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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十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望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陆续取消,这些行业的外资增长速度将明显快于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
初步估计,同时期外商服务业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产业外商投资占全部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目前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期是什么呢?一项针对136家欧盟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2001年6~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136家欧盟国家在华投资企业,通过访问、座谈和问卷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国厦门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参见《欧盟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发展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后欧盟企业的对华投资产业结构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一,接受调查的企业认为,欧盟企业最有可能选择的行业首先是制造业,这一结果与迄今为止的投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最高的特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考虑到目前已经投资的企业中制造业占80.7%、而回答今后将选择制造业的企业比重仅有66.2%这一因素,可以认为未来时期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将会明显下降。第二,现有企业中,邮电通讯、交通运输业的比重仅有3%,但是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将会选择该行业进行投资的企业高达57.4%,排在第二位,可见与电信服务和交通运输有关的服务业投资将出现快速增长,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也会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保险业目前的外商投资在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为止对该行业投资的欧盟企业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调查企业中47.1%的企业认为,今后欧盟企业的金融保险业投资将成为优先选择的领域之一,仅次于制造业、邮电通讯运输业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业之外,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商业批发零售等行业的投资也可能出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项调查涉及企业数量比较多,涉及国家范围广泛,接受调查企业的产业分布、投资方式、地区构成等均与外资总体结构相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样本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反映了发达国家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未来趋向的一般性特点。
表2欧盟企业今后增加对华投资可能选择的行业
注:问卷问题:您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将会选择那些行业?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课题组《欧盟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报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邮电运输、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的后关联性最强,也就是说,对这些产业的需求增长受总需求增长的拉动效果较为明显。因此,“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对这些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会超过其他服务业的平均水平。通过吸收外资,提高这些行业的总体规模和服务水平,有利于适应经济增长和和市场消费增长的要求、并产生良性循环效果,带动社会需求进一步增长。因此,应当成为重点发展的领域。
二、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有望加快
根据行业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与劳动密集型程度、资产产出效率、行业平均税负水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假定在未来投资决策中,对行业投资的预期,以目前各制造业行业的全部企业平均水平为主要依据,那么根据外商投资不同的利益目标,选择投资领域的趋向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注重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外商,对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非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较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大。以提高资产产出效率为投资指向的外商,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办公机械、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很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税负为主要目标的外商,对税负水平比较低的行业具有比较高的投资趋向,这些行业包括皮革毛皮制品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资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对上述因素综合评价,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结果。
表3按照外商投资趋向分类的工业行业
注:分类是对资产产出效率、劳动密集型和平均税负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得到的,其中在计算3个因素平均评价指标时,按照各自与外资行业偏向指数的等级相关系数确定了不同权数。
第一,服装、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业、其他制造业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外资投资预期和偏向程度较高的领域。
第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办公机械、电气机械等虽然资本装备程度比较高,但是由于资本产出规模明显、税负水平较低等原因,有可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资相对较少的行业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电力供应、蒸汽与热水、煤气生产与供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将长期由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自然垄断行业;二是非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采选业等资本产出效率较低、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三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饮料制造业等市场相对饱和、资本产出效率不够明显或者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
应当注意到,近几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含量有所提高。这对于中国吸收外资的技术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够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扶持,这种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扩大。
三、发达国家制造业今后产业转移的可能趋势——来自日本大型企业的调查结果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将对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对792家在国外设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来源: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业提出今后3年将继续加强和扩大海外业务(海外业务除了包括在当地投资企业的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等活动之外,还包括委托生产、收购等),而提出“维持现”或者“缩小、撤退”的企业仅分别占28.0%和0.4%。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比重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7.1个百分点之多,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产业转移今后将以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其中82%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有前途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可重复选择),比2000年调查结果提高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年居各国(地区)之首,此外,今后3年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中76.3的企业回答将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参见表4)。因此,今后中国将成为日本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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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2)提高对FDI的要求。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可分为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产业项目。对于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我们应该鼓励外资进入,而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对我国经济没有促进作用的项目,我们应该加以限制。一是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业倾斜,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手机、电话等家电和一般电信设备行业;二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应鼓励外资进入。对这些行业可以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同时,政府可给予相应的科研补助,放宽外资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励外资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对于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应该以促进其核心技术转移为目标,加快对技术的引进和改造。四是对于目前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较快的重化工业则应以注重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保为原则,对于生态资源环境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如造纸和一些重化工产品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加大税收征管,限制外资流入。
(3)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将是现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任务。一是加快对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零售集团的投资;鼓励外资对国有商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二是加快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金融财团采用合资和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业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对文化、教育、影视服务等行业的开放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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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调整[J].世界经济研究,2002,(1):19-22.
[2]张德修.入世后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趋势探析[J].经济科学,2001,(6):8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