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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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为指导核心，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篇2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篇3

  注重整体性研究，是理论一级学科建立以后，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对于整体性研究内涵的认识，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究竟什么是整体性研究?整体性研究的载体·和切入点是什么?整体性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是加强整体性研究必须要明确的基本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以下三个关系。

一、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的关系

  关于这一关系的基本观点是:整体性研究并不排斥分科性研究，整体性研究是建立在分科性基础上的。在强调对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时候，理论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过去对的研究只是注重分科性研究，而没有从整体上研究。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合理。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

  一是过去没有特别强调整体性研究，并不等于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按照理论界的共识，理论的内容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分构成。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这三部分内容是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法学三个不同的学科门类，理论在学科划分中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存在。这种状况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理论的研究是按照学科划分，分别在不同的学科中进行研究，没有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可以说，这是过去没有特别强调整体性研究在学科划分上的原因。

  但是，在学科划分中没有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不等于在对理论的研究中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所谓整体性研究，其实质是运用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现象，并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这样来把握整体性研究的话，那么，以往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例如，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就是体现了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仅只是理论的某一个部分，而是理论的整体，这当然是可以看作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说，有没有对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并不能完全从学科划分来看，不能因为在学科划分中没有把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得出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结论。

  二是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不是两种互不相关的研究。严格地说，很难把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尽管分科性研究的内容明确地定位于理论的某一个方面，而整体性研究的内容定位是理论的整体，但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理论，所不同的只是研究的角度和涉及的具体内容。事实上，是否对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主要应该看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以及综合运用。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融合在一起，注重运用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和研究，就是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当然，对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只是研究理论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按学科划分对理论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论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理论的各个内容，深入把握其理论内涵，使理论在不同的学科中确立其学科地位，这也是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因此，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都是理论研究本身，区别的只是研究视角的不同。完整、准确、全面地把握理论内涵，既要有整体性研究，也要有分科性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分科性研究是整体性研究的基础，没有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就谈不上把这些理论综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研究。同样，没有整体性研究，分科性研究只能停留在某一个局部，就不能使理论作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出现。分科性研究体现在整体性研究之中，整体性研究寓于分科性研究之中，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从根本上说，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统一于理论研究。

  二、整体性研究与各二级学科研究的关系

  设置理论一级学科，以及五个二级学科(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不按照理论各构成部分来建立二级学科，而是从整体性研究角度来设置二级学科，五个二级学科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展开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这就在学科设置上突出了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从这一意义说，加强对五个二级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际上也就体现了对理论整体性研究的强化。

  因此，加强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是与理论学科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性研究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有一定的载体，五个二级学科就是理论整体性研究的载体。这五个二级学科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涵盖了整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基本原理”这个二级学科从理论涉及的主要内容上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基本原理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学科，是各学科基本理论的综合，是一个整体。因此，对基本原理也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仅仅只是从某一个学科研究的基本原理，并不能体现它的整体。如果说以往对基本原理的研究，更多的是强调对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深度，那么，在注重整体性研究的条件下，不仅要求有对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深度，而且还要求有对多学科研究的广度，要把研究的重心转向综合和整体。这是基本原理学科研究和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加强基本原理整体性研究的具体体现。

  “发展史”这个二级学科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比较注重对基本原理的研究，而对发展史的研究重视不够，以至现在这一学科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队伍建设都明显地落后于其他的二级学科。加强对发展史的研究，是整体性研究本身的需要。这是因为:其一，理论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发展，对发展史的研究，揭示的就是理论整体发展的历史，因而发展史涉及的内容是整体性的。其二，发展史研究是整体性研究的构成内容之一，可以说，没有对发展史的研究，对整体性的研究也是不完善的，整体性研究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它的理论发展过程和历史。因此，加强整体性研究，必须要重视对发展史学科的研究和建设。

  “中国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从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一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是一个整体，的发展也是一个整体，而的发展是体现在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之中的。在当代，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是与时俱进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一发展涵盖了理论涉及的各个方面，因而是整体的发展。强化对中国化过程的研究，突出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是当前加强对理论整体性研究的一个基本着力点。

  “国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从世界范围对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这一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的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因而世界各国者和非者都在对理论进行研究。注重整体性研究，是国外学者对研究的一个特点。我们强调对的整体性研究，应该了解和把握国外对研究的状况，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从这一意义上说，加强国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建设，深入研究国外对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进行理论整体性研究的体现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特点和规律的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旨是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系统的教育，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实现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度统一，即对理论的整体性把握。从理论研究与理论教育的关系来看，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是理论教育整体性的基础，加强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不仅体现在从整体上把握理论，同时也反映在运用整体性研究的成果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理论的整体性在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上的统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对于整体性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教育实践意义。

  总之，当前加强整体性研究，应该重点落实于对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的研究和建设，离开了各二级学科的建设，整体性研究就会成为失去学科依托的空中楼阁。

三、整体性研究与问题研究的关系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关系来看，现在提出加强整体性研究是和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实践中问题的认识直接相联系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规律性的认识也日益深化。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整体的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因而对问题也需要进行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正是实践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对理论也必须进行整体性研究。因此，加强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是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客观要求。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发展内涵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发展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只有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才是社会的全面进步。认识的深化，导致了发展观念的转变。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深刻反映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同时也对研究发展问题提出了新要求。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社会发展中综合性、整体性的问题。为更好地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加强理论的整体性研究。

  所以，整体性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践发展问题。加强整体性研究，就必须与对实践中的问题研究结合起来。要有效地实现这一结合，形成二者的相互促进，应该把握好以下两点:

篇4

(一)时间：2016年3月6日上午。

(二)地点：武汉大学(具体地点详见准考证，准考证请于考试前一周在网报系统自行打印)。

(三)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在外语综合水平考试阶段需加试政治理论(文科考试内容主要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理科考试内容主要为自然辩证法)。

(四)考试方式为笔试。考试时间为3小时，满分为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