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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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后，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证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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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篇3

1.保护产业安全。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之—，目前有144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WTO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下，发展中国家从商品市场到投资领域全面开放，民族产业安全问题因此变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在规模经济方面也落后于它们，外国商品的涌入将极大地冲击这些比较劣势产业，威胁其生存和发展。其次是外资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业与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外资进入国内，有可能导致一些产业主导权转移，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再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将加剧。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加速把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外商投资大都集中于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的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问题严重，加工工业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妨碍其产业的升级换代。最后是国家对产业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外资企业一般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其发展规划，而不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其活动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资（主要指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动，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

为了确保本国的产业安全，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建立一套综合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按照国际惯例、WTO有关协议和各国实践，建立科学的产业保护机制。包括严格的保护程序，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善的法律依据和健全的执行组织。二是采取切实的产业保护措施。根据WTO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条款，在遵守WTO协议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关税制度，建立不违背WTO规则的非关税壁垒，实行特定商品的数量限制，提高货物出入境监管水平与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产业。三是提升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运用市场力量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改善民族企业组织状况，提高产业整合度；加大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提高民族产业技术水平。通过这些政策行为提高民族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增加安全系数。四是制定科学的引进外资的策略，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和产业流向，将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2.保护经济资源。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被帝国主义通过公开手段全面掠夺经济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变相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它们或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不平等条件，或者利用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损失。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变相掠夺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要学会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国资本的掠夺性资源开发行为，通过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经济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强民族经济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国经济资源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国势力的“经济制裁”带来灾难性的经济损失。

3.保护生态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外，大多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早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困扰这些国家，尤其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程度，影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要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职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关系，在国内通过环境立法和环保教育，强化国民的环保意识，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稳定的消费方式，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更加重视环境安全问题，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限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进入，并通过国际组织督促发达国家停止无休止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挥霍的做法，共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职能。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培育职能，包括三个方面：—是培育市场职能，即促进市场发育，加速市场体系形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培养人才职能，即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造就千百万现代化建设人才。三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职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三大培育职能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1.培育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都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人为垄断严重；市场主体缺乏或错位，即企业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国家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各生产要素市场欠缺或发展不成熟，导致市场机能长期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市场规则不完善等。这种较低水平的市场发育状况很难支持和保证本国经济的高效和快速发展，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赶超目标，就必须加速市场发育进程。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培育市场的职能，包括明确市场主体，划定市场边界，通过构建市场主体立法体系，保持对市场主体待遇的公平性，这是公平竞争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秩序法的功能，特别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政策法规，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长期固定的市场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场支配力的滥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市场信息、纠正经济行为的外溢性、补充不完全市场、扩大竞争范围即在公共部门和政府管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措施维护竞争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该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都存在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没有成千上万的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劳动力，没有一批善于宏观管理和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因为传统产业（如初级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可实现静态比较利益。但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实现赶超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明：政府只有重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现代支柱产业，才能形成稳定的增长基础，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学习职能。经济全球化扩大与深化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要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加强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学习又具有特殊的涵义，这就是向先进的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经商本领、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等。这是—个向先进国家全方位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国民（个人）自发的学习，一是有组织的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后进性和实现赶超目标的任务决定了它们不能单纯采取个人自发学习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组织人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职能。与个人自发的学习相比，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和推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活动，目标明确，阻力小，影响大，能够减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时间和成本，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学习职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派员。即有计划地选派一些素质好的官员、技术人员、学生及工人到国外参观访问、留学、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力量，并通过这些人回国后发挥扩散效应，加速学习进程。

2.技术引进。即通过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专家等，把外国的先进技术移植到国内，使更多国民不出国门就能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3.制度借鉴。即政府依靠其自身优势和整体功能，将先进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和管理制度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从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传播。即通过各种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包括书籍、广播、影视、通讯、学术交流等），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生产手段、信息网络、文化观念等，使众多的人了解国外的技术、体制和文化，了解本国与他国的差距，从而引起观念的更新，增强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感。

5.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即政府在采取有组织的学习行为的同时，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通过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个人自费出国深造和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工作。

（四）创新职能。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人类历史的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的竞争表明，哪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它发展就快，就强大，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谁因循守旧，谁就落后，在世界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哪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善于创新，这个时期它就发展迅速，就强大，什么时候它创新少了，它就开始落伍。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创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发达国家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创新。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创新的最大保护者，甚至是创新的诱导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果不重视创新的作用，过分强调仿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把着眼点放在营造发达国家当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条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好学生”，只能沿着他人的足迹缓慢前进，不可能实现跳跃式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小的代价赶超发达国家，同样离不开创新。

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即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发展机会，把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战略上的创新。即在吸收先进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技术上的创新。即在技术选择上跳过发达国家经历的某些环节，直接选择最新技术，并转化为适用技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保护、诱导、推动创新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创新观念，建立创新机制，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提高科技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科技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行为包括：成立管理创新的专门机构，制定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围绕这一规划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改变教育模式，推进知识创新与传播；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鼓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调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为主导，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国际间的创新合作，等等。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职能。如通过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来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确保金融的稳定，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研究、交通与通讯事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履行上述四大经济职能显得尤为紧迫，具有突出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宗.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中国家[J].世界经济，1997,(5).

[2]袁秀华.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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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与金融整合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

在对“三农”、建设新农业和小康社会建设有利的基础上，要具有宏观的战略全局和一定的前瞻眼光，要敢于进行开拓，积极的采取各项措施对财政和金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突破。首先对整合工作展开试点，在试点工作中积累经验、对整合方案中存在的错误进行及时的修正，令整合方案更具有科学性和操作性，将成功的经验进行大力的推广。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一)要遵循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整合过程中要以财政支农为基础，因为财政支农资金是财政同金融支农的重要准备。因此，需要将财政支农同金融支农作为重要的战略内容，要意识到整合是财政支农的必然趋势。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一定要遵循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可偏离金融发展的特点轨道。

(二)将财政的支农资金作为先导，将金融支农资金设为金融发展的主力由于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如无偿性。因此，在对其进行整合时，要体现金融机构的主体性，政府部门应作为辅助的角色，切不可在整合的过程中过于强势，要保障金融机构在支农整合中的主导地位，令金融机构在政府部门的配合和监督下对支农项目进行审查工作和日常项目的管理工作。在到达这一目标，政府部门需要对项目进行严格的筛选，并同金融机构确定政府在扶持工作中的扶持额度及投资预算等。

(三)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多层次整合对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深度的整合，将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投资项目的先导，作为吸引盈利性金融资金投入的引子，由于财政资金可以对信贷资金担保或补偿，能对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的发挥提供帮助，然后对非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与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可以通过金融机构从中提供结算服务。

(四)要以支农项目为整合的平台要设立明确的资金使用目标，这是成本、收益核算的主要工作。同时需要体现金融机构在资金贷款方面的优势。以支农项目为整合的平台，能够引到市场进入合理的竞争机制，利用招标的方式筛选出支农贷款机构、期限和利率的最佳组合。政府应给予一定的配合，定期组织一些商业性投标项目，综合评比出信用、实力最强的商家，中标的金融机构需要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展开支农业务，根据财政工作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保证和补充。

三、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整合方式的介绍

随着经济市场的发展我们也逐渐意识到若分开对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进行改革，那么将会面临很大困难，若以宏观的整合为主导，对两者进行管理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财政支农同农民金融培训整合的介绍当前的农村金融困境是供求双方不平衡造成结果，针对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提高广大农民的金融意识和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有关的文献表明，金融支农的基础工作是能给广大的农民增长智慧，令其对现代的金融有宏观的认识，同时学会对金融资源进行合理的运用。具体的整合措施如下：要求专业的金融机构对农民进行具体的培训，政府可以用专项的资金进行拨款，并对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考核。

(二)财政支农同商业性金融支农的整合介绍将两者结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农业投入创造出更大的收益，但由于彼此间在运营的原则、机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财政支农资金具有担保性和补偿性，属于公益性支出，同金融体系获利性烦人商业支出提供一定的担保。从而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同时也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盈利能力，适当的增加对“三农”资金的投入，可增加其盈利能力，从而实现政府、商业金融上的双赢局面。

(三)金融机构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整合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目标设为农村政策性的金融，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整合补贴或补偿，不仅有助于促进农信社的发展，还可以增强政策金融的支农力度，对财政支农的工作效率有提高作用，从而实现多领域的“双赢”局面。

(四)注重财政机构同农村增量金融机构的配合将财政支农同农村金融进行增量的整合，可对农村金融增量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整合作用。可将一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中，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令社会更多农村新生组织顺利的发展。

四、实施整合的整体配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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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产业安全。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之—，目前有144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WTO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下，发展中国家从商品市场到投资领域全面开放，民族产业安全问题因此变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在规模经济方面也落后于它们，外国商品的涌入将极大地冲击这些比较劣势产业，威胁其生存和发展。其次是外资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业与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外资进入国内，有可能导致一些产业主导权转移，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再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将加剧。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加速把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外商投资大都集中于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的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问题严重，加工工业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妨碍其产业的升级换代。最后是国家对产业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外资企业一般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其发展规划，而不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其活动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资（主要指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动，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

为了确保本国的产业安全，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建立一套综合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按照国际惯例、WTO有关协议和各国实践，建立科学的产业保护机制。包括严格的保护程序，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善的法律依据和健全的执行组织。二是采取切实的产业保护措施。根据WTO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条款，在遵守WTO协议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关税制度，建立不违背WTO规则的非关税壁垒，实行特定商品的数量限制，提高货物出入境监管水平与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产业。三是提升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运用市场力量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改善民族企业组织状况，提高产业整合度；加大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提高民族产业技术水平。通过这些政策行为提高民族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增加安全系数。四是制定科学的引进外资的策略，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和产业流向，将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2.保护经济资源。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被帝国主义通过公开手段全面掠夺经济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变相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它们或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不平等条件，或者利用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损失。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变相掠夺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要学会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国资本的掠夺性资源开发行为，通过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经济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强民族经济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国经济资源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国势力的“经济制裁”带来灾难性的经济损失。

3.保护生态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外，大多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早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困扰这些国家，尤其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程度，影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要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职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关系，在国内通过环境立法和环保教育，强化国民的环保意识，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稳定的消费方式，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更加重视环境安全问题，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限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进入，并通过国际组织督促发达国家停止无休止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挥霍的做法，共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职能。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培育职能，包括三个方面：—是培育市场职能，即促进市场发育，加速市场体系形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培养人才职能，即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造就千百万现代化建设人才。三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职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三大培育职能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1.培育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都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人为垄断严重；市场主体缺乏或错位，即企业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国家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各生产要素市场欠缺或发展不成熟，导致市场机能长期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市场规则不完善等。这种较低水平的市场发育状况很难支持和保证本国经济的高效和快速发展，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赶超目标，就必须加速市场发育进程。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培育市场的职能，包括明确市场主体，划定市场边界，通过构建市场主体立法体系，保持对市场主体待遇的公平性，这是公平竞争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秩序法的功能，特别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政策法规，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长期固定的市场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场支配力的滥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市场信息、纠正经济行为的外溢性、补充不完全市场、扩大竞争范围即在公共部门和政府管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措施维护竞争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该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都存在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没有成千上万的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劳动力，没有一批善于宏观管理和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因为传统产业（如初级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可实现静态比较利益。但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实现赶超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明：政府只有重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现代支柱产业，才能形成稳定的增长基础，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学习职能。经济全球化扩大与深化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要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加强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学习又具有特殊的涵义，这就是向先进的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经商本领、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等。这是—个向先进国家全方位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国民（个人）自发的学习，一是有组织的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后进性和实现赶超目标的任务决定了它们不能单纯采取个人自发学习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组织人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职能。与个人自发的学习相比，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和推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活动，目标明确，阻力小，影响大，能够减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时间和成本，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学习职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派员。即有计划地选派一些素质好的官员、技术人员、学生及工人到国外参观访问、留学、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力量，并通过这些人回国后发挥扩散效应，加速学习进程。

2.技术引进。即通过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专家等，把外国的先进技术移植到国内，使更多国民不出国门就能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3.制度借鉴。即政府依靠其自身优势和整体功能，将先进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和管理制度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从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传播。即通过各种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包括书籍、广播、影视、通讯、学术交流等），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生产手段、信息网络、文化观念等，使众多的人了解国外的技术、体制和文化，了解本国与他国的差距，从而引起观念的更新，增强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感。

5.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即政府在采取有组织的学习行为的同时，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通过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个人自费出国深造和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工作。

（四）创新职能。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人类历史的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的竞争表明，哪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它发展就快，就强大，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谁因循守旧，谁就落后，在世界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哪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善于创新，这个时期它就发展迅速，就强大，什么时候它创新少了，它就开始落伍。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创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发达国家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创新。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创新的最大保护者，甚至是创新的诱导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果不重视创新的作用，过分强调仿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把着眼点放在营造发达国家当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条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好学生”，只能沿着他人的足迹缓慢前进，不可能实现跳跃式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小的代价赶超发达国家，同样离不开创新。

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即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发展机会，把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战略上的创新。即在吸收先进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技术上的创新。即在技术选择上跳过发达国家经历的某些环节，直接选择最新技术，并转化为适用技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保护、诱导、推动创新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创新观念，建立创新机制，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提高科技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科技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行为包括：成立管理创新的专门机构，制定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围绕这一规划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改变教育模式，推进知识创新与传播；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鼓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调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为主导，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国际间的创新合作，等等。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职能。如通过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来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确保金融的稳定，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研究、交通与通讯事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履行上述四大经济职能显得尤为紧迫，具有突出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宗.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中国家[J].世界经济，1997,(5).

[2]袁秀华.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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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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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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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采取的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是动态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采取的研究方法却是静态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里面,动态分析法主要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些经济失调、衰退等情况,而静态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资本、组织、技术、人口及需求状况等各种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经济增长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研究它。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当主动将动态分析法跟静态分析法科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出两者的互补作用,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持续地发展下去。

其三,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所青睐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最主流的经济学派,它回避对经济理论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主要研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不仅仅揭示了现实经济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缺陷,同时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视分析政治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互补性,科学结合实证分析方法跟规范分析方法,对我们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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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2.缩减政府规模。如果政府规模持续膨胀，财政开支就难以满足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设事”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如果仅仅取消审批事项，而机构和人员编制不作相应调整，行政审批制早晚会卷土重来。所以，缩减政府规模也是改革行政审批制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困难是事业单位规模、人员膨胀，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使财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需要缩减政府规模，而后者又要求缩减事业单位规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

3.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强制力和内在的扩张冲动，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奏效，前述广州市的审批项目改革就是例证。所以，改革行政审批制还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场和政府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审批制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审批，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审批项目的扩张。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进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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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UMOL,W.J.,ANDR.D.WILLIG.Fixedcosts.SunkCost,EntryBarrier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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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市场1.供给假定本国是一小国开放经济，本国有m+1个生产部门，生产m+1种可贸易产品，以第1种产品X0为计价单位，产品X0仅使用劳动要素以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行生产，投入产出系数是1。劳动供给足够保证产品X0的供给，劳动力在本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界流动。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最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最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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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组织而言，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经济迫切要求管理创新。适应此要求，近几年来，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正在国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中心内容便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组织创新和集体创造力。总结和研究知识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笔者认为，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问题。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

知识管理为组织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而隐性知识是则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型组织能够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领导方式，但是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要了解知识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区分开来。制定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战略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知识管理，这正如不能单纯从一个组织的设备硬件层面来衡量其办公自动化水平一样。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库珀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层把集体知识共享和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如果组织中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如果组织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组织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知识管理要求雇员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要求管理层对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予以鼓励。许多成功的知识型组织都建立了对积极参与知识链的雇员进行奖励的激励机制。库珀解释说：“雇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以此观点来分析现在某些猎头公司的做法，他们追寻的目标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经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识”，而不看重其创新能力。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任何组织要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但决不能将知识管理简单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把信息作为资源从技术、组织、人力三种因素的结合中进行管理，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新事物。美国1979年《文书削减法》最先提出联邦政府的信息管理问题，并在联邦机构中设立政府信息主管。企业的信息管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并在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之下增加了企业信息主管（CIO）的职位。其后，信息管理经历了实物管理、技术管理、资源管理三个时期。按照美国学者马夏德（D.A.Marchand）与霍顿（F.W.Horton）的划分，信息管理的发展有五个阶段：物的控制、自动化技术的管理、信息资源的管理、商业竞争分析与智能、知识的管理。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在历史上曾被当作信息管理的一个阶段。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管理实践的发展，知识管理逐渐从信息管理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管理领域。此时，知识管理已有了不同于信息管理的内含和外延。可以说，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管理。知识作为认知过程存在于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只有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创新。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主线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员工创新能力相互结合，进而增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还在首席执行官与信息主管之间设立了知识主管（CKO）的新职位，并作了适当的分工，信息主管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和信息的开发利用上，知识主管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创新和培育集体创造力上。

二、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进。这一切都改变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在知识社会，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美国微软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1997年3月3日美国《财富》杂志定期评出美国最受推崇的企业，创新精神正是其评选标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就必然体现为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或新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彼得·德鲁克则将“创新”概念推广到管理，提出“社会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OECD1996年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文件强调指出了以往的创新都集中于投入—产出分析中，那是一种静态的线型模型，而在当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的平稳运作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Thesmoothope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dependsonthefluidityofKnowledgeflows）。它强调“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创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创新主要体现为不同参与者和机构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的类型有：人力资源流；机构链；产业群；创新公司行为。知识管理正是要确保知识流动渠道的通畅。

知识管理、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过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对于政府而言，要为创造良好的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则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因为其实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知识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资源。在当今的许多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咨询和计算机软件等部门，知识正在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前提而发挥作用。然而许多企业并不善于管理知识。具体表现在：有的企业低估了产生和获取知识的价值，失去或放弃己经拥有的知识产权，有的管理措施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及共享，对已有知识的使用和二次开发的投入不足等。

不少企业在吃了不重视知识管理的苦头之后，对知识创造价值的巨大潜力的认识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知识管理计划，将知识列为一种资源纳入管理体系。

以知识的视角，组织可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因此，要真正实现知识管理，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创新。即将传统的工业管理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管理观。

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区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而在工业时代的组织内，人们时常是被更为简单的看作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在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各部门都保有自己的知识并需要发展知识，但是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知识管理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和重要化，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产生了设立CKO职位的动机。为了搞好企业的知识管理，CKO应运而生。

CKO（ChiefKnowledgeOfficer），一般译作“首席知识官”或“知识总监”，是企业专职负责提出、推进和协调各种知识管理计划或方案的企业高级管理职位。其具体的职责包括：

1、创设知识管理的基本框架。知识管理要求CKO就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的分类基于知识的工作体系、与知识密集型业务相关的管理过程保护知识和防止外溢等问题从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2、协调部门之间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不是企业某个部门独立行为所能控制的而只能通过企业整个部门之间的共同行为来协调控制。CKO对要获得的知识知识的开发和保有方式尤其是知识的交流和共事等问题需要有清晰的理解和解决办法。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具体工作有建立知识目录、开发知识共享的群件，或建设企业内部网，再造知识密集型管理过程等。

3、营造知识创新和交流的内部环境。CKO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适合知识创新与交流的环境，如提供各种便利机会使得平时接触不多、但是对某一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们能够通过会议、社团活动等方式相互沟通。相当多的知识是通过适当的、非正式的交流环境得到的，尤其是隐性知识，因此有CKO指出知识管理工作“20%是技术成分，80％是文化成分”。也就是说，CKO作为环境营造者的角色要比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角色重要很多。

4、防止知识外溢。企业和其合作伙伴、中介机构、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共享知识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也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有知识资本形成意识的企业来说，防止知识外溢已成为一大问题。

西方企业高度重视知识管理工作独立设置与“首席经营官”（COO）、“首席财务官”（CFO）等并列的“首席知识官”（CKO），这足以证明西方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高度重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注意发展并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把经济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领先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

MortenT.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即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谓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关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业知识中心的主任拉尔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编辑策略：在剔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识，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和市场划分分析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识的反复使用，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公司致力于个体间的对话，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在这些公司中，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研讨会中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的。为了使这一策略行之有效，象Bain这样的公司都重金注资于建立人员网络系统。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共享。

遵循法典编辑策略的公司依赖的是“反复使用的经济学”。一旦知识资产，如软件编码或手册开发出来，且每次使用时又无需大的修改的话，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反复多次地使用。

与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赖的是“知识经济学”的逻辑。战略咨询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建议是那些丰富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共享深层次知识的活动是极花时间的、昂贵的和缓慢的，而且不能够被系统化，因而效率较低。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主管或经理必须先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向竞争者购买？（2）客户期望从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蕴藏于本公司的知识如何能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应进一步考虑如下问题：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法典编辑策略；如果是后者，则人格化策略更为有效。

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还是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例如微软的产品；反之，如何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人格化策略为主。

3．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以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如简单地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人-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包括科学知识经验，操作性的“Know-How”（知识如何），对行业的洞察力，商业判断和技术经验等。对此，采用人格化策略是明智的选择。

4．两种知识管理策略的共存。由于企业开发多元化经营和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有时变得十分复杂。两种策略共存的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小轿车部与财务部没多大关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80/20法则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知识管理两种策略的差异如下表：

人格化策略

竞争性策略

通过反复使用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提供高质量的、可靠的和快速的信息系统实施

通过沟通不同专家关于高水平策略问题的知识经验来提供创造性的、经过严密分析的建议

经济模型

1.反复使用的经济学

2.在知识资本上进行一次性投资，而后多次反复使用

3.使用高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大型团体

4.集中注意力于产生较大的整体收入

1.专家经济学

2.为针对用户的独特问题而拟定的高度用户化的解决方案收取高额费用

3.使用低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小团队

4、集中注意力于维持较高的利润率

知识管理

策略

1.人-文档

2.开发可以编辑、存储、传播和允许知识反复使用的电子文档系统

1.人-人

2.开发连接人们的网络系统以便共享难以言表的知识

信息技术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旨在通过可以反复使用的、已编成法典的知识来将人们连接起来

在信息技术上进行适度规模的投资，旨在促进难以言表知识的交流与商谈

人力资源

1.雇佣那些能较好地适应知识反复使用和方案实施的新科大学毕业生

2.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培训

3.奖励那些使用文档数据库和为文档数据库做贡献的人

1.雇佣喜欢问题解决和能忍受模糊性的工商管理硕士

2.通过一对一的指导方式进行人员培训

3.奖励那些与他人直接共享知识的人

范例

1.安德森咨询公司

2.Ernst&Young公司

3.德尔公司

·麦肯锡公司

·Bain公司

·惠普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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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蜀明．CKO：知识管理拍岸来[N]．中国企业报，2000-0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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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价格博弈；产业集中度；枝术创新；成本竞争

在今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之后，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在3月20日公诸于众。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钢铁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下游产业的发展，在国家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钢铁产业Ⅲ页理成章地成为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首批出台的调整振兴规划之一。这次调整主要是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着力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切实增强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加快钢铁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我国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涉及面广、产业关联度高、消费拉动大，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财政税收国防建设以及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保障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钢铁产业长期粗放式发展所积累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比如产品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不合理等。中国钢铁业的危机既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有关，也与钢铁业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关。下面通过研究与分析我国钢铁产业结构升级中遭遇到的发展瓶颈及其形成动因，在此基础上相应的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

一、我国实现钢铁产业结构升级遭遇到的瓶颈

1各自议价导致谈判博弈中利益受损

中国是世界第一钢铁大国，也是世界第一铁矿石进口大国，然而连续数年，在我国主要大型钢厂与国际主要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中，中方无论如何努力，却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每次均以供方的提价而告终。虽然铁矿石大幅涨价从根本上讲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但除此之外，很多民营企业纷纷“出洋越海”组团去谈矿、买矿，也是国内铁矿石价格猛涨的“致命因素”之一。比如此次巴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2008财年准备就两种铁矿石基准价格分别上涨65％和71％，宝钢还在谈判桌上与对方“周旋”之时，国内一些中小钢铁企业却率先同意了淡水河谷提出的价码，从而使谈判陷入了被动，在与对方的价格博弈中陷入困境，买卖双方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也被打破，丧失了议价话语权。

造成这种议价博弈困顿局面的深层原因则是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话语权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位置。根据2007年世界各主要钢铁生产国产能排名前三位的钢铁生产企业的数据计算出的产业集中度，中国钢铁业的产业集中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太低。中国钢铁业由于产业集中度低，谈判代表的背后是分散发展的数以千计大小不同的钢铁企业，在议价博弈中难以给对手形成足够的压力，“店大欺客”的中国商业古训一览无遗。

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有效途径是大力推进产业问优势企业的并购重组力度，但要实现并购后产业绩效的提高，我国钢铁产业面临的难题是由于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大部分还是国企，所以，有政府的意志参与重组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这就使得重组带有强烈的政府色彩。此时，合并重组的力量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利益本能和发展冲动，具体表现为省级政府主导下的指令性合并，重组的主要动机是规避外部兼并，建立进入障碍，保护地方利益，因而这不是真正市场意义上的重组，不符合《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跨地区的联合重组”的发展方向。

2、资源匮乏导致失去低成本优势

目前，我国已查明铁矿资源储量607亿吨，采矿前景十分广阔。但“十五”期间，由于铁矿石价格低，开采成本高，国家没有特别重视建设铁矿石项目，“采矿不如买矿”成为主流声音。由于投资不足，国有地勘单位处境艰难，直接从事地质勘查的人员急剧萎缩。新探明和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明显减少，造成了我国自产铁矿石产量停滞不前。

由于世界钢铁工业第二次高速增长，使得铁矿石等资源价格快速提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资源、铁矿石一半以上依靠进口的国家，钢铁企业竞争力受到了明显削弱。中国虽然矿石储量丰富，却品位较低，开采成本较高，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对铁矿石进口的依存度。

二、我国钢铁产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对策

1、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价格博弈均衡

提高中国钢铁业集中度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核心钢铁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并购重组，同时这也是加快在铁矿石谈判中达成供需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支撑。要顺利实现并购重组，切实实现重组后钢铁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应注意以下几点：

1．1钢铁产业重组要以市场化为导向。钢产量在地域上的相对集中，并不能说明钢铁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只有大力推进钢铁企业跨地区、跨省市、跨所有制的联合重组，才能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钢铁集团，提高全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宝钢集团与新疆八一钢铁集团在2007年元月签署资产重组协议，由此宝钢正式增资控股八一钢铁。这次并购是我国钢铁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并购，其创立的“政府推动+市场化运做”的并购新模式，使利益和风险共担，且易于操作，这一并购模式将成为国内钢铁业并购的标杆。

1．2实现并购重组形式的多样化。根据国有资本在重组过程中的不同模式，并购重组形式也应该随之多元化。主要的形式包括有：(1)逐步推进，一般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先牌子，第二步是人事方面的统一；第三步才是实现资产方面的整合。后两步不用安排具体时间表。鞍钢和本钢成立鞍本集团就是采用这种形式实现重组。(2)股权整合，第一步是产权股权整合，若同省的几家钢铁公司同属省国资委，则可将目标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整体划归并购企业，下一步则是资产业务整合与企业改组改制。唐钢、宣钢和承钢三钢合一组建了新唐钢公司即是采用了此种形式，他们同属河北省国资委。(3)三是直接实现多元化股权。即直接引入省外的民营钢铁企业，重组后的新集团股权结构一步就位。此外，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换股、增发新股等方式筹集重组资金，包括实现整体上市也正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2实现矿钢一体化，增强成本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