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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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接受社会工作行政教育的人懂得更多的人际交往的技巧

只是可能缺乏管理学的知识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所以，如果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人员如果多一些实践经验，基层社区管理人员多一些专业知识，则相得益彰。而且，我国更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者，这也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传统上，我国社区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政府对社区有自上而下的监控能力，虽然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居委会的自治性一直没能得到落实。目前，居委会实际上仍然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执行机构。从居民看来，他们缺乏民主意识，很少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和建设中来。儒家文化圈内的新加坡和日本的社区管理都具有类似的特征。所以说，我们现在迫切的任务是需要有更多的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一方面，我国很多的大中专院校（有近两百所）开设了（尤其是近几年）社会工作专业，其中都会有社会工作行政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很多城市社区的管理人员接受了长短期社工培训。

三、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很多大中专院校毕业的社会工作的学生不愿意去社区工作，在我国，这种工作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不够理想。再者，根据笔者带学生去社区实习的经验，学生并不认为社区的很多工作是“值得”他们做的。学生在社区的工作大多是琐碎的杂活，比如录入、整理资料、写黑板报，甚至是打扫卫生。所以，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有可能的话，提高社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水平；其次，鼓励学生从基层干起；第三，让学生尽快地上手其本职工作。从国外经验来看，很多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看好，薪酬较高。密歇根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在1968-1972年进行了一次跟踪调查，专攻社会行政领域的毕业生未就业率低于3.3%，薪水较高，40%以上的人每年的工资超过14000美元。全美社会工作协会的调查表明，全职的社会工作行政者的年薪超过其他种类的社会工作者，1958年，超过50%的社会工作硕士已经或要申请社会工作行政管理的职位。问题是，社工行政专业教育这种培养目标是长期的，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我国目前社区管理专业人才短缺的局面。所以，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一是对现在的社区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位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培训社区管理的干部上面做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些社区管理者有了理论并进行反思之后，可以成为非常有能力的人。二是推广社会工作职业认证资格考试，使之发动和吸引社会的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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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国相继步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给西方各国带来了政府机构臃肿膨胀、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管理成本无限增长、行政效率越发低下等诸多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和政府信任赤字。"80年代以来，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掀起了政府再造的浪潮。新形势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行政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十七大进—步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要求我们构造出适应、能驱动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回顾

行政管理体制是行政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参考一些学者的定义，本文这样定义：行政管理体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推行其政务所建立的组织结构体系、权责体系、运行机制、法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机构改革取得良好成效，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现象得到有效缓解；2.公务员制度基本建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进；3.政务公开的推行，使行政管理活动逐步走向公开化、法制化;4.行政法制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审批过多、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这些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持续和深化势在必行。

二、行政体制改革存在问题

(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1.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是最基本的手段，市场起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又必须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当前存在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直接从事或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使得企业和个人依附于政府，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创新动力，现代企业制度难以真正建立。

2.政事不分。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职能划分模糊，政府机关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来控制事业单位，包揽本应由事业单位行使的权力、承担的职能；事业单位承担了本属于政府机关行使的行政执法、监督管理等职能。政事组织不分，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之间没有清楚的组织界限，事业单按照干部管理模式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单位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委任，事业单位组织依照行政机关的方式运行。政事产权不分，政府是事业单位的出资人，事业单位经费来源高度依赖政府财政。

3.政社关系不畅。一是乡镇基层政府与村民组织的关系不融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不能做到"还权于民”让村民自主解决自身的问题，由引导、指导变成了直接管理，抑制农民的积极性。二是城镇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不是很顺。基层政府对于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的作用不是很重视，政策扶持也不到位，习惯于政府直接从事社会服务或公益性事务。最后是财政预算普遍缺乏公共社会服务预算以及激励慈善事业的税收政策。对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服务团体，许多地方政府未能给予必要的资助或"购买服务"。

(二）行政权力配置不科学

首先，党政不分的现象依然突出。在行政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党委的领导意图很可能包办或代替政府行为。其次，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分权不明，职责不清。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在管理区域上是重叠的，随着事情本身重要性的不同，许多属于下级政府管理范围内的事情被上级篡夺。再次，内部层次结构叠床架屋。"多头管理、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状况依然存在[2]，"造成协调成本加大。最后，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自主权’"这一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中央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利益的冲突，要么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失效，要么就会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会影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

(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国家财政压力大

据统计，我国财政供养比例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现在却为40：1。2000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口4290万，按该年度党政机关10043元的平均工资计算，一年的人头费就达4300多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13380亿元的32%。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供养人员，形成了"吃饭财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用极小一部分财政来发展公共事业，造成公用基础设备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效果。

三、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路

(一)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首先要对政府职能重新进行定位，它应该以强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为核心，并把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这是因为：一，民众对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向公共服务方向转变。二，政府担任公共服务的角色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财政支出应逐步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向倾斜；扩大就业应该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实现公共治理的公众参与，稳妥地培育非政府公共组织，等等。这些都要求必须实现由传统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职能转变的基本途径是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建设有限政府。"将它们原来承担的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职能剥离出来，使这些职能回归社会和社区。〃职能转变后的政府主要从事宏观调控，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二）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朝着有限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方向发展。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必须要，建立刚性约束法律制度，实现机构编制法制化。1982年12月10日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虽然有效，但内容过于简单。现行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所遵循的三定方案(1998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已经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但措施显得过于具有原则性，不易操作，编制立法必须尽快进行。没有刚性的法规作为机构改革坚强有力的后盾，机构改革的成果就难以巩固。二，严格执行财政制度。在政府财政的给付制度方面，对各级政府、部门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核，严格按照编制规定进行财政拨付。三，加强人大的监督作用。防止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对政府预算进行审议就已经执行，最后不得不予以追认的现象出现。

(三）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之-就是行政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合理界定党委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要把政府的权力还给政府。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上，要在坚持中央宏观调控权力、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着重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地方政府之间、部门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协调沟通机制和合作之间，明确职能，界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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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国老年学会预测，到2015年，我国将有2亿老年人。今后，各国人口的结构，无一例外都会是老年型。据有关权威资料预测，从1990年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增长2.2倍。

再看一看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美国经历了68年，而中国只需要27年。

面对一个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必须重视并研究“健康老龄化”问题。

1987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将这一问题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保健纲要》；1990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把健康老龄化作为一个战略目标。从此，一个真正重视老年健康，并使老年健康能得以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纲领形成。因此，可以说提出并逐渐实现这一目标，是维护老年健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如何理解“健康老龄化”

曾任中国老年学会会长的邬沧萍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健康老龄化有6个要点。

健康老龄化的目标是老年人口群体大多数健康长寿，体现在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健康老龄化着眼点是群体的健康长寿，而不能仅满足于个别人的高寿记录。但群体的健康长寿是以个人的健康长寿为基础的，因而，创造条件保证大多数老年人均达到健康长寿时，群体的健康长寿才能得以实现。

健康老龄化不仅体现为寿命的长度，更重要的是寿命质量的提高，老年人口健康寿命的质量是有客观标准的，是可以量化的。欧洲老年学会主席戴尔指出，这一标准包括：减少由衰老带来的疾病，使急、慢性病得到治疗和康复，尽量减少长期患病和需要人长期护理的时间，延长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增加老年人独立的时间，减少老年人受歧视的时间等。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寿命提高得很快，但生命质量不够高。一是老年期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二是进入老年期后，存活时间短，或者说，老年人的更替较快；三是进入老年后的17年左右余寿中，预期的健康寿命只占1/3左右。

人类老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一方面要求有相应的“健康转变”来适应；另一方面，要求把健康的概念引申到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

这里所指的“健康转变”，实际上是指“第一次健康转变”和“第二次健康转变”。前者旨在使死亡率下降，这可以通过提高公共卫生水平，改变不卫生习惯，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对儿童推行计划免疫，消毒杀虫以及使用抗生素等措施来保证。

而“第二次健康转变”，则指解决已存活到老年的庞大人口，如何延缓衰老的保健问题。此外，人口老龄化客观上要求把健康涵义的外延延伸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即我们平时常说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过程，要从个体和群体增龄的过程中，认识老年人群健康状况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及发展趋势。老年期的健康状况，其实是婴幼儿、青少年和成人后各阶段所有制约健康的因素，最综合、最集中和最终的表现。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老年人的健康，它与所有人的福利都联系着。

健康老龄化是人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提出的一项战略目标和对策，它是建筑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由于人口老龄化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现实，大量的老年人口向科学家提出了很多问题，这就自觉、不自觉地促进了老化生理学、老化心理学、老年医学与社会老年学的研究以及生物工程学的发展。健康老龄化是同每个老年人、同各行各业都有关系的一项全民性保健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民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全社会的责任

由于老龄化是一个过程，要实现健康老龄化就必须从青、中年开始，就应重视老年性疾病发病前期的病因预防。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级预防”。

对已进入老年的人群，要及时做好对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控制疾病的发展。这就是所谓“二级预防”。

对已患病的老年人，为了防致残、防恶化，尽快促进康复，必须做好“三级预防”工作。

健康老龄化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是全民健康状况的最终和最集中体现，也是最客观的检验尺度。今天老年人的健康，是其中青年时期健康的积累。今天中青年乃至青少年、儿童的健康也就是明天的老年人健康的未来。

因此，必须从全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老龄化。而且全社会都要来关心、支持老龄人口的健康化。

健康和寿命，60％取决于自己

贯彻“预防为主”，是全球疾病控制的战略思想。

为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对病因明确疾病的预防，应是最重要的，因为绝大多数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病因，都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那么，减少和改正这种生活方式，就是预防这些疾病的最好办法。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人的健康和寿命有60％取决于自己，15％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因素，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气候的影响。

由于健康受诸多因素影响，科学家就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

健康状况=函数(环境+医疗保健+个人生物学因素+生活方式)

公式中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医疗保健包括预防、治疗、康复和自我保健等；个人生物学因素包括机体生理、遗传因素等；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活动、睡眠、娱乐、社交及有无不良嗜好行为(如吸烟、酗酒、性乱、药物依赖等)。

从上述公式的内容看，有些因素是个人不可控制的(如环境因素、个人生物学因素等) ；而个人的生活方式，则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一因素对健康状况的好坏起到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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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管理模式日趋复杂化的今天，公共管理的问題涉及了非常多的部门和管辖的区域，甚至是整个社会,这就需要公共管理的有效实施必须有政府机关的全力配合，加上私营组织和大众的积极参与。对于人群的广泛性,就要求了公共管理的能力需要更加强大，才可以凌驾于社会问題之上,也严格考验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能力。

一、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的途径,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建立在以下三个方面之上：

第一个方面:交易成本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最基础的资源交换的层面上的一种合法性的动态的选择合作伙伴,任何组织都会追求非常低的交易成本，其中包括了信息的成本和检测的成本等。交易理论是企业跨行部门协作定义的一种具备“相互依存利益”的组织关系。在现代的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主要的组织形态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上的一些商业组织和民众组织辅助的复杂和整体性的一个网络结构。对于这样的网络结构中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的性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显得非常复杂但是也很重要，并且传统的通过市场机制的协调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发展状况。一位美国专家是这样认为的协作机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市场机制协调的制度,更不是科层管理的制度形式,而是为合作性组织关系提供选择的治理机制。”我们依据这样的角度可以分析，无论是从公共组织是为了交换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寻求一种合法性的合作关系,最终的目的都是将交易的成本降到最低。如果说两个组织之间已经确定了信任的关系，那么就会相应的减少很多的检测成本。这种交易理论有三个硬性的确定指标:第一是组织必须寻找具备一定合作关系的伙伴，因为具有以往的合作经验，可以很好的降低交易的成本，而且还增加了组织之间的信任情感。第二是组织必须寻找愿意共享梦想的伙伴,具有不同意愿的组织很难长久的维持合作的关系。第三是发现合作伙伴的相联系的信息搜索的成本。不管怎么说,跨部门的协作性的潜在优势在于组织的效率和性能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提升，比如说针对外界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整合部门的优势和竞争优势，都可以很好的提升双方的实力。

第二个方面:资源依赖理论。这是协作性公共管理中非常成熟的一个理论知识。举个例子就是说当组织A对组织B有益，但是组织B不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和能力的时候，组织A和组织B就会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具备非常充分的权威性和丰富的资源，也就无法提及立法的提出和实现。但是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却可以依赖对方进行多数量民众的协同工作。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我们假设，任何单体的组织都不具备充分的资源，而是必须通过依附于一定的组织和群体才可以完成。根据这样的理论假设，我们知道组织之间存在一种资源的依赖性。

因为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资源的依赖性,所以说交换关系就发生变化。交换关系可以通过降低资源的供给来稳定每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成为长久性的合作伙伴。总体来说就是，资源依赖理论是实现共同利益和资源依赖的协作性公共管理发展的必须具备的天体条件。

第三个方面:网络治理理论。很多研究学者和专家都把这个理论当作策划和研究协作性公共管管理问题的基础。在现在的学术界对于公共管理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对组织和私人的利益增长，受到他们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的影响、网络治理过程的影响等因素对于公共管理的工作人员的更好的界定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范围都有一定的作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的公共管理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协作性质的网络管理模式。美国专家佛里斯曼就这样说过，一个高度集中的协作机构，在组织中间实现资源的细分、管辖权的重叠和共享使得多种的公共政策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明显。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和网络的优势已经成为协作和参与的最主要的动力。因为协作关系被认为是最为特殊的网络关系，并且网络中的每个组织都是相互依赖存在的,因为协作都为协作能力提出了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二、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跨部门性质的协作性公共管理。英国“协同政府”的变革是探索和发展跨部门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在1999年的时候，布莱尔政府就颁布了<现代化政府改革白皮书>,在白皮书中非常明确为英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协同管理的现代政府发展的框架。这里所说的协同政府就是政策和项目的组织安排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能可以促进每个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英国这种协同政府的改革具体的政策包括一站式的服务、公私合营等跨部门的协同合作的方式，通过收集公共服务的各种信息和民意的调查取证,实现一种整合性质的服务，更好的满足每个方面提出的要求。英国除了协同合作的关系之外，还非常注重地方关系的治理,为了很好的改善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区域管理的问题,英国专门在2001年的时候首次提出“地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长久计划，并且将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定性为国家的政策之一。地方战咯伙伴关系主要的作用在于可以很好的消除行政管辖的一种界限，主要在地方的公共部门、社区部门和志愿者部门等公共部门有效的联合在一起,促进协同治理的和谐环境。

三、取其精华，完善自身

虽然说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模式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应用事件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是这个模式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研究的管理模式。但是，当前国内对此问题的理论回应已经被实践需要远远落在后面。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强化机构的整合力度,健全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工作力度。”作为我国行政管理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这也从客观事实的角度反映了中央对此改革的重视态度。健全我国每个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工作的力度,有效地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运转,由此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在我国传统的政府机构的变革过程中,中央一般都是通过加强每个部门的职能界限和整合力度来强化部门之间职能出现冲突的情况，对于每个部门之间的配合工作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但是从英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实例和经验来看,部门大小都有一定的边界，只要分工合理，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性质就会出现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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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转型期，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导致中国社会形态的改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改变。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府的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理念正在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理念向现代的民主行政理念转变。而民主行政理念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上，不仅需要制度上的配合，更需要从文化与治理观念上着手。事实上，公民参与是实现直接民主而且有效的一种方式，而目前，我国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对其中主要的障碍作粗略的分析，以期对推进我国公共政策民主化进程有所裨益。

一、公民参与的概念及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意义。

1.公民参与的概念。

所谓“公民参与”，就是为了落实民主政治、追求公共利益及实现公民资格，由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从事包括所有公共事务与决定的行动，这些公共事务是以公民本人切身的地方性事务为基础，再逐步扩大到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因此，可以由每一个公民时时刻刻的关心与适时的投入来实现；而公民参与的行动必须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并且依参与者根据本身所拥有的知识与能力、花费的成本、预期的影响力等，理性地选择最有效的途径与策略[1]。

2.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意义。

（1）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信息的完备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公共政策制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信息的有限性，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公民的积极参与，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丰富的信息，很好的弥补政府的这一缺陷。因此构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供多种方式，通过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充分利益博弈整合公民的利益诉求，是公共政策建立在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相对平衡的基础上，降低政策成本，提高公共政策科学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2）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有助于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这是因为政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所要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都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在大多数现代国家里，特别是人口众多和地域辽阔的国家中，公众不容易直接对中央政府的决策发表意见，但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发挥更重要和更直接的影响作用。

有许多政策只有依靠公众的合作与参与才能得以贯彻执行，如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政策，若没有公众的支持，即使政策制定出来了，贯彻执行仍相当困难。要保证政策有较高的支持度，就不能忽视政策制定中公民的有效介入[2]。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困境。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这样那样的困境。就现阶段而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主要障碍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公民文化因素的制约。尽管民主社会最大的希望是，公民个人最大限度的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参与将培养人类能力并因此获得人性的全面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公民从年轻时代首先学习的就是“如何更好地服从”这门课，只是后来才了解到权威不过是约定俗成的东西。直到成年期，才真正发现可以参与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这时，传统的文化意识已经把公民变成为一个顺从者，政治文化因素影响了青少年不断形成的对民主社会中公民身份有意义的理解[3]。

2.公民自身的局限性。现代公共政策往往带有较强的专业性，在知识方面，普通公民常常不能理解政策质量标准中包含的知识，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专业领域或科学界认定的政策质量标准无法提出质疑。在能力方面，他们是否具有参与政策应该具备沟通技巧，是否充分地理解政策过程和决策方式，是否充分地理解参与者的期望受政策限制，是否充分的理解公共问题解决的利益取向等，都是公民参与的巨大障碍。此外，由于部分参与者经常代表的是现存组织的群体需要，表达着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公民的普遍利益。因此，这些现象的存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3.公民参与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公民参与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主要是指部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了达到体现自己意志的公共政策能够顺利出台这一目的，通过操纵公民参与，导致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代表缺乏代表性和全面性。综观近几年的公民参与实践，部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前，广泛征集公民的意见，有的还召开大型的听证会。但是，由于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产生方式不尽合理，参与的公民是由上级组织指定，而非通过制度化的严格程序产生。在上级组织指定参与公民的过程中，把一些与政府部门观点相左的公民排斥在外，更有甚者，参与者本人就是公共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或是与政府有利益关系等状况，都导致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

4.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主要是指公共政策过程中，由于政府以及公民自身等原因所导致的相关利益主体缺位，致使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在公共政策中得不到体现。一方面，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制定方式主要是封闭内向型的，政策制定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公民分离的，常常成为及少数专家和领导封闭式自我意志的表现。

另一方面，由于公民参与意识淡薄等原因，导致相关利益主体缺位，相关利益者的意志和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不到体现。本来作为公共政策相关人的公民，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公共政策给自己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最有发言权。然而由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就会导致公共政策所整合的利益不够全面[4]。

三、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几点对策。

1.构建参与型公民文化，提高公民参与的认知水平和能力。阿尔蒙德认为“民主国家为普通人提供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5]。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清官情结、臣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公民参与，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公民认为政策制定是政府的分内之事，与自己关联不大，形成了公民参与的文化困境。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以从地方性的事务做起，尤其是与公民最切身的事务相关联，才会引发公民参与的动力；当公民在这些地方性事务的学习中学会参与并适应后，将会逐渐培养起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的能力与兴趣，并能进一步明确参与公共政策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义务，在参与过程中逐步提高认知水平和能力。

2.把握好公共政策的利益取向。所谓公共利益就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能够满足共同体成员的生存、享受、发展等公共需要的各种资源和条件的总和。”[6]所谓总体利益就是“目标群体的全部利益，是整体利益与所有部分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之总和。”[7]在现阶段，公共政策的利益取向应该是以总体系统观为指导的总体利益，因为这样既能发挥对部分进行整合的整体优势，又能调动系统所有组成部分的积极性，从而使系统具有较大的总体利益。

3.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活动，若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不能够掌握有关公共政策的相关信息，那么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很难体现其价值。把公共政策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使公民能够科学地了解公共政策的目的，并对相应的应对策略作出科学与准确的判断，以便更好的行使公民的政策参与。

4.构建公民参与的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权。从理论来看，公共政策供给取决于社会各阶层达成的保护自己利益话语权的均衡。

从制度上保障公民可以依照法定的程序和制度参与公共政策，确保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能够充分完备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实践中，公民参与的保障机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一是组织结构方面，实现地方基层自治；二是法制环境方面，建立“公民参与法”，充分保障公民参与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2]陈振民主编。《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4]高富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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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门户网站有赖于各政府部门已有的信息化基础条件。但是,这种基础条件并不一定要求各政府部门已经实现了网络化办公,政府部门只要具备完善的内部办公与业务信息化管理应用系统即可。

第二,政府门户网站不仅是政务信息平台和业务处理平台,而且也是知识加工平台、知识决策平台、知识获取平台的集成,它使政府各部门办公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更加流畅,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加工而使零散的信息成为知识,使相关人员能够在恰当的时间使用恰当的知识,为行政决策提供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支持。

第三,后台整合是政府门户网站区别于其他网站的关键所在。

一、政府门户网站的“前台———后台”关系

与互联网门户网站和企业门户网站不同,政府门户网站具有两种“前台———后台”关系。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的“前台———后台”关系,即:门户网站作为连接所有政府网站的前台,并不直接面对各政府机构的业务职能部门,它只是作为一个强大的搜索引擎,快速便捷地为客户找到办理相应业务的政府网站,这是第一重“前台———后台”关系;在此基础上,客户就可以通过具体的政府机构的网站直接面对业务职能部门了,在这里,政府网站与其职能部门之间构成了又一重“前台———后台”关系。

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是一种单一的“前台———后台”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客户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即可直接进入业务办理程序,客户无须与具体的政府机构(网站)打交道,也不用知道自己是在与哪个政府机构打交道。此时,客户似乎在通过这个门户网站面对一个“超级政府”,因为人们通过这个门户网站可以办理包罗万象的业务。

无论是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还是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都需要对后台业务进行整合。尽管在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里,政府门户网站仅仅是所有政府机构的网站业务连接,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仍然需要对所有政府机构的业务类型进行分类与排列,通过某一主题按照逻辑关系而对所有这些业务进行整理,同时在技术上以及在管理上都对门户网站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在政府机构之间仍然分离的情况下,门户网站应当看作是所有经由该门户网站的政府机构的业务监督窗口。

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超越了“电子政务”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政府”了。在这里,所有的政府业务部门都已经按照业务流程进行了重组,传统的政府机构已经逐步地淡出了电子政府的范畴而成为电子政府的“业务处理车间”。

因此,所有的政府门户网站都是政府网站,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网站都是门户网站;而且,政府门户网站意义上的“政府”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了,它已经超越了现有的政府机构的含义,成为一种虚拟的“超级政府”。

二、国外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

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直接受益于互联网门户网站以及企业门户网站的发展。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政府网站的泛滥也给电子政务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在如此众多的政府网站面前,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简单、实用、重点突出”的单一政务处理入门网站。大约从2000年开始,在一些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完善、电子政务较为发达的国家,电子政务开始走出相互独立、各自为“政”的旧制。这些国家已经认识到,要求民众去浏览每个政府网站才能办成一件事情是对民众不友好的,这与现实中要求每个人必须亲自到每个政府机构才能办成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它们在一个统一的政府网站下,将比较分散的各类政府网站综合到一个协调一致的目录下,根据特定用户群的需求开发一系列集成的政府服务项目。政府门户网站开始作为提供政府服务的唯一的电子政务网站。

目前,政府门户网站还处在发展当中,各国的做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发展程度来看,总体上还处于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阶段,即主要是按照业务流程的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将各政府机构串联起来。但是也还有部分业务已经实现了在线实时处理,正在向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转变,新加坡的“电子公民”网站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就国际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来看,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三国的做法具有典型性,包含着许多网络条件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与服务的制度创新。下面分别介绍这三个国家建设政府门户网站的情况。

美国政府门户网站。美国是电子政务最为发达的国家,政府网站的数量也最多,共有两万多个。这些政府网站的内容非常丰富,页面数量多达几千万,一般的公民很难通过网络搜索来准确快捷地获得政府服务,这当然就需要门户网站加以引导。

我们可以从地域属性和权域属性来分析美国的政府门户网站的情况。从政府行政管理层次上来看,美国政府可以划分为联邦、州与市县三级。由于实行联邦制,三级政府在许多的行政事务管理方面相对独立,因此政府门户网站也就划分为这样三级,每级政府的门户网站的服务内容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工。每个州政府和市(县)政府都建立自己的单一的门户网站,企业或公民根据业务内容,通过访问所在地域的单一的州或市(县)政府网站,即可获得各种不同的服务。每一个政府门户网站都各具特色,包括税收、执照、注册和护照信息以及满足所在地域的每个居民的具体需求的信息。

联邦一级的政府门户网站是“第一政府网站”(firstgov.gov.)。该网站于2000年6月开始建设,已经成为全球功能最为强大的超级政府网站。作为联邦政府唯一的政府服务网站,该网站整合了联邦政府的所有服务项目,并与许多政府部门如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建立了链接,同时也与各州政府和市县政府的门户网站都有链接。作为一个综合性网络门户,用户通过该网站可以接向任何政府网站,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第一政府网站”所要达到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让客户只须点击3下即可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类政府信息与服务。它允许用户同时搜索全部2,700万网页,使用一个由私营企业和联邦政府一起开发的高强度搜索引擎,个人通过关键词、主题或机构进行搜索,可以在不到1/4秒的时间内搜索到半兆的文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网站与联邦各职能部门、州及市县级政府网站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前台与后台的关系,任何企业和公民通过前台网站即Firstgov.gov,可以找到所有美国政府部门提供的所有服务。

从内容分类来看,该网站一方面按地区划分,囊括了全美50个州以及地方县、市的有关材料及网站链接;另一方面又按农业和食品、艺术和文化、经济与商业等行业来划分,各行各业的有关介绍及网站也是随点随通。该网站的设计非常有特色,它将政府服务分为三类,即对公民的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forcitizens)、对企业的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forbusiness)以及对政府机构的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forgovernments)。每一类又分为诸多项目,如“对公民的在线服务”就包括申请护照、天气预报、彩票中奖号码等;“对企业的在线服务”包括在线申请专利与商标、转包合同、商业法律与法规等;“对政府机构的在线服务”包括联邦雇员薪水册变化表、联邦雇员远程培训以及联邦政府职位等。这种设计简单明确,任何一个寻求政府在线服务的人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各种服务。

英国政府门户网站。早在1994年英国政府就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政府门户网站的网站:open.gov.uk,其功能主要是提供政府网站的联接,但是服务的内容很少。2000年12月,英国政府开发出一个服务内容更多、搜索更方便而功能也更为强大的单一的政府服务门户网站系统,它由“英国在线”网站(ukonline.gov.uk)和“政府虚拟门户”网站(gateway.gov.uk)组成。“英国在线”网站不仅将上千个政府网站连接起来,而且把政府业务按照公众需求进行组合,使公众能够全天候地获得所有政府部门的在线信息与服务。该网站的内容分为五大块:生活频道、快速搜索、在线交易、市民空间、新闻天地。“生活频道”向用户设置了11个主题的服务,用户无须考虑各政府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其他的各大块也都包括众多主题的服务内容。

“政府虚拟门户”网站是一个为了让公众和企业获得政府在线服务而进行登记注册的专门网站,它可以使公众和企业通过一个单一的入口同政府的多个部门进行沟通和实现在线办理行政事务。已经在“政府虚拟门户”网站运行的主要服务项目中,包含国内个人所得税在线征收和部分增值税的在线返还等内容。该网站是提供“集成化政府”服务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英国在线”网站形成了又一种“前台———后台”关系新加坡政府门户网站。以前,新加坡也是由各政府部门单独地建立政府网站并提供网络服务,彼此之间没有进行一体化的整合。1999年,新加坡的电子政务开始出现整合趋势,一些业务不再按照部门来设置,而是按照流程做打包处理,也就是说,公民或企业在办理网上业务时,不必再考虑要登陆各个政府站点,分别办完各种相关手续,而是按照业务流程,一步步地在一个单一的网站上完成所有这些相关业务手续,实现了“一站式”网上办公。

所有这些打包服务都可通过新加坡的政府门户网站(gov.sg)找到。该政府站点就像一本政府白皮书,完全代表政府,而不是政府的某一个方面。例如,该网站有一项统一的接受用户反馈的业务,用户发往政府各个部门的意见、建议、反馈等都通过这里的统一格式进行。

与美国的first.gov不同,该中心站点将政府服务划分为政府信息与电子服务、新闻公告、为企业的信息与电子服务、为非新加坡公民的信息与电子服务以及电子公民服务等几大块,虽然看过去没有像美国的first.gov那样将电子政务划分为G2G、G2B、G2C三大部分那么简洁,但是,从逻辑上看仍然清晰明了,栏目的设置让人一目了然。就电子政务来说,最重要的是其前台的业务流程设置与后台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业务协调处理上。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电子政务建设别具一格,深受人们的称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子公民中心”(ecitizen.gov.sg)和“政府电子商务中心”(GeBiz.gov.sg)。

“电子公民中心”始建于1999年4月,其目的是将政府机构所有能以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整合在一起,并以一揽子的方式轻松便捷地提供给全体新加坡公民。“电子公民中心”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过程划分为诸多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你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政府服务,政府部门就是你人生旅途中的一个个“驿站”。每一个“驿站”都有一组相互关联的服务包。例如,在“就业驿站”里,你可以找到这些服务包:“雇佣员工”(专为雇主设计)、“寻找工作”(专为求职者设计)、“退休”、“提高技能”和“在新加坡工作”(专为外国人提供)等。目前“电子公民”网站里共有9个驿站,涵盖范围包括:商业贸易、国防、教育、就业、家庭、医疗健康、住房、法律法规和交通运输,这些驿站把不同政府部门的不同服务职能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家庭”驿站里,“老人护理”服务包来自卫生部,而“结婚”服务包则来自于社区发展部。

“政府电子商务中心”于2000年12月正式开通,它实际上就是新加坡政府的采购系统,它把新加坡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财务系统与采购软件整合到一起进行工作。政府部门的贸易伙伴可以在网上得到政府招标的邀请并购买招标文件,供应商可以在网上索要发票、检查付款情况、提交产品目录和竞标。同私营部门的B2B交易中心一样,它也是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供应商的激烈竞争而获得价廉物美的产品,通过网上下单而节约更多的时间,通过更低的库存而减低成本。目前,政府通过“政府电子商务中心”采购的产品价值已经达到1.1亿美元,今后还要求将80%的政府采购都搬到“政府电子商务中心”上来。

三、对我国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的建议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主要依两条途径展开。一是政府上网。政府上网工程促使政府网站的数量快速增加。据最新统计,政府上网工程实施3年来,全国政府部门建立的网站已突破1万个,3年净增10倍。二是建立纵向的业务应用系统。我国以“金”字工程为主体的纵向业务应用系统不断增加,由最初的3个增加到现在的12个,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也在建立自己专门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并且都希望尽量能够向“金”字工程上靠。仅仅依据这两条途径,其负面效应已充分暴露。一方面,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各级政府机构建设电子政务的积极性都很高,政府网站数量也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网站的社会应用水平却总是提不上去,条块分割、信息孤岛的弊端尽管世人皆知却就是解决不了,很多专网都说自己是“金”字工程,不能共享,所以,每个政府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与服务数量都很有限,彼此独立,业务流程串不起来,电子政务的快速、便捷、公开、透明的优势自然也就显现不出来。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了电子政务的社会化应用水平,将对未来电子政务的顺利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建设政府门户网站能够有效地解决这种困难局面。政府门户网站已开始受到关注,例如,在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规划中就提出了建设“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的内容,其中的“一站”即是指政府门户网站。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在往这方面努力,开始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建立自己的政府门户网站。但是,从有关的电子政务建设规划来看,我们对政府门户网站的性质、特点、作用还缺乏清楚的了解,将政府门户网站等同于一般的政府网站,对政府门户网站与电子政务建设的其他相关问题也未作明确的安排。另外,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门户网站来看,除了北京市()和上海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外,大多数地方政府做得还很不理想,有些甚至还停留在政府上网阶段。

针对今后电子政务及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继续建设12个重要的业务应用系统的同时,提高政府门户网站在未来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地位,将政府门户网站看作是实现我国电子政务战略的核心。一方面,通过“金”字工程提高那些重要部门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加强办公资源的整合,消除“条”与“块”之间的割裂状况。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意味着,通过发展“金”字工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监管,通过发展政府门户网站来体现电子政务的“服务于民”的本质要求。

与此同时,有必要对政府上网工程进行调整,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上来。因此,今后的电子政务要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和效果。

(二)将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与政府机构改革相结合。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将秉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所有这些要求都与政府门户网站一致,政府门户网站可以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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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