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1 10: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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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饮食文化反映了其所出现地域社会的文化和特征。日本人在饮食方面不允许出现浪费，因此大部分“日本料理”的菜谱和制作成本都很重视节约。《料理仙姬》中的“一升庵”，有这些料理方式：用5个小时细致地煮熟白萝卜、一颗一颗地挑选黄豆制作味增(一种酱料)、用麦秸秆作蒸米饭的燃料这家祖传百年的餐馆不使用任何宣传手段，用日复一日为客人制作传统美食。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厨房神话，这个仿佛只属于过去的“一升庵”在工业化连锁化规模化的浪潮前岌岌可危。《料理仙姬》中有这样的情景：珍贵食材过去的手工制作工序因繁琐费时而逐渐被更快捷的制作方法所取代，在行家嘴里，成品的味道自然达不到过去的水准。长此以往，若干年后传统的美味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再也品尝不到的记忆。因此，饮食文化不是仅仅写在纸上就能记录，而是必须通过味觉来传承。如今，日式饮食又被称作“和食”。2000多年前以亚洲传来的水稻种植为契机，以大米为中心的饮食文化在日本生了根。米饭和时令蔬菜、鱼贝类一起食用的传统，以江户时期为最盛，至今仍是日本料理的根本。但是，自从150年前再次对西方打开国门，除日本传统料理之外，大量的外国料理以符合日本人审美的形式出现，形成了更丰富的饮食文化。年代不同，人类的主食也随之不同。
通过对考古发掘出的绳文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骨的研究，发现当时人类血液酸度较低，食盐也还没有出现，所以动物性食物方面，较之于肉更喜欢吃内脏和骨髓这些能提供有机盐的食物来获取能量。分不出主食还是副食，说其是杂食也许更为贴切。弥生时代，已经普及了水稻种植，大米成为了主食，副食有野草、果实、鱼贝、鸟兽肉。食盐方面也由藻类提取的藻盐取代了由内脏摄入的有机盐。奈良、平安时代，人们开始饲养牛羊，用牛羊奶制作出了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五味美食。平安时代，还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强烈影响，学会了干燥食品再加工，以及油和药物的使用。贵族阶层还因受佛教的影响而不再食用肉类特别是哺乳动物，而平民阶层更以营养均衡为重。镰仓时代，即是武士的时代，人们通过朴素的饮食来获取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为健康着想开始了粥的普及。在后期的宫廷生活中，刺身料理法——日本料理主流——怀石料理开始兴起。随着精白米的出现，形成了现代所惯用的一日三餐的习惯。平民的餐桌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米一菜一汤。H本昭和30至40年代的饮食习惯被誉为是最健康的而备受世界瞩目。在后期，因欧美化饮食的弊端而导致肥胖症增加，发生了减肥这一战前绝未考虑过的事态。平成时代的少子化现象，促使了为了传承传统饮食文化、为了未来的孩子们的食育(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教育)的产生。由自然饮食时代开始，经由以谷物为主的时代，近代饮食文化正式形成。
有人说，饮食以谷物等草食性食物占多数的民族性格平稳，与之相对，多食肉类的民族性格更容易激动、热情。和式料理在正式场合有本膳料理(红白喜事所用的议式料理)、怀石料理(原为在日本茶道中，主人请客人品尝的饭菜。现已不限于茶道，成为日本常见的高档菜色)、会席料理(日本代表性的宴请用料理)、这些基于传统的料理各式各样，但都能体现出变化季节中的味觉、馨香、色彩和情趣。除此之外，追求佛教“戒美味、享粗食”的人们创造出了精进料理(素食)，饱含着祈祷的食物正是日本饮食文化其本身。H本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就餐时不像西餐使用餐巾，和风料理中用到的是怀纸。怀纸可以代替餐具盛放的食物，也可以放置吃剩的骨头和壳。擦拭汤汁、擦嘴都使用怀纸，原则就是不用手帕。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和食量很小，使用的餐具却非常多。精美的器皿里细致地摆放着食物，因此，日本料理不仅仅是吃的东西，还是一种视觉的享受，而且，量少更能体现其珍味。同中华料理注重色、香、味相比，日本料理重视的是色、形、味。从这点来看，H本人相当重视食物的“形”，这和日本的现状很相似。好好吸取祖先留传的美，重视历史的日本人也认真吸收了祖先的饮食习惯。在这点上，日本人将精工细作的料理作为一种自然的美装点自己的生活。
三、随着时展传统饮食文化的命运
篇2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table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10]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外语教学与究，2002.
篇3
《世界饮食文化》是一门讲述中西方国家在食物原料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技术、科学、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因其内容多，知识涉及面广而碎，信息量大而散，兴趣性强等特点，需要教师具备强大的国内外饮食文化背景[1]，以及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和较多的师生互动性，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思考，扩展学生思维。目前，国内多所高校食品专业相继开出《世界饮食文化》这门课，比如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暨南大学等，很多老师在增强学生兴趣和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饮食的自信心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方法和措施。例如：魏彬提出广泛搜集资料，将总历史串引到饮食活动，加强学生认识对饮食特点随着经济和政治变化而迁移的特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2]；胡春秋提出多种考核方式对《中国饮食文化》进行教学改革，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创造性思维活动[3]；贾平提出将一些成语，典故，以及诗词等和饮食有关的文化融入到教学内容中，通过师生互问，老师答疑等形式趣闻横生地传入饮食文化现象，提升学生创新意思和创新能力[4]；周朋以茶文化为例，提出教学知识和教学实践相结合，加强学生对茶传播，茶历史和茶艺茶饮的文化活动认识[5]；蔡华探讨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造成的饮食内容，饮食方式，以及饮食健康和美味追求的差异，揭示了各国饮食文化迥异的深层内涵渊源[6]。然而，这些结果都只是从某些方面提到改进，且方法较单一，创新性不明显，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且没有结合教师本人的经历来引导学生学习[7-9]。本人在教授《世界饮食文化》课程中，深切感受到这门课程强大的知识背景，包括地理气候，植被物产，历史人文等，需要将这些历史人文知识和食品科学技术相融合，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以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激发学生思维和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知识面，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饮食和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竞争力，为其他课程教学方式的改进起到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教学内容改革
（一）从地理气候，植被物产和人文思维方式角度有目的地讲解南美，非洲，北欧，地中海国家，赤道附近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在饮食方式、饮食内容、饮食思维、饮食习俗和礼仪等方面的差异，结合作者本人拍摄的不同国家的饮食照片和视频，引领学生进入不同国家饮食走廊，带给学生亲切感和知识切入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使得学生掌握各国饮食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以“墨西哥饮食”为例，墨西哥地处热带，物产丰富，且有悠久的农业历史，是世界玉米和辣椒的原产地，印第安人在这里培育了古老的农业技艺和烹饪技术，囊括从种植、丰收到制作、享用的过程，整个链条彰显了传统饮食的全民共享性。这种以辣味渐长，玉米，豆类，仙人掌和龙舌兰等已有9000年历史的饮食内容是现在墨西哥饮食的民族基础，也引领着现代墨西哥饮食的发展方向。自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墨西哥后，西班牙餐饮，就像西班牙语言一样，演变成墨西哥饮食主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墨西哥饮食是以传统饮食为基础，结合西班牙等西餐饮食方式，同时还融入了一些中国等国家的饮食元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进而通过提出假设国家，要求学生结合已学到的知识，以地理气候，自然物产，人文历史和思维方式角度，推导出假设国家饮食文化可能存在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植被物产传播的时间和空间纬度贯穿整个课程人类饮食的丰富离不开人口迁移、科技发展和植被物产的传播，比如茶叶原产地是中国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段，通过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茶被传到西欧，东欧，和亚洲其它国家，以及非洲和美洲。咖啡原产地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通过战争和奴隶贩卖，咖啡进入也门等阿拉伯国家，随着人工培育咖啡在也门的首次种植，以及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宗教战争，以及殖民地活动，咖啡被带到了欧洲，印度，南美和非洲其它国家。葡萄原产地在里海和黑海的外高加速地区，3000多年前开始在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种植，汉武帝时代传到我国新疆吐鲁番，唐太宗年间传到我国中原，然后南非和南美洲国家（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种植葡萄仅仅400多年的历史，北美的美国仅仅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却拥有了世界顶级葡萄品种和葡萄酒。欧洲学者相信，世界上的植物食品，有50%以上都出自印第安人之双手，包括马铃薯、甘薯，木薯，山药，欧洲的蚕豆，绿豆、豌豆、豇豆，云豆、赤豆、菜豆、架豆、扁豆、豆角、茶豆等的食用豆类（除了中国大豆），以及花生、西红柿、黄瓜、南瓜、西葫芦、辣椒、菠萝、鳄梨、草莓、可可等[10]。尽管这些食品原料现在在全球很多国家种植和引用，然而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对气候，土壤，阳光和雨水的需求，比如，茶分布在北纬49°到南纬33°之间；咖啡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葡萄分布在南纬30-50°和北纬30-50°的温带区域。通过这些常见的植被的传播时间和空间图的讲解，培养学生空间立体思维方式，进而加强学生对各国饮食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的理解和掌握，传输给学生采用绘制时间空间图形，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理解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丰富各国饮食，从而打开学生思维，发展学生想象力，培养学生兴趣。（三）比较中西方饮食方式的不同通过对比中西方饮食思维，饮食内容和饮食方式的不同，培养学生对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例如，西方的“烤”面包和中国的“蒸”馒头，从西方面包和中国馒头的各自起源及其发展历史，讲解中西方文化起源的不同；西方的烤牛排和中国的炖牛肉的烹饪方式的历史起源、变迁原因和发展过程；中方聚餐制和西方分餐制的历史起源、变迁原因和发展过程；中方筷子，西方刀叉和阿拉伯国家手抓饭的历史选择和传承；通过对比中西方饮食方式和饮食内容的差异，让学生体会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我国烹饪技术的科学性和营养性。结合世界各国食品加工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我国传统食品加工方式，食品科学营养，食品多样性等方面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发展趋势，激发学生思考我国传统食品存在巨大的创新空间。结合作者本人积累的十几年食品科学与工程的科学知识，提出科学知识可以带给人民更丰富，更营养和更美味的食品，并通过问题让学生对中国独有的传统烹饪方式——蒸的优缺点，目前的应用及其改进方法，引导学生充分认识我国先人智慧和中华文化精髓。
二教学方式改革
（一）采用演小品的形式。讲解药食同源的日常应用，让学生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比如“五味调和”“天人合一”“五行阴阳学说”，在我国饮食文化上的体现，掌握中国先人在追求饮食营养和健康的探索，提升学生对我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了解，增强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通过翻转课堂的运用[11-12]，让学生结合自己家乡饮食特色，演绎日常饮食中的“五行阴阳学说”在“药食同源”上应用的现象，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度。（二）世界饮食文化不仅仅带给学生全面的视觉认识，同时也要配以动手实践和味觉品尝，这样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设计日本寿司的制作和品尝，通过评定寿司的色、形和味来考察学生对世界其它国家特色饮食的特点掌握；或者，创新一种“奇思妙想饮料”，以饮料营养健康和感官评定考察学生对食品常规鉴定方式的掌握。通过这些实践课带给学生亲身体验不同国家饮食特色带来的切身感受和创新实践的快乐，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升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和热爱。
篇4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6-0120-02
公共选修课（以下简称“公选课”）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以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教育为核心的综合素质类教育课程，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开设公选课旨在引导学生广泛涉猎不同学科领域知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满足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1]。笔者根据自身教学实践，针对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对策，探讨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希望能对提高公选课程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一、公选课的凸显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课程建设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加强公选课教学已成为时下发展的趋势和必然选择。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在适当压缩专业必修课，增加专业选修课的同时，加大公选课的比例[2]。高校公选课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入，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同时，在公选课教学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选”而不“修”以及学生的“逃课”现象屡见不鲜。以课堂调查为依据显示，学生出勤率明显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即开课的前一两次学生的到课率比较好，接下来课堂上学生就慢慢减少，有个别同学除了第一次到堂外，其他课时都不到，直到考试前上课人数又增多。另外，为了应付老师的点名，有的学生即便按时去上课，但课堂上却心不在焉，玩手机、睡觉、聊天或做其他事情，形成一种隐形逃课状态。
2.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严重的逃课现象以及课堂上学生表现的消极学习状态势必将挫伤教师的上课热情，同时也会影响原本来上课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教师应付上课，学生继续逃课，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为提高学生上课出勤率，减少逃课现象的发生，不少教师严格考勤制度，采用了课上点名等措施。而由于公选课一般都是大班上课，全部点名或抽查将会占用很多上课时间，从而影响教学进度，教学质量亦受影响。
二、提高公选课教学质量的对策
如何从根本上减少学生逃课现象，提高公选课的教学质量，让公选课成为学生爱选爱学的课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发学生对所选课程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才是避免学生逃课现象，保证公选课质量的最好途径[3]。笔者有幸承担了我校开设的《中国饮食文化》选修课的教学，该课程内容从中国饮食辉煌的文明史、饮食传统和习俗、饮食流派和基本的加工方法、食物禁忌，到现代的饮食卫生、宴会社交礼仪等方面，涉及面广，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有利于使学生对传统的中国饮食文化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增强学生的文化修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现以该课程为例，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及对策，希望为提高公选课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
1.丰富课程信息，避免盲目选课。目前多数高校都实行了网上选课，但网上提供的信息仅有课程名称和学分，学生选课也只能通过课程名称而认为自己可能对该课程感兴趣，而在真正上课过程中才发现该课程并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其内容与想象相差太远。这种选课的盲目性势必导致学生在上课过程中缺乏积极主动性，表现为课堂上不认真听讲，人在课堂心不在课堂，或干脆选择逃课等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做好选课前的指导，让学生了解课程内容，从而如愿选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是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首要保证。为此学校可以在选课网上包含有选课指南、课程内容介绍、课程教学大纲、授课教师介绍、教学计划安排、教学课件、参考书目、教学资料等多方面内容的信息，使得学生在选课前对该课程情况即有较全面的了解。这样可减少他们选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有效地避免了个别同学因不了解该课程而产生“选而不修”的现象，使同学们能够轻松明白地选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程，积极投入到公选课的学习中来。
2.提高教师知识水平，做到融会贯通。由于公选课的学生来源复杂，专业知识可能一片空白，讲的太过专业，学生“听天书”不感兴趣；讲得太浅，达不到教学的目的[4]。这就要求公选课教师除了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掌握全面的综合性知识，旁征博引，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以此适应教学的需要。教师讲课水平高，课程才会有吸引力，学生才会感兴趣。教师可以以一些史料知识、历史人物及成语典故为背景来展开教学。如介绍中国饮食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这部分内容时，可以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背景，介绍丝绸之路如何将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又如唐朝时期中国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中国食品及其制作工具和技术，现今日本市场上出现的唐果子就是由当时传入并流传下来的。如介绍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饮食文化特点内容时，可以以历史人物或相关的历史故事、成语典故等为切入点来了解当代的饮食文化，如商朝的伊尹、春秋时期范蠡等历史人物，又如历史故事“制羹受封”、成语“举案齐眉”等。以此既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丰富教学手段，激发学习兴趣。根据学生的特点和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如今多媒体教学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其图、文、声并茂的视听效果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获得更深刻的直观感受，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笔者讲解到中国饮食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时，即利用多媒体图片先将中国地图展示出来，再用动画技术以中国版图为核心，以箭头指示形式将周边国家地图依据世界地图的位置，边讲解边逐一进行展示，最后以亚洲各国为轴心，再以动画技术用箭头指示形式展现出辐射其他各大洲的图像。实践证明，在这个内容环节利用多媒体动画技术辅助授课，大大刺激了学生视觉感，学生课堂表现非常活跃，从而加深了学生对该知识点的记忆。又如讲解中国茶文化内容时，笔者以一种中国名茶为例选取了一小段茶的制作视频，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茶的加工过程，加深知识印象，激发学习兴趣。实践证明，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对提高教学质量颇有成效。
4.增加师生互动环节，调动学生主动性。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是教学过程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很难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以师生谈话、提问、讨论等互动方式展开教学，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启发者、指导者和合作者，学生是教学的积极参与者、促进者，二者相互作用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教学相长的最终实现[5]。例如，在讲解中国菜系内容时，笔者先以提问的方式，请同学们列举自己所知道的菜系名称。另外考虑到安徽医科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因此请来自不同省份地区的学生根据自己家乡所在地的菜系，来谈他们所了解的家乡菜系主要特征是什么，代表菜有哪些。学生回答过程中，教师可就某个代表菜的特色或制作方法等内容与学生进行讨论，以此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加深对知识点的认识。
5.多种考核方式，重视平时成绩。由于公选课的教学内容涉及面广、规律性差，死记硬背式的考试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性思维活动，所以考核方式如果仅是客观的试卷形式难以真正衡量学生对本门课程的掌握程度，但即便是采取主观的论文考试，问题也很多，相当多的学生对论文东拼西凑、甚至整文抄袭，难以体现学生的真正学识水平[6]。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鼓励采用多种考核形式。单一的考试形式可以变成考查和考试相结合方式，加大平时考查在最终成绩认定中的比重，强调平时学习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笔者会经常提出一些问题请学生课堂回答或讨论，或者是布置某项学习任务，请同学们课后自己去查阅资料，下节课再讨论。笔者即根据学生对问题的回答情况实时打分，并计入平时成绩。例如，在谈到历史名人与饮食文化这部分内容时，就请同学们说说自己所了解的名人与饮食的趣闻轶事；又如，在说到中国酒水礼仪时，也请同学们先说说自己所了解的酒水礼仪，或请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谈谈具有自己家乡特色的酒水礼仪，以此来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调动他们学习的热情。
三、结语
公选课是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拓宽大学生知识面，增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课程。公选课教学改革与完善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只有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才能真正促进公选课教学质量的提升，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陈文坤.公共选修课教学质量的现状与质量保障机制研究[J].文教资料，2011，（21）：195-196.
[2]张云霞.浅析高校公选课建设中的几种关系[J].现代教学，2009，（6）：107-109.
[3]袁文翠，于文娟，马瑞民.大学生公共选修课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46）：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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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学科，对“文化”的界定各有不同。总体来说，文化应该包括社会风俗、个体趋同性的行为习惯、个体内在的心理以及反映这些风俗习惯的物质形态。文化是分层次的，大体上可分为物态文化、规范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四个层面。老舍始终关注“文化”问题，特别注重对俗文化进行冷静的审视与反思。他的小说在表现北平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作品中，老舍真实地描摹世态，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老派市民”的精神惰性与病态。
老舍在小说中对北平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涉及饮食文化、礼仪文化、消遣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方面。
1 饮食文化
物态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饮食文化。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对饮食的过分重视和依赖，导致了一种畸形的市民文化心理——存在是为了饮食，似乎生存仅仅是为了吃的实现，生命中许多时光虚掷在“食”上。这种畸形心态带来了种种落后的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老舍在小说中尽情地展现这些文化现象，解剖批判了仅仅以“吃”为人生目的的饮食文化观。
在老舍笔下，与“食”相关的东西可谓洋洋大观。例如，《离婚》中令老张沉醉的“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老张的哲学》中饭店的“老字号的酒，冬天的黄瓜绿豆，隔岁的炸年糕，压阵的烧鸭或焖鸡”；《四世同堂》中的“小白梨，白海棠，海棠木瓜，香槟，枕形西瓜，……肥嫩的羊肉，高粱红的河蟹”；《正红旗下》写到“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一点黄花的王瓜……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的大樱桃”。人生活中所追求的物质性的东西最能从侧面反映这种文化的特征。从北平底层百姓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可以看出这个群体似乎全沉浸于吃的构思制作品尝当中，生活的粘糊迷住了他们的双眼，心脑中除了这些俗而下的东西，就再也看不见其它。他们不再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不再有骨气、热血、力量。如《正红旗下》里的大姐的婆婆，“有她的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在北平沦陷之际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寿席”，做了亡国奴还要庆寿．而庆寿的主要内容还是一个“吃”字，吃炒菜面，喝酒划拳。冠晓荷和祁瑞丰更是等而下之。祁瑞丰完全堕落为口欲主义，完全变为肉体器官的抚慰和满足，“永远不和现实为敌，亡国就是亡国，他须在亡了国的时候设法去吃、喝、玩与看热闹。即使吃完就杀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小说这样评价冠晓荷：“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即使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况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冠晓荷沉溺于吃喝玩中，精神完全麻木了，除了吃喝他就不会去想其它，“简直是个无聊的疯子”。其他一些人，当了亡国奴还忘不掉正月初五，“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蜂拥北海参加节庆，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被飞机炸飞的血肉，忘记了多少在监狱中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痛快快地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对他们而言，吃喝在其生命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在这些尘俗的东西上用心过多，生命的硬气豪气自然少了。习俗最终也成了生活的麻醉剂，这使他们沉醉在“活着”的“乐趣”中，而同时却“把惊心动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如此这般，这些人，或者丧失了非曲直的判断力，丧失了激情．更丧失了追求更高生命价值的上进心．迷迷糊糊地沉溺在现实的满足中，老老少少都一样的成为“小老儿、窝窝头”，成了善良、质朴、憨厚、热心然而又不思进取的老好人，或者蜕变为毫无是非观念的冠晓荷之流，只要能让他们感观上舒服．干什么都行。
2 礼仪文化
规范文化最好的代表是礼仪文化。北平长期作为帝都，市民在其特有的文化熏染之下，非常注重礼仪。老舍对此也进行了揭示、嘲讽和批判。《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的儿子出狱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样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当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之礼。
由于北平老百姓视“食”为人生第一要义，于是乎与“食”相关的繁杂的风俗礼仪便产生了。如《牛天赐传》中写给小孩“办三天”，而这往往与“吃”又搅和在一起，老舍对此以不无苦涩的调侃的笔墨写道：“关于食的内容之多，就够写一本书的．几件小烧，几个饭菜，几件冷荤，几道点心，几个大件，哎哟，太太像是要开饭馆子。”吃的内容讲究，吃的方式——礼节则更讲究。不同的来客，不同座席的招待是微言大义，曲尽其妙。桌子怎样摆，谁该坐哪，都是有讲究的，决不能坏了规矩。人们沉溺在这些无聊的琐事上，“食”的习俗礼仪迷住人的双眼，锁住人的双脚，填满了人的心脑，受它束缚的人只能因循于祖辈遗留下来的生活规范，专注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最终成为生活的傀儡。
礼仪习俗生活规范最致命的还不在于它给一代人带来什么，而在于它的因循性，它会影响一代又一代深处其中的芸芸众生。老北平自身的人文地理特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它文化的守旧性，即使轻微的调整都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在老舍的小说中，无论是“北平”，还是北平的化身“猫城”、“文城”，给读者整体性的空间意象都是一座封闭的“死城”——“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城池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城内寂静得像一座古坟。”这样，顽固的礼仪习俗天天如此的生活成规便深深地扎根了，形成了一种难以变动的规范文化。
对这些，老舍极其痛心地写道：“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当然这其中不无老舍对“食”文化与市民灵魂人格构建关系理解中的偏激绝对。但我们必须承认，老舍却是借此发现了常人所未发现的东西，切中了中国规范文化以及跟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饮食”文化的弊病。
3 消遣文化
行为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消遣文化。老舍小说中很能表现行为文化的就是北平人的清闲消遣——“玩”的行为。经济只要稍宽裕点就不会忘记喝茶、听曲、闲聊等等，似乎他们永远不急，总是那么悠闲自在。这些在《正红旗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北平人养鸟、养蝈蝈，小孩玩的游戏到最后成了大老爷们享受生活的玩物。书中，大姐的公公“无论冬夏，他总是提着四个鸟笼，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在他怀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他每天一清早就去溜鸟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与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这一程子，它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沉溺于这些无聊的“玩”当中，他们最终蜕变为不谙世事浑浑噩噩的多余人，几十岁的长辈“在我天真的眼中，他不是来探亲家．而是和我来玩耍的，他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姐姐的公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更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笼子还未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语句中用的“艺术性”及语气很明显地传达了作者的批判倾向。
再看看另一个典型的嗜好——喝茶听戏。《正红旗下》里，“他且姐的公公)还会唱呢!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戏曲和曲艺成了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四世同堂》中，即便亡了国也不妨碍人们学戏、吊嗓子，更不妨碍大赤包、瑞丰、兰东阳这伙人热心地参加日本人举办的游艺活动。他们沉溺于这些而不能自拔，跳不出这个蜜罐，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沉于其中忘记了自谴也忘记了自励。到最后日本人攻进城来的时候，他们只能坐以待毙，或四处逃窜。
4 心态文化
北平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在的观念心态文化。看遍老舍的小说，你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男女老幼的普遍心理是“想当官”．个个都是官迷。观念的狭隘顽固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离婚》中北京人对儿子的希望是有“一官半职”。《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直到临死前还要立下让儿子随身携带外祖父做官时的“图章，小印”的遗嘱。还嘱咐“要读书，做个一官半职，我在地下喜欢”。《四世同堂》中的祁瑞丰当了汉奸科长，原本是一种耻辱，但祁家“老人与天佑太太可是都很喜欢”，“天佑太太就更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官儿子’是她生养的”。作者写官迷心窍的冠晓荷，笔法更绝。日本人设了“里长”，只不过是替日本人跑腿的。“还没等李四爷表示出谦让，冠晓荷已经告诉了白巡长，里长必须由他充任。他已等了两年多，还没等上一官半职，现在不能再把作里长的机会放过去。虽然里长不是官，但是有个‘长’字在头上，多少也过点瘾。……冠晓荷可是急于摆起里长的架子。他首先去印了一盒名片，除了一大串的‘前任’的官衔之外，也印上了北平小羊圈里正里长。……他赶快地做了一面楠木本色的牌子，上刻‘里长办事处’．涂上深蓝的油漆，挂在门外。”
篇6
前几年，台湾最早的农业生活刊物《乡间小路》改版，用插画的元素设计每期封面，在主题企划上，更是从吃入手带领民众认识农业：日常吃到的米是在哪里种的，有什么特色，是哪些农友种的。农夫们的面孔因此慢慢变得清晰，农业也不再脱离日常生活。
高雄美浓有一家由三位85后创办的“野上野下文化有限公司”。三个人，有的做插画，有的做设计，有的做企划，这个留“美”文创工作室将文创包装理念带入农村，为农产品说故事，为农会举办的应季农产品宣传活动做出好看的海报和文案。他们尝试从日常生活出发，凝视美浓这块土地上的人、事、物、景，透过《野上野下》手帖来发现这块土地上的生命力。除了手帖的采访与编辑，他们延伸了野上野下的内涵，在野上野下的过程中，以美浓的自然为材料，以美浓的产业、人物、景观为意象，加上纸张、陶土或棉布等天然素材，发展具有美浓野味的文创商品。
“上下游”由五位分别来自媒体专业、农业耕作、生产制造、编辑采访、网络科技、工艺创作等领域的人一起创办，这个关心农业以及友善土地议题的社会企业，集合新闻和市集两个平台，独立制作新闻（从食物出发，连结土地到餐桌），也开发小农商品（加工品），并选择其他农作良品、小刊物在网络贩卖。
有人以农产品开拓出文创品牌；有人为农产品搭建产销结合平台；也有人以独立刊物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在地风土的关怀。总之，认识乡土的平台越来越多。
譬如，沈岱桦她们创办的《风土痣》。
《风土痣》是一份形式新颖关心“土”事的刊物。创刊人之一沈岱桦，是《乡间小路》杂志改版时的编辑。传播系毕业的她，在硕士论文时问了一个问题——“台湾1990年代以降饮食文化论述的改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她发现农业是让变化产生的根本。沈岱桦第一份工作是在农业出版社当编辑，此后都在农业采访的第一线，无论是撰写稿件、编辑书刊、策划展览，她所从事的工作都与台湾这片土地有关。
《风土痣》是沈岱桦和前同事插画师，也是美术设计师的王春子一起创办的。在前年11月推出的试刊号编者话里，她们写道：“有内心的关注，结合自己发声的方式，业余报刊《风土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学生时代，教授会称这是志业，出了社会做事，发现自己关心的是土地之事，才懂志业是用在此刻。风土作为一种志业，除了倾心于记录作物的生长条件、人文气息、文化地景的风土志之外，更喜欢这是一种见微知著，由病症到病灶的‘痣’的观察。”而取“痣”非“志”，是希望保持幽默态度观察风土世界。“痣（mole）有标记之意，将风土地域的标记视为土地的痣，更何况有人说过痣的形成如同天线的功能，无形中会发出一股信念，也会接收一股磁波。作为一名有痣之士，能像天线宝宝一样发出信号，接收磁波，感知风土。”
这份以杂志逻辑编辑的报纸，每期只关注一个主题。试刊号出刊时时值冬季，台湾农家喜把盛产的东西用腌制的方式保存，有感于生活中有数不尽的食物透过腌渍发酵美味，“从最原始的一层盐巴，一层食物，彼此交叠覆盖，起初为了保命，日后竟成为各地风土的饮食文化”，《风土痣》从“腌渍”开始挖掘身边隐藏的风土智慧与生活故事。创刊号以生命的开始“种子”作为主题，9月推出时恰逢台湾农作第二季，也让许多并不了解农事的读者知晓，原来播种并不只在春天，金秋也同为播种的季节。解释主题企划的考虑时，岱桦说，“《风土痣》的‘风土’二字借自葡萄酒文化，做农业刊物时经常跑产地，发现台湾中部浊水溪流经的农田稻谷长得和其他地方的就是不一样，沐浴不同风向的太平洋的风，出产的蔬果即便种类相同选种也有差异。在讨论风土条件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人，就好像葡萄酒，不同的风土条件孕育不同的葡萄果实，可出来的口感也跟不同人的不同酿制方式有关。”
随着四季晴雨观察农渔业延伸出的食物、人物、职业、民艺等在地生产文化，再多一点关心环绕于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期望透过杂志让读者理解台湾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地方智慧，也让来台湾旅行的人对台湾有更深的了解。这是她们想做的事。
海峡旅游：《风土痣》受到读者的肯定，你觉得和台湾人对乡村“关怀”的情绪是否有关？台湾人的“乡村关怀”是怎样的一种情绪？
沈岱桦：《风土痣》受到读者肯定，乡村关怀并不是最直接明显的关系。从“no.00”题目腌渍到“no.01种子”，再到“no.02火锅”，想和读者分享的并不是只有乡村。“00腌渍”因为冬日保存食物关系，带着读者一探农村妈妈的腌渍绝活。“01种子”是《风土痣》的创刊号，种子是从土里长出来的食物源头，也代表对刊物的期待与希望，于是从种子切入，介绍读者平日不会遇见的育种员，感受种子得来不易。
台湾一直有些人，对乡村带着关怀的情绪，有的人写诗，如吴晟；有的人唱歌，如林生祥（早期是交工乐队）；有的人做社运，如蔡培慧（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有人作刊物，如舒诗伟（青芽儿）等等。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把南投震垮了，南投是台湾唯一不靠海的乡镇，也是主要茶区，很多人投入赈灾行动、社区关怀；2009年的“八八风灾”，也震跨了南台湾高雄山区，如甲仙、桃源。很多人的家没了，当关注农村的朋友，社会运动团体进入当地帮助居民重建生活，最后村民还是必须回到这块土地上，也因此大家开始思考和环境共好这件事，可不可以不喷洒农药，可不可以不用除草剂，可不可以友善耕作。经过天灾，再加上人祸（如苗栗大埔事件），台湾人都深刻感受到土地的可贵。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也震醒了很多人：社会的发展不应该只看高科技与商业行为，对土地的珍惜是很重要的。这期间，台湾也流行单车旅行、岛内出走，以农产品为基石的文创品牌纷纷出现在市场上，认识乡土的媒介变多了。
海峡旅游：台湾有许多帮助农业的平台，比如大王菜铺子、主妇联盟、248农学市集、弯腰农夫市集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平台？
沈岱桦：出现这些平台的原因，综合来说，是希望农民的脸孔可以被认识，不再像是以往蔬果农作都是透过大盘商收购，恶性循环使得农民收入低薄。同时也让农民接近消费者，对自己耕作的蔬果更有一份责任，不仅要让消费者吃得健康，也顾及土地的友好。
你提到的这些平台，都是一些长期以来关注农村的朋友自发建立的。再往前追溯，农业开始被注意跟1990年后流行饮食写作有关，饮食作家，比如韩良露、叶怡兰等等，她们除了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好吃外，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让大家思考食物和土地关系的媒介，这些食物是被谁种的，在什么时候吃最好。饮食作家和饮食研究者透过媒体不断发声，美食记者也开始关注，食物不是只是从餐厅端出来的一道菜，而会溯源到谁养的鸭谁养的鱼，越来越多这样的报道成为民众认识农村的渠道。此外，台湾出版界近几年也出版了好多跟返乡种田、绿色食物、绿色建筑有关的出版物。
台湾社会回到思考怎么样跟土地共好，怎么去过更自然的生活，于是有人会把这些跟文创产业做结合，就有所谓的“农创”出现。应该说整个社会氛围到了就自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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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人们的消费模式逐渐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且社会民主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让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也不再单一，各种自由、叛逆的思维观念逐渐被社会所认同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非主流的事物和行为消费已经不再让人感到奇异。在这种消费文化背景下，主题餐厅的经营者对人们的餐饮需求进行了分析，从文化个性化、差异化等方面不断对自身的经营方式进行完善，以探究能够让企业持续发展的经营方法。主题餐厅主要是运用一个或多个文化主题对餐厅内部进行空间设计，并涉及大量符合所选主题的产品和服务行为，同时满足消费者饮食和文化需求， 以达到吸引消费者的目的。但目前有很多主题餐厅片面追求空间设计的新奇和独特，导致文化缺失或者主题文化表达不足、差异性低、个性不鲜明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餐厅的业内竞争能力。
主题文艺餐厅文化特色
文艺餐厅的概念。主题一词最先出现在艺术创作中，是贯穿整个艺术创作的核心，主要是利用多种艺术创作手段以及艺术形象将主题所表达的中心思想进行描述，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中，所有的艺术活动都是围绕着主题展开，主题是艺术创作的灵魂②。主题餐厅的设计和艺术创作一样需要一个作为设计核心的主题，然后在餐厅的文化设计中，围绕这一主题，不断强化主题文化的作用，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进行挖掘和处理，利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餐厅的饮食环境进行设计，营造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文化，吸引消费者，进而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
文艺餐厅的文化特色。主题餐厅的设计具有主题性、文化性和差异性三个特色，文化性则是其设计的核心。主题餐厅的差异性主要产生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餐厅的主题性则是其文化性和差异性的综合体现。
主题餐厅的文化性特色。主题餐厅作为一个餐饮消费场所，除了满足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外，还需要拥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来进行某种文化的展示，创造一个能够给人们带来轻松、愉悦就餐环境的休闲空间③。主题餐厅的设计从其菜品方面到服务方式方面，再到整个餐厅的空间环境设计方面，都涵盖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特色，并在政府的号召下，将创造性作为餐厅发展的主要文化研究方向，目前，我国市面上的主题餐厅多种多样，且均具有各自的文化表达特色，有的餐厅以营造豪华典雅的贵族感作为设计主题，不同的主题餐厅以自身所选的不同文化主题为支撑进行餐厅的设计和经营。
差异性主要是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所表现出来，来自文化性。主题餐厅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主要是通过主题的文化内涵体现，其菜品、餐具以及空间造型等都和传统餐厅存在不同之处，其服务和销售方式也具有独特的个性。这种差异性氛围营造需要设计师对主题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寻找其中的重点，选择和其他餐厅不同的表达方式，创新自己的餐厅文化，彰显自身的独特，增加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④。
主题餐厅主题性特色
主题餐厅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主题，并作为餐厅经营模式制定以及餐厅空间设计的参考，让主题餐厅具有其鲜明的服务形象以及个性化，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确定主题餐厅自身特性所带来的独特市场优势。主题餐厅的主题性首先需要确立主题文化，然后给餐厅的消费者带来视觉印象，随后对其服务方式进行指定，充分表现自身主题文化中所涵盖的个性，提高餐厅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文化背景下主题文艺餐厅的文化设计分析
主题餐厅是一个具有消费性质的场所，能够同时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要。餐厅本身也是一个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商业场所，餐厅经营者需要以多种手段，对当代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分析和满足，以吸引更多的顾客，获取最大的利润。消费者在餐厅里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都会受到自身消费心理的影响，主要影响因素有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取向、行为、消费审美等。因此，餐厅设计师对主题餐厅进行设计时，需要慎重选择餐厅的主题文化，并以消费者心理对经营方式进行确定，对于餐厅的就餐环境营造等也需要对当代消费文化进行分析。目前，世界上的餐饮行业都处于一个发展阶段，消费文化能够对餐饮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以消费文化为背景，对当代的主题餐厅设计进行分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餐饮市场、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
主题餐厅的分类。在这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背景下，主题餐厅需要凸显其独特的风格和主题来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主题餐厅能够选择的主题多种多样，文化内涵表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一个主题餐厅所表现出的风格主要看设计师对主题文化的选择以及设计方式。这里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种类也可以分为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性质以及科学技术等⑤。以地域文化对主题餐厅进行分类，不同国家、地区以及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饮食文化，餐厅主题有东方的中国文化主题餐厅、日本料理主题餐厅等；也有西方的美国风情主题餐厅等。以不同的文化形式也能够对主题餐厅进行分类，文化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都是文化的一种体现。
消费文化的特点与主题餐厅的文化设计。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人们的自我艺术感越来越强，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和习惯开始进行重新认识，消费需求也不再是传统时代下要求产品具有强烈的同一性，人们对产品的需求逐渐呈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各类自我、叛逆、反传统的思想以及消费观念开始在社会上盛行，追求商品的个性、时尚和自我⑥。消费多元化的背景下，餐饮市场也需要摆脱其单一化现状，迎合消费者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餐厅服务、空间设计以及文化表现上让消费者在饮食方面得到满足时，精神方面也得到放松和愉悦，这也是主题餐厅设计时需要着重注意的地方。主题餐厅想要吸引更多的客户，就需要满足更多人们的消费需要，以调动起主动性和积极性，达成这一目标设计师必须对各层次的人群的需求进行了解，将文化风格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努力让各类不同人群的需求得到满足。并在经营过程中强化自身的品牌个性化和差异化，以提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影响力。⑦
目前，很多人群在消费过程中，所注重的不是该产品的服务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象征价值，消费符号的价值主要是通过其经济地位、文化地位以及政治地位来决定。消费符号本身只是一种象征性符号，并不具备现代社会特征，但能够表达产品的风格、品味、流行等意义，在主题餐厅中使用消费符号能够让主题餐厅区别于其他竞争者，成为其特殊标志，提高餐厅知名度和影响力。主题餐厅的设计需要遵从我国“c奢崇检”、“精神至上”的传统消费文化，以弥补我国长期炫耀式消费以及市场消费所造成的饮食文化缺失现象，并倡导知足闲适的传统消费理念，为主题餐厅的健康、绿色饮食指引发展方向。
结语
随着社会整体物质条件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高，消费者的消费思想越来越标新立异，导致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文化出现，人们希望自身的消费获取的商品能够体现自身的个性、审美以及身份。目前的餐饮市场，也需要产品、服务以及室内空间设计能够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并能够迎合顾客的文化审美和需求，以达到贴近顾客心理的目的，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这类主题餐厅的出现，充分满足了大量饮食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饮食和精神消费需求，以其个性丰富的餐饮产品设计、服务方式以及餐厅空间设计吸引不同精神需求的消费者。
（作者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注释】
①陈卓：“达斡尔族民俗文化在主题餐饮环境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哈尔滨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②范蒙：“消费文化背景下主题餐厅的文化设计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李碧：“主题餐厅室内设计研究”，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④孙传志：“主题餐饮空间特色设计探析”，沈阳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⑤杨亚林：“主题餐厅空间设计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篇8
（一）拓展了中阿旅游的新机遇
宁夏是丝绸古道的要塞和中阿文明的交汇地之一，回族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有着共同的以及悠久的经商历史传统。比如，首届博览会签约项目涉及清真食品、基础设施、物流商贸、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签订国（境）外项目51个，签约金额980.99亿元，其中与阿拉伯国家合作项目31个，签约金额664.91亿元，这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新突破，给宁夏提供了更宽广的国际平台，以经贸促旅游，为把宁夏发展成为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2012年10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设立银川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两区”）均归功于三届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对宁夏国际和国内地位的全面提升。宁夏地处新亚洲大陆桥，国内段中枢地位，是呼包银榆经济区的核心地段，最核心的是人文优势。宁夏与中东国家阿拉伯地区民族信仰相同、习俗相近，宁夏的回族特色非常适合阿拉伯人。首届中阿博览会促进中阿经贸合作，“两区”建设推动旅游先行，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拉开了国际国内同步发展的大序幕。
最后，随着中阿博览会的召开，宁夏加速中阿博览会服务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阿经贸论坛永久性会址——宁夏国际会议中心等投入紧张建设中；加密国内国际航线航班，实现银川至香港、台湾、麦地那、迪拜、首尔、曼谷直飞。8月13日，正式签署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和阿联酋航空公司（简称EK）合作备忘录，更是增添宁夏一站式到达国际大城市的民航合作新航道，为宁夏旅游“进的来，出的去，出得快，走得广”提供交通保障。
（二）强化了中阿旅游的新版块
宁夏的国土面积为6.64万平方公里，2012年总人口647.19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5.56%，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宁夏的回族在全国所占人口比例最高，其伊斯兰文化主题最鲜明、回族宗教氛围最浓厚、伊斯兰宗教环境最和谐，是天然的中国穆斯林聚集中心。伊斯兰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是回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在长期包容兼续地发展变迁中形成了一整套本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之后，宁夏旅游局分别与埃及旅游部、摩洛哥旅游部签署了旅游业战略合作协议，宁夏国旅还与埃及WALEED旅游公司签订了共同开辟中国（宁夏）阿拉伯旅游市场协议。
回族文化是宁夏面向国际，特别是面向阿拉伯地区及穆斯林地区最具特色的资源。宁夏不但有厚重的回族文化，还具备旅游资源多样化的优势，加上“两区”建设获批，更为宁夏向西开放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持，宁夏依托回族文化打造特色鲜明国际旅游目的地是明智之选。特别是首届中阿博览会期间世界穆斯林旅行商大会的成功举办，在“中阿经贸”推动“中阿旅游”合作方面又上了迈上新台阶。目前，全球有16亿穆斯林，尚缺一个广大穆斯林游客最满意的客源地。强化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这块中阿旅游的新版块，有助于凸出回族文化，彰显回族特色。
（三） 优化了中阿旅游的新资源
全国十大类95种基本类型的旅游资源中，宁夏占有类46种。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的西夏历史，浓郁的回乡风情，雄浑的大漠风光，迷人的六盘胜景，美丽的塞上江南构成了宁夏旅游资源的六大特色。宁夏的“两山一河”（贺兰山、六盘山、黄河）、“两沙一陵”（沙湖、沙坡头、西夏王陵）、“两堡一城”（将台堡、镇北堡、古长城）、“两文一景”（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塞上江南景观）均展示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且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旅游形象日益鲜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诸上宏观自然旅游资源的优势大背景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面发展做了铺垫。民俗旅游是指在有传统旅游资源（自然风光、古迹、国家公园等）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融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于旅游者衣、食、住、行的旅游体系。
宁夏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正是中阿旅游合作的“新”资源。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经过700年的孕育，它具有多样性与神秘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特点，属于一种高层次旅游形式，其主要观赏内容是民俗事象。宁夏回族自治区，早在元代就有“回回遍天下”一说。回族拥有丰富历史渊源和独特文化内涵，其服饰、饮食、婚俗、节庆、建筑、礼仪、民间艺术、民间娱乐等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能吸引异国他乡和异地游客的特色旅游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发展契机，优化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宁夏旅游新的增长点。
（四）增加了中阿旅游市场的新客源
2007年至2012年六年内，宁夏接待海外游客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及总收入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具体数据见图1。2010至2012年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的连续召开，扩大了宁夏的国内知名度，使得宁夏的国内客源逐年递增，且增幅较大。2012年宁夏的国内客源分布：来自宁夏本地的游客占总人数的52.2%；来自西北地区（除宁夏）的游客占21.4%；来自东北地区的游客占1.2%；来自华东地区的游客占3.5%；来自华中地区的游客占2.0%；来自华南地区的游客占0.8%；来自西南地区的游客占1.7%。
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均已成为宁夏入境游主要客源地。与此同时，全世界57个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拥有16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是中国也是宁夏海外游客潜在的消费群体。随着中阿博览会开幕，宁夏的国际美誉度再次攀升，势必给宁夏带来更多的旅游经济收入。从国内外的客源市场角度分析，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全面拓宽了中阿旅游的新兴客源市场，必将是宁夏扩充国内外游客的新焦点。
二、发展宁夏回族民俗文化国际旅游存在的问题
从民俗旅游视角来看，宁夏目前已开展了一些民俗文化旅游，例如参观银川南关清真寺、游览中华回乡文化园等，但是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从内容上看比较单一，对回族民俗文化的认知只停留表面状态。如参观清真寺仅停留在“到此一游”的表面状态，没有配备资深专业讲解人员讲述伊斯兰宗教知识，在弘扬伊斯兰建筑风格方面意识淡薄。
其二，回族民俗旅游项目创新意识不够，民俗旅游活动的策划方面还存在空白。如回族节庆活动，甚至处在开发蒙昧阶段，很多汉民混淆回民的三大节日，对于节日的来源及习俗讲究十分含糊。
其三，从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上看，层次肤浅，回族文化韵味亟待加强。如回族的八宝盖碗茶，是知名度较高的民族特产，但市面上的八宝茶，包装不够精美，无法表现回族文化品位和民族饮茶的养生之道。
其四，从国际化旅游视角来看：宁夏的交通问题仍然存在不足，“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需要进一步构建。譬如，银川至今没有开通高铁，银川至日本、新加坡的国际航线尚未开通。随着宁夏“两区”建设的铺开，如何实现宁夏向东、向西、向北、向南的全面开放，是宁夏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其五，在打造“西部独具特色旅游目的地”和“面向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双重目标下，以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为突破口，还未形成与国际旅游目的地接轨的总体规划。以中阿博览会为国际旅游发展契机，挖掘宁夏丰富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并传承回族民俗文化，在树精品、上档次方面下功夫，深度开发符合国际化旅游要求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三、提升宁夏民俗文化国际旅游发展的途径
（一）提升中华回乡文化园的知名度
中华回乡文化园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国唯一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综合景区。目前，其一期项目的主体大门、中国回族博物馆、金色礼仪大殿、阿依莎宫、中华回族第一街等全部落成。2008年开园以来，景区营业收入、门票收入及接待游客人次呈增长趋势（见图2），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华回乡文化园二期工程已被列为宁夏“十二五”期间旅游重点建设工程。需借鉴深圳锦绣中华等成功范例，以发掘、抢救、保护、弘扬回族文化为宗旨，以精品景区升华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档次，把中华回乡文化园打造成为全国的王牌景区，同时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使中华回乡文化园享誉国内外。
（二）开发纯正的回族民俗文化村
可借鉴海南三亚黎族村落槟榔谷的营销模式，将回族文化融汇到回族村落中，满足游客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参与需求。中华回乡文化园可以从大尺度角度宏观展示回族民俗文化的磅礴气势，回族民俗文化村落可以从小尺度角度微观填补回族民俗文化的原生态和本土化。据此开发主题鲜明的回族家访线路，让游客“到民间去旅游”，到农村回族家里吃农家饭、住农家院、采农家果、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体验原汁原味的回族特色农家生活。在回族家访选址方面，要选择回族民俗质朴淳厚、交通生活比较便捷、回族人口比例较高的“纯”回族村落，比如永宁县纳家户、灵武市中北村、吴忠市穆民新村、泾源县冶家村等。在设计回族家访的体验活动时，要懂得“留白”，既要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又要给旅游者留有参与的空间，比如让游客学做馓子、学习剪纸、木球比赛、观看“掼牛”、娱乐“踏脚”、学唱“花儿”、欣赏回族武术、使用汤瓶“小净”、使用吊罐“大净”等活动，充分满足游客强烈的好奇心与参与意愿。
（三）举办清真美食文化节
饮食是人类共有的行为之一，宁夏回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有的饮食文化并以制作独特面食而著称。回族面食中尤以油香、花花、馓子、锅盔等油炸食品、烙蒸食品及手擀面为最。宁夏回族的牛羊肉风味小吃如碗蒸羊羔肉、烤羊背、羊羔头、香辣羊蹄、炖羊脖、烩牛肉等久负盛名。2010年宁洽会暨首届中阿经贸论坛上，签署了《清真食品产业标准互认合作协议》和《清真（Halal）食品合作谅解备忘录》，意味着宁夏清真食品第一次拿到了“国际通行证”。另外，中国烹饪协会为银川市颁发了“中国清真美食文化之都”牌匾，这些都为宁夏清真食品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保障。回族饮食文化承载着宁夏回族文化，自治区旅游局应提高“中国宁夏清真美食文化节”的规格， 为宁夏的百种回族菜肴和特色回族面点搭建宣传平台，通过“舌尖上的宁夏”推动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方位发展。
（四）推出赏清真寺建筑风格之旅
建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古老历史的见证。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穆斯林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荟萃圣地，折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文化。宁夏境内坐落着各类大小清真寺4200余座，其中最富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是银川南关清真寺、永宁纳家户清真寺和同心清真大寺。银川南关清真寺是典型的阿拉伯建筑风格、永宁纳家户清真寺是传统的中国殿宇式建筑风格、同心清真大寺则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阿拉伯地区的清真寺与宁夏的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值得中外游客观赏品鉴。可以将三种风格迥异的清真寺串联成一条旅游线路，满足特殊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五）开发传统民俗岁时节庆游
婚礼是人生仪礼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宁夏回族婚俗旅游的开发尚处在探讨阶段，亦可借鉴彝族、侗族等婚俗旅游开发的成功范例，整理压缩回族婚俗资料，包装设计参与性较强的回族婚俗游，比如让游客观摩甚至全程角色扮演参与回族婚礼，使其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及早填补市场空白。“开斋节”、“古尔邦节”与“圣纪节”并称为伊斯兰教三大节日，宁夏需开发回族三大节日游，在节日之际举办丰富的节庆活动，比如播放专业编排的情景剧或3D记录片，帮助游客了解三大节日的由来，加深游客对回族节庆民俗文化的印象和理解。宁夏是花儿的发祥地之一，主要在六盘山区传唱，于 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应打造“六盘山花儿”品牌，除了举办年度“六盘山花儿大赛”，还应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让游客 “听花儿、唱花儿”，感悟“花儿”文化，体会回族民间艺术的精髓。回族歌舞剧《月上贺兰》多次荣获国家大奖，宁夏文艺工作者还需不断推陈出新地编排更优秀的回族原创歌舞剧，打造类似“云南映象”品牌的“印象回乡”系列精品歌舞剧，与时俱进地增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神韵。
（六）创新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精品
其一，开发设计回族绣花旅游纪念品。回族绣花是宁夏回族妇女擅长的一种群众艺术，以其独特的风格、精湛的工艺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于2007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此可开发手帕、桌布、杯垫、靠枕、窗帘、挂件、针扎子等日常家居用品和车饰用品等，使之成为宁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的亮点。其二，创回族精品服饰品牌。宁夏回族服饰作为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载体，沉积了历史底蕴和社会习俗，包涵了伊斯兰服饰文化与汉族主流服饰文化，树立了简朴素雅的民族审美形象，极富开发潜力。在已开发的日常生活服、演艺服、职业装、学生装、儿童装、婚礼服、礼服等七大系列基础之上，进一步将伊斯兰元素融入到回族服饰旅游商品中，注重美学要素地运用，创回族精品服饰品牌，刺激游客的购买欲望。其三，挖掘宁夏回族剪纸艺术。随着宁夏旅游业的发展，回族剪纸开始从家庭走向市场，除了塑封剪纸、摆台挂件等旅游商品外，还可将回族民俗剪纸运用到宾馆酒店、中阿博览会场等场所的装饰中，借助载体传递回族剪纸艺术。最后，汤瓶、口弦、牛头埙等也是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的丰富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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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DOI： 10.16758/ki.1004-9371.2016.04.009
有明一代，在海洋为纽带的连接下，东南亚香药通过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贸易及西人中转等途径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加之商品经济的繁荣，长期以来，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不再是富贵阶层的专利。它们逐渐跳脱出原有的身份局限，从最初宗教祭祀的供养圣品、达官显贵享用的奢靡物品、文人雅士品评的清雅之物，转变成普通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治病疗疾之良药、饮食调味之原料，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明人的健康、饮食观念。然而，关于香药对明人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带来的影响问题，学术界鲜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香药贸易与明人日常生活关系的笼统探讨上。1此外，关于明代饮食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较少涉及对香药的考察。2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日常生活史为研究视角，以香药为切入点，以食谱、日用类书为核心资料，初步呈现这一历史场景，并藉以探讨以香药为代表的舶来品在明人日常饮食领域的运用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饮食风尚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传播与流变，从而揭示明中叶前后中国奢靡之风的兴起之源。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明清香药贸易研究”（项目批号：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项目批号：09JZD0015）成果。
1 参见张维屏：《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冠岑：《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台湾逢甲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参见S田y：『中国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论明人饮食文化思想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侯波：《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中国史籍中“香药”的书写
香药作为一个本草学概念，既是历史上舶来品的重要代名词，又是商品流转、海洋贸易与社会生活相互交织的集中体现，其含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说文解字》曰：“香，芳也”，1“药，治病草”，2香药，即为具有芳香气味能够治病的植物。近代所编的《辞海》及当代的各类汉语字典基本沿袭了《说文解字》对“香”、“药”二字的解释。事实上，中国历代典籍中所记录的“香药”，在不同时期存在相应的流变，且内涵和外延与上述解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据笔者所见，“香药”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该书对香药并无过多介绍，只是在论述交趾地区的赋税时提到，“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3此处，香药与象牙、犀角并列，成为珍奇异物、名贵物品的代表之一，且在三国时期已从南海诸地传入中国。此后，由晋至隋的近三百年间，“香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多出
现在佛教经典中，其不仅充当医病疗疾的药物，还被赋予一定的神秘色彩，成为宗教洁净观念的象征。自唐以后，“香药”在世俗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开始逐渐超越宗教典籍，无论是官修正史、地方志书，抑或是文人笔记、日用类书，都不乏香药的身影。同时，香药的意涵也较之前代更为丰富，且每一时期强调的侧重点皆有所不同。
唐代史籍中的“香药”包括本土所产和域外进口两类，且多与佛教相关。4如杜甫在《槐叶冷淘》一诗中所提到的香药即为本土药物的合称，“元日，以香药入锦囊中，渍酒而饮，曰屠苏酒，可辟瘟气。”5此处使用香药配制而成的屠苏酒早在东晋时期即已出现，具有避瘟祛秽之功效，其主要配料为本土所产的“大黄五分，川椒五分，术、桂各三分，桔梗四分，乌头一分，拔楔二分”。 6此外，在诸多情况下，香药亦指代域外所出香品。如《蛮书》曰：“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7此处的香药显然指的是昆仑国所产的青木、旃檀及紫檀诸香。
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的繁荣，香药成为舶来品的代名词，在很多时候特指从南海诸国进口的沉香、乳香、檀香、丁香、没药等香货。8
据统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志香》篇、周去非《岭外代答》的《香门》卷、叶庭的《南蕃香录》及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所记香品多达四十余种，皆为通过海路输入中国的域外香药。9
宋代香文化研究专著《陈氏香谱》一书系统记载了“凝合诸香”的调配制作方法，域外香药和本土药草得以完美结合，其中“香药”目中的“丁沉煎圆”和“木香饼子”即是很好的例证，10丁香、檀香等进口香药和甘草、肉桂等国产药草相混合，组成新的医疗保健品。“香药”一词由此被赋予新的内涵，它不仅指单味的香品和药材，亦是各类合香的总称。此外，在一些文献中，沉香、乳香、丁香、阿魏等香、药品并非被称为“香药”，而是被分类划之。如（大德）《南海志》的“物产”卷将沉香、速香、黄熟香、降香、檀香等具有较强芳香气味的香药归入“香货”类，而将脑子、阿魏、没药、胡椒、豆蔻等药用功能较为明显的香药归入“药物”类。1
明清时期，沉香、乳香、檀香、没药、胡椒等香药不再被冠以“香药”总称的情况更为明显，它们更多时候是以各自具体的名称出现，“香药”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现频率逐渐降低，然而其所包含的香品及药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有增无减。从现存史籍来看，明代香药的书写与前代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香药特性的记载更为详细准确。随着香药输入途径的多元及香药进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史籍中关于香药特性的记载日趋详细准确，香药功用的发掘日益丰富多元。部分香药虽早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由汉至隋的八百余年间，因传入香药种类及数量有限，加之其使用人群多局限于宗教僧侣及皇宫贵族，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较为简略。唐宋时期，香药输入的种类及数量虽较之前代有大幅增加，关于香药的记录也更为详细，但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偏颇，就连世代经营香药的土生波斯人李，也误将本是同物异名的熏陆香和乳香当成两种不同香药。2至宋代，《本草图经》、《本草衍义》等本草类书籍的作者皆已认识到“乳香为熏陆耳”，3然而唐慎微所撰《证类本草》依旧将乳香和熏陆香析为两条记载。4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本草书籍对其他香药的记载亦存在不当之处，如《本草图经》中将本不属于同类的沉香、熏陆香、苏合香、檀香、木香、丁香等香药皆归于“沉香”条下，5这一编排体例显然不甚恰当。
经过历代本草学家及医者们的不断积累和发现，明代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无论从书写体例还是编撰内容来看，都更为准确详实。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胡椒、豆蔻、苏木等香药特性的记录，在总结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新发现，从释名、集解（即生物学特性）、主治、发明、附方五个方面对每种香药的特性逐一进行了详细介绍。除《本草纲目》、《证治准绳》、《赤水玄珠》等医药书籍外，《便民图纂》、《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等日用类书中关于香药的记录也颇为详细准确。可见，唐宋之际，大部分香药品种虽已被医家、文人所知晓，但时人对其特性的认识并不十分准确，就连最为基本的香药名称亦存在颇多争议，作为知识阶层的医家、文人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对香药的陌生更是可见一斑。至元明时期，尤其明中叶以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日渐被时人所熟悉，且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其二，香药应用的书写更为广泛多元。明初以来，随着香药进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以及时人对香药特性的深入了解，东南亚香药在中国的应用重点逐渐从宗教祭祀、熏衣化妆、医疗保健领域扩展至饮食调味。
首先，从记录香药使用情况的书籍类型来看，明以前记载香药的史籍主要为宗教典籍、本草书籍、药书及香谱四大类，香药主要作为药材、香品被时人使用。与前代不同的是，日用类书、沿海方志及海洋图书成为有明一代记录香药特性及其应用情况的核心资料。例如，《瀛涯胜览》、《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等海洋图书对于香药的种类、产地、特性及功用皆给予了详细介绍，从这类书籍的撰写者来看，他们或亲赴海外，或身居市舶之职，或久居沿海重镇，耳闻目睹香药贸易之盛况，对海舶香药的记载自然颇为准确，也更具针对性；而《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日用类书则以丰富的实例介绍了香药在饮食、保健等日常生活领域如何应用的过程，荤素菜肴、茶酒汤水、肉脯果干中加入香药的例子比比皆是。其次，从记载内容及书写特点来看，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由元至明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疗疾保健逐步转向美食调味。元代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关于胡椒应用于饮食的记录多达三十余条，然而在介绍这些食谱之前几乎都先强调其食疗保健功效，1而明代的记录则多略去对其治病保健功效的介绍，更强调香药的调味及腌制功能。
其三，香药消费人群日益扩大。明代以前，作为舶来品的香药虽颇受欢迎，但因输入量少，价格昂贵，长期以来只能作为奢侈品被社会上层所独享。明初以来，在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海外贸易及西人中转等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不仅保证了香药在中国市场的供需稳定，且使这一舶来品真正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宋元时期，香药应用于饮食的记载逐渐增多，日常生活用书《饮膳正要》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仅胡椒一种香药作为饮食调味品的记载就分别多达三四十条，然而，其使用人群仅局限于皇宫贵族及达官显贵之家。从两书的撰写者和书写内容来看，《饮膳正要》为元代御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其适应人群为皇帝及其子女、妃嫔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介绍的亦是历代名贤的居家日用事宜，而非普通寻常百姓。从饮食配方来看，使用香药作为调味品的主料基本为鹿、牛、羊、鸡等肉类及各种鱼类，而鱼、肉等荤食在当时是普通平民所无力消费的。而记载香药应用于饮食的明代书籍则多为面对普通百姓的日用类书，此外，福建、广东等沿海方志中，香药出现的频率亦相当高。因此，仅从书籍的类型及适度人群来看，明代的普通平民已开始将香药应用于饮食中。其次，史籍中大量出现运用香药描绘其他事物特性的表达，其中“胡椒”的运用最为普遍，“似胡椒”、“如胡椒”等词频频出现。例如，“阿勃参香，出拂林国，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青，正黄，子如胡椒，赤色。”2《农政全书》卷三十《树艺》在描述葡萄大小时曰：“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椒。”3《致富奇书》在介绍梧桐特性时曰：“梧桐：二三月畦种，如种葵法，稍长移栽皆阴处地，喜实不喜浮，子生于叶，大如胡椒。”4如果说用胡椒来描述我们不甚熟悉的阿勃参香和西域葡萄，仅能说明人们对胡椒的熟悉程度高于这些稀有物种，那么用胡椒作为形容在南北各地皆有种植的梧桐树所结果实大小的专业词汇，则足以体现明人对胡椒的熟悉程度之高。此外，明代的医书常用胡椒来形容制作药丸的大小，如“丸如胡椒大”、“大如胡椒”等，再次说明了以胡椒为代表的香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之广泛。
二、香药与明代日常饮食
香药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在饮食领域的运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得到有效彰显。明中叶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药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斥日常饮食，尤以胡椒应用最为广泛。其不仅是烹饪食物的重要作料，而且经常用于腌制肉脯、果干，调制美酒、汤水，身影几乎遍布日常饮食的各个领域。
烹制荤食。胡椒能“杀一切鱼、肉、鳖、蕈毒”，5因此明人在烹饪这类食物时，必添加之。《竹屿山房杂部》记载的制作鱼、虾、蟹、贝等各类海鲜及鸡、鸭、牛、羊等肉类食物的烹调方法中，胡椒皆是重要作料。兹随机选取几份菜谱列举如下：
烹蚶：先作沸汤，入酱、油、胡椒调和，涤蚶投下，不停手调旋之可拆，遂起，则肉鲜满，和宜潭笋。
江河池湖所产青鱼、鲢鱼蒸二制：一用全鱼刀寸界之内外牛酱、缩砂仁、胡椒、花椒、葱皆遍甑蒸熟，宜去骨存肉，苴压为糕。一用酱、胡椒、花椒、缩砂仁、葱沃全鱼以新瓦砾藉锅置鱼于上，浇以油，常注以酒，俟熟，俱宜蒜醋。
辣炒鸡：用鸡斫为轩，投熟锅中，炒改色，水烹熟，以酱、胡椒、花椒、葱白调和，全体烹熟调和。
牛饼子：用肥者碎切机音几，上报斫细为醢，和胡椒、花椒、酱拧白酒成丸饼，沸汤中烹熟，浮先起，以胡椒、花椒、酱、油、醋、葱调汁，浇瀹之。1
从烹调方法看，四道菜的制作过程十分简单，皆具家常菜之特性；从添加的作料看，胡椒与油、盐、酱、醋、葱的身份并列，成为厨房必备；从菜色种类看，胡椒广泛应用于海鲜、淡水鱼、家禽、家畜的烹饪，其使用地域从沿海至内地。综合上述信息可见，跨海来华的胡椒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烹调荤食的不可或缺之物。
烹调素食。胡椒味辛辣，在一些素食的制作中常常使用。如《遵生八笺》和《野蔌品》中都提到的芙蓉花的制作，“芙蓉花，采花去心蒂，滚汤泡一二次，同豆腐，少加胡椒，红白可爱。”2蔬菜的经典做法“油酱炒三十五制”，3胡椒为其必备调料。例如：“天花菜，先熬油熟，加水同入d之，用酱、醋；有先熬油，加酱、醋、水再熬，始入之。皆以葱白、胡椒、花椒、松仁油或杏仁油少许调和，俱可，和诸鲜菜视所宜。”山药、茭白、芦笋、萝卜、冬瓜、丝瓜等皆仿此法。4明代以前，胡椒、豆蔻等香药在烹饪菜肴方面仅限于“胡盘肉食”，5及至明代，胡椒在饮食领域的应用已不再局限于荤食，山药、萝卜、丝瓜等常见蔬菜在烹制已开始添加胡椒。可见，香药在素食领域的使用，不仅丰富了时人的饮食口味，而且使社会下层使用香药烹制菜肴成为可能。
腌制食物。为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并使其味道更为多元，明人开始习惯使用胡椒、豆蔻等香药腌制食物，尤其明中叶以后，记载此类食谱的著作逐渐增多，而香药用于腌制食物的记录在宋元时期的日用类书及饮膳类书籍中则极少出现。如著名的“法制鲫鱼”，“用鱼治洁布牛令干，每斤红曲e一两炒，盐二两，胡椒、川椒、地椒、莳萝e各一钱，和匀，实鱼腹令满，余者一重鱼，一重料物，置于新瓶内泥封之。十二月造，正月十五后取出，番转以腊酒渍满，至三四月熟，留数年不馁。”6此外，豆蔻等香药还可用于蔬菜的腌制，如“折齑，一用芥菜a心洗，日晒干，入器，熬香油、醋、酱、缩砂仁、红豆蔻、莳萝末浇菜上e一番，倾汁入锅，再熬，再倾二三次，半日已熟”。7无论是鲫鱼，还是芥菜，其腌制方法皆较为简单，且原料容易获取，普通家庭很容易便能做到。
制作果脯。明中叶以后，由于饮食消费奢侈风尚的盛行，带动了饮致化的消费需求，各类果品开始被加入不同香药，制作成风味独特的果脯。如“芭蕉脯，蕉根有两种，一种粘者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尽，取压干，乃以盐、酱、芜荑、椒、干姜、熟油、胡椒等杂物研，乓涣剿蕹觯焙干，略令软，食之全类肥肉之味”；8“衣梅，用赤砂糖一斤，为率釜中，再熬，乘热和，新薄荷叶丝八两、鲜姜丝四两，日中，置臼中捣和丸之。有脱杨梅肉杂于内，今加白豆蔻一两，白檀香二两末，片脑一钱e，白砂糖为珍糖，再熬，后仿此。”9芭蕉、梅子等水果加入胡椒、豆蔻、白檀等香药制作成果脯，不仅间接延长了水果的保存期限，而且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时人的饮食。
调配物料。胡椒、白檀等香药不仅可以在烹饪、腌制食物时，作为单味作料加入食物中，还可与茴香、干姜等多味作料一起调配成方便快捷的调料包。最为常用的有以下四种：
素食中物料法：莳萝、茴香、川椒、胡椒、干姜（泡）、甘草、马芹、杏仁各等分，加榧子肉一倍共为末，水浸，蒸饼为丸如弹子大，用时汤化开。
省力物料法：马芹、胡椒、茴香、干姜（泡）、官桂、花椒各等分为末，滴水为丸，如弹子大，每用调和捻破，即入锅内，出外尤便。
一了百当：甜酱一斤半，腊糟一斤，麻油七两，盐十两，川椒、马芹、茴香、胡椒、杏仁、良姜、官桂等分为末，先以油就锅内熬香，将料末同糟酱炒熟入器收贮，遇修馔随意挑用，料足味全，甚便行厨。
大料物法：官桂、良姜、荜拨、草豆蔻、陈皮、缩砂仁、八角、茴香各一两，川椒二两，杏仁五两，甘草一两半，白檀香半两，共为末用，如带出路以水浸，蒸饼丸如弹子大，用时旋以汤化开。1
上述四种物料皆可称之为“省力物料”，它们不仅是居家烹饪的好帮手，而且便于携带，适合外出使用，且保存期限较长，类似于我们今天厨房常用的“十三香”和方便面中的“调味包”。这些便捷物料的使用，大大简化了做菜程序，其味道不但丝毫未减，而且由于多味物料的混合而更加美味，故大受时人欢迎。
酿制美酒。早在东晋张华的《博物志》中已有“胡椒酒方”的记载，2至宋元时期更是出现了木香酒、片脑酒、白豆蔻酒、苏合香丸酒等种类丰富的香药酒，然而这些香药酒虽用“酒”命名，却以治病疗疾及调理身体为主要目的，并非日常的饮用酒。明代以后，利用木香、沉香、檀香、丁香、胡椒等香药酿造美酒、制作酒曲的方子逐渐增多。如时人常饮的“羊羔酒”、3“蜜酒”、4“鸡鸣酒”5皆加入木香、胡椒、片脑、丁香等不同香药酿制而成，且“蜜酒”的酿制即有三种不同的方子。除酿造美酒外，胡椒、木香、丁香、沉香、檀香、豆蔻等香药还是制作酒曲不可或缺的原料，如著名的“大禧白酒曲方”6在以面粉、糯米粉、甜瓜为主料的基础上，加入木香、沉香、檀香、丁香、甘草、砂仁、藿香、槐花、白芷、零苓香、白术、白莲花等多味物料，共同酿制而成；“朱翼中瑶泉曲”7则以白面、糯米粉为主料，加人参、官桂、茯苓、豆蔻、白术、胡椒、白芷、川芎、丁香、桂花、南星、榔、防风、附子一同酿造。明代常见的一些酿酒法及酒曲方，有些在宋元史籍中已经出现，如载于《多能鄙事》和《竹屿山房杂部》的“鸡鸣酒方”在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巳集《曲酒类》中已经出现，明代盛行的“瑶泉曲方”最早见于宋代朱翼中的《北山酒经》，然而这些酿酒方在宋元时期应用较为有限，真正受到重视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明中叶后，奢靡之风盛行，人们对饮食也愈来愈讲究，宋元、明初时所撰的大量日用类书纷纷重新刊刻出版，书中所载的诸多食谱、酒方开始真正得以普及。
调制汤水。明清时期饮用香药汤水的风气十分盛行，日用类书中出现了诸多调制香药汤水的配方，如《竹屿山房杂部》全书二十二卷中就有两卷单独介绍各类汤水，且其中所记载的大部分汤水配方都需加入豆蔻、丁香、沉香、檀香、片脑等不同香药。时人经常饮用的汤水有：水晶糖霜和片脑一同熬制的“无尘汤”；8白砂糖、藿香、甘松、生姜、麝香、白檀一同加水调制的“香糖渴水”；9黄梅、甘草、檀香、姜丝、青椒共同酿造的“黄梅汤”，10等等。这些汤水不仅味道甜美可口，而且片脑、檀香、甘草等有益于身体健康药材的加入，使其又具保健功效。此外，沉香熟水、丁香熟水、豆蔻熟水、檀香汤、胡椒汤等以各类香药命名的汤水亦十分常见，且多出现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等日用类书的饮食或养生条目下，足见时人已不再将这些汤水视为药物，而多将其作为保健的日常饮品。加之其制作方法简单快捷，通常只需将香药投入沸汤中，入瓶密闭，随时取用，时人多饮之。
制作香茶。明清时期由于人们对饮食追求的日益精致化，对茶叶的制作颇为讲究，每种茶叶是否加入香药，加入何种香药都有严格规定。如“藏茶宜m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冷湿”，1此段文字虽是介绍茶的特性，但茶畏香药的描述，已间接说明了香药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应用之频繁。藏茶虽畏香药，制作或冲泡时严禁加入，但其却是制作龙麝香茶、香茶饼子不可或缺的原料，著名的“经进龙麝香茶”即以白檀末、白豆蔻、沉香、片脑等配料，加入上等茶叶烘焙而成；2利于保存且方便携带的“香茶饼子”，亦是以白豆蔻仁、荜澄茄、沉香、片脑、白檀等多味香药，加入孩儿茶中制作而成。3从制作方法上看，“经进龙麝香茶”和“香茶饼子”的制作流程颇为复杂，且对每种香药的数量及炮制都有严格要求。然而，并不是所有香茶的制作工艺都如此复杂，如“脑子茶”的制作，只需将“好茶研细，薄纸包，梅花片脑一钱许于茶末内埋之，经宿汤点”即可；4“法制芽茶”只需“芽茶二两一钱作母，豆蔻一钱，麝香一分，片脑一分半，檀香一钱细末，入甘草内缠之”便可。5从上述各类加入香药的茶品配方及制作流程可见，既有焙制精良的龙麝香茶，亦有方便快捷的脑子茶，足见香药在制茶领域应用之广。
三、香药、贸易与明代饮食风尚
香药多产于热带，其产区主要分布在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沿岸的也门、亚丁、伊朗，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等地。然而，不同时期香药的产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交流的日频和贸易的日增，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诸多香药的种植区域不断流转。有明一代，中国市场上消费的胡椒、苏木、檀香等大宗香药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源源不断的香药输入，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重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人的日常生活，尤其对明人饮食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即以“不征”为基调，广泛建立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这一政策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占城、暹罗、爪哇、苏门答腊等国纷纷加入朝贡贸易体系。明成祖即位后，在继承太祖“不征诸夷”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怀柔”的范围，放宽朝贡的限制，并派遣船队远赴东西洋各国，远播声威，广通贸易，官方海上贸易出现鼎盛局面。据《明会典》记载，明前期，东南亚各国的朝贡物品主要包括象牙、犀角、珠宝、织物、器皿、香药、奇珍异兽等，其中香药所占比重最大。6关于通过朝贡贸易入华的香药数量，《明实录》、《明史》、《西洋朝贡典录》、《殊域周咨录》等史籍皆有丰富记载。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爪哇国遣僧阿烈阿儿等奉金表贡黑奴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颗、胡椒七万五千斤。”7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暹罗斛国遣其臣思利檀剌儿思谛等，奉表贡苏木、胡椒、降真等物一十七万一千八百八十斤。”8此外，郑和下西洋采办归国的货物也多为胡椒、苏木等香药，“西洋交易，多用广货易回胡椒等物，其贵细者往往满舶。”9由于史料所限，虽然无法确知郑和七次下西洋带回香药的具体数量，但从下西洋活动结束后明廷官库中存留的香药数量，我们仍能判断出其所带回香药数量之庞大及产生影响之深远。据载，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委官送至北京交纳。”1
通过朝贡贸易及郑和下西洋的双重渠道，大量的东南亚香药进入到中国府库，并被明廷大规模用于赏赐、支俸。自洪武十二年（1379年）开始，胡椒、苏木被大量用于赏赐，且受赏人群不仅包括高级官吏，在京及各地军士，甚至役夫也受到同样赏赐。此外，永乐三年至成化七年（1405―1471年）的六十余年间，利用胡椒、苏木折钞支俸几成定制，直至“京库椒木不足”，2方才宣告停止。该项措施虽为明廷节省了大量开支，延缓了钞法败坏的进程，但持续上调的折钞比价，使官员们的实际俸禄不断下跌，为了补贴家用，大批官员纷纷将俸禄所得胡椒、苏木拿到市场销售。这一行为无形中加速了胡椒、苏木的商品化进程，扩大了胡椒、苏木的消费群体，由此引发了香药消费热潮。这一并非以单纯经济目的出发的官方贸易，“在无意间建立了一个跨国的共同市场”。3面对供不应求的消费市场，沿海商人纷纷犯险涉海，远赴东南亚各国购买香药。“苏杭及福建、广东等地贩海私船，至占城国、回回国，收买红木、胡椒、番香，船不绝。”4除沿海商人外，亦有部分内地商人参与到贩运胡椒的行列之中，更有部分市舶官员利用职务之便，私下违禁交易，足见民间香药贸易之盛。以胡椒为例，1500―1559年的六十年间，从东南亚输往中国的胡椒达3000吨，隆庆开海之后，民间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孔道，开禁后的1570―1599年的三十年里，仅从万丹港和北大年输往中国的胡椒量就达2800吨。5
鉴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香药贸易有利可图，刚刚进入亚洲市场不久的西方殖民者便积极投身于此项贸易之中。自成化开始，葡萄牙人就已进入到闽海贸易，据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载：“佛朗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6继葡萄牙之后，荷兰人来到亚洲，于1619年占领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作为其在亚洲的贸易基地。荷兰人来到亚洲的时间虽晚于葡萄牙人，却以后来者居上之势，迅速控制了马六甲、马鲁古群岛、占碑、安汶、万丹、巴达维亚等著名香药产地及香药贸易港，并在大员建立商馆，将东南亚的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据《热兰遮城日志》记载，每年的4―7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会派出数艘甚至数十艘商船出航大员，每艘船运载香药数量动辄数千担（1担≈120斤）。例如，“1637年8月3日，从占碑来的Duyve号运来2509担又40斤胡椒，及2383担又55斤占碑的胡椒，125担又85斤由快艇Bracq号运回来的巴邻旁（即巨港）的胡椒，加上费用开支总值45，380.2.4荷盾。”7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至大员的香药，除极少部分运往日本外，绝大部分都销往中国市场。
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及西人中转等多途径的香药输入，有效保证了明代中国市场的香药消费，加之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奢靡风气的日盛，明人对饮食的追求相对于前代更为讲究，在食物、茶酒中添加香药成为当时的饮食风尚。
自明中叶开始，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从社会上层到普通民众，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奢靡风气。8正如张翰万历年间所撰《松窗梦语》所言：“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糜之俗。”9明初朱元璋倡导的古朴节俭之风至明中叶逐渐被时人抛弃，士庶尽务奢靡。
就饮食而言，明代品列渐多，烹饪日精，渐趋华侈，海参和燕窝等高档菜品渐入上层社会之餐桌。1嘉靖时人何良俊描述明前期松江府宴会时提到，“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2明中叶以后则出现很大不同，“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3至明末，奢靡之风更盛，无论社会上层，还是普通百姓，竞相奢华，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写到：“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4明中叶以来，除宴会菜肴种类日益丰富外，宴请频率亦日增。据万历《通州志》记载，当地以前“庶氓之家终岁不客，有故则盂羹豆肉相招一饭，不以为简也”；今昔则大有不同，“今乡里之人，无故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之远方珍贵之品。”5可见，在饮食消费方面，相较于明前期菜品单一、无要事终岁不宴客的现象，明中叶以来，无论是菜肴品种，还是宴请频次，皆有很大改变，筵席食物不再满足饱腹即可，转而被追求丰盈、讲究排场的奢华之风所取代。
除菜肴品种和宴请频次大增外，在食物中添加香药成为明中后期饮食的一大特色。在香药进口数量猛增及时人饮食消费观念陡转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东南亚香药作为明人饮食调味品的独特魅力得到大范围彰显，其身影几乎遍布日常饮食的各个领域，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俨然变成了大众消费品。
首先，从香药在食谱中出现的比重来看，《遵生八笺》、《群物奇制》等日用类书，以及《宋氏养生部》、《饮食绅言》等饮膳类书籍所记录的食谱，香药出现的比重极高，几乎与葱、姜、花椒等本土调味品相比肩。以胡椒为例，这些书籍中添加胡椒的食谱高达数百种，其中仅《宋氏养生部》一书中添加胡椒的食谱就高达七十六种，胡椒不仅用于肉食、淡水鱼、海鲜等荤食的烹饪，笋类、青菜、茄子等素食的炒制，还是腌制食物、制作蜜饯、调制汤水、配制香茶的必备原料。其次，从食谱的发掘及刊行来看，一方面《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等这些包含诸多饮膳史料的日用类书虽早在元末明初已经成书，但其受重视及大量刊行多在明中叶以后。例如当时较为流行的《便民图纂》一书，从成化、弘治到万历中期的一百一二十年间，在北京、苏州、贵州、云南等地区，至少刻版了六次，足见其刊行数量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另一方面，新的饮膳书籍和涉及饮食知识的日用类书不断涌现，如宋诩的《宋氏养生部》成书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遵生八笺》、《饮食绅言》与《群物奇书》均刊行于万历年间，且这些书籍皆为坊间所刻，足见时人对饮致化的消费需求，以及添加香药的食谱在社会上的受欢迎，作为舶来品的东南亚香药在悄无声息中带动了明人的新饮食品味与风尚。
值得一提的是，自明中叶开始，社会上盛行的使用香药作为调配物料的饮食风尚，至明末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挑战，追求“真”、“鲜”的新饮食旨趣开始萌生。晚明江南士人张岱在《老饕集》序文中曾言：“余大父与武林涵所包先生、贞父黄先生为饮食社，讲求正味，著《饕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笺》，犹不失椒姜葱渫，用大官炮法，余多不喜，因为搜辑订正之……遂取其书而铨次之，割归于正，味取其鲜，一切娇柔泡炙之制不存焉。”6然而，张岱追求食物本真味道的饮食思想仅代表了部分江南士大夫的追求，主张添加香药的食谱依然风行于世。这一现象不仅可从明清鼎革之际，海外贸易中胡椒、檀香、丁香等常用饮食调味品的大量进口中得到佐证，亦可从文化心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当使用香药作为饮食调味品的饮食习惯风行于平民阶层时，为了区分身份认同，士大夫阶层便开始积极构建、塑造新的鉴赏品味。
明末开始萌生的追求“本味”的新饮食旨趣至清代日趋成熟，并逐步取代明中叶以来盛行的添加香药的大官烹饪之法。《闲情偶寄》、《食宪鸿秘》、《养小录》、《醒园录》等书中关于饮食内容的书写，无不透露出作者对“鲜”的强调，“本味”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味觉感官的最高境界。从食谱具体内容来看，“清代单纯以饮膳为内容的食谱或食单，在种类和数量上皆远远超过明代，可以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1然而添加香药的食谱则比明代减少很多。尤其自清中叶开始，饮膳类书籍更强调食物的“鲜”，而非“甘”，更注重食材的挑选及准备，而对于作料的使用则关注较少，当时流行颇广的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随园食单》和《调鼎集》中的大量食谱明显体现了这一特点。《随园食单》中所列食谱大多为作者袁枚在外学习后的亲自试验，这一点在该书序文中曾明确提到：“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四十年来，颇集众美。有学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传者。余都问其方略，集而存之。虽不甚省记，亦载某家某味，以志景行。”2该书中所记食谱的可操作性较高，加之这些食谱多为作者在外品尝到美味佳肴后，令家厨前往拜师学习而得，也更能反映时人真正的饮食情况。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极具实践性的饮食书籍中，明确记载使用胡椒的食谱仅“羊头”和“羊肚}”两条。3据推测最早由乾隆年间江南盐商董岳荐所撰辑的厨师实践经验的集大成之作《调鼎集》一书中，仅鹿肉一种菜的烹饪中添加了香药，且做法介绍颇为简单，即“关东鹿肉蒸熟片用，又加丁香、大料烧用”，4
其他涉及到香药的八条记录皆出现在卷一的“调料类”中，后卷记录的诸多菜谱中亦极少添加这类调料。可见，《随园食单》和《调鼎集》中所列大量食谱与清代文人士大夫所强调的追求食物“本味”的思想不谋而合。
要之，自明初开始，随着朝贡贸易和民间海洋贸易的发展兴盛，东南亚香药等奢侈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长期以来被社会上层独享的香药自明中叶开始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开来，饮膳类书籍及日用类书中香药出现的频次创历史新高，添加香药的食谱纷纷涌现，曾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俨然变成了大众生活必需品。作为海洋贸易标志性产品的香药在饮食领域的广泛应用，带动了明人饮食观念和饮食习惯的全新变革，也映现出明代奢靡风气的萌动、扩散与普及，渐成日常。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明清香药贸易研究”（项目批号：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项目批号：09JZD0015）成果。
1 参见张维屏：《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冠岑：《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台湾逢甲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参见S田y：『中国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论明人饮食文化思想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侯波：《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7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7页。
2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1下，第24页。
3 陈寿：《三国志》卷53，《吴书八・薛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2页。
4 [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91―438页。
5 杜甫撰，鲁编次，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卷26，《槐叶冷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23页。
6 葛洪：《葛洪肘后备急方》卷8，《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257页。
7 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8―239页。
8 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第91―114页，第145―160页。
9 参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志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6页；周去非：《岭外代答》卷7，《香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1―250页；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1―212页。
10 陈敬：《陈氏香谱》卷4，《香药》，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439―440页。丁沉煎圆：丁香二两半，沉香四钱，木香一钱，白豆蔻二两，檀香二两，甘草四两。右为细末，以甘草熬膏和匀为圆，如鸡头大，每用一丸噙化，常服调顺三焦、和养营卫，治心胸痞满；木香饼子：木香、檀香、丁香、甘草、肉桂、甘松、缩砂、丁皮、莪各等分。莪醋煮过用盐水浸出醋，米浸三日为末蜜和，同甘草膏为饼，每服三五枚。
1 参见陈大震、吕桂孙：（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收入《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2 李：《海药本草》卷3，《木部・熏陆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3 苏颂：《本草图经》卷10，《木部上品》，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343页；寇宗]：《本草衍义》卷12，《熏陆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4 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2，《木部上品总七十二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399―402页。
5 苏颂：《本草图经》卷10，《木部上品》，第344―345页。
1 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20―89页。
2 周嘉胄：《香乘》卷4，《香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4页。
3 徐光启：《农政全书》（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447页。
4 陈继儒：《致富全书》卷1，《木部》，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5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果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第1858页。
1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4，《养生部四・虫属制》；卷4，《养生部四・鳞属制》；卷3，《养生部三・禽属制》；卷3，《养生部三・兽属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8―179、170、163、150页。
2 高濂：《遵生八笺》卷12，《饮馔服食笺中》，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715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3―184页。
4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3页。
5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8，《木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9页。
6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4，《养生部四・鳞属制》，第171页。
7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1页。
8 刘宇：《安老怀幼书》卷2，《芭蕉脯》，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78页。
9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二・糖剂制》，第145页。
1 邝[：《便民图纂》卷15，《制造类上》，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第236―237页。
2 张华：《博物志》之《博物志逸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4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6，《养生部六・杂造制》，第198页。
4 刘基：《多能鄙事》卷1，《饮食类・造酒法》，明嘉靖四十二年范惟一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本，第15―16 页。
5 刘基：《多能鄙事》卷1，《饮食类・造酒法》，第14页。
6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16，《尊生部四・曲部》，第303页。
7 杨万树：《六必酒经》卷1，《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3页。
8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63页。
9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二・汤水制》，第147页。
10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60页。
1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50页。
2 周嘉胄：《香乘》卷21，《香属》，第502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7―328页。
4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8页。
5 高濂：《遵生八笺》卷13，《饮馔服食笺下》，第754页。
6 参见徐溥等撰，李东阳重修：《明会典》卷97、98，《礼部・朝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97―906页。
7《明太祖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乙未，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8《明太祖实录》卷201，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甲辰。
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1《明英宗实录》卷15，正统元年三月甲申。
2《明宪宗实录》卷99，成化七年冬十月丁丑。
3 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著，黄中宪译：《贸易打造的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4 崔溥著，葛家振点校：《漂海录――中国行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5页。
5 Anthony Reid， David Bulbeck， Lay Cheng Tan， Yiqi Wu，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1998， p.86. 万丹，又称“下港”，位于爪哇西部，16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兴起，一度成为东南亚的重要贸易港，中国、波斯、阿拉伯、葡萄牙等国商旅往来不绝。北大年，位于马来半岛东北部，16世纪初已成为华商在东南亚的重要商港，后因巴达维亚等港口对华贸易的兴起，自17世纪中叶起逐步衰落。
6 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与翁见愚别驾书》，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3页。
7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台南：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第334页。
8 钞晓鸿：《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9 张翰：《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
1 冯立军：《认知、市场与贸易――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厦门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冯立军：《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厦门大学学报》，2015第4期；冯立军：《略论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34，《正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4页。
3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34，《正俗一》，第314页。
4 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5 万历《通州志》卷2，《疆域志・风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347页。
6 张岱：《琅治募》卷1，《序・老饕餮集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6页。
篇10
在当前追求高效的社会，任何慢的事物都被认为是低效率的。“慢”可能更多地让人想起无能、愚蠢、贫穷、落伍，遭到人们的摈弃。人们只认同“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现代生活的口号。现代社会公认聪明、有为、富足的人，—定属于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以“快”为重要特征的工业文化把效益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一个“效益－财富－真实”的等值关系得到确立。对“快”的认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高效率的生活和工作会大大提高社会的物质财富，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在生活上，人们在家里吃饭的时间越来越少，交通拥挤和购物等候令赶时间的人心情烦躁，孩子和父母一样忙碌，家长一致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果孩子们几乎没有时间享受童年该有的一切；在工作上，很多人为了保持精力和速度，依赖的已经不是午休和喝茶，而是更有危害性的卷烟和安定药。人们忙于或被迫赶着快节奏生活和工作，早已忘记了享受生活。在“快”的世界里没有清风明月、朝露晚霞。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严重忽视情感的存在。单方面地追求物质财富，无法为心灵找到可以停泊的港湾。
朱光潜先生曾在《文艺心理学》中说过这样一件事：在阿尔卑斯山谷里，有一条汽车路上风景很好，在路边有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慢慢走，欣赏啊！[1]阿尔卑斯山的管理者希望那些赶路的人们能够驻足流连一会儿，体验一番绝美的景致。通过这件事，朱先生指出，在生活中，若我们超越当下，和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暂时分割开，控制行为节奏的惯性，慢下来，我们就有机会体验生活中的美好。
朱先生的著作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他或许没想到他提及的“体验生活需慢下来”的主张，竟成为时下西方“慢活”运动的宗旨。慢活运动是一场抵制现代快节奏生活的全球运动。它源于1986年意大利人卡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推动“慢食运动”，后来逐渐发展壮大。慢食运动原本是抵制快餐及超市文化的——认为快餐饮食是粗糙的、缺乏关怀的——后来其主张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变成反对现代饮食文化的一场健康运动。慢食主义者除了放慢饮食的速度、体验饮食乐趣外，还关注食品的材料和制作过程：他们不吃配种和转基因处理的食物，不吃人工饲料和激素喂养的食物，喜欢缓慢而精心制作的食品。这种“慢食”风潮从欧洲开始席卷全球，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慢”的生活方式——慢活。慢活主义宣称慢活不是偷懒、低效、缓慢的借口，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不受物质生活的牵绊，找回在忙碌的、快节奏的生活中遗失的自我，多关注身边的事和物，花些时间享受精神生活。
如今，世界各地都有慢活组织机构，例如欧洲的时间减速协会、意大利的慢食组织和“懒人俱乐部”、日本的树懒俱乐部以及美国的今日永存基金会等。慢活有一系列的表现途径，除了慢食和慢走，还有慢写（好好读一本书，写一段感受，寻回失落的人文精神）、慢爱（反对和快餐爱情）等。瑞士建筑师阿特利·彼特（Atelier Peter Zumthor）响应慢活运动的精神，提出了慢设计概念。和其他“慢”运动一样，慢设计也得到了西方人的热情响应。
慢设计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理念。
它不是指设计时间的长短，而是强调设计师在设计创作中应处于一种平和、放松、随性的感知状态，即遵从内心最率真的状态。在这样状态下，慢设计的作品以一种令人惊讶又可亲的形象展现出来。它就像一首古老的慢歌，触摸人们内心最容易被感动的情结，使人忘记时间的流逝，感受生命刹那的静穆。天地万物周行不止，只是随我慢下来了。当看到这样的作品时，其功用是不会被人们一目了然地知晓。因为，它正是通过这种功用的模糊性慢慢使观赏者淡忘该产品的使用“目的”，也就是说，在人与产品的实际用途之间产生距离，从而使得欣赏者遗忘现实生活中的琐屑与忙碌，品味产品的生趣，体验到轻松和缓慢的感触，从而达到享受生活的目的。
谈到享受生活，古今中外的学者向来强调“超越当下”。这种超越在西方人眼中必须要产生“距离”，在中国人笔下则是进入“虚静”。但不论是“距离说”——要人们暂时摆脱实际生活的约束，把事物放在适当的“距离”去体验，还是“虚静说”——通过“澄怀”去“味象”，即“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2］，我们都必须首先学会“慢”。只有我们慢下来，不盲从日常事务运作的节奏，我们才有可能忘却外在的一切缧绁之苦，才有可能忘记自身世俗的存在，在陶然沉醉中，进入美的体验境地。在人的情感体验中，慢是由“返虚入浑”，静静体味对象的起始。
慢设计的宗旨并不宏伟，只是希望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刻，在倾听心灵，关怀生命，享受生活。在设计与功能之间关系出现更多弹性的今天，慢设计理念在现代设计界得到许多设计师的认同。许多现代设计团体都有慢设计的作品。例如，2006年3月，荷兰的Droog设计团体在上海举办了名为“人文触觉”的设计展，展出了大量具有慢设计理念的作品。这里，仅举两件设计作品为例：脂肪灯和玻璃珠椅子，看看慢设计怎样表现它的理念。
Droog设计的脂肪灯的造型只是一个放大的灯泡，外形简单，线条柔和。灯内盛着油脂。灯的光源藏在油脂中。开灯后，油脂受热慢慢融化，呈现出明媚的橘黄色。熄灯后，油脂慢慢变冷变暗，直至脂肪凝固成乳白色。灯又返回原先的状态。这盏灯的设计目的不只是为了照明，更多的是为了展现光亮变化的过程。灯的慢慢变暖变亮，慢慢温暖着我们的心灵，舒缓了我们的疲惫。光线的缓慢消逝，又让我们拥有温暖的回忆，体验到一种宁静和温情。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自觉地应和着灯和光线的细微变化，放慢生活节奏。
慢设计有时会故意制造一些小麻烦让我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慢下来，和身边的世界有额外的交流，体验到情感的存在。Droog的玻璃珠椅子就是这样的一款设计。这款长椅（凳）的椅面上铺满了透明的玻璃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通过移动圆椅面，随意调整。当圆椅面移动时，玻璃珠随着你的位置滚动、碰撞。当朋友移向你时，玻璃珠滚动的噪声也能成为一种情调，拉开情感交流的帷幕。这款椅子对于讲究功能的人而言，显得复杂且没有必要，但它改变了长期以来长椅给人们僵化、冷漠的感受。这种将生活复杂化的设计承载着心灵交流的温馨和乐趣。
慢活运动呼吁我们应该把生活节奏慢下来，因为“快”让人错失了很多美好的事物。慢设计的目的也是利用设计使我们放慢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有机会“偷得浮生半日闲”，体验超越世俗之外的纯净心灵。当越来越多设计师为了商业利益或为了使生活更加高效，而孜孜不倦努力的时候，慢设计却抱着另一种情怀，帮助人们徜徉于精神生活的世界。我们不难看出，慢设计的观念中贯彻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精神。
＊注：本论文为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艺术设计批评方法论研究（07SJD760015）阶段性成果。
篇11
一、辽宁温泉旅游产业环境支持力分析
1. 经济条件。辽宁省经济发展协调性强、经济运行质量提高。东北振兴和沿海开放的重大机遇条件下，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之下，辽宁省的经济发展能够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2. 文化条件。辽宁省内居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全省在文化、出版、新闻及广播电视等方面持续发展。良好的文化条件决定了辽宁社会的文化底蕴，提升了旅游竞争优势。
3. 环境条件。辽宁省虽然是老工业基地，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也在继续不断地进行改善。启动辽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达到 339 天，辽河流域的污染治理工作也取得阶段性的成果，6条主要河流水质状况也略有好转，自然保护区数量达到95个。
4. 技术条件。辽宁省内高新技术产业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涌现出一批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又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兴企业。辽宁省已基本形成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为主，外向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的三个产业科学配置的局势。
二、辽宁温泉旅游产业资源竞争力分析
1. 旅游资源条件。高品质的温泉旅游资源是辽宁省形成温泉旅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辽宁省目前对温泉旅游资源的开发仍然处于粗放式模式以及探索性的初步阶段。总体山辽宁省呈现温泉旅游资源的利用率低，温泉旅游资源的浪费现象严重，温泉旅游资源的保护也被忽视的状态。
2. 地理区位条件。辽宁省是我国东北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东、北、西三面与吉林、内蒙古、河北等省区接壤，南临渤海、黄海，隔鸭绿江与朝鲜为邻，东南隔海与日本相望。靠近俄罗斯，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辽宁地理位置优越，是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
3、生产要素条件。在旅游产业竞争力方面，人力资源是重要的，也是最容易产生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作为温泉旅游大省的辽宁在温泉旅游业人力资源上缺口也很大。辽宁温泉旅游业缺乏具有相应水平的中高层管理人员、高水平的产品规划设计人员和专业水准的市场营销人员、旅游网络信息管理人员、外语人员以及高素质的导游人员。
4. 基础设施条件。温泉旅游业需要满足旅游者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需求，因此，温泉旅游设施状况就是一个温泉旅游区域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帮组旅游者消费决策的辅要素之一。
5. 产品营销条件
辽宁是出产农副产品的大省， 随着温泉旅游产业的提升， 对当地旅游商品和农副产品的营销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旅游企业和当地农户的收入。
三、辽宁温泉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1. 产业结构条件
辽宁旅游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素质不断提升、产业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产业形象也日益鲜明，旅游业发展成就比较显著。但是，从总体来看，辽宁旅游温泉产业结构还处在较低级发展阶段。
2、产业管理条件
目前的辽宁省温泉旅游规划水平有待提高，产业结构内部关联度低，生产要素出现不合理的配置。此外，由于对温泉旅游缺乏科学的认识，也造成了温泉旅游对生态的破坏等情况发生。由于地区分割，各自为政，温泉产业结构内部关联度低、缺乏必要的协作也直接导致了全省的温泉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降低。
3、信息管理条件
目前，辽宁省内温泉旅游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温泉旅游信息化人才缺乏，信息技术的现实性应用和技术创新转化生产力的能力不足。尽管大部分城市都建有自己的旅游网站，但是温泉旅游的宣传缺乏，现有的基础设施利用率也较低。
4.旅游产品条件
旅游者在选择目的地时要考虑距离、时间、交通方式、旅行成本等一般因素，此外还要从旅游中得到情感、精神的享受与寄托。这样就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旅游者，打造出功能多样化、层次多样化、产品系列化的温泉旅游产品来满足游客的需求。需要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特色。
辽宁省温泉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还要进一步加强温泉旅游文化的建设。例如，汤岗子温泉浓厚的理疗保健文化。其他一些温泉，如：千山温泉、安波温泉等主要温泉的文化需要进一步提炼，从而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此外，传统的温泉洗浴文化还可以与辽宁饮食文化相结合，把具有当地特色的饮食作为吸引物，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吸引其长期逗留。对于辽宁温泉旅游产业来说，纯正的东北菜和具有满族特色的饮食也可以引入到辽宁温泉旅游产业发展当中去。
参考文献：
[1]邱瑛，谢春山.区域旅游竞争力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2009，（5）.
[2]刘静洋，董革冰.沈阳经济区构建与辽宁旅游竞争力提升[J] .沈阳大学学报，2007，（2）.
篇12
1978年10月由佐藤纯弥担任导演、高仓健主演的日本电影《追捕》被引进中国，引起全国性的观影热潮，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个符号。而进入90年代后，描写热血青春、青年男女的浪漫爱情以及玄幻世界的日本动漫和偶像剧出现了，以《东京爱情故事》为契机，各电视台开始争先恐后地引进日剧，从1995年至2002年共播出了《第101次求婚》《同一屋檐下》《理想的结婚》和《美丽人生》等50多部日剧，之后描写中年男女婚外恋的电影《失乐园》的播出再次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这些影视剧的播放与随后兴起的网上收视一起共同成就了日本影视作品在中国的热潮。当然，由此而生的日本影视剧的中文翻译工作也随之大大增加了。
笔者的研究方向并非主攻翻译学，也并未有过太多翻译文学著作和专业论文的经历，但是曾应电视台之邀请多次参与翻译引进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在数次翻译工作之余，对将日文影视剧中的对白翻译成中文对白一事，深感并非易事。
翻译电视剧在满足“信、达、雅”这一翻译学的要求之外，还有诸多限制和必须满足的条件。比如，译为中文的对白时长，要求与相应日文对白的时长相同；中文对白结尾时的口型也要与剧中人物的最后口型大致相同。其次，翻译时使用的中文词汇除了在正确译出原文中对应词汇的意思之外还要考虑是否与剧中说话人的年龄、身份、文化层次等条件相吻合。但是最让电视剧的翻译作者感到苦恼的应该就是遇上了穿上“文化外衣”的词汇、俗语和其他在特定环境中使用的特殊说法。这种“文化外衣”涵盖了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多项内容，从而使翻译变得充满挑战性。
例如，「てんぷら「さしみ这两个在日本人生活中频频使用的词汇，同样在反映日本人生活的电视剧中也同样高频率地出现。「てんぷら是日本特有的油炸食品，在汉语中原来没有“天妇罗”一词，所以不少以前的翻译文章将其译为“日本软炸食品”。这样翻译，尽管能让中国读者了解「てんぷら是什么，可是在电视剧中却不合适，因为字数太多，会造成配音的困难。而「さしみ这个词长期以来被译为“生鱼片”，在港台地区译为“鱼生”。但是有过日本生活背景的人都应该知道，日文的「さしみ不仅可指生的鱼片，还可以用来指生虾、生肉等切成薄片蘸着酱油生吃的东西。对于以上「てんぷら与「さしみ的译法，笔者认为随着日本料理店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品尝过日本料理的中国人也已经是数不胜数了，同时了解日本饮食文化的人更是无法计算，所以笔者在电视剧剧本中出现这两个词时，均采取了“异化”①的方法，直接以“天妇罗”和“刺身”作为中文的译文译出，既能满足配音时的时长需要，相信也能为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理解。
又如，日本多雨，表现雨的词就异常丰富，如：五月雨（梅雨的雅称）、春雨（春雨）、ひさめ（秋天的凉雨）、しぐれ（秋冬之交下的雨）、ゆうだち（夏日傍晚下的雨）、とおり雨（过云雨）、きり雨（饔辏、天萦辏ㄌ阳雨）、@雨（樱花时节下的雨）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文里缺少此类按照时节或状态进行分类的词语，所以这部分词汇的空缺就不是光靠译者的努力就能弥补上的。对于此类词汇，笔者现在采用的办法只是尽量在忠实于日语词汇原意的基础上用与原词汇音节数相当的汉语词汇来代替，但是如ひさめ（秋天的凉雨）、しぐれ（秋冬之交下的雨）等依然没有找到适合影视剧对白的译法。这种现象就是两国文化的缺失导致的语言中词汇的缺失。
接下来笔者想归纳一下在翻译中遇到的日本谚语等惯用语的翻译问题。谚语具有结构简洁、音节优美、韵律协调等特点;有的形象鲜明，使用了比喻或夸张等修辞手法；有的风趣、委婉，意在言外。翻译时不但要正确地译出其意义，而且必须如实地反映出其所具有的修辞特点。
日语谚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汉语，另一部分是日本人自造的。来自于汉语的谚语均可采用“还原法”翻译，即把它们还原为原来的汉语谚语，例如「R耳|L（对牛弹琴）、「壁に耳（隔墙有耳）、「好事Tを出でず（好事不出门）等。不过日语中的汉语谚语的翻译都是不难的，比较难翻译的是日语里固有的谚语，原因是一些谚语的比喻形象与汉语不同。能否译好日语中固有的谚语，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否做到因汉语之宜。如果译出的谚语不符合汉语的一般表达习惯，那么影视剧的观众就会感到难以理解、接受，原剧本中谚语的作用就不能发挥出来。例如笔者在翻译日本长篇电视剧『渡る世gは鬼ばかり（第六部）（中文译名为《冷暖人间》）②时，曾遇到如下台词「タデ食う虫も好き好き言いますよってな③，辞典上的解释是「辛い蓼を食う虫もあるように、人の好みはさまざまである。若按此字面意思直译为汉语即为“就像有爱吃辛辣的蓼草的虫子一样，人的喜好也是各式各样的”，这样直译固然不妥，但是若译为“人各有好”“百人吃百味”，尽管意思正确，但是作为对白未免显得太过书面化，同时在音节数上也与原文不相符，会造成配音时的困难，所以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定稿为：“不是说什么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这样就既生活化又能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最后原文中终助词「な④与汉语译文结尾的“嘛”在口型上也能做到一致，从而达到较好的配音效果。
所以，对于电视剧中出现的固有谚语的翻译笔者认为有两条基本的做法：一是，尽量转译成意义相似的汉语谚语、歇后语、成语；二是，实在不能转译成汉语谚语、歇后语、成语的，译文也要做到通俗、易懂，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在第二种情况下，译者应首先考虑如何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其次才是能否改造译文，使之带有惯用语味道的问题。惯用语是人创造出来的，只要得当，这也是可以创造，不一定非局限于现有说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对译者的双语理解和表达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如果创造的不好，与原文若即若离，那还不如不去创造。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词汇和惯用语的翻译之外，最让笔者在电视剧的翻译过程中感到困难的应该说是在特殊场合用到的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的翻译了。
以下的对白是在中央电视台2010年引进的日本电视连续剧《浅草福丸旅馆》第四部⑤第四集中出现的。这部电视剧由于江户趣味十分浓郁，在翻译中对于许多特殊的台词的处理就很有难度了。例如：
（1）ああ、「ってゃいけねえ、おやじの^、らなきゃ肖à亭āL粑荨工妊预Δ浃膜扦工汀
啊啊，“老头子的脑袋上不能贴，灯笼铺要是不贴就没法过” 这类的吧？
上面的两个例子中下划线的两句话是在日本摆摊儿吆喝时比较常使用的语言，对于日本人来说应该是很有代表性并且认知度很高的。但是对于翻译成中文之后，中国观众观看的时候就不容易理解了。虽然与中国人熟知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这样的吆喝语在认知度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无法直接加以替换。译者最后只有直接翻译原文的字面含义，只能尽量保证语言的形式对仗工整。遗憾的是没有能保持住原文中句尾押韵顺口的特点。
（2）さア、お次は、このバナナだ。バナナの数え方にも色々あるよ。一、二、三、四は当たり前、イ`、アル、サン、スウは、麻雀やってりゃlでも言える。一は万物の始まり、二は憎まれっ子世にはびこる、三十三は女の大厄、サンで死んだだが三uの仙、さあ、そこのおばちゃん父ちゃんのおやつにどう。青々してて新rそのもの、一本食べたら、元莅俦丁H舴丹盲菩禄r代がってくるよ。
来！下面请看这些密密麻麻的香蕉！香蕉的数法很多。一个两个是正常，一条二条那是打麻将。说一想到万物之始，说二想到小儿偏得势，三十三想到女人的灾年，三岛的仙女还死于难产呢～！喂！那位小姐！给你爸爸带串儿香蕉怎么样？！这香蕉金黄金黄多新鲜，吃下一个精神百倍！当时返老还童回到新婚时代！
以上的这段话也是剧中的主人公在叫卖香蕉时的语言，原文的画线部分蕴含的数个典故都是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民间习俗以及惯用说法紧密相关的。同时主人公的语言生动，诙谐幽默。作为译者既要使字面的语意得到正确的表达，同时还必须要考虑到此处作为叫卖语言这一特殊情况，如果能够从中文中找到与之对应惯用表达方式固然是最好，但是对于这种极其日本式的表达方式一般很难直接从中文中找到合适的译法。笔者认为面对这种问题，应该充分地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正确表达原文语意的前提下加入一定的文学创意和语言创意，使译文尽可能反映出原文的神韵和妙趣。
由于两国文化和语言本身的差异，日汉翻译中还是会有不少将日文表达方式“移植”到中文中的“异化”现象。尽管这样有时会被认为“翻译腔太重”，甚至会造成一些理解上的晦涩，但是盲目地使用“归化”（即恪守本民族文化的语言传统，使用本民族语言中地道的表达方式）译法，也会抹杀掉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尤其是电视剧这种文化载体，生活气息强烈，文化内涵丰富，所以在进行翻译工作的时候，对于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不能一概采用“异化”或“归化”的译法，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翻译技法与文学创作结合的方式，多方借鉴，灵活运用，这样既能使译文中含有更多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使得汉语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多彩。由于受笔者水平所限，本文只是围绕日本影视剧的中文翻译中遇到的中日两国的文化间差异问题的处理方式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以期能够找到一些规律，如有错漏之处，还望不吝垂训。
注释：
① 即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的翻译方法。
② 于2010年10月在CCTV-8《海外剧场》栏目播出。
③ 选自《冷暖人间》第六部第一集。
④ 该日文字母发音为na（音同“那”）。
⑤ 拟在CCTV-8《海外剧场》中播出。
［参考文献］
［1］ 于长敏.菊与刀：解密日本人 ［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