资源的价值难以体现。我们认为，开征砂石料资源税已成当务之急，可将所有在陆、江、河、海开采的建筑用砂、石料纳入砂石料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合理设计税率，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发挥应有的税收调控作用。

三是适时开征土地资源税。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鉴于我国现行对土地课征的税费过多、范围过窄、减免过宽、税率过低、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等状况，可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归并为土地资源税，并在现行土地开发利用税费负担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土地资源税的税率，扩大土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以土地资源税来调控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三)调整计税依据，明确资源税的属性

资源税是对开采利用国有资源而征收的一种税，只要有开采国有资源的行为发生，只要开采了国有资源，均应缴纳资源税。而我国现行资源税是以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中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的，这显然很不合理。因为自然资源被开采后，无论纳税人是否从开采资源中获得收益，自然资源实际上都已经被“利用”，鉴于此，应本着简化税制的原则，将资源税计税依据从现行的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改为按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实际产量计征。这一方面更能体现国家对国有资源的调控和保护思想，进一步明确资源税的属性；另一方面促使纳税人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合理开采自然资源，尽可能减少所开采资源的积压和浪费，使有限的资源能够得以更好的开发利用。

(四)提高税率，充分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

1．要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度和政府对该类资源开采的限制程度。对不可再生的稀缺度高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强，在税收上就应设置较高的税率；反之，对一些可再生的稀缺度不大的资源，政府对该类资源的限制程度就相对弱一些，在税收上可设置相对低一点的税率。

2．增强资源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比较而言，资源输出型地区的经济相对不发达，如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入地，而西部地区基本是资源输出地，要提高资源输出地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就应该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资源输出地的财力，提高资源税税率是一种最简捷的办法，这也是符合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的。

3．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某一税制的地位高低，除了税收立法层次高低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组织收入量的多少、在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高低，这也是地方政府所关注的。现行资源税不被看重，同资源税税率过低，且10年不变，组织收入的功能弱化是相关联的；而要提高资源税制的地位，提高资源税收入比重，就必须提高资源税的税率。

4．调整资源开采的级差收入。资源市场遵从的是优质高价、劣质低价的价值规律，因此，在税率设计上，也应体现优质资源税率从高、劣质资源税率从低的原则。

5．反映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按照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资源的有害物质含量越高，在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大，国家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就越多，而这种投入必须通过以税收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因此该类资源的资源税税率就应越高，反之则设计相对低的税率。根据以上原则，在扩大资源税覆盖面的基础上，对原油、金属类矿产资源、矿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稀缺度高的自然资源应从高设计税率，其他类资源可相对从低设计税率，以体现国有资源的价值以及国家对自然资源稀缺度的调控度。在具体的税率设计上，考虑我国幅员辽阔的实际，一方面要拉大税额幅度，由地方政府(省级)结合实际确定具体的税额，有利于资源大省在资源输出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来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提高总体单位税额，实行差别税率，对稀缺或环境破坏力强的资源，应确定其资源税的税负不能低于10％，一般资源的税负不低于5％，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清费立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

通常收费的理论依据是公共部门为社会成员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定设施而收取的经济补偿。但从目前应税的资源产品税、费负担情况看，过多的收费必然导致资源税功能的弱化，且许多收费从其性质看，是属于税收范畴，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收取的，如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出让金、水资源费等。因此，我们认为，应从清费立税、减轻负担、强化税收功能的角度出发，全面清理现行开采利用国有资源的各类收费项目，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行费改税，目前可将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归并进矿产资源税，水资源费改为水资源税等，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

(六)规范减免，保护资源合理开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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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征税，在社会进行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从而调节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实现国家的各种目标。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下，要实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长远目标是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国家的适当干预必不可少，而税收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在资源保护中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合理的资源税收政策，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能起到保护资源及宏观控制的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资源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就是促使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资源社会成本（外部成本）内在化，即有效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笔者认为税收调节手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如通过对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行为进行税收减免优惠措施来鼓励再生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增加不可再生资源的税赋比重来引导消费群体对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培育成熟的循环经济等税收调节手段，能有效防止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希缺资源）的过早灭失。资源税收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持续发展加注利益的燃料，所以资源税收制度是一种利导性制度。将资源保护纳入税收制度，利用税收杠杆保护自然资源，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二、资源税制建构的法理基础

1.法治理论

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征税，任何人也不得被要求纳税。税务机关不能在找不到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征收税款。这里所指的法律仅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现代各国普遍把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宪法原则加以规定：如美国宪法就规定征税的法律必须由众议院提出。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征收新税或改变现行税收，必须以法律定之”。等等2.我国也已明确规定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纳税人和征税机关都必须按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征税机关并不具有自由裁决权，更没有法律规定之外的任何权力。基于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资源的有偿使用应摒弃行政手段的不当干预，通过征收资源税，用法律来确保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顺利进行，以防行政部门利用行政手段收取资源费的随意和无序。

2.公平理论

公平一直都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公平应属于正义的范畴，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述“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各种资源、利益以及负担之分配上的正义，可称为“实体正义”；二是社会利益冲突之解决上的正义，可称为“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

3.资源税作为国家调节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必要手段，应优先考虑公平，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的分配资源。资源税所追求的公平充实了传统的法律公平价值观念，并对后者造成了冲击，极大地拓宽了法的价值空间。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则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来建立公平体系，在承认市场主体资源禀赋差异的前提下，给每个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大体公平，即以不公平求公平，在这种公平观下，财产和收入差距太大是不公平的，因而应该适当遏制；牺牲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环境利益的单纯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必须加以控制。

4.因此根据此观点，笔者认为资源税收制度所追求的公平应当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权利公平。从公平性角度出发，资源税是调节资源数量和质量差异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手段。

三、中国资源税制的完善

要建立完善的资源税制，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我国的资源税收体系进行综合重构。这无疑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任务。笔者认为，改革和完善资源税收管理体制的新举措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资源税收调控的制度性手段和临时性手段相结合，以制度性手段为主，临时性手段为辅。

基于税制的稳定性、公平性、简化和便于管理的要求，资源税收调控手段的运用应尽可能地在税制设计时全面考虑政府调控的要求，将调控措施体现在规范的税制中，使其形成一种对自然资源有效运行的制度化调控。当然，市场经济的运行有许多不确定性，很多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性的税收调控手段。但应尽可能少地采取临时性的税收调控手段，其只能作为一种拾遗补缺，不能对其形成长期依赖，更不能动辄采取临时性的优惠措施。

2.根据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实行差别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向着与资源更友好的方向转化，今后应更充分地利用税收优惠和税收差别的手段来体现环境政策的要求。笔者认为首先应将资源税分成两大类即可再生资源税和不可再生资源税，分别确定其相应的基本税率，在这种“兜底税率”的基础上再考虑其相关的税额幅度和减免优惠措施。同时在对某类资源实行减免优惠措施时，必须遵照资源税收法律的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进行，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得进行任意减免优惠，而且还应该有相应的年限设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资源税收法制化，也才能有效的避免税收职能部门的寻租行为。在基于以上规划的范围内，分别在以下几个环节进行不同的税收法律制度构建：一是在投资环节，鼓励企业进行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资源的开发与可再生资源的节能降耗环保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此类投资减免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调节税或允许此类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投资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等；二是在生产环节，鼓励企业进行高效、节能与清洁生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安装节能设备进行生产的企业以及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在增值税、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对生产中严重损害资源、浪费资源的企业加重税收。三是在消费环节，鼓励资源节约型消费行为，对利用可循环利用物资生产的产品、可再生能源以及废旧物资生产的产品等征收较低的消费税，对稀缺资源或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的消费品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四是在资源的研制和开发、技术的革新等领域给予所得税上的优惠等，以鼓励和促进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总之，通过税收的差别来引导人们选择对资源友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保障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3.推行税费改革，绿色资源税制

目前，我国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多还是以收费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而以税收的手段特别是具生态效益的资源税在我国还处于十分幼稚的阶段。在我国当前资源被滥用而危及资源安全的严重局面下，实行税费改革（如水资源费改为税）、绿色资源税制是我们必须加以研究和强化的重要课题。

4.在进出口环节征收资源调节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交往日趋密切，外资企业如潮水般涌向我国这片资源富集的土地。为了吸引大量的外资，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当然也包括税收优惠等经济措施。在技术、资金短缺时期，这些方针措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随着我国资源短缺压力的增加和对资源安全要求的提高，我国也有必要在进出口环节征收资源产品调节税。对进口的那些我国急需稀缺的资源产品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而对那些出口的消耗国内大量的自然资源，或者是进口具危险物质性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和成品征收进口或出口环节的资源调节税。

5.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征税标准，以增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调控力度

首先，坚持有偿开采原则，实行等同纳税，普遍征收，使资源税成为对所有生产企业和用户都有监督作用的经济措施。可考虑将实行保护性开发的林业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有效地控制人为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行为发生。其次，资源税的单位税额普遍较低，不足于影响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在理顺资源价格体系的同时，适当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对污染程度较重的资源以及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特别稀缺的资源要课以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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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确定了2010年九大重点改革任务，其中一项就是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完善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制度。这一举措将极大地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有效提高资源开采使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环境改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税改革的主要内容

资源税改革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扩大资源税的覆盖范围、提高资源税税率、改变资源税计征方式。

首先，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范围，对开发、利用应税自然资源的中外纳税人统一征税。资源税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还包括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开发产生的能源。征税范围将涉及石油、煤炭、天然气、矿产、盐、土地、森林、草原、滩涂、地热、水、电等能源和资源。

其次，逐步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和收费制度改革，适时取消不适当的减免税，提高资源税税率，调节资源开采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

最后，完善资源税计征方式。改革“从量定额”征税为“从价定率”征税。从量征收的方式不仅不能反映价格波动，还导致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而从价征收的方式可以有效改变这一现状，并实现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平衡。

二、资源税改革对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

1.加大企业经营运作成本

资源税税制改革无疑将加大资源类生产企业的营运成本，尤其是资源开采企业和资源、能源消耗大户。因为按照从价计征，其资源税可能比原来按从量计征高出很多，财政部财科所一份关于资源税的研究报告建议，资源税改为从价定率征收后，具体税率应为销售价格的5%～15%。提高资源税还将提升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减少下游产品的利润空间，降低相关产业的投资收益率。这将迫使企业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改进生产流程，实施循环生产和清洁生产，从而进一步规范企业的资源开发和使用行为，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2.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资源税实施价外征税，通过税负传导，必然提高资源类产品如煤电油气的价格，加大居民或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使消费者成为资源税税负增加的重要承担者。这将对人们的资源消费行为产生较大影响，有效遏制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们节约用电、合理用水，引导更加节能、环保的消费行为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资源税改革的宏观影响

1.增加财政收入，缩小地区差异

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源，因为资源税征税范围和力度都将增加，不仅对企业也对消费者征税，所以税源将会大幅度提高，且税收收入与资源价格上涨同步增长，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此外，除了海洋、石油外，大部分资源存量在中西部地区，而资源的利用主要在东部地区，资源税的改革能够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有利于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财富转移，从而缩小地区差异。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资源税税制改革后，资源和能源依赖型企业的营运成本增加，这将有效抑制高耗能行业的过快增长，有效转变“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是一个资源总量大国，但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小国，无论是不可再生资源还是可再生资源都相对短缺，与其他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相比而言，中国的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资源的稀缺性更为严重，资源税税率提高后，可以很好地调控中国资源开采浪费的现状，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开采，避免过度开采导致的非可持续发展。资源税改革后，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会自觉主动地关心节能环保问题，从而极大地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四、完善资源税税制改革的建议

资源税的改革是一个艰难的多方博弈过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资源从“无价”到“有价”，从近乎免费使用到有偿使用，这一变动过程牵涉到许多重大利益关需要重新调整。新的资源税制度的推出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综合考量，逐步实施

资源税改革的两个重要变化就是计征方式改为“从价计征”和提高资源税税率，这将给资源相关企业造成较大的压力，增加其运营成本，甚至超出部分企业的承受能力，造成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不良后果，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此，相关部门在设计资源税改革具体细节时，尽可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统一设计和考量，逐步实施，以保证各相关行业和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2.合理设计税率和确定计征方式

本着实现价值目标和符合本国国情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进行税率设计，使其既能实现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又不至于负担过高影响纳税企业的高品质发展。首先，要全面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并形成与市场相联系的浮动的资源税率，体现税收的弹性调节作用；其次，税率设计还要考虑资源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影响，对不可再生资源、非替代资源、稀缺性资源要课以重税，以限制掠夺性开采。再次，资源税率的确定要使资源开采企业形成一定的成本意识，把企业的盈利模式转移到强化管理、提高资源开采率和资源深加工上来，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单纯的靠扩大产量来增加利润总额。另外，对不同性质的资源分别采用不同的计征方式，如，对部分价格变化比较频繁、幅度比较大的应税产品，如，煤炭、石油、矿产品等直接实施“从价计征”，而对价格相对比较稳定，变化不太频繁的资源，如水、电等可先行实施“从量计征”，再逐步实施“从价计征”。

3.与其他配套措施相结合

围绕资源税的改革将会牵涉到许多重大利益关系需要重新调整，改革时需要发挥配套政策的协调作用。

首先，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将回采率或资源开采后污染的处理情况与资源税税负水平相联系，制定鼓励回收利用的优惠政策，促进节能减排；对引进耗能少、污染小的先进设备和用于循环生产、清洁生产的设备实行优惠政策(如采用加速折旧、退税等)；对于用于节约资源和能源、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在计算所得税时进行优惠扣除；建立和并逐步推行资源耗竭补贴制度。

其次，尽快设立环境税，完善中国的环境税收体系。欧美国家征收的环境税有:(1)对排放污染所征收的税，如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税、化学品税；(2)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电池税；(3)为减少自然资源开采、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而征收的税，如:开采税、地下水税、森林税、土壤保护税；(4)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征税，如:噪音税、拥挤税、垃圾税；(5)对农村或农业污染所征收的税，如:超额粪便税、化肥税、农药税；(6)为防止核污染而开征的税，主要有铀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税收措施，但比较零散且在整个税收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小，无法充分起到调节作用，也无法满足环境保护所需资金。所以，中国应尽快设立环境税，完善环境税收体系，使能源资源的产品价格体现环境成本，理顺稀缺资源的价格，从而降低资源的消耗速度，促进生产和消费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最后，要完善税收管理体制，理顺地方和中央的责权利关系。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而中国现行的资源税作为地方税种，在管理体制上是由地税征收、地方独占资源税收入，这与资源税设置的目的相违背。从公平分配的角度出发，资源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国税征收，税收共享”。地方政府要有效监督各类资源的储量和计税情况，并和国家有关部门一起制定完善资源税税负标准，中央应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利，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税率。

参考文献:

[1]商艺.资源税改革——绿色税收的崭新一页[J].当代经济，2008，(6):1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