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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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想谈的有：(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所谈或详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故日杂谈。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考据学至清代极盛。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献学、考据学内容日广，大有可为。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即其一例。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川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文学艺术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目前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该图取自Robert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若r=0，则两者无关系。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AB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OT是运量(吨公里)。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从图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发展经济学方法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Lewis模式: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国分为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发展

1030－－1279大发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复发展

1421－－1550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Thuen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影响。但是象W.Skinner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经济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这是个好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历代统治者的作用，而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就能养活三倍于过去人口。

系统论方法

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它是五十年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统工程、系统管理、资源开发、经济预测、决策等。我国亦已逐步运用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并属先进。但是，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我尚未见国外此类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

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有些，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则是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其中金、刘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起结构》(1984年)可称代表作。

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索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我曾批评过老的“停滞论”，包括根据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而来的停滞论；以及近年来外国研究中国中提出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认为它们是老停滞论的翻版。同时，中南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这里不是谈结论，那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这里是谈方法。系统论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样应用。如果说，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象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现在讨论的是，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一是计量问题。

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如果是抓要领，找共性和规律性，那就根本违反系统论原则，因为系统论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线条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变化，以至不分南北，难辨汉唐。目前系统论用于现实问题，还都是小系统，如一项工程、一项预测、一项计划。系统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42万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鲜的国民经济模型，涉及全国3，900万人，但只限于经济，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围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经验。

系统论的精神，也是其精华，就在于计量。由于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为说明这点，举二个简例。一个系统的功能，是由它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如图Ⅵ。一个经济系统(如工厂)的输入，有劳动、物资、能源、资金、信息(计划、图纸)五种，即u；其输出有产品、服务、能量、信息，即y。这些都是向量，都要计量(信息的计量单位是bit)。而总输入U和总输出Y都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其计量用范数。这就得出该系统的功能Z：

一个系统内部有若干元素，如图Ⅵ。各元素是互相联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联系有方向，有时序。如e1联系e4，即向e4输出，e4也向e1输出，但两者不同质，也不等价(否则就无意义了)。e3与各元素都有联系，但是单向输出。e2不与任何元素联系，但它向系统外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不等价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方程，计算出α值，又因输出有劳动、有物资、有能量等，所以系统内形成五种流，即R，构成五个矩阵，即α。这就是该系统的结构，R说明结构的质，α说明结构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内部又有不同状态(如有的车间机器多，有的车间技术强)，状态由多维向量计值。每个维的运动即行为，行为是它在空间的轨迹，用函数模型计值。此外，控制论、信息论中各项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计值。

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

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系统论模型中，除按预定的输入变动外，其不稳、振荡都是来自外部干扰。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

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象系统工程那样，一项一项去做。因为经济史究竟还有点数据，有些从物理模型开始，还是可以的。系统论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的进步，比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总结

我以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论来说，应当扩大眼界，博采众家之长。这包括三层意思：

—－根据不同对象和现有条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备的论证；

—－用某种你最信任的方法，进行多题研究(这结果会形成一个学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中国经济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恩格斯说，要先认识事物，然后才可以认识它的过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一事一物、一个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要义。至于研究其发展变化，即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即使给出，最好也要有文献学的证明。

篇2

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于2009年11月29日圆满落幕。文博会上，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行业以大量的创新成果。突出展现了强劲而蓬勃的发展势头，反映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加快发展期的新面貌、新商机、新趋势，彰显出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费时代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充分发展、服务业不断壮大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结果，是继技术、管理和资本后又一新的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产生经济奇迹的机会”。

本文拟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综合产业经济学、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剖析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探讨和揭示如何运用科学、合理和有效的举措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

一、创意经济的演化动力

从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看，推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增长、消费转型与技术革新。

1需求增长

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伴随着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催生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推动着创意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目前已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需求总量日益增大，需求质量不断提高，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热切呼唤更多高品位、高质量的优秀文化产品，期盼更加优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文化服务。

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突破3000美元大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居民消费结构也将明显变化，其中物质消费比重逐渐减少，精神文化消费比重逐渐增加。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为6325.34亿元，人均文化消费478.72元，占收入比重5.65％，占总消费比重7.64％。据估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突破7000亿元。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文化消费并没有因为经济下滑而萎缩，反而因为文化产品消费“不消耗物质形态”的特有优势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人们快速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对文化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求以新的内涵来提升、新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手段来传播。

2，消费转型

长久以来，农耕经济和农耕文明潜移默化下的中国文化消费中，消费者呈现出顺从、保守和趋同的特点。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逐步发生变化，消费的自主选择意识增强，消费行为日趋个性化。美国学者戴维·刘易斯和达瑞恩，布里格在著作《新消费者理念》中指出，“旧消费者更可能成为追随者而非领导者，他们会较晚地接受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因为他们觉得追随市场主流购买比独自做出购买决定更令人轻松和放心。”而新消费者则更倾向主动尝试新产品和服务，他们会试着去发现。

文化消费向个性化趋势转型促进了创意经济的涌现。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推广，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特征和人们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首先，表现在消费品——节目内容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偏好对节目内容进行自主选择、自由地发表意见且与传者进行信息交流，必然要求相关文化业态具有庞大的节目内容库，这一功能目前在手机电视、IPTV、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中均已实现。

其次，表现在消费时机——时空的个性化。不仅能够自主选择节目内容，还能自由选择消费的时间地点，是人们对文化消费提出的新要求。从目前涌现的业态看，手机电视将电视移动化，网络电视将电视双向化、智能化，移动电视也在无限地填塞人们消费中的时间与空间缝隙。

再次，表现在消费手段——媒介形式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对媒体的熟悉程度和偏好选择媒介形式，无疑将大大增加人们对文化消费的兴趣。创意产业通常所具备的多媒体融合功能，即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视频于一体，则在很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3技术革新

技术革新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历史上，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摄影照相技术的出现、广播与电视的普及，都曾给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带来深刻变化。而现代传播科技如通讯卫星、激光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的采用，更使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人2l世纪以来，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加快融合，新型创意业态不断涌现。

回顾近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能够清晰地看出技术革新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通过梳理出版业、音像业、电视业、电影业、网络文化产业等发展过程中相关产品产生的时间脉络，结合熊彼特等人的技术长波论，尤芬、胡惠林(2007)指出文化产业产品发明、创新涌现的几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类文化产业逐渐发端；第二个和第三个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及70～80年代，文化产业各行业出现关键性的技术、产品突破与创新。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发展长波周期受经济长波推动形成，从根本上来说，受科学技术的推动形成。也就是说，科技不仅推动经济波动起伏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波动起伏发展。”

创意经济业态的培育和创新，主要依托技术革新，特别是先进适用性技术的普及。当前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很多切合时代特征的新型创意业态，主要显现为一系列颇具竞争力的网络文化产品。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宽带网民规模达到2.7亿人，占网民总体的90.6％；手机上网网民规模达到11760万人，较上年增长133％。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的网络新闻得到快速发展，网络新闻的使用率较上年提升近5个百分点，网络新闻用户达到23400万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舆论宣传阵地。

科学技术运用到文化生产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技术革新不仅改变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而且带来文化产品形式的不断更新和丰富。毋庸置疑，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新型创意业态还将不断涌现。

二、创意经济的演化路径

“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是系统经济学中“系统化”概念的延伸与推广，分别反映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及其关系转化的两个不同方面。所谓系统化，是指趋向形成经济系统的过程。具体地，系统深化指的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而系统广化则是指系统和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在演化路径上，遵循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的内在规律。

1系统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延伸

系统深化反映了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系统深化的自然结果就是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强化而形成的。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产业链、价值链延伸现象，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变动情况看，反映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首先，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数量不断增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不断细化，经济主体不断丰富的过程。以广播电视业为例。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促使广播电视产业价值链不断分化出制作、播出、广告、衍生服务等多个节点和环节，并且随着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的发展，这些节点和环节产生进一步的派生和细化，从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连续、复合价值链条。在这一价值链条上，新节点或新环节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新行业(子系统)的产生或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也即“新的中间产品的出现，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拉长”。产业链或价值链的延伸或拉长必然导致经济系统内部构成元素的复杂化，从而增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来看，创意产业系统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丰富和细化过程，也就对应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其次，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各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加耦，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一般而言，经济元之间相互关系的加耦和解耦是系统深化的两个相反方向。简单地说，加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增强；解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减弱。对创意产业系统而言，形成的过程必然导致经济主体即参与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这也正是系统深化的题中之义。

2系统广化：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

与系统深化相对应，系统广化是指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从本质上说，系统广化促进了经济系统潜在关系的显化以及与经济系统具有联系的外部环境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能够进一步导致经济系统规模的扩大。在系统广化过程中。相关的经济元通过借用或整合外部资源，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资源位水平。在创意经济发展过程中，跨业型业态也即创意产业系统内部不同子系统或创意部门与其他部门开展合作竞争形成的新型业态，或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内部资源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过程，也即系统广化过程。在该过程中，创意产业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联系范围不断拓宽，内部子系统或创意产业系统与其他行业系统的潜在经济关系不断显化，创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各经济主体通过价值链接、资源互补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双赢或多赢的目标。

三、创意经济的演化趋势

创意经济具有不同于工业经济特征的运行规则，由此衍生出企业间的新型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系统集成性质。产业系统集成是信息时代产业结构的新本质，是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集群后出现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

1创意经济的运行特征蕴含产业系统集成的特质

以系统观为视角，创意产业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非线性、非平衡和涨落等自组织特征，将自然地导致“系统经济性”，即经济组织以经济系统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由系统经济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称为“系统经济效应”。系统经济效应更加符合系统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公理要求，即广义代价趋于最小可能值(世界最经济原理)、社会福利水平趋于最大可能值(社会福利原理)以及持续发展水平不减(持续发展原理)。从效益的角度讲，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以非信息运行平台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时代，单一经济主体或者通过大批量的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性”效果。或者通过拓展产品经营范围实行多角化经营获得“范围经济性”的效果。而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分属于不同经营领域的复数市场主体通过信息网络异业联手、协同合作，开发新产品，可以更迅速地满足不断变动的多方面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日本学者宫泽健一最先从企业组织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把这种“复数主体通过网络联结产生的经济性”称为“联结经济性”，或称为“复合效应”。

不难看出，联结经济性是系统经济性的特例，是系统经济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产业系统集成的实质就是在技术集成和业务集成基础上，由更多的信息、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进行跨时空整合，从而产生巨大的系统经济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过程。

2产业系统集成概述

篇3

次贷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一次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危机。所谓资产价格泡沫，就是资产的价值与价格离得太远。这里有一个常识的判断，泡沫是非常脆弱的，泡沫的破灭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实上，华尔街金融巨头，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已经在虚拟经济的泡沫中灰飞烟灭。

衍生产品与虚拟经济

这次美国华尔街爆发的次贷危机的泡沫，包含很多内容，从信用泡沫－－产品泡沫－－资金泡沫－－价格泡沫－－市值泡沫，形成一条长长的泡沫链。

最底层的标的次级贷款是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抵押贷款是一个信用产品，信用产品应该带给有信用的人。但是，次级贷款把一个信用产品贷给了一些低信用，甚至没有信用的群体。而且附加了许多加大信用风险的优惠条件，比如零首付，比如，延迟本金还款等等。次级贷款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

基于这个1.5万亿美元的信用泡沫，创造了超过2万亿的资产证券化产品（MBS），超万亿的债券抵押凭证的所谓结构化产品（CDO），近万亿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为了这些证券的高评级，债券保险公司产生2.4万亿担保产品，以及各自近万亿的信用卡证券化产品，汽车消费贷款证券化产品。眼花缭乱的产品泡沫以及伴随的价格泡沫，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值泡沫。超过美国4.3万亿的国债市值两倍。一旦那些一厢情愿的假设，比如房价不断涨、利率长期低发生变化，次贷违约率上升，危机就爆发了。

价格泡沫和市值泡沫的制造与巨大的杠杆交易放大资金泡沫密切相关。在次贷危机中倒闭的著名的凯雷资本下面的凯雷基金，泡沫高峰期间，其6亿多的资本金，把管理的资产放大到200多亿，杠杆倍数高达32倍。当市场下跌3%，凯雷基金面对巨大的流动性风险，不得不黯然退出曾几何时还叱咤风云的华尔街历史舞台。

我们看到，这里最关键的部分是，这些也冠名为“产品”的东西，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价值，并没有创造任何真实的财富。产品链越长，越不知标的为何物。次贷衍生品数万亿上十万亿的市值，是被虚拟货币托起的泡沫,是杠杆交易方式放大的虚拟财富，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到危机四伏的地步。

美国前财长保罗·奥尼尔认为，“通过扰乱世界货币市场获益的人是投机者。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价值。”奥尼尔对金融市场的观点以及其为金融市场制定规则的重要的职责，挑战了金融机构的巨大利益，这可能是其被迫从财长位置上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价格泡沫结局是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次贷泡沫最后只可能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泡沫破灭，瞬息之间，数万亿数十万亿的虚拟财富消失，化为乌有，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几乎摧毁华尔街。次贷危机从新世纪抵押贷款公司的关闭开始，次贷违约，沿着次贷产品的证券化产品、结构化产品、保险互换产品、债券保险、债券市场、信用卡证券化产品、消费信贷证券化产品直至债券保险公司，都深陷危机。贝尔斯登倒闭，把危机的严重程度提高到红色警报，几乎所有金融公司都陷入了次贷危机的漩涡。政府支持的最大的房地产抵押担保机构－－房利美、房地美被接管，雷曼兄弟已经成为贝尔斯登第二，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国际集团命悬一线。这些百年老店迅速从华尔街消失，宣布华尔街过度虚拟的经济的失败。试想，如果不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联储可以随心所欲发美元，华尔街大大小小的金融公司，完全可能重现1997年泰国一天关闭58家银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一幕。

次贷危机把另外两大经济主体拖入衰退。受次贷影响英国北岩银行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挤兑行为，最后英国政府对其实施了国家收购。因为直接持有大量次贷衍生产品，欧洲成为重灾区。虽然欧洲央行的大规模注资，使欧洲所有金融机构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因次贷延伸影响，一般滞后美国一年的欧洲经济已经开始面对衰退。日本经济也重返了负增长之途。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通货膨胀，全球经济危机一触即发。次贷危机爆发，华尔街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证券投资资本大规模撤出华尔街和其他国际金融市场，进入商品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推高了石油粮食价格，全球通货膨胀急剧恶化，超过70个发展中国家通胀超过两位数。美国的通胀已经5.6%，欧洲的通胀大大超过警戒线，使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处于经济放缓与通胀的两难之间。全球通胀是否最终引发全球危机还要拭目以待。

新兴市场发展应“脚踏实地”

次贷泡沫使华尔街伤筋动骨，使全球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连华尔街都难逃劫数，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础和相应金融体系不足以与金融资本一较高下之前，切不可以身犯险。

新兴市场多是初级市场，或者是不成熟的市场，夯实金融市场基础，是初级市场的根本大计。次贷泡沫的危机给新兴市场最大的启示是，新兴市场最应该夯“实”的基础，就是不要远离实体经济，不要过度虚拟，要成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

篇4

经济管理类专业要培养新时期所需要的“宽知识、厚基础、应用型与创新性”人才，必须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注重实践与实验环节，使实验教学成为人才培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室建设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难以适应不断提高的人才培养的要求，成为制约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瓶颈”。因此，如何加强实验室建设，发挥实验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当前教学改革中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规划与建设必须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设计思想，站在一定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军事经济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开始进行计算房的建设，这就是经济管理实验室的雏型，经历1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它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面向21世纪的经济管理人才，必须是适应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要求、理论与实务并重、具有全局观念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这就对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将所学过的专业知识与相关知识融会贯通起来，而难以培养出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计算机模拟技术方式被应用于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领域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学生通过参加计算机模拟实践教学，可以把同一课程中的不同知识点、同一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起来，把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综合起来，教师通过案例教学、企业模拟实战等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鼓励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从而真正获得知识，也使学生分析问题、自我学习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使学生在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与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获得对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知识、专业活动的系统理解与认知，在现代教育技术基础上真正搭建起一个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平台。

在培养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现，普遍采用的教学模式突出存在三大问题。第一，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忽视知识的整合与知识意义的建构；第二，片面强调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与理论的应用。第三，注重教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忽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长期以来，为解决上述问题，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改革只局限于将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等。然而，案例教学大多蜕变为课堂讲授中的实证举例，这些“打补丁”式的改革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2、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经济管理专业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渗透，经济管理的理念也在不断地发展，经济管理学科系统自然地融入了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维，因此经济管理实验室的建设正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科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管理学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现存在的问题

1、对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方式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属于软科学，只需要一支笔、一本教材和一本讲义就可以完成人才培养计划。而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较之于理工科实验室而言，完全是“只投人、不产出”的实验室。因此，不少高等院校更愿意将资金投向于能够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理工科实验室，而不愿意将资金投向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室的建设。在人员配备上，也不愿意合理增加编制。由于对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实验室的建设长期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求，难以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必要作用。

2、低水平重复建设，实验室利用率较低

一方面是实验室建设的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又面临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院内实验室普遍是按照专业来设置实验室，一般分属不同的系，有的甚至挂靠在教研室，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也不例外。由于实验室之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跨系使用，因此不少实验室不得不重复设立一些设施与项目。“小而全”的重复建设，不但浪费了实验室资源，降低了实验室的使用率，而且难以使实验室发挥规模效益。

3、缺乏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与实验教材

传统教学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大多以验证课程理论为主，因而把实验教学作为对理论知识的巩固与加深，实验课内容只是重复理论教学内容的简单、孤立的实验项目。基于这些观念的影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教学难以像理工科实验教学那样，事先编写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以及与专业教学内容相配套的实验教材，往往使实验教学与人才培养计划相脱节，实验环节流于形式。学生普遍反映实验环节收获不大，也没有兴趣，因而实验课程成为学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课程。

4、实验室教师队伍建设长期滞后

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方法的滞后性，使实验教学在教学上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实验室教师与专职教师相比薪酬较低，职称晋升也相对较难。因此，实验室队伍处于“专业人员少、学历低、知识结构单一、接受培训机会少、工作热情低”的状态，实验室人才队伍长期滞后。有的实验人员实质上只是实验室的设备管理人员，缺乏经济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教学的开展也缺乏全面认识，既不利于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思路

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实验教学与课程体系改革为先导，建立独立的实验课程体系，实验室改革才有内涵与支撑。

1、改革实验课程教学体系

在课程管理过程中，应该按大学科分类单独设置实验课，才能改变实验课的从属地位。今后，随着专业的不断拓宽在教学计划中应按专业分类，设置相同的基础课程，这在客观上就为实验课的单独设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课程教学体系应符合相关学科群的发展，课程的设置、实验项目的选择及内容的覆盖面都应符合这一要求。通过分析现有的管理类实验课教学体系和实验设置，对实验项目、内容和深度，以及侧重点加以区别，把实验教学活动分为经济类和管理类两大类型。对于经济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应整合设置为一门课程，以便相关理论验证及相关原理演示的融会贯通，而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则分设会计实验（手工和电算化）、审计实验、统计实验、财务实验、经营实验、商务实验、证券实验等，以便每个实验课题具有相对独立的实验内容。同时，各个实验课程都应有独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大纲，突出设计性及综合性实验的项目，通过仿真模拟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实现综合设计。

2、进行分层次的实验教学

在原有教学形式上，实验教学一般是验证性实验较多，而设计性实验较少。实验课按照大学科独立设课后，整个实验教学活动有利于进行分层次教学。第一层次，主要则是以演示验证性、模拟操作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掌握实验的基本技能。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基础实验的方法步骤，熟悉常规实验设备的使用，在教师指导下较熟练地独立完成各项实验，并能掌握数据处理的方法，完成实验报告。第二层次主要以设计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设计能力的主要阶段。实验的方案、步骤和所需的仪器设备的选择完全由学生自己完成，自己选择调配实验所需的仪器、软件等。通过这样的实验教学，使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综合设计和操作能力得到真正的培养。第三层次，逐步开设综合性选修实验课。这一层次，要求学生设置一些难度较大或根据学生的爱好与特长自己设计开发的实验项目，利用实验室的实验条件进行实验。由于这类实验一般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在实验实施过程中，可以举办一些综合设计性实验竞赛和等级考试，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第四层次，探索开放性实验课程的设置。这一层次，则主要是为那些基础较扎实、动手能力强、具有探索精神的学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并能够辅助专业教师以完成其相应的科研课题。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是教学科研上水平的一个重要性标志。

3、实验队伍建设要改变传统的用人观念

实验教师是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建设高水平的实验室必须配置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从知识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力求建成一支技术精干、基础扎实、素质过硬、乐于奉献的实验技术队伍。

4、建立适应教学和科研发展需要的多种功能并存的实验室体系

教学型和科研型的实验特点及要求虽有相同的地方，但还是存在着差别，而且教学与科研自身对实验的要求也有差别。因此，实验室就要根据教学与科研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而有不同的功能形式。所以，必须根据专业的需要，以大学科分类的实验课程体系和实验教学改革为龙头，建立相应的大规模实验中心或覆盖面宽、综合性强的多功能实验室，确保实验室建设与改革的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随着现代经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课堂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需要。经济管理类教学和科研必须紧密结合实验教学以成为广大经济管理类教师和研究者的共识。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从而也提高到一个十分迫切、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深刻认识到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和对于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正确定位，重点从实验室场地保证、计算机网络等“硬”环境和应用软件、实验师资力量和实验教材等“软”环境两个方面如手，最终实现有机结合，培养出合格的经济管理类人才。

【参考文献】

[1]尹恩山：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若干问题研究[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3（5）.

篇5

【关键词】宏观治国学/微观治生学/“人和”/市场营销

现代市场营销学有了强烈的“管理导向”，即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研究营销者（企业）的市场营销问题。我们把市场营销从微观（企业）、宏观两个方面的管理来研究分析，借用中国传统的市场管理思想“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两方面的思想分析，以实现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管理的治国学

（一）“顺道”

宏观管理的治国学，“顺道”一词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意思是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这是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须顺应客观规律。现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自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国家要宏观调控，保护地球，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发展。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先必为谋利。《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因此，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管子·五辅》），“人以德使”（《管子·枢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是人才，因此，我国大中型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做到“求贤若渴”，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三）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该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因此，企业的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必须从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历来有提倡“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企业形象的塑造，知名度、美誉度的提高，唯一的途径，就是对顾客负责，诚实守信，使“顾客让渡价值”最大化，最终才能提高顾客满意程度。

（四）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是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的兵力和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乘马》）。对于企业而言，参与市场竞争，要制定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1）创新制胜。即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2）优质制胜。即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在质量上应当优于竞争对手，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3）廉价制胜。企业对于同档次产品应当比竞争对手更便宜。（4）技术制胜。企业应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实现技术领先，开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5）服务制胜。企业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谁能提供更周到的服务，谁就能占领市场，赢得顾客。（6）速度制胜。企业应当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推出新产品和新的营销战略，抢先占领市场，迅速扩大市场，不但壮大了实力，而且能在顾客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正宗”、“正牌”概念。（7）宣传制胜。企业应当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人员推销和销售促进等方式大力宣传企业和产品，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形象。

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形成的理论，它反映国家的管理和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人群关系参与”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和：人和中的“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发展市场经济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国家的政策，允许企业大胆想大胆干大胆地创新；地利讲的是环境人口密度，人口的流通量，交通环境的发展；人和讲的是公共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企业与政府、社区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信誉关系。企业具备以上因素是成功的关键。

从微观环境来讲，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具体讲，企业法人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法法》）。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残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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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经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国民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按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国家把西部列为重点开发的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西部边疆地区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大力振兴，发展边疆企业，实现充分就业，促进边疆的繁荣稳定和发展。

目前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开拓市场和占有市场的思想;二是筹措资金和运用资金的思想;三是人才开发与培养的思想;四是构建企业精神，创立企业文化的思想。这些思想的确定与实施，使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市场中得了一席之地。

国企改革经过三年的“深水作业”，已经到了深化、完善的阶段，百分百的流通企业完成了改制，企业产权得到了明晰，实现了一般领域的国退民进，产权主体实现了多元化，职工身份得到了置换。由于企业产权主体的变更和经营模式的改变，边疆企业在乘势发展的同时，也要面对新经济时代的挑战，改变过去陈旧的经营思想，创新营销观念。

市场营销学本职上是一种经营哲学，其主要表现为企业经营者因企业内外经营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的经营思想的变化，工业革命促使了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使成本导向型的经营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暴发，使需求导向型的营销观念得以产生;全球化竞争势头的不断加剧，使竞争为导向营销新观念得以发展;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技术对各领域的全面渗透，又推进了企业经营思想的根本性变革。

新经济时代，边疆企业经营思想应有如下变化:

一、对需求的理解:趋向以个性化的价值认知为导向

市场营销观念产生以后，企业开始重视从市场需求的满足为导向来开展企业的经营，但是在以制造产品为基础的旧经济时代，企业主要研究的是顾客对产品的功能性需求，如顾客买手表是为了计时，买汽车是为了代步，买化妆品是为了美容，所以需求同质性的一面比较突出，虽然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的策略，强调了对需求差异性的满足，但主要也是体现为对产品功能价格，形态和服务等方面的差异。而且屈从于企业规模经济的需要，只能对各种具有类似需求的群体提供差异化的满足，而不可能对个别的顾客提供个性化的满足。

要对以个性化的价值认知为导向的需求进行满足，就必须强调对顾客需要的价值探索。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不能停留于对顾客功能性需求了解，而必须对其整体的价值设计进行把握;二是必须了解需求的个性化差异，并尽最大可能予以满足。

二、对资源的理解:趋向以全方位的资源整合为手段

资源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历来被视为企业的内部要素，企业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即使涉及到对企业外部资源的利用，一般也是首先将其转化为可控的内部资源然后再加以利用。所以在传统的经营活动中，企业必须直接拥有同其经营活动有关的全部资源，由其来完成全部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导致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和经营规模难以迅速扩张，企业也曾不断探索通过外部的协作来降低经营成本和扩大经营规模，但沟通与协调上的不便经常会导致管理成本的上升和对市场快速反应能力的下降。

要做到以全方位的资源整合为手段，关键是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要对企业的内外资源整合的经济性进行客观评估，对利用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合理结构进行系统设计;二是要建立以信息、管理为基础的供应键系统，使内外资源得以有效衔接;三是进行全方位的关系管理，即对于形成企业资源的各方面关系(客户、员工、协作公司和相关团体等)进行全面管理，协调各方利益，稳定协作关系，提高协作效率。

三、对竞争的理解二趋向以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创新为动力

核心竞争力的提出，曾经使人们对竞争优势的认识趋于具体化，即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并不一定取决于它的整体实力和全方位的素质提高，而往往依赖于在某一竞争要素上的领先优势和不可代替性，这就使各类企业都可能建立其核心竞争优势。所以对核心竞争力追求成为企业经营目标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要能促使企业核心竞争的不断创新，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密切关注顾客需求的变化趋势，主动发现顾客的递增需求，以不断提高对顾客需求的满足程度，紧紧跟踪顾客的变异需求，以新的价值创造并予以满足;二是应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延续性，即新的竞争优势应成为传统竞争优势的延续，突出其系列性和相关性，以形成企业在核心竞争力方面的基本特色。

四、对利润的理解:趋向以多元化的价值增值为源泉

对利润的传统认识是企业经营收入扣除其经营成本之后的差额。这一认识角度将企业的利润来源主要集中在其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销售上，从而使企业的经营活动也主要集中于此。提高销售收入和降低生产成本是企业增加利润的唯一途径，所以导致一些企业为了追逐利润甚至不惜损害顾客的利益和合作者的利益。

以多元化的价值增值为企业的利润源泉，就必须综合考虑，企业的经营决策对企业的各种价值增值源所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为各价值增值源相互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冲突，如前所述，若为了提高交易的收入而过分损害中间商或顾客的利益，应有可能会对分销网络及忠实顾客的价值增值带来负面影响，而使企业的长期利益受损;同时品牌资源，分销网络等非直接的利润来源也可能变现。在必要的情况下，企业可能将它们出售以转化为现实的利润。所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全面整合形成企业利润的各种要素，促使整体利润水平的持续增长。

五、对管理的理解:趋向以跨部门的流程管理为特征

分工与专业是管理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所以长期以来，企业的经营业务一直是通过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来完成的，各部门的职能分工促使了功能的专业化，从而使各种功能的运作效率达到了最高水平。在以制造业管理为基础的经营时代，注重规模生产和低成本经营。所以功能管理为特征的分部门管理是与之相适应的。但是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也会因此而形成障碍。

企业跨部门的流程管理主要表现为企业根据市场个体化的需求形成产品研发和价值创造流程，订货分销和价值传递流程，客户维护和价值评估流程，以及货款回流和利润核算流程等一系列流程，形成企业由价值探索、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评估等功能所构成的完整的价值链，并以信息管理的方式使之紧密衔接，高效运转，这就必须打破部门的隔篱，使之根据流程运转的需求形成工作团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各职能部门的消除，而主要是强调从团队的形式对流程的管理形成统一的计划，并要求各部门必须以统一计划为指导，加强相互的协调，信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则能保证对各职能部门的统一协调得以实现。

新经济时代市场经营环境和企业经营要素的变化导致了企业经营思想所发生的这些重大变革，体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这也对企业的经营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一，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探索市场需求变化进行经营要素分析，整合各种内外资源，实施业务流程管理的重要平台。新经济因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经济活动诸要素及其组合方式的全面变革。企业生产方式方面，数字化控制技术己经使得生产过程趋于柔性化，能根据个性化的需求实现制定化的生产;在交换方式方面，互联网的发展己使得市场空间得以大发展，交换的透明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在管理方式方面，信息化管理技术的发展己使各种资源的整合变得更加容易，系统优化的目标能真正得以实现;在竞争方式方面，信息及其传输网络的控制己成为竞争的焦点，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己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构成部分。:

第二，充分发挥边疆企业的优势，努力开拓市场

开拓和占领市场是企业永恒的主题，边疆企业受人才、技术、管理水平、交通、资本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从它所要达到的经营目标和战略思想来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对市场进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制定企业计划，组织生产，指导企业经营。为此企业需做到:加强质量管理，开拓流通市场。名牌产品是企业的生命线，关系到企业的成败，企业必须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信誉，开办自己的名牌，力争社会的承认。要保证产品质量，就要从原材料抓起，在生产过程中严格管理，引进先进的设备，采用先进的技术，实现生产体系的先进性。以价格低廉增加市场，建立起广泛的销售网络，采用灵活的销售技巧，扩大市场占有率，产品销路的好坏，不仅要看销路的多少，还要看销路是否畅通。在这方面，云县澜枪江集团的做强、做大，为边疆企业作出了榜样。

第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观念陈旧、思想不解放是边疆企业的通病，企业要发展，必须痛改之，要解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陈旧观念，选好对象，结好联盟，打破封闭向外走，搞好招商引资。靠政府投资来拯救企业的日子己一去不复返。企业必须建立同顾客及合作者最为便捷的沟通方式，使各种信息能迅速在企业与他们之间进行传递，是协调合作关系和提高市场反应能力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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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理论学说和墨家子弟的行为举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爱民、助民、利民的救世济民精神。可以说：“墨家精神，就是以奉献为核心的救世精神。”古人赞道，“墨翟之徒，世谓热腹”，“墨家之徒，专务救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今天，弘扬墨家救民济世之精神，对于我们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墨家始祖墨翟(世人尊称“墨子”)出身微贱，他自称“鄙人”或“”“比于宾萌”。“宾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往来诸侯列国之间的游士说客，属于社会下层的士。据史载，墨子可能出身工匠家庭，他常与小生产者交往，学会了不少手工业技艺。墨子能制造载重五十石的车的车辖，能牵引三十石的车的车鞔以及能空中飞行一日不落的木鸢，可见其手艺之高明精湛。墨子在经常与社会下层民众交往中，还学会农耕。他曾说：“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正是在这种与贫苦大众的交往以及自己亲身劳动过程中，墨子深知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和劳动的艰辛，使其思想和主张能“为代表下层之庶民”，有一种强烈的救民、济民、爱民、利民愿望。起初，“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理念不合，决定另立门户，“背周道而用夏政”，效法大禹天下为公，“为万民兴利除害”。墨家门徒也大多出身工匠之类的贫苦百姓，他们“昼日讽诵习业”，其思想、行为也深受到其劳动职业、社会地位的影响，能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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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经济对企业产生的重要影响

1.1知识经济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1)创新和服务将替代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是以庞大的规模和集中的管理来更好地控制市场和原料供应?以此来获得较高的效率。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它是依靠不断找出需要以及解决办法之间的联系。成功企业所提供的价值多来自于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研究、工程和设计服务?以及把上述两方面连接起来的专门化战略?加上金融和管理服务。

(2)网络管理将替代金字塔管理。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广泛运用?管理层次必然减少。中层经理的作用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运用而被削弱?因此?加快了信息的反馈速度。

(3)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将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中心。通过实施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智慧和潜能?发挥人在科技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协调生产组织、生产群体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目标。

1.2知识经济对企业生存环境的深远影

(1)资源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知识资源不同于传统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石一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它具有复制性、反复消费性及在使用中不会引起边际报酬递减等特征。这些特征以及知识资源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巨大作用将对企业管理提出新的课题。

(2)技术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高科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企业提品和服务的知识含量增加?加大了企业提品和服务的难度以及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上的复杂性?高科技又为管理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和保证。

(3)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企业的顾客所需要的是产品、服务、信息的一体化?这要求企业围绕产品、服务、信息一体化展开竞争。市场竞争在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更加激烈。激烈的竞争导致企业、供应商和顾客的合作不断扩大?合作竟争将成为企业新的价值取向和企业经营战略的新的核心。

1.3知识经济对企业供应链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市场环境(买方市场)发生了巨变。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现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必须调整自己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经营战略。

2企业实施知识管理存在的问题

2.?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低下

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低下一直是我国企业的一个共性。许多中国企业的管理体制不健全?也没有一套规范系统的管理制度?大多数企业是被动反应型的。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由经营者制定新的措施?却没有进行深人的研究?也很少顾及新制度与原有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及新制度是否适应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等等。这是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竞争力不强、经济效益差?基础管理抓得不扎实是主要的原因。

2.2企业文化建设滞后

我国的一些企业非常关注自己企业的文化建设?但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却忽视企业的实际情况?致使企业文化只是花瓶?无法获得员工的认同。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缺乏个性?重视文字的宏大?忽略企业特性的表达。

2.3企业的战略目标不明

许多企业忽略了企业家长期经营的最终目标?一味追求短期效益或者仅仅是利润率最大化和规模的增长;有的企业虽然制定了战略目标?但由于战略目标的不切实际?很容易变成一纸空文?或者造成企业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而陷入多元化经营的陷阱。

3企业知识管理的实施

3.1确定企业知识管理目标

在企业内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责任的宣传?培养员工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意识;建立知识网络和创造适宜的环境以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创造适宜条件与环境?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企业知识资源?进行以创新为目的的知识生产;积累和扩大企业的知识资源;保证企业知识的生产以及知识资源的积累和扩大?充分溶入产品或服务及其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之中。:

3.2进行企业知识价值链管理

企业知识价值链是指基于企业基本价值链上主体活动和辅助活动之上进行知识的采集、知识的存储、知识的共享和知识的创新与应用?以实现企业价值增殖的知识流线路。

(1)知识的采集。企业知识价值链是从知识的采集开始的。知识采集只是知识管理的起点?知识采集得来的信息和知识必须进行加工和处理?使无序的知识有序化为对企业有用的知识。知识的加工处理就是指对知识进行分类、分析、整理和提炼?形成对企业有价值的知识的过程。

(2)知识的存储。经过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和知识需要进行妥善地存储。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信息和知识的存储在数量和检索?归类与安全方面的都提供了巨大的优势。数据库的数据结构化、数据共享?数据独立性和可控冗余度这四个特性适应了知识存储的需要?这也为企业内部各个成员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提供了条件。

(3)知识的共享。通过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就可以使企业的知识库增大和价值增值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传播和共享开创了一条简单快捷的通道?这不仅扩大了知识共享的范围?而且极大的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如很多企业开设了电子公告牌?以它作为企业挖掘经验性知识的重要通道之一。

(4)知识的创新。知识只有作用于管理实践?才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只有通过管理实践中不断的扬弃?知识才能不断更新?适应企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3.3建立知识战略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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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三大经济区域集团有可能形成鼎足对峙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了区域经济集团；在广度与深度、外延与内涵方面有了新发展，突破了洲的限制，开始跨洲发展；自由贸易区成为建立经济区域集团比较流行的主要模式；区域经济集团相互之间、其内部各参加国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结构也是多层次的。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它是全球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通向全球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强国际资本的扩张与渗透，推动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促进区内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的跨国兼并引进了新的竞争机制，将给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建立区域集团不妨碍各国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促进市场容量扩大，总体上是有利于促经济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

区域集团化对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第一、经济区域集团的形成，为各国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减少和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集团将促进内部贸易增加，生产要素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促进科技发展，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区域性集团经济贸易的增长将使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增长，这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第三、区域经济集团化将对国际资本、技术、商品和人才的流向产生重大的影响。集团化将促进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流动，并促进产业结构在地区内部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化也促进了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加强联合科研，与此相适应，科技人才的流动在加快。第四、今后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将以发达国家为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混合组成，发达国家将作为资本、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和产品的主要吸纳者，促进经济集团的发展。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政策得当，将可通过区域合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第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益减少。第二,由于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内各国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发达国家取得的利益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化可能使南北经济差距从总体上拉大。区域经济集团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地区上的分割，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统一和合作关系，将使全球南南合作，难以取得进展。第三,任何一国加入区域经济集团组织，都是以民族的部分让渡为代价的，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风险。

区域集团化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和回避。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认识到它的积极一面，又要认识到它的消极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我国应顺势而动，抓住机遇，制定相应对策。第一、积极倡导建立区域经济集团、次区域经济集团。我国应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在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地区，寻找同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地区组成区域性、次区域性经济集团，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应在更广泛的空间进行分工与合作，我国海外企业也应注重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以求得经营效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第三、积极参加APEC，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亚太经合组织中有一多半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更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坚持自主自愿的原则。我国应利用同APEC中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充分发挥适用技术优势，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及输出技术。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大容量的市场，中间技术领域有许多空隙，我们可以利用适当的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打入发达国家市场。第四、发展跨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跨国公司在国与国之间架起了联系的纽带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所迫，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走向经济强国之列的必然。我国大企业的成长必须要有国家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形成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曰痒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2]刘家骥: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3]佟家栋:国际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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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会计教育目标.培养高素质会计人才

新经济时代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已经从过去对数量要求转化为对会计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要求，他们应扮演的是“企业伙伴”的积极角色，如何创造价值、解读会计信息、解决问题、作长期策略规划、评估客户的选择及作最优化的资源配置等是现代高素质会计人才的关键职责。专家认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会计人才应具备的特质是：策略化的思考与行动、沟通能力强、富高度创意、熟悉资讯科技。也就是需要具有较高的创新意识，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富有变革和管理的能力和胆识。

如何培养具有这些特质的高素质会计人才，这与会计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手段等密切相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会计教育目标应如何定位?我认为应培养适应新经济时代需求的、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会计人才。具体地说，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而且具有高度的事业性和责任心；不仅要系统地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具备本专业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复杂多变的会计环境的能力。即有很强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能力；有敏锐的独立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掌握有效集体合作、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不断吸收新知识和进一步发展的能力等。

二、改革会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适应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高等会计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计应符合会计教育目标，注重高素质会计人才应具备的知识，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让学生学会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因此，除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本专业有关的相关专业知识。

首先，作为会计学专业学科体系的主干课程必不可少，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求掌握本专业的相关知识，如开设财经类专业相关核心课程：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法等等。应该说我国会计学科体系已基本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但从目前会计专业整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分析，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专业课比重过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一些做法：合并有关课程。如，不单独开设成本会计，把相关内容分别放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中，而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之间的内容也应相互协调，尽可能地减少专业课程之间的交叉和重复。

其次，根据会计教育目标，体现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对学生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还应开设适应社会需要的基础性课程，如：运筹学、市场学、社交礼仪、职业道德、文学欣赏以及法律等知识。专业教师应在学生的选课上进行引导，对已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内容应予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

再次，经济全球化、网络化、高新技术化和知识化的趋势要求会计教育国际化、信息化。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在课程体系设计中应强化涉外课程的教学，如：国际税收、国际法学、国际会计、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等等，使会计学科体系国际化；同时要加强信息类课程的学习，其内容应覆盖与专业工作及日常生活有关的高新技术内容。

最后，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计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仅是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二元结构，新的会计分支已相继出现。因此，应不断发展新领域的课程，向学生开设一些如《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社会责任会计》、《所得税会计》、《战略成本管理》、《税务筹划》等新兴会计学的课程乒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及时掌握会计管理新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同时也有利于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更有利于这些新领域、新知识的更新、开发与传播。

三、改进会计教学方法和手段，强化学生的创造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教师授课采用一言堂式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仍是目前许多课程教学的主要方式。虽然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之一，但这大概又是最没效果的。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加上极度规范化的考试制度不足以提供给学生充分的准备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我们要改变目前的教学方式，注重方法教育，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综合应用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加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一种方法，可以利用上市公司公布的会计报表，提供各种分析评价方案，进行预计发展前景和投资决策分析，提高学生的实际知识和实际能力，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

第二，灵活运用课堂讨论式。在课堂教学中可采用小组讨论式的教学法，教师提出研究向，学生分小组思考讨论后发表意见，教师最后归纳总结。让学生从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自己解决问题，掌握科学分析的方法，也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采用研究式教学方法。对学术前沿问题可采用研究式教学方法，可预先布置研究课题和参考文献，鼓励学生多进图书馆、资料室等，参阅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找出有关规律性的东西，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引导学生对新理论、新发展、新趋势的整体把握，以加强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第四，创造更多实践的机会。学校要加强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就应为学生创造一些实践机会，如让学生在模拟实验室进行模拟实验，甚至可通过Intenret进行跨国交流，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还可让学生利用假期进行调研，在假期之前，教师布置一些课题，学生可针对课题要求，利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到公司或商界进行调研，然后形成调研或评论报告，回校后进行课堂交流，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且可以培养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提高其书面和口头表达的能力。

第五，及时更新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中，要更多地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普及多媒体教学方式，使之成为高等会计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提高会计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师资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培养出的会计人才素质的高低。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意义重大。从目前我国高等会计教学的师资来看，许多教师基本上没有从事过会计实际工作，可以说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理论脱离实际，学校有责任也有必要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一)畅通师资继续教育的渠道，鼓励他们取得高学历，如条件许可，可以出国培训进修，掌握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二)鼓励教师参与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定期参与会计事务所的查账、验资、处理经济纠纷等业务活动，增强他们的实际经验。

(三)鼓励老师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把其收获带人课堂，授予学生，以科研促教学，以教学带科研，这样才能使会计教师始终站在会计学科的最前沿。

篇11

传统会计采用的是一种面向过去的回顾型时空观。通过对过去业务活动的记录和总结，对过去的业绩和行为结果做出评价，并以此指导现时事务。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人们的时空观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去和现在的梦想可能就是未来的现实，而谁能拥有创新的思维，谁就能把握未来。

人们时空观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权立一种全新的会计时空观——面向未来的时空观。首先，树立未来是可以预测的观念。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时间上的连续，未来作为过去和现在在时间序列上的延续，必然与过去和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管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恰当地预测未来提供了现实基础。未来是现在创造的，未来的状况决定于今天的期望与努力。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决定了未来的形式和状况。其次，树立立足现在、创造未来的观念。现在是时空发展中的一个不断推移的瞬间，是过去与未来的结点。

会计是一间实效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随着人们时空观的变化，必须相应地将会计的时空观由回顾型转向展望型，通过对现在的认知，为更好地把握未来服务。第一，要彻底抛弃以过去为重心的理论体系和观念；建立面向未来的会计观念和理论体系。第二，构建一种紧跟时尚的面向未来的会计组织结构体系及方法体系，便会计系统与周围环境紧密地融为一体。第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的时空观造成极大的影响。它不仅缩短了世界的空间距离，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使得人们再也难以忍受以定期结算为基础的传统财务报告所带来的会计信息时滞。第四，利用网络世界的时空优势，构建网络会计体系，实现会计的实时动态处理、在线管理及远程控制等，使会计实现第二次飞跃（第一飞跃是从传统的簿记学到现代会计学）。

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时空观应该是适应现时需要，更好地规划、预期及把握未来的时空观。正所谓“一个会计系统应该注意未来，因为未来才是变化的价值的根源”。

二、动态时点规率

1．现代信息技术对会计的影响

(1)电子商务和网络公司的出现，突破了会计主体的物理实体概念，从而动摇了会计主体的稳定性假设基础。

(2)由于网络公司只是一个临时结盟体，在完成其既定目标后就可能立即解散，此企业的平均寿命缩短，传统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不再适应。

（3）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务报告采用实时报告系统，不必等到一个会计期间结束，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财务报告。在这种财务报告模式下，不需要对会计期间进行划分。另外，在网络公司会计中，由于公司存续时间不确定，甚至存续时间很短，在这种情况下仍进行会计期间划分，是无实际意义的。因此，动摇了会计分期假设。

(4)知识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服务型经济，它具有全球化趋势。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一方面，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快，使物价频掂而不规则地变动。另一方面，资源的耗甥，加大了资产价值变动的幅度和力度，冲击币值不变假设。

2．村立动态时点观

知识经济时代要树立动态的会计观，充分认识并接受动态变化中的风险因素，深刻领会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客观事实，建立新的风险观念，从动态角度对会计环境及会计要素项目进行评判，建立与之相应的会计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实施时点为基础的动态实时会计系统。

(1)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采用实时管理、在线管理和远程控制，其反映速度快，时效性强。会计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也应该与此保持一致。我们知道，传统同的会计分期核算，不论分期分得多细，都不可能完全解决及时性问题。分期核算本身是一种僵硬模式，参与了过多的人为因素，与动太的时点核算的迅速与及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虽然从理论上讲，当期无限扩大时，时期与时点就无限地接近，但是时期与时点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动态时点观念才是与实时处理、在线处理这种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相匹配的观念。顽固地坚持会计分期，必将会成为制约会计变革及会计信息处理网络化的瓶颈。

(2)建立实时报告系统是对动态时点观的有力支持。有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以定期财务报告为主的形式在网上披露会计信息，己经难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时效性的要求。根据定期报告系统得到的会计信息：一是可能因时滞而贬值失效；二是缺乏完整性，不利于信息使用者做正确的决策。因此，建立以时点为基础的实时报告系统，是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世界的必须选择；否则，会计职业将炭炭可危。

(3)IT技术的发展，已经为建立动态实时报告系统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而传统会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本身也是采用时点基础的，只是由于与分期核算下的损益计算相关，才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分期的因素。因此，采用时点观念的最大矛盾是损益计算，而传统会计下的损益计算，并不能真正反映损益的实质。人们从对通货膨胀会计的研究中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发现损益的真实意义在于财富的增减，而财富的增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是可以用时点数及动态延续中的前后比较来反映的。所以建立动态实时报告系统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三、积极的风险观念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风险伴随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它无处不有，无处不在。面对日益增加的风险，忽视或逃避都不是办法，我们应该通过积极的风险管理，有效地预测和控制风险。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风险是收益的孪生物，风险与机会总是并存的，逃避风险就是逃避收益。在知识经济时代，与作为中的风险相比，不作为将是另一种更大的风险。因为不作为将会失去重要的机会和收益，而机会和收益的丧失也是一种风险。人有在承认风险的基础上录求对风险的最佳控制，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会计面对这个多变、易变的环境，想要以不变应万变是根本不可能的。传统的会计希望世界是黑白明的，没有灰色区域，要么百分之百地承认，要么百分之百地否认，而不想部分地确认。传统会计用建立在种种假设而非现实环境中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信息处理，提供的只能是严重失实的无用的信息，这种逃避风险的做法，实际上带来的是更大的风险——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日趋低下，最终则便会计职能面临整体消亡的危险。如w·史蒂夫·阿尔伯切特先生所假设的那样，会计界应该承认这种现实，承认不能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是会计的最大风险，承认传统的会计方法下提供的会计数据有虚计的可能，承认风险与不确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而建立全新的风险观念。①承认风险的必然与可能，采用积极的方法去认识、反映和控制风险，使会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风险反映系统，一个预警系统。②承认风险与收益并存，正视风险，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极地创造收益。③深化对风险本质的认识，将各种重要的资源以适当的方法记入会计系统，并尽可能地反映会计项目中的内在风险，便会计信息与用户的需要密切相关，真正具有决策价值。

四、网络系统观念

知识经济是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基础的，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即网络时代。网络不仅仅是信息交流方式，而且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网络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存在形式。多样化的网上活动，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也会改变会计的方方面面，比如国际业务的发展，直接将会计核算及监控的视野纳入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在增加会计业务内容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会计业务的形式，使会计发生质的变化。而以网络系统理论及实多为基础的会计系统，必须以用户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根据用户的需要提供及时、灵活的多样化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系统设计、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体系的构建，都必须以网络系统观念为基础，做到会计系统结构网络化、会计理论网络化、会计方法网络化、会计信息网络化，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会计观念、理论及方法体系的变革，必须纳入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变革中去。因为单靠会计界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这一变革的，必须积极纳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而这本身也就是一种网络化的观念。

五、回归财富重心观念

会计学的重心是什么?这是决定会计信息范围、结构、层次及特征，决定会计理论及方法体系构建的关键。会计学是一门对财富及其来源、构成及变化进行计量，说明财富变化的趋势及原因，并对一个组织或个体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行估价及预期的科学。也就是说会计学的重心实际上是财富，否则，就不会有会计几千年的延续和发展，会计也就不会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时因为知识、人力资源等各种无形资源的发展而备受困扰。财富是一种具有控制性的力量，它可以表示为一切可以左右社会和他人的力量的资源，如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它的内容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其作为控制力量的本质却始终未变。

在传统会计中用资产概念作为财富的代表，使得财富的会计计量有了可靠的基础，但却由于人们习惯于将资产和财产等同，又极大地限制了它所代表的实际范围，并造成了变化的障碍。知识经济时代，会计的发展必须强调会计资产向财富回归，扩大会计资产的范围，将一切具有目前价值并可能带来或控制未来利益的资源尽可能纳入会计计量的范畴，实现会计资产与财富概念的一体化，从而使会计信息其有一般的经济意义及决策意义，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损益的实质是财宫的增减。采用一体化的资产与损益观念，将损益计量与资产价值的变化有机融为一体，才能更贴近损益的实质，才能更加其实和全面地反映损益。

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有形财富攻无形财富，知识信息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财富，成为比公司、工厂、机器、土地更为巨大和珍贵的财亩。财富重心说摆证了会计的基础；财富、资产一体化，说明了会计资产的实质；资产、损益一体化揭示了会计损益的真正意义；财富、资产、损益一体化，则使会计可以在灵活的报告形式中采用时点基础，使会计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质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知识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知识的权力正在代替财富的权力，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

六、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一一绿色会计观念

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要发展；二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科技进步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作为重要的经济管理活动，必须包涵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才能不落后于时代。

绿色会计(环境会计)正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并建立起来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和传统会计理论撞击便形成了绿色会计，绿色会计的目的是要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点。它所要做的是把环境看成是有价值并能被计量的经济资源；同时资产化为环境资产，即这种资产在保证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提高社会效益，维护生态效益。绿色会计观念要求把眼界由单一的会计主体扩大到会计主体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充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纳入会计的核算之中，以便衡量和揭示会计主体的活动是否给社会、环境带来经济影响，而不能仅仅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进行项目决策，即从空间上要把会计主体放到其周围环境中考虑，使项目能兼顾企业经济效益和国家的长远社会效益，从时间上要防止透支未来，滥用自然资源。

七、创新的观念

创新一词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是指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这种组合包括：①引进新产品；②引人新技术；③开辟新市场；④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⑤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因而，引入新产品、新工艺是熊彼特创新的主要内容。技术创新在学术界使用多年以后，“创新”一词具有了特定含义。创新主要是指某些领域、行业的改革或转变。那么会计创新就是包含于这一范畴之内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整个时代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它渗透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和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创新是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会计领域也必须具备创新的观念。笔者认为会计创新有结构体系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总体具有以下特征：

1．兼容性。资产计价以现值作为基本的计量基础，却不要求绝对的计价标准选择，即不要求在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实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等计价基础之间作出唯一性选择，也不绝对地排斥历史成本计价。

2．发展性。既要有发展的眼光，强调未来，但却不赞同把全部重点放在未来，充分反映现在，适当地揭示未来，才是较为适当的会计时空观。

3．一体化。知识经济条件下，网络经济的发展，网际空间关系的改变，世界性的网际经济投资与交流，便利的企业兼并与重组，国家间广泛的经济融合与渗透，将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在一个全新的层次上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风险也急剧增加。会计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系统和监控系统，肩负着重要的风险揭示责任。因此，会计系统的构建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从微观与宏观共同的需要出发进行总体设计，实现会计系统的内外一体化、国际一体化。而对于传统会计中的各个分支，则可在网络化过程中通过会计理论、会计结构和方法的重构融为一体，以信息集成的形式体现不同的目的要求。

篇12

此外，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第三次产业所包括的内容也越来越庞杂。本来第一、二次产业之外的所有产业都归入第三次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差别极为悬殊，从日常生活服务业到复杂的科技部门，从简单的修锅补盆到最繁杂的为航天事业服务的数据库都包括在内，饭店、理发店、报社、科研机构、咨询部门、政府机关、军事单位和商贸公司等应有尽有，五花八门，这就很难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和发展规律，从而难以制订出共同的政策和管理方针。由此，也需要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

事实上，作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最初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费希尔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他将初级阶段生产的产业称为primaryindustry，处于第二阶段的产业叫做secondaryindustry，处于第三阶段生产的产业叫做tertiaryindustry。费希尔所用的这三个单词，primary有最初、初等的含义，secondary有中等的含义，tertiary有第三级的含义。所以，翻译也有“第X个产业”（简称第X产业，反映产业发展时序）与“第X次产业”（反映产业的演进层次）两种，只是历史的局限，当时只划分为三个先后层次。面对产业不断分化、发展、演进的实际，我们可将这种划分引伸为按产业的发展时序分类与按产业的生产力层次分类，前者可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航天产业、生物产业、海洋产业等，其中农业为第一产业、工业为第二产业、服务业为第三产业、信息产业为第四产业、航天或生物产业等为第五产业。后者可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知识产业等，它们依次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和第四次产业。显然在前一分类中第四产业是信息产业，它包括信息工业（属于第二次产业）、信息服务业（属第三次产业）和信息开发业（属于第四次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拉波特就是持这种观点。而后一种分类的第四次产业是知识产业，它由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构成，包括高科技产业中的智力知识密集型子产业，如信息开发业、航天产业、生物产业、海洋产业以及服务业中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等。显然知识产业作为第四次产业与作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产业是不同层面的产业归属，二者是相交的关系。把信息产业等同于知识产业是错误的。

（二）

那么，第四次产业——知识产业究竟包括哪些产业或部门呢？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认识。美国学者马克卢普的观点是将知识产业作为与传统产业相对应的产业，是指“这样一些厂商或组织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包括家庭和个人，他们生产知识，特别是信息产品与服务，无论这种生产的目的为何。”由此，他把知识产业分为5大类共30小类，如表1所示。

附图

我国学者对第四次产业的认识，首先是与第四产业相混淆，其次是对其所包括的内容有不同的认识。王树林在1996年出版的《21世纪的主导产业——第四产业》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把第四产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并指出第四产业包括科学研究、教育、信息服务、咨询服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民间公证和法律服务等九种行业。显然，这是把第四产业定义为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魏建国等人在《统计与决策》撰文主张“从实物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分野中，将知识产业作为与实物产品生产下三次产业相并列的第四产业。”我国著名的知识学专家宋太庆则把在“第四次产业大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知识产业概括为科学技术产业、信息情报业、文化教育产业、传播娱乐产业、智能智慧业、规划产业、咨询策划产业和思想设计产业等8大产业群体。如前所述，国内还有学者简单地把知识产业或第四次产业界定为高新技术产业或信息产业。

笔者认为，知识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应用，必然导致产业的深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形态演进。20世纪中叶以来，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社会的产业形态极为丰富，出现了软件产业、信息咨询业、生物工程业和传播娱乐业等新的产业形式。这些新的产业形式过去仅仅依附于传统的产业形态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使它们作为崭新的产业形态而独立存在。为便于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形态的变化，分析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把知识产业从前三次产业中（而非仅第三次产业）分离出来，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形态——第四次产业。因此笔者既不同意仅把知识产业视为信息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也不同意知识产业仅是从第三次产业中分离出来的观点，对知识产业是对应于实物产品生产部门的精神产品生产部门的认识也不敢苟同。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确是知识产业的主体、支柱，但毕竟只是组成部分之一，从对应的支撑技术和支柱产业层面上讲，知识产业要比它们的范围和内涵都要宽。虽然作为第四次产业的知识产业是在前三次产业基础上的演进，但并意味仅从第三次产业中分离出来，它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都存在着渗透、融合，知识产业是前三次产业日益高级化的产物，既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也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它与前三次产业不同的是该产业的知识含量、科技含量（即知识技术密度）很高，即以知识创造财富，可以说，知识产业是相对于“非知识产业”而言的。据此，笔者认为，作为第四次产业的知识产业应包括下图所示范图：

附图

（三）

对知识产业或第四次产业进行计量、核算是产业统计的一项新领域，主要困难在于缺乏来自上述产业部门的实物产量、市场交易以及某些服务活动的市场价格的数据，此外中间产品的采购、就业人数、生产率的变化等信息也难以掌握。针对现行统计体系和可取得的数据的不完备性，一个可行的尝试就是将知识产业逐个从统计体系中挑选出来，然后逐个进行核算和平衡。马克卢普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并采用最终需求法来测度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过程的，最终需求法的公式为：

GD=C+G+I+(X-M)

式中，C代表消费，即消费者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与消费量，G代表政府的需求量与消费量，I代表投资，即厂商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与消费量，X、M分别代表进口额、出口额。这种经验性统计核算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具体产业（部门）和环境考虑知识的分配及其构成，但缺点是数据要求严格且庞大，并且有扩大知识产业部门范围的倾向。

除了核算其产值外，还应对知识产业劳动者、知识职业劳动收入进行估算，从而为知识产业经营规模与分配统计提供基础数据。对此，波拉特的信息产业测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它是先把信息活动划分为市场信息活动与非市场信息活动，对那些向市场提供信息商品或服务并参与市场交换的厂商称为“一级信息部门”，将仅满足政府或非信息企业内部消费而提供信息生产与服务的部门称为“二级信息部门”，然后明确信息资本、信息劳动者和信息职业等范畴，最后依据这些范畴分别估算、一、二级信息部门的增加值。

我国著名统计学家贺铿以信息产品的性质为标志将信息产业划分为信息生产资料部门、直接信息部门和间接信息部门，其中前两个部门采用分离法从全口径投入产出表中分离出信息业并求得总产出，间接信息部门则采用典型调查法取得基础数据后在假设单位内部信息劳动者劳动生产率与所在单位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同的前提下推算信息产业的产值。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核算知识产业的产值。

知识产业统计核算的另一种重要内容是计量知识产业的知识资源密集（集约）程度、丰裕程度、生产能力、发展潜力以及知识资本的存量与流量。知识密集量类似于劳动消耗量、原材料消耗量，是某种知识资源的消耗与产出之比，因而可视为科技活动的经济标准或科技进步的标志。测度知识密集量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研究与开发性投入的费用与该部门的总产出或增加值之比，反映一般知识密集量；三是用产业部门内部知识劳动收入与非知识劳动收入之比，反映各产业部门使用知道资源的集约程度。根据这些指标，可以把各产业部门划分为三类知识资源密集型部门：知识资源高度密集型部门，如电子、航天等；知识资源中度密集型部门，如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知识资源低度密集型部门，如冶金、食品等传统产业部门。

知识资源丰度是反映知识资源丰富（裕）程度的指标，测度方法也有三种，一是反映知道资源生产力的指标，通常是用人均知识资源生产量来测度的，公式为：

R[,1]=(P[,1]+P[,2]+P[,3]+P[,4])/M

式中，P[,1]、P[,2]、P[,3]、P[,4]分别表示数据库数量、专利和商标数量、书报刊量、视听产品生产量，M为人口数。

二是反映基本知识资源储备潜力的指标，通常是用人均拥有的基本知识资源量来测度的，公式为：

R2=(Q[,1]+Q[,2]+Q[,3]+Q[,4]+Q[,5])/M

式中，Q[,1]、Q[,2]、Q[,3]、Q[,4]、Q[,5]分别表示计算机、文化设施、新闻设施、娱乐设施、邮电信设施的拥有量。

三是反映知识资源处理潜力的指标，公式为：

R3=(T[,1]+T[,2]+T[,3]+T[,4]+T[,5])/M

式中T[,1]、T[,2]、T[,3]、T[,4]、T[,5]分别表示识字人数、各级教育在样生数、科研人员数、政府部门人数和咨询机构人数。显然是用上述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知识资源处理潜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有价值的是知识资本，它将企业信誉、商标、员工文化水平与技能、顾客满意、组织文化、机制及经营关系等许多传统管理理论所忽视，但却日益成为企业重要资源或者说已经成为企业核心能力重要组成的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并与企业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市场开拓能力以及财务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经营资产。那么，如何衡量知道资本的价值呢？世界著名的金融服务机构、瑞典的斯勘的亚公司在90年代初推出的一项传统会计系统不统计、但有价值的资产核算公式IC=MV-BV具有代表性，式中，MV为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BV为帐面价值。显然，知识资本是市场价值与帐面价值之差。斯勘的亚认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要比其帐面价值高3-8倍，这个差值就是隐藏的价值，由于它属于非金融资本，会计学上把它列为债务类。因而，有必要将这种隐蔽资本浮出水面。为此，斯勘的亚公司于1995年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份知识资本年报，它着眼于顾客、流程、更新、开发、人力、财力等因素，对知识资本进行分析与评价，还有人在此基本上提出了用增长和创新指标、效率指标、稳定性指标等三个动态指标来评定知识资本的价值。

知识的存量和流量是知识价值量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也是OECD关于知识经济测度框架的一个重要方面。测度知识的存量比较困难，但可以用科学技术指标来估算，如对不同国家或企业的R&D年投入的积累可借助析旧率的假设进行成本分摊，然后再根据R&D存量指标估算R&D投资的回报率，或根据特定领域研究与开发人员年增量估算R&D人员的存量后再按照人员流动和职业变动情况进行折算。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建议将教育费用投入也列入知识的存量。教育虽然只是知识的传播和积累，但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当人们投资于教育时，他们事实上牺牲了其它投资机会而换取了所掌握的知识，这类知识显然是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的。把R&D与教育费用投入之和作为知识存量的计算公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