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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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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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世纪80年代，JamesLantolf等人将前苏联发展心理学家LevS.Vygotsky的学习理论应用于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的，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理论，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简称SCT），对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与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Lantolf，2000b；Arnold,2004）。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自言自语和内部言语（privatespeechandinnerspeech）、活动论（activitytheory）、调节(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SCT的核心理论。

2.SCT的学习观

与其他二语习得理论以关注语言本身（如语法、词汇等）不同，社会文化理论更多关注个体学习的过程与学习环境，研究人类借助语言这一学习中介的调节机制所进行的社会人际交流，认为社会文化、历史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发展或学习是先发生于社会而后通过以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活动逐步内化于个人的过程（赵磊等，2011），认为学习者习得语言与技能需要在更多更有能力的成员的帮助下完全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Vygotsky，1986和Wertsch，1994）。因此学习都应该先是社会的，再个人的；先是心智间的，再是心智内的。

3.SCT的语言学习观

3.1语言是认知活动的中介

SCT认为人脑的认知活动受到中介的调节，人们通过中介与世界相互联系，中介可以是具体实物，如房子、木棍等，也可以是人类创作的符号等，如音乐、艺术等（Lantolf,2000,p.80）。显然语言是中介，而且是人类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产生的最重要中介。语言是“思考的工具”，语言主要是预先准备好的信息和意义来回传送的工具（Arnold,2004）。

3.2语言学习可以受到支架的有效调节的

语言学习是在支架的调节中形成的，即学习是通过个体间协同活动的对话交流或能力较高者（如专家或教师等）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学习的过程中，由其对于初学者来说，大量的指导性、协商性活动可以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潜能，填鸭式而非主动性的输入只会让学习者受到更多的挫败感。

3.3语言学习是需要内化的

学习者是自己学习环境中的积极建构者，他们通过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或他人调节(other-regulation)完成从协同的个体间的活动向个人内在的自主活动转变从而成功解决问题、理解知识，最终实现学习（Vygotsky，1978）。当语言学习由社会转向个体时，学习者经常用语言调节内在思想，对自己说话而不需其他任何人的参与，从心智间的学习转为心智内的学习，实现内化，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形成自言自语（privatespeech），内部语言（innerspeech）和模仿等。Ohta（2001）将内化时的不同形式看作是提供丰富的机会来重复和练习新的语言项、假设测试操纵语言表演时的目标结构和使用前自我重复练习互动中的基本句式。所有这些与自主观点和新知识程序化相关。内化不是简单的输入，而是学习者根据自己已有认知架构或知识体系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内化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一个渐进的改造；内化不是线性地发展，而是波动的或螺旋式的升华；内化不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是反复的提高。

3.4语言学习应与社会环境相结合

SCT所支持的提问法（problem-posingapproach）强调在教室外的社区内面临的问题或复杂事件等，以此帮助认清学习者生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提高学习者认识这之间的联系，通过让学习者思考和交流来发展对个人经验、社会不平等条件和现有知识的批判性理解，帮助学习者通过他们认为有益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识。语言学习不是将官方或非官方的知识填入大脑中，而是以问题形式来展示知识，以鼓励学习者定义现实生活问题、分享彼此的经验并详细说明他们的所见。

3.5语言学习应与其他多元能力相结合

首先是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特别是与那些更熟练的参与者的实践交流能力是实现语言发展的主要能力。其次是外显指导能力。该能力可以帮助学习者提供机会关注、训练，最后掌握顺利实现交际活动所需要的语言和其他相关规则。例如，向他人述说事件过程不仅需要知道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词汇等，还要明白如何组织事件和观点使得事件描述得清晰易懂。再比如，日常交往需要知道如何选用可理解的话语，还要了解足够的社交技巧以获得他人关注、接话茬、选用合适的行为方式和避免成为话题的终结者。外显指导能力能帮助学习者发现并掌握这些规则，也能帮助学习者为描述交际功能和形式的情境关系而发展元语言。第三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学习者旁观活动并批判性分析、识别活动中的多样和复杂的观点，以理解他们所在的情景，如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等的情境。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者，会用已有认知对社会与文化情境进行分析和批判性理解，促进学习者拥有更广阔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并改造已有世界观。第四是合作能力。学习首先是在社会中发展的，先是个体间的活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学习者要相互依赖、共同分担、相对独立地进行有意的互动才能实现有效的合作学习（cooperativelearning），这是有意义学习的基础（Hall,2005,p.98）。

结语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学习最终目标不是语言与文化本身，而是通过合作、协同活动中语言和文化的认识，发展学习者的多元能力，实现学习者理解与文化相关联的语言使用方式。本文只是对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外语学习观做了简要阐述，本文的后续研究应是将其与我国外语学习与教学相结合，创出适合我国外语课堂的学习与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Arnold,H.(2004)SecondLanguageLearningTheor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2]Hall,J.K.(2005)TeachingandResearchingLanguageandCultur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Lantolf,J.P.(2000b)SocioculturalTheoryandSecondLanguageLearn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4]Lantolf,J.P.(2000)SecondLanguageLearningasaMediatedProcess[J].LanguageTeaching33,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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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班级分工

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每个人都在社会分工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职位，虽然工作的细分导致了每个人具有差异性，但是正因差异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紧密，彼此间的感情更加深厚。虽然后人在对他的社会分工论进行评析过程中认为，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过于理想化，忽略了阶层分化和冲突的存在，但笔者认为将涂尔干所规划的社会分工论，应用到班级组织结构中，会对班级结构的优化起到更好的效果。班级组织分为班干部、小组长和一般成员，由任命或推举产生的班干部，细分为管理班级的班干、各学科的课代表、兴趣小组长等，他们的工作职责是要对班级同学负责，这一部分学生在班级活动中，积极性高，并且在担任职责方面，会有权威的观念。相对来说，小组长的责任就少很多，而班级的一般成员则是一种“平民式”的存在。非正式结构中，学生间的关系是由个人决定，可以自行选择喜欢的玩伴，在这一结构中，有部分学生会明显表现出较高的人缘水平，这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影响力而受到的选择，相反，有的学生会受到遗忘，当他们明显表现的不友好或是冷漠时，即使去选择其他同学，也可能不会得到相应的回复。将社会分工理论结合到班级组织中，体现在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首先是尊重学生个体的心理差异以及表现出来的行为差异，其次是尊重学生在班级结构中的所担任的职位差异，表现为在正式结构中，担任班干、小组长及普通成员的差异；在非正式结构中，受选择受拒绝程度的差异以及在非正式群体中，担任关键人物与在正式结构中任职人员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不免会引起冲突，但是笔者相信，通过借鉴有机连带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分工理论，在对待有差异的个体时，不排斥、不打压、不冷漠，并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大的班级的整合，从而实现教育的目的。

三、典型群体的道德

涂尔干所认为的道德是在有机连带社会形态中，基于个体分化性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整合，它不同于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强调分化性，允许个别的存在。道德是社会群体连带的根本，通过抑制个体成员的自私并约束其行为，以达到社会的高度团结，因此，他认为道德是一种元素，具有凝结力量的作用。道德这种起作用的元素，在教育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有很多教育家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为善。通过对班级群体的分析，有学者总结出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班级群体在受到熟悉程度、座位、性别、个人特征、个人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又分成若干小群体，有的小群体成员间能够传递正能量，例如学习互助群体，兴趣群体，游戏群体等，但不免一些典型群体行为的出现，例如：学习反面互助群体（花钱买作业）、反抗行为群体（学生个体对除自身之外环境和行为的反抗）、从众行为群体（随大流，会否定自我）等。笔者认为，这些典型群体的存在，对于班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会存在潜在的隐形的威胁，不利于班级组织的建设，从而对学生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四、建设班级组织的目标

涂尔干对教育的目的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教育目的就是在协助儿童接受社会集体意识所确认的共同价值，并促进社会统整。在涂尔干看来，他所在的社会中，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受教育者“有系统的社会化”，即教育是一种工具，社会通过这种工具，让儿童受到自身社会化的学习，以便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理想成人。将其理论应用在有机连带社会，表现为受教育者通过学习，在进入社会后，直接从事自己的职业，担任自己的社会职位，完成自己的职责。进而他提出了教育的功能相关理论，他认为学校教育应有四种功能：智识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学生在学习这四种功能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的重塑，经过选择后融入到社会。班级组织的存在按照涂尔干的理论而言是一种社会事实，它对于学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仅是对作为班级组织主体的“学生”进行了探究。通过以有机连带理论为中心进行探究，应意识到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意识和行为法则、教育这些理论都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些理论对班级又有重要的影响，从而笔者归纳出以下关系：

（1）班级组织的目标要通过良好的班风，健全的班规和积极向上的学生群体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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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73.4%的调查对象曾利用业余时间，以志愿者的身份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参加到社会管理创新中来。从志愿服务内容上看，大学生参加较多的大致有6类，一是城市文明建设服务，例如开展文明礼仪宣传，参与文明执勤等；二是便民利民生活服务，例如“四点半学堂”帮助双职工家庭看管孩子，“与你同乐”陪同社区老人郊游休闲等；三是困难群体帮扶服务，例如针对学习障碍或问题少年等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志愿帮教活动；四是新莞人融合服务，例如工业园区文艺义演和新莞人子女学业辅导等；五是青少年成长服务，例如针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关爱青少年彩虹行动；六是环保低碳生活服务，例如少用垃圾袋、自带瓶子装水、空调26度等。随着志愿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逐渐增强，注册的大学生志愿者人数稳步增长，现已达到4.3万人，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志愿服务项目也逐步向常态化、纵深化发展。

（二）寒暑假规模参与的社会实践路径

本次调查中，62.3%的调查对象表示曾通过社会实践这一平台走进社会大课堂，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基层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这一活动的组织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居住地集体回乡开展活动。镇街团委与高校团委相互配合，假期统一组织各高校大学生集体回到本镇街，共同参与社会宣传、公益劳动、社会服务、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等与社会管理创新息息相关的活动。二是按项目自由组队开展活动。各高校将学生社会实践与教师科研课题相结合，在假期前在本校范围公开征集活动项目，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院、跨年级组队，配备指导老师，按项目要求到基层一线进行社会考察、咨询与服务、支教扶贫等。因为寒暑假期时间跨度大，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多，近三年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人数逐年上升，2014年参加人数为2.6万人，社会实践也成为了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对接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路径

在选择参加过并且体会较为深刻的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动载体时，公益活动被选比例是59.1%。这些公益活动主要由高校的公益社团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近年，随着东莞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很多社会组织因为与基层联系密切，掌握较多群众需求，而且凝聚了一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越来越多地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但因为专职工作人员有限，他们也需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加项目。而东莞高校的400多个公益社团尽管社团成员众多，公益热情高，但恰恰缺乏社会服务项目。近年，东莞的公益社会组织和高校公益社团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把不同类型的学生联合起来，把校内和校外资源整合起来，初步形成了社会组织引领高校公益社团发展，大学生协助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良好格局。

（四）传递社情民意的社会调查路径

为了解公众对某些公共政策的反映、态度或评价，掌握民情趋势，政府经常组织各类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6%调查对象曾参与开展社情民意调查。他们参与的这些调查一般由党政机关或受政府委托的研究机构来组织。调查类型涉及社区服务、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等方方面面，很多是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参与社会调查的大学生以自主报名为主，也有部分高校如东莞理工学院专门组织一批素质高、功底好的大学生专门成立调查队独立承担任务。在这些社会调查中，大学生主要负责问卷的发放、回收及初步的分析。他们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为政府及时了解公众的意愿和需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参政议政的网上建言及会议旁听路径

调查显示，68.5%的调查对象表示大学生应积极地参政议政，而且认为网络是首选。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和平等表达的特性，有助于公众快速获取政策信息，增强平等、独立参与的意愿[1]。近年来，“90后”东莞大学生越来越喜欢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通过“莞香花开”政务微博和微信、“微访谈”、阳光热线等问政平台，把自己的见解以及对政府的一些监督意见发表出来，有的意见还颇为深刻。部分大学生“网络达人”，更是经常在网络论坛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为城市发展建言，主动为东莞发声。调查还发现，各高校的学生干部和大学生党团员也很重视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每年都积极申请旁听地方的“两会”，申请到旁听机会的代表都能自觉针对议题提前广泛收集意见，提出较为合理的建议。

二、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现有路径的不足

东莞各高校在引导大学生参加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以上多样化路径，既能让大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兴趣和特长来选择具体的参与方式，也能让各组织方根据大学生的能力特长，贴近群众的需求做出合理安排，较好地实现了资源与需求的配置。但这些路径在实际运作中仍存在不足。

一是过于倚重组织安排，不利于大学生自主发挥。目前，直接通过网络新媒体获取社会管理创新项目的信息、参与各项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渠道仍有所欠缺，让大学生主动设计新颖活泼、实用有效的服务项目的机会不多，客观上使得大学生从信息的获取到活动的具体安排都只能倚重于组织的安排，这不利于学生主动性的发挥。

二是中间环节复杂且易变，不便于大学生自由参与。除网上建言路径较为方便快捷外，其它路径往往不是长期而且固定地让大学生直接到某一服务领域服务特定的群众，而是每次都需要各方多次协商，每项活动都要单独招募、培训、分配等。中间环节复杂而且易变，使得大学生参加社会管理创新不是那么“易得”。这不便于大学生自由参与，也不利于活动的专注与深入。三是参与学生分群化明显，广泛性有所不足。大学生参加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动基本依托各高校团学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公益社团来组织，在相应组织担任骨干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取信息，参与意愿也更强，他们身边的室友、同学受其耳濡目染，参加也会积极一点。这样造成参与各类活动时，往往是团学干部、志愿者骨干和社团成员及其好友参加的多，普通同学参加的少。四是专业联系不够紧密，系统性和长效性仍然欠缺。大多数活动仍停留在简单的服务性工作上，与大学生的专业特点结合程度不高，技能型、科技型参与项目较少，不能满足较高层次的服务需求。同时，各高校在校地对接、教师指导、时间安排、经费保障、机制建立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问题，这使得整体工作不够系统，参与领域仍然有限，部分活动缺乏深度和连贯性。

三、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优化建议

（一）集约各方资源，形成整体合力

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志愿服务路径、社会实践路径、公益活动路径、社会调查路径、网上建言以及会议旁听路径，分别由志愿服务组织、团组织、公益社团、研究机构和党政机关来组织。这些路径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相同、动员的大学生群体相近，组织的各个环节相仿，在目标群体的需求把握、大学生群体的动员聚集、项目活动的设计策划、专业服务能力培养等方面有许多工作可以联合开展。各部门、各组织合作起来，集约各方资源，共同开展活动，可以避免重复性工作，从而形成合力。

（二）创新中间环节，增强吸引力

目前，除了网上建言能让大学生直接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中外，其它都需要借助中间环节来让大学生走进基层一线参与项目、服务群众。如果将各个路径中一些平淡无奇的中间环节进行创造性设计，转变为富有吸引力的活动，也会让大学生喜欢这些路径、参与这些活动。例如在动员环节，可通过视频推介服务项目、学长分享参与收获和社会服务点体验等生动方式，吸引更多大学生参与；在运作阶段，借助网站、QQ群、微信等平台提前预告信息，公开接受报名，在线互动交流，实时展示成果，就能很好地发挥新媒体高效、开放的优势，让大学生感觉到活动的丰富和充实。此外，把大学生的特长融入到服务里面，多用关心、鼓励、赞赏的语言肯定和赞赏其参与行为，也能增强大学生温馨的感受，让活动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三）建立活动基地，促进常态发展

如果有了固定的场所，活动的开展就有了稳定的平台，这样就不至于每一次开展活动都要费时费力去联系部门，选择场地。再考虑到立足社区有利于深入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从而提供有深度的服务[2]。因此，各高校应积极主动与镇、街道联络，商讨联合建设社区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及公益活动的基地，并建立健全大学生到活动基地开展服务的考核、奖励、学分计算制度和指导教师工作量制度，引导专业教师和大学生定期深入活动基地，服务民生改善。建立相当数量和相对稳定的活动基地，既能保证活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又能在发现需求、规范服务、拓展项目等方面形成良好的发展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