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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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

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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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财税支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风险保障的重要性。而农业保险的“三高”(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亏损率)特征决定了没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2007年以来在全国6个省区试点推行、现全国有近九成省份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补贴型保险。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在保费方面的补贴支出，并通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将可能出现的农业生产风险部分转移到保险经营主体和未受灾农户，从而既达到保障农业生产的目的，又适当减轻政府巨额救灾支出压力。在这种保险模式下，能否调动农户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的积极性是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不能搞起来、能不能搞好的关键。各地试点表明，保证并尽量提高政府的保费补贴支出对调动农民参保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以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顺利实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的障碍分析

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减轻了农民付费的成本，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缓解了以往农业保险“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尴尬局面，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一些客观障碍仍存在，影响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1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使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综合赔付率居高不下。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不仅发生频率大，而且损失集中、覆盖面广，其赔付率要远远高于一般的财产保险。以许多国家的经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综合赔付率(即赔偿与收入保费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国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赔付率低于1。在有的发展中国家，其赔付率经常达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能够完全覆盖灾害赔偿和管理费用。另外农业风险由于其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使大面积范围内的保险对象同时发生灾害事故，遭受巨灾损失，导致保险公司难以承担起赔付额以致亏损严重。

2农业保险经营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农业保险业务不仅风险高，而且经营工作开展难：一是定损理赔难。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难以准确估计其损失；被保险人四处分散，标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损，现场勘查定损、赔付兑现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时间的要求紧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赔工作的难度。二是保费厘定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危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发生极不规则，各地在受灾频率、程度及灾害种类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灾害往往具有伴发性，还可能引起其他灾害的发生，加之农村中有关灾害情况的统计资料不全，加大了对危险发生频率测定的难度，使得保险经营主体对种养业等具体项目的损失进行费率厘定需要有专业的评估。这些困难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目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在20％～30％之间，农险业务的经营成本更高，但部分试点地区政府认可的经营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农险业务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都不允许承办者有利润，这样很可能造成保险公司的亏损而挫伤其参与积极性，不利于农险工作的持续良性开展。

3农业保险中委托方与受托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态度由过去的大力发展变为谨慎从事。由于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农业保险的委托关系中，农业生产单位作为委托方处于信息优势方，作为方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往往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受农业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制度的缺乏，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加上农业风险的地域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很大，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也很严重，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二、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的政策探讨

农业保险经营管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由政策扶持。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中政府保费补贴水平较低，在税收上除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免征收营业税外，并没有推出新的优惠政策，而且对保险企业经营管理费用没有进行适当的补贴，从而使政府引导保险经营者积极主动开展农业保险的引导作用大打折扣。调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所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农业保险业务高成本、高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难以获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所承担的税负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农业保险的经营领域。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国，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一切财产，包括分支机构、资本、准备金、结余、收入、财产权和免赔款，免征一切现有和将来可能开征的税收，包括国家所征税种、各级地方政府所征税种；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险公司均免征一切税收。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除了其业务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日本政府财政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税收优惠，《法人税法》中将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纳入公益法人的范围，只对由收益事业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日本《农业灾害补偿法》中除规定农业保险的所得税率为22％，营业税率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赋税。

适当的优惠税收政策也是我国大力倡导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措施。根据现行税法，除免征种养两业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以营业税为计征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因营业税免征而免征，同时对农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外，并无其他财税优惠政策。针对这种税收优惠力度小、范围窄的情况，为了更好地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经营积极性，应扩大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税收优惠力度：一是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农业险产品也免征营业税，特别是将营业税的免征范围扩大到农村家财险、人身险和健康险等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二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可在一定期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增大保险费的返还比例，提高其对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许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甚至可规定对经营政策性种养两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可以将其全部盈余作为农业保险特殊风险准备金提留出来，用作其农业巨灾风险补偿的积累，以增强其抵御农业保险风险的能力。

2提供经营业务费用补贴。国外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补贴主要用于补贴经营管理费用。如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在这方面的补贴也高达50％～60％。针对我国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本高的特点，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并考虑我国具体的财力状况和实践经验，政府应为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费用补贴，以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到操作中，应遵循分级负担、区别对待的原则，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承担；对商业保险公司则根据其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按保费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经营费用补贴。对于比较偏远、农户保险意识薄弱、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的地区，政府财政适当加大补贴，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3提供再保险支持和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农业保险巨灾风险比较多，大面积干早、洪水、台风等风险事故往往会给直接保险人带来超过责任准备金数十倍的损失，从而导致经营机构破产。为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财务稳定，提高其经营农险的积极性，需要政府财政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后盾，通过再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分散风险。由于商业性再保险机构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承接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可考虑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采取中央财政控股、省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参股的模式组建，其注册资本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注资、地方参股、农村救济费分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节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级政府还应通过适当机制筹措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基金，例如从保户缴纳的保费中列支部分资金共同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用于弥补保险公司巨灾之年的亏损，借以平衡农业保险的经营。根据实践经验数据，一般以保费收入的10％计提巨灾风险基金比较合适。就全国而言，如果巨灾风险基金只提供60％的财政支持，在70％参保情况下，则每年需要财政预算安排5～6亿元。

4创新农业保险支持机制——以险养险。在提高保险公司积极性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大多数地区在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时都会提出“以险养险”这一措施，并把它当作解决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险养险”是一种对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公司中部分商业保险险种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并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亏损的方法。从上海等地的实践经验看，把以政府资源配置为主的保险与农险捆绑式结合，是弥补农险亏损的重要途径。为保证这一做法的顺利实施，在推行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通过多少商业性财产和人身保险项目养得起农险。第二，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保险业务的盈亏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险养险”中如何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险养险”才能真正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强力助推器”。

三、政策支持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参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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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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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

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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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农业体制的创新和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是在巩固的基础上，把小生产变为大生产，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企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是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力措施；扶持、引导扩大农民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走农业产化之路，是当前农村工作重中之重。

一、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主导产品，按照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经营的原则，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各个环节结成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在实现形式上表现为生产的专业化，布局的区域化，服务的社会化，管理的企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本质特征是：以市场机制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使三者之间由原来的单纯买卖关系变为以利益为纽带，以契约的方式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机制，实现利益一体化。

从制订战略性政策的角度来认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农业运行的全过程，其中除农业产品市场化外，特别重要的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和技术的市场化；二是推进农业运行的高度化。一方面是将传统的低级产业一一粮食种植业降低比重，通过发展其它种植业，用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农业高度化发展；另一方面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使农业向第二产业延伸提高其附加值，再则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和水平，使大工业技术和"实验室"技术能普遍而有效地运用于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三是实现农业运行的有序化，不但使农业生产各部门要有组织性地进行局部的分工与协作，而且还要实现全社会范围内农业资源的有序和有效配置。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从传统的产品生产演进到商品生产，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经营明显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产品农业。基于这一认识上的转变，将为政府制定和实施农业政策注入新的内容。如何实现农业增产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实现农民增收才是我们工作的中心。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产品市场已经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农产品短缺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过去一提到农业往往意味着农业生产以产出为首要目标，现在所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首先必须认识"经营"农业的真实含义，即搞农业生产要与赚钱挂钩；农业不再是过去的"从田头到地头"只求产出不求收益的统购统销的模式，而是要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一直延伸到"餐桌"，让农业经营者利用市场机制获得和投资其它产业－样的平均利润。农业不仅包括传统的种植业，也涵盖畜牧和水产养殖业的向产前和产后的延伸。在产业化经营农业的观念下，过去单个的某一种农产品都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或产业体系，整个农业将呈现为众多的各具特色的"链条型经济"格局。积极探索种、养、加相结合，农、工、商综合经营，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从根本上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竟争力，实现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发展，是制订和实施农业产业政策基本点。

"经营"农业还体现人们对农业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在对农业产品的质量和多样化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要求农业功能的多元化，出现了"生态环保农业"，"旅游观光和休闲农业"等新的内容，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者要实现质的飞跃，不仅要懂得农业生产的"田间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农业的经营管理，要树立竞争意识和品牌经营意识，讲究市场营销策略，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要借用工商企业管理的理念，用工商企业的经营之道去经营农业生产，推进农业的企业化建设。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另一种含义是对农业再生产过程的整合，它包括相关各经济利益主体的明确分工和利益的合理分享，这是"利益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最终能使各相关的利益主体都得到保障的同时实现降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市场成本。目前，农业产业经营实现形式是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行基地化，集约化生产，这种模式是由具体的农产品生产引发和拓展而成的。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基本上属于这个层次，虽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仍属于起步阶段。"公司十农户"，"订单农业"多受制于市场开发不力，流通渠道不畅及信用关系脆弱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时有增产不增收的现象，靠"田头摆卖"，小商小贩式地"惨淡经营"。因此，寻找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转和配置及在产业链上的分工与合作，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化市场风险，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应成为我国政府农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农业产业化经营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因而对政府指导和管理农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条件下主要是通过相关政府和法律为各参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制订政策的角度来把握，一是要发挥农民主体精神和首创精神，遵重农民意志，不搞硬性搭配，不搞一刀切，实行自愿、自觉的原则，以典型示范引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农民调整生产要素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效益。二是要加大各级政府农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定位的改革力度，从创造"产业化"农业和"经营"农业的良好环境出发，切实转变工作思路，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保驾护航。三是要重视农业产业化经营人才培养。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农业生产产品化的观念使农业商业化经营未能获得全社会认同，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奇缺。因此，要十分注重发现、培养农业经营人才，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积极引导具有市场开拓能力人才投身农业产业化经营。

二、关于农业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没有土地规模经营，就没有高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这是国内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朴素而宝贵的经验。农业产业化作为我国农业市场取向改革的继续和延伸，必然要求引入新的市场关系。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市场建设尤其为首，因此，必须加快培育农村土地市场，实现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目前我国土地经营大都停留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分包"这一层次上，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地块零散，调整频繁，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没有形成，极大地阻滞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另外，个体农民无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集体组织的弱化难于将分散的劳动集中起来，削弱了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后劲。这种分散经营的结果还会引致土地低效率利用，同时也无法满足"大农业"所要求实行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条件。笔者认为：制订相关并实施有关政策，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通过土地入股的方式实现分散的土地使用权再次集中，把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结合起来，促进农业土地资源向优势产业和优势龙头企业转移是当务之急，是我国解决农业产业化经营所面临问题的关键性工作。

前提下，平均分包形成的土地使用格局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的稀缺性进一步提高，土地经营格局的相对凝固化使想多耕地的人不能多耕，不想耕地的人又不能不耕；耕地的人不愿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不想耕地的人又不愿放弃所承包的土地。这样就不利于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集中，不利于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也不利于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平均分包土地只能解决农民基本生活条件问题，对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来说存在明显缺陷：（一）、农业粗放经营，规模过小。（二）、出现农户兼业或弃耕现象，土地丢荒，降低土地效率。（三）、国家集体因发展和建设需要征用农村土地十分困难，不利于农村城市化规划与发展，妨碍农村小城镇建设。（四）、土地开发和流转过程中经济利益分配不公。（五）、因征地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难以保障。为此，把解决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问题作为突破口，改"均田制"为"投包制"，实现土地经营从"公平"到"效率"的飞跃，是新时期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结点"。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的基本设想是：在不改变原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折价入股，农户土地经营权转换为土地收益权，土地经营从实物形态转换为价值形态，使土地收益和分配股份化，从而保证了农民承包土地的收益。，通过股份合作社（村、镇集体经济实体、农业公司）土地所有权的入股，把所有权同处分权分离开来，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不变，土地处分权在股份合作社里，收益权在农户手中，实现土地"三权"分离，这样使土地可以在股份合作社或更大的范围内集中、流动和合理规划使用，实现更大规模，更高起点上配置土地资源。农业也就能够由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由小生产转向大市场。

目前，我国正积极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三高"农业，逐步形成开发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业商品基地，对增加土地效益，实现农业专业化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农业基地化、专业化生产并非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终结，它仅仅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前端，是初级阶段。从土地使用权结构上来看，"基地化"生产，是以农户分散生产为特征的，是在有限的土地上集中了大量的农户进行同一品种、类型的农业产品生产。这种以分散农户做主体的生产模式，必然不能适应灵活地变换农产品种的生产。由于分散经营的模式自身存在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缺陷，农户的利益只能命系于目前单一市场功能的"龙头企业"，而这种带有明显"中介"性质的组织和农户之间并未能达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共识，脆弱的信用关系常常因为市场价格变化的不利影响而相互毁约，使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户利益得不到保障。

和我国中西部地区相比，广东顺德、南海、东莞等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要高一个层次。这里"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较好"、"农业科技投入较大"、"农村信息网建设较快"等。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敢于大胆革除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旧的土地管理体制，建立了加速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的机制，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顺德、南海在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建设中走在全国的最前头，早在1993年便开始了以土地使用权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这项改革在保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的前提下，改变土地分散经营的格局，从整体上对土地资源进行综合规划和利用，促进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通过向村民配置股权，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换为土地收益权，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地位，明确了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保障了村民承包经营土地的收益权。目前他们在进行"固化资产"改革，就是将村里集体资产、土地量化成为若干股，其中20%为集体股，80%为个人股。集体股所得红利用于村里公益事业各项集体福利，个人股按联产承包责任制或现在可以入股的人数平均分配，股份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流通、转让。土地管理权归村、镇股份合作社，股份持有人有投包土地使用权的优先权……。他们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一）、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重组。由于农户土地经营权由分散承包向投标集中招包方式转变，承包期内农田基本建设投入有了保障，大规模利用土地成为可能，建设农田"园林化、布局区域化、作业机械化、农艺规范化、经营规模化、服务社会化、管理科学化"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便有了条件。（二）、由土地资源的重组引发劳动力资源重组。因为推行股份合作制后，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使土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从原来不可分割关系转变为可分离关系，为部分有资金有门路的农民放弃对土地的"依恋"提供了条件。他们从被"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从事第二、三产业，加快了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组合。（三）、一部分有技术专长的农民（当地农民、外地农民和外商等）通过投标获得了发展规模农业和"三高"农业所需的"大土地"，使"龙头企业"的成长、发育有了根基。因为建立在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的龙头企业（即拥有自有土地使用权、拥有自有生产基地的大型农业经营者）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力军，一句话，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最终需要"大农场"的建设来奠基。（四）、实行土地"三权分离"，改变了原来因人均分包土地，使土地难于集中规划和合理利用的状况，为土地集中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创造了条件，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基本上没有形成，从全国范围来看，土地在农户之间的调整大都采用行政方式为主。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如果不能实现流转的市场化，那么农业产业化经营必定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土地市场化问题的研究，发挥政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充分照顾我国农民各方面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农业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用市场化的理念实现土地资源向大型龙头企业、农业公司集中，进而实现农业土地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三、关于龙头企业培育与建设

培育经济实力较强、具有健全销售渠道和较强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农业龙头企业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中，龙头企业担负着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化生产与农户经营的重任，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力量。

"公司十农户"的经营模式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按照"一体化"农业的要求，全面重新配置资源，形成一大批产业关联度大、技术装备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使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中占有相当份额，形成农业主导产业和产业开发体系，使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在农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有较大提高，带动更多的农户和生产基地，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目前，在未能形成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把龙头加工、流通企业建设好不惜为明智之举。农户可根据加工企业对农副产品原料的需求状况来调整自己的种养结构，将自己的生产进程变成产业链上的一个有机环节。这样，通过龙头企业的组织与带动，使众多的分散经营的小农户逐步走向专业化生产，从而在一定的经济区域内形成了规模化经营。大力发展加工型龙头企业，使更多的农产品在深加工中成倍增值，改变我国农产品加工能力不足，包装落后，销售渠道不畅状况具有积极意义。据了解，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大都在农业产值的三倍以上，而我国还不到80%。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加工程度－般都在90%以上，我国只有20%一30%。因此，必须把培育龙头加工企业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工作来抓。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应选择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方向，构建拥有自有农业生产基地的"大农场"才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的根本出路。目前，由于我国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带动力弱，普遍存在组织程度低，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尤其是企业与农户各个环节的联结上没有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稳定机制，影响了农户追求产业化规模经营发展的动力。因此，政府农业工作机构如何转变职能，创造条件，加快龙头企业尤其是具备市场开拓能力的大型企业建设和规范显得特别重要。: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经营的农业开发企业正发挥着重要的带动和龙头作用，这也是我国龙头企业建设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应充分认识并制订实施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国际先进农业企业管理人才和吸收先进管理技术。学习外商兴办农业企业的管理经验，积极推行农业企业化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外商资汛灵活、渠道畅通的优势，，拓宽销售渠道，拓展国内外市场，解决农民"卖难"问题。同时要突破引进外资只兴办工商实业的传统观念，大力倡导引进外商兴办农业。

培育龙头企业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真正将农业产业化模式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我国政府农业工作重心应放在支持、引导、协调、规范和服务上。实施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为农业发展提供诸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性技术服务，金融、信息服务等"公共产品"上。特别应避免培育龙头企业时政府农业机构具体介入，因为那样做将违背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要做到"四自主"的最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应清醒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诱导才是企业真正成长、壮大之道。出台引导、扶持政策为的是鼓励农业生产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之不断提高和改善农业经济效益，而不是因政策的实施或因政府的硬性捏合，象设立政府工作机关那样"人为造就"龙头企业，最终造成农业"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培育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削弱农业的组织创新能力，并让政府财政背上包袱。

四、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必然涉及到土地使用结构调整和农产品结构调整。这是农产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的结果。目前，我国农业经济所面临的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农产品的供需状况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急剧转变。从市场需求的变化来看，在解决了温饱和进入了小康阶段后，在食品需求当中，增长最快的不是作为原料的初级农产品，而是经过多次加工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消费者的食品支出中归初级农产品生产者的份额日益下降。相反，对肉、禽、蛋、鱼和蔬菜、瓜果类副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市场需求的变化方向已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明确指示农户缩减或淘汰目前已不受欢迎的传统作物和品种，特别是质量低劣的品种，而开发和扩大具有市场潜力的新兴作物或新产品种植成为农业企业家能否在农产品市场中获利的关键。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发生也发生了变化，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诱发农业工资的攀升，随着耕作方式的改变，种植业更多地依赖化肥、农药和农膜等现代物质的投入，由于这些投入品的价格不断上升，使种植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处在最不利的地位，粮食作物中的一些传统品种，尽管受到强有力的行政干预，种植面积仍然大幅度减少，农户们只好被动地应付那种"用最好的土地来生产最不值钱的东西"的政策。与此同时，新的、比较优势产生，使一大批新兴品种和优质品种的开发和引进，农产品结构正在广大农村发生深刻变化，再考虑到"入世"将带来农产品市场的整体开放，有理由认为，这种市场格局的深刻变化将导致全国性农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调整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正好是这一市场格局变化内在要求。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归根结底是实现在新的市场格局中的农业效益和体现农业结构变化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从制定政策的思路上考虑，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就必须把发展效益农业作为农业生产产业化经营的一项基本政策来实施。因为效益农业的实质是农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农业，因而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农业生产产业化的变革充分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显示了效益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高度一致性，这启示着我们必须为农业的政策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作出努力。因此，各级政府要从提高我国农业整体效益的要求出发，制订切合实际的可操作性的政策，鼓励农户对农业结构作深刻的调整。我国目前调整农业结构最大的困难是在对用地结构的调整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系列农业政策中对区域性粮食自给或基本自给目标的追求造成我国农业产出结构调整的范围和灵活性受到限制。如何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适应当前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重大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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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和《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关于“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的精神，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进行多种形式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验。但是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操作条件和操作规则问题。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不明确

为什么要试验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是什么?这是试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各地政府至今还不统一或存在众多疑惑的问题。他们说，办农业保险是中央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但我们地方花这么多的精力和金钱，有什么好处?加之中央没有相关配套政策，害怕遇到大灾还“吃不完兜着走”。这样，地方上的积极性会打折扣，而且这点有限的积极性也很难持久。有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能力给农业保险试验以补贴，而且还想从农业保险的经营中得到一些好处(从保险经办公司得到一些手续费收入)。这就更难期待农业保险试验的真正启动。

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组织和推动农业保险的费用分担无章可循

各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不可能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以行政组织和推动为主。有的试点省，例如浙江省、江苏省淮安市都将农业保险承保面作为试点市、县政府的业绩考核重要手段。因此，在推进的过程中，除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外，地方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的农经中心等都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宣传、展业、收费、查勘、定损、理赔工作。但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实际上是他们临时附加的一项工作，由于没有专门的编制和行政职责岗位，有关农业、财税、发改部门只能临时抽出一部分人员开展此项业务。鉴于我国农业经营的分散性和小规模经营，各地用于农业保险的宣传、展业、查勘、定损的成本相当高，而保险公司从所收取的保费中提取的经营管理费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给这些人员，这部分费用实际上还是由财政负担，但“师出无名”，有的试验地区根本没有这项费用，这些地方的区县乡镇基层干部也就没有积极性。这将可能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持续推进。

三、农民的自主投保意识参差不齐

农业保险对农业经营者来说虽然可以帮助他们分散生产风险，稳定其生产收入，保证简单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但是，由于农业灾害频繁，风险大，费率高，投保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不高(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庭收入主要不靠农业的农户来说收益更是相对有限)，农户购买保险的支付能力有限或者虽然有支付能力但不感兴趣，这就使很大一部分农民即使有政府的部分保费补贴也不会自愿投保。但对于费率相对较低、政府补贴较高险种(例如浙江温岭的露地西瓜保险)，农民感到有利可图时，其参与热情就比较高，甚至排队投保，100%投保。这种情况给农业保险经营如何平衡农民自愿投保和准确费率、适度财政补贴关系的研究带来了挑战。

四、地方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缺乏长效机制

不少省、市、自治区虽然在试点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时提供了一部分财政补贴(有的补贴保险费的50%，有的补贴35%)，但是，他们也担心全面铺开以后，财政补贴的压力必然增加。例如，江苏省金湖县现在只在该县的塔集镇开展农业保险试验，市县财政2005年的补贴额为13万多元，如果在全县推开水稻、三麦、养鱼保险，县财政每年将要为此补贴200多万元，而且这种补贴一旦实施，就不可能收回来，只可能增加，不能减少。因此，地方财政存在补贴的顾虑。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建立巨灾补偿基金的条件下，真的发生大灾需要巨额赔付时，财政兜不了底，到那时政府将失信于民。

目前能得到中央财政补贴的黑龙江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拿到了4400万元的补贴，但是不仅数额不足，而且都是临时性的安排，没有长期保证。这对于一家只有数千万元家底的相互公司来说，经营风险相当大。

五、中央的财政扶持手段和力度是一个未知数

政策性农业保险离不开财政支持，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支持。财政支持一般包括保险费的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在发生巨灾损失条件下的财政支持等。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条件下，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离开了中央财政的适当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恐难建立。而直到目前，中央财政没有任何有关政策期许和支持承诺，这是大多数省、市、区不敢进行试验的重要原因，即使开始试验的财政状况较好的省份，也对试验的可持续性没有信心。这一点也正是前20年农业保险试验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当时不少地区也曾给与农业保险以补贴，但是他们能补“一阵子”，难补“一辈子”。六、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缺乏巨灾补偿准备和分散直接保险经营风险的再保险机制

各地在农业保险的试点中发现，如果不出现自然灾害或一般性的自然灾害，农业保险费可以作为补偿基金积累起来；如果出现了较大灾害，农业保险可能会出现超赔(基金积累不足赔付)的现象；如果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损失巨大的自然灾害，靠农业保险的保费收人以及艰难的积累来赔付，很可能就是杯水车薪。这就要求农业保险必须建立“巨灾补偿准备金”，同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再保险机制，使得风险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有效分散。而现在，尚无一个省、市、自治区在试验之初就着手建立“巨灾补偿准备金”。同时，部分试验的省、市、区也没有安排再保险。缺乏巨灾赔偿准备，也五分散风险的其他安排，这样的农业保险试验经营就成了一着“险棋”，等于将风险都集中到了政府身上。

七、某些筹资渠道的随意性对正规制度建设效力有限

在一些试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地方，当地政府或保险经营机构力图拓展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渠道，寻求一些产业化组织、龙头企业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或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展业，但这种非正规手段和制度是一种自愿行为，没有任何政策和规则约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只可以提倡，不可能要求。有多大推广价值，对正规制度建设能产生多大效力，还无法预见，因此也恐难纳入正规制度建设中来。

八、缺乏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的其他配套政策

除了财政支持政策的缺失之外，农业保险试验的其他配套政策和措施也还没有踪影，例如：

1.税收优惠政策。迄今为止，对农业保险的经营尚无任何税收政策的支持。曾有“经营农业保险免除营业税”的不成文规定至今还没有明文认可。而所得税对农业保险原则上依然征收。实际上，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费率和高赔付，使农业保险的试验经营已经举步维艰，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可能的经营结余并不能将其当作利润，而应当将其作为非常年份的赔偿准备基金。取消33%所得税征收规定是试验地区的普遍期盼。

2.“以险养险”政策。为了弥补农业保险准备基金的积累和增强偿付能力，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之一是给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某些盈利性较好的商业保险险种，甚至对这部分险种也不征营业税和(或)所得税。目前的试验中也有不少地方在这样试验。但因为没有任何规范和依据，各地也只能各行其是。例如，江苏让承保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借助该渠道同时向农民推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浙江省把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动车辆保险”都指定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共保体”投保(7月1日“交强险”实施后尚无明文)，上海允许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公司经营“农村建房保险”、“农业机械设备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但是各地的做法或者毫无依据，或者只是将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当作一个保险市场上的一般竞争主体，或者对这部分非农险业务的税赋不免，因而对补充农业保险准备金或者“养险”的正面意义有限。

九、缺乏农业风险区域规划，费率厘定和调整没有依据

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教训表明，农业保险成功经营的基础之一，是做好农业风险区域规划。因为这是正确厘定和合理调整农业保险费率的最重要的依据。我国虽然试验了几十年的农业保险，但至今没有启动农业风险区划工作，这对试验非常不利。据浙江省的某些地方反映，该省某些地区农业自然风险比另一些地区大数十倍，但省里定的农作物保险费率全省各地相差很小(风险系数最大相差是1：1.6)，显然违反了保险经营的风险一致性原则，致使其经营公平性受到广泛质疑。因为出一样多或略有差异的保险费而获得风险损失补偿的机会大不相同，风险小的地区的农户只有向风险大的地区的农户做贡献的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低风险地区的积极性。但是，因为没有风险区划作依据，同时又没有相关经营的长时间数据资料积累，其调整难度可想而知。

做农业风险区划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或某一个政府部门能够完成的，需要政府立项并由各部门协调配合才能实施和完成。

十、专业技术和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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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发展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稳定农民收入的通行做法。但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自1982年恢复以来，一直发展缓慢。2006年农业保险费收入8.5亿元，仅占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的0.56%。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选择什么样的经营模式却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农业保险经营的客观困境及其障碍

由于农业保险标的——农作物及家禽家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面临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其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损失率和高管理费用率的特点，由此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很难形成。世界各国对农业这一特殊领域如何更好地开展保险进行了长时期的探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商业性保险经营模式

这种是保险人选择农业中不需要补贴或只需少量补贴的项目，按商业性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多为私人公司经营，西欧国家是典型代表。他们按照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经营要求，针对农业中经济价值高的标的，选择损失机会发生少但强度大的风险为承保对象。在西欧，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农业的雹灾损失十分严重，农作物雹灾保险成为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主要险种。另外还有火灾、风灾等，这些灾害发生机会虽然不多，却具有毁灭性。毛里求斯承保甘蔗等糖类作物、牙买加承保香蕉。这些都属于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对于高价值的农作物，选择适当的风险承保，采用商业性经营原则，完全可以获得经营的成功。经营模式下，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农民要支付足额的保险费。因而该模式在农业中的可承保面较狭窄。

（二）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

这种模式完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政策来开展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管理费用及纯保费给予大量补贴，投保农民只需交部分保险费用。一般讲，农民从农业保险中所得到的赔款收入大于他们所交付的费用支出，即从农险中得到了政府的净收入转移。因此，这种经营模式实质上是灾害救济与保险机制的结合，又可称为灾害救济性农业保险。该模式作为政府保护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政策，多为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公司经营。

在该经营模式下，农民对保险的有效需求迅速扩张，农业保险得以在广大地区普遍开展。北美国家和日本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他们承保了大多数主要作物的所有主要自然灾害及病虫害，即主要开展农作物一切险。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全额补贴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活动管理费用，同时，为了弥补农险基金的不足，还提供了1亿美元的资本捐助。日本既直接补贴管理费用又直接补贴净保险费。在1947～1977年间日本农险业务总支出为4953.83亿日元，而政府提供了其中的3265.59亿日元，占65%。农业保险早已成为他们提高农业生产投资和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保险，但却能使保险在农业领域广泛推行。

对于我国，灾害救济性的政策性保险模式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但它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补贴的基础上的。选择该模式的国家，大多是工业化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所谓工业化，实质是资源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动态再配置过程，是工业生产的资本化不断扩张并在经济总体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源不断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工业份额上升，农业份额下降。当工业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持工业化进一步完善外，还可以用于支持其他产业发展时，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受到保护，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大量补贴才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也只有在此时，农业只是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基础的地位会显得特别突出和光荣，农业将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怀，农业成为关系到整个社会生存的大问题、小行业。大问题应当受到关怀，小行业能够得到关怀。工业化的成长过程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支援工业阶段、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以及工业支援农业阶段，不同阶段的工农关系是不相同的。

据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农业与工业的净产值比例为14：86，城市人口率为40%，人均GDP为1300美元左右。据此，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化第二阶段，但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部分地区还处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农业补助工业，也就是说，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工业发展仍然需依靠农业提供的剩余积累推动。这一阶段的政府政策取向是农业挤压，通过不平等的税收、价格、资金投入等手段挤压农业以支持工业。第二阶段是平等发展，这时农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农业与工业各自独立发展，农业发展依靠自身积累。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离以工补农即农业保护阶段还存在一定距离，因而还不可能依靠工业收入来全面补贴农业。而且一些欠发达地区仍然需要通过挤压农业来发展工业。

那种认为目前我国应全面推行农业保护政策的观点，显然是一种超前意识。它只认识到了农业发展和农民需要保护的必要性，却没有认识到工业化阶段的可能性。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早已完成。农业保险实际上是他们以工补农的大政策之中的一项具体政策。把我国的农业保险放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现阶段农险要得到国家财政的大量普遍补贴，在当前是很不现实的。我国20世纪80、90年代的众多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就是由于受到了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取向的客观制约。

二、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现实选择及构想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农业保险曾经一度繁荣，当时形成了四种重要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一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商业保险公司自营，单独核算模式；二是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办或代办模式；三是保险公司组织农民之间的互助保险合作社的模式；四是民政部门办农险的模式。这些改革，一方面通过险种间互补、政府财政资助或民政补贴等方式部分解决了农业保险基金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与政府合作、组织保险合作社等方式减少了自身所承担的经营农业保险的风险，一度在90年代初使农险迅速发展。特别是1991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达到5.17亿元，比1990年增长1.5倍。

然而，这些保险发展模式都只是权宜之计，其制度设计本身存在致命的弱点，因而后来大都没能长久。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事实上是采用商业性保险模式来经营农险，却没有按商业性经营原则来选择和设计险种，有些在主观上是想按照政策性保险模式以扩大农业保险的经营面，事实上却不可能得到财政补贴资金来源的有力保障。正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同时考虑到保险公司商业性质的经营体制，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分近期模式和远期模式进行分阶段设计：

（一）商业性保险为主、政策性保险为辅的近期模式

“商业性保险为主”，是指保险公司选择一定的农业险种，完全按商业性原则进行经营。目前的财产保险公司大都是股份制企业，必须为股东利益考虑，不可能容忍农险的长期大量亏损。在保险企业得不到充足的外部补贴来源时，农险要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继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恢复保险的本性，按照商业性保险的原则来严格选择和设计险种。选择经济价值高的标的、事故发生少但损失强度大的风险作为承保对象。如小麦在田间生长，价值分散，但收割后堆放晒场，价值集中，这时万一发生火灾，干万斤小麦便毁于一旦。因此，众多麦农必然对麦场火灾损失风险的转嫁产生强烈需求。有些经济作物如烤烟、蔬菜、花卉、果类等，商品价值较高，对已形成规模经营的农户来说，他们也存在对生长期风险的忧虑和损失转嫁的需求，并且他们有足够的保险费支付能力。随着我国“三高”农业、外向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

“政策性保险为辅”，是指除了商业性农业保险项目外，允许少数经济发达地区通过保险公司内部的其它险种盈余补贴、地方财政补贴等手段对主要农作物或牲畜实行统保。其目的是为将来实行远期模式广泛开展的农业保险探索规律和总结经验。政策性保险的组织形式以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地方政府支持模式为最好，也可采用合办或代办模式。补贴应是固定的和事先确定的，补贴金额与农民所交保险费之和应与预期赔付额与管理费用之和相平衡。政策性农业保险要作为独立的地方经营险种单独立账、单独核算，免缴营业税、所得税，并且结余留存，作为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专户存储积累。政策性保险应由保监会统一规划和安排，选择有条件的发达地区试办。

（二）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为辅的远期模式

近期模式不能使农民普遍受惠。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进入农业保护阶段，政策性保险即可广泛发展，并在农业保险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远期模式要改变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这时的商业性农险只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充，为农民承保那些政策性农险以外的险种，或者为农民提供更高的保障。政策性保险体系的设想是建立事业性质的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经营农险及其再保险；通过国家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并实行法定保险的经营方针；国家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以必要的优惠政策。远期模式的具体设计为：

1、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各省、地、县设立其分支机构。由该公司经营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再保险。此外，允许农村合作组织经营某些政策性农业保险，但必须按一定比例向专业公司分保。

2、通过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专项基金。由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负责筹集、分配和管理专项基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提供该专项基金的一定份额。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再保险独立核算，免征一切税赋，经营结余全部留作总准备金积累，以备巨灾风险。

3、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牲畜商品的生产全部实行法定保险，政府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保费补贴。法定保险由中国农业保险专业公司及其指定的农村合作组织垄断经营。除法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外的商业性农险项目，全部实行自愿投保。各商业保险企业及农村合作组织对商业性农险项目可竞争经营，国家农业保险专业公司为之提供再保险。

远期模式是发展农业保险的一种理想化目标。虽然现阶段它不可能在全国同时实现，但是少数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提前实行。另外，远期模式必须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并要进行农业风险区划和费率分区，承保范围太小了，风险难以有效分散。

参考文献：

1、李军，FrancisTuan.农业风险管理和政府的作用——中美农业保险交流与考察[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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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自然环境优美、气候条件优越、人文资源独特、民俗风情淳朴，对市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海南已经开始进行发展休闲农业方面的有益尝试[1]。目前全岛拥有一批有一定特色的观光休闲农业园区，如万嘉果农庄、兴隆热带植物园、伊甸园山庄、三亚小鱼温泉以及南天生态大观园等。但是，总体来说海南的休闲农业发展与国内先进地区比较还存在差距，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存在很多问题。如各园区分散经营，缺少统一规划和有效的管理；大部分的休闲农业档次不高，海南独特的休闲农业品牌和热带水果品牌没有打出去，特色不突出；海南休闲农业的发展规模小，模式单一，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2]。热带农业和旅游业是海南的2个支柱产业，将二者紧密结合的休闲农业发展将是促进海南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也是海南建设为国际旅游岛的必备条件。

2休闲农业整合营销策略理论

2.1整合营销的概念

整合营销理论(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简称IMC)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相对于传统的强调由内而外、以产品为导向的4P外部营销模式来讲，整合营销更侧重于由外而内，以消费者为中心，理论核心是4C，要求关注客户的需求和欲望[3]。4P到4C的转变是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品牌为中心的营销转变，由零散战术创意向系统战略的营销转变。这种营销模式通过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价值为取向，制定统一的促销策略，整合各种促销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从而使企业的促销宣传实现低成本与强冲击力的要求，形成促销。整合营销运用在休闲农业中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观光景区的知名度，增加游客流量以及大众认知。

2.2休闲农业整合营销的必要性

2.2.1项目市场营销观念淡薄

海南虽然为旅游大省，但是主要局限于风景区的旅游，休闲农业的开发人员营销观念还比较淡薄，没有运用有效的营销手段来促进休闲农业的发展。在休闲农业的开发过程中，没有将休闲农业的资源合理整合并入到全岛以及周边的旅游开发大系统中，缺乏设计与规划，未对休闲农业资源和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可行性研究。目前，海南的休闲农业规划大部分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没有考虑客户的真正需求，在休闲娱乐以及景观修饰等方面依旧偏于城市化，没有融入海南的自然资源与文化内闲农业相比较，依旧逊色许多。海南的休闲农业缺乏引导和管理的主要原因是初期开发人员缺乏对市场的把握，目标市场定位不明确，导致了日后的经营管理陷入困境[4]。

2.2.2项目缺乏鲜明的形象定位

形象定位就是根据休闲农业项目的特点，导入人们熟知的生态、生物、人文、科技的形象概念，提出引人入胜、独特清晰的主题，如合肥城市休闲桃园的“桃花盛开的地方”[5]。尽管目前海南的休闲农业已经发展多年，但是其形象营销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益，政府投入不够大，宣传力度不够强，感知度和知名度也不够高，存在主题不清晰、个性不鲜明等问题。目前的休闲农业大部分是农民的自发发展，缺少政府和企业的规划、引导，导致偏离市场，形象宣传滞后，至今海南的休闲农业定位还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南休闲农业的开发、建设和推广。

2.2.3项目主体品牌意识淡漠

海南是一个黎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其浓郁的名族风情和独具特色的热带风光[6]，本身是具有极高的旅游资源和特殊的吸引力的，但海南大多数休闲农业的经营者是以农户为主，他们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生意，没有充分利用海南的优势资源，将文化内涵融入休闲农业的发展中，创造自主特色的品牌意识淡漠，海南既缺乏像湖南“益阳农家乐”这样的休闲农业公共品牌，也缺乏像北京“蓝调庄园”这样的企业品牌。目前，海南的休闲农业亟需打造既有品位又有创意和形象的休闲农业品牌，凸显海南的竞争优势[7]。

3海南休闲农业整合营销策略

3.1旅游和农业资源的整合

海南具有先天的旅游资源，气候宜人，景色迷人，生态养人，同时海南也是农业大省，农业资源丰富，物产诱人。将旅游资源和农业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不仅可以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提高农业产品的附加值，还可以利用农业提供的农业景观、农产品保障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高顾客满意度[8]。农业生产应该兼顾分析旅游业发展的需求，根据市场情况主动调整农业结构，根据顾客需要，为旅游者提供水果、蔬菜、旅游纪念品等农副产品，同时为旅游者提供具有特色的休闲农业体验，如台湾的休闲农庄以顾客需求为目的，对产品的潜在经济收益和市场销路掌握得非常清楚，“花开了农场”利用农业资源，种植了大量珍贵的奇花异草与树林，农庄保持持续缤纷创意，让游客能够深度体验农村乐趣，不定期地举办农业有关的教育活动、比赛。

3.2休闲农业形象的整合定位

休闲农业形象的选取定位应该依托特色鲜明的资源，包括海南特有景观资源、各种农业产品以及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将其进行资源整合定位，提炼出宣传口号，以鲜明的口号提升海南休闲农业的形象，增强游客的感知度和吸引力[9]。各级政府应将海南休闲农业整体形象的市场营销列入当地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范围，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专项经费用于打造海南的休闲农业形象，形成星级休闲农庄示范效应。同时应将乡村服务人员形象纳入休闲农业规划中，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人文因素在休闲农业中的素质和形象[10]。

3.3文化资源与旅游品牌的整合

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互动与整合是提高休闲农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海南的文化资源包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历史文化、民族风情。除汉族外，世居海南岛的少数民族有黎族、苗族、回族，各少数民族至今保留着许多质朴敦厚的民风民俗和生活习惯。黎族文化是海南本土文化的代表，拥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如：橄榄形建筑、船形屋、黎族的纺织、酿酒等[11]。海南的旅游资源更是极其丰富，拥有长达1500多km的海岸景观，绵延起伏的山岳，植被密布的原始森林，火山、溶洞、温泉等更是体现了海南的旅游特色。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将文化资源与旅游品牌进行整合，在休闲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注重挖掘海南岛历史文化传统，开发出具有海南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和农业产品，结合具有黎、苗民族风情的传统工艺旅游纪念品，塑造和传播品牌形象才能使休闲农业具有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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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双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一项“绿箱”政策，农业保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农业保险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展业困难。

(二)“双失灵”是造成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问题，在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着严重的“双失灵”现象。

1.市场失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规范的商业保险公司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农民没有交费能力；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农业保险缺乏竞争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现象。正因为此，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及其商业化经营的实践共同佐证了一点，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而我国政府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因此，要使农业保险走出困境，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应以政府为主体，突出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

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毛里求斯为例进行说明。

(一)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美国政府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通过提供巨灾保险(属基本保障水平)、扩大保障保险(属较高保障水平)、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四大险种，取代政府救济计划将农业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并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目前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订、费率拟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预测农产品价格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1995年起，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农业保险保费的31%的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业保险补贴平均占到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达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推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并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皆为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1—1988年间，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开支达42亿美元，赔付金额与投保金额的比例高达14：1。1989-1999年10年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08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就达到22.4亿美元。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此外，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虽然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昂贵，但是政府仍认为这是比救灾计划和政府直接经营更经济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项成功的农业保险模式，该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效率高。由于该基金只承保一种作物，业务简单、单证费用低，加之计算机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员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费用率仅占保费收入的7%(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15%—20%)。第二，费率拟定科学化。为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逆选择，该基金设计了多达100个档次的费率体系，费率体系的高度差异化能激励生产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费率档次，从而达到少支付保费又能获得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资收益高。基金的投资收入约为业务费用的150%，投资收入的50%用于基金积累，能够相应减少农民的保费负担，增强基金抗巨灾的能力。第四，商业化运作。虽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担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的职责，而且政府要求强制投保，但到目前，该基金从原保险到再保险完全采用商业方式来运作。

虽然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护、政府行政指导、财政资金支持、减免税费业务发展与农业信贷衔接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农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以及具体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38年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于1994年又制订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风险保护法》，计划在以后5年内提供总计82亿美元财政支出，补贴农业保险。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保险经营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适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一)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从对美国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进行。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二)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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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分摊和转移农业风险、保护和改善农民生活、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这些目标的公益性、救和安全性可能与保险业的盈利性相冲突。没有或者牺牲保险的盈利性，政府还要鼓励开办农业保险，原因在于农业保险属于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经济活动。

一、种养业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范畴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范畴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业的粮食食品，是不可替代的、人们生活必需的；养殖业的肉蛋食品也是不可替代的、人们生活必需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应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外的涉农的可保风险，如财产险、人寿险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应为以下几方面提供保障：

一是为植物食品安全提供风险保障。涉及全民植物食品安全的农作物应包括：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蔬菜、水果也应考虑适用政策性农业保险。至于棉花等作物，虽不危及食品安全，但因为是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作物，也应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

二是为动物食品安全提供风险保障。涉及全民食品安全的动物应包括：牛、猪、羊等家畜；鸡、鸭、鹅等家禽；养殖的鱼、虾、蟹等水产品。

三是为渔民渔船安全提供风险保障。从事海洋、大河捕捞的渔业生产，需要保险的保驾护航，应对渔民的人身伤亡和渔船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

在上述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内，政策性农业保险应主要承保旱灾、水灾、雹灾、风灾、冻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主要承保日常性疾病等动物死亡风险。对超出一般水平的巨灾，国家应另行安排救济和帮扶。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最大受益人是农户，但是农户获得保险利益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一是需要支付一部分保费购买保险，二是要在出现灾情损失时才能实现政府补贴带来的好处。农村可以实现人人有低保，但是人人皆保险尚需时日。所以，即使在政府补贴、龙头企业帮扶的情况下，农户购买保险也需要动员。在日本，加入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例如，水稻、陆稻及麦类的栽培面积合计超过1亩或3亩(日本制，下同)，才有资格加入。同时，一定经营规模以上的农户又必须加入农业保险，例如，北海道地区的麦类耕作面积4亩至10亩的，必须加入农业保险。在我国，保险公司可以采取以下模式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

一是对基地型农户进行保险。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载体带动农户参加保险，对基地型农户进行保险。基地型农户是指根据订单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农作物种植和动物养殖的农户。这些农产品作为工业原料从农户的田间、地头和院落、场房进入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广大农户与龙头企业形成了比较紧密的生产流程上的上下游关系、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基地与前沿关系。农业保险通过对订单农户提供保险服务，能够有效保障产业化生产基地的稳定发展，稳固产业化链条源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适当给订单农户部分保费补贴，组织订单农户参加保险，降低了农户的保费负担，扩大了保险覆盖面；为订单农户提供保费补贴，加强了公司与农户联系的紧密度，保证订单农户生产稳定，龙头企业原材料供应充足，有利于龙头企业扩大再生产，把农业产业做大做强。

二是对专业农户进行保险。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带动农民参加农业保险，对专业农户进行保险。专业农户是指种养业规模较大、技术较先进、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农户。专业农户往往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密切联系，保险公司可以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向合作组织内的成员提供保险，充分发挥社员之间信息比较对称、联系比较紧密的特点，相对集中地开展较大规模的保险业务。合作社社员比较集中，养殖规模较大，多数社员已成为种、养专业户，风险意识较强，投保积极性较高，农户之间的示范作用较明显。同时，农业保险还对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较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一般都有一个经营实体支撑，如饲料加工厂或屠宰加工厂，还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在保险的开展上，有的合作社对参加保险的饲养户给予饲料或销售上的一些优惠，这就吸引了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社，从而扩大合作社的规模。

三是对传统农户进行保险。以县级为单位对大宗农作物进行统保，对传统农产进行保险。我国的农业生产依然以传统方式为主，生产经营相对分散、地域差异较大，特别是大宗粮食作物保险的承保和理赔难度较大。对传统农户的保险难度更大，而传统农户经营的往往是传统的种植业，急需保险来分担和转移风险。

二、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帮扶方式

(一)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农业保险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农业保险，是全社会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的重要渠道。农业保险的开办历史表明，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都无法维持下去。美国作为世界级的农业生产大国，农业保险也办得较好，政府的财政支持更是一大亮点。目前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经济支持大致包括：保费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比例不同，2000年，补贴额平均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业务费用补贴，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另外，政府还承担农业部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

(二)政府通过条件救济支持农业保险

即便政府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农户还是有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保险对于农户来讲首先是一笔支出，然后才有可能在出险后获得补偿，农民并不踊跃参保。即使在美国，也在实行了把购买农业保险作为获得政府其他支持的条件后，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才获得突破性发展。1994年通过的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令，鼓励农场主购买农业保险，进而降低农场主对灾害救济的潜在需求。它规定，除非农场主购买了农作物保险，最少也要购买巨灾保险保障，否则他们不可能得到农业保护计划中的其他好处，即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新设立)、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等四大险种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了农作物保险计划。该法令还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福利，如农户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支持等，对农作物保险实行了事实上的强制参加。该法令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的投保率迅速提高，1995年，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达到2.2亿英亩，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

(三)政府通过立法支持农业保险

通过法律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范围、机构、补贴等各种内容和环节，使农业保险能够获得稳定、持续和透明的发展，不因政府官员的更迭而起落，不因市场的变化而消长。日本自1929年以来，有关农业保险的立法、制度及修改多达10部之多，对农业保险作物的品种、农业保险的准入条件、保险范围、承保方式、财政补贴、保险费率计算方法、保险费国库负担方式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也合理地利用了国库的财政资源，有效地保护了农户。

三、农业保险公司的营销渠道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三家试点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从对农业保险的政策研究、立法劝说、机构设置、产品设计开发、销售渠道建立、人培训、定损人员培养、统计、精算、资料收集加工，以及农业保险的宣传、推广和教育等方面，逐渐获得了经验和方法，试点公司也渐趋成熟。试点公司承担了农业保险的直接业务，通过开展农业保险的经营活动(销售、签单及其他服务)，具体实施政府补贴的农业保险计划。试点公司还培训、管理、监督和使用保险人和农险查勘核损人。农险查勘核损工作由农险专业核损人来进行，查勘核损人需经过专业农业保险公司长时间的培训，通过考核取得资格后才能从业。专业公司有动力、能力和愿景，将作为主业来看待，必将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

试点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专注，不只是停留在领导的一般号召与员工的象征性响应上，而是深入实际探索农民的需求、要求政府的财政支持、教育员工精做农业保险。试点公司应根据区域特点制定农业保险发展规划，并在农业保险业务上始终坚持按照试点区域的特点进行设计和规划。例如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吉林省是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i对国家粮食安全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该省近年来的畜牧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现实，公司在吉林省内主要规划开展玉米、水稻、大豆种植保险和规模化养殖保险，并主要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载体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根据畜牧业发达，要建设中国乳都的实际，公司在自治区主要规划开办奶牛等养殖保险品种，并与当地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结合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根据山东省种植业、养殖业均比较发达，小麦等粮食作物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是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出口基地的实际，公司规划在山东探索开办小麦、棉花、蔬菜、水果等种植保险和奶牛、肉鸡、水貂等养殖保险；根据北京在发展都市农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郊区农业比较发达的实际，公司在北京地区探索以奶牛养殖和水果、蔬菜种植为主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通过两年多试点，农业保险业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试点公司坚持围绕试点区域特点研发农业保险产品。比如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吉林省等试点地区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是种植面积最大、关系农民数量最多、事关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品种，公司集中研发玉米、水稻、大豆等大宗粮食作物的巨灾保险产品。由于内蒙、山东、吉林、北京的畜牧业也都非常发达，各试点省区的畜牧业生产都逐渐呈集中化、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公司相继研发了肉鸡、生猪、奶牛、肉牛、梅花鹿养殖保险，并根据各地养殖成本、风险特点等因素在具体条款中进行调整，体现区域特色。同时，公司还针对试点地区农业经济特点，相继研发了经济作物草莓、烟叶等种植保险条款和朗德鹅、水貂等特色养殖保险条款。作为试点公司之一的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降低农业保险开办成本，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保险服务，通过两年多来的探索，主要开辟了五个营销渠道。

一是与农业经营管理部门相结合的渠道。省农委领导的农业管理部门与农民联系密切，并在各个乡镇都有机构网络，人员专业性较强，素质较高，是农业保险业务的良好渠道。在吉林保监局和省农委的大力帮助下，公司与省农经管理总站签订了保险合作协议，全面启动并推进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二是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相结合的渠道。公司与省农信社联社签署协议，利用其在农村的营业机构网点优势和人员优势广泛开展业务。公司在开业当天即与省农信联社签订了全面协议，公司各分支机构与当地农信社关系十分紧密。2006年，农信社代办农村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全年为200多位死亡和伤残的贷款农户进行了赔偿。

三是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结合的渠道。公司已经与中国农业银行、省邮政系统等机构签订了协议，并与省农业发展银行正式合作。农村金融、邮政机构的兼业方式，在公司广开渠道建设的同时，也为农业保险在更深层次上的开展埋下了伏笔，探索了路子，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国外成功开办农业保险是和农村金融政策紧密相连的。

篇11

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了一些农业保险业务。1982年到1992年农业保险业务呈上升趋势，到1992年当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但保费快速上升的同时是居高不下的赔付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为119%。在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以后，过高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得不调整农险结构，对一些风险大、亏损多的农险业务进行战略性收缩，而其他保险公司则是退出农业保险的经营。1993年以后农险规模和保费收入也逐年下降，2000年农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继续缩减为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农险保费不到1元。我国农业保险远未发挥其化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作用。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考察我国农业保险20年来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农业保险主要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1.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农业保险业发展20年来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条款，使得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缺乏法律支撑；连WTO农业国内支持与保护的“绿箱政策”允许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保护条款，我国都没有有效利用。日益加剧的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凸显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的懦弱和不足，现有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远不能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2.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强度较低

我国农业保险在总体上普及率很低，覆盖面很小，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业务覆盖面较宽、有一定保险深度以外，全国农业保险承保率不及应保面的5%。1993年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高峰年，当年全国的粮食作物承保面为4.8%、经济作物11.1%、耕牛3.66%、奶牛1.87%、牲猪1.18%、家禽约1.3%、水产养殖2.5%、森林4.59%。除经济作物覆盖面超过10%以外，其余均在5%以下。1993年以后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的投保覆盖面进一步下降。目前我国种养两业95%以上均处在缺乏保险保障的状态之下，农业生产完全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包围之中。

3.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

我国目前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逆向选择严重，通常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急于投保，而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则不愿参加保险，造成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二是农险理赔复杂、特别是养殖保险核损较为困难，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骗赔的现象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

4.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营农险的风险巨大，农险的赔付率远远高于安全线。1982年-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其中有7年的赔付额超过投保额，开展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长期亏损。尽管免除了农险营业税，但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大，农险业务难以为继。而且我国农险存在着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弊端，这也导致农险经营的长期亏损。

5.农民投保意愿较低

我国农户小规模经营、农民收入不高，加之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农民投保意愿不高、投保面窄，农险业务不符合大数法则，使得农业保险公司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这也是我国农险日益萎缩的重要根源。

二、农地制度的局限性与小规模农户的经营风险

1.我国农地制度的局限性

20多年来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农地制度推动了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历史性的持久增长。但从制度的安排来看，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固有局限性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逐步暴露出来，家庭分散经营更加剧了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承包的有限性，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区域性种植、机械化耕作和集约经营；而且增大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劳动力及农业固定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农业生产收成的不确定性及市场的多变，单一分散的农户不能很好地运用价格、成本与利润的比较去规避市场风险，容易造成决策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振荡”状态。

我国农地产权激励不足这表现为三个特征：产权不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农民承包界定不清。产权不完善。农民拥有有条件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产权不稳定。我国农地制度多变，农户权利经常受到损害，无法实现土地利用长期利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与产权的自身特征——排他性、转让性、继承性是相违背的，使农民对固定承包的土地缺乏长期预期，在收入、投入、风险目标的制约下，不能实现有效投入和积累机制。因而对我国农户对有效抗击自然灾害的投入没有积极性，是不难理解的。

2.小规模农户经营的风险特征

在经历家庭承包后我国的农业土地制度没有出现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小规模兼业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对农户内部风险处理的研究显示，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农户防范和处理风险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国小规模农户经营风险及其特点是：

农户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特征明显的产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户既要应付农业的自然灾害风险，又要应付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价格波动以及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动等的市场风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等外部环境的变迁，农户在面临农业经营所固有的各种传统风险的同时，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大。

农户风险分摊的外部环境差在良好的市场体系中，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例如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等形式消除风险和分散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我国农户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其外部风险分散和防范的机制比较脆弱。现阶段农户对风险的防范和处理主要还是通过家庭内部及农户之间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而且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应付意外事故。对农户生产和消费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与不稳定性还缺乏有效的外部机制与手段来防范。

由于农业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程度高，农户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及损失都很大，商业保险往往不能承担这种风险。保险公司无法统一农户的行为，无法要求不同风险偏好和对各自风险评估不一致的农户都加入统一的农业保险计划，保险的信息高度不对称，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都十分困难。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外部机制安排在供给方面先天不足。

农民多是风险回避者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消费中力图回避各种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欠发达的农户抵抗风险和补偿风险损失的机制与手段的成本较高。我国农户承受不起风险较大的损失，大多数农户宁愿选择生产风险较小、收入水平也较低的生产方式，而放弃那些收益可能较高、同时风险也较高的活动。

我国农户家庭的小规模农业既受自然风险影响、又受农产品市场波动风险制约，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经济利益低下，农地制度的缺陷和农户的风险处理策略使得我国农户单靠自身力量是无力防范和承担诸如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风险的。

3.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设计

在土地家庭承包制条件下，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承担洪涝、干旱等巨灾的农业风险，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分散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针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特征农业经济结构特征和WTO框架下农业保护政策，我国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设计如下：

大宗农产品（粮棉油）是我国大面积种植的主要农产品，极易受到洪涝、干旱巨灾的威胁。大宗农产品涉及千家万个农户，拟采取政府统筹农业保险的措施：类似西方国家的农业保险，给参加大宗农作物投保的农户提供保险补贴或分担保险费。美国、日本等给本国农户的保险补贴达到农业投保费的45%以上，考虑我国目前财政负担情况，给予大宗农产品的洪灾保险补贴率可为30%；大宗农产品生产面广、经营分散，农业保险的运作成本高昂，为鼓励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事业，政府应当给予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费用补贴。

其他农产品，经济价值较高、生产经营效益好，可采用互助共济式——相互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非大宗性农产品是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采用相互保险模式可以起到风险化解与分散的作用。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目前实行农业相互保险机制的途径比较可行的是集资模式。由于单个农户实力有限，可以考虑以村民小组或村级经济集体为成员单位参与相互保险公司的集资和筹建。

在缺少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条件下，为鼓励更多的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考虑将农村其他保险（如财险、人寿险）纳入农业保险，享受农业保险的一些政策待遇。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将农村地区其他保险业务的收益补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亏损，从而分散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

改变国家对受灾地区救济救灾款的办法，将财政救灾救济款在内、甚至一部分扶贫资金等转化为以农业保险补贴的形式发放，这样既可以减轻对受灾地区补贴的随意性和地方政府对国家救灾补贴的依赖，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和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又可以推动受灾地区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同时改变政府和受灾地区人们只重视抗灾救灾、忽视农业灾害风险的防范和风险分散与转移的观念。

农业洪涝、干旱等巨灾的特点决定了巨灾保险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农业巨灾风险不符合大数法则，纯粹由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是不现实的。因此，为防范和化解巨灾风险、真正实现保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功能，政府就有必要通过合理的“市场干预”，建立国家巨灾保险保障基金。以巨灾保险基金支持农业水灾保险业务的正常进行，并且政府要作为巨灾基金的“最后的再保险人”，在巨灾基金不足以应付赔款支出或达到某一收支临界点时，政府应当提供强力的财政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发展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西方发达农业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保险费普遍参加农业保险。发达国家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经验，我国农业政策性保险实施途径：一是强制保险，在一定地区实施农业保险时，把农户贷款、技术帮助与投保挂钩；二是对给予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以保费补贴和对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费用补贴；三是对参与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参考资料：

篇12

农牧民受教育程度低，保险意识不强，即使政府提供大量保费补贴，农户也不一定购买农业保险，在补贴过程中还会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青海省属多民族聚居省份，现有少数民族人口269.28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46.98%。农民投保意识不高，制约了省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二）缺乏对财政补贴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青海省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农险补贴资金进行管理，保费补贴资金的发放、使用，补贴对象的核查等相关制度体系不完善。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进程缓慢，缺乏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有效开展的法律支持。

（三）财政补贴主要针对农户，对农业保险公司的补贴力度较低

目前财政补贴的对象主要针对参保农户，对保险公司的补贴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积极性。目前，青海省的农业保险主要由中国人保青海省分公司承担，经营和受补贴主体单一，同时再保险、巨灾风险基金等制度缺失，财政资金无法对配套措施提供支持。

（四）财政补贴标准难以确定

由于缺乏政策型农业保险数据库建设和相关分析技术，如何寻找财政补贴资金在政府、农户、农险公司之间的平衡，是一个需要长期加以研究的问题。

二、青海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基本思路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广和开展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农业保险制度设计涉及财政补贴对象、补贴保险产品、补贴方式和财政补贴资金安排等方面。

（一）补贴对象

农户和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的参与主体，也是财政补贴的对象。通过财政补贴农户，可以增强农户的购买力，使农户能够负担较高的农业保险费，从而提高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投保率。另一方面财政也要对承保农业风险的保险公司提供补贴，降低其经营成本，提高其承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二）补贴品种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农牧业生产状况有别全国其它地区，同时，青海省内各地区的农牧业风险又有所差异，因此，对补贴对象的确定要对症下药，因地制宜。目前，青海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针对大田作物、温棚蔬菜、油菜等种植业作物以及生猪、奶牛、牦牛等畜牧业产品，为满足农牧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在财政收入水平逐年提高的前提下，应扩展农业保险补贴的标的范围，新增露天蔬菜、高原冷水养殖鱼等符合青海农业特色的险种试点；同时，鼓励农业保险产品创新，尝试开办气候指数保险、农业收入保险等品种。

（三）补贴方式

1.保费补贴。

保险费补贴针对投保农民，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中最重要的支出，为各国所普遍采用，农业保险费补贴对于青海省来说，也是实际可行的。一般来说财政对农业保险费的补贴比例为50%～80%，较高的农业保险补贴比例可以提高农民的支付能力，扩大农业保险产品需求。2012年青海省加大了对政策性农牧业保险补贴扶持力度，各级财政保险保费补贴资金从上一年的7421万元提高到11445万元。目前，青海省已被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中央补贴省份，保费补贴资金主要由中央、省和州县按比例分担，非补贴部分则由农户承担。

2.经营管理费补贴。

青海省财政应安排一定的资金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补贴，以降低其经营成本和风险水平，以及保险产品价格，有助于农业保险产品供给和需求增加。经营管理费用的财政补贴，一方面提高了承保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补贴过程中又会出现委托问题，即会造成承保公司放松风险管理，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增强，由此降低资金运作效率。因此，应谨慎采用经营补贴方式，合理测定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经营费用，实施差别化补贴；在现阶段农业保险发展程度下，既要进行经营管理费用的补贴，同时又要让保险公司承担一定的经营责任。

3.农业保险配套制度补贴。

开办农业再保险，建立巨灾风险保障基金以及税收优惠是农业保险的重要配套措施。青海省农业再保险发展滞后，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方式单一，且没有建立巨灾风险分散保障基金等有效配套措施。发展农业再保险，通过农险公司的分保行为，可以更好应对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高赔付率，提高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性。考虑到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情况，可先从国家层面建立全国性的农业再保险公司，专门经营农业再保险，中央财政再拨付一定的资金，在其经营方面对其支持。同时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保障基金，青海省的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可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补贴支持及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共同筹集建立，基金应有政府专门机构管理，专款专用。未来，适时对巨灾风险证券化，通过将农业风险在各市场主体之间转移和分摊来进一步完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四）补贴标准

1.差异化的补贴标准。

财政在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时，资金需求多少，农户又承担多少是一个必须要明确的重要问题，而补贴标准的确定则可以为政府进行财政补贴提供决策依据。青海省地域广阔，省内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风险程度差别显著，制定差异化的区域保险费率、确定不同的补贴标准更符合青海省的实际情况。

2.区域保险费率的制定。

青海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标准的确定、各地区具体的补贴额度是多少离不开的对区域保险费率的制定，区域保险费率可按下列方法得到。

三、青海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实证研究

（一）农业保险补贴资金测算

测算的假设条件为：纳入保险补贴的农作物是青海产量较高的小麦、马铃薯和油菜籽三种；青海省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以农作物直接物化成本为标准（即保险金额以青海农产品直接费用计量）；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提供的纯保费补贴比例为80%（中央财政负担45%的保费补贴）；纯保费率假定在4%～6%区间内。以2012年度数据为基础，根据以上假设得到青海政策性农业保险所需资金。三种农作物100%投保的前提下，所需财政保费补贴总额是0.6亿元～0.9亿元，其中青海省地方财政应承担的补贴资金是0.27亿元～0.38亿元，这些补贴资金将为141.3万亩的小麦，125.55万亩的马铃薯和240万亩的油菜籽提供风险保障。农业保险在实际运作中，投保率不可能100%，如果投保率为70%，青海地方财政应承担的补贴资金是0.189亿元～0.266亿元。青海省地方财政薄弱，2011年青海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51.81亿元，2012年的收入为186.42亿元，增速仅为22.8%，明显落后全国其他地区；总体来看，青海省地方财政对农险保费补贴承担的资金虽不小，但这里仅是考虑了小麦、马铃薯、油菜籽等主要农作物，此外还有牧业、林业和渔业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补贴，这给青海地方财政带来较大压力。

（二）农业保险补贴对农民支付能力的影响

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单一，购买能力有限，同时农民的投保意识也十分薄弱，对保险存在偏见。政府对农民进行保费的财政补贴，可以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产品的支付能力和购买积极性。2012年政府财政补贴后，在100%投保下，对参保农民实际保险费用的上限进行测算。若农业保险保费全由农民承担，则小麦、马铃薯、油菜籽这三种农作物每亩的保费是23.23元、39.45元、12.4元，经政府给予农民保费补贴后，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为4.65元、7.89元、2.48元，农民保费负担得到很大减轻。从整体来看，2012年青海省参保农业保险的农户实交保费总额为2242.27万元，2012年青海省从事农业的人口为370.55万人，那么平均到每人实际支付的农业保险费额为6.05元。农业保险费支出在青海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属于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2012年青海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338.9元，在获得政府补贴下，农民实际承担的保费才6.05元，只占到生活消费支出的0.11%，农民完全具有支付能力，而且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影响不大，并未降低其生活水平。

四、政策建议

（一）提高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多方筹措资金

青海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中央财政的支持，青海省本身财政困难，补贴资金必须多方筹集。为满足以后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一是要扩大中央财政的补贴范围，将与青海省农牧民收入息息相关的蚕豆、温棚以及公益林为主的林业保险纳入补贴范围；二是要逐步提高中央财政补贴比例；三是实施多种中央财政补贴机制，如采取向农业保险经营机构进行差额补贴的形式，国家对“三江源”农牧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中，加大对当地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鉴于青海省农业保险的发展情况，从长远考虑，还必须拓宽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筹集渠道，多方筹集补贴资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缩减农作物价差补贴式的政策性补贴支出，转向农业保险补贴支出的扩大。

（二）强化农户参与农业保险意识

在农业保险的发展初期，农民对其往往认识不足，而一定的参保率是农业保险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可采取强制性投保和自愿投保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参保意识，通过各种媒体和文化活动，加强对农业保险重要性的宣传，以充分提高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使更多农户在财政补贴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