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方式创新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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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从控制权上看，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原始权益人，即货币当局出售的只是资产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现金收入流，投资者只对SPV（特殊目的机构）的经营活动存在限制，因此不会改变外汇储备资产的所有权，对货币当局不构成投资关系，对外汇储备没有直接的约束权利。而且资产证券化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式，是一种不计入原始权益人资产负债表的表外融资方式。因此，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后，货币当局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改善资产结构，利用结构融资技巧提高资产的质量，使外汇储备的效益得到提升。

二是从资金来源上看，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通过向社会公众发行债券、信托凭证或基金募集人民币资金，用以购买外汇储备。货币当局收到人民币后可以用以购买新增的外汇储备，这样可以不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也不增加央行短期票据的发行，因此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三是从融资风险上看，SPV在接受基础资产（特定规模的外汇储备）后，与基础资产实行“风险隔离，即割断了货币当局自身的风险和项目资产未来现金收入的风险。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仅仅与项目未来现金收入有关，投资者的风险仅仅限于基础资产，而与货币当局整体风险无关，从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四是从融资成本上看，实施资产证券化融资后，由于有资本担保公司的介入，通过商业化担保来确保资产的信用等级，SPV便可以适当降低资产支持证券的利息率，从而可以为货币当局降低融资成本。

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的具体设计

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可以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确定融资目标并组建基础资产池。货币当局根据自身需求确定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基础资产。该基础资产应当是保持必要流动性之外的外汇储备资产。

二是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SPV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关键性主体，其主要职能涵盖了整个运作流程，包括：从货币当局处购买基础资产；发行资产支持证券；选择服务商、受托人、承销商等中介机构。SPV的设立可以是公司、信托和有限合伙等几种形式。选择信用良好的国内大型金融机构，作为SPV的发起人，在发起人中也可以引入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使其在未来的资产运作中发挥海外投资的优势。

三是将部分外汇储备单独分离出来，出售给SPV。这种出售必须是“真实出售”，即资产在出售以后，货币当局不能随意动用这块资产。这样才能实现基础资产与货币当局的“风险隔离”，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四是由SPV聘请信用评级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进一步增加了证券包含的信息量，提高了证券的吸引力。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将由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投资者发售证券。外汇储备资产支持证券可以以债券、信托凭证或基金的形式发行。可以根据不同的投资群体，不同的风险偏好，设计不同的投资品种，来满足市场的需要。

五是由SPV向货币当局支付资产购买价格。SPV从证券承销商那里获得证券发行收入后，先向聘请的各专业机构支付相关费用，再按资产买卖合同规定的购买价格，用发行收入支付给货币当局。货币当局则获得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达到回笼人民币资金、减少流动性的目的。

六是由SPV选择服务商对基础资产进行管理。管理的内容主要是进行海外投资，包括收取、记录投资中产生的现金流，并把全部收入存入事先规定的受托银行，受托银行按约定建立专门账户，按时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和利息。此外，SPV还可以选择服务商以发行存托凭证（CDR）的方式投资海外股票市场。

七是还本付息。在规定的证券偿还日，SPV将委托受托银行按时足额地向投资者支付本息。资产支持证券被全部偿还完毕后，如果基础资产投资产生的收入还有剩余，则这部分剩余收入将被返还发起人。这部分剩余收入的分割可以在设计不同投资品种时予以不同的界定。

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在确定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的规模时，首先应考虑到投资者的兴趣，适应于市场的需求。截至去年11月底，境内银行售出的QDII产品额仅为可投资额度的3％左右。事实上，人民币升值已抑制QDII产品投资者的回报，也抑制了投资者对QDII的投资热情。到目前为止，银行只能投资海外债券、货币市场产品等固定收益衍生品，基金管理公司可投资海外股市。因此SPV在选择服务商和设计外汇储备资产支持证券时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二是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可以划分为功能性外汇储备和投资性外汇储备两类。功能性外汇储备用以保持汇率稳定及金融安全，而投资性外汇储备采用资产证券化方式比较适宜。同时，投资性外汇储备还应再按来源渠道不同细分，用以判断外汇储备资产可能由货币当局持有的时间，以便根据持有时间不同设计不同的投资品种。

三是发行证券筹集的人民币资金需要在证券到期时偿还投资者或需要应付投资者的赎回。而货币当局在获得人民币资金后将用以购汇。因此，在设计投资品种的期限时要充分考虑偿还与购汇的节奏，以及资金在两者之间的分配，以便形成有效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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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一方面，“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业务和分支机构在东南沿海迅速扩张，在一些地区甚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从而促进了在全国范围内新的银行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本着作为银行改革“试点”的初衷，这些银行也不同程度地在建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历史地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商业银行对于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经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在打破市场的条块分割，推动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增加新的融资渠道，推动银行竞争性市场的形成，促进金融创新和银行服务水准的提高;建立按市场机制调控金融的市场传导基础;形成有利于增强银行竞争力的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确实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也毋庸讳言，商业银行的改革不可能脱离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没有作为“合格的”市场主体的企业，没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的成熟构建，就不可能有所谓“规范的”商业银行。因此，这些建立并发展于体制转轨时期的商业银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时期的强烈印记。

一、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上存在的问题

1.缺少明确、科学的战略规划

从10多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商业银行大都以短期内自我扩张迅速“做大做强”为主要经营指导思想，同时却缺乏明确的银行定位及长期战略构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些年来，仅仅通过自我扩张，即在很短的时间内跻身于世界前500家大银行的行列，规模扩张速度惊人，快的平均增长70%以上，最慢也近50%。与此同时，在经营方针、产业定位、业务定位、功能定位及与之相应的信贷政策;在收益与风险、近期与远期平衡机制的建设;在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符合现代管理理念的管理架构的建设;在构建系统竞争力的整体营销机制的建设等长期战略规划的诸多方面，却十分粗疏甚至模糊不清，乃至于造成商业银行之间在市场、客户、业务功能、产品服务等方面同构化倾向严重，竞争异常残酷，风险隐患巨大且难以有效监管和调控。

2.缺乏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股份制商业银行构建系统竞争力的能力大都十分薄弱，往往主要依赖于对业务的所谓目标考核机制，通过层层分解，对各项业务进行推动。结果催生了一种以客户资源“个人化”为特征，急功近利、单兵作战的营销经营模式。这种模式，不是强调银行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现金管理、综合服务等有利于降低客户经营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客户需要的服务争取客户，而是强调通过员工个人能够为银行带来的“资源”来扩大业务;不是强调通过整个银行专业化的团队提供高效、高质的专业化组合服务来赢得市场，而是强调通过员工个人“复合型”的服务技能来争取客户。在这种营销模式下，银行经营上的竞争，逐步“简化”成了通过不断加大的所谓“激励”，对拥有“客户资源”的员工个人争夺的竞争，从而形成了一种系统竞争力不断“淡化”，银行员工个体“竞争力”不断“强化”的经营模式。

3.内控管理的方式过于陈旧

脱胎于传统银行管理模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实行的仍主要是以比较粗疏的岗位分工为基础，通过制订制度颁布制度检查执行对违反制度行为处罚纠正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内控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形成的工作状态是:虽然有制度及违反制度的处罚规定，但大量是否执行制度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岗位员工手中;管理层和员工面对的管理或业务操作领域跨度过大，不仅专业能力受到限制，且管理和操作也过于粗疏;各岗位的员工需要面对的“内控”制度繁多且还在不断修订和增加之中，使之往往难以全面、准确、有效地掌握，经验的积累为此显得十分突出。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员工流动频繁，管理层不得不日益增加培训、检查的频度和强度，并对违规处罚不断加码。这样一种“内控”管理的工作状态，其所造成的结果是:普通员工和管理层虽不得不面对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疲于奔命，内部控制水平却难有根本性的提高，而工作的效率乃至整个银行运行的效率却不断下降，进而系统竞争力也不断受到削弱，整个银行最终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对员工不断加强的“道德教育”。

由于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存在上述问题，相当一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了因发展过快且无序，案件频发、控制力与发展不相适应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为了解决这些不良资产，又不得不通过进一步“加快发展”以“稀释”这些不良资产，而“加快发展”又导致更大的风险这样一种怪异的发展轨迹，从而使得金融杠杆对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的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支撑经济高效运作的金融基础亦受到削弱。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模式上产生的这些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本身体制问题、市场体系问题等等，限于篇幅，在此暂且不表，仅就下述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略做剖析。

从客观原因分析，这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建立时的产业基础有关。综观西方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跨国商业银行大都曾经历了从最初主要为区域中小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贸易融资或“自偿性”融资服务，到逐步参与大型制造业及投资项目的融资服务，再到工业资本逐步与银行资本紧密结合，形成以明确的产业支柱为基础的“全国性”乃至“跨国性”银行兼并和业务扩张的过程。虽然嗣后在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在一些国家又经历了一个适度分离的过程，但是商业银行大都仍继续维系着与业已形成的传统产业支柱的紧密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基于其产业支柱的特点，商业银行进而又出现一些功能性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十分明确的战略管理模式。由此可知，商业银行对产业支柱的依托，对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财务基础、经营特征、专业水准、战略管理乃至经营管理模式，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决定性意义。有鉴于此，对照我国，近年来组建的商业银行，除招商银行外，从建立之初，即面临内无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外有几大银行超大规模强势竞争，生存缺乏基本保证的恶劣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这些商业银行若要生存，除了单纯地以尽快“做大”为主要目标且主要通过对员工的强力激励来实现这一目标外，别无他途。因此，正是这种生存困境造就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以维持生存为基本出发点的指导思想及由此形成的有严重缺陷的经营模式。事实上，以全国通系统为强力产业支撑组建的招商银行，尽管始于南海边陲的蛇口，却以初具系统竞争力的经营模式迅速发展起来并领先于其他商业银行，或可为此提供国内银行发展的历史佐证。反观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往往从建行初始就一直试图建立自身的产业支柱却始终无法如愿，恰恰就是因为这些银行未能从资本形态上获得工业资本的强力支撑，“省略”了金融资本这个商业银行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结果。

从主观原因分析，我们知道提高银行竞争力需要有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却不知道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来源于专业化的精细分工，反而要求员工成为“复合型”人才;我们知道提高竞争力需要提高银行运行效率，却不知道提高效率必须以更精细的专业化分工结合对新技术的有效运用为依托，反而在权限的“放”与“收”之间徘徊;我们知道提高银行的竞争力必须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却不知道现代内控是建立在更为精细的分工并将业务流程的内控要求计算机化的基础之上的，反而在不断增加制度和不断提高对员工道德素质要求之间苦苦挣扎，乃至于最终将全面控制员工八小时内外的言行并辅之以日益严厉的处罚，作为“内控”的主要诉求。由此，期望重点依靠制度管理的“制度管人”的良好初衷，由于认识上的肤浅及基于此的管理构架的缺陷，最终却蜕变成了更多地依靠人的主观条件管理的“人管制度”的主观要求。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在新一轮改革中重塑科学、现代的经营管理模式

1.遵循银行发展的历史规律，考虑引进工业资本，以使股份制商业银行取得产业支柱的强力支撑

由前述可知，引进工业资本，以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容营造一种良性的经营管理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现实条件看，如果说在以往转轨时期一些支柱性产业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框架之内，相关条件尚不够成熟的话，那么经过近十多年的改革，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为代表的石油产业，以宝钢、鞍钢为代表的钢铁产业，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为代表的通讯产业，以联想、海尔、TCL为代表的电子产业，等等，企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且具有相当大的实力，已完全有条件成为商业银行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而要真正促成银行这种产业支柱的形成，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并形成所谓“金融资本”，将是一个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

通过这种资本的融合，一方面，商业银行以资本为纽带，可以较为顺利地获得产业支撑，按资本构成形成不同的产业支柱，进而解决银行的后顾之忧，银行有条件将重点和精力从确保生存，转到构建新的科学、现代的经营管理模式上来，同时商业银行也可以借此解决目前存在的行业专才严重不足，对行业变化导致的风险缺乏掌控能力的困境，大大提高自身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资本融合，工业资本则不仅可能获得更有力的金融基础的支撑，而且也有可能大大改善金融服务的条件，提升资金的使用效能。总之，通过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优势互补，整个经济、金融运行的质量和效率，都有可能得到极大的提高。

当然，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这种融合，也会产生一些可能的弊端，引起一些专业人士的忧虑。如:工业资本的介入可能会影响商业银行做出非专业化的决定;银行决策层无法得到丰富的银行专业经验的支撑;过于紧密的业务关系可能导致风险难以控制，等等。但笔者以为，任何有利的改革举措，都难以避免产生一些新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由于这种资本融合在国际上曾有广泛经验，完全可为我借鉴，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界定和监管制约进行控制;其三，工业资本的进入并不会妨碍商业银行按照监管要求聘用专业团队对商业银行进行专业经营。总之，权衡利弊，像目前这样跳过商业银行历史发展必经的阶段，同时又希望以当前形势的要求来改造现有商业银行的做法，可能遇到的问题会更大。因此，以为商业银行建立产业支柱为目的引进工业资本，对于重塑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模式，应当是当前新一轮银行改革的一个关键性的战略选择。

2.以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运用为依托，以更为精细化的分工为基础，重塑商业银行的内控模式

认真观察一下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以发现，即便是在一些不成熟、不发达的市场，包括在中国的市场上，这些银行雇佣的也是当地雇员，且对员工也并无8小时之外的监管要求，其基层行却很少有案件或严重的违规发生。与我国的商业银行对照，为何同样的人进了外资银行就变得循规蹈矩?盖在于外资银行建立在精细化分工和全方位计算机管理及操作系统之上的管理模式，使基层的员工很难作案或有重大的违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代银行管理不仅要建立在不准员工违规的主观规定上，更要创造使员工无法违规的客观条件。

电子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上的运用，对于商业银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从电子计算机的功能上看，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助于实现整个银行系统即时的信息共享;第二，有助于银行大大提高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第三，有助于银行更有效地监督和控制操作及其他风险;第四，有助于银行为客户开展组合式服务或“一站式”服务，并为银行的业务创新提供新的技术手段。从西方的情况看，伴随着现代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商业银行，其内部根据风险控制和专业化经营的要求，业务分工日益精细化，成为电子计算机大规模引入的重要管理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西方商业银行设计了以中央会计系统为核心的综合业务操作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反观我国的商业银行，电子计算机的引入，基本是在十分陈旧的业务操作框架中逐步推进的。从以计算机取代算盘，到计算机复制手工操作流程，到形成计算机单项业务的操作系统，到分行一级的综合业务系统，再到总行一级的综合系统，其间由于对计算机和通讯可靠性的疑虑问题、系统兼容性问题、功能不全问题、流程缺陷问题等等，走了许多弯路，且不断重复建设，耗费巨大。而在这一推进过程中，由于业务和技术专业人员互相之间理解及由此产生的沟通困难，并未对业务操作和技术从前述四个方面的角度进行重新整合，而是仅局限于相互的迁就，进而使得整个经营管理框架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造。由此可知，若要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框架进行改造，使之能够将新技术的引进效能充分提升，首先需要立足于对整个银行业务操作和管理系统的整合，对所有业务的流程进行重新疏理，明确其中需要相互制约及专业分工的各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岗位设置。然后需要将所有各项相关的制度规定，分解成各个岗位的操作要求与岗位标准，由此形成基本的需求，结合计算机的特点，通过充分沟通，从最大限度地发挥计算机功能的角度出发编制相关程序，最终在全行形成一种通过技术达到相互制约和专业化管理目的的新的经营管理框架。毫无疑问，这项工作工程浩大，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综合性人才的统筹协调及高度敬业的专业人才的协同努力，决非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只要真正有清楚的思路，以一定的实力为支撑，有效组织，我国的商业银行在现有的基础上是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也是必须作出努力的。因为无论如何引进战略投资者，企图以此轻易地依靠外资实现这种改造，由于这种系统对于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而言均关乎“核心商业机密”，因此是不可能的。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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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院校都开设了管理类本科专业，其中相当一部分院校还拥有了博士硕士学位培养权招收管理类研究生。然而，对地方院校而言，由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缺乏相应的社会氛围，这就造成地方院校培养出来的管理类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对此，本文分析了地方院校管理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1地方院校管理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目标和要求

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全面的管理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了解我国经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趋势和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具有系统思维、战略眼光、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卓越的执行力，具备有效运用管理理论和方法等分析与解决现实管理问题的中高级管理人才。对于地方院校而言，虽然实现上述目标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并不能因此放松培养要求。在研究生培养的具体实践中，应该达到以下具体要求：（1）掌握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掌握政治、经济、法律、外语、现代科技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及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和计算机工具，了解国内外管理的新形势和新特点。（2）具备从事管理政策分析的能力和实际技能，包括调研、决策、组织、协调、指挥、激励、文字阅读与理解、口头与文字表达、熟练运用多种管理技术与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等方面的能力，以及贯穿在其中的创新能力。（3）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门外语，能顺利阅读本学科及相关领域外文文献。（4）身心健康，具有团队精神和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能适应管理工作的需要。

2地方院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课程设置

由于管理专业硕士专业学位是具有特定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旨在培养适应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较高的管理素质和较强的创新精神，能独立从事企事业部门管理工作的管理人才。对其而言，培养重点在于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的管理模式、现代信息手段应用以及全球化观点与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有机结合，以期通过向我国工商界输送具有创新精神的新生力量，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培养时应主要从组织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企业管理等工商企业管理的主要职能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教学和训练来体现我校工商管理专业的特点，使学生成为能适应现代生产经营与科技进步，具备分析企业包括财务和会计等在内的各类门体的综合能力的专业管理人才。因而，在培养方面要求学生不仅要按计划学好管理理论及实务课程，还要在信息技术、计算机及网络应用、外语及数学等方面打好扎实的基础，具备较高的现代管理技能、自学习和自组织的创新能力。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充分体现这一特色，课程的基本结构主要是：

（1）学位课程，主要包括管理英语、管理学、管理心理学、财务管理等课程。

（2）方向必修课，主要包括与管理方向有密切联系或相关的课程，以及能加强、扩展或更新学员学科专业知识的课程，如管理课程与管理理论等方面的课程。专业必修课的体例一般应采用专题形式，重视对学科研究具有范例价值的内容。

（3）选修课，主要包括能开拓学员管理专业与学科专业知识视野、能帮助学员了解和解决工商管理方面的课程，以及具有通识性的选修课程，尤其是能反映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前沿领域的课程，如国内外工商管理改革动态评价，课程改革与实践及部分学科基础理论前沿问题讲座课程等。选修课一般以专题或系列讲座的形式开设。

在课程建设的具体实施上，可以采取国外常见的“33制”两种教学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三分之一的任课教师是大学教授，三分之一是校外专家或企业家，三分之一为校内有丰富教学经验、学有专长的教授；第二种模式是三分之一的学习收获来自课堂教学，三分之一的学习收益来自同学之间、同行之间的经验交流，三分之一的学习收获来自自学和到重点企业考察实习。在吸取国内外名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发挥优势，突出特色，采用动态调整的原则，合理设置管理类研究生教育的学位课程、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注重案例教学。

3地方院校管理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对导师的要求

一流的导师是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键，研究生教育的关键在于质量，质量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导师。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研究生导师的思想和道德素质、学术水平、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指导能力和工作作风，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研究生的未来成长。如何提高和保证导师素质，关键在于不断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和优化导师队伍。

3.1严格导师遴选标准，完善动态管理机制

导师遴选应坚持“明确标准、严格程序、公平公正、宁缺毋滥”的原则。在遴选中，既要坚持学术标准，又要重视教书育人；既要坚持对科研水平及其成果的要求，又要重视对教学工作及成果的评价。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明确研究生导师是培养研究生的一个重要岗位。在导师遴选中实行导师资格复审制度和师生双向选择制度，真正做到研究生导师遴选有上有下，评聘分离。

3.2拓宽研究生导师来源渠道，优化队伍结构

注重吸引优秀的、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学者加盟到研究生培养的行列；注重从培养单位以外吸收一批实践经验丰富、有一定学术水平或技术专长的专家学者作为兼职导师，参与研究生的培养；二是优化年龄结构，加大中青年研究生导师的培养和选拔力度，形成梯队合理、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三是改善学缘结构，增加具有校外、国外学术背景研究生导师比例，增加具有实践经验的兼职导师比例。

3.3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岗位培训制度

对新增研究生导师实行“先培训，后上岗”，培训内容以研究生教育的理论、实践经验，以及国家、省和本单位有关规章制度为重点。充分发挥学术水平高、指导经验丰富的优秀研究生导师的传、帮、带作用。对在岗研究生导师定期举行“导师沙龙”、“导师论坛”和培养经验交流等活动。鼓励研究生导师聘请校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参与研究生培养，实行双导师制或多导师制，倡导跨学科、跨单位、跨国度联合培养研究生。

4结束语

培养创新人才是研究生教育一直为之努力方向，也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对此，没有既定模式和现成经验可学，只有依靠自己不断摸索和探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在已有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观念，不断创新，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才能真正提高地方院校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童洪志.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保障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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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撰文指出，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规制下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1]“公用地灾难”与统一市场的阻隔；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之间的冲突；创新非均衡下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差异等。本文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出困境的路向选择。

一、多元产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产权制度不会在自然状态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国家权力对产权的干预。[2]（P130～197）我们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经验时，可以发现，多元产权选择是一个成功经验，如广东南海市的“五个轮子一起转”、浙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多元产权企业、广东顺德对企业的多元产权改造等。现在，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国外独资和合资等等，都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哪种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适合于本地的实际，都应该予以扶持和鼓励。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主张给予哪种产权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履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对于公有企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界限，实现资产管理层次化到产权配置层次化的转变。对于地方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不适合改制的企业的资产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参考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把国有资产的最终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人格化，解决所有者虚位、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属广义的政府范畴）设立类似于“国资委”那样的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并减少委托——链条，以便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产权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应建立起完整的产权法律体系外，地方政府也应有与中央政府配套的产权监管体系，对有关的产权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对于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可以考虑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对产权进行重组，进行积极的创新和试验，甚至是“试错”。在这方面，广东顺德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对公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具体方式有：嫁接外资；划股出售、公私合营；分拆求活；多种形式租赁、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企业兼并、拍卖；控股、参股；债权股份化或债务等值化改造；企业“先关后改”；公开上市；依法破产。通过改制，使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即财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散性（即企业产权股份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和可让渡性（即产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让、买卖、出售、出租），满足市场经济对产权交易的要求，使得在产权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实现产权制度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从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的规制约束。

除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继续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强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环节。

产权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而实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而能够实现这两大功能的产权应是那些资产能量化到个人的产权。公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由于资产不量化到个人，其委托—成本大，“内部人控制”使最终所有者难以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监督，这是造成其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私有产权因资产的明晰量化和权利义务边界的确定性而产生极大的激励，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6月，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营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或超过国营部门，但其所占用的国家资源比重却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3]中国私营企业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其他制度的相应变迁，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障碍。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有：（1）产权保护制度欠缺。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权益的规定比较薄弱，私营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出现纠纷时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削弱。（2）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没有真正实现。私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费征收和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运作的不规范和官员拥有太多的超经济权力，使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从“寻利”转向“寻租”，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从私营企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产权界区不清、家族化管理、规模小、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和产品结构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界区不清，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界区不清；一部分私营企业，尽管其资本的形式确是私人资本，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顶“红帽子”；[4]一些私营企业是在没有真正的出资人的混沌状态下生成的，如负债借钱，从而造成天然的产权不清；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个人的资本筹办企业，却以“合作”之类的形式注册成立公司。产权主体界区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法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权威；造成有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而产生“搭便车”的道德投机。[5]（P42～57）

科思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的相互比较来决定的。[6]但中国在向市场的过渡过程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和扶持，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过程多了一个政府的环节，决定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政府这一因素。柯荣住通过实地调研并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变化，[7]认为企业的交易费用由4部分构成：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市场与政府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企业除负担第二项费用之外的交易费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二项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这与科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是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问题。柯荣住进一步分析，宽松的准入政策比宽松的规制政策更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宽松的准入政策会使私营企业更有发展的机会，而且政府也会采取与其相配套的规制政策，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提高其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政府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和规制政策的同时，还要履行其产权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职能，减少企业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交易费用，以进一步调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的事实，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私营产权激励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切实解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改革初期的“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说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范畴，政府理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保护。目前，在国家的物权法还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这一制度需求，实现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营经济发展的心理顾虑。

第二，为私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这里既包括降低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但首先是要给予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因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响应，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市场，降低规制费用，以及做好产权界定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产权边界。私人产权界区不清本质上是私人企业主自身的问题。我们讲保护私有产权，首先要尊重私有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私营资本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对企业发展究竟有效无效，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究竟有多高。”[5]（P58）但当私人资本意识到界定产权的成本远远小于继续维持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就会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产权。这时，地方政府就应协助做好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界定产权主体及边界，保证产权主体权利义务的落实。当然，在解决私人资本产权不清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市场直接融资的制度条件。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短缺。市场融资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二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政策对私营资本上市有诸多限制，银行贷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这虽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空间的范畴，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去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消除社会对私有产权的歧视。意识形态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产权和其他制度的认同而减少统治阶级的统治费用。但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滞后性。虽然从法律上中国早已确立了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们思想中的“公有”意识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应强化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重要地位的宣传，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待遇，逐渐消除人们对私营经济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五，除了上述产权、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以外，地方政府还应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发展要素市场、引导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引导它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等。

二、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

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在向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作用机制以及强调集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富有价值的制度遗产。西方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既面临着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压力，又面临着国际上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既要保持不断变革的势头，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重要保证。

从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是伴随着政府功能的缩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在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两个集权化运动：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权，二是议会权力向政府行政首脑的转移。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在：[9]（1）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自由和有序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市场又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在运行中很容易与地方性的力量结合，不断地弱化社会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性质使其出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从而阻隔市场的统一，影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最终导致市场功能和交易活动的萎缩。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运用其组织力量才能塑造统一的市场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而统一的制度体系的安排和贯彻，只有在统一的政府权力体系中才能实现。（3）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一些公共产品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垄断性，特别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它们是市场运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量投入。

可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的关系时，一定的中央集权是需要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需要多级的分层调控，需要多层的制度创新，不然，就会扼抑特色性制度潜能的发挥，扼抑人们对制度的合理预期和创新动力，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就难以显现。而没有繁荣的地方市场就没有繁荣的全国市场。为此，必须找到一条既有利于中央适度集权，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两全之策。这个两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规制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关系的坐标：一是无论中央的制度创新还是地方的制度创新，都不要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以市场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空间，既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序运转，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场的繁荣，发挥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的制度创新空间应是：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过财政政策、贷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管理机制，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建立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与调节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部门对市场的侵害和封锁，培育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协调工农、城乡、地区关系，实现制度的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包括：根据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并作出与此规划和中央宏观目标相协调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财政和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和调节本地区的市场供求关系；培育地方性市场体系，推动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和对接，为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理地方国有资产，保证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内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配置；组织和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

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空间界线的落实，除了以法律化的机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制度博弈关系外，还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机制：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方面。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铲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从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为了加大治理、预防和惩罚力度，可以把这一工作列入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日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纪检、法律监督部门应将这问题列为执法监督的一项专门内容；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评估中，应改变过于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放弃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思路。三是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约束。要通过建立财政补助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形成一种中央对地方的硬性制约和推动机制，达到调控地方制度目标的目的。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建立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基础（中央财政收入总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过将收入的一部分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拨给地方，达到引导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观协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过拨款和补助等转移支付手段，达到调整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为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特设了国库支出金，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将一部分资金拨给地方使用，这部分资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0%。[10]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革能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的税收比率以及地方获得中央补贴占上交中央税收的比率，都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转移支付总量被挤占及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转移支付的比重，即应以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的保护落后、挫伤先进的结果。我们在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上，不能简单地采取“劫富济贫”方法。要承认，一定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平衡还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潜，实施制度创新，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状态。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应建立在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切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从“政府失败”出发，主张无需国家干预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缺陷的出路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自身。而从15世纪末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市场失灵”出发，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布劳恩和杰克逊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与外部效应、存在不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内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现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确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去弥补市场的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套社会制度，市场中的交易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还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它本身便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力量与影响，深深地嵌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无形的手”背后有着有形的社会结构在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动。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需要有产权和交易活动能得到合法认可和有效保护的制度环境，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绝对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约束的市场“真空”，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在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灵”的外显。[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一是维持秩序职能，即有效保护产权和提供市场交易的基本博弈规则；二是解决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设者，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以制度创新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给的过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给的不足。

然而，我们在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经常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行了市场的职能。这种创新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或者即使微观主体有创新的需求和动机，在中央制度进入壁垒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创新的愿望，从而使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主角，弥补了市场和企业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随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业交易过程的环节和费用，也使企业难以独立地走上市场。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灾难”、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的冲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场的职能。因为，与企业绑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在其权力范围内施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制度安排，从而与其他地区和中央的制度变迁目标发生冲突，应验了“诺思悖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出现了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从代替市场到退出市场，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领域交由市场去调节，由市场主体根据需求自主实施制度创新，政府则主要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发挥作用。

政府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后，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才能萌生和繁荣，最终达到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才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自主和平等的环境中，微观主体能够及时感知和捕捉到获利的机会，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完成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更有利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3]达到制度创新的预期效果。

为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地方政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公有企业的产权缺陷使其极易陷入资产无人负责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里，不再搞公有企业。对原有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公有企业要改造成非公有企业，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由于地方所属企业能够增加与销售收入挂钩的上缴费用，能够提供员工饭碗保障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外延式的经济扩张，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还会想方设法维持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只有斩断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隶属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扩张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个私人资产所有者会允许企业的无效扩张的。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有关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总的来说，它应限于市场失灵和维护秩序领域。类似于企业投资和经营等微观领域的事务，应交由市场去调节。但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受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市场职能领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组织，由若干国有资产公司出资组建熊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这种“拉郎配”的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追求规模、热衷于评比的排序、表现政绩的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它明显超越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也遭到了部分企业的反对。张维迎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种规则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场竞争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避免社会利益的损失。张维迎认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场和消灭市场。[15]（P99～111）由于政府官员在实施管制时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经常失效，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点是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诸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审批的事项和明确政府审批的范围，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场尺度，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立审批去干预。二是经济尺度，这主要从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审批的收益与成本是否对称。三是技术的尺度，即从技术能力方面看行政审批能不能把审批的事务管住，审批管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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