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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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际经济法是二战之后新兴的年轻的法律领域，也是一个存在着概念争议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未形成繁荣的学术景观和多元的理论争鸣。这大概与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制度实践在当时不够活跃、不够成熟或不够发达有关，也可以说与国际经济法学界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不够自觉、不够开放和不够沉潜有关。国际经济法理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终于因缘各种契机（尤其是WTO的建立及其法理和实践）而开始形成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学术上的争鸣、走出总体理论上的幼稚和贫困并进而出现了多元的理论视角和各种视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一、全球变革——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语境变迁和话语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制度实践出现了重大的制度转型。英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拉美严重的债务危机、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起飞、苏联解体和巨变，促成了自由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复兴，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越来越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全球经济越来越结成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统一网络体系。这种全球大转型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表现为各国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正经历着自由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变革，在国际层面，WTO、IMF和世界银行这战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三大支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经济领域及其法律制度的全球化大变革也带动着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卫生、人权等等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即生态系统的失衡，以及这种天人矛盾所引起的南北矛盾的复杂化导致发展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全球经济及其法律体制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问题，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越来越走向复杂、多样，同时也孕育了变革的契机和因素。

语境变迁促动了国际经济法学术话语的转型。全球化既促成了传统的一般人文社会学科开始越来越自觉的把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视域，也促使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般秩序原理，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和学术的理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学术终于开始逐渐走出传统的，初级的议题和论争，例如，国际经济法是否存在？国际经济法是否有效？国际经济法如何定义？等等。如今，国际经济法学术已经开始超越了这种初期的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门类定位和定义之争，广泛深入

到国际经济法的更加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和更加专门性的具体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国际经济法学术也越来越具有法理自觉和理论意识，甚至越来越回归到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开始努力尝试走出传统上没有理论和不成体系的状况。这种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话语转型可以概括为“从概念之争到理论之争”。

二、法理思考——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视角多元和复杂进路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的十几年来，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研究热潮和学术争鸣现象。英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夸尔希（Asif。Querish）在其1999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法》之中首先意识到并强调了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语境变迁及其多元进路。夸尔希指出，“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洞察国际经济秩序：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境的，哲学的（例如分配正义），目标导向的（例如比较优势模型），国家中心论的，个人的（例如人权），机构的，南/北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女性主义的，文化的，或者历史的。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仅仅从一个单一视角来理解，同样清楚的是，它需要从每个单独视角来更好的理解。”[①]随后，夸尔希教授推动了2001年5月4日曼彻斯特大学国际经济法多元视角的研讨会，并主编了《国际经济法诸视角》的研讨会文集，旨在荟萃国际经济法诸多视角各自的优点和旨趣，这些视角包括法律分析的综合视角、治理全球化的机构视角、国际机构冲突与协调视角、民族国家及其国民身份的视角、争端解决的发展中国家视角、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中国家视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人权视角、女性主义视角、新葛兰西政治经济学视角、弗兰克国际法正义论视角、伊斯兰文明视角、可持续发展视角、经济分析视角、历史分析视角等等，被划分为9大类16种视角。[②]不过，正如夸尔希所指出的，这些视角并没有穷尽国际经济法的所有视角，它们只是提供了一种观察国际经济法的模糊的大纲，而且，即使这些视角本身也并没有深入展开而仅仅是考察的起点。[③]除了以上这些视角之外，国际经济法的法理视角还广泛包括民主视角、视角、科学视角、视角、非政府组织视角、规制竞争视角、机制冲突视角、公共健康视角、经济制裁视角、域外管辖视角、国际伦理视角以及其他各种不断涌现的理论视角，等等。

在各种视角之中，Thompson阐释了治理全球化的机构视角，认为所谓全球化和国家自治空间的消失是夸大其辞的，国际体系的治理机制不应该被塑造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治理机构，也不应该像全球激进抗议者所主张的那样被激进的加以彻底摧毁，欧美日三边治理机制的作用也不必被过分夸大，民族国家、国家治理及其适当的国际协调仍然是最重要治理机制，同时，也可以考虑各种可能的区域一体化治理机制甚至可以考虑适当的各种私人市场治理机制和公民社会治理机制。Kwakwa指出，国际经济组织的不断扩展出现了职能、权限和管辖的冲突与重叠的现象和问题，认为需要保持既有国际组织的多样性，发挥不同国际组织各自的专业化和分工的比较优势，加强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有效协调，加强不同国际组织的程序和过程方面的有效治理，并且需要创建世界经济安全理事会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总体战略协调。Carty强调“国民”（TheNational）应该是国际经济法的元概念，他认为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拜物教，政治与市场的简单二元划分及其隐含的政府消极不干预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实践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在认识论上则存在着巨大的困境，“国民”概念提供了一种相对更好（尽管其力量很微弱）避免消费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无法在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内实施，只能在国家或区域机构的层面实施，然后，在此基础上，立足“国民”概念而在国际经济法的全球联邦框架之中适当界定“国际”的概念地位，进而，达致必要的全球政治均衡。Sornarajah认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了当代国际经济法争端解决机制，为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战略来质疑目前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例如在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诉诸国家豁免原则和国家行为学说，在涉及环境、腐败、文化保护和世界遗产保护等全球公益问题的情况下，要考虑地方共同体乃至国际共同体的政策和价值，最好由国际法院来解决这样的案件，贸易和投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只能用来解决比较单纯的贸易和投资争端。Page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加多边贸易谈判，这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之中可以结成新型的灵活利益联盟，多边贸易谈判的程序尤其是僵化的非正式程序缺乏合法性，应该作出调整，以便更多的更灵活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参与。Pomfret考察多边贸易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几次浪潮，分析了区域一体化对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认为目前的第三次区域一体化浪潮本身对多边贸易体制没有大的负面冲击，却又一定的积极效果，而且，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Addo认为，人是国际经济法的价值所在和存在理由，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尊严和福利，国际经济法中的国家应该遵守它们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义务，非国家行为者的活动同样影响到人权，争端解决机制如果限制利害相关的国家提讼也不利于保障人权，因此，必须把人权与国际经济法相互结合起来，必须认识到，所有国际法的基础都在于人，国际经济法必须兼容人权价值，必须具有人性化的面孔。

Childs与Beveridge则强调国际经济法具有性别属性，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之中，妇女的地位、价值、利益和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更是“被排除的”，必须反思国际经济法的机构、规则和过程中的这些问题。Wilkinson将葛兰西的理论和概念分析工具运用到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法领域，指出，国际经济法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跨国统治精英和全球资本主义借以行使霸权的媒介，为此，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之中，应该在新的霸权秩序尚未形成之前，寻求各种替代的可能性。Rehman阐释了伊斯兰宗教法律传统对于当代法律文明和国际经济法的贡献，指出了当代伊斯兰国家面临的追求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的挑战以及走向伊斯兰国家区域一体化的前景。Subedi阐释了国际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视角，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与环境法、人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历史与实践，认为可持续发展原则整合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环境法，有助于实现更高的国际共同体目标。Cass把规范经济学的效率分析、实证经济学的效果分析、博弈论合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国际经济法，对国际经济法进行了经济分析，认为各种经济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丰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理解、解释乃至预测。Botchway从历史视角分析了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进和发展，认为历史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于国际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Cryer运用弗兰克的国际法正义论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中的合法性和正义话语问题，尤其强调了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以及罗尔斯正义论的“最大最小”原则在国际经济法中的运用。[④]

三、管中窥豹——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视角选择与学术采撷

在国际经济法的多元法理视角之中，我们选取三种基本视角加以概括介绍和初步分析。

（一）杰克逊实用主义政策视角、宪法理论与制度分析

杰克逊教授的国际经济法研究视角和理论风格都颇为独特，可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宪法、政策和制度分析视角。

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研究特别强调国际经济法的规则导向、政策考量和便利功能。首先，杰克逊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界定体现出了典型的实用主义风格。杰克逊一方面认为国际经济法是一个范围非常广阔的领域，既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交易法”，又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规制法”，还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同时又强调避免把许多不同的主题堆在一起的“大杂烩”（smorgasbord）方式。杰克逊屏弃了传统的概念主义的法律分科模式，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跨国法方法。其次，杰克逊对GATT/WTO研究在总体风格和具体内容上都体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政策导向。正如DavidKennedy指出的，杰克逊教授的研究风格超越了传统上简单的公法与私法、经济与法律、法律与政治、外交与贸易、国际与国内的区分，尽管仍然可以看出经济更胜于法律、法律更胜于政治、私法更胜于公法、国际更胜于国内，但比之于传统上国际公法学者而言，杰克逊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更加自如，能够信手拈来的把各种理论、材料和历史融合在一起。杰克逊没有抽象的探讨国际法的存在、性质和效力问题以及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哲理问题，而是把国际法的存在和效力、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福利的好处以及国际法能够促进自由贸易直接作为一种事实、一种历史和一种背景。杰克逊强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导向”，强调自由贸易和人类福利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又并不急于倡导建立一种严格的、明确的、肯定的、刚性的国际公法秩序和机制，他对各种宏大的理论和计划一般都持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怀疑。杰克逊强调的是如何通过一种分散化的、多元性的互惠、交易、协调、界面、调适的机制和过程来说服各国决策者支持自由贸易及其法律规则。这是一种管理相互依赖的政策过程和治理技术。第三，关于GATT/WTO法，杰克逊不仅强调一般的规则导向和各种具体的规则和程序，更强调GATT/WTO乃至一般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体制（system）即宪法问题。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宪法视角既体现了一般的精神，即强调规则导向而非权力导向，强调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SIFT”过滤功能来筛选出各国的合法的国内政策目标，削减跨国自由的国内障碍特别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和寻租活动对自由贸易的扭曲作用。但是，他却并不赞成过于理想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他认为GATT/WTO法的“自动执行”或“直接效力”并不可行，因为这会违背国内民主代议制，会限制政府的灵活选择乃至轻微违反国际协定的空间，各国一般不会支持这种直接适用的制度安排。第五，关于问题。杰克逊的理论也明显体现出了实用主义政策导向的风格。杰克逊也否弃传统绝对主义的神话和鬼迷心窍的观念，甚至也赞成废弃这个词汇，不过，他还是认为可以保留这个词汇而重新理解其含义，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就特定事务的治理权力究竟应该配置在国家还是国际、民间还是政府这样一个权力资源的配置及其决策问题，在这里，就成为一种事务性的和技术性的制度安排及政策过程。[⑤]

（二）彼德斯曼的自由主义理想视角、理论和人权分析

彼德斯曼是德国人，著名的国际经济法学家，他开创了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彼德斯曼结合国际经济法尤其是GATT/WTO法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指出，个人是知识和价值的最终源泉，只有通过个人在国内市场以及跨国市场上自由行使财产权利，才能够实现国际范围的有效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最终促进各国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的长久繁荣，这就需要各国国内的民主法律规则。但是，在国际经济交往层面，各国历来都深受形形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进而在对外（经济）事务领域公共权力不能受到有效制约的国家全权主义问题，结果，往往都是维护国内特定产业部门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损害了国民总体财富和利益。

为此，需要借助于国际法律规则机制予以帮助解决国内层面自由贸易和体制的失灵和失效问题。WBG、IMF尤其是GATT/WTO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安排正是起到了限制和约束各国政府在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外经济事务领域的公共权力从而使之不被任意滥用的作用。彼德斯曼认为，WTO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展、法律规则的不断明确、监督机制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强化，表明国际经济法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来保障跨国私人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能够有效约束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权力滥用。但是，彼德斯曼也同时指出，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来约束各国公共权力滥用和保障跨国经济自由客观上存在许多局限，为此，需要把直接约束政府权力行为而间接保护私人权利利益的自由国际经济规则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法上针对政府权力的私人权利，并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机制直接予以保护。这样，就可以把个人的跨国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提升到一项基本人权的地位，可以通过国际法的直接效力原则抵制国内法层面上固有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问题，减少国家间谈判和交易层面上的公共权力滥用现象，克服国际谈判过程之中的权力、利益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生产商利益偏向的问题。

彼德斯曼指出，在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语境中，国际组织的数量扩展和职能扩张在民主的授权、权力和责任链条上拉得过长，确实引起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为此，

国际组织本身必须同样遵循和良治的一般原则。同时，这种危机也表现为经济领域与社会、文化、环境、健康等等其他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各国国内立法的民主，或者可以设立一个多边议会监督机制参与国际贸易谈判过程，需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国际经济立法过程的公开和透明，需要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决策和行为之中遵守或尊重国际人权义务，尤其是需要在国际争端解决过程之中比较灵活的解释国际经济条约，从而，真正实现财产权利、经济自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的不可分割和相互促进，需要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尤其是有效参与国际经济法的立法、实施和争端解决过程及发展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终仍然要立足于国内的民主机制。

彼德斯曼运用古典的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秩序自由主义的构成原则与调节原则、民主与经济学乃至国际、政府规制与公共选择理论等等这些古典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进路及其当展，阐释了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述了从国内民主秩序到国际自发经济秩序，从对外事务失灵到需要自由国际经济规则，从各国分散实施失灵到国际组织实施机制，从国际法律机制的困境到国内秩序的回归的国际经济自由秩序原理。[⑥]

（三）夸尔希的综合折衷视角、全球视野和复杂进路

夸尔希是著名的英国国际经济法学者，他特别具有国际经济法的学术自觉和理论意识，提出了追求、理解和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独特的多元综合折衷视角（aproactiveeclecticapproach），这种方法或者视角能激活现有的研究，使其深化或提高其水平。

夸尔希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视角可以指称某种追求的理念、观察的角度或者努力的方法，无论如何理解，“视角”必须具有规范品格和分析意义。国际经济法是一个内容纷繁复杂、图景极其广阔且论述多种多样的法律领域，因此，需要采取一种全球的、开放的、复杂的、折衷的过程和进路来追求、理解和从事国际经济法，而不适合追求一种单一的、独特的、清晰的特定或唯一视角。这是因为，对于国际经济法来说，各种视角与其说是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国际经济法的照明灯（illuminators），还不如说是经常成为教条主义的蒙眼罩（blinkers）。

夸尔希认为，利益驱动了不同的视角。为了理解国际经济法及其法理视角，必须思考国际经济关系之中存在的不同利益及其承载主体。国家、国际经济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分别具有不同的身份、利益和要求，它们分别具有各种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利益，例如出口利益、生产利益、发展利益、环境保护、人权保障、公共健康，等等。为此，需要寻找各种方法、途径、进路来识别、认定和澄清各种利益。这可能包括从各国国内的善治和民主过程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律过程来分析和思考。这样，不同的利益及其识别过程就提供了国际经济法的不同法理视角。法律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可以包括便利基本宪法框架的确立、促成立法的变化和提供行动守则以及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冲突。在国际经济法的不同领域，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存在差异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国家、法律、制度（包括国际经济法制度）本身存在的差异，由于国际经济法之中公正话语的差异，导致了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分析本身存在各种不同视角，通过采取一种综合折衷的灵活视角，可以包容和审视各种法律视角，可以更好的理解国际经济秩序和从事国际经济事务。例如，有的强调国家管辖权，有的强调跨国私人经济人权，有的强调实证主义法学，有的强调自然法，有的将国际经济法仅仅理解为一套规则，有的则将国际经济法理解为一种过程。有的强调国际经济法就是经济领域的国际公法，有的则强调国际经济法几乎无所不包，有的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但有的则认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是具有不同理论假定因而是不同并且可能相互冲突的两个领域。这些都体现了国际经济法的不同视角。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公正话语（fairnessdiscourse）也体现出法律视角的差异。这里的正义既包括实体维度即分配正义，也包括程序维度即正当程序，这意味着，国际经济领域的成本——收益分配及其影响的配置标准必须是公正的，而且，实施和执行这种配置标准的形式过程也必须是公正的。正义话语的法理分析要求具有一种共同体感，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个人和非政府组织都是我们这个共同追求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参加者。正义话语也要求区分集中总和意义上国家间公正，也要考察分散个体意义上的国家内部以及代语境之中个人之间的公正。国际经济法公正话语的核心在于遵循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最大最小”原则（“maximin”principle），即只有当处于分配水平最底部的每个其他国家都得到适当的或者不只是适当的利益和好处之时，不平等才可以说是正当的。就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而言，夸尔希认为，国际法院具有一种独特的、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和首要的宪法性的地位。这种地位既保障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又包容和便利了国际经济法的多元视角即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夸尔希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从事（engaging）国际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本质上是开放的、包容的和分析性的，因为，这种多元综合视角更多的集中于如何从事国际经济法而非集中于国际经济法的实体内容应该是什么，这保证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话语不走向某种极端的主张。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首先有助于识别和澄清国际经济法各种可能的视角渊源，包括各种经济或非经济的利益以及表达这种利益的各种人格者；它提供了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各种可能方向和各种理解向度；它既考察了国际经济法的各种利益驱动，同时也分析了各种理论和哲学基础；它提供了一种能够最大程度上包容和汇合各种国内和国际经济“意识”（consciousness）的必要过程和思路；它也提供了从各种视角来分析国际经济法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路。总之，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作为一种从事国际经济法的方法论，在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必须是明晰的和深入的，在实体内容层面，则必须是一种既能够反映人类状况，又能够以一种公正和有效率的方式来实施的包容性的进路。

四、中国学术——国际经济法学术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

中国学界曾经长期争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对象、范围和体系及其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乃至国际商法之间的边界关系问题，无论是教材、专著还是论文往往都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国际经济法的定义之争问题。[⑦]这既与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自身定位存在模糊之处有关，与国外学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主题、内容和范围的争论有关，也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之中所需解决的各种不同但紧密相连的法律问题有关。此外，这还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发展自身的两个重要因素密不可分。这里首先涉及到中国法律教育和研究中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公法学乃至国际商法学相互之间的学术论争和资源配置有关。[⑧]同时，中国之所以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存在长期论争且迄今尚未取得基本共识，也与中国法学尤其是法学基础理论（理论法学、法理学）受到苏联法学的深刻影响有关，法律部门的概念、划分及其标准是从苏联学界学习过来的，法律部门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是，中国学界（以及苏联学界）对于法律部门的论争本身却存在一些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不符合基本的形式逻辑要求。这与其他西方学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西方学界探讨国际经济法的范围问题但却并不争论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及其独占调整对象的问题。[⑨]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目前需要深化，进而超越国际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和概念之争，走向多元视角和理论之争。晚近，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也已经开始关注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秩序变迁及其对于国际经济法学术的影响，开始自觉关注国际经济法的多元视角和理论发展，[⑩]开始调动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11]进而拓展国际经济法问题视域，加强国际经济法学术交流[12]。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大发展和国际经济法学术多元视角的语境之中，中国学界应该加强译介和研究当代西方国际经济法学术热点和学术前沿，发现和思考国际经济法的中国问题，开启当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成长和学术繁荣之路，进而，为中国也为世界作出既具中国问题意识又有全球视野的学术贡献。

可以预期，随着国际经济法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法学的不断成熟，国际经济法的观察视角必然越来越多，而且，每一种观察视角也必将走向纵深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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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ee,AsifH.Qureshi,InternationalEconomicLaw,London:Sweet&Maxwell,1999,pp.3-4.

[②]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③]Ibid.p.vii.

[④]这些视角的综述均依据夸尔希编著的论文集。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⑤]关于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视角的分析，主要参见：JohnH.Jackson,Global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Issue1,Vol.1,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nstitutionandJurisprudence,London: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2ded.Cambridge:MITPress,1997;Jackson,JohnH.,TheGreat1994SovereigntyDebate:UnitedStatesAcceptanceandImplementationoftheUruguayRoundResults,Columbia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Issue1-2,Vol.36,1997;DavidKennedy,TheInternationalStyleinPostwarLawandPolicy:JohnJacksonandTheField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Am.U.J.Int’lL.&Pol’y,Issue2,Vol.10,1995.

[⑥]关于彼德斯曼国际经济法视角的分析，主要参见：Ernst-UlrichPetersmann,ConstitutionalFunctionsandConstitutionalProblems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UniversityPressFribourgSwitzerland,1991;Ernst-UlrichPetersmann,TheWTOConstitutionandHumanRight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momicLaw,Issue1,Vol.3,2000;Ernst-UlrichPetersmann,TheoriesofJustice,HumanRights,andtheConstitutionofInternationalMarkets,LoyolaofLosAngelesLawReview,Issue2,Vol.37,2003;王彦志：《国际经济法的进路》，《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⑦]其中关于国际经济法性质、范围及其与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之间关系的比较集中的讨论至少有3次，参见王铁崖、陈体强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59-397页；王铁崖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39页；沈四宝主编：《国际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7页。值得指出的是，晚近中国学者对于国际经济法概念及其定位已经开始了深入反思，并且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方式和解决方法，参见左海聪：《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徐崇利：《走出误区的“第三条道路”：“跨国经济法”范式》，《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⑧]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的成立（2005年7月6日）过程也体现出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位以及对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之间关系的学术认知视角的矛盾和学术治理体制的问题。

[⑨]这种强调或者争论法律部门的独特对象和独立地位的现象不独存在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也存在于中国其他所有部门法学界，不过，在中国国际法学界这种争论更加突出而且迄今未能有效解决，这种现象似乎也可以说是中国法学包括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苏联传统和中国特色。

篇2

囿于人类的有限理性，经济法的新兴，同样会产生法律系统的“排斥性”问题———从认识框架到具体制度的重构，从传统到现代的理念创新，必然会带来些许阵痛，而止痛的良方妙药，则是传统法学观念的转变，是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与创新。

中国的经济法理论肇始于20世纪末叶，在2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曾经历了两次整体性的大规模重构：

①一次发生在1992年之后，重构的目标是寻找经济法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以使经济法的制度和理论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另一次则发生在2002年以后，重构的目标是针对中国成功入世，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均发生巨变的情势，有效确定经济法理论的法理基础，以全面实现经济法理论的内在自足。

两次重构的目标的变化，反映了经济法理论正在不断的创新中走向成熟。第一次理论重构，基本上解决了经济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承认，而且也得到了相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②目前，第二次理论重构业已启动，它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开始的，并力争在第一次理论重构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具有深厚法理基础、能够有效指导法制实践、具有内在自足性的经济法理论。

要重构经济法理论的大厦，必须考虑一系列问题，尤其要注意全面创新。各国的经济法理论尽管有其相通之处，但毕竟又各异其趣，因此，中国经济法理论“大厦”的重构，必须考虑地质条件、气候特征等具体国情，要考虑从总体设计到具体的基础、结构、材料、造价、风格、协调性、稳定性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并进而推动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也给中国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打下了特殊的烙印。立足于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经济法理论和制度，是最有可能对世界法学和法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领域之一，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解决好许多问题，限于篇幅，下面仅谈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超越传统法学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发蒙未久，制度传统并不深厚，而理论上却聚讼纷纭。要解决诸多理论争议，抱守传统法学理论，并依此来削足适履，必然与事无补。事实上，经济法、社会法等现代法已对传统法学理论有诸多突破，①但对现代法缺少了解的人士却难以理解。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和研究现代法学，就必须转变传统法学观念；要实现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就必须超越传统法学理论，在解构中扬弃，并实现有效重构。只有在经济法与传统法之间，客观地厘清制度、理论等方面的脉络，处理好传统法与现代法、基础法与高级法的关系（就像不同的建筑风格要协调一样），才能实现整个法学和法律体系的有效重构。

可见，经济法理论的重构需要立基于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同时，也需要扬弃传统，并实现有效超越。对传统的扬抑与取弃、继承和发展，不能仅依主观好恶，而应全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所涉传统，也并非仅是源远流长之中华传承，同时亦应涵盖一切关乎国计民生的制度文明。

第二，要引进新型研究方法。

经济法理论，通常涵盖本体论、价值论、发生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等诸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实难驾驭。惟有思虑得法，推陈出新，方能有效重构，实现条分缕析。倘若妙法阙如，范式如旧，则经济法研究水准自难有较大提升。因此，方法论甚为重要。

篇3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 《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着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篇4

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一直受到国内诸多学者的质疑，有的认为经济法本身不成其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自然就谈不到独立的经济法责任。有的认为经济法责任没有独有的责任形态，其责任追究方式不过是借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而已①。有的认为传统的部门法划分背景下的“三大责任”或“四大责任”足以实现对全部法律关系违法行为的制裁，没有必要再创设“经济法责任”②。针对上述质疑，本文认为，这些观点的形成无不建立在对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的观念之上，将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看作是颠扑不破的固有规律，忽略了法隶属于适应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范畴的本质，从而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到法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创新性和适应性的变革。经济法正是为了规范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交往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而出现的“高级法”，其自有一套不同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的价值理念、制度功能、主体范畴和行为规范目标，为了实现其法益，经济法必然确立从责任追究宗旨、责任追究方式、责任承担主体都不同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独立性的经济法责任。

一、经济法固有的制度功能是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根源

随着社会经济交往形态的复杂化和经济主体追求效益目标手段的多样化，出现了许多传统法律部门无法企及的社会关系。传统的民商法以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私人交往为宗旨，以交往各方权利义务的“均质性假设”为规范手段③。当出现私人权利损害时，民事法律责任主要采用“填补性”的救济措施，以使受损害方的权益回复到受损害之前的状态。以消费品买卖为例，传统的民商法以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价值目标为交易原则，关注的是买方和卖方在合同关系中的相对等的权利义务的实现，法律责任以损害赔偿、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排除妨害等补偿性责任方式为主，故一旦卖方向买方销售了假冒伪劣的货品，买方通常向其追究更换货品或退货返还货款的法律责任。这些主张只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产生对经济交往个别受害者的权利救济的作用，而没有对恶意欺客的商家起到惩罚的作用。这与民商法以维护私人之间个别交易秩序为宗旨的制度功能有关。

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对恶意欺客的商家仅仅用维护个别交易秩序的民商法调整是远远不够的。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商家由于经营成本显著低于其他合法经营的商家，会造成其在竞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地位，从而破坏了正常的竞争秩序，甚至可能造成其他商家在趋利心理下效仿，从而破坏整个行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商家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不仅会产生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的“个体成本”，而且会产生整个市场秩序受到破坏的“社会成本”，同时也说明法律不仅要关注对于“个体成本”付出的补偿，还要考虑对“社会成本”付出的补偿。而这些整体性或全局性的后果一旦出现，以个别交易秩序为立法价值取向的民商法未免力有不逮，而仅以填补个别交易主体利益损害的民事责任来制裁商家显然不能弥补“社会成本”付出的损失。而行政责任则是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违法后果，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畴过于狭窄，在法律关系主体各方都是商业主体时则无用武之地。刑事责任虽然关注整体社会秩序，但适用时要求社会秩序被破坏达到一定的恶劣程度，适用条件较高，不能普遍调整经济交往中的所有争议。

经济法正是在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对整体社会利益调整缺位或不足的前提下产生的，是社会经济复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经济法最初的立法动机看，经济法的固有制度功能就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以更广泛的市场主体为调整对象，致力于构建全体社会经济成员普遍和谐发展的经济秩序。以此为出发点，经济法制度体系中必然存在以恢复整体秩序、弥补整体秩序受破坏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的损失为己任的法律责任要素，即经济法责任。

二、经济法责任独有的特征是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责任有其独有的本质属性，这些属性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所不具备的，这说明了经济法责任的特殊之处，不能被其他法律责任所替代，是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一类法律责任。

1.经济法责任具有社会性。由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经济法责任的诸多制度安排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经济法责任中的责任承担的方式、责任承担的要件、责任内容等制度要体现对“社会成本”的考虑，故其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具有社会性；不仅具有补偿性，而且具有惩罚性，使违法者在受到惩罚后慑于法律责任不再引发社会成本。经济法责任是从全社会的高度来维持整体社会公共利益不被破坏，这样的社会性视角，其他法律责任不具备，基于各自的制度功能也无法具备。

2.经济法责任具有复合性。经济法责任的复合性包括两重含义，其一为责任形式上的复合性，其二为责任功能上的复合性。责任形式上的复合性指在经济法责任形式上财产责任形式和非财产责任形式并重，如对不正当竞争的主体既有没收所得、损害赔偿等财产责任，又有信用减等、资格取消等非财产责任形式，财产责任形式意义在于补偿和经济惩罚，非财产责任形式意义往往在于将违法典型公示并产生社会威慑，从而预防经济秩序被再次破坏。责任功能上的复合性指经济法责任不仅具有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功能，还有对积极与违法行为斗争的经济活动主体的肯定评价和鼓励功能。如消费者若发现销售者或生产者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则商家通常要对消费者予以双倍赔偿。双倍赔偿就不仅体现了对经营者的惩罚，而且有肯定消费者自觉维护市场秩序，鼓励其与违法经营者斗争的意义。相对应的，民事责任体现的是填补性的救济，不具有积极功能；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体现的是对违法行为人的财产上或主体人格、主体人身上的惩罚，对罚没财产通常收归国有，更不能体现对受害方或责任追究方的鼓励和肯定。

3.经济法责任具有不均衡、不对称性。依据经济法律关系的主动与被动关系，经济法主体可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即市场规制法中的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宏观调控法中的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④。经济行政主体往往是具有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机构，即调制主体；而市场主体则由不同的经营者、竞争者和消费者组成，是调制受体。在干预市场运行的过程中，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具有不同的权利义务，相应的责任承担也有差异。如在宏观调控法律规范中，其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政府机关干预经济的行为加以规范，故对经济行政主体的义务规定较多，相应地经济行政主体违反经济法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较多。这有别于民商法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的“均质性假设”，呈现出明显的在主体权利义务设计和责任承担上的不均衡、不对称性。

三、经济法责任特有形态是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制度基础

事实上，对经济法责任独立性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大多强调，经济法规范中较多地采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责任追究方式来制裁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主体，并以此为理由强调经济法责任实际上就是上述三种责任。但我们应看到，经济法责任对诸如“损害赔偿”“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责任方式的采用，虽然与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术语相同，但不过是与二者一样采用了相同的责任追究方式，并不代表其责任追究的功能和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等同于民法或行政法，其责任追究目的在于维护整体社会公共利益。这就使得在经济法关系中使用“损害赔偿”等责任形式，并不是对违法行为主体追究民事责任，而是追究其经济法责任。法律责任的本质是对责任主体权益的限制和剥夺，而责任主体能被限制和剥夺的权益种类又是有限的，法律不可能无限地发展出各种不同的责任形式，当近代和现代的法律制度逐渐成熟以后，法律所能使用的责任形式基本上被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瓜分完毕⑤。晚近发展的经济法只能在现有的责任形式中选择使用以构建自己的法律责任体系。责任形式的重合并不代表经济法责任就是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事实上，在现有的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中，共同采用同种责任形式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民法、行政法、刑法能同时采用罚没财产类责任形式，如民法上的惩罚性违约金、行政法上的罚款、刑法上的罚金，那么经济法采用与民法同种责任形式的“损害赔偿”又如何能说明经济法责任就是民事责任呢？

况且，经济法发展至今，还产生了诸多民法、行政法、刑法所不具有或忽视的责任形式，这些独特的责任形式体现了经济法的制度功能，为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1.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在民商法中受到忽视，却在经济法中受到极大的重视，并有扩大适用的趋势。这种责任形式具有四种功能：对受害方的赔偿、对违法行为主体的制裁、对违法行为主体再次违法的遏制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威慑、对受害方同违法行为做斗争的鼓励。其不仅能很好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而且能够维持和保护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具有鲜明的经济法立场与特色。

2.信用减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若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减等，则是一种惩罚。如信誉评估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等就具有信用减等的责任效果。

3.资格减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资格同其存续和收益紧密相关。因此，取消市场主体的某种资格，如吊销营业执照、取缔特殊行业从业资格，使其失去某种活动能力，就是对经济法主体的一种重要惩罚。因为，这种责任通常由经济行政机关做出，故有些学者称这种责任为行政责任。但应当看到这种责任形式与行政法责任的责任目的不同，并不在于维护行政的权威和保持政府的廉洁性，而在于维护市场的整体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责任。

4.改变或者撤销政府经济违法规定和行为。这是针对经济行政机关在进行宏观调控或市场规制过程中，出现违法行为给予否定的责任形式。在部分经济法律规范中有立法体现，如《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中的一些条款体现了这种责任形式。

5.产品召回。产品召回是指产品的生产商、销售商或进口商在其生产、销售或进口的产品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缺陷时，依法将该产品从市场上收回，并免费对其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制度⑥。实践中，我国已经出现三菱帕杰罗汽车召回事件、松下手机召回事件等。产品召回制度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此种制度有“三大责任”所不能涵盖的责任主体、责任目标和责任适用程序，是经济法责任的独有责任形式之一。

综上所述，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既根源于经济法独特的制度功能，是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目标的必然结果，又具有独特的责任形式加以体现和保证。虽然经济法责任在部分责任形式上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重合，但经济法责任所独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经济法责任不能等同于其他法律责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理论逻辑的必然，亦是制度功能的体现，更是经济法适用于实践的应然状态和保障。

注释：

①李昌麒：《经济法教程》第117～129页，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②刘瑞复：《经济法原理》第163～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雷晓冰：《经济法前沿问题》第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篇5

公司和个人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资源生产知识。在知识方面的投资从狭义角度（包括R&D、软件及对教育的公共支出）看，目前占OECD各国GDP的8%，并仍在增长，与在设备方面的投资相近。如果将私人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包括在内，则超过10%。

劳动力技能正在不断提高。OECD各国超过14%的劳动力受过大学教育。

R&D支出经过50多年稳定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又开始增长。这部分原因是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较快增长。R&D的约1/5投向了基础研究，整个90年代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大多数国家，商业部门提供的基金在R&D中呈增加之势，这在2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在90年代有过之无不及。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生产或使用信息及通讯技术的部门，商业研究所占的份额正在增加，在一些国家已占到1/4。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支出，包括在新设备、新设计和市场开发方面的支出已经超过了R&D。在有这方面统计数据的国家，这项支出相当于R&D支出的两倍左右。此外，服务部门有关销售的创新支出与加工部门的该项支出几乎相等。

大多数R&D发生在大公司，但工业结构的变化（如软件、生物技术等新兴工业）也使一些新兴工业和快速增长的工业非常重视R&D。风险资本是向新型的、高风险的商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提供基金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在几乎所有OECD国家迅速扩大，到1998年已经超过150亿美元。新技术的涌现，以及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改革后形成的市场开放对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欧盟教育投资（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虽占较大比例，但R&D和软件开发滞后。美国在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分别占GDP的2.6%和1.5%。日本R&D虽然占GDP的2.8%，但软件开发仅占GDP的0.9%。

二、日益重要的信息和通讯技术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被公认为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它巨大的、持续的进步使不断增加的大量数据迅速而廉价地贮存、处理和传递成为可能。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而ICT在其中占很大的比重。应用和掌握ICT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经济运行的关键。

公司、居民和政府正在向ICT大量地增加投资（1997年OECD国家此项投资占GDP的7%）。一些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处于领先水平，其他国家则迅速追赶。在OECD各国，ICT中的2/5支出投入到了通讯、2/5投入到软件，另有1/5是投入到硬件中。

在OECD各国，使用计算机的人口正不断增加。其中使用计算机的白领工人超过了50%，使用计算机的居民超过了25%。互联网是ICT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正在上网。过去几年，由于技术进步和通讯业内的竞争使互联网的通讯费用大幅度地下降。然而，在一些国家，高价格仍是其普及的一个障碍。这些技术也导致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虽然目前迅速增长的业务量仍主要限于美国。

技术创新是ICT扩大的基础。R&D支出在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业上升得最快。在90年代后期，几乎有1/5的专利是与ICT有关的，而在90年代前期这个比例是1/10。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占尽了竞争优势，大多数欧洲国家落在了后面。此外，在过去几年这方面的差距正在拉大。

三、科技政策

在所有OECD国家，政府在发展科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如果它们要想从科技方面获得最大的利益，将不得不为知识经济的增长创造新的条件。限制公共支出、改变技术创新的驱动者，以及对什么样的政策应该和不应该做出更好的理解，已经引导政府更加面向市场。此外，政府应该成为工商界和消费者达到他们目标，保证他们适应知识经济带来的新需求的推动者。由于大多数公司觉得投资基础研究很难产生足够的收益，然而其对社会的长期回报是相当高的，所以政府需要直接投资于基础科学。为满足公共需求的需要，政府仍要继续投资于国防、卫生和环境。

在大多数国家，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国防支出的减少（由于冷战结束）和对预算的约束已经对科技经费支出形成压力。英国和美国的经费削减得特别多，法国和德国也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在OECD大多数国家中唯一例外的只有日本，虽然其全部R&D费用所占份额仍相对较低，但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仍在增加。

对产业的公共支持包括金融支持（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公共品采购（主要是国防和航空），及设立科技基础设施（如公共实验室）等几部分。90年代国防合同的减少由航空费用的大量增长所替代。在这一阶段，虽然各国有明显的不同，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支持已经减少。大体上，对大公司直接的公共支持的比重远远超过它们从事商业R&D的比重，这表明如果政府要鼓励新兴产业加入者的技术创新，现有政策必须进行调整。

在一些国家，由于R&D支出会给小公司带来很高的成本和负担，常对此类企业这方面的活动起着抑制作用，因此这方面的税额抵免（taxcredit）对小公司来说是一种优惠待遇。目前OECD中有11个国家已经实行了税额抵免或相似的政策。

90年代由公共实体（主要是政府实验室和大学）承担的研究支出份额已经下降，但相对于公共研究基金来说下降的幅度仍不算大，工商界承担的R&D公共基金下降的幅度更大。

技术创新不再单独依赖于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管理者如何如何，更多地是依赖它们如何共同协作。它正在转变为公司增加对大学研究基金投入（虽然目前仍较低），以及公司认识到学术研究对自身技术创新的作用。

四、技术的全球化

科学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信息和通讯技术已经使金融市场全球化成为可能，并大大促进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扩大。科技活动的国际作用也大大增加了。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在增加（有25%的出版物和9%的专利是多国合作的结晶）。

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虽然R&D比其他方面，如生产，国际化的成份仍很少，但它已经呈现出全球性的趋势了。结果，越来越多的创新为许多国家的公司，而不是为发明者个人所有。公司间的跨国技术合作协议比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高出两倍以上。

高技术商品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支付的一种（如专利许可证，技术决窍），比其他商品贸易更快速地增长。

然而，经济国际化仍是不平衡的。爱尔兰是一个国家受惠于科技全球化的典型例子，它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技术和资本的流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它的技术似乎受岛国思想的影响过重。欧盟由于是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国家联盟，其国际化程度与美国大体相同。

五、科技产出及对各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花费在知识生产方面的资源增加，有更多数量的知识产生（科学发现、发明）。由于创新增加了市场，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高技术的出口和技术贸易，由此导致经济发生变化，改善了经济的运行。然而，各国经济运行情况的不同表明，科技活动的产出不仅依靠投入的数量，也依靠整个创新体制的效率，而后者主要有赖于创新体制的框架条件和政府政策。

就科技活动而言，计算产出比投入更困难。投入可以以货币的方式或劳动力的方式来计算出，但产出更多样化，经常是间接的，没有相应的人和物来对应。

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装置是研究的直接结果。它们可分别通过科学出版物和专利来测算，虽然这种方法不够充分和不完美的。这两种方式自90年代以来都呈现上升的势头。

篇6

经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我国2014年的GDP将高达10万亿美元，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在增长，但是总体水平不高，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收入处于中低水平。

1.2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国西部、中部的经济发展长期不如东部、南部沿海城市，反映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情况比较严重，数据显示，经济水平最低的城市甚至不如经济水平最高城市的十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平衡不仅是乡镇和城市之间的，而且是城市和城市、地区和地区之间的。

1.3工业化水平低

虽然在数量上我国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的比例已经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当前国家工业化程度是从工业化附加增值效率反映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工业化数量。工业效率提高才能带动经济水平提高，人民才有更强大的消费能力，以此带动诸如服务业等行业的增长。因此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特别是在计算机、汽车等高科技领域，基本上都是依靠国外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并不属于我们。

1.4城市化水平不高

我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在2012年超过了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不平衡现象，由于城市建设占据了大量耕地，农民不得已进入城市从事薪资很低的艰辛工作，这并不能称之为城市化，实际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

1.5人民生活压力大

物价上涨是现在人民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前段时间燃料价格也在上涨，这也说明很多行业、物品价格也会随之上涨，这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

1.6自然资源负担重

我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人口密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可用土地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目前我国的淡水资源是每人2160立方米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每人7000立方米，还有我国的石油已经很难满足自身需求，大部分石油需要进口。

2.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重要性

我国的经济体系正处于转型时期，人均GDP仅是世界人均GPD的一半左右，造成社会发展和国家组织管理结构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划小经济管理范围，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成熟，中西部和中部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都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划小经济管理范围，施行适合区域实际的经济发展计划；我国沿海地区的科技水平较为先进，已经开始广泛应用各种新技术和新产品，而相对的我国中西部由于缺乏先进技术的支持，生产力不及沿海地区，因此划小经济管理范围才能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3.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实际情况

3.1放眼世界，针对实际

要做好划小经济范围管理工作，必须立足实际和本地，放眼世界，必须要充分了解每个地区的人文状况和地理情况，才能针对当地实际经济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对自身的缺点和优势有充分了解，才能抑短扬长。

3.2加强沿海和内陆城市的合作

我国内陆城市经济水平不及沿海城市，因此内陆城市要在划小经济管理范围的基础上，首先明确发展目标，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开展合作，争取获得更多的投资，让沿海城市带动内陆城市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3把握机遇，开拓市场

要充分实施划小经济范围管理工作，应该发挥地区优势，加强发展地方产业。例如广西河池有一个小县城叫天峨县，水资源丰富，当地居民原先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产业大都是种植果树和沙木，经济水平不高。随后意识到该县丰富的水资源，在这里建立了龙滩水电站，这也是亚洲最大的水电站。而该县的旅游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都得了大幅度提升。

篇7

1.两港口企业之间的博弈现有A、B两个港口企业且企业规模相当，他们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两个企业都不治理的收益分别为R1和R2。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设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分别是C1和C2，则收益分别为R1-C1（<R1）和R2-C2（<R2）。进行污染治理后，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根据纳什均衡分析，A和B企业的最优选择都是不治理。通过上述分析，反映出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缺陷，即企业的治污成本较高时，企业积极性就会降低。因此应把污染导致的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充分完善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

2.港口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博弈现有A港口企业和港口附近某一居民a，A企业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即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不治理的收益为R1，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A企业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是C1，则治理后收益为R1-C1（<R1）。a居民对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听之任之，不参与保护环境，或者向环保部门申诉治理。若申诉后需付出的成本是C2，获得的收益是T，即判断C2>T，即a居民参与保护环境最后获得的收益是T-C2（<0），若a居民不参与申诉治理，则获得的收益是0。因此，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不保护和不治理。由于缺乏环境制度创新，没有建立起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社会调控和监督环保机制，公民很少或不愿意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这也是目前环境管理制度的缺失面。

3.港口企业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博弈港口企业面对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治理或不治理，环保部门选择也有两种即管制或不管制。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后所得收益为R1，治理污染的费用为C1，且C1>R1，环保部门对其征收的排污费为F1，对超额排放污染罚款为F2，且F1+F2>R1，管制后环保部门收益为R2，环保部门实行环境管制的成本为C2，则R2>C2。根据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假设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的概率为X，不治理污染的概率为1-X；环保部门管制的概率为Y，不管制的概率为1-Y。首先，设港口企业的期望利润函数为P1。通过分析，两者的选择取决于其期望收益或期望利润。同时也反映出临海经济区域环境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即：虽然确定了排污总量控制、排污费和罚款标准等，但总体标准较低；同时出于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环保部门对一些大型化工产业、石油行业、电力煤炭行业等企业执行环保力度和惩罚力度不够，监管不到位。

二、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设计

通过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问题分析，结合秦皇岛市自身特点，对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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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全国现有森林面积1.34亿hm2，森林蓄积量10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前的8.6%提高到13.92%。我国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经国家批准黑龙江等8个省已跨入生态系统行列。我国现有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绝对值是可观的，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国家大、人口多，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蓄积量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2%和13%左右，属于森林资源严重缺乏的少林国家。全国现有沙漠化面积达171.1km2,占国土总面积17.85%,其中风沙化土地5.4万km2,沙尘暴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沙区每年有460多万亩农田不同程度地受风沙危害，其中重灾年份毁种面积达40多万亩，300多万亩草原由于沙化造成草质退化，载畜量减少，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2亿多元（林业厅提供）。林业企业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待遇偏低，加上长期单一生产结构，致使人才结构不合理，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尚未激活，使得一些人才外流。要建立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建立接近自然的林业，建设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的林林，必须加快林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关键在于人才，根本在于人才。

首先，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与实现现代林业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全新发展新理念，把实施林业人才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坚持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为根本出发点，人才要打破系统之间、部门之间、省市之间的界限，实施人才共享。人才共享是充分发挥最大创造力一种人才资源配置新方式，它既包括人才的引进，也包括在不改变人才原有身份和人才所在单位利益情况下，对人才能力充分发挥和合理使用。建立人才信息网，就必须大力发展“数学林业”。信息化是当代林业现代化的标志，它主导着未来一个时期林业现代化的方面，而电子信息技术是实现林业现代化管理和发展持续林业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只有通过全局性、整体性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才能直接为林业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资源与智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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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教学法

经济法是一门实用性和现实性都很强的学科，各种法规、条例学起来空洞、乏味，但其内容如果结合社会热点，学生学起来就会容易得多。案例教学是经济法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手段，基本上贯穿于经济法教学的始终。案例教学法（case－basedteaching），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20年，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当时是采取一种很独特的案例型式的教学，这些案例都是来自于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透过此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实施之后，颇具绩效。

（一）案例教学法的优势

1．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经济法教授的过程中，发现各种条例有许多，学生根本记不住，也没法记。如何在短时间内记住更多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条例，那就是通过案例。通过身边的例子，学生非常有兴趣，而且他们觉得自己也许也会碰着类似的事情，所以用心听，努力理解、分析、记忆。有许多案例，学生积极查找资料，互相争论、比较。这些都可以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

2．有利于学生提高实践能力

案例所描述的事件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这就决定了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身临其境，学生在校园里就能接触到专业有关的实际问题，促使其理论向实践的转换。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二）应注意的事项

1．对教学案例的选用要具有代表性、时效性

同时还应当注意所选案例的难易程度。案例只有具有代表性，运用恰到好处，才能很好地说明经济法规，才有利于学生掌握经济学原理。另外，由于经济发展月新日异，经济法规不断变化发展，案例的选取也必须具有时效性。最后，案例应难易适中，毕竟大学生尚未涉世，有一些东西似懂非懂，因而以他们能理解、接收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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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前提

企业进行经济管理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即：保证企业生存和促进企业健康、长期发展，然而企业要想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基础条件，因此经济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整体的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在经济管理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企业管理者缺乏经济管理意识，或者是在经营过程中过分的注重拓展业务，忽视了经济管理方面的工作，使得片面的认为经济管理工作只是做好账务处理就行了，这就很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困境，例如企业陷入融资困难、账目混乱、收入与支出不明晰等，因此可以看出经济管理对于企业的宏观与微观的经济活动有着促进作用，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在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今天，经济管理即对市场经济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对企业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怎样利用有限的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更好的制定经济管理制度，怎样增加对企业经济管理的投入，怎样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企业的经济管理行为是企业值得考虑的问题。

（二）经济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企业发展

在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的经营者很难认识到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业务的拓展和管理企业员工上，同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企业经济管理的效果改变不了企业的经营状况。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利润的增长、成本的增加，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就会出现一些管理上的矛盾，例如岗位责任不明晰、经济管理体制不健全等。因此为了达到企业经济运作的井然有序、有章可循的目的，企业就需要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经济管理活动，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确定合理的经济战略目标，例如企业要进一步完善财务体制，引进一些现代化的财务软件，这样财务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软件高效的完成报表的编制工作，并将其以图表的形式直观的表现出来，上面的例子只是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一个简单的层面，总的来说经济管理是以企业发展为最终目标的。

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的建议

经济管理对于企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发展速度也在加快，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是企业值得考虑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树立正确的经济管理理念

在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企业经营者的管理理念直接影响着企业未来的经济发展。企业的经营者树立的经济管理理念必须与企业的经济战略目标相一致，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处于一个很高的层次，同时也要对经济管理理念进行创新，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效仿。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注重对经济管理活动的拓宽，针对企业发展现状进行风险的预测和规避，不断探索新型的经济管理方法，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提高经济管理人员素质

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具体实施是依靠人来完成的，因此管理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好坏，企业要通过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提升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打造出一支综合素质高的经济管理队伍。

（三）建立健全经济管理制度

经济管理制度的健全程度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要求企业在相关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经济管理体系，使得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环境下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在健全经济管理制度的时候，要与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阶段相结合，不能急功近利，要循序渐进的进行，要保证经济管理制度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企业也要通过建立奖罚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来提高经济管理制度的效率，对于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员工予以奖励，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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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工作制度，完善非现场监测工作机制。外汇管理改革后，监测分析成为常态化工作，天津外汇局要分别建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和账户非现场监测规程制度，明确非现场监测与综合分析内容和具体业务流程，并定期形成分析报告作为监测分析常态化重要载体。同时要成立外汇综合分析工作小组，每季度召开工作例会，对分析报告内容进行充分讨论，集体研究确定下一步监测核点，形成一套完善的非现场监测工作机制。

3.优化人员配置，提升综合监测分析水平。外汇管理改革后，外汇局职能有所转变，天津外汇局将按照总局要求重新划分科室、对业务流程再造、整合岗位设置，让学习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综合素质过硬的年轻骨干负责综合分析和非现场监测工作，做好对经常项目外汇形势分析工作，发现趋势性和苗头性问题及时反馈，切实提高综合监测分析水平。

二、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

1.创新监管模式，实行专人负责的全方位、立体化监管。外汇管理改革后，天津外汇局应不断探索新型监管模式，将所有需重点监测及关注问题进行梳理，按照业务系统模块与贸易方式相结合再任务分解的方法，对监测工作进行划分，明确监测重点和责任，实行专人专领域监管，全方位、立体化监测跨境资金流动，并按月沟通监测情况、集体研究确定核查方向，提高监管有效性。

2.强化事后管理，加大现场核查和分类管理力度。外汇管理改革后，天津外汇局要采取与企业负责人约谈等多种方式，对外汇业务存在异常的企业实施现场核查，并将符合分类管理条件的企业及时进行分类，使绝大多数A类企业享受便利，对B、C类企业在单证审核、业务类型、办理程序、结算方式等方面实施审慎监管，充分体现促进便利化与加强管理并重的监管原则，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管理模式。同时发现异常交易线索向外汇检查部门移交并积极配合检查工作，严惩违法违规行为。

3.注重专项管理，加强对新外贸企业的帮扶。外汇管理改革后，外汇局对新列入名录企业实施辅导期管理，为了更好地对新外贸企业进行服务，天津外汇局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培训，组织专题培训班全面介绍外汇法规，同时日常提供专门咨询，另一方面要管理与服务并行，对新企业实行定时提醒、分类管理的措施。这种做法将不仅强化企业守法自律意识，也使外汇局对辅导期企业管理日常化、制度化，同时也有助于外汇局提供政策服务、依法行政，形成正向激励，切实做到将服务寓于管理，为新企业保驾护航。

三、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

1.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机制，促进经济主体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天津地区大企业数量少、外汇收支占比高，针对此特点，天津外汇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机制，对核心企业实行“一对一”专员联系制度，及时沟通了解重点企业新动向，并提供政策指导服务，实现从抓全部主体向抓重点主体的转变，同时也将有效促进市场经济主体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2.探索银行主体监管，加强对银行的窗口指导和核查。外汇管理改革后，银行将承担更多真实性审核工作，是外汇局和企业间的重要桥梁，银行是否能切实履行“展业三原则”是外汇政策能否成功落地的关键。天津外汇局将指导银行制定并完善其内控制度，同时对银行结售汇情况进行监测，加强沟通联系，使银行能及时了解外汇形势与当前时期需关注的问题，并对其外汇业务加以指导，提升银行防范外汇风险的能力。

四、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

1.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外汇管理改革重要目的就是进一步促进便利、服务实体发展，天津外汇局也将结合地区实际，因地制宜，首先要提升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业务的政策便利化程度，开展实地调研了解其业务流程和需求，加强培训和指导并给予专项服务。其次，要稳步开展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工作，指导有需求的公司完成前期相关准备工作。

2.实行差异化管理，确保合规企业享受政策便利。近年来，天津地区外贸企业转卖业务量迅速扩大，转卖业务存在资金流与货物流偏离的特点，如不加以处理，这些指标异常的转卖企业会被业务系统自动列入重点企业监测库，进而进入现场核查，这样不仅会增加外汇局现场核查业务量和审核难度，还将加大相关企业工作量。下一步，天津外汇局将对主营转卖业务的企业进行调研，并研究措施对其实行差异化管理，实现有效监管的同时，确保合规企业享受政策便利。

五、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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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诉讼是综合经济诉讼，这种观点承认了经济法诉讼的存在，但对经济法诉讼没有更深入的认识，仅是将涉及经济内容的法律归结为经济法诉讼，主要是由于经济法诉讼的体系还没建立。

（二）独立经济诉讼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诉讼是独立经济诉讼，目前，法律体系在不断完善，各法律部门都有相应的诉讼法，随着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经济法部门也将出现相应的经济诉讼法。经济法的目的是维护整体的经济利益，而这有助于独立经济诉讼法的逐步实现。

（三）公益经济诉讼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诉讼是公益经济诉讼，公益经济诉讼是对独立经济诉讼的发展，主要强调的是经济法诉讼的公益实质。公益经济诉讼体系是一套较为完善的经济法诉讼理论，不仅论证了经济法诉讼的独立性，还对经济法诉讼体系进行了有力的支持。公益经济诉讼阐述了经济法的实质，即维护整体的经济利益，公益经济诉讼的观点是值得参考的。

二、独立经济法诉讼的重要意义

诉讼是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的方法，经济法诉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经济法诉讼的独立性符合实际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特殊性的目标

经济法诉讼的独立性是受其特殊性的目标影响的，经济法诉讼的目标是维护整体经济利益。特殊性的目标决定了经济诉讼法的体系，其他诉讼法的应用，仅是权宜之计，是为了解决经济纠纷而制定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他诉讼法已经不能满足其需求，经济法诉讼的体系必将不断完善。

（二）多样性的主体

经济法是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对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过程中“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节而制定的。在实际中，经济法能够维护整体的经济利益，任何组织与个人根据经济法，都可以对违反经济法的行为进行诉讼。但在不同的领域，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存在不同，致使经济法诉讼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地处置，使其实现真正的公平。

（三）不健全的传统诉讼体系

传统的诉讼体系，关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的体系中均规定人要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在经济法诉讼中维护的是整体的经济利益，整体利益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维护整体利益便是维护个人利益，这促进了人们维护整体利益的积极性。因为经济法诉讼的目的决定了任何人和组织对于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均可以提讼，因此，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可有可无。传统的诉讼体系并不健全，不能实现对整体经济利益的维护，经济法诉讼的独立性将实现对整体利益的维护。

三、经济法诉讼独立性与之相关的问题

（一）传统诉讼体系方面

传统诉讼体系方面存在诸多的不足，不利于经济法诉讼的独立。当一种违法行为产生时，可能涉及个人利益、整体利益，当侧重点侵害到整体利益时，要运用经济法诉讼进行解决。根据传统诉讼体系，如果诉讼人在同时维护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时，追究民法、行政法责任，那么就可以根据诉讼经济原则进行统一处理；如果诉讼人仅是维护个人利益，便可根据民法，对经济法、行政法责任统一处理；如果诉讼人是维护集体利益，便可根据行政法，对民法、经济法责任统一处理。

（二）监管程序方面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更好的管理经济现象，设立了独立的经济监管机构，其能够对新型的经济违法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并且新型的经济法诉讼并未改变诉讼方式，仅是为了更好的维护整体经济利益，并通过监管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