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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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CT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通过模型1与模型3 -6的回归结果，发现农民移动手机拥有量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结果较为稳健。根据模型1的结果，当每百户移动手机拥有量增加1%，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0. 122%。这表明，移动手机在农村的普及，提高了信息的传输效率，为农民做出正确的生产投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其收入增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日寸，移动手机的使用，使农民能够及时掌握市场信息，拉近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农民能够及时掌握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销售农产品时会卖得高价，进而增加农民销售收入。许竹青等在研究ICT技术对农民农产品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时，发现ICT技术对易腐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报率为19. 720%，而对耐储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回报为6. 180%，均高十本研究的结果，这是由十只估算了销售收入的影响，没有扣除掉成本，而本研究中的收入为纯收入，是扣除各种成本之后的收入，从而使得回报率较小。

在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每万人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在模型2一5中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6中影响不显著。尽管如此，其系数仍然为正，说明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铺设，一方面，可以方便农民进行金融活动;另一方面，有助十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民宣传金融知识，让农民充分了解金融活动，从而提高了农民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这对十发挥金融机构调节配置资金的作用有一定帮助，从而有助十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与李明贤和叶慧敏的研究结论相悖，其原因是在他们研究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变量间相关性的影响，模型中同时放入了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与从业人员密度，而这两个指标具有高度相关性，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对农民增收没有显著影响;对十人均贷款变量，除模型6中对农民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其余模型中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模型2的估计，人均贷款每提高1%，农民收入将增加0. 102%。农民获得贷款后，会用十农业生产或非农项目的投资，实现金融资产向资本的转化，为收入增加提供了有效途径。

(二)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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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73-04

引言

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普惠金融理念引入中国，意在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普遍、有效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为进一步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区，实现普惠制金融，2011年3月银监会出台《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2016年1月15日，我国首个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标志着我国普惠金融翻开了新的一页。普惠金融是指将金融普遍惠及所有群体，特别强调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以及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中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地域辽阔，普惠金融的指标很不平衡。在以上背景下，研究农村金融普惠水平测度对普惠制农村金融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湖北处于横贯东西的长江中游，是中部崛起带的核心，对周边经济区形成强大的辐射与吸纳，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战略支点作用。湖北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地，发展湖北经济，提高普惠金融水平至关重要。2015年3月，湖北实施“金融服务网格化”探索普惠金融新模式，这是顺应我国金融服务城镇化、社区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要想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就要先了解湖北省各县（市）的金融服务水平概况。本文对湖北省各县（市）的金融服务水平进行测度，主要分析普惠金融水平。

一、湖北省的金融概况

2014年年末，湖北省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15.6%，增速比上年末低0.2个百分点。全年新增贷款3 408.8亿元，比上年多增406.8亿元，是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2 388.6亿元，是上年的1.7倍，占全部新增贷款的70.1%，比上年提高22.4个百分点，贷款增长呈现较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三农、小微企业和县域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部贷款平均增速1.4个、5.1个和4个百分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贷款增速连续两年超20%，新增保障性住房开放贷款是上年的2.6倍，小额担保贷款、助学贷款及扶贫贴息贷款等实现稳定增长。2014年年末，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增长12.1%，实现利润增长3.6%，不良贷款率1.6%，比年初提高0.1个百分点，年末拨备覆盖率163.9%，贷款拨备覆盖率2.9%，比上年末分别提高13个和0.3个百分点。全省新增村镇银行37家，小额贷款公司53家。

2014年年末，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为7 414个，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218 000个）的3.4%；从业人员总数为125 762人，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总数（3 725 000人）的3.38%。①由此可见，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面是比较低的，从业人员也较少。但湖北省的财务运行相对稳健，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农业、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上在不断加大，这为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理论研究

Beck et al（2007）最早列举了能够反映金融普惠性的相关指标，包括银行机构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数量、ATM 机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数量、人均贷款账户数量（每千人贷款账户数量）、贷款收入比、人均存款账户数量以及存款收入比等八个指标[1]。Sarma（2008）提出用三个维度来测度普惠金融水平（IFI），该指数吸收普惠性金融的三个维度信息（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和产品接触性）提供了测度普惠金融水平的综合方法[2]；Chakravarty（2010）提出金融包容性指数的测算方法，其将不同维度上的影响因素加总成指数，分析各种因素对于总指数形成的百分比贡献，提出了公理化方法[3]；徐敏（2012）运用Chakravarty改进的普惠金融指数计算方法分析了新疆83个县（市）2010年的农村金融普惠水平[4]；王洪光和冉笑影（2015）运用Sarma提出的方法考量了2013年度河南省的普惠金融水平[5]；孙平（2016）采用空间聚类模型方法分析影响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6]。

三、水平测度

根据湖北省行政区域划分，湖北省共包括21个市。①由于难以取得鄂州市全面有效的相关数据来测度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因此本文选取除鄂州市外的67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Sarma的研究方法，用IFI指数代表普惠金融水平，选取4个维度，并用具有代表性的统计指标来代表各维度的值，对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即银行渗透性、银行服务获取的便利性、实际使用度和壁垒。

（二） 测度结果

1.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4年湖北68个县（市）农村金融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县（市），最终选择67个县（市）作为样本数据，占98.53%，能够代表湖北农村地区。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银监会和中国农业信息网。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1）维度1（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襄州区，总平均值为0.2036；标准差为0.1467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2.8557，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12.5363，说明该样本变量有过度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陡峭。（2）维度2（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宜都市和随县，总平均值为0.3605；标准差0.1716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5562，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0.1224，说明该样本变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稳。（3）维度3（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襄州区，总平均值为0.2991；标准差0.1579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4677，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0.2257，峰度值较小，说明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缓。（4）维度4（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沙洋县，总平均值为0.4655；标准差0.2277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0444小，说明该样本变量基本成正态分布；峰度为-0.1948，说明该样本变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缓。

2.IFI计算结果

（三）结论

1.整体县（市）的普惠金融水平较低。2014年，湖北省67个县（市）的IFI值平均值为0.3059，其中33个县（市）IFI值位于平均值水平以上，占所有统计县（市）的49.25%。IFI值位于0.3～0.5区间的县（市）个数有36个，占总数的53.73%，普惠金融水平居于中等水平，这36个县（市）主要分布在黄冈市、孝感市、荆州市和十堰市。其余31个县（市）IFI值介于0.1～0.3区间内，占总数的46.27%，普惠金融水平均较低。英山县IFI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最高水平，但只有0.4950小于0.5。赤壁市IFI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最低水平，仅0.1727。从这些数据可看出，湖北省的整体普惠金融水平并不高，但特点是分布相对均匀，有半数达到均值以上。

2.同一县（市）各维度值排序存在差别。综合各县（市）4个维度值可知，任一维度值的大小都无法确定其他维度值的取值，也无法预测IFI值的大小。例如云梦市，其d1的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第54位，偏小，而其余3个维度的值排序依次为第17位、第47位、第19位，其IFI的值居于第28位，相对较大。而通山县，其d1的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第11位，较大，而其余3个维度的值排序依次为第60位、第36位、第60位，其IFI的值居于第60位，相对较小。这表明，湖北省各县（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异性，衡量IFI指数采取综合性指标和对各指标进行线性无量纲化的必要性。

3.同一地级市下的不同县（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异。同一地级市下的县市，其普惠金融水平高低不一，存在差异。例如，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和鹤峰县这8个县（市）均隶属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其IFI值分别是0.4355、0.3726、0.2306、0.2735、0.3077、0.2741、0.2583、0.3262，在所有县（市）排序中分别居于第3位、第13位、第57位、第46位、第31位、第44位、第49位和24位。

结语

综上，湖北省67个县（市）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区差异，IFI值最大的是黄冈市的英山县（0.4950），IFI值最小的是咸宁市的赤壁市（0.1727）。同时，整个省的农村金融普惠程度偏低。湖北作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经济的发展对周边省市的经济推动作用明显，故提高湖北农村金融普惠水平，从而促进湖北省经济发展，辐射带动中西部金融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普惠进程提出以下建议：

1.湖北省地区的农村金融产品目前仅局限于银行和保险，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大都集中在存、贷、汇。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需求不仅是存、贷款业务，理财、咨询和业务也不断增加。故要不断创新金融服务的方式，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发展金融机构农村地区业务的多元化，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各类金融需求。

2.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切实做好政策保障工作。目前，惠农、支农法律法规还明显不够健全，政策支持力度不到位，政府部门应建立政策法规制定健全监测评估体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切实保障农村经济发展；发挥政策激励引导作用，保证地区金融均衡发展。同时，各级政府应加强普惠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推广，定期开展“金融知识宣讲”活动，另外将金融体系与电信体系和互联网公司联系起来，充分开通手机金融服务，这样可以大大扩充金融服务的运用范围。切实提高农村人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了解与应用。

3.普惠性金融推进既要满足农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又要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尤其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应该根据市场金融需要明确其市场定位，采取形式多元化的方式既满足农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又要维持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的盈利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小微企业和个体等应加强自律管理。做到诚信经营与借贷，不断完善积累自己的信用记录，使得普惠金融活动能有序高效地进行。

参考文献：

[1] Beck Thorsten，Asli Demirgüc-Kunt，Honohan Patrick.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Measurement，Impact，and Policies，2007.

[2] Mandira Sarma. Index of Finacial Inclusion[N].Working Paper，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2008.

[3] Chakravarty S R，Pal R.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An axiomatic approach[R].Indira Gandh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Mumbai Working Pape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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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排斥是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Chan，2004）。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并强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从中可见，金融排斥研究的重要性突显出来。

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起于Leyshon and Thrift（1995）基于地理排斥视角的理论研究。其后在国外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而中国的相关研究相对较晚，多集中在2005年之后。一部分缘由联合国在2005年明确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作为普惠金融研究极度相关的研究――“金融排斥”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然，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衍生出了许多金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徐少君、金雪军，2008）；其中有很多问题与国外的金融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金融排斥等（金雪军等，2004；武巍等，2005）。在此之后，中国学者对国内存在的诸多金融排斥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理论及经验证据。但是目前国内对金融排除研究的综合论述还较少，因此，本文将从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论文量入手，对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进展进行相对全面的综述，试图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探讨存在的不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文献回顾及变量说明

（一）文献回顾

在已有文献中，从个体与家庭层面，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Elwin（2004）、Rosen and Wu（2004）、Guiso et al.（2008）、Christiansen，et al.（2009）分别研究了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认为这些影响可能通过认知能力、收入和财富能力等途径起间接影响作用。而其他人口W特征如性别（Christiansen，et al.，2009）、政治面貌（Liu，2003）可能通过风险态度、家庭收入等来间接影响金融排斥。对于民族的影响，Devlin（2005）通过对英国家庭数据的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易受到金融排斥。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在2010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项目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调查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共采访约14960户家庭、42590个人。通过数据处理之后共获得了6399个家庭/户主观测值。考虑到家庭户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重大作用，其中人口社会学特征使用户主的相关数据。

（三）变量模型说明

本文主要关注在农村家庭（居民）各项特征对遭受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

模型方法上，考虑到因变量为0-1变量，借鉴李涛（2010），用Probit回归模型，即

P■=1 if P■■=α'X■+δ'W■+ε■>0P■=0 其他

其中借鉴李涛等（2010），被解释变量用家庭是否在某金融服务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如储蓄、贷款、基金等，表征家庭是否受到金融排斥。该变量为0-1虚拟变量，若存在金融排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主要解释变量用居民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是否加入社会组织、收入水平等表征，并用Xi表示。控制变量考虑到户主所处行业、及身份对家庭决策影响较大，借鉴王修，马柯，王翔（2009），用户主（居民）是否从事金融业、户主是否为管理者以及樊纲市场化进程指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并用Wi在公式中表示。

三、实证分析

本节汇报并讨论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和相应的实证研究发现。

表1 城乡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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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报告了城镇和农村两个样本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对比发现，样本居民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金融排斥状况，其中农村受到更为严重的储蓄排斥和保险排斥。表2中，在户主性别方面农村有更多的男性户主。城镇中的户主有更高比例加入组织。家庭资产上，城镇是从农村的三倍之多。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农村要比城镇第一个等级。在家庭年均收入上，城镇是农村的2倍之多。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能够明显地从收入和财产上发现农村经济的滞后。

表2 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状况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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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括号内数值为稳健的Z统计量（Robust z-statistics）；②***、**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

表2报告了农村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等因素对储蓄排斥、贷款排斥、保险排斥等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的三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在对家庭受到储蓄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影响；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教育程度、健康、管理者呈显著负向影响；人均收入呈U型影响；市场化进程指数呈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贷款排斥的影响上家庭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家庭户主加入组织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户主的健康程度在农村家庭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倒U型影响；农村家庭中户主的事业心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保险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性影响；户主加入组织、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规模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且稳健的负向影响；健康程度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U型影响；

四、结论

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中国家庭为例，本文实证研究了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特征对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年均收入对金融排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家庭要获取金融服务更多的以教育、健康、收入水平为辅助条件。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中国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依旧严峻，在当下供给侧改革的形势下，要根植农村基础状况，加大教育和健康医疗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同样有助于农村家庭金融困局的解决。

参考文献

[1]Leyshorn A.and N.Thrift.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ish and the United States[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95，20（3）：312～341.

[2]李涛，王志芳，王海港，谭松涛.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研究[J].经济研究，2010（7）：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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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的双二元金融结构

双二元金融结构（Double Dual Financial Sectors）的概念最初出现在2014年3月于上海举办的APEC普惠金融研讨会上。此次会议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两个二元结构，一个是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一个是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二元结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由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二元结构是由监管制度在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

（一）城乡金融二元结构

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成了城乡金融二元结构。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著名的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二元”模式。他指出，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农村人口众多，但人均消费水平要远低于城市居民；在基础设施方面，农村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也都要远落后于城市。这种经济结构上的突出矛盾，是我国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二元社会结构是指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和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农民与市民阶层之间最大区别只在于是否持有农户户口，而二者之间的差距涉及户籍、土地产权、住宅、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障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二元社会结构是指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以城市为一元、农村为另一元的城乡分隔和差异的状态。二元社会结构不仅包括二元户籍制度，还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教育制度等，它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在此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中，金融体系也带有明显的二元特征。首先，城乡居民的融资权利不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长期限制农户以土地和宅基地作为抵押资产融资。其次，农村存贷差巨大，资金被抽离农村，投向发达地区和城市。最后，农民融资难，民间高利贷盛行，融资成本高。这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的不公平，形成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金融排斥。

（二）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二元结构

在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存在的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还表现出另外一种二元结构，即按照法律和政策地位划分的受监管的正规金融和未受监管的民间金融。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政府政策对市场的干预依旧存在，大型国有企业是市场主体，而金融市场的主体是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国有金融机构往往接受国家政策指导，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服务，投入国家大型项目。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不断深化，我国的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虽然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规模较小，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不断增加的金融服务需求，但正规金融机构优先为大型国有企业服务，民营企业被他们排斥在大门之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制度没有适应民营经济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依然限制私营部门投资注册成为为中低端市场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需求催生供给，为了满足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许多未被监管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应运而生。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等社会弱势群体在难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民间金融机构。但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不是一种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他们没有被纳入监管，缺少法律保护，也被排斥在政府给予金融机构的各项优惠政策之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经常出现局部混乱和危机。结果是非正规的民间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成本高于正规金融体系，加大了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

二、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分析

（一）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产生的背景

普惠金融的基本含义是“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包括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致力于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目前我国市场上知名的普惠金融有平安普惠、宜信普惠等。

由于包括地域、经济在内的各方面的因素，我国的农村贫困人群和低收入者没有充分享受到足够的金融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其客户层面主要包括农村贫困人群和低收入者，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可以将这部分以前无法充分享受金融服务的人纳入到金融服务的范围中来，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对于推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农村普惠金融的需求方是农村居民，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主要包括借贷需求、储蓄需求、转账需求和保险需求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收入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3.69%，这使得储蓄需求随之增加。同时，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支出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2.71%。通过比较年人均收入和年人均支出，可以看到整体而言人均支出少于人均收入，但是二者之间的差额不大，也就是说人均结余很少，此时一旦遇到大额或紧急支出，便会产生借贷的需求。近年来，随着我国外出务工农民数量和收入的增长，农村居民对于转账汇款的需求也增长迅速。最后，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越来越注重对潜在的各种风险的预防，投保积极性明显提高，使保险需求逐渐增加。

农村普惠金融的供给方是农村普惠金融机构，是为农村居民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各类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的县级及以下网点、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具有网点总量大、发展迅速的特点。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涉农贷款明显增加，其次是小额贷款增长显著，最后是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不断出现。

（三）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现存问题

农村普惠金融的建设和完善对于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首先，农村普惠金融的供给方，即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存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相比于传统金融机构，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客户层面主要是比较贫穷的农村居民，不良贷款率高，再加上农村普惠金融机构自身的规模小，注册资本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比较低，风险承受能力低，法人结构也不够完善，使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不够，有待进一步增强。

其次，对于农村普惠金融的需求方，即农村居民而言，他们的金融服务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比较谨慎，不仅手续复杂、审批环节多，而且需要相当数量的申请材料。由于大部分农民的文化程度比较低，难以理解和掌握复杂的贷款程序，他们的贷款需求也就没有充分被满足。另外，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保险的增长速度逐渐跟不上保险需求的增长速度，使农村居民的保险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

最后，农村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仍不够完善。就目前来看，我国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大都是针对城市金融的，专门针对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法律法规仍处于空白期。早日完善这一领域的法律法规对于规范农村普惠金融市场、保护农民切身利益，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三、双二元金融结构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农村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仍不够完善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我国双二元金融结构的长期阻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负面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机制不健全和政府部门的不当参与等。其中，双二元金融结构的存在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使大量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吸纳的资金被抽离农村，投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进行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资金的抽离使农村居民的借贷需求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同时，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长期限制农户以土地和宅基地作为抵押资产融资，导致城乡居民的融资权利不同，农民融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筹措资金，农民只能转而依赖民间高利贷，导致民间高利贷盛行，融资成本高。这种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造成了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的不公平，形成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金融排斥。

其次，除了城乡金融二元结构，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存在着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二元结构。在这种金融体系中，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提供服务，而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到其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由于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农村居民不得不依赖于民间金融机构。但是，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不是一种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他们没有被纳入监管，缺少法律保护，也被排斥在政府给予金融机构的各项优惠政策之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经常出现局部混乱和危机。这使农村居民在获得金融服务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成本都大大提高。

总之，不管是城乡金融二元结构，还是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二元结构，都造成了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公平，阻碍了农村居民充分获得其所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建议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等各个方面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为了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首先，农村普惠金融应围绕国家惠农支农政策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差异，各地农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尽相同。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段的不同需求，设计并提供真正符合农村居民切身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国家惠农支农政策不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还注入了丰富的资金，丰富了农村金融资源。因此，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围绕国家对农民的财政补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