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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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部门高价茅台消费到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住不起会场套房，从新余市高价公务员出国考察费到美国的79元总统套餐，所有这些社会热点都使我们的目光投向了“三公消费”。那么什么是“三公消费”呢？三公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人员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三公消费”现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这一现象的持续存在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社会、对民众来说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亟待解决这些问题。

“三公消费”从本质上来说，是财政支出问题。财政支出是一项有计划的支出活动，需要国家进行预算。预算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它规定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数量、财政支出的各项用途和数量，反映着整个国家政策、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我国的预算活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称《预算法》）进行调整。我国《预算法》自1994年颁布以来，对于规范预算管理和预算监督，加强我国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从《预算法》执行18年的实践来看，现行的预算法已经不能适应目前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从被热烈讨论的“三公消费”就可以看出，《预算法》在规制政府财政支出方面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繁荣，市场提供的服务种类不断地多样化，因服务和产品的档次不同其价格自然各异，各级政府进行财政支出时选择空间不断的扩张，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从法律制度上对政府的支出行为加以限制就很容易滋生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行为。为了更好地解决“三公消费”问题，很多学者专家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可行性建议，而本文只立足于《预算法》本身进行探讨，并对完善《预算法》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政府财政报告应列明支出明细，加大透明公开度

笔者翻阅了部分政府年度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后发现，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内容太过于宏观、粗糙。我们从政府的财政报告里面看不出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只反映了财政资金的收支数额，以及财政资金宏观的去向，具体的每一笔财政预算资金如何的使用，以及实际使用的情况反馈，在政府的财政报告里面没有反映出来。因此，笔者建议，《预算法》应对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规定细致的标准，强制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尽可能的详尽、细致，这样各级人大在审议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时，就可以清楚的了解财政资金的预计安排情况，清楚的知道政府支出项目中的资金具体安排规划，从而使各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更加有效，从源头上遏制“三公消费”等政府活动中的腐败行为。

二、制定相关事项的支出标准，健全预算体系

据《瞭望新闻周刊》刊登的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龙太江教授撰写的特稿称，2004年全国就公款吃喝这一项就高达3700亿元，如再加上公款出国、购买公务用车的费用，将是更为惊人的数字。笔者认为，规范“三公消费”的重要一项就是要制定出各级部门的具体财政支出标准，在《预算法》中明确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在整体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以及根据各级政府具体财政情况，限定三类支出的最高限额。只有明确各项支出标准，细化预算编制，才能使我国的预算制度发挥更大作用，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三、在预算法中加入惩罚制度，增加违法成本

建国以来，我国规制政府消费行为的法律较少，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党的纪律和廉政教育来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当发现政府人员在财政支出中存在问题时，往往追究的是党纪政纪责任，而法律责任，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依据常常难以追究。笔者认为，《预算法》应加入惩罚条款，违法者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重者还应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加大违法成本。对于胆敢逾矩超标进行公务消费的官员，法律将给予多重惩戒，要严肃问责，让超标公务消费变得高风险、高成本，这样才能让官员们上至主席、部长、大使，下至一般公务员，鲜有人敢以身试法。

四、加强财政支出监督，建立多方位监督体系

在实践中许多被查出的“三公消费”事件，大多是因为举报等方式被发现的，至今还没有在各级人大审议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时被发现的，由此看出，当前各级人大在监督环节的局限性。为了加强对预算的审查监督，《预算法》应增设专门一章，重点规定人大审查监督预算的内容，如人大代表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对预算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与质询并组织专案调查，人大常委会可以就预算审查监督中的重大问题举行听证会，对预算工作进行评议，作出有关决议。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发挥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功能，尤其是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用户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微博的力量，全方位对政府的财政支出情况进行监督，促进我国预算制度更加完善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季文瑞.政府日常性经费支出法律问题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毕业论文

[2]愈光远.我国现行预算法修订的主要内容与对策建议.地方财政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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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烟销售工作出现新的问题的同时，在逐渐被人熟知的自媒体领域则以近乎爆炸式的发展速度快速发展。众所周知，我们现在身处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和信息设备的迅速发展使互联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特别是数字技术及网络通信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它改变了整个媒体环境。尤其是在web2.0技术的支持下，以由用户主导而生成的内容互联网产品模式为代表的博客、播客、社交网站、微博等各种网络媒介形式层出不穷，发展十分迅速，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微信的出现更加助推了用户主导而生成的内容互联网产品模式的深入发展。

对于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限制的卷烟营销而言，自媒体的到来和发展无疑是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意味着在自媒体环境下，卷烟商业企业（卷烟销售公司、卷烟物流公司、烟叶公司等）可以积极尝试改变原有的卷烟品牌营销传播策略，在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情况下，主动去适应新的媒体环境。而如何运用个性化与互动性强的自媒体成功的进行卷烟品牌营销，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二、国外研究情况

目前学术界针对自媒体所进行的研究较少，相关文献主要从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文学以及市场营销学等几个学科为研究背景，并针对下列几个层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论坛、博客、播客、微博等各种自媒体形式的传播现象、特性、模式及意义；2.自媒体可能对主流媒体构成的冲击及其引发观念变革；3.自媒体在突发事件和危机公关中的舆论引导作用与相应对策；4.自媒体与网络文化；5.自媒体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在国外对自媒体的相关研究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03年7月由Shayne Bowman和Chris Willis两位联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以及美国著名IT专栏作家Dan Gillmor的专著《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自媒体：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但关于这一概念尚无一个严谨科学的界定，Shayne Bowman和Chris Willis认为：“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Dan Gillmor则认为“We Media”是指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

受不同国家法律不同的影响，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卷烟品牌营销向自媒体为媒介的方向发展的相关研究和文章。

三、国内研究情况

在我国，自媒体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学术领域，以自媒体为主题或关键词的论文大都处于概念引进阶段，而且关于自媒体的概念、范畴界定说法不一。罗斌的硕士论文《网络自媒体研究》（2009）较全面的分析了自媒体的技术基础以及信息生产的方式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传统新闻传播的冲击和未来发展方向。王嘉颖对自媒体传播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从传播模式的五个基本因素分别阐述的其后现代主义特征：被模糊的信息生产者、“小叙事”的平民话语、大众文化的合集、欢愉的资讯消费者和被解构的价值体系。《自媒体发展及其文化问题――新世纪中国自媒体现象研究》（2011）―文首先分析了自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自媒体在中国的成长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博客为代表的话语权的争取阶段、播客破除影音霸权阶段和自媒体的全面扩张阶段；然后文章阐述了自媒体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如对民主进程、媒介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最后文章重点探讨了自媒体对文化的消极影响，并且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文章认为：“大众在话语权的释放中大肆狂欢，形成了自媒体特有的草根文化，媚俗成风、人云亦云、信息日趋碎片化等文化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2005）认为自媒体有以下特点：自主性越来越强、发展越来越快、应用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侯义佳在其文章《浅析自媒体对营销变革的影响》（2009）研究了自媒体对营销的六个方面影响，他们认为：“随着媒体传播方式的变化，双向沟通、互动体验、口头传播、精准传达等各种新的营销策略层出不穷，营销变革也势在必行。”《“人人即媒体”与大众传播要素的质变》（2007）一文从传播主体复杂化、话语权释放和把关缺失三个方面比较了自媒体与传统媒介的区别，而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作为传播过程的核心因素，其改变已经使得人类传播发生了质的变化。

四、前景展望

开展自媒体营销方式，能够使卷烟品牌采取创新多样的即时互动形式，简单快捷的内容传播方式，使其拥有有序可循的受众群体与低廉的信息传播成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在当前情况下，卷烟产品开展自媒体营销活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包括：卷烟品牌营销的自媒体传播模式尚未成熟，无序的卷烟品牌营销传播将削弱卷烟商业企业职能，盲目的通过自媒体传播卷烟品牌营销内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等等。

但是，只要能转变传统的营销观念，积极拓展卷烟品牌营销的自媒体传播方式；规范操作行为，按职能分工进行卷烟品牌营销的自媒体传播；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的自媒体传播形式出现。以自媒体为平台，使卷烟品牌营销开辟出一个新的高效的模式是可以实现的。

参考文献：

[1]黄慧.自媒体发展及其文化问题――新世纪中国自媒体现象研究.[J]山东经济学院论坛.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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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内部审计

一、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研究背景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是指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以促进学校管理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绩效，从而建设资源节约型高校。我国的财政管理改革已进入以支出管理改革为重点的阶段，高校教育经费支出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因此，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开展绩效审计，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监督和审计，无论是对高等教育事业经费支出的管理改革还是审计事业的发展，都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高校教育经费绩效审计的审计主体可分为内部审计部门和政府审计部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高校绩效审计的研究多数是以政府审计部门为出发点，探讨政府对高校的绩效审计，但是仍未形成完善的制度规范和统一的指标体系，高校的政府绩效审计处于初步建设时期，开展还需一段时间。

2015年3月24日，《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教财〔2015〕2号）（以下简称《意见》）正式颁布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内部审计是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手段，是强化过程监管的重要方式，是提高资源绩效的重要保障。”高校内部审计作为政府审计的延伸，在高校绩效审计中具有主动性，是推进高校绩效审计的动力与保障。因此本文选取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审计主体，以内部审计部门为研究视角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绩效审计进行研究。

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一）理论基础1.公共产品理论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既不是消费上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在消费上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成分，属于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由政府、学生和社会共同承担，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成本效益观念，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绩效审计满足了利益相关者对经费支出效果的需要。2.委托理论委托理论认为，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权分离后，一方面委托人希望人能诚实、公允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不仅要实现财产的保全，还要实现财产的增值；另一方面，人也有义务向委托人说明受托经济责任的具体履行过程和结果。政府对高校投入资金，委托高校负责人对投入资金进行有效管理，从而为社会最大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输出优秀人才；校企合作方、银校合作方等委托方投入或借出资金，希望高校为其盈利；学生缴纳学费，希望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保障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履行，满足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产生了绩效审计的要求。

（二）现实意义1.绩效审计是高校厉行节约的重要保障目前，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如设备仪器的采购与管理不善，重复购置；基建修缮项目没有长远规划，重复拆建；参加或举办没有意义的会议与活动，铺张浪费。这些不仅容易滋生高校腐败，还会影响高校的长远发展。当前的高校内部审计侧重于财务收支的总量审计，缺乏对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评价。高校教育经费的某项支出不超预算，并不代表这项资金的使用效率高，这项资金的支出不一定达到了预期效果，因此这笔资金即使不超预算，也是低效的支出，甚至是浪费的不合理支出。因此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进行绩效审计，对支出的绩效进行评价，可以保障经费支出的合理性与节约性，提高经费使用效益。2.绩效审计是高校内部审计纵深发展的必然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绩效审计以其独特的优越性成为西方国家审计的主流方向（安杰等，2010）。在我国，高校虽然一般都设置了独立的审计部门，对经济责任、财政收支、基建修缮、科研经费等方面进行审计与监督，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大部分高校内部审计的重点局限于财务预决算以及日常收支活动的准确性、差异性，却很少考虑学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益性、效果性，因此我国高校内部审计的创新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2014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内部审计准则》正式实施。新准则将内部审计定义为“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它通过运用系统、规范的方法，审查和评价组织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以促进组织完善治理、增加价值和实现目标。”内部审计的目的与绩效审计的内容相统一，因此引入绩效审计不仅是高校内部审计的创新方向，更是内部审计纵深发展的必然走向。

三、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审计经济性审计是指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是否以最低费用获取一定质量的资源，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是否节约以及支出结构是否合理。经济性审计是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之一，高校内部审计人员应按照厉行节约以及经费优化配置的方针进行经济性审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审计：1.经费支出的节约性审计审计在保证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情况下，资源的购买成本是否有压缩空间，是否达到最低；审计资源的购买与获取是否严格执行预算，有无挤占挪用资金；审计是否严格执行了政府采购政策。2.经费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审计科学合理地配置和使用教育经费，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是高等学校经费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经济性审计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审计经费的支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最大限度地为教学、科研服务。

（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效率性审计效率性强调的是成果与支出的比例关系，追求比例的最大化。对于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来说，效率性审计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为取得同等的教育成果，高校教育资源的消耗程度，即审计是否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一定量的成果；审计购入的资源是否优化配置，有无资源闲置与浪费。效率性审计是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关键，是连接经济性审计与效果性审计的桥梁。效率性审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人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获取教师、行政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其中教师资源是核心，关系到学校的教学质量以及发展潜力，因此人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的重点是审查教师的人数与知识结构是否合理。2.物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物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主要是审计房屋、设备、图书等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审计物力资源是否优化配置，有无闲置浪费。3.财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财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主要是审计高校教育经费在人才培养和发展科研两方面的支出效率性。

（三）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效果性审计效果性审计是审计教育经费支出后所实现的实际效果和预期效果之间的关系，即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效果性审计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审计：1.人才培养效果性审计我国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是否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是评价教育经费支出效果的重要内容。2.科学研究效果性审计高校的另一职能是科学研究，即通过科学研究不断输出新知识，促进社会发展。科学研究效果性审计主要是审计高校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四、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指标体系

绩效审计本身是一个多指标综合性的审计模式，涉及到从资源的购买、使用到产出的全过程审计，因此一套科学实用、清晰可比的高校教育经费绩效审计指标是绩效审计的关键。本文基于内部审计的视角，初步探索了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指标体系，见表1。各审计指标的具体描述如下：

（一）经济性审计1.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比例=（实际支出/预算支出）×100%该指标越大，说明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越差；该指标值大于1时，实际支出超预算，经费使用可能存在浪费。2.本年实际支出增加比例=（实际支出-上年支出）/上年支出×100%该指标值大于0，说明本年支出大于上年支出，指标值越大，超出上年支出越多；指标值小于0时，本年支出较上年支出节约。3.教学支出比例=（教学支出/总支出）×100%该指标反映了教学经费的使用情况，该指标值保持较高才是合理的支出结构。4.三公经费支出比例=（三公经费/公用经费）×100%三公经费包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是应该严格控制的支出，该指标应维持在较低值。5.设备购置支出比例=（设备购置支出/公用经费）×100%设备购置支出比例包括可分别计算教学设备购置比例和行政设备购置比例，并进行对比分析。教育经费的支出重点应该是教学，教学设备在满足师生需要的同时还要及时优化更新，因此教学设备购置支出应该远大于行政设备购置支出。6.人员经费比例=（人员经费/总支出）×100%人员经费包括在教职工工资、福利、补贴等，人员经费比例越高，公用经费必然少，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因此该指标值应维持在较低水平。

（二）效率性审计1.学生教师比例=（学生人数/教师人数）×100%该指标值高，表明高校教师资源利用效率高。但是不能过高，生师比太高说明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影响学校办学质量。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文件的规定，符合基本办学条件的生师比不能超过18:1。2.教师人均工作量=全校教学工作量/教师人数该指标反映了教师资源的利用效率，指标越高，效率越高。该指标不能过高，过多的工作量不仅影响教学质量，也会挤占教师的科研时间。3.专业教师占全体教职工比例=（专业教师人数/全体教职工人数）×100%专业教师在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指标值高，说明人力资源利用效率高；该指标值低，说明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可以精简非教学人员，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4.高层次人才占专业教师比例=（高层次人才数/专业教师人数）×100%高层次人才是指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需要，面向国内外引进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高学历的教师。该指标越大，说明师资力量越好，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实力越强，人力资源效率越高。5.房屋利用率=（实际使用的房屋面积/可使用的房屋面积）×100%房屋包括高校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楼、运动馆等，该指标高，说明房屋资源利用率高，反之说明基建项目缺乏合理规划，导致资源闲置与浪费，效率低下。6.设备更新率=（当年更新的设备数/当年购入的设备数）×100%该指标低，说明当年购入的设备未能及时投入使用，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设备重复购置或者设备更新不及时。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源的闲置，另一方面学生未享用到优质资源，物力资源效率低下。7.设备使用率=（设备实际使用小时数/该设备可充分使用小时数）×100%该指标反映设备使用效率，值越高说明设备使用越充分。8.图书借阅率=（图书借阅量/图书总数）×100%图书资源是学习知识和发展科研的重要资源，该指标反映了师生对图书的利用率，指标值越高说明该项教育经费支出的效率性越高。9.科研成果数与科研支出比=科研成果数/科研支出科研成果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图书、获取的专利。该指标反映了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指标越高效率越高。10.学生人数与总支出比=学生人数/总支出该指标反映单位经费支出所能负担的学生数量，该指标值越高说明经费的使用效率越高。

（三）效果性审计1.学生毕业率=（毕业人数/学生总数）×100%学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毕业，该指标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合格大学生的比例。2.毕业生就业率=（就业人数/毕业生人数）×100%该指标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学生质量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指标值越高，表明高校培养的人才素质越高，教育经费的支出效果好。3.学生人均获奖数=获奖数/学生人数包括国家级或地方级举办的知识竞赛、体育竞赛、实践竞赛等各类获奖数，该指标反映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比例越高效果越好。4.教师人均论文数=数/教师人数该指标反映了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指标值越高，表明高校教师科学研究获得成果越多。5.核心期刊论文比例=（核心期刊论文数/总数）×100%该指标反映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数，指标值越高，说明教师科研能力越强。6.教师人均科研专利数=科研专利数/教师人数该指标反映了教师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指标值越高，经费支出的效果性越好。7.教师人均出版教材数=出版图书数/教师人数图书出版包括教材、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等的出版，反映了教师知识结构的系统化和完整化，指标值越高，科研效果越好。

五、加强高校内部审计部门建设，推进高校教育经费的绩效审计

（一）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而在高校管理体制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学校领导和教职工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局限于过去的监督职能，忽略了内部审计的确认和咨询功能，内部审计在高校的独立性受到制约，不利于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意见》中明确提出“充分保障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应设置独立内部审计部门，足额配备专职审计人员。要保障内部审计部门依法审计、依法查处问题、依法公告审计结果，不受其他机构和个人的干涉。对拒不接受审计监督，阻挠、干扰和不配合审计工作，或威胁、恐吓、报复审计人员的，要依规查处。”因此，独立性是内部审计部门的根基与核心，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是推进绩效审计的根本保障。

（二）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是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全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审计与评估，审计范围更加广泛，审计业务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不仅加大了审计的工作量，而且要创新审计方法，如果仅依靠传统的审计方法，绩效审计工作很难开展，其优越性也无法体现。目前，高校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实施，使信息化建设深入影响到校园内各类用户和管理部门，高校会计信息化的发展更是快速。但是，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却不甚理想，一部分高校自行开发了简单的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一部分高校仅是利用Excel表进行审计，高校内部审计作为审计主体，却无法跟上审计对象的信息化步伐，严重制约了内部审计的职能发挥。因此，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内部审计的水平，不仅是绩效审计的需求，更是内部审计事业发展的需求。

（三）加强内部审计人员的多元化建设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与传统内部审计相比，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要顺利开展绩效审计，必须创新审计方法，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但是仅靠硬件设备的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审计人员队伍的多元化建设。审计人员是绩效审计的主要推动力和实施者，具备一支由经济、管理、法律、建设工程、信息系统等专业背景和专业资格的人员组成的审计队伍是高校实施绩效审计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安杰，国效宁，徐铭禧.我国高校绩效审计：现状、意义与建议［J］.会计之友，2010（10）:92-94.

［2］张建林，刘韩婷.浅析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审计［J］.河北企业，2013（1）:63.

［3］伍清.绩效审计视角下高校教育经费审计内容研究［J］.会计师，2014（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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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1-0118-04

一、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研究背景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是指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以促进学校管理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绩效，从而建设资源节约型高校。我国的财政管理改革已进入以支出管理改革为重点的阶段，高校教育经费支出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因此，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开展绩效审计，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监督和审计，无论是对高等教育事业经费支出的管理改革还是审计事业的发展，都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

高校教育经费绩效审计的审计主体可分为内部审计部门和政府审计部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高校绩效审计的研究多数是以政府审计部门为出发点，探讨政府对高校的绩效审计，但是仍未形成完善的制度规范和统一的指标体系，高校的政府绩效审计处于初步建设时期，开展还需一段时间。

2015年3月24日，《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教财〔2015〕2号）（以下简称《意见》）正式颁布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内部审计是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手段，是强化过程监管的重要方式，是提高资源绩效的重要保障。”高校内部审计作为政府审计的延伸，在高校绩效审计中具有主动性，是推进高校绩效审计的动力与保障。因此本文选取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审计主体，以内部审计部门为研究视角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绩效审计进行研究。

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一）理论基础

1.公共产品理论

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既不是消费上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在消费上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成分，属于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由政府、学生和社会共同承担，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成本效益观念，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绩效审计满足了利益相关者对经费支出效果的需要。

2.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认为，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权分离后，一方面委托人希望人能诚实、公允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不仅要实现财产的保全，还要实现财产的增值；另一方面，人也有义务向委托人说明受托经济责任的具体履行过程和结果。政府对高校投入资金，委托高校负责人对投入资金进行有效管理，从而为社会最大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输出优秀人才；校企合作方、银校合作方等委托方投入或借出资金，希望高校为其盈利；学生缴纳学费，希望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保障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履行，满足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产生了绩效审计的要求。

（二）现实意义

1.绩效审计是高校厉行节约的重要保障

目前，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如设备仪器的采购与管理不善，重复购置；基建修缮项目没有长远规划，重复拆建；参加或举办没有意义的会议与活动，铺张浪费。这些不仅容易滋生高校腐败，还会影响高校的长远发展。当前的高校内部审计侧重于财务收支的总量审计，缺乏对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评价。高校教育经费的某项支出不超预算，并不代表这项资金的使用效率高，这项资金的支出不一定达到了预期效果，因此这笔资金即使不超预算，也是低效的支出，甚至是浪费的不合理支出。因此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进行绩效审计，对支出的绩效进行评价，可以保障经费支出的合理性与节约性，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2.绩效审计是高校内部审计纵深发展的必然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绩效审计以其独特的优越性成为西方国家审计的主流方向（安杰等，2010）。在我国，高校虽然一般都设置了独立的审计部门，对经济责任、财政收支、基建修缮、科研经费等方面进行审计与监督，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大部分高校内部审计的重点局限于财务预决算以及日常收支活动的准确性、差异性，却很少考虑学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益性、效果性，因此我国高校内部审计的创新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2014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内部审计准则》正式实施。新准则将内部审计定义为“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它通过运用系统、规范的方法，审查和评价组织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以促进组织完善治理、增加价值和实现目标。”内部审计的目的与绩效审计的内容相统一，因此引入绩效审计不仅是高校内部审计的创新方向，更是内部审计纵深发展的必然走向。

三、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审计

经济性审计是指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是否以最低费用获取一定质量的资源，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是否节约以及支出结构是否合理。经济性审计是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之一，高校内部审计人员应按照厉行节约以及经费优化配置的方针进行经济性审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审计：

1.经费支出的节约性审计

审计在保证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情况下，资源的购买成本是否有压缩空间，是否达到最低；审计资源的购买与获取是否严格执行预算，有无挤占挪用资金；审计是否严格执行了政府采购政策。

2.经费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审计

科学合理地配置和使用教育经费，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是高等学校经费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经济性审计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审计经费的支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最大限度地为教学、科研服务。

（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效率性审计

效率性强调的是成果与支出的比例关系，追求比例的最大化。对于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来说，效率性审计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为取得同等的教育成果，高校教育资源的消耗程度，即审计是否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一定量的成果；审计购入的资源是否优化配置，有无资源闲置与浪费。效率性审计是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关键，是连接经济性审计与效果性审计的桥梁。效率性审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人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获取教师、行政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其中教师资源是核心，关系到学校的教学质量以及发展潜力，因此人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的重点是审查教师的人数与知识结构是否合理。

2.物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

物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主要是审计房屋、设备、图书等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审计物力资源是否优化配置，有无闲置浪费。

3.财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

财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主要是审计高校教育经费在人才培养和发展科研两方面的支出效率性。

（三）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效果性审计

效果性审计是审计教育经费支出后所实现的实际效果和预期效果之间的关系，即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效果性审计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审计：

1.人才培养效果性审计

我国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是否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是评价教育经费支出效果的重要内容。

2.科学研究效果性审计

高校的另一职能是科学研究，即通过科学研究不断输出新知识，促进社会发展。科学研究效果性审计主要是审计高校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四、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指标体系

绩效审计本身是一个多指标综合性的审计模式，涉及到从资源的购买、使用到产出的全过程审计，因此一套科学实用、清晰可比的高校教育经费绩效审计指标是绩效审计的关键。本文基于内部审计的视角，初步探索了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指标体系，见表1。

各审计指标的具体描述如下：

（一）经济性审计

1.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比例=（实际支出/预算支出）×100%

该指标越大，说明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越差；该指标值大于1时，实际支出超预算，经费使用可能存在浪费。

2.本年实际支出增加比例=（实际支出-上年支出）/上年支出×100%

该指标值大于0，说明本年支出大于上年支出，指标值越大，超出上年支出越多；指标值小于0时，本年支出较上年支出节约。

3.教学支出比例=（教学支出/总支出）×100%

该指标反映了教学经费的使用情况，该指标值保持较高才是合理的支出结构。

4.三公经费支出比例=（三公经费/公用经费）×100%

三公经费包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是应该严格控制的支出，该指标应维持在较低值。

5.设备购置支出比例=（设备购置支出/公用经费）×100%

设备购置支出比例包括可分别计算教学设备购置比例和行政设备购置比例，并进行对比分析。教育经费的支出重点应该是教学，教学设备在满足师生需要的同时还要及时优化更新，因此教学设备购置支出应该远大于行政设备购置支出。

6.人员经费比例=（人员经费/总支出）×100%

人员经费包括在教职工工资、福利、补贴等，人员经费比例越高，公用经费必然少，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因此该指标值应维持在较低水平。

（二）效率性审计

1.学生教师比例=（学生人数/教师人数）×100%

该指标值高，表明高校教师资源利用效率高。但是不能过高，生师比太高说明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影响学校办学质量。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文件的规定，符合基本办学条件的生师比不能超过18：1。

2.教师人均工作量=全校教学工作量/教师人数

该指标反映了教师资源的利用效率，指标越高，效率越高。该指标不能过高，过多的工作量不仅影响教学质量，也会挤占教师的科研时间。

3.专业教师占全体教职工比例=（专业教师人数/全体教职工人数）×100%

专业教师在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指标值高，说明人力资源利用效率高；该指标值低，说明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可以精简非教学人员，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4.高层次人才占专业教师比例=（高层次人才数/专业教师人数）×100%

高层次人才是指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需要，面向国内外引进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高学历的教师。该指标越大，说明师资力量越好，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实力越强，人力资源效率越高。

5.房屋利用率=（实际使用的房屋面积/可使用的房屋面积）×100%

房屋包括高校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楼、运动馆等，该指标高，说明房屋资源利用率高，反之说明基建项目缺乏合理规划，导致资源闲置与浪费，效率低下。

6.设备更新率=（当年更新的设备数/当年购入的设备数）×100%

该指标低，说明当年购入的设备未能及时投入使用，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设备重复购置或者设备更新不及时。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源的闲置，另一方面学生未享用到优质资源，物力资源效率低下。

7.设备使用率=（设备实际使用小时数/该设备可充分使用小时数）×100%

该指标反映设备使用效率，值越高说明设备使用越充分。

8.图书借阅率=（图书借阅量/图书总数）×100%

图书资源是学习知识和发展科研的重要资源，该指标反映了师生对图书的利用率，指标值越高说明该项教育经费支出的效率性越高。

9.科研成果数与科研支出比=科研成果数/科研支出

科研成果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图书、获取的专利。该指标反映了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指标越高效率越高。

10.学生人数与总支出比=学生人数/总支出

该指标反映单位经费支出所能负担的学生数量，该指标值越高说明经费的使用效率越高。

（三）效果性审计

1.学生毕业率=（毕业人数/学生总数）×100%

学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毕业，该指标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合格大学生的比例。

2.毕业生就业率=（就业人数/毕业生人数）×100%

该指标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学生质量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指标值越高，表明高校培养的人才素质越高，教育经费的支出效果好。

3.学生人均获奖数=获奖数/学生人数

包括国家级或地方级举办的知识竞赛、体育竞赛、实践竞赛等各类获奖数，该指标反映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比例越高效果越好。

4.教师人均论文数=数/教师人数

该指标反映了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指标值越高，表明高校教师科学研究获得成果越多。

5.核心期刊论文比例=（核心期刊论文数/总数）×100%

该指标反映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数，指标值越高，说明教师科研能力越强。

6.教师人均科研专利数=科研专利数/教师人数

该指标反映了教师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指标值越高，经费支出的效果性越好。

7.教师人均出版教材数=出版图书数/教师人数

图书出版包括教材、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等的出版，反映了教师知识结构的系统化和完整化，指标值越高，科研效果越好。

五、加强高校内部审计部门建设，推进高校教育经费的绩效审计

（一）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而在高校管理体制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学校领导和教职工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局限于过去的监督职能，忽略了内部审计的确认和咨询功能，内部审计在高校的独立性受到制约，不利于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意见》中明确提出“充分保障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应设置独立内部审计部门，足额配备专职审计人员。要保障内部审计部门依法审计、依法查处问题、依法公告审计结果，不受其他机构和个人的干涉。对拒不接受审计监督，阻挠、干扰和不配合审计工作，或威胁、恐吓、报复审计人员的，要依规查处。”因此，独立性是内部审计部门的根基与核心，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是推进绩效审计的根本保障。

（二）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是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全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审计与评估，审计范围更加广泛，审计业务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不仅加大了审计的工作量，而且要创新审计方法，如果仅依靠传统的审计方法，绩效审计工作很难开展，其优越性也无法体现。目前，高校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实施，使信息化建设深入影响到校园内各类用户和管理部门，高校会计信息化的发展更是快速。但是，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却不甚理想，一部分高校自行开发了简单的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一部分高校仅是利用Excel表进行审计，高校内部审计作为审计主体，却无法跟上审计对象的信息化步伐，严重制约了内部审计的职能发挥。因此，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内部审计的水平，不仅是绩效审计的需求，更是内部审计事业发展的需求。

（三）加强内部审计人员的多元化建设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与传统内部审计相比，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要顺利开展绩效审计，必须创新审计方法，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但是仅靠硬件设备的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审计人员队伍的多元化建设。审计人员是绩效审计的主要推动力和实施者，具备一支由经济、管理、法律、建设工程、信息系统等专业背景和专业资格的人员组成的审计队伍是高校实施绩效审计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 安杰，国效宁，徐铭禧.我国高校绩效审计：现状、意义与建议[J].会计之友，2010（10）：92-94.

[2] 张建林，刘韩婷.浅析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审计[J].河北企业，2013（1）：63.

篇5

基于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于人的关注”的认识出发，我们认为，与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均有着深刻联系的白酒同人文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在白酒广告中，人文精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这些方面泸州老窖广告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从关注人类历史的纵深感，以及白酒企业工艺传承等角度，将白酒内在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厚重感通过广告符码演绎，让广告观赏者看到的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白酒，更能品味出其中“人性”的存在和关怀。这样的广告不仅能很好地传递商品信息，还能很好地宣传企业形象。泸州老窖特曲电视广告，在悠扬的曲调中，展开的不仅仅是优美的画卷，以及寻常可见的酒元素符号。一个富有男性魅力的嗓音比较低沉地发问:40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什么?随后字幕上闪现着这样的内容:30119部经典遗失，2065项技艺失传，812处古迹被破坏，15种人类文明中断……最后男性的声音再起，“唯有珍稀之品，方可一脉永传，传世浓香，泸州老窖特曲”。这样的广告，在强调这款酒的历史、传承、稀有之外，更表达出了对于人类一些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间长河中消失的深深忧虑，受众在被广告深深触动的同时，会对这样一个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企业产生深深的认同感。

然而，当下包括白酒广告在内的更多的商业广告，人文精神缺失严重，不仅仅影响公众的审美，而且对企业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已经成为业界和学界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借助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消费社会理论，从两个层面来探讨在消费社会中，泸州老窖广告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首先是对于符号的盲目崇拜导致了在其广告中，人沦为“物”的附属，作为人的主体性丧失的问题;其次是白酒广告日益增多，对人生存的现实世界的环境的破坏和吞噬的问题。为了将研究具象化，本文将以泸州老窖的公开传播的广告作为案例，其一是因为泸州老窖是中国酿酒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之一，产品自身人文价值丰富;其二，泸州老窖的白酒广告曾经是央视广告招标大会的“标王”，其广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消费社会的理论中，“符号”是一个关键的概念，鲍德里亚借用了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符号理论，认为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为商品附加上符号价值，最直接和常用的方式就是广告。但是鲍德里亚也表示了隐隐的担忧，他认为，“技术以它不断的演进，有一天会达到(完美的)模仿，……人会变得失去功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开向功能神话，和与世界炫人耳目的效率相关的幻想投射”。这就是人的主体性在符号面前逐渐丧失的一个过程，广告无疑在加速这个过程。脸谱化的人物以及符号化的人类情感，这是部分白酒广告对人的主体性剥夺的最重要方式。

在多数白酒广告中，符号占据了主体地位，少了人与人之间最真挚和质朴的情感。白酒有相对固定的消费者群体，大多是中年男性，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和权力资本，成功、友情、亲情是这类群体所追逐的目标，因此白酒广告中对此类场景的刻画比比皆是。这样的广告诉求本身可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表达这类诉求的方式。泸州老窖众多的广告中，场景、人物以固定化、脸谱化的符号出现，表现友情的广告就会出现朋友间握手击掌的画面，表现亲情的广告一定会使用家庭团聚、言笑晏晏的和谐场景，表现爱情的广告就会运用婚纱、戒指等元素。然而，这些都是冷冰冰的符号，是一种空洞的幻想，将人们的思维固化，指向消费的神话，仿佛消费白酒就能实现广告场景中梦幻般的生活。我们选取一则由知名歌手周华健参演的电视广告作为对象具体分析人物符号化、脸谱化怎样使人的主体性丧失，放弃了人文精神内涵的问题。2012年，周华健正式成为泸州老窖的形象代言人。此时，泸州老窖的特曲老酒也开始大范围地打出“友情牌”，在广告推广友情与白酒的联系。恰恰周华健传唱度最高的歌曲《朋友》中也有“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的歌词，这自然用在了泸州老窖之后的广告中。2012年，一则15秒的特曲老酒电视广告在央视播出，下面(表1)是我们根据广告内容整理的广告分镜头脚本。在这则电视广告中，周华健处于整个广告最中心的地位，所有人物都围绕他和他的歌曲展开，广告中饰演“友人”的演员达到20人左右，却没有一个能让观看者记住，他们或者在特写镜头中被虚化，或者在中景中混杂在人群中;同时，周华健与众人的互动也显得过于程式化:碰杯、握手、击掌等动作显得平淡而做作，离现实生活太遥远，缺乏基本的人性的共鸣。因此广告显得缺乏感染力，不能震撼和打动人心，自然广告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身体符号化，这是人在白酒广告中丧失主体性的另一种重要表现，而这里的身体专指女性身体。白酒无论在传统观念上还是现实的消费行为上，主体都以男性为主导，因此广告中女性身体的出现自然是一种对原始欲望的呼应。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

在白酒广告中，这种最美丽的物品的出现与白酒本身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作为一种男性话语权力的附属品出现，是一种炫耀性符号。如一则推广泸州老窖青花瓷二曲酒的平面广告中，一名身着青花瓷风格旗袍的女性侧身坐在木椅上，女子坐姿端庄，手拿一把古典风格的小扇子，表情妩媚。她侧坐的姿势完美地展示出了其曲线的身材。女子右侧则是青花瓷酒瓶的泸州老窖二曲酒。这幅平面广告中，青花瓷的酒瓶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是绝对的主体，女子只出现在画面最左侧三分之一且靠下的位置，这样的空间布局安排明显地显示出了一种主次关系，女子的出现只是二曲酒的附属品;同时，从该女性身体的造型来看，其曲线与酒瓶的曲线完美地重合，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即商品与女性身体的交融。在此类白酒广告中，女性身体显然已经失去了主体性，“严格地讲，它不是个人财产，而是一种经过设计和包装的、能令人产生欲望的、并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消费品”。女性完美的身体曲线成为消费品，不得不说是对女性的一种亵渎。

二、拟像世界:白酒广告对现实环境的吞噬

如果说符号化的世界只是将立体的世界变为平面化的话，那么创造一个拟像的世界则是另一种人文精神的缺失。如果连真实生活的世界都无法被我们认知，那么我们将失去依托。如今，现代工业和技术创造出来的世界正在吞噬人们生活的现实环境。广告、传媒利用高科技创造的世界在现实中无迹可寻，却每天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建构着我们的认知，这便是拟像的世界。所谓拟像(Simulacre)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制造了“模仿”，大量的复制;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拟像为特征，按照詹明信的解释，“仿像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白酒广告，尤其是走高端路线的白酒广告，往往追求一种宏伟的气势，多数皆以阳刚大气的形象示人。为了追求这种恢弘大气，白酒广告常常脱离现实生活的语境，刻意制造一种拟态环境。如泸州老窖特曲的一副平面广告，为了追求宏大的气势，在设计时动用了多种元素:狮子、八角亭、龙、拱桥、园林，这些元素在画面中按照远近高低依次排开，利用现代的绘图技术力求将这些元素综合于一体。

单独解读这些符码，其所指都与中国古代的“皇家”、“贵族”有联系，给人一种高贵、威武、圣神不可侵犯之感。但是这些重叠组合的元素很难达到体现白酒内在高贵气质的目的，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及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就是来自于拟像。广告将这些本来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如龙)或很难见到的(如园林)场景叠加地放在同一个平面空间里，试图“充分”体现产品的贵族与高端。然而，这种超越真实的多元素生硬拼接，很难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同时那么多元素叠加在一起，使画面空间显得过于拥挤，缺少美感。这样的虚幻、生硬的广告风格，缺少了一丝平易近人的人情味，难以吸引消费者，更难对他们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最后，作为商品信息的这些视觉识别系统过于庞杂，也会增加受众的记忆负担，对广告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不仅在媒体上拟像的世界无处不在，广告还“入侵”了我们真实的生活空间，将我们的客观生活环境“拟像化”。在公交车上、地铁上、广场上、建筑上，城市几乎已经被广告包围，无论在哪个角落总有广告的身影。这些广告或是平面广告，或是影音广告，通过LED、电视屏幕、灯箱广告、车身广告等各种方式进入民众视线。但是这些广告大多并没有人文内涵，其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受众每天将会受到广告的“疲劳轰炸”。这种利用强制接收式载体的广告，挑选了消费者很难逃脱广告制约的环境，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接收其传播的信息，其传播的到达率会比较高。但是，“消费者失去躲避广告的自由，他很快就会对广告产生一种强烈的厌恶感。”

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商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美誉度。泸州老窖的户外广告在这方面是有过典型的不成功案例。广州商业新区火车东站商圈在2013年前后出现过一栋“最牛广告大楼”，这是一座40多层高烂尾楼，占地近5000平方米，户外广告完全包住了整栋楼的四面外墙，这副户外广告也被调侃为“最牛户外广告”，其广告主正是泸州老窖集团。这副大型的户外广告颜色鲜艳，以深蓝色及大红色为主色，大大的酒瓶瓶身在广告中央位置，非常抢眼，因为广告覆盖了大厦四面外墙，再加之大厦拥有引人注目的高度，所以在天河商圈的任何位置几乎都能抬头就看见此户外广告。这样的户外广告无疑像一个“怪兽”安插在了城市里。由于广告本身粗暴地破坏了城市景观，使得市民在观看时会产生一种不真实感，产生时空错乱的感受，这样的感受将受众从现实空间中抽离出来，造成了视觉污染的同时，扰乱了市民对环境的感知。这就是“拟像的世界”所吞噬的现实。

篇6

在现代国家体制下，国家为了行使政府职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公共财政便应运而生，这也形成了政府与社会公众直接的委托和受托关系。在这样的关系背景下，为了增强对受托方的监督，需要通过政府会计来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高效政府等一系列改革方向的确定，要求完善现有的政府会计制度以适应改革需要。

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本文由收集整理

对于权责发生制的改革，我国国内学者是从财政部1993年底正式启动的预算会计改革才开始关注该领域。蒋岗（1994）“关于制定我国预算会计准则的探讨”、张为国、赵建勇（1994）“制定《事业会计准则》中若干主要问题的探讨”、荆新（1995）的博士论文“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理论框架研究”，均是从准则制定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李建发（2001）指出，我国政府会计最好先采用修正的现金制，在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向修正的权责发生制过渡。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权责发生制的改革研究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观点。安德鲁·里齐尔曼（anderw likierman）1998年指出：在政府会计中引入权责发生制将使政府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关注投入和产出、强化现有体制。汤姆·艾伦（tom allen）2002年认为，在政府财务会计报表中使用权责发生制，对于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评估政府财务责任来说十分必要；同时也认为收付实现制和修正的收付实现制下的预算会计和报告仍然能够提供有用的政府运营信息。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 polackova brixi（2003）指出：公共财政制度只有同时涵盖了直接和或有财政风险，才会促使政府审慎地采用财政政策；权责发生制的预算体系和会计标准可以使或有负债的隐性财政成本透明化。

新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会计改革的必要性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是以威尔逊、古德诺德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组织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否定。它源自两大理论基础，即经济学理论和私人管理方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布坎南、缪勒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为公共行政改革指明了道路。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活动于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人均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应当扩大市场的力量，将政府的力量和影响降到最低。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另一理论基础是私人管理方法。尽管在公、私部门之间有着基本差异，但是公共部门管理与私人企业管理还是存在相同之处的，而且这种相同之处还比较多。私营部门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使得新的管理理论、技术和模式层出不穷，最终合理地改革了组织结构，以一种更具灵活性的管理化模式取代了死板的官僚制模式。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取得成功的影响下，开始引进在私营部门中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如重视结果、战略计划与管理、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综上所述，学术界一致认为，新公共管理相对旧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巨大优点，其以市场、以结果和效率为导向的方式，能使政府做出更有效的公共选择。结合我国政府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政府会计改革较为紧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需要政府会计改革

由于我国政府管理着庞大的国有资产，为了更好满足社会公众对国有资产监督的要求，以及保证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均衡化，需要改革现行的政府会计制度。

（二）政府会计改革是政务公开的需要

随着政务公开，特别是三公消费的公开推行，社会公众对政府会计信息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政府会计信息能反映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情况，还要能反映固定资产和远期收支的相关信息。

（三）提升政府绩效需要政府会计的支撑

政府绩效提升是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而对政府绩效的衡量则需要政府会计来进行。当前的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政府会计体系很难准确评价政府绩效。因此，建立支撑政府绩效考核的政府会计体系十分重要。

我国政府会计制度现存问题

（一）缺乏统一的会计体系

我国政府现行会计制度包括三个部分：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三个部分。由于这三个会计制度在核算方法、会计主体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无法形成一个系统的会计制度体系。

（二）现行会计核算制度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满足公共财政新要求

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政府是社会公共资金的受托方，理应向社会公众及时而充分地公开资金的使用情况。但是由于我国政府当前是按照首付实现制来进行核算，因此许多资产类和负债类的科目不必进行核算，这便使得政府的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同时，我国进行财政改革之后，实施了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收支两条线等，现有的会计核算制度，无法适应公共财政的新要求。

（三）现行的财务报告系统存在明显缺陷

主要表现为：没有统一的报表；披露的信息过于单一；报表结构也不尽合理。

（四）现行政府会计制度的根本性弊端——收付实现制

政府会计实行收付实现制度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首先，由于收付实现制无法区分财政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无法完整记录政府隐性负债，从而使得无法对经济活动进行科学核算，极其容易造成不同会计期间收支的大幅波动；其次，收付实现制极易为实际控制人操纵信息和突击花钱提供窗口，更有甚者将债务转嫁到未来，从而使得对政府绩效的考核丧失公平和公正。

国外经验借鉴与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路径

新西兰政府通过全面实行权责发生制，对政府会计制度实行最全面彻底的改革，通过改革收到了良好效果。不仅降低了财政负担，还解决了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臃肿的问题，从而提高了财政预算透明度。其改革成效被其他国家纷纷借鉴。

转贴于

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经过历时70年的改革后，统一了会计制度，均采用权责发生制。具体来说，在财务报告中都强调受托责任，强调利益相关方对财务信息的使用，注重三大财务报表的质量。

资源会计师是英国政府会计改革的主线，其核心理念仍然是坚持采用权责发生制。同时，在财务报告中还强调投入产出比，加强了对政府运行绩效的管理，从而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效率。

由此可见，国外政府的会计制度改革都经历了从收付实现制度到权责发生制度转变的过程，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引导下，不断加强对政府绩效考核，逐步增强政府运转的透明度。结合其相关经验，笔者对我国本文由收集整理政府会计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政府会计体系

笔者认为，完整的政府体系需要有明确的政府会计目标、清晰的会计主体和科学而规范的会计准则。而当前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系统仍有不足之处：

首先，在充分考虑我国政府会计环境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确立明确的政府会计目标。就现阶段而言，我国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基本上是政府内部人员，特别是为了满足领导干部决策。但是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需要扩大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范围，特别是需要将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债权人、资本市场等纳入其中，其根本目的是要监督政府更好完成委托人的委托任务。所以，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我国政府会计应以“提供政府接受委托人委托范围内的科学全面地满足各类信息使用者需要，以确定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让使用者根据信息能够评估政府各种状况以做出合理决策”为目标。

其次，明确会计主体。针对当前我国政府会计的主体不明确、不清晰的现状，建议将会计主体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在操作层面上，报告主体主要是对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而记账主体主要是供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共同使用。因此，在明确会计主体时，需要考虑报告的使用者，当单一层级使用报告时，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是一致的；当提供汇总报告和合并报表时，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并不完全重合。

最后，制定政府会计准则。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会计准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立足于政府改革的方向和当前政治经济环境，因此，需要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在考虑公共财政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民主政治建设、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准则。由于我国国情复杂，因此在制定过程中从保持稳定性和政策过渡性出发，笔者建议先局部试点，然后确立法律法规，再从整体上对政府会计体系作出规划，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套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的政府会计准则。

（二）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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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拉动经济增长、吸纳社会就业、推动技术创新、缩小贫富差距等,都是大型企业无法替代的。可以说“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仅以浙江省为例,据上一次经济普查,截止2004年底,浙江拥有各行业中小型企业30.41万家,资产总量达到35683.81亿元,2004年实现营业收入27703.85亿元,吸纳从业人员1130.71万人;企业单位数为全省企业单位数的99.6%,资产总量达到82.6%,营业收入达到71.7%,从业人员占到82.7%.以该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交的税金总额为3773.83亿元,其中,仅中小企业上交税金总额就达到677.15亿元,占了87.5%.但在本次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过程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又最大。2012年上半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实现增加值4059.27亿元,12.06%的同比增长,比大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低0.21个百分点。全省中小企业发展总体运行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产与销售虽然稳定增长,但增速比去年略有回落;二是出口虽然保持较快增速,但占销售产值的比重在持续削弱;三是经济运行虽然质量良好,但企业效益提升遭遇“天花板”;四是产业机构虽然调整加速,但整体转型仍难如人意。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逐月有所回落,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经济增长压力。中小企业的困难虽然有多方面多层次原因,但认识问题上的缺陷,是影响当前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一些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观念改变还没有完全到位,已成为影响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当前特殊经济情况下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前置性障碍,需要予以廓清和纠正。

    一、中小企业认识问题的理论梳理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从某种程度和角度上将,其实质是中小企业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理论认识问题,极大地关系着中小企业的兴衰成败。

    手工作坊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中小企业”。大工业由手工作坊演化发展而来,但迅速替代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英国出现“手工业淘汰论”,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手工业或小工业没落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分析到,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然导致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也做了不容乐观的估计。19、20世纪之交,大企业发展迅猛,但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中小企业破产现象频出,但其重要性日益提升,在这种矛盾交织的情况下,许多理论学家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互存互补”的角度,论证了中小企业存在的必然性。这些理论包括马歇尔提出的大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生物链”、企业经历“生存——发展——衰亡”生命周期的“生物学理论”;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则从“产品差别性”和“市场不完全性”论证了不同规模中小企业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乔治·施蒂格勒则指出,某行业“最佳经济规模”是一个区间而非一个点,在这个区间带内有中小企业存在的广阔空间。后面的理论,除了“技术创新论”,基本上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的衍生。

    我国中小企业的存在理论主要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最开始是“补充论”,认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大企业(国营企业)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然后发展到“重要组成部分论”,认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逐渐兴起的是“统筹城乡二元结构论”,认为大量的中小企业(乡镇中小企业)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那么,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政府扶持重点应该扶持大企业大集团还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均量小,怎么扶持?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困绕着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小企业的准确认识。这些问题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包括“抓大放小”的历史惯性和中小企业自力更生的“印象后遗症”,至今影响着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推进。

    二、中小企业认识问题的实践梳理

    两大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小企业在实践中拥有更大舞台,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抓大放小”的历史惯性。改革开放初期改制,提倡“抓大放小”,抓大主要是抓国营大企业,放小也主要是放国营小企业,当时对民营企业还是比较慎重管理的,在相对程度上,民营企业处于“既不被扶持(抓)”,也不被放(放权)的尴尬境地,基本上是“自生自灭”。在本世纪头十年,“物以稀为贵”,追求“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省级500强”“市级上百亿”“县级上10亿”等规模经济的冲动,再一次提升了“抓大放小”的强度,这时,以规模而非所有制“论英雄”,中小企业很难得到扶持优惠;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各界逐渐统一了对中小企业存在必要性、发展重要性、突破可能性、扶持必然性等的认识,“抓大扶小”成为主旋律。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性”与“操作性”脱节。在文件描述中,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但真正操作中,有的地方却自觉或不自觉排斥中小企业,如在地铁运营中主张因地铁特殊性而剥夺小企业招标资格,优惠大型连锁企业等。

    二是抓中小企业“重点难突出”“成效出得慢”。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容易使人感觉无从抓起,不像大企业一拿就是一重点,掰着手指头就能“如数家珍”,因此许多官员感觉中小企业“不好抓”。而且抓大企业举措明确,核心抓投入就行了,思路清晰明了一目了然,“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就行,抓中小企业更需要“结构性减税”等复杂操作,很“伤脑筋”。加上单个中小企业的产值很小,见效慢,扶持起来不容易出业绩,等成绩出来说不定早已不在任上,等于是“前任栽树,后任乘凉”,不像抓大企业见效快,“立竿见影”,政绩兑现性强,因此“不愿抓”中小企业。还有部分人认为,大企业技术创新实力更强,以中小企业技术整体一般掩盖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优势;认为中小企业安全性、环保性、社保方面问题太多,很难治理,因此容易以“管制”的心态去面对中小企业。

    目前,中小企业因自身独有特点及认识误区,在“船小好调头”的同时,发展面临七大风险:一是资金供给风险,包括资金链断裂;互保链多米诺骨牌效应;高利贷高发;企业倒闭等;二是外需出口风险,包括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外需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出口退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时局变化和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三是资源涨跌风险,包括能源类、资源类、原材料、生活资料价格涨跌多变;四是产业投资风险,包括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五是粗放生产风险,包括高能耗企业节能降耗形势不容乐观、高排放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社会对高污染企业容忍度越来越低;六是法律风险不断加大,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加快,法律法规规范化对中小企业的压力明显大于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甚至普遍得益于法治规范化);七是中小企业创业动能越来越小,收益与付出不成比例的现象并没有缓解,在新形势下反而有所扩大,因此,愿意创办中小企业的人数增长不快,发展中的中小企业愿意专注主业不动摇的也是非常多。这些都急需政府政府跳出理论束缚,打破条条框框,出手、出招帮助化解。三、必须重新认识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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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餐饮业发展背景

中国的餐饮业由于受到“三公消费”的限制、人力资源成本场地租金的提高、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影响从2012年以来进入了调整期，各餐饮企业为了能更多的吸引客户纷纷采取了不同的营销手段和方式。互联网技术在经过了B2C、C2C等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后，正在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和便利性不断渗透进餐饮企业当中。对于餐饮企业来说通过互联网的推动可以为其获得相对稳定的客源和高额的资金回报。而平台提供商也在同餐饮行业的合作中获取了佣金和服务的资金回报。

从目前中国餐饮行业O2O市场来看，该商务模式依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餐饮行业O2O在线商务用户规模为 0.98亿，2013年将达到1.39亿。市场规模方面，2012 年中国餐饮行业O2O市场为386.6亿，2013 年增长 61.1%，达到 622.8 亿。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务院2012年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2015年实现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比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国家将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法律依据、服务标准。

中国餐饮业O2O商业模式比较

中国的餐饮行业在经历过互联网销售的大发展时期后已经逐步意识到B2C、C2C的商业模式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顾客在选择餐饮企业时不再需要单向式的沟通，他们更热衷于在体验中完成对商品的选择。而O2O作为线上与线下的营销模式，正是强调了实体与虚拟的结合，实体店铺成为顾客体验的场所，顾客通过实体店铺的体验增强了品牌的认可度、提高了忠诚度、增加了二次销售的几率。而网络则成为商家的前台。通过虚拟化的商品区吸引客户，方便客户对于自己喜爱的商品进行筛选。并最终完成线上或者线下的付款，从而实现购物、支付、体验三者的整合。

（一）团购网站O2O模式

美国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多年来电子商务网购模式的宣传和渗透，早在2008年即诞生了第一家团购网站Groupon，该网站目前覆盖全球48个国家地区，公司市值56亿美元，2012年公司营业额23亿美元，全球员工11147人，2011年2月Groupon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运作。为了争夺团购网站市场份额，中国电子商务企业也陆续推出了针对餐饮的O2O平台。具有代表性的有大众点评、美团、窝窝团等电商企业。

盈利模式：以大众点评网销售业绩为例，其营收来源于电子优惠券、关键词、电子会员卡、预约预定和团购等服务，其中团购业务逐渐成为其收入主体，2012 年团购销售额约30亿。在该模式下商家的销售模式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平台商则从中获得优惠券30%-50%的佣金。

优势：一是资源量优势。类似于大众点评类型的团购网站对于大部分餐饮客户来说是合作的首选，在该平台中拥有约400万的商家信息，以及1000万的电子会员的信息。由于该类型的团购网站所提供的虚拟产品涉及生活服务的各个领域，所以可以实现客户的信息共享。二是商品价值传递优势。大众点评网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其有数量庞大的点评信息，截至 2013年第二季度，其点评数量已超过 2600万条。在虚拟化的电商环境下大部分顾客仍然相信其它顾客的评论，也就是口碑的传递。该类型的团购网站通过团购客户的实际体验和相关评论即可以帮助团购客户实现购买的决策。三是技术优势。团购类型的网站拥有高效的运营、管理、维护、研发团队。在线上线下可以方便地为顾客、商家提供双向沟通交流平台，例如百度的团购网站通过百度地图既可以实现商家的推荐，而大众点评、美团等团购网站也纷纷推出支持移动互联网络的客户端，腾讯旗下的高朋团更是以微信的方式推动团购网站的加速发展。四是覆盖范围优势。团购类型网站的客户群体不仅仅覆盖了一二线城市，而且正在向三四线城市拓展业务范围。

劣势：其一，由于团购采用了利用购买数量换取效益的方式，所以团购的商品、团购使用的期限、使用的范围都受到了商家的控制，顾客进行自由选择的权限很低；其二，团购网站在O2O模式下只是商家和顾客之间的桥梁，是餐饮企业的渠道商。顾客在购买虚拟商品进行体验不满意后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三，由于团购的发起往往是由团购网站发起，而团购网站本身又缺乏和顾客进行沟通的渠道，所以很难实现精准的团购销售；其四，对于中小餐饮企业来说本身的盈利空间较低，在和大的团购网站进行合作时，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聚到人气，但是扣去合作佣金部分实际获得利润有限。

（二）线上订餐网站

由于生活节奏加快，更多的顾客习惯于订餐的消费模式，他们通过网络平台就可以享受到快餐配送到家的服务。早在1998年美国就成立了Opentable在线订餐公司，目前公司2012年营业额1.26亿美元，全球拥有2.8万家合作商家。相比于团购模式在餐饮行业的运用，线上订餐模式则更能获得顾客的认可。在国内比较知名的在线订餐网站有：饿了么、易淘食等在线订餐平台。

盈利模式：在线订餐网站的主要的盈利方式有两种，一类为餐饮企业入驻平台的费用，另一类为竞争排名费用，平台可以提供广告位和排名更好的为餐饮企业提供宣传服务。

优势：其一，相比于团购网站，在线订餐的客户具有更高的粘性，顾客们不会像团购一样去对比价格、品牌，他们一旦认可一个在线订餐平台一般不会做随意的更换。其二，相比于团购网站，在线订餐网站具有更高的购买频率。对于白领、学生来说一旦订餐网站包括了周边大部分的餐饮信息后，他们将更加依赖于在线订餐服务。其三，相比于团购网站，在线订餐对于商户的准入门槛比较低，任何规模的餐饮店以及学校的食堂都可以成为在线订餐网站的合作商。其四，相比于团购网站，在线订餐要求商户的投入成本较低，在线订餐的客户一般都是餐饮商家周边的顾客，所以在广告宣传方面只需要对于周边区域进行推广，培养他们购买的习惯就可以获得稳定的回报。其五，相比于团购网站，在线订餐的支付方式比较灵活，顾客可以选择在线支付或是货到付款。

劣势：其一，对于在线订餐平台来说，拥有更多的合作商户才能吸引到更多的目标顾客。所以前期的网站推广必须要建立专业的推广团队进行线下推广，所以对于平台提供商来说前期投入的推广费用可观。其二，相比于团购网站，对于在线订餐网站商家的区域性要求更高，一旦顾客需要配送到较远的区域，由于单品的价格较低，所以很难控制成本而从中获利。其三，相比于团购网站，在线订餐网站一般不提供物流配送服务，则准时配送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合作商户，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合作商户的成本。其四，外卖配送的单品一般价格较低，所以对于商家来说很难在短期内就能通过平台获得巨大利润。其五，在线订餐平台的合作商家较多，以饿了么为例先在于其合作的餐饮商家有10000多家，每个商家所提供外卖商品的质量较难控制。

（三）餐饮企业自建O2O平台

餐饮企业O2O模式一般由各餐饮商家自己进行线上线下的运作、维护、管理。企业一般通过社交网络、公司企业网站、实体店铺的服务来实现对于顾客的线上吸引。在美国如星巴克等企业都已经实现了顾客可以在线预订、在线支付、在线下单的三网融合模式。

优势：其一，通过企业自建的营销平台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客户的真实需求，可以和顾客进行在线的交流，接受顾客在用餐后的意见，改进菜品和服务的质量。其二，相比于和团购网站合作，由于使用了自建的O2O平台，则可以省去合作费用和给团购网站佣金的费用。其三，由于使用自建的O2O平台，对于已经消过的顾客来说所有的数据信息都可以存储在自建平台的服务器中，通过对于数据的分析、挖掘就可以实现餐饮企业的精准营销。其四，由于使用自建的O2O平台，可以对于订餐的客户实现高峰时段的引导功能，从而增加餐饮企业的翻台率。其五，通过社交网络工具的营销，可以帮助商家们把店面开在一些不是特别繁华的地段，从而降低商家的投入成本。

劣势：社交网络平台、自建网站这些电子商务沟通的平台需要特定的电子商务人员维护和管理；如2013年俏江南巨资推出自有手机APP“俏江南中国”，设有餐厅预定、活动信息、个人中心和地图搜索等功能，可知对于餐饮企业自建O2O平台来说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并且要花费较高的费用进行APP客户端的研发工作；虽然使用商家自建的O2O平台，但商家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的优惠活动、电子券的发送、品牌的推广都需要专门的团队进行运作。

中国餐饮业O2O模式发展建议

第一，打通线上线下的环节，要让顾客感觉到线上线下享有的服务、菜品适量、价格都是一样的。同时要让顾客能够随时通过网络预约、点单、支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把消费信息和消费积分、优惠信息进行打通。通过这些数据信息以便于商家在日后进行精准销售。第二，对于餐饮企业而言，如何能够在准确的时间把新鲜的食物送到顾客的手中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小餐饮企业而言可以安排1-2名小时工进行餐品的外送。而对于大型餐饮企业而言，还应该加强和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合作，多利用物流企业的优势来弥补自身的短板。第三，要实现标准化的菜品控制。对于商家来说西餐菜品比较单一容易制定统一的标准，而对于中餐同样一道菜名每一个餐饮商家所提供的菜品就可能出现不同。对于大型的餐饮企业来说就要建立标准化的中央厨房，对使用的食材进行统一配送。而对于团购、在线预订的平台提供商来说就要对于菜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的监控，同时国家、行业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对于不诚实守信的商家进行严格的处罚，确保消费者的权益。第四，要提供特殊化的服务以提高顾客对于餐饮商家的粘性。星巴克把自己定位为客户除工作场所和家庭外的第三空间，2010年星巴克就为每一位前来消费的客户提供了免费WIFI的服务，顾客可以在星巴克休息、聊天的同时免费阅读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付费内容。第五，建立完善的支付退款体系。如何能够使平台、商家、顾客实现三赢的局面，就应该引入目前比较成熟的第三方支付方式如支付宝、微信二维码等支付方式进行结算，企业在自建平台上要和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有效的对接。对于虽已支付但未实际消费的顾客要实现在第一时间进行支付金额的退还，增加顾客对于企业的信任度。第六，加大对于中小城市的投入力度。随着中国城镇化改革力度的加大，目前中小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识也在逐渐转变，互联网不再是聊天、游戏的平台，对于电子商务特别是O2O模式的需求也在加大。

结论

中国的餐饮行业O2O市场依然处在早期的阶段，现阶段所有的O2O市场的发展与规划都是由这些在线的平台商门进行推动。但从O2O市场发展的长远性考虑，餐饮市场真正能够做到类似淘宝的规模，还需要线下的餐饮企业共同的努力，每一个餐饮企业需要从思想上认识到O2O给其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机遇。随着对于网络工具的不断运用和了解、以及网络营销手段的提高，中国餐饮行业一定能都走出低谷并实现爆发。

参考文献：

1.黄渊普.咖啡巨头星巴克的O2O实践及启示.

2.餐饮业进军O2O模式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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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科研经费使用与管理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上述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个人原因与单位原因,认识原因与制度原因,管理原因与社会原因等。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期以来,高校管理者和科研项目主持人认识存在偏差,认为科研项目是主持人经过努力争取来的,科研活动是个人劳动贡献,是不可复制的智力创造,理应得到补偿,认为科研经费是补偿其贡献的主渠道,认为只要主持人完成了科研任务,科研经费的使用理应由主持人自主支配,即留有一定的自由使用空间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否则不利于调动教师从事科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故明显放松了对科研经费的控制和管理(而高校的其他经费,如业务费、办公费等没有放松,所以使用起来较科研经费要规范得多)。

    第二,高校由于拼科研,鼓励教师多拿项目、快拿项目,也有意无意地给主持人一些“甜头”,所以有章不循,有规不守,认为科研项目申请标书虽规定了经费的使用范围和用途,但实际操作起来肯定存在差异,因此给主持人自由裁量权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等于给主持人乱用经费贴上了合理化的标签。这也是目前科研经费游离使用范围和标准的重要原因之一。申报时,主持人只考虑项目论证和如何拿下项目,而对经费使用考虑不周,也是导致后来使用混乱的原因。

    第三,高校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存在严重漏洞,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失去应有的监督和控制,成为主持人的“自由王国”,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高校只问主持人有无结项,有无发表相应的论文,只过问成果,而不问过程,更不过问经费,仿佛只要有成果就一俊遮百丑,能够容忍一切,这种思维和管理体制不能不说是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违法乱纪的温床。管理和监督的失控还表现在:一般科研项目的主持人,特别是重大或重要项目的主持人都是本院校的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有的科研项目负责人本身就是学校领导,学校对这个群体的管理和监督往往难度较大,对其一些出格行为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或迁就的态度,这就毁内部控制与管理于无形,也起到很糟的“示范”和“引导”效应。

    第四,财务报销中缺乏有效的把关。财务是科研经费使用的总开关,由于财务部门怕得罪人,怕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怕领导怪罪,对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票据听之任之,使科研费用报销中假发票盛行,科研人员可以轻易地虚列业务,骗取资金,使一批科研人员通过项目发了财,搞乱了科研经费管理秩序。有的高校财务人员曾经向领导提出过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问题,但领导不重视、不发话、不作为,财会人员也不愿意说多,怕“干涉学校主流业务”、“影响学校科研发展”,只要领导点了头、签了字,什么都给报,长此以往,积重难返。

    第五,内部审计缺位。审计监督是规范科研经费合理使用和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有的高校内部审计形同虚设,没有健全的审计机制,对发现的问题不闻不问,没有及时制止和问责,使上述问题愈演愈烈。有的学校尽管制度上规定重大业务(报销)要经领导签字或需要内部审计介入,如用科研经费购买仪器设备、聘请外部专家、大量发放劳务支出、与外单位联合设计攻关等等,这往往是违法乱纪的多发和频发部位,但是如果审计监督主动退出,就等于制度规定没有落实和检查环节,制度执行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

    三、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与审计的若干对策

    如何杜绝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频生乱象,还科研经费本来面目,真正发挥高校科研经费强化科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经济社会的应有作用,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正面引导和宣传,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培育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研职业道德。从事科学研究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崛起,而不是通过科研发财,赢得薪金外的第二份收入。高校教师应遵循基本师德规范,对所掌控的科研经费,对纳税人血汗钱负起应有责任,不仅要完成科研任务,而且要管好、用好科研经费。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组织正面学习和宣传外,对科研经费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也要进行通报批评警告,以营造健康良好的科研氛围。

    二是明确科研经费的性质,它属于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是私营业主设置的横向课题,其经费进入了学校大账便成为公款,不得随意占用、挪用和化公为私,要像管理财政资金那样管好和用好科研经费,各高校应高度重视,各教师应有高度责任意识。在项目立项时,项目单位、学校应与主持人签订责任书,明确科研经费使用范围、用途和责任,对违法乱纪的责任和后果也应在项目书中一并告知。同时,科研项目经费的预算应是相对刚性的,不留自由活动的空间;对经费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应压缩到最小限度;对科研过程中进行预算变更的,要严格把关,严禁将“死钱”变活钱,将公款变私款,将科研经费变为“接近生活”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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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李靖云：收入分配改革喊了快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这么难实现？

王小鲁：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结果，也是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一国居民收入悬殊，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学问题，也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经济政策就能解决的。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有决心推动多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同时也涉及改什么、怎么改等认识上的问题。

收入分配的改革，我觉得没有什么成本特别小、特别容易搞的改革方案。不能指望靠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解决这么多问题，而是需要大力度、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攻坚。当然其中有几个方面的体制问题影响比较大，问题比较突出，也是应该尽快改革的领域：一是政府的行政体制，一是财税体制，另外还有像土地制度、资本市场的管理以及垄断行业的问题。

李靖云：现在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

王小鲁：社保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保和公共服务都与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农民工的问题最为突出。一亿六千万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但从最近的统计看，其中大部分人没有被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也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不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不利，还有很多其他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和谐、扩大内需和城镇化的继续发展等，这方面的改革也需要优先考虑。

以上一系列改革的相关程度都很高，比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的关系非常明显，要改革财税体制，不能不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土地制度，关于土地征用、出让、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也都与财税体制有关系。不可能只动一个不动另一个，需要有配套的改革措施。

【社会服务均等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李靖云：目前经济下行，且2013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而提供更为健全的公共服务的压力又在增加，这种情况下财税体制怎么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是否难度很大？

王小鲁：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增长速度放慢。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支出结构不合理，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一位的。政府支出中有大量的钱用来投资，其中有不少是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投资，还有大量的钱用在维持政府自身的运转和政府消费，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费，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如果通过财税体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完全可能的。

李靖云：有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十年，通过城市化、房地产开发形成的财富转移，农民收入已有了很大改善，受损最大的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房价在抬高，各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然而收入没有增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小鲁：说房价涨了、地价涨了，农民得到好处了，这恐怕是个误解，实际上农民能够拿到的是非常小的部分。但按目前这套制度，征地不是按市场价，而是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然后高价拍卖，由此产生的土地溢价农民是拿不到的，征地补偿常常严重偏低。当然也有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得到很大好处甚至一夜暴富，但这是少数情况。

李靖云：以此来看，是否在过去十年的增长中，企业、政府、私人这三个部门，政府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收入分配的实际问题是企业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增长慢、政府部门增长过快的问题？而农民之所以有增收，恰恰是因为在农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改革。

王小鲁：是这样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在GDP份额中，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基本上要大于私人收入的增长。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有相当部分发生流失，变成了少数人的灰色收入。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加快，与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一是食品、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二是一些惠民政策起了作用。从取消农业税开始，农民的负担减轻，另外这些年农村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农合普及了，农村养老保险也正在普及，各地区基本建立了农村低保，再加上对种粮农户的补贴，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改革余地】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现在一次收入分配之后基尼系数接近0.5，收入分配较为悬殊的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特殊的情况，甚至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普遍情况，改善收入分配，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可能不如二次收入分配改革有效。你的看法如何？

王小鲁：我对这个说法有一定保留。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很难简单地区分它属于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比如税收，要考虑对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影响，严格来说还要分不同的税种。像增值税，严格说是一次分配的问题，而所得税又变成二次分配。其实两个领域里的问题都存在。

我们的一次分配改进的余地非常大，比如垄断收入、资源性收入。现在资源性行业，拿石油行业来说，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相比利润率可能高出七八倍，这实际上是来自资源性收益，而不该被看作常规利润。如果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在同等的、公平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其利润率应该是大致均等的。

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行资源税改革。现在针对石油、天然气有5%的从价税，但我认为远远没有到位。应该把资源收入的大部分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为全民提供服务。资源税因为涉及资源收益，所以可以说是初次分配问题。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金融业，比如一些垄断性行业，就有国有企业红利上交的问题，或者说需要有更合理更均衡的办法，对垄断性利润进行征税。如果要在所得税的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又变成二次分配了。

土地收益不是二次分配的问题，土地进入市场是生产要素资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土地溢价，溢价怎么分配现在是很尖锐的问题。按目前的体制，政府拿走很多，而且花得不透明，房地产开发商也得到很大部分好处，这样分配显然不合理。目前收入分配扭曲也和现阶段的土地制度关系非常大。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还是初次分配的问题。当然二次分配改善的潜力也很大，主要是解决全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及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问题。

李靖云：前面提到灰色收入的问题，解决灰色收入是否也是对一次分配的一种修正，也就是严厉的反腐败就能解决不少问题？

王小鲁：灰色收入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其中最突出的是腐败。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有些事情究竟是合法收入还是不合法收入，法律没有清楚的界定，就成为灰色收入，或者因为逃税等形成灰色收入。但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腐败，不恰当地使用权力形成权钱交易，因此造成收入分配扭曲。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腐败问题，用制度限制政府权力，用制度监督掌握权力的人。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但大量老百姓的收入没有跟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少部分人收入增长过快，特别是非正常收入增长过快，所以才有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蛋糕在不断地做大，那么做大了的蛋糕到底怎么切，是越来越往少数人倾斜，还是向多数人倾斜，如何让大部分人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是现在突出的问题。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在我看来是因为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改革以前的旧体制。收入分配问题和政治体制相关，特别是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相关。现在政府权力过大，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只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搞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政改完全可以一步步通过渐进的方式推进，避免大的社会震荡，逐渐建立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须更公平】

李靖云：我们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经验上看，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我们如何借鉴国际经验？

王小鲁：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代表就是拉美国家，特别是上世纪最后30年，大部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停滞。现在有些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整体看还是没有走出来。跟拉美国家相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情况要好得多，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上世纪50年代人均GDP只有八个拉美国家人均的一半，现在已经两三倍于这些拉美国家。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首要原因。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长期在0.5以上，而像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3到0.4之间，多数时候在0.35以下，这说明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在增长中大部分人得益，这样的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尖锐冲突，政权不断更换，政策摇来摆去，就没法保持持续增长。

李靖云：当前城镇化成为重要的政策抓手，从一般的经济规律看，城市化都会有一个收入两极化的过程，现在的城市化是否会拉大收入差距？

王小鲁：城镇化不意味着必然拉大收入差距。大家在讲“库兹涅茨曲线”的时候，没有太注意他关于城市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更长的时间内会减少收入差距。原因是，城市化初期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拉大了城市内居民的收入差距，但随着融入城市后变成稳定的城市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改善，最终会减少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这个意义很明显：本来农村人口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转移到城市会提高收入，同时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和土地的关系改变，人均土地增加，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这些都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所以，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乡间差距也会减小。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收入分配均等化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可以说，收入更为均衡，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竞争力提高都有帮助？

王小鲁：我不赞成“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提法，但主张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应该均等化，但收入分配不能搞大锅饭，只能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进行限制。

篇11

一、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上市公司的发展逻辑、驱动要素和评价指标，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部分行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并受产业转型、技术变革等冲击，内生发展进入疲软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并购重组扩展产业链或者转入新行业。但值得警惕的是，基于资本的趋利性，许多跨界重组的项目可能都是市场炒作的“虚假繁荣”。市场屡有监管部门收紧涉及互联网金融、游戏、影视、VR等行业并购重组政策的传言，也相当程度暗示出政府希望引导市场资金“脱虚入实”，强化并购重组服务实体经济的迫切之情。

二、 并购重组现状及特点

2010年～2015年，我国并购市场共发生并购交易18 883起，累计交易金额达219 381.51亿元。2012年和2013年并购数量和交易金额出现小幅回落，但2014年和2015年有所回升，从交易数量看，2015年并购数量4 517起达到近年高点。就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已成为并购市场主力军，2010年～2015年上市公司并购交易的数量、金额均持续增长。2015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共发生并购344起，涉及交易金额9 903亿元，达到近年峰值。整体而言，我国并购交易日益呈现出法治化、纵深化、跨界化、海外化的特征。

1. 明确法制规范。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并购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先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通过取消要约收购行政许可、丰富要约收购履约保证制度等，旨在简化审批环节、放松行政管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并购重组效率，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并购重组快速发展。

2. 引导行业深度整合。我国并购市场中产业链整合的变革日趋深入，上市公司往往利用资本优势“横向到边”，加快并购以拓宽产品线、进入新市场；“纵向到底”，完成上下游产业链及细分行业的市场布局。同时，随着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在经济结构中的体量增加，新兴行业对传统行业的资本渗透、股权改造和经营介入也更为深入，或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

3. 跨界偏好明显。从行业分布来看，2015年上半年中国并购市场完成的961起并购交易分布于互联网、IT、清洁技术、机械制造、生物技术/医疗健康、金融、房地产等23个一级行业，其中电信、媒体和科技（TMT）行业并购备受追捧。特别以排名第一的互联网行业为代表，本期发生115起交易，凸显了转型经济下传统企业通过收购互联网公司“+互联网”之翼，积极谋求以资本换时间、以资本调结构、以资本促转型，谋划传统企业的重构之路。

4. 海外并购剧增。2014年1至11月，中国企业出境并购完成案例146起，披露金额297亿美元。而随着“备案为主、核准为辅”原则在商务部《对外投资管理办法》予以确立，或将进一步了加快中国企业赴海外并购的步伐。一方面，海外并购有助于国内企业尽快掌握发达市场的核心技术、管理经验，迅速、有效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内企业的业务延伸和产业升级，加速开辟海外原料市场、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实现企业构建全球市场的分工布局。

三、 并购重组服务实体经济的功效分析

1. 深化国企改革的示范效应。以2014年最受资本市场关注的“南北车合并”为例，中国南车通过换股形式完成了对中国北车的并购交易。笔者认为，本次重组对于对深化国企改革的积极效应如下：

（1）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避免恶性竞争。最初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以地域为界拓展业务，但近年来其境内外业务竞争日益激烈，尤其在海外市场频现恶性竞争事件。而重组后的新公司2013年模拟备考营业收入将达到1 932.59亿元，将跻身于世界500强之列，在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市场份额与行业地位上也将大大提高。此外，新公司还将对公司品牌形象、发展规范和整体经营的战略进行统一规划，力求从投资到生产到销售再到团队建设、全球市场布局予以整合，从而赢得国际谈判与竞争的优势地位，集中力量同西门子、阿尔斯通、庞巴迪等巨头公司开展竞争。

2. 有利于增强业务协同，实现“1+1>2”。本次重组将使得两家公司在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等领域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公司整体实力。

一是优化产品体系，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两家公司均为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领域少数实现了机车、客车、货车、动车组和城轨地铁车辆产品类型全覆盖的企业，能够满足客户对制造、修理不同轨距、不同供电方式轨道交通产品和多样化服务的需求。通过优化双方的产品体系，合并后新公司将实现谱系化、标准化和模块化。产品开发方面，拥有充分融合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产品特性，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择，实现组合销售和交叉销售；产品生产制造环节，依托标准化的采购及生产体系，拥有较强的成本管理能力；产品销售方面，产品平台和组建的模块化使合并后新公司具备为客户提供灵活组合的定制化产品的能力。

二是统筹研发资源，加速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两家公司均拥有强大的研发体系及技术商业化的能力：中国南车在大功率电力机车、超高速动车组、关键零部件及关键系统方面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而中国北车在大功率内燃机车、重载货车及高寒动车组等方面技术相对领先。合并后新公司在整合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现有研发资源后，将拥有10个国家级研发机构、15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5个省级研发机构以及5个海外研发中心，包括中国唯一的重载或快捷铁路货车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变流技术国家工程中心等多个世界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平台。此外还拥有14个博士后工作站和11个院士专家工作站，研发实力雄厚。而商业技术方面，更拥有涵盖基础工业技术、产业共性技术直至研发生产技术的全技术链条。

三是统筹规划，提高生产和投资效率。两家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高速动车组研发制造基地、全球一流的电力机车研发制造基地、行业领先的柴油机及大功率内燃机车研发制造基地、货车整车疲劳振动实验台和城轨地铁车辆国产化定点企业，生产基地数量多、产品齐全、覆盖地域广。合并后，新公司将实现生产基地专业化、地域化分工，统筹规划未来投资，有利于提高生产和投资效率。

四是整合供应、销售体系，提高品牌影响力。两家公司拥有广泛的销售网络，国内轨道交通装备市场客户覆盖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地方铁路公司、城轨地铁运营商以及大型工矿、石油化工企业等；非轨道交通装备市场客户包括物流运输公司、石油钻探公司、港口及大型工矿企业、风机制造商及电力公司等；双方产品出口东南亚、大洋洲、南美洲、非洲、欧洲及北美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北车”和“CNR”、“中国南车”和“CSR”品牌在国内外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合并后新公司将整合双方的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拥有高效的销售队伍和统一的品牌形象，具有更强的海外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3）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盈利能力，增进国有股保值增值。基于本次重组的市值分析，重组前国资委通过南车集团等合计持有中国南车7 889 406 857股，按照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计算市值约为444.17亿元；通过北车集团等合计持有中国北车6 700 158 074股，按照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交易均价计算市值约为396.65亿元。而合并后国资委共持有中国中车15 259 580 738股，按照当年11月25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计算市值已达到2 203.48亿元，相较合并前合计市值840.82亿元增加了162.06%。

2. 促进经济转型及新兴产业发展的助推作用。纵观华谊兄弟借力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案例，其注重完善产业链横线、纵向布局的运作思路，亦颇值得一些创业板上市公司借鉴。

（1）华谊兄弟公司概况。在过去20年里，王中军、王中磊等创立的华谊兄弟公司既是知名导演和明星的孵化器，也是中国电影商业化的践行者。2009年，华谊兄弟凭借电影、电视、艺人经纪的架构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从股权融资到银行贷款，从植入广告到版权预售，从院线拓展到全球发行，华谊兄弟一直在摸索电影产业的边界。经过多年拓展，2014年华谊兄弟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达到23.89亿元、8.97亿元，同比增长19%、35%，相比2006年，复合增速高达11%、23%。

（2）并购交易情况。作为创业板并购重组的典型代表，华谊兄弟2009年上市之初即参股、控股子公司6家，2010年增加到15家，2011年再度翻倍。2013年以来，国内并购市场空前活跃，并购项目的数量和金额屡创新高。作为本轮并购浪潮中的先锋。截至2015年，华谊兄弟控股、参股公司已达94家。其中2012年～2015年间，仅在上市公司层面的并购交易就达14起。

（3）促进新兴行业横向、纵向延伸。华谊兄弟借力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既是宏观经济环境下上市公司的战略选择，更是制度层面的激励与扶持的结果。回顾华谊兄弟上市之初，正值“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优惠政策一再让利，力推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华谊兄弟把握政策契机，进一步深化并购重组操作空间，逐步实现了影视娱乐行业全产业链的整合，将自身11个业务板块整合为三大类，包括以电影、电视剧、电影院、艺人经纪等业务为代表的影视娱乐类，以苏州小镇、海口冯小刚电影公社与杭州爱情谷等主题公园为代表的品牌授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及实景娱乐类，以在线营销、新媒体、粉丝经济、网络游戏为内核的娱乐互联网类。其中，影视娱乐类是华谊兄弟的传统强项；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类目前仍在投入阶段，以冯小刚电影公社为范本，正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张项目；而互联网娱乐类，主要包括银汉科技和卖座网，得益于腾讯和阿里的资本加持，是华谊兄弟成长最快的业务类型。

四、 并购重组的发展趋势

1. 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企并购。宏观而言，混合所有制多指社会所有制结构层面的混合，即多种所有制形式在整体社会中存在；微观而言，多认为是企业股权结构层面的混合，即不同所有制成分的股权组成企业的所有制形态。随着十以来国企改革大幕的全面拉开，混合所有制改革将进一步促进央企整合、央地整合及地方企业之间跨所有制、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企业并购。经济新常态下，政策要素、资源要素、人才要素、资本要素都需要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重新分配，新型产业部门也将重新“洗牌”，而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运作，将成为化解过剩产能、构建规模经济、实现产业转型的核心战略。

2. 炒壳预期或将弱化。2014年11月，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规定，“实施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严格执行不满易标准要求的强制退市指标”。退市新规的落地将导致壳资源数量减少、炒壳风险也随之增加。而另一方面，随着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以及《证券法》修改到位，壳资源较之IPO的制度与成本优势也将减轻，由此通过并购重组的炒壳预期也将有所下降。

3. 新三板成为并购“淘金优选”。2014年，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实施，即为新三板公司并购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来分层管理模式、集合竞价制度、投资门槛降低等一系列政策利好有望实施，其将大大增强新三板流动性。在这个制度基础上，作为融资平台的新三板有利于更加透明、公允地标识挂牌公司的资产定价，大大增加了企业并购与被并购的交易机会。

五、 政策建议

1. 修改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放宽境外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限制和锁定要求。笔者认为，适当引入境外投资者将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现有对境外投资者与境内企业并购交易之规定仍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对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受“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限制，实际操作中一些跨行业并购并不能导致行业的集中，却在反垄断审查中付出了高昂的时间成本，严重影响了企业兼并重组的效率。建议商务部反垄断审查应限于相关行业且能导致行业集中的并购案中，以更好促进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此外，受《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中上市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发行股份不低于上市公司股份比例10%，且锁定三年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股本总额较大的上市公司收购体量较小的境外资产时采取股权作为并购支付手段进行并购的可能，导致我国企业在境外并购中的支付手段仍显单一，只能以现金方式支付和交易，不利于后续整合和激励相容。笔者建议，可在上市公司境外并购中，适当降低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下限，丰富上市公司境外并购的支付手段。鉴于外国投资者持股必须锁定三年亦不利于出售方接受以股份作为支付对价的手段，可相应适当缩短外国投资者的持股锁定期的要求。

2. 证监部门适时推出注册制有助于破解壳资源效应。

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制度”。根本上说，注册制的实施有利于A股资源优化配置，将使优质企业拥有更多进入资本市场的选择路径。即使借壳上市，交易双方也能站在更加公平的地位上就重组事项进行市场化谈判，优质企业在借壳上也将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从而达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三公”原则的目的。

3. 财税部门放开特殊性税务处理中收购股权比例限制。《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殊性税务处理旨在减轻重组交易双方的税务负担，在应交企业所得税问题上作出调整，从而促进并购重组业务的发展。但实践中很少有企业完全符合《通知》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在中国公司的股权已经存在少数股东权益的情况下，经咨询很多地方税务机关，适用特殊税务处理的可行性较低，往往给企业跨境重组造成沉重税务负担。同时，“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50%”这一股权比例的设置仍有不尽合理的地方，其未能设想存在特定情况下收购企业购买50%以下的被收购企业的股权，也可以实现对被收购企业控股的情形，也将增加重组交易双方的税务负担，建议将其适用条件由股权收购“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50%”修改为“收购企业取得被收购企业的控股权”。

参考文献：

[1] 刘伟.借力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N].上海证券报，2014-08-13.

[2] 张新.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价值？――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3，（6）：26-28.

[3] 安青松.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发展趋势分析[J].证券市场导报，2010，（12）：18-24.

[4] 覃舜宜，刘苏.构建市场化并购重组制度[J].中国金融，2014，（7）：51-53.

[5] 汤吉军.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的制度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5，（9）.

[6] 李瑞海.产业效应视角下中国企业兼并问题实证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学位论文，2006.

[7] 苗华.中国上市公司收购的证券监管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位论文，2007.

[8] 梁卫彬.我国企业并购与政府的职能定位[D].上海：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5.

篇12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加大，遗产保护的话题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遗产旅游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但纵观过去十多年国内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发现更多的是“遗产地的旅游研究”，对遗产的特殊性、遗产的本质等问题则凸显不够。本文拟在回顾过去“遗产旅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反思热潮，对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

1 国内的“遗产旅游研究”都在研究什么

1.1 学术期刊遗产相关的旅游研究

早在1999年，王大悟在有关生态旅游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遗产旅游”的概念，他认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及自然两个方面的遗产资源，生态旅游处于遗产旅游之下的半个级别，强调自然资源的属性”（王大悟，1999）。此后，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根据向岚麟（2009）的总结，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见表1）：（1） 基础阶段（1985～1991），该阶段主要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美学、历史、科学价值等，研究也一般以定性分析为主，重在对遗产地本身特点的描述；（2） 过渡阶段（1993～1996），这个阶段的研究仍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在旅游开发、遗产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遗产保护和遗产监测的关注，简单定量分析的研究增加，强调旅游开发和环境科学价值研究；（3） 发展阶段（1997～2001），该阶段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价值、遗产可持续发展等，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强调计量模型的运用，注重遗产保护的整体环境观；（4） 全面提升阶段（2002～2006），该阶段以整体遗产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在数量和比例上极大增加，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可持续性、经营管理、遗产保护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为主，问题导向型的实证研究增多。而2006年至今，遗产旅游的研究呈现大发展的态势。近年来，中国遗产旅游研究对象趋向深化和多元化，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等传统类型以外，以城镇遗产、工业遗产等为代表的细分遗产类型也逐步得到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方法得到重视，研究主题虽在逐步扩展，但仍以价值属性、旅游发展、产业经济、游客及社区和保护管理五大内容为主（戴湘毅，等，2014）。

从研究主题来看，以往的“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是根据遗产旅游的主体和客体关系进行分类（向岚麟，2009；戴湘毅，等，2014），大致可以分为：（1） 遗产地本体研究，即对遗产地自身特点及价值的分析评价，包括价值特色、历时研究、环境科学、现存状态和资源评价；（2） 遗产旅游者研究，包括旅游者的时空规律、行为特征等方面；（3） 遗产地的社区、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研究；（4） 遗产地旅游活动研究，是基于对遗产的本体价值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人们对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发、管理等各种措施活动。

二是根据遗产地的相关要素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冷志明，张铁生，2009；陈蓓蕾，2012；乔恩凤，朱江群，2010；邹统钎，等，2009），大致可以分为：（1） 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内涵研究，即对遗产旅游的概念及基础理论的研究；（2） 世界遗产地价值研究，包括对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技术、建筑、美学、景观、生态、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分析；（3） 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研究，主要是指在遗产地上进行的旅游开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4） 世界遗产地旅游营销研究，主要包括对遗产地旅游市场与产品营销研究；（5） 遗产旅游研究方法研究，主要是指在对遗产地旅游研究方法的总结；（6） 世界遗产地保护研究，主要是对遗产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保护问题进行的研究。

三是根据遗产地的类型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一般分为：（1）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研究；（2） 古村、古镇、古城类遗产旅游研究；（3） 山岳自然遗产旅游研究；（4） 农业遗产研究；（5）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6） 工业遗产研究；（7） 乡土遗产研究等。

不难看出，研究中，倾向于将所有遗产地特别是世界遗产地上发生的旅游活动，界定为“遗产旅游”；把遗产地本身的研究以及遗产地旅游开发、管理与影响相关的研究，则称之为“遗产旅游研究”。但这种界定与分类方法留下的困惑就是，还有什么不是遗产旅游？遗产旅游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2 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相关旅游研究

一般来讲，学界认为，得到国家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代表了该领域最前沿、最紧迫的研究选题，因此，从国家基金资助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的研究内容与主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内遗产旅游研究的进展。

通过检索2005～2015年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研究相关项目发现，近年来国家基金对遗产研究的资助不断加强，从2010年起，每年遗产旅游方面的立项都在5项以上。从研究主题来看，2011年以前的国家基金主要资助遗产资源的价值研究，2012以来的资助项目开始强调社区利益分配与遗产的可持续性；而2015年，重点开始偏向于研究遗产地的保护及遗产价值的评估，研究热点又开始回归到理解遗产旅游的价值属性及本质特征。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关注点不同，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始终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但关注的遗产类型在不断变化，2007年以前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此后开始关注多元化的遗产如工业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的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问题。

总体上来看，近年来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相关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主要包括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经营管理、价值属性4个方面，只有2.27%的项目主要针对遗产旅游的概念性问题进行研究。但从这些研究主题与内容来看，“遗产旅游”所反映的问题与之前热门话题如生态旅游的研究内容差异不大，所研究的问题实质其实相同（见表2）。

表2 国家基金的遗产旅游研究主题

位序1234567

研究方向经营管理旅游开发遗产保护遗产地社区研究价值属性可持续概念性分析

频数712133531

百分比%15.9127.2729.556.8211.366.822.27

资料来源：作者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官方网址项目检索整理。

2 遗产与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

2.1 遗产的核心问题：谁选择与决定遗产

据考，我国“遗产”一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卷五十七，原句为“（郭）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亡者留下的财产”见《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南开大学组合教学研究中心和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即是指祖先留下的物质财产。这一本义至今仍在使用，如《新华词典》将“遗产”解释为：公民死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及历史上遗留、累积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遗产”一词，经历了从“宝物”“古玩”“文物”“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阶段，其蕴藏的内涵与表征的理念也在不断变化（张朝枝，2008）。

一般认为，英文“遗产”（heritage）一词源于拉丁语，指父亲留下的财产。几经沧海桑田，“遗产”一词的内涵没有根本性改变。但也有学者认为，heritage一词大约产生于1970年代的欧洲，其涵义与古汉语中“遗产”的涵义基本相当，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Prentice，1993）。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张朝枝，2008）。

总的看来，遗产的概念从“祖辈传下来的”财产发展到“与个性概念密切相关的”象征性遗产，从物质遗产向非物质遗产发展，从国有遗产向社会、民族和社区拥有的遗产发展（张朝枝，2008）。换言之，遗产的概念经历了从“特殊的”遗产系统走向“一般的”遗产系统、从作为历史的遗产时代走向了作为纪念的遗产时代的过程（皮埃尔，1997）。遗产概念作为20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洛文塔尔，2006），其概念与内涵的演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文化与自然观念的变化及其社会行动影响。从本质上讲，遗产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它是“遗产”的现象环境经过文化与社会筛选，再经过行为世界的经济筛选才成为“具有价值的遗产”（Timothy，Boyd，2003），在这个过程中，由谁以及用什么标准来决定“遗产”是遗产，这个选择过程是“遗产”成为遗产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遗产概念的核心问题与“选择”相关，即“谁”选择或者决定了它是“遗产”？它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2.2 遗产旅游核心问题：谁展示与为谁阐释

早期关于遗产旅游的定义，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综合角度出发的。从供给角度而言，一般认为，遗产旅游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Yale，1991）。但这种定义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认为这样是混淆了遗产旅游与历史文化旅游。从需求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旅游的一种，这种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基于对目的地的个人遗产归属感的感知（Yaniv，et al.，2001）”。但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进行统计。实际上，两种定义的核心问题都是“这个遗产属于谁”？

遗产资源变成遗产旅游资源或产品，关键在于怎样“解释”（interpretation）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当遗产地不断被游客访问时，遗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旅游资源或者说旅游吸引物。此时，人们不可否认地赋予文化与自然遗产以一定的经济价值，使遗产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但其实遗产本身并不是旅游资源，它们只是被人们建构成为了旅游资源。旅游把遗产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了消费资本，它既是文化的资本化过程，同时也是遗产作为历史的物质载体向消费者传达其文化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意义，唤醒和强化个体和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又是资源的文化化过程（蒂莫西，等，2007）。而遗产旅游地则是遗产与旅游活动共生的空间和产生意义的地方，从地理学的视角而言，是旅游活动使遗产“空间”变成遗产“地方”。可见，说遗产通过旅游活动来阐释其意义与价值，其核心问题是向谁展示或怎样阐释，展示或阐释的主体与目标对象不一样，遗产旅游的形式与内容就会发生变化。

3 旅游研究的大背景转向

3.1 本体论变化：边缘性研究对象受到关注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学术界的交流日渐加强，多元化的经济体世界导致了本体论的变化。这种社会背景的变化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 交易方式变化，非市场交易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重要，如无论是在贫困的还是富裕的国家，女性的非市场交易和无偿家务劳动构成了国家经济活动的30%～50%；（2） 劳动力活动变化，人们的工作方式开始由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工作转变为非固定形式的工作；（3） 经济组织变化，目前世界是多种政体共同存在的形式（见表3）。

社会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人们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人们不能再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全球变化，这要求人们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经济本体论，并认识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边缘化”的经济现象的重要地位，人们需要关注展示和记载构成了全球社会福利的大量不同的经济交易、劳力活动和经济组织（GibsonGraham，2008）。与此相对应，学术研究也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performative ontological project）发生转变，这种本体论是带来新的经济体，而不只是关注和评定已有的物体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因此，去挖掘边缘化、隐蔽性和替代性的经济活动会使研究变得更加真实和可信，对政策也更具指导意义（GibsonGraham，2008；张朝枝，2014），一些原来被认为边缘的群体、现象在研究领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少数裔、另类文化等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

3.2 认识论变化：研究视角超越传统时空观

在国内研究还在模仿西方国家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已经由实证主义转向实在论，进而发展为建构实在论（黄光国，2006）。且由于社会物质实质的巨变、全球的时间与空间感关系的快速变化，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先前所认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的深刻体悟（哈维，2003；冯建辉，2010）。由此，人们的认识论，即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旅游研究上来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认识尺度的变化所导致的学者格局观的改变。旅游研究，从内容上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早期研究，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研究，旅游环境及生态等方面影响的功能主义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从全球化视角分析如何有效利用旅游的全面发展时期研究（白廷斌，Wall，2010）；而旅游研究者也经历了老一代以其他学科模型研究旅游的非旅游研究背景学者，到中一代引用西方理论背景研究旅游的学者，直至现在的新一代学习西方的研究规范，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研究旅游的青年旅游研究者（Tgeneration）（张朝枝，2014a）。种种现象表明，现在的旅游研究学者获取知识的方式不仅限于本国的知识范围，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谈问题，其对旅游的认识尺度发生了变化。二是游客流动性导致传统理论的适用性受到挑战。随着超音速大型客机和互联网的覆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同时性进一步加强，自然的空间距离和障碍已经微不足道，故在时间图景上，人们对时间距离的感知比对空间距离的感知更为重要（黄光国，2006）。游客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旅游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化，人们的出游目的也不再只是游览各类高级别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倾向于在短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故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开始趋向于交通便利性的竞争（Hall，2015）。此外，新技术、新技能、新方式快速出现又迅速过时，于是各种形象工业、一次性的服务、表演、象征性产品占据了生产的主导地位，由此构成了整个生产过程在快速流变的革命性时空图景中展开。也正因为生产过程中，符号和形象的受重视，商品生产完全和文化联结在了一起，文化的产业化和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哈维，2003）。游客流动性的增强及文化认识的转变导致现有理论无法完整的解释研究的现象，传统理论的适用性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超越传统时空观，如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从中小尺度研究视角到全球化的研究视角的相关研究，开始备受关注。

3.3 弱理论时代：陷入“找理论”的困境

以往的学术训练是要求学者是具有辨识能力、超然地、批判性地去看待问题，要求学者能深入问题的内部，看到问题的本质，学者们对理论构建的过程类似于偏执狂的心态（GibsonGraham，2008）。但由于多元化经济体时代的到来，导致了学者本体论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转变，并认为理论的目标不是通过证实我们已知的东西来扩展我们的知识，而是将获取理论视为是为了让理论产出新的东西的一种工具，这就要求学者发现被边缘化的经济现象，锻炼一种“弱理论”的思维形式（GibsonGraham，2008）。另一方面，时空观的改变使学者们的格局观及研究尺度开始趋向全球化的视角，传统理论对现有研究现象来说具有局限性，这些理论有效性边界受到局限，学术研究进入“弱理论”的时代。

此外，学术发表竞争使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特别是计量技术被神圣化，这一方面使一些研究形式上显得更加“科学化”，学术的竞争沦为技术与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理论创新，对研究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测量，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弱关系”，其研究理论也往往是“弱理论”（张朝枝，2014）。在近几十年里，旅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回顾这些年的研究可以发现：旅游研究的内容和话题都有扩展，研究方法和途径也更加精密，研究结果也更加多样化（Kreisel，2011）；然而，很多研究仅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进行案例的重复研究（Franklin，Crang，2001），也或许旅游研究理论多源自其他学科领域，而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却少有提及（Franklin，Crang，2001；Botterill，2001）。因为这些原因，很多旅游研究陷入“找理论”的困境，为了用理论而用理论，而对问题的实质触及不深。

3.4 集体反思热潮：批判性研究受欢迎

基于上述背景，不少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和反思旅游学科发展与学术贡献、实用价值的关系，积极回顾和评价学科发展问题（保继刚，等，2011），近年来，受到社会科学中文化转型及旅游与休闲研究中不断增加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旅游研究已经开始进行“批判性”转型，它寻求挑战该领域主导的论述，反击所谓的旅游研究是“产品化”的研究的偏见，鼓励一系列对旅游的权力、论述和表现形式的本质的批判性的话语、讨论及争论，并强调旅游和休闲作为主要的文化现象的存在，被誉为是旅游产业一次“和平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Bianchi，2009）。

基于此，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我国的旅游研究进行反思（保继刚，等，2011；朱峰，等，2011）。大多认为研究表明，我国的旅游研究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1） 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强。虽然我国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已经得到普遍重视，但研究的问题意识仍亟待加强，学术规范不仅要追求形式上的“规范”，更要重视实质上“规范”（保继刚，等，2011）。旅游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是需要旅游研究者共同努力去打破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考虑和追求学术成果对构建旅游理论体系、推动旅游学科发展所能作出的学术贡献（朱峰，等，2011；冯凌，等，2011）。

（2） 旅游研究的学科身份迷失。有分析认为，目前我国旅游研究的基金项目的选题方式均存在“去旅游化”现象，即旅游现象仅成为其他学科的剖析对象，研究贡献表现在验证、完善、补充已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非旅游理论的提出或完善，这也就使得旅游研究间的对话与交流更加困难，旅游研究者学术身份认同面临困境，旅游学术共同体难以建立（朱峰，等，2011）。目前的旅游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主要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养分的阶段，基本上是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一系列其他学科应用研究的综合，从相关学科角度切入的各分支学科发展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偏低且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冯凌，等，2011）。

（3） 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我国的旅游研究经历了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到开始出现定量研究方法并不断增长，发展到了现在定量研究方法比例持续增长且占主导地位的过程。目前，我国旅游研究高度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技术呈现多样化和现代化，高新技术如RS、ArcGIS、GPS等在研究中得以运用（汪德根，等，2011）。这说明，我国的旅游研究渐渐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但任何定量研究的结果，若要在逻辑上没有漏洞，需要用定性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解释，故旅游研究方法应该实现定性回归，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汪德根，等，2011）。

这些反思进一步唤起了青年学者对现有研究的批判性思考，一些批判性研究在主流期刊受到欢迎，近年来critical tourism research的学术共同体正逐步形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 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如前所述，遗产旅游研究也需要更具批判性，我们需要反思，之前的“遗产旅游研究”，是在研究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还是在讨论具有遗产本质属性的核心问题？如果只是发生在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那遗产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遗产旅游研究的哪些议题才能更加突出地显示遗产的本质属性？

遗产的本质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遗产的认定和选择的过程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张朝枝，2008），因此理解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也就自然成了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Dahcr，2000；Richter，1997），这种矛盾的冲突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而日益明显（胡志毅，2011）。遗产从生产到消费的内生矛盾注定了遗产的复杂性（胡志毅，2011），这种复杂的内生矛盾关系可以总结为三大核心问题：“什么是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如何再现价值（how）”（张朝枝，2014）。围绕遗产的三大核心问题，可以展开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1） 与“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相关的议题。“什么是遗产”议题，包括“谁决定什么是遗产”“用什么标准选择遗产”等关键问题。从生产过程来说，遗产的生产过程即遗产的申报与认定的过程，实际上国际价值取向与国内专家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影响遗产价值的认定（戴湘毅，阙维民，2012）；从消费过程来看，消费者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胡志毅，2011）。“谁的遗产”“什么是遗产”问题，实际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遗产认同上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在遗产旅游研究中，应重点探讨，旅游作为外生变量如何影响遗产的选择与生产、旅游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遗产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是否会影响旅游与遗产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从研究对象上讲，需要对更多边缘性遗产进行关注，关注的遗产类型也可以从世界遗产扩展到多层次、多类型的遗产，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或者乡村遗产、社区遗产等类似的主体，能够更好地丰富遗产旅游研究体系。

（2） 与“象征什么价值”相关的议题。“象征什么价值”议题，主要包括对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的回答（胡志毅，2011），如“代表谁的价值进行表征与阐释”“展示与阐释给谁看（听）”等关键问题。遗产本身具有多重属性特征（张朝枝，2014b）。在展示与阐释过程中，遗产代表什么价值，传播什么价值，传播对象是谁，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关键问题。作为遗产展示与阐释的重要手段，旅游如何建构遗产价值，如何传播遗产中承载的价值观，游客、居民、遗产权力话语者如何通过互动而不断重构遗产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在这些问题研究的视角选择中，可以超越传统时空观，对遗产价值表征与传播相关的变量进行关注，比如对空间再生产、遗产集体记忆、文化公民身份等问题进行研究。

（3） 与“如何再现遗产”相关的议题。“如何再现遗产”主要是指“怎样阐释”的问题，包括采用何种方式、选择何种价值进行遗产消费或生产。这一问题主要是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而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胡志毅，2011）。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重点要关注遗产解说与建构、旅游如何影响遗产等。在这样的研究中，一些边缘性群体，如以前比较少关注的少数民族社区、或者社区内的群体差异、或者一些以往被认为“另类”“与遗产不相关”的群体可能需要进行深度关注。

当然，正如遗产概念本身一样，遗产旅游的研究也会不断地变化，但在全球旅游研究更加强调批判性反思、关注边缘性群体和另类现象的今天，遗产旅游研究也应该超越传统时空观，围绕遗产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遗产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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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From Tourismin Heritage

Sites to Heritage Tourism

ZHANG Chaozhi， LI Wenjing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