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习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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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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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①高尔夫运动代表的文化内涵，满足了社会的某种精神需要。高尔夫运动的文化内涵是丰富的，代表了游戏、竞技、休闲和沟通，分别对应了生活文化，商业文化，休闲文化和社交文化。作为一种舶来品，高尔夫运动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首先体现在生活方式选择上的多元化与个性化，高尔夫球运动提供独特的生活理念，比如，与大自然的最亲密接触、陶冶情操。目前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的群体，以中高端商务人士为主，因此，为高球运动贴上了“商业文化”的标签。高尔夫运动在动静的转变之间，尽显了领导者的抉择风范。高尔夫球运动的发明来自于苏格兰牧羊女的游戏，其休闲的特质也尽显无遗，置身于蓝天绿草之间，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无疑是休闲的绝佳方式。同时，活动范围扩大和加深，社交成为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必需，而高雅的高尔夫运动，为人们展示了一种有效、有层次的社交方式。正是因为其所涵盖的文化特质，适应了当今社会的不同人群不同层面的需求，高尔夫运动才得以广泛开展。②经济发展与高尔夫运动的开展相互促进。某种意义上讲，高尔夫运动在我国的开展，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开展该项目，并不仅仅是建立一座球场那样简单容易，在一座座高标准球场的背后，是一条长长的经济链条，包括配套设施，道路和运动用品（球具、服装、球车等）等，这一切都需要经济上的巨大投入，没有强大的社会资源作基础，是无法发展的。无论是从占地还是维护、经营，高尔夫运动都需要相当昂贵的费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开展该项目的根本前提。东部和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度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源，这些地区的也是开展最好的，所以，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等于是空谈。据统计，高尔夫运动的开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二者为互为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高尔夫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高尔夫运动也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需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尔夫球运动作为一项典型的休闲、竞技体育并存在形态，成为体育发展的趋势，理应得到正视，促进其合理发展。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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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私营企业较为普遍地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从三年劳动争议的发展情况看，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机关社团、事业单位的案件数和劳动者当事人数都保持基本稳定，而民营企业的争议案和当事人数都大幅增长，其中私营企业案件数增长最快2002年为2000年的2．22倍。可见，正确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意义重大。共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劳资关系作为劳方与资方基于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一种关系，是种共生关系。受胡守钧教授社会共生论及劳资共生论的启发，对劳资关系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2互补性与互斥性是劳资关系的两大属性

劳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首先劳资关系具有互斥性。假定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不限在这样的前提下，价值和成本也是不变的，由此可推导出工资(x)与利润(y)的总和也是不变的：x+y=k(常量)。可见，x增加，y必减少，反之亦然。所以劳资双方利益互相排斥。其次，劳资关系又具有互补性，因为只有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才能生产价值。无论工人还是老板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彼此合作。

3劳资关系按照两大要素——资源与约束条件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劳资关系是一种以劳方、资方为主体，资源为纽带，政府等三方机构为约束条件，以合作与冲突为现象的社会共生关系。对于劳方而言，资源主要指工资及一切与劳动有关的报酬以及社会资本，对于资方而占资源主要指利润及员工为企业带来的社会资本。约束条件主要指劳资双方共同遵守的共生规范，如法律、道德、政府政策等。对于约束条件的具体分类，可以参考国际上通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SA8000(第四章会有专门论述)，它包含了9个方面的内容：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了对企业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的具体责任。以劳方获取的资源及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为分类条件，按照资源与约束条件的多少，劳资关系可以分成四类：

1、福利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获得的资源更多，同时由于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多使得劳方的工作条件更舒适，我把这种关系称为福利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一般是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劳动力拥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资源；资方遵纪守法，且企业责任感很强，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等方面担负起了很高的责任。

3)福利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垄断型企业(如电信)、政府、大型现代化私营企业(如本文所调查M公司)、一些世界500强公司(如强生、陶氏)、新兴高新技术公司(如google)

2、利益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获得的资源更多，但由于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少使得劳方的工作条件不怎么舒适，由于在这种关系中劳方主要为了报酬而选择与资方共生，因此我把这种关系成为利益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一般是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劳动力拥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资源；资方缺乏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不够。

3)利益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一些对工作时间要求严格的公司(如投行、咨询公司、四大、软件公司等)

3、保障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多的资源较少，但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多使得工作条件比较舒适，劳动者比较看重这类工作有保障，因此我把这类报酬少但工作较舒适的劳资关系称作保障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力并不拥有稀缺能力或资源，因此获得的报酬不高；但是资方遵纪守法，具有较高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等方面担负起了很高的责任。

3)保障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大多数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如银行)、工作强度不高的外资企业。

4、剥削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多的资源较少，同时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也很少，使得工作条件也不舒适，我把这类劳方待遇不好、工作条件不好的劳资关系称为剥削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力并不拥有稀缺能力或资源，因此获得的报酬不高；同时资方缺乏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不够。

3)剥削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很多中小型私营企业、一些小型外资企业。总的来说，剥削型劳资关系属于单向度共生，利益型劳资关系及保障型劳资关系都属于偏正共生，福利型劳资关系属于均衡共生。

4资源与约束条件是影响劳资关系的主要因素

由于整个共生系统由资源及约束条件构成，因此资源与约束条件是影响劳资关系的主要因素，资源和约束条件的优劣必然影响劳资关系的优劣。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假设。一方面，劳动者通过劳动换取报酬，资方通过支付报酬雇用劳动从而获得利润，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这些资源的多少都将直接影响到劳资双方关系的和谐度。若一方很少必将引起矛盾甚至冲突。另一方面，劳动者与资方的雇用关系必须在世界公认的约束条件的规定之下。资方遵守的约束条件越多，标准越高，则劳资关系越好，资方遵守的约束条件越少，标准越低，必将引起矛盾甚至冲突。以上是从理论上对该命题所做的论证，那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资源与约束条件哪个影响更大，约束条件中究竟又有哪些因素影响更大?

5斗争和妥协是劳资共生的方式

这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共生论所认为的共生方式——斗争与妥协的互动。那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究竟劳方更愿意斗争呢还是妥协呢？这里我认为是：

1、在私营企业中，劳方更倾向于妥协的方式。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隐忍、坚强的民族，这造就了国民的个性更偏向于忍耐与坚持。因此我认为劳方更倾向于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劳资冲突。

2、职位的高低影响着劳方对斗争及妥协方式的选择。职位越高的员工由于对占有着一定的资源，与资方关系近，可能会偏向于斗争的应对措施，而职位较低的员工由于缺乏对资源的占有，与资方关系远，可能会偏向于妥协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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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必须建立一支科技素质高的队伍。新生代农民工分布在第二、三产业中，是我国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有利于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实现。

1．2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是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途径

城镇化不是物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人。人的城镇化意味着人的素质提高，进入到文明的生产体系和生产方式中靠得就是教育，因此，教育在城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农村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工作、生活上基本城镇化，而思想上尚未真正实现城镇化。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观念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利于其适应和融入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进程。

1．3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求社会全体成员都要加强学习。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农民工群体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实现全员学习不仅是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还是建设学习型组织、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求社会成员终生学习、持续学习。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较轻，受教育水平有限，原有专业训练已难以适应当前科学发展要求、技术革新的速度。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终身学习体系，可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要求，也符合建设学习社会的要求。

2学习型社会建设中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

2．1培养群体扩大化和年轻化

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我国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城市吸纳了2．6亿从农业生产中分离的劳动力，他们是维持城市生活正常运转及保证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继续学习教育学得一技之长，改变自己的工作现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普遍偏小，智力水平处于高峰期，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学习精力旺盛，他们具备学习的基本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增加、培养群体扩大、培养对象年轻化的特点，有利于开展大规模规范的培养教育，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培养教育提供了良好机遇。

2．2培养目标高移化

新生代农民工为自己制订了较高的工作目标。老一辈农民工多数从事建筑业、制造业，主要靠出苦力，不排斥脏活累活。他们多把建筑业、制造业等艰苦工作作为进入城市的跳板，他们趋向于做网络工程师、土木工程师、机械维修师及从事新兴行业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从生活目标的设定来看，老一辈的农民工是“生存型”，将生存视为第一目标，养家糊口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而新生代农民工是“发展型”的，发展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他们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希望在城市定居，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过着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在于加强自身的学习与实践。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接受过义务教育，甚至是高中教育，比父辈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这也是他们敢于追求更高层次理想工作和生活的基础。学习型社会建设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与需求而提高培养目标。

2．3培养教育行政化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培养教育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和社会应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工作。现阶段农民工培训机构是通过政府指令的方式确定，缺乏竞争机制。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和能力各不相同，有些完全不符合培训要求。同时，政府对培训机构缺乏相应的监督和评估制度，使教育培训机构为了培训而培训，倾向短期利益的获得，忽视了学习者发展的长远要求。虽然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有稳定的供给，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多个部门共同管理资金的使用，造成资金分配不当，使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发展后劲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内容多由政府设定好，理论性较强，缺少实际操作性，不能与时俱进。政府在制订培训计划时，未正确分析社会需求，进行社会调研，培训内容与促进农民工就业脱节，培训效果不佳，得不到农民工的支持和广泛参与。

3学习型社会建设中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科学体系的构建

3．1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终身学习观念教育

学习型社会以社会学习者为主，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利用社会资源的权利，保障和满足每位社会成员的学习权利和学习需求，形成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的教育体系。首先，让新生代农民工了解义务阶段学习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终身学习的结束，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城镇人，就必须不断地学习，提高工作能力，把终身学习变成自觉行为和一种内在需求。其次，以学习型社区建设为依托，开展终生学习理念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聚居的社区和工地，举办大型讲座，成人教育是保障他们接受再教育的重要途径。最后，发挥榜样带头作用。邀请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成功人士，讲述自己成功的经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的自信心，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对知识的向往［5］。

3．2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内容

3．2．1增加权益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法律知识，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难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避免伤害的发生。因此，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普法教育，为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法律知识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扩大和居住分散的特点，应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普法权益教育。建设学习型单位，每个企业都有法律顾问，企业应协助法律顾问开展覆盖农民工群体的法律讲座，详细讲解企业和农民工建立雇佣关系的条件和程序，针对工作岗位上容易出现的纠纷矛盾，提出合理的应对解决策略。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法律知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工会是企业员工自愿、共同选举出来的组织机构，农民工通过工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因此应充分发挥工会的法律教育功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素质。3．2．2注重心理健康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农民工犯罪也成为城市的安全隐患。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扩大犯罪案件也呈不断上升趋势，经济贫困与心理扭曲是造成犯罪的关键因素。目前，在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教育内容中，主要侧重职业技能教育，而对心理健康教育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因此，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教育而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应建立农民工心理档案，重点关注有潜在心理问题的新生代农民工，给予正确引导。定期举办团体活动，增进在职员工与临时员工之间的联系，拓展农民工的交际范围，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消除心理歧视的障碍。政府应组织成立专门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咨询机构，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助他们解决心理困惑，也可以招募志愿者深入基层，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答疑解惑，正确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社会。3．2．3引入创业指导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有很多人多才多艺。他们不甘平庸，勇于创新。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门槛又高，使他们心中过高的期望与现实的就业情况形成巨大反差。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素养和创业能力，应引入创业指导教育。首先，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中等职业教育，增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接受过初级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多分布在操作实践性较强的岗位，这为开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深化创业理念。其次，培训机构应完善农民工职业资格培训政策，增强创业资本。职业资格可以直观反映农民工技术水平，增强创业的自信心、说服力和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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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篇6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学领域，图书馆学领域和商业领域，信息素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素养，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养研究计划、示范项目及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素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逐渐朝着标准化、合作化及网络化等成熟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已经被广泛应用，尤其图书馆的相关基础课程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仍然更受欢迎，但对绝大多数的信息素养课程和研究，仍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的信息素养研究视角，尤其关注特定情况下使用信息经验的研究正持续增长。

信息素养要能够反映和提高人们在日益广泛、复杂的环境中使用信息进行学习的经验。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分别为现象描述分析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它们与传统的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素养研究路线形成了对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养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与经验化的背景（context）紧密相连的[1]。

笔者在清华同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社会文化”或“实践理论”、“信息素养”以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并未检索到相关文献。以“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检索到2篇文献，其中曾庆霞在《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一文中，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方法从学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养，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该文将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应用于课程的计划阶段及课程的内容的改进，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该方法用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设计。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以本文所述两种理论视角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在国内还是很新的课题。

1社会与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2现象描述分析学

现象描述分析学研究、观察人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如何学习和学到什么，以探索学习的过程、加强经验的特性。现象描述分析学是以人们对现象所作出的描述（对周围世界的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描述进行研究与分类，进而研究人们在经历现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性差别的各种观念[2]。

2.1理论概述

现象描述分析学主要有以下观点：（1）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世界是客观世界；第二层次世界是人类所特有的对第一层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层视角中学习是将特殊主题、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原则转移至学习者的头脑中，第二层视角中关注于学生如何与他们被教予的内容相联系，如何使用他们已经具有的知识，这个视角中，学习包括学习者与世界关系的经验，反映了人们对学习过程重要方面的解释。（2）人们对同一现象的各种描述可以归结为有限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描述之间有质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观念。（3）为了识别观念的描述（现象如何被经验化的、观念化水平）的变化，既要根据描述类型的共同关键特征，又要能根据区别类型的特点（对现象解释的变化）来理解类型。（4）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情境与学习的内容这三者与进行学习的人是不能分离的。

现象描述分析学认为经验是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研究人们对信息利用的经验以及反映该经验的观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开始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关系的研究，强调以学习的视角对信息素养经验的整体评估，而不是评估与信息检索实践相联系的、可度量的属性与技术。Bruce采用Marton的观点定义学习，“人们现实世界观察、体验、理解、观念化方式的质的改变，而不是人们获取知识量的改变[6]。在Bruce提出“信息素养的七张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视角探讨信息素养的观念，认为“通过人们经验的各种方式即他们的观念来描述信息素养，通过人的观点学习信息素养，是迈向信息素养的相关视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发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的改变，即从与传统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评估转变到信息素养相关模型反映方法的应用[7]。

现象描述分析学中的个人与世界关系体现了内在联系的主客体关系，相关的信息素养模型（见表1）将信息作为客体，揭示了主体（人）与信息内在关系的变化，源于该关系的类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观对信息的感知和对信息素养经验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视角设计了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对主体与信息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7]。6个框架分别为：内容框架、能力框架、学会学习框架、个人关联框架、社会影响框架、关系框架。其中内容框架、能力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外在――客观形式，该形式将经验化的信息作为外在环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主观――内在形式，该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学习者理解、思考以及内化的。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在信息素养的背景下探讨了学习者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特定主题场景中。

2.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基于现象描述分析学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开发，应侧重于主体的信息观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则基础之上：（1）学习是观念的变化；（2）学习有内容和过程；（3）学习是学习者与学习主题之间的一种关系；（4）提升学习就是关于理解学习者的视角[6]。信息素养教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并注重学习者信息的观念化、内化及其同利用的关系，要使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转化到学习者的学术、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学习（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现象描述分析学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Carlos Argüelles（2012）应用现象描述分析学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设计，提出了由准备、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构成的护理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将信息素养引入护理课程，并关注于信息观念化，而观念化理解则取决于护士信息利用的经验。该模式是一个从新手专家的连续过程，使学生在复杂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将给他们在其工作环境中（学习情境）中提供学术优势，使他们成为终身的学习者[8]。

3总结

综上所述，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同点为都重视学习者所处环境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作用及学习者使用信息经验研究，两种理论不同点在于：现象描述分析学关注于经验的变化，而社会与文化理论关注于对经验的共建，即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经验的意义达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国家，源于对信息使用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经验已经成为在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中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说明了通过研究信息经验来获得认知和人们参与信息环境的重要性。信息素养教育者需要继续发展对信息经验的理解、构建其理论框架，来推动信息素养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Bruce Christine S.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reflections on“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review by Christine Bruce”.2000[J].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2011，60（4）：334-338.

[2]曾庆霞.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7）：22-25.

[3]Annemaree Lloyd.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2）：245-258.

[4]Reckwitz，A.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2）：243-263.

[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篇7

【关键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

王林则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过去二十年来由“八五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在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中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排遣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分。它从历史的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已不能再持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对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注：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剧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特征，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像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卫”(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中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注：奥利瓦：《超级艺术》，毛建雄、艾红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并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注：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的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试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

展览现场

篇8

1前言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活动形式之一，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萌生到壮大，从简单到复杂，发展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社会文化现象，无不与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相连。现代社会中，人们交互作用与相互联系，持续不断的组合形式越来越多，但其中最基本的形式仍然是家庭。因此，家庭一直是社会学家关心的研究领域，鉴于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在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把研究的视野投向家庭体育，探讨城镇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家庭体育的特点，并从家庭社会学视野阐述家庭体育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和功能。

2现状分析

2．1家庭体育与社会体育

家庭体育是指以家庭成员为活动主体，为满足家庭成员自身的体育需求，以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家庭成员为单位而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体育活动。该定义是以家庭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为前提的，并不介意其体育活动的地点是否在家庭内。家庭体育广泛涉及到活动的动机、频度、内容、空间、组织形式和消费等，并涉及到人们生存层次、享受层次和发展层次的一种休闲生活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

社会体育是以全社会参与为特征，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保持与增进健康为目的，以从幼儿到老年人为对象，以家庭、单位和社区为活动空间，以各种身体练习为内容，而展开的组织灵活、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因此，重视居于元层次的家庭体育的研究，无疑对于促进社区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影响家庭体育开展的因素

开展家庭体育的社会基础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余暇时间和生活意识。

从社会发展来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将发生转变。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家庭体育的消费支出提供了保证。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有能力对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加大投资力度，民间的各种体育康乐部、体育游乐园、健身娱乐中心也竞相开办，使个体和家庭的体育得以更好地开展。随着5天工作日制的实施，社会服务系统的完善，家庭劳动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余暇时间逐年递增。为家庭体育提供了时间保障。现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必将给劳动者带来身心上的高度紧张与疲劳，因而追求身心健康及个性的协调发展，将成为未来人们的共同要求。花钱买健康和花钱买休闲已成为时尚人们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休闲体育活动已在情理之中。

2．3家庭体育的社会化功能

目前中国城镇家庭呈现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家庭关系由等级性向平等性发展；第二，家庭结构简化，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家庭不断增多；第三，生活方式逐步开放化、全面化，在信息社会中，‘泛活动、广泛交流；第四，家庭功能变化，生产、教育功能减弱，文化娱乐功能增强。而体育以独特的功能不但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同时还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并在执行家庭职能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3．1改善夫妻关系

未来的家庭是爱情家庭，这是由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家庭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而真正的理想爱人从来就不是找来的，而是在夫妻生活的调适中产生的。夫妻调适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主动适应，二是改造对方。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感情关系，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最美好和深沉的情感，这一伟大的情感可以使人变得无私、变得富有牺牲精冲。夫妻之间可以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体育活动内容，相互切磋中多鼓励，并共同享受体育的绩效，会给爱情生活注入剂。

2．3．2亲子关系

家庭亲子体育活动，无论在婴幼儿时期还是在青少年时期，都是实现子女社会化的有效手段。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当父母给婴儿做被动体操时，是人一牛中最早的体育；而体育运动是人获得基本活动技能的重要途径。它既是为掌握基本生活技能打基础的教育过程，也是发展身体的过程。同时，家庭中浓厚的体育氛围有利于激发婴幼儿对体育的兴趣，展现活泼好动的天性。以致体育真正成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孩子和父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存在着直接的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二者这间关系的密切性。决定了家庭亲子体育运动既具有感染性和民主性。又具有权威性和深刻性。这是家庭教育成功的保证和前提。体育运动中为了共同目标而互相帮助充分展现援教育，这种品质的培养是当今世界共同的课题。父母同孩子一起在运动场上的潜移默化，男女双重性格的熏陶，既能养成勇敢果断的坚强个性；又能具备女性所拥有的耐心和同情心的品格。

体育要求孩子们遵守规则，也要求同伴遵守规则，并且相互监督，使孩子了解个人的价值和尊重别人的权利，他们获得了如何玩得公正的知识，并掌握了社会行为是非的标准。因此，孩子们参与体育对于培养民主意识是再好不过的场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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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首先，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其中社会文化理论与认知心理相对。认知心理属于内在论的一种，是内化的认知的过程，它将人类思维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是单向的关系。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社会与思维之间的双向关系，是内化认知与外化社会的融合。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是人们从事复杂、抽象的外部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二语学习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任何第二语言(L2)的学习，要不作用于学习者置身的自然母语环境中，要不发生在外语课堂条件下。我们学习和研究第二语言目的在于为教学实践服务，平衡理论学习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作用(贾冠杰，2003)。选择英语的外语课堂作为二语学习的语言，原因在于英语是世界普遍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符号其普遍性、流传性是不容忽视的。最后，口语输出是日常交流活动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语教学广泛认知和使用。无论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口语交流，在语言学习特定的“社会”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口语去交流与互动，口语交际无处不在。本文从另一种理论视角去探究成人英语口语的学习，为提升口语交际意义和效率另辟蹊径，对语言教学产生的启示和作用。

二、社会文化理论相关核心概念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学说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是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创立的学说，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身发展。

(一)中介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作用在外在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使用工具进行外在与内在的双向传递与互动，这种间接使用工具的行为就是中介。中介是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义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这种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书本、电脑或是学校课堂。通过这些物理工具来认识世界、改变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号工具，即是语言。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进个人自身认知发展。

(二)最近发展区

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衍生于维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发展区”(ZPD)指个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提高。这种情形又被称之为搭“脚手架”，即在能力比该学习者强的人的帮助下使学习者从当前的能力水平达到潜在的能力水平。这种方式需要学习者参与到人际互动中，并且学习者需要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寻求他人帮助，通过这一过程学习者的认识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内化

内化与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号工具，ZPD即能力较强的人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会。内化则是指向内部、个体自身的心智发展。作为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之一，高级心理机能形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内化(Lantolf，2006)。维果茨基通过内化这一概念将外部与内部进行联系。这种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变成了双向交际，即社会交际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语和内部语言都是内化的机制和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四)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关注在环境中人类活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类活动通过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语言符号)所引发的中介过程。活动理论强调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是人类认知的社会起源以及导致认知形成的实践活动(Lantolf.J.P.&S.Thorne，2006)。系统中有主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个体)；客体(活动对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职责与任务)；规则(制度、规范)。

三、对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课堂成人口语的讨论

通过以上介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发生过程是动态、非线性的，其中各个环节不是单向输入输出，单纯的语言学习并不能使知识有效内化和应用，要求我们在语言学习时要考虑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受母语正负迁移和目的语影响，同时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其次课堂环境下的二语学习与二语习得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语言授课；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际的师生言语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语言是课堂语言教学的目的所在。自从中国成功加入WTO后，许多外企相继注入，对国内双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国教育得到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对外语教学的重视遍及各个教学阶段。一些毕业很久的成人为了与时俱进走入课堂学习外语。成人掌握口语交际技巧为更好的工作或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打下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应用在成人英语口语的课堂上更好的指导成人英语口语的交际活动呢?本文认为从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概念出发，从成人学习特点、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着手，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弄清语言与认知的实质关系；第二，弄清中介语的可变性对成人学习者的影响；第三，弄清母语在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扮演着什么独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语言应用的环境意义；第五，弄清社会文化理论对外语教学有何积极的启示与作用，外语教学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环境便于成人学习者积极参与，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输出的效率和意义。

四、总结

从以上对社会文化理论与外语课堂教学活动关系来看，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二语学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原来的内在个体与外在社会的相互独立到相互包含，语言学习与社会环境是积极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外语教学环境并不尽如人意。学生缺少真实的外语语境和资料，中国人编写的外语教材从某种程度上固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一般喜欢有章可循、中规中矩并且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交际问题，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语国家人的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在外语教学上不知不觉地禁锢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思想。与此同时，外语课堂互动质量也是决定学生学习质量的关键，这就要求一线外语教师能更好的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方式、学习动机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究，从而促进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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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环境与逻辑

补习教育机构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对着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两种不同环境同时对补习教育机构施加合法性约束,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技术环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经营型逻辑,而制度环境要求的合法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服务型逻辑。

(一)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技术环境与经营型逻辑的生成

组织研究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自给自足,组织必须在与环境的交换中获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组织领导者必须为组织制定出有效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技术环境”就成了传统组织研究中较早诞生的一种理论发现,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组织研究以组织目标达成为核心的理论诉求,如早期的组织研究者迪尔曾将技术环境定义为“与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有着潜在联系的所有环境的总称”。[4]补习教育机构由于多为私人投资兴办,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从所处环境中获得足够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便是该类型组织的首要目标,也是补习教育机构所面对技术环境的最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上述组织目标,补习教育机构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布迪厄认为劳动时间的积累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实质,也是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据”,[5]具体而言,补习教育机构的运作过程是通过知识讲授、经验传递和技能培养等具体内容来实现机构成员身上所负载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进而获得财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存在方式,“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6]掌握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也是“文化产品”的所有者,但他们只有通过进入类似补习教育机构等组织,才能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销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就是一个交换环境,一个供两种不同资本形态相互转换的资本转化场。经营型逻辑是指在补习教育机构与技术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趋于以成本效益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经营型逻辑表现为结果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7]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率就成了其中的关键。在经营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重点在机构运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环节进行控制和处理。在成本方面,面对场地费用和员工工资两部分最大支出,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们都极尽节省之能事。面对场地费用,在笔者调查的20家补习教育机构中,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为租用房屋,且20家机构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写字间作为教室,教室的隔墙、水、暖、气、电、通信等各种设施均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达不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8月8日颁布修订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学空间要求,可以说“办学条件”颇为简陋,而这种“人为”简陋的背后自然节省了场地费用的大笔支出。面对员工工资费用,在逐利观念的驱使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往往并不雇佣文化资本含量较高的优秀“教师”,而是在满足补习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雇佣普通“教师”,以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时的转化率,这也是当前补习教育机构中在

校大学生充任“教师”情况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补习教育机构更是直接地表现出了经济资本优先的经营型逻辑。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常常会在学生的补习周期内加大课程密度,安排较多课程,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组织者全然不顾本机构成员文化资本的实际状况,将普通“教师”包装成所谓“名师”,进行虚假宣传招生。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与服务型逻辑的延续

“技术环境允许组织使用基于生成系统制造产品特征的控制手段,产品和服务可以根据相对成本和质量来估价,这就产生了‘结果控制’,制度环境强调的是组织遵从形式理性规范的程度、正确过程得以实施的程度以及恰当结构处于合适位置的程度”,[8]换句话说,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而不管这些组织形式和制度对组织的实际运作是否确有实效。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具有私人投资性质,但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却与主流教育密不可分,这种延续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观念便是社会学新制度学派论述中的补习教育机构所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补习教育被学者和社会公众理解为“影子教育”,[9]一种对于校内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较于补习教育的资本转化场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则是一个文化资本的输出场,政府投资兴办主流教育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向国民传递文化资本来提升国民素质,使个人得以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也被政府视为类似医疗健康、住房保障等社会生活必需品,为此政府对文化资本的“购买价格”和“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厉以宁先生也将义务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视为纯公共物品性质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服务。[10]可以说,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教育关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种社会共享观念,而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在社会公众眼里也与主流教育不应有别。服务型逻辑是指补习教育机构在与制度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彰显制度环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观念、规范因素和符号体系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务型逻辑表现为过程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共同期待内容的有效彰显,而如何在这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传递的有效性被视为其中的关键。在服务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需要努力满足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共同期待内容,而这些内容大多与主流教育联系密切。例如,为了响应国家和政府提升国民素质的号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努力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一些在传统教学环节中不受重视的音体美等科目逐渐受到校方青睐,在这一客观背景下,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机构也相应出现了一些调整,其中近年来部分补习教育机构增加心理咨询和励志类教育内容就是顺应这一客观趋势的表现。校外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两种环境及逻辑同时构成了对于机构的合法性约束,但两种约束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处于一种紧张和对立之中。技术环境及经营型逻辑要求补习教育机构以工具理性方式展开运作,强调成本与收益,这对于私人投资兴办的补习教育机构而言实属正常,但相对于自主流教育延续而来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与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及服务型逻辑相冲突,因为主流教育坚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张不能因为收入、身份、种族等各种外在条件而产生差别对待。这种现实存在的紧张和对立逻辑,构成了补习教育机构当下面临的双重逻辑约束或曰逻辑困境,而正是在它们的合力作用之下,补习教育机构实际发生着诸多行为偏差。

三、双重逻辑约束下的补习教育机构行为偏差

在补习教育机构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环境时,如何在由不同环境及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间谋得平衡,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便成了补习教育机构选择行为策略时的关键。但碍于这两种环境及逻辑对立甚至冲突状况的客观存在,补习教育机构无论如何尽力调适自身行为,终究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行为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行为市场化”和“机构冗余化”。

(一)经营型逻辑约束下的“行为市场化”

面对技术环境和经营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严格比较投入和产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获取财富性收入。虽然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源自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也符合其组织目标,但若对这一目标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势必会出现“行为市场化”的偏差。事实上,这种“行为市场化”的偏差已在当下补习教育领域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如在利益驱使之下,部分补习教育机构投放虚假招生广告,违规宣传,还有一些补习教育机构组织者为了追求补习生员数量的增加,通过贿赂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的方式来求得对方协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也受到“行为市场化”的影响,公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办班补课的禁令,开班办学,造成极坏影响。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受所处技术环境影响而存在追求合理经济利益的诉求,但作为以知识为产品的社会窗口行业,如果放纵自身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使知识沦为金钱的附庸,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风,严重冲击和影响主流教育制度,还会客观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间的地位分化,使得补习教育成为催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终影响补习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服务型逻辑约束下的“机构冗余化”

面对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结构设置,不断地仿效主流教育内部结构和功能,延续“影子教育”的公众定位。虽然这种与主流教育形式趋同的做法能有效满足制度环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补习教育机构的内部设置为代价,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机构冗余化”。笔者在长春市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一些补习教育机构配有心理辅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还有些机构常年开设针对学生成长的励志课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类似特色课程设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机构组织者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中却有着些许无奈,明显地反映出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的约束和影响。一位组织者曾向笔者介绍,“这些文化课程辅导之外的课程设置起初是没有的,都是后来对眼下主流学校教育中普遍开设相关课程的模仿,因为家长在为学生选择补习教育机构时很看重这些内容,所以很多补习教育机构都开设了这些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是赔钱设置,因为这些课程都是辅质课程,任课教师稀缺不好找,人工费用极高,很难在这类课程上赚钱。”原本只提供文化课程补习的补习教育机构,其组织目标在于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但由于所处制度环境的要求而使得补习教育机构不得不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地“全面”发展,机构设置越来越庞杂、冗余,而冗余的机构设置又必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支出,最终造成对补习教育机构正常运作的冲击和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增加的额外费用支出也正是笔者前文中发现“消失利润”问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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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收益观的转变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新会计准则改革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实现了企业收益计量观的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的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的转变。企业收益观的转变的实质是企业业绩评价观的转变。因为收入-费用观认为企业收益等于当期收入和成本费用的配比，强调的是一种“当期营业观”，而资产-负债观认为企业的收益等于企业期末净资产相对期初净资产的变化，强调的是“全面收益观”。资产-负债观相对于收入-费用观的优势在于它以资产负债表为企业业绩评价的核心，强调企业资产和负债计量的真实性，利润表是企业收益计量的结果。而收入-费用观则恰恰相反，它认为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是“收益”计量的结果，并不强调资产负债计量的实际经济意义。

企业业绩评价观的转变对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是因为：

1.资产-负债收益观有益于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过去以收入-费用收益计量观计量的收益实际上是一种“会计收益”，会计收益强调收益计量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通常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会计收益要求用以现时价格计量的收入和以历史成本计量的成本费用进行配比，这样一来，如果物价水平上涨，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就得不到充分的补偿，企业的资产难以实现“资本保全”，就会导致“虚盈实亏”的现象发生。这时候企业的利润分配实际上是一种透支未来的“过度分配”、“超前分配”行为，企业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资产-负债收益计量观认为，只有企业期末的净资产超过期初净资产时才算取得了收益，资产-负债收益计量观以资本保全理论为基础，强调的是一种“全面收益观”。“全面收益观”改变了收入-费用计量观下的“收入实现原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既保证了企业资产负债计量的真实性，又实现了收益计量的完整性，有益于企业净资产的保值增值。

2.资产-负债收益观有益于规范企业财务和经营行为。在收入-费用收益计量观下，成本和费用的计量为了满足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必然要进行跨期的摊销、递延和预提，这种跨期的摊销和预提很大程度上具有武断性，这样一方面会造成一些不符合资产负债定义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比如“待摊费用”、“递延借（贷）项”、“预提费用”等；另一方面又为企业进行会计盈余管理制造了可乘之机。比如我国资本市场上曾出现的大量财务造假案例就是最好的明证。在收入-费用收益计量观下，企业业绩评价的着眼点在于企业某一期间的净利润。这样就会导致企业追逐短期利润的获取，而忽视企业长远目标的实现。与收入-费用观相比，资产-负债观以资产负债表为核心，着眼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强调资产和负债计量的经济内涵，以净资产的增加来确认收益，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操纵收益等行为的发生。资产-负债观理念的确立要求企业管理层更加强调资产负债表对财务状况真实公允的反映；更加关注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资本结构的优化；更强调企业的盈利模式的改善和资产营运效率的提高；更加关注企业面临的机会和风险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以往的经营业绩。因此，资产-负债观理念的确立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新准则体系体现有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会计政策

随着企业收益计量观的转变，企业会计准则所体现的会计政策处处体现了资产-负债观的基本要求，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为了体现资产-负债收益计量观，新会计准则在所得税会计处理上进行了较大改革，由过去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转变成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要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这一改革使得企业所得税费用的计算更为科学、准确，也使得资产负债表上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更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

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核心竞争能力的大小。在新形势下，我国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企业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因此，加大研发的投入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规定企业的研发活动应该划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阶段的费用开支记入当期损益，而在开发阶段的开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资本化。这一政策将大大改善那些高科技企业或者研发投入较大的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业绩水平，尤其是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资信状况，为这些企业进行融资和再融资提供便利，从而激励这些企业加大对科技和研发活动的投入，促进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中鼓励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理念。

再比如，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准确计提资产的减值损失，这将有利于企业准确计量资产的价值，有效防止资产价值的虚增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如实反映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从而可以避免企业由于资产的虚增带来的利润的虚高和利润的超前、过度分配，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准确、及时、足额地确认企业的预计负债，全面反映企业的现实义务，不低估负债和损失，这必将促进企业改善资产和负债的管理水平，避免只顾眼前利益和收益的提前分配，提高财务和经营决策水平。

二、新会计准则体系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准则体系有利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取决于证券市场价格的信息含量。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对交易产品进行有效定价的基础，是合理引导资金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保护产权的重要因素。新会计准则以强调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供给与需求为核心，要求财务报告应当向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这将有助于提高证券投资和信贷决策的有效性，降低投融资成本，提高资本市场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上，新会计准则在基本准则中明确界定了高质量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和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本原则。比如在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上，新会计准则在强调会计信息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和可比性的同时，不再强调的可靠性质量特征；在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本原则上，新会计准则将权责发生制不再作为基本原则，而是将其作为会计的基本假设之一，在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同时弱化了谨慎性原则、配比原则、历史成本原则等等。另外在会计计量的属性上，新会计准则改变了过去历史成本属性一统天下的局面，适度引入了公允价值、重置成本、现值等计量属性。新会计计量属性的引入使会计信息更能够反映企业未来的财务状况，是提高会计信息决策相关性的重要保证。

（二）新准则体系有助于投资者进行可持续投资

新会计准则在着重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同时，更强调对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从而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对于财务报告目标的确立是新会计准则体系区别于以往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重要标志。新会计准则将财务报告的目标定位为：在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同时，应当有助于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等会计新信息使用者的投资决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会计准则强调向投资者提供更加透明、更加价值相关的信息，突出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原则。比如新会计准则要求将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套期保值等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这就更加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程度，为投资者充分准确评价企业的投资价值提供了可靠依据。再比如，在公允价值的运用方面，新会计准则采取了适度和谨慎的原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许多资产还没完全形成活跃市场，如果不加限制地引入公允价值，就会出现过去我国证券市场上常见的人为操纵利润的现象，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

企业会计准则还对现行的财务报告披露要求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改进，建立了更为完整和科学的财务报告体系和财务报告列报要求，突破了传统的单一会计报表的概念，对于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要求更充分、更详细、更及时。合并报表理论实现了从母公司理论向经济实体理论的转变，要求企业将所有控制的子公司都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等。

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披露时间、空间、范围、内容等的全面系统规定，使企业财务报告的内涵和外延大大延伸，从而可以大大提高企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有效维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体现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基本理念。因为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繁荣和发展的基石，只有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了很好保护，才能提高投资者向资本市场进行可持续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新准则体系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方向就是要实现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内涵应该包括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国际化和资本市场融资主体的国际化两个方面。投资主体的国际化就是要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外国成熟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融资主体的国际化也就是外国公司或机构也可以在我国的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我国的会计标准必须实现与国际趋同，即让国外投资者能够看懂中国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让国内投资者能够看懂国外公司的财务报告。至少在当前，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有利于我国企业实现海外上市，降低海外融资成本，实现“走出去”的国际化经营战略。

新会计准则体系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IFRS）不仅整体框架保持了一致，而且在大多数准则项目上做到了相互对应。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征求意见稿完成之际，财政部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签署了联合声明，确认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了实质性趋同。这表明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除了在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等极少数问题上存在差异外，基本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这就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战略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三、新会计准则体系有利于保障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近些年我国连续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仅2005年一年，就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1起。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反倾销诉讼中，因败诉遭受的损失已超过96.6亿美元。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一直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具备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规范，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必须执行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否则再受到反倾销调查时，就会被采用替代国标准，比如用新加坡、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企业生产成本资料作为替代标准。这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企业会计准则按照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成本补偿制度，改进了成本核算项目和方法。比如重新规范职工薪酬的核算范围和分摊方法，要求企业及时计提员工辞退福利，将以股份支付给员工的报酬按公允价值摊入各期成本费用。值得一提的是，新会计准则要求特殊行业企业预计用于环境恢复的弃置费用计入资产成本中。

篇12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伦理原则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内容的复杂性、研究中伦理的限制等原因，面临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困境。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坚持哪些伦理原则。

一、造成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

首先，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是人的社会，它的起点和核心都是人，没有人的社会也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也是‘研究人的学问’。”[1]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动物，任何个体都会因为对外在事物的需要而产生相应的动机，并且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一类对研究有反应的研究对象。他们的一系列变化，如参与研究的意愿、对待研究的态度等，都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对人们的行为、态度、意愿等的观察、测量都是一种相对量、是一种“程度事物”，其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给研究对象带来的影响。其次，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都具有复杂性。一方面，人的行为既会受个人特定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会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从原始社会至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虽然有很多共通之处，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至今仍然为现代社会所推崇，但是每种社会现象都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状相联系，有着各自社会特有的特点，这就使得社会科学研究难以进行精确的解释与预测。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社会科学研究就经常会面临科学研究需要与伦理原则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研究者不能为了研究而人为制造研究所需要的社会现象，这样做既违背了伦理道德，也达不到真正的研究目的。例如科学研究不能为了研究单亲家庭小孩的生活现状、学业成绩、社会行为等，不顾伦理道德，人为地将他们与其父或母分离。这样的行为，即使最终制造了类似的社会现象，也只可能是一种“假象”不可能得出科学研究真正想要的研究结果。出现这样的矛盾时，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以伦理原则为先，以事实为先，以科研需要为后。

二、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伦理原则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以人为本，社会科学研究要做到以人为本，达到促进个人、社会发展的研究目的，就必须要遵守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一定的伦理原则。一方面，坚持伦理原则是社会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保障，另一方面，坚持伦理原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目的的实际体现。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人的参与，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违背了伦理原则，势必会打击参与者继续参与研究、为研究提供帮助的积极性。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它总是要求参与者自愿提供无偿的帮助，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伦理原则，保护参与者的积极性对保障社会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尤为重要。同时，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要有利于个人、社会的发展，那么社会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就应该始终遵循这一点，才能体现其研究目的。一个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伦理原则的科学研究，如何能够让人相信它的研究目的是向善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为了得到研究成果给参与者、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而坚持伦理原则，以此规范研究者的研究行为，正是社会科学研究促进个人、社会发展这个最终目的的实际体现。

三、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

（一）自愿参与原则

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因此不少研究参与者在选择参与之前都会有许多顾虑、犹豫，尽管如此研究者也必须确认参与者都是自愿的。自愿参与包括不强迫和不限制两个方面的意思。不强迫是指参与者应是在充分了解的情况，没有顾虑、主动自愿地参与到社会科学研究当中，而不是研究者通过蒙骗、强制等手段迫使参与者的合作。不限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参与者因某种原因要求退出，这对科学研究无疑是不利的。但研究者不能因为考虑研究的继续性和成本而要求参与者必须继续参与研究，只能采取措施将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二）知情同意原则

我们有时会在大街上碰到一些拿着调查问卷寻找调查对象的研究者。仔细观察，会发现要找到一个合适且自愿的参与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就会有不少研究者为了尽快完成调查问卷，通过隐瞒问卷的某些内容、问卷长度等手段，说服参与者的加入研究。这些做法不仅有损研究成果的客观性，而且容易导致参与者在研究途中选择放弃，给研究带来更多不利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让参与者知情同意，要将调查研究过程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参与者。“简明扼要”并不意味着隐瞒，相反，研究者应该预料到参与者有可能会在调查的某个环节选择退出，而将这个环节特别告诉参与者，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减少退出的可能性。

（三）匿名和保密原则

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的隐私需要而且应该得到保护，一旦个人隐私泄露，就有可能会对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困扰甚至伤害。因此参与者决定参与后，往往会要求匿名，要求研究者保密。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要求掌握个别参与者的个别现象，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并且必须尊重参与者的隐私权，进行匿名、保密研究。研究者必须主动向参与者许诺并始终坚持保密的原则，只有消除参与者的顾虑，才能得到他们的积极配合，获得真实的信息资料，保证研究质量。

（四）不伤害参与者原则

不管是在参与前、参与过程中，还是参与后，研究者都必须保护参与者免受身体和心理的伤害。一方面，在研究者试图说服他人参与到研究和研究过程中，由于参与者对科学研究的了解有限难免会有一些不理解，这时候研究者不能因为参与者的不理解而口出恶言甚至大打出手，而应该宽容对待并耐心解释。笔者所在的调查研究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就曾遭遇过这种状况，最后整个团队不得不中断研究，将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在参与者为研究提供完帮助后，研究者应当遵守承诺，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承诺不会透露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不会与科学研究之外的人员讨论参与者隐私，不会给参与者带来不良的舆论影响甚至伤害参与者。并且，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人为地“制造”参与者，给参与者带来伤害。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