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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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据《扬子晚报》报道昨日，江苏省卫生厅和南京市卫生局召开新闻会，对医生“偷菜”致患儿死亡事件（本报昨日曾作报道）情况进行说明，表示经过调查，目前基本事实已清楚。医院存在对该患儿病情的凶险程度估计不足，当事医生已停职处理。但医生不存在玩游戏、发牢骚等情况。

南京市儿童医院黄松明副院长说，接触患儿的一共11名医护人员都进行了调查，据调查组了解，毛晓君医生网上种菜偷菜的行为并不存在，毛医生从未注册过开心网的账号。黄松明说，当晚毛医生是用自己的华硕笔记本电脑整理论文，并不是网上所说的玩游戏。而副主任办公室是一个狭长的结构，家属站在门口不可能看到医生上网的内容。

报道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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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临床实习是临床医学教学的重点环节，是巩固课堂知识并用之于实践的必要手段。实习生是临床医学教育的主体，他们在实习中的感受、看法和建议，可为教师和附属医院教学管理者提高实习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为提高临床实习质量，我们对临床医学专业66名学生临床实习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在我院完成内科实习的66名医学本科生。

1．2调查内容。结合我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实习特点，根据影响实习效果的可能因素制定相关调查问卷，共66项内容。

1．3调查方法。以班会形式召集学生，统一讲解填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不记名方式现场填表、收集问卷。

1．4统计分析。每份调查表均录人Excel2003，采用百分率进行统计。

二、结果与分析

回收问卷66份，其中漏填项目在5个以上或所有选择都相同者被视为无效问卷。按实习生的学习态度、医学人文素质、实习质量及影响因素、对临床教学管理的看法、对出科考核的看法、对临床技能训练的看法6部分进行汇总。

2．1学习态度。66．7％的学生认为实习的好坏对自己将来的工作有很大影响；77．3％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能主动学习；92．4％进人临床科室实习前会预习该科的常见病、多发病；93．9％在实习结束后会复习；68．2％实习中能虚心求教。总体说，实习生的学习态度积极端正。学习态度是导致实习生学习成绩和实践工作能力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积极进步的学习态度能提供学习动力。

2．2医学人文素质。90．9％的学生认为应加强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说明我院医学生已意识到仅学好专业课不能适应医学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他们希望接受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包括医患沟通技巧、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律等。68．2％的学生认为与患者沟通有困难且影响到工作。引起与患者沟通困难的原因有缺乏医患沟通技巧(69．7％)，医患双方不信任(60．6％)，文化、方言等差异无法理解患者的描述(53．O％)等。84．8％的学生能辨识医德医风行为的对错且自觉遵守；78．8％对病人有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医德培养中若得到恰当引导、培养，最终将使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观念形成道德习惯。

2．3实习质量及影响因素。78．8％的学生认为已轮转科室相关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的掌握程度基本达到实纲要求；经过轮转实习，对于该科常见病、多发病，10．6％能独立处理且处理较好，51．5％认为处理能力一般，37．9％尚需教师指导；影响实习质量的因素依次是教师水平(83．3％)、考研准备(57．6％)、学校和医院的管理制度(31．8％)及医患关系(28．8％)，还有少数学生认为是个人自律性等。53．0％的学生认为在内科实习接触的常见病病种和大纲要求掌握的不大一致，部分疾病临床上接触不到。引起不一致的原因依次是科室特色医疗的影响(56．1％)、医院对收治住院病人的限制(36．4％)及疾病谱的变化(36．4％)。影响实习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通过深人调查、客观总结这些影响实习的负面因素，才能对症下药地制定政策、疏导矛盾。

2．4对临床教学管理的看法。64．5％的学生认为内科临床轮转实习的管理很好，14．3％和21．2％的认为一般和不够严格；59．1％的学生对医院对I临床实习带教教师的考核管理满意，但37．9％的认为不够严格，应加强管理。提示在强化学生管理和考核的同时更应加强针对教师的考评管理。学生对教师的建议是多与学生沟通交流、尊重关心实习生、主动讲授知识介绍经验。

2．5对出科考核的看法。63．6％的学生重视临床实习中的阶段性小出科考核；66．7％认为小出科考核的形式合理；68．2％认为小出科考核有利于促进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提高，帮助最大的依次是体格检查技能(75．8％)、临床思维能力(68．2％)、总结分析归纳病史(66．7％)、医学理论知识(60．6％)。84．8％的学生希望实践技能考核中引入标准化病人(SP)。

2．6对临床技能训练的看法。学生对在实习中病历采集书写能力、基本操作技能、体格检查、医患沟通能力、临床思维及解决问题能力训练的满意度分别为54．5％、48．5％、45．5％、43．9％及42．4％；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比率分别是22．7％、42．4％、53．0％、60．6％及63．6％。满意度和加强训练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学生对临床思维、医患沟通能力、体格检查和动手操作能力训练的满意度低，有待进一步加强。59．1％的学生对实习中临床病例讨论的次数及质量满意，15．2％的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认为次数少。

三、建议与思考

3．1总结经验，完善出科考核工作

考试是反应教学质量的客观指标，多年来教育一贯注重理论考试，高分低能，与医学强调实践性不吻合。医学生实习期间需在不同科室轮转，出科考试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法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为了评价学生以临床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并对临床教学进行反馈、改进，特对出科考试进行了改革。每结束一个科室的轮转都进行严格的阶段性出科考核，内容除包括理论笔试外，还涵盖床边问诊和查体、病例答辩、病历书写等：教师挑选一典型病人，让实习生模拟接诊这位病人从问诊到提出初步诊疗方案的全过程，教师根据病例提问学生；整个过程教师现场打分并点评。各科轮转完后再增加胸穿、腹穿等临床操作及综合病例分析。这样，既达到了临床综合素质考核的目的，学生又得到了教师的指导。

3．2解决问题，提高临床实习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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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现在医生考评制度要求既重视临床，又重视科研和学术文章。在各大医院，一些医生在临床实践方面得到患者和同行认可，但是由于缺乏科研成果和足够的学术论文数量就很难晋升。

“所以，现在在医院出现了不会做手术的外科博士，不会看病的内科专家。”范利说，他们靠大量的科研论文获得各种职务头衔，但是一进病房面对病人和具体的临床问题他们却不会看。

在范利看来，现在医疗机构对医生的晋升职称考核体系是一种以医疗和科研并重的考核体系，但实际上逐渐演变成了“唯科研、唯论文”论。很多医院把论文、科研成果作为医师晋升的必备条件，而缺乏临床能力的量化指标。

范利认为，医师的职称应该反映的是临床工作能力，主要看其处理疾病的娴熟程度，诊断救治的技术水平，对待病人认真负责的态度。一个胜任工作、深受病人欢迎、具有敬业精神的医师，其能力不能单用外语、论文、科研成果来证实。

如果医生的职称评审脱离临床实际，将严重挫伤医生临床工作的积极性。其结果是逼迫临床医生忙于从事科研写论文而导致医疗质量滑坡、科研急功近利、论文造假泛滥、医生队伍不稳等严重危害。

与此同时，由于一部分医务工作者过于倾向科研而忽略临床，导致近年来我国医疗安全形势不乐观，医患矛盾非常突出，“从某种程度上与医生没有足够的心思和精力对患者进行精心诊疗和人文关怀及沟通有关。”范利说。

范利建议，临床医师职称晋升考评，总体思路应该是大大增加临床能力考核的权重，以临床能力为主，科研学历为辅，侧重实际工作的能力，即处理疾病的能力，看其是否能够胜任相应的职称要求，完善对医生实际临床水平的考察标准，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

另外，临床医生并不是不重视科研，好的临床医生必须懂基础、善思考，在临床工作中搞科研，在科研中指导临床工作。

范利建议采取单位聘任和职称晋升相结合的方法，针对不同岗位的医务工作者，套用不同的职称晋升制度，更实用，更易操作。职称作为医生临床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其标准首先是看得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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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生物制品学》实验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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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下午，江苏省卫生厅和南京市卫生局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其单方面调查结果，认定值班医生没有上网玩游戏，医院对于患儿徐宝宝的救治措施完全合理，只是对孩子的病情严重性估计不足。

这一结论立即遭到患儿父母徐先生夫妇及公众的质疑。面对质疑，南京市卫生局与相关部门昨天上午成立联合调查组，成员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医患纠纷调解部门、中央及省市新闻单位、综合性医院专家及网友代表等。

儿童医院：

值班医生未注册开心网

继11月7日，南京儿童医院在网上发出情况说明，第一次回应《医生上班忙“偷菜”害死五个月婴儿》之后，11月10日下午，儿童医院在江苏省卫生厅和南京市卫生局的组织下召开新闻通气会。正是在这次通气会上，儿童医院第一次谈及值班医生毛晓珺的态度问题。在新闻通气会上，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黄松明否定了绝大部分患儿家长对院方和值班医生的指责。

黄松明说，值班医生毛晓珺根本没有在开心网上注册过，值班房电脑也不具备有线上网条件。家属前去敲门时，医生正在电脑上写论文而不是网上“偷菜”，这可以请求公安部门鉴定。对网上提及毛晓珺事发当晚曾说“我们要睡觉了”以拒绝救治徐宝宝，黄松明表示，他们调查了三位当班护士，都证明毛晓

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也不存在患

者家属在实施抢救患儿措施前跪求医生抢救的情况。

至于婴儿的死因，黄松明表示，“蜂窝组织炎”是不常见疾病，不及时抢救死亡率较高。医院在10年间没有遇到过如此严重的病例。毛晓珺工作不到10年，主观上无过错，只是水平还不够高，对病情凶险估计不足。但医院整个救治过程及时，抢救方案合理。患儿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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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管理人员与医生和护士的关系管理人员A卷的调查结果见表5。可见管理人员与医生的关系要远远好于与护士的关系。通过对B卷的分类整理，影响管理人员和护士关系的调查结果见表6。与前文影响医生与护士的关系相同，聘用关系、年龄差距和性别因素仍然是影响管理人员与护士关系的三大主因，再加上接触机会较少等原因，使管理人员与护士的关系并不理想。具体原因在上文已经详细论述，在此就不多赘述。

2解决方法

2.1提高弱势群体的待遇根据分析护士完全处于医院人脉关系的弱势地位，其根源就在于聘用关系以临时聘用为主，因此医院应从以下两种途径入手，提高护士在医院地位。首先建立合理的编制考核体系，如每年在全院范围组织编制考试，对考核优秀的护士给予编制，从而为护士打造一个公平的选拨环境；其次按护士工作年限，给予相应的待遇。如护士工作满5年，按在编人员平均工资的80%发放，若工作满10年，则赋予护士与在编人员相同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此提高护士工作的动力，延长护士的服务年限，这样随着护士年龄的增长，护士与医生和管理人员的沟通的代沟将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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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层医生想，就需要具备以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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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内容 需要从两方面培养：在学校里的科研设计等课程的培养或向其他研究者进行交流学习。最重要的是在临床工作中必须有科研这根弦，这样才能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好的科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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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临床水平 研究者应该对本专业疾病的诊断、治疗，并经常跟踪本专业的研究热点。这样才能在临床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继而根据问题设计出高水平的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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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操作技能 无论是跟踪本专业的研究热点和科研的查新，还是写作和投稿，都需要熟练的电脑操作技能。电脑操作技能的提高没有诀窍，就是卖油翁所说的“唯手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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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技能 发表SCI文章所需要的公共英语技能只需英语4级水平，很多大学本科已经达到，只是长期不用，退化了。专业英语技能的提高较简单，只需要对本专业顶尖杂志的10篇论着进行精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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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的兴趣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前面所有能力的基础。虽然科研的过程有时是痛苦的，但是要培养自己从科研的成功中获得快乐，让兴趣成为科研的原动力。

 

 

其次，基层医生想，就需要了解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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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课题 科研源于临床，我们要从临床中发现科研课题，对临床中用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进行思考，或对临床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解决不满意的问题进行研究。一定要从小问题入手，即使对某一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法、预后的某一个小问题进行改进，也值得研究。

 

在临床中发现可能的科研课题后，就是对这些课题进行检索，了解有无其他研究者进行了研究。这要求具备一定的网络技能和外语基础。一般先自行进行搜索，然后再委托专业查新机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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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设计 如果该科研课题无人研究，就进行科研设计。对于基层医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避免进行临床随机对照实验，原因是患者人数有限且病员的经济情况不同，可能造成研究多年不能完成或偏颇很大。基层医院还要面临有无临床试验的资质和法律问题。另外，由于很多病员对临床试验的理解有误，可能造成依从性较差。其次，避免基础研究，尤其是涉及机理的研究。原因是基层医院医生的理论水平有限，实验设备不足，临床工作太忙导致时间有限，实验的经费有限。所以，设计课题时一定要考虑病员数量是否足够，时间是否充裕，经费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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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进行 应该严格按照课题的设计进行，每隔一段时间，对课题进行总结，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必须强调的是团队协作。科研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多位参与者共同努力，尤其在基层医院，为每位参与者分配适当的工作后，参与者必须认真完成。实验结束后，对科研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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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论文 这是很多医生都头痛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复杂。具备英语4级水平，再经常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文章，是可以用英文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文章写好后，可以找母语是英语的医学专家修改语法。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让专业的修改公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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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五部委联合印发了《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对村卫生室的功能任务、机构设置与审批、人员配备与管理、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保障措施进行了规范。其中对乡村医生绩效考核做出明确规定，这是村卫生室管理的重要一环，对调动乡村医生积极性，稳定乡村医生队伍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乡村医生队伍一方面面临青黄不接、人才匿乏的“断层”困境，一方面又由于村医超员、服务人口偏少、承担公共卫生服务任务不足而收入较低。为改变这一现象，《办法》指出，县级卫生计生部门组织或委托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实行定期绩效考核，严格将服务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考核后按其实际工作量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对实行墓本药物制度的乡村医生给予定额补偿;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收取的一般诊疗费和使用的荃本药物纳入新农合支付范围;并鼓励各地提高对服务年限长和在偏远、条件艰苦地区执业的村卫生室人员的补助水平。当前，村卫生室的各项补助标准在不断提高。((办法))指出，对实施墓本药物制度的定额补偿，补助水平与当地村干部的补助水平相街接;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关于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几项重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乡村医生的一般诊疗标准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元，且一般诊疗费不低于5元，新增部分由新农合基金支付

乡村医生的待遇一直是农村卫生工作的焦点之一，它关系到这支队伍的稳定和“网底”的牢固与否，原卫生邵部长陈竺曾提出乡村医生年收入不得低于2万元的硬性指标。从现在的运行保障机制看、一个通过绩效考核，经过3个补偿渠道，享有4项待遇的乡村医生是能够得到一份合理的收入的。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是实现乡村医生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确保各项补助足额到位的关键，将有力的推动村卫生室服务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塞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管理出效益规范管理就是机制创新，是激活基层资源、使村卫生室既能生存又有活力的具体措施。我国有64.86万所村卫生室，2013年诊疗人次为20.12亿，占全国的27.51%，并承担着40%左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实施包括绩效考核在内的规范化管理，使百万乡村医生在不断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的同时，充分挖掘内在潜力，提高自身业务素养，保持工作积极性，编密织牢农村三级卫生网的“网底”，从而在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实现“保基本”的目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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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10余所县级医院临床医生，包括平顶山市新华区医院、第五人民医院、宝丰县人民医院、周口市淮阳县人民医院、鹿邑县人民医院、濮阳市濮阳县人民医院、新郑市人民医院等。

1.2方法

1.2.1调查方法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临床医生职称级别为分层标准，包括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调查员到县级医院按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并回收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学历、职称、工作年限、科室等一般情况。认知和实践情况包括获取EBM知识的途径、对EBM知识的了解程度（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了解一点和不了解）、应用EBM解决临床问题的频率（没有、偶尔、经常）等。问卷最后内容为EBM对医生是否有帮助及其是否愿意参加EBM的相关培训。EBM了解程度根据临床医生认知和实践情况的综合评价结果，即其主客观综合了解程度的评价，评价标准有前后问题答案一致情况及准确性等。

1.2.2质量控制

进行调查前首先对调查者进行规范化培训，使其解释标准化；要求调查对象进行无记名填写，如填写者有缺项和漏项，则需要求其填写完整；数据由2人合作录入，并由小组成员多次核对，以确保数据录入的准确性。问卷剔除标准：核心条目漏答或条目完整率小于80%。

1.3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双向有序列联表资料采用kruskal-wallis单因素ANOVA法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50份，回收140份，其中有效问卷136份，有效率为97.1%。调查对象中男78人（57.4%），女58人（42.6%）。

2.2临床医生对EBM了解程度

11.8%（16/136）医生对EBM不了解；71.3%（97/136）医生少许了解，16.2%（22/136）医生比较了解，仅有0.7%（1/136）的医生十分了解。

2.3EBM运用于临床情况

136人中没有将EBM应用于临床的有42人，占30.9%，偶尔使用的有75人，占55.1%，经常运用的仅有19人，占14.0%。

2.4临床应用

EBM最大影响因素临床应用EBM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对EBM认识不够（24.3%）、受单位条件限制（19.9%）及工作太忙，应用EBM费事（31.6%）等3个方面。

2.5不同英语、计算机水平的临床医生对EBM的了解程度

临床医生的英语水平越高，对EBM的了解程度越好（H=25.895，P=0.000）。临床医生的计算机水平普遍较低，且不同计算机水平的临床医生对EBM的了解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1.443，P=0.486）。

2.6临床医生对EBM相关培训的态度

97.8%（133/136）临床医生愿意参加EBM的相关培训，2.2%（3/136）临床医生不愿意参加EBM的相关培训。

3讨论

3.1本调查结果分析

县级医院临床医生对EBM的了解程度普遍较低，很不如人意，仅0.7%医生对其十分了解。另外，将EBM运用于临床的情况亦不容乐观，仅有19.0%临床医生经常将EBM运用于临床，卫生决策部门制定EBM继续教育政策时面临着很大挑战，任重道远。很多因素也影响了EBM的临床应用，主要工作太忙、应用EBM费事（31.6%），对EBM认识不够（24.3%），受单位条件限制（19.9%）；另外，临床医生的英语水平越高，对EBM的了解程度越好，而临床医生的计算机水平与EBM的了解程度不存在差异，整体上临床医生的计算机水平都不是很好。但绝大部分临床医生能够认识到EBM在临床中的重要性，愿意参加EBM的相关培训，为EBM继续教育提供了主观积极性，有利于EBM继续教育的开展。

3.2在EBM环境下对基层医院临床医生的继续教育对策

3.2.1调动医疗人员积极性

加强EBM本质、主要内容的教育及文献检索能力的培训，如EBM的科学性、人文性等，使医生认识到EBM在决策、治疗、预后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使EBM观念深入人心，调动医疗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使医生在临床治疗中能自觉地实践EBM。

3.2.2多途径增强医院EBM软实力

由于医院的临床医生对EBM了解及使用情况较差，可以系统地对学员进行教育培训的医生更少，根据实际情况，卫生决策部门可有计划地派送教师去专业度高的EBM培训机构进行进修，获得系统的EBM知识。另外在医院中根据临床医生对EBM的了解程度，形成梯度教学。根据本次调查结果，临床医生英语与计算机水平普遍偏低，使用数据库较少，应对不同英语与计算机水平的临床医生进行分层教育。通过参加培训班、听讲座等方式进行自主学习，每季度由医院对其学习情况进行考核，以进一步提高临床医生的英语与计算机水平。大力培植EBM优秀人才，使其在医院的EBM发展中起带头模范作用，为该院的EBM长期发展贡献力量；另外，也可请知名的EBM专家来院指导，以加强对EBM的建设。

3.2.3加强医院EBM硬件投入

医院或卫生决策部门应尽量满足临床医生应用EBM的客观条件，加大对EBM数据资源的建设，如加大对电子阅览室购买专业数据库（如EBM数据库）和各种软件（如SPSS软件），图书室的投入力度，以满足临床工作对检索EBM证据的需求。

3.2.4优化EBM管理体系

21世纪发展EBM是医学界的必然趋势，应用最可靠的临床证据，最优化的治疗方案，创造出最佳的疗效。在工作太忙、应用EBM不方便这个最大影响因素问题上，根据实际情况，医院可将EBM的应用与临床医生的考核、评价、发放奖金及晋升职称等方面相结合；另外医院也可以建立EBM组织管理体系，引入临床路径（CP），CP是根据EBM的原则制定的针对一组情况类似的患者，而确定出的一套指导医生医疗行为规范的医疗措施，确立临床路径学术委员会（由医院内EBM水平较高者组成），由其根据临床最新研究成果等制定出相应的科学的临床路径，有计划的应用于临床，节约时间。

3.2.5培养临床医生终身学习意识

在此过程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育的重点应向培养学员终身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转变，这无疑既能使临床医生及时更新知识制定更好的临床决策，更好地让患者受益，又能为卫生决策等部门节约一笔培训的费用，使资金优化利用，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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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与农村社区医患关系

规范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从其构成看，它包括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政策、规则、法律和宪法），以及非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早期关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往往被限定在关系和关系网络层面，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还应该包括制度、规则等，把正式制度也纳入社会资本范畴之中。从关系网络到制度规范，是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一种拓展，也是人们对社会资本认识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由于社会资本研究内涵的扩展，有学者就把社会资本分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把规范分为道德性规范（如舆论、习俗、道德）、契约性规范（如组织规则）和行政性规范（如法律）三种形式。“互惠”对于规范社会资本具有核心价值和意义，人们往往用“互惠规范”代替“规范”进行表述。纽顿认为，互惠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形式，是一个恩惠风水轮流转的社会及其公民的一个一般化的特征：即个体为他人提供便利并不是因为他希望立即并且以对方曾经受益的方式得到报答；而是如果他有不时之需，将会在未来不确定的时间被一些不确定的人（很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给予回报。因此，一般而言互惠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自愿14。埃里克森（Erikson）也认为，社区内部成员通过长期重复的博弈互动，会产生互惠合作的规范：关系紧密的群体内的成员们开发了并保持了一些规范，其内容在于使成员们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事务中获取的总体福利得以最大化15。由此可见，这种互惠规范相当于“恩惠银行”，它意味着在建立了长期互惠关系的人们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的人际关系不仅有利于抑制人们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动机和行为，克服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困境和集体行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人际关系运作中信任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促进“普遍主义信任”观念，遏制和抵消各种狭隘的、封闭的“特殊主义信任”观念。这种道德规范的力量迫使人们把自身的社会行动纳入规范的轨道，促使人们之间普遍信任的形成，最终使得集体行动成为可能。正如科尔曼（Coleman）所言：在某些自治体的村庄、公社以及部落社会中，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某些行动，鼓励其他活动。规范的功能是相当于法治社会中法律的作用，社区实施的惩罚相当于在政府职能完善的社会中，由政府实施的合法惩戒行动16。从规范角度观察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不难发现该时期呈现出的是一种强道德性规范、弱行政性规范、以及契约性规范付之阙如的规范格局。首先，除了和生产大队这一类行政型组织外，该时期几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型和社会型组织，更遑论由后两类组织制订的规则和与服务对象达成的契约。其次，赤脚医生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情况下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问题的一次尝试17。受政治观念和政治动员的影响，行政性规范主要体现为一是按照政治观念选拔和培养赤脚医生，二是通过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来鼓励和制约赤脚医生，使其按照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行为。除此之外，缺乏对赤脚医生行医条件和行医职责的专门管理规范。与之形成鲜明反照的是，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由于受到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而表现为熟人社会下复杂的藤蔓关系。这种藤蔓关系网中的社会道德制约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道德性规范不仅呈现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在这种熟人社会中，赤脚医生的服务不仅获得一种天然的支持系统（即村民的配合与理解、大队和家人的支持），还受到相应的监督与社会道德制约18。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亲戚关系，二者之间自然也具备了某种相互的亲情与家庭道德情感，这样赤脚医生一方面易于得到亲戚的配合与支持，另一方面其行为也会受到亲戚的监督和大家庭内道德的约束。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是基于村落地缘的乡亲关系，两者具有共同的语境、文化和道德背景，这样既易于形成建立在具体人格、品性、修养的相信和认可基础上的信任关系，同时也易于受到村落内道德舆论及文化习俗的约束。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道德性规范不仅呈现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这种道德性规范既是天然存在于村落社会的，也是在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平等的医患交往、频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而来的。同样是农民出身、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身份在心理上弱化了与村民之间不平等的劳作地位，同时赤脚医生并不完全支配着病人、治疗方式也不完全是由医生决定后命令和强加给病人，而是通过谈话让病人知情，与病人取得了一致性，所以病人对医生给自己的建议都比较乐意采纳并服从，对治疗一般疾病较为满意。在选择治疗方案和用药时，赤脚医生不仅仅依据“必要”，往往还会考虑“可行”，所以病人感到很“贴心”19。除了医患关系之外，赤脚医生和其治疗对象还有其他一些在共同生活的社区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病人和医生之间在心理上的很容易取得较为平等的认同20。

三、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村社区医患关系

布迪厄（Bourdieu）指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21。科尔曼延续这个思路，把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进行研究。在这之后的许多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时，也都是强调关系网络的意义，只不过有的学者强调正式关系，而另一些学者更加强调非正式关系。正式关系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契约等正式的形式在个人或者组织间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相互联系；非正式关系则是指个人或组织通过一些亲缘、地缘等因素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不具备强约束力的相互联系。前者是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利益和期望自觉构建而成，而后者则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但无论是正式关系网络还是非正式关系网络，它们都具有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化与动态团结这些基本特征，正是这种由于受到理性驱动和文化、规范驱动而形成的不同特征，使得嵌入于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的形成具有了特定的基础22。帕特南认为，关系网络可划分为两大类：即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而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对共同体而言，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关系网络无论多么紧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威胁社会信任和合作23。受帕特南的影响，伍尔考克（Woolcock）将社会资本分成紧密型（bonding）、跨越型（bridging）和垂直型（linking）三种类型。紧密型社会资本指家庭成员和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指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一些联系纽带，而垂直型社会资本指贫困人员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之间的纽带24。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根据关系双方的互动时间、感情强度、亲密（相互信任）度以及互惠交换的表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他根据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传递的过程和特点提出，主要是弱关系纽结而非强关系纽结才是信息传递的真正桥梁。这是由于弱关系分布范围很广，比强关系更可能充当扩约社会界限的桥梁，弱关系桥梁为人们提供了接近超越所属社会圈子可以利用的信息和资源的通道25。林南（NanLin）进一步深化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认为弱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建立异质性关系上更有优越性。异质性关系建立在工具性行动（instrumentalaction）的基础上，大多经由弱关系达成；而同质性关系建立于情感性行动（expressiveaction）的基础上，多经由强关系达成26。与弱关系理论相对，边燕杰在中国特定环境下提出了强关系假设，他认为中国人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渠道，强关系较之于弱关系更能找到工作27。通过关系网络观察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会发现该时期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同质性的、以横向参与网络为主的非正式关系。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的多重关系除了医患关系，还有乡亲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熟人朋友关系等具有先在性、稳定性和无强制约束力。从层次划分来看，这种关系属于个体社会资本，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国差序格局社会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网络体系，主要通过血缘、地缘、家缘、姻亲、宗族、家族等网络进行沟通和互动，中国人能动用的社会资本其实也就是这诸多按亲疏排列的关系集合28。赤脚医生和村民在这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等编织而成的藤蔓关系网中，易于形成医患间的相互信任、包容与协作，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共识与共荣。此外，由于赤脚医生和村民在身份地位上的相对平等性，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横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越紧密，人们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横向网络要比垂直网络的作用大29。因此，这种具有同质性的横向关系网络为赤脚医生和村民提供了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便于网络内部的合作和协调。以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要素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来阐释和分析我国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而且是一个具有强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它既是望远镜，使我们能够观察到特定历史时期农村社区医患关系的真实情景；它更是显微镜，使我们能够窥见到那些常常为人们忽略的、被历史尘埃深深掩藏的“宝藏”。

四、赤脚医生时期的社区医患关系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王绍光认为，学习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践，二是系统性实验。前者包括本国的政策与制度遗产、本国内部各地区不同的实践和外国过往与现实的经验教训30。在新医改背景下，我们发现中国改革的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更倾向于学习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与机制安排，也习惯于从中国各地区的基层实践、尤其是一些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中寻找灵感和动力源，却唯独相对忽略了从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源中挖掘被尘封的、至今仍闪耀着不朽光芒的政策与制度“遗产”。近年来，随着医患关系的持续紧张与不断恶化，伤医、弑医案例层出不穷，人们开始怀念赤脚医生时代的医患关系，并反思如何让医患关系回归正常，如何重塑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肯定地认为，虽然赤脚医生制度及相关制度环境与当前复杂的改革语境千差万别，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出对当前新医改、尤其是对农村社区医患关系重塑具有重大价值的启发。

（一）社会相似性信任Zucker的信任源理论认为，信任产生机制有三种：一是由声誉产生信任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二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三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31。利用该理论来分析赤脚医生时期的信任产生机制，可以发现村民对赤脚医生的政治信任和“本地人”身份信任直接来源于社会相似性信任，而文化技术信任则是由社会相似性信任衍生而来（正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的人格性信任，投射到对其所拥有的“技”的技术性信任）。赤脚医生与村民的社会相似性越多，他们之间的信任度也越高。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如果社区医生和居民拥有相似或共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那么他们之间也必然具有较高程度的信任。对这个判断作进一步的引申，社区医生只有脱胎于并内嵌于他们所熟悉的社区，才能获得所在社区居民的习惯性认同和信任，也才能营造并维系一种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显然，由社会相似性所产生的信任也具有以下局限性：（1）信任半径覆盖狭窄、信任“圈子”相对封闭。在“熟人社会”中，“差序格局”是其社会关系网络最突出的特征。差序格局中的“差序”并不仅仅是由“己家家族”所体现的“血缘差序”，也是由交往程度和心理认同程度所体现的“情感差序”。中国乡土社会的信任格局产生于“血缘差序”和“情感差序”两个同样以“己”为中心的“圈子”32。同时，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发生在人口密度较小的条件下，是一种“稀薄的人际关系”。这就决定了赤脚医生时期的人际信任辐射半径非常有限，也同样决定了信任只存在于熟人“圈子”之间而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信任也很难从最具体的人际信任扩展到对社会客体的更抽象的信任。（2）信任具有浓重感性（或人格化）特征。张康之从历史的视野划分出三种类型的信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这一时期的信任是与习俗一体化的，是一种习俗型的信任33。正如先生所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34。因而，这种信任是直觉的、感性的和习俗性的。（3）信任基础上的非理性合作。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习俗型信任主要具有浓重感性特征，因而基于这种信任的合作也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出于情感需要，属于满足情感需要或使情感物化的合作。基于习俗型信任的合作既是非理性的又是极其脆弱的。一旦合作的一方做出失信的行为，合作行动中的另一方会产生被背叛的感觉，信任关系也就随之解体，合作也就走向了对立面35。从总体来看，转型期现实生活属于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产生于“熟人社会”的社会相似性信任表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但是，在农村地区，社会相似性信任仍然坚守在人际关系之中,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乡村社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相对应的若干变化，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差异性特征36。在转型期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乡村社会信任机制，更具体而言，如何促使农村社区医生和居民信任关系从“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并进而建立起“合作型信任”关系，这一系列新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二）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指出：从社会观点来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37。与具有外在限制性的法律不同，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长期浸染于某种道德教化之中的人们会由敬畏而形成合乎规范的“个人习惯”，从而产生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更进一步，要使某种道德规范成为社会普遍认可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必须要以“互惠”作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社会系统的稳定性，部分依赖于相互之间可能的满意交换，即作为交换的互惠38。既然互惠构成社会系统稳定性的根本性成因，那么互惠就不仅仅只是一种行为策略，即以合作对合作，以惩罚或威慑对背叛，它更是一种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39。互惠不是单纯的利益算计，而是信任、情感、义务和算计等要素的混合。互惠也不是为谋求即时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在长期交往中建立强大的社会网络，并且在需要时得到各种有价资源与无价资源的帮助40。正如科尔姆所说：互惠由三种更为根本的要素社会平衡义务、爱的相互作用、利益的相互性推动，而这三个要素本身又是由一系列更为基本的心理要素推动的41。由是观之，赤脚医生时期的医患关系是由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来维持的。在这种道德规范模式下，赤脚医生时刻受到来自患者及周边村民的舆论压力，使之不敢逾规，久而久之逐渐养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使之不致逾规。与此同时，赤脚医生也获得了村民们的普遍理解与信任、尊敬与爱戴、支持与合作。这种基于身份平等性的互惠性道德规范不但使医患双方均能够从中受益，而且他们之间情感上的交流与融合事实上也培育出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平等互助的社区精神，这种精神即使是在法治、制度健全的社会当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毋庸讳言，赤脚医生与村民形成的互惠性社会道德规范具有消极性、缺乏制度支撑等局限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绝大多数赤脚医生以道德完善为人生追求，以博得好名声为心理满足。无论是受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的“绑架”，还是受父老乡亲明星似的“追捧”，推动赤脚医生行为的动力来源是外在力量。它促使赤脚医生不得不按照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的行为，以使自己的表现和社会期望相符合42。也就是说，赤脚医生是以“己”为出发点、以“不逾规”为基本行为逻辑，它与现代意义上的以“他人权利”为出发点、旨在“增进他人福祉”的积极性道德规范要求显然不相符合，因而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消极道德规范。其次，该时期的道德规范明显缺乏法治和契约等制度性支撑与配合。有研究证明，克服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居民之间建立长期合同或伙伴关系（即签订预约服务），以及居民与团队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感43。如果说契约性规范在熟人社会中还显得不那么重要，那么随着利益分化时代的来临，契约应该成为构建中国现代互惠规范的基础。法治是在各个自由社会中始终被当作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法治与规范社会资本紧密相连，甚至在广义上被认为是规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法治中国，推动法治建设无疑是培育规范社会资本的必然选择。唯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扎根于民众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才能具备顽强持久的生命力，并使规范社会资本由手段上升为目的，变成一种非人格的至高主宰44。概括起来讲，社会道德、契约和法治应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从不同层面共同构筑成互惠规范的完整理论体系。

（三）同质性横向关系网络同质性关系是指处于相似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而异质性关系则是处于不同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虽然以异质性为基础的弱关系理论在美国或西方世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移植到中国来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说“失灵”，这揭示出中国人更经常地运用同质性的强关系来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自我利益。作为信息和资源流动主要渠道的同质性关系，更有可能是人们最主要的物质和情感支持来源45。正是这种同质性的横向关系网络将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的利益和情感紧紧纽结在一起，使他们双方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维护人们的健康而集体行动。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使人们结成横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将会最大化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将会充分实现人们的自我利益。这一逻辑推理的结果对于日趋“原子化”和关系疏离的农村社区而言显然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共同情感和集体意识对于农村社区建设而言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应该着力培育和提升，使之成为现代农村社区建设的精神纽带与灵魂。同样，农村社区的医患关系重塑也应以扩大共同利益、培育共同情感、树立共同目标为方向，为实现稳固持久、协作共赢的医患关系而努力。赤脚医生时期所形成的同质性横向关系网络有两大缺失：即个体意识的缺失和异质性的缺失。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个体意识的隐褪和集体意识的彰显。如果说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中可以依赖强制压抑个人意识从而保持社会一致性，那么在人们利益和观念高度分化的当代中国继续忽视和抹杀个体意识显然不合时宜了，这就需要由尊重不同个体意识的有机团结取而代之。其次，虽然同质性关系网络是农村医患双方获取利益和情感支持的最主要来源，但是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异质性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理论与实践均已证明，异质性关系比同质性关系在获取资源方面更有优势，行动者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高，所获得的社会资源就会越丰富。只是建立异质性关系会面临诸多困难，因而异质性关系被个人利用的机会也比较低。同理，强调赤脚医生和农村居民建立同质性关系网络并不意味着异质性关系网络可有可无。相反，建立以农村社区居民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协同服务网络可以更好地进行健康服务。这就表明社区医生虽然是农村社区服务的主体，但是还应整合与协同医疗卫生资源以及社会、社区多方面的资源，拓展包括公共卫生机构、二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内的整个服务提供体系，以及外部基层行政力量、民办非营利组织等中观组织和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46。

篇11

抽样湖南省怀化市边远少数民族地区4个县50个乡、镇乡村医生，县级及以上医务人员，以乡村医生为主要调查样本，按照1誜60的比例抽样，平均每点采样人数为15人。以调查乡村医生计算机应用技能为目的，现场发出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644份，有效率为85.9%。

1.2方法

采用问卷式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将调查对象分成村级、乡镇级、县级及以上3个等级，村级卫生室医生占70.0%，乡镇卫生院医生占21.1%，县级及以上医院医生占8.9%，其中县级及以上医院医生为对比样本。问卷以年龄结构、计算机实际操作能力、平时计算机用途以及参加计算机技能培训的愿望为主要调查目标。

1.3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录入Access数据库中，并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2结果

2.1年龄结构

调查显示，村级、乡镇级医务人员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医院级别越高，年龄层次结构越趋于合理。

2.2第一学历结构

调查显示，村级、乡镇级医务人员第一学历普遍偏低，医院级别越高，高学历比重越大。

3讨论

3.1结果分析

从年龄、第一学历结构来看，年龄在35岁以上的乡村医生比例远高于乡镇和县级及以上医院医务人员（村级64.1%、乡镇级53.7%、县级及以上28.1%）；而乡村医生第一学历普遍偏低，大部分只有中专文凭或参加过学历补偿教育，县级及以上医院医务人员大都有大专、本科甚至更高的文凭。计算机是从21世纪初才开始普及，部分乡村医生没有接受过相应的计算机应用技能教育，导致湖南省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医生计算机应用技能普遍偏低。从计算机应用技能调查结果来看，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的乡村医生很少（3.3%），甚至能够进行一些常规操作的比例也很低（8.0%），绝大部分乡村医生不会操作或只会一点简单的操作。相比之下，县级及以上医院医务人员计算机应用技能要好得多，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的人员达40.4%，能进行常规操作的占31.6%，远远高于村级、乡镇级医务人员所占比例。从参加计算机技能培训意愿调查结果来看，绝大部分乡村医生是非常愿意参加计算机培训的。乡村医生深知计算机应用技能在现代医疗上所起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上网查询相关疑难杂症的治疗办法，了解新的疾病，掌握医学动态，为能正确治疗病人而咨询专家，也可以利用办公室软件记载病历，管理病人。相对于乡村医生，乡镇、县级及以上医院医生由于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技能水平，培训意愿不强烈。

3.2提升乡村医生计算机应用技能的意义

2010年卫生部《关于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意见》（卫农发[2010]3号文件）要求：乡村医生要科学地承担起“农民健康指导、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治防、儿童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急性精神疾病管理等”任务。然而，对于湖南省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医生，由于其计算机应用水平低，加之各种病错综复杂，新的疾病越来越多，常发生错诊误诊现象，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要承担和完成上述任务，除了提升乡村医生专业技能和学历外，更需要提高其相关计算机应用技能，以适应现代化医疗的需求。这既是提高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务人员综合素质和技能的必要途径，也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更好地推进新农合工作的需要，更是科学管理、保障农民健康、减少医疗事故、增强医疗卫生服务透明度的有力保障。

3.3提升乡村医生计算机应用技能的措施

（1）应将计算机这门学科纳入湖南省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医生学历教育的辅修课程，在其集中学习期间，由所在地区高校分派经验丰富的教师，对乡村医生进行系统的计算机应用技能教学，以操作性强的内容作为主要授课内容，学期末进行考核。

（2）针对湖南省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医生的特点，实施适合的计算机技能培训模式。由于身处乡村的特殊环境，乡村医生工作与家庭负担重，没有更多时间参加培训。针对这一特点，可以选择集中授课与业余训练相结合方式进行培训。在其集中进行学历教育时系统讲授计算机应用知识，在其工作时可利用CPSL（协作—问题解决学习）教学模式进行网络辅助教学。这样既不占用乡村医生的医疗工作时间，又可以让每一名乡村医生都有培训的机会，一举两得。

（3）针对性制定培训和辅导内容。所在地区高校应提供充足的机房，使学员有足够的上机时间。同时，在培训内容上应依据乡村医生的特点，以基本上机操作、相关软件（如Word、Excel等）以及基本网络操作为主，以适应其工作要求。

篇12

2结果

2.1团队建设本社康中心按照自身特色及人员构成，组建了全科团队、妇幼保健团队及中医康复团队三大团队。在诊疗过程中，以全科医师为主，全科护士为辅，公卫医师参与，以重点人群为签约对象并为其提供连续性、协调性、可及性和个性化的医疗保健综合服务模式。

2.2建设目标服务方式由每次接诊的随机服务向家庭医生负责制转变；服务对象由个体服务向整个家庭管理转变；服务内容由疾病诊疗为主向健康管理为主转变。

2.3家庭医生责任制的建立家庭医生责任制是以家庭医生为责任主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为技术依托、社区居民及其家庭的健康管理为工作内容和建立契约关系为服务形式的新型医疗保健服务模式，是与全科诊疗为基础的健康管理主路径十分契合的一种服务模式。家庭医生责任制通过约定的家庭医生为家庭及其每个成员提供连续、综合、协调和可及的健康照顾，是转变医生坐诊模式、创造和谐医患关系，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全面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建立本社区健康服务“团队合作、责任到人”的家庭医生责任制，形成以“契约式”、“全科医师团队式服务”为特点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与社区居民建立健康、稳固的医疗卫生合作关系。家庭医生责任制的主要内容为通过全科医师与服务对象签订家庭医生协议，家庭医生对所负责的家庭中的成员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全科诊疗服务以及签约家庭重点保健人群（老人、儿童、孕妇和慢性病患者）的预防保健服务，包括常规体检、用药咨询和健康咨询，家庭访视服务（产前、产后、老人、慢性病和残疾人），家庭功能咨询评估，家庭生命周期指导，家庭健康干预计划等[1]。

2.4拓宽服务，突出特色从本中心特色出发的三大功能化家庭医生团队建设，可针对家庭中的育龄妇女、儿童、慢性病人群等重点人群开展全周期、信息化管理。充分依托家庭医生式服务和利用妇幼保健团队，对签约家庭中孕产妇儿童给予全程免费的产前检查、婴幼儿健康体检和免疫接种服务等。推进中医药服务进家庭，开展中医治未病活动，发挥中医康复团队的特色，从针灸、理疗、推拿和按摩等特色服务入手，应用社区中医药适宜技术，运用中医养生理论普及健康教育，将中医“治未病”理论融入居民群众的平常生活，突出“冬病夏治”、“冬季进补”等中医药服务项目，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针对签约家庭中的慢性病人群、老年人群，以中心的全科门诊为基础，签约家庭可进行电话预约门诊，家庭医生定期下社区，对行动不便的签约家庭成员开展上门的慢性病随访及指导用药。利用微信、QQ群等新型网络媒体，积极开展多种健康教育活动方式。注意挖掘家庭中的骨干力量，培养家庭保健员队伍，逐步灌输社区居民自我健康管理理念。

3讨论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这两大任务应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尤其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齐头并进的工作态势，如何坚持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并重，为群众提供综合连续、防治结合的卫生服务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2]，社区卫生作为城市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后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深圳市是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启动较早的城市，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深圳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体制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经过多年发展,深圳社区卫生规划布局和体系建设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网络的规范化建设,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功能任务深化、运行机制探索等。虽然硬件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深圳市社区卫生工作仍然存在着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经常脱节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社区卫生服务快速发展。如果居民就医模式仍然是等患病才去看医生,那么，即使社区卫生服务水平提高了,也仅是将患者从三级医疗机构分流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而已，并未起到“预防为主”促进居民健康的作用。目前，我国人口与卫生科技发展战略确定了“战略前移”、“重心下移”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