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级职称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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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这里所指的德国政治基金会是指与德国主要政党关系密切的6个政治基金会，即接近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亲社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drich-Ebert-Stiftung)，接近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s-Seidel-Stiftung)，亲自由的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接近联盟90/绿党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①ll-Stiftung)，以及亲1998年第一次进邦议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罗莎·卢森堡联邦基金会(BundesstiftungRosaLuxemburg)。

在上述6个政治基金会中，历史最悠久的要属亲社民党的艾伯特基金会。该基金会于1925年为纪念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帝国总统、社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而成立(注：艾伯特去世于1925年。)，并以其名字命名。该基金会于1933年遭纳粹禁止，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47年重新组建(注：另一看法认为，艾伯特基金会二战后重建于1945年，参见NorbertLepszy,PolitischeS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Opladen2000,S.501.)，总部设在波恩。

附图

其他五个政治基金会都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瑙曼基金会成立于1958年。阿登纳基金会成立于1964年，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联邦总理阿登纳的名字命名，与艾伯特基金会并驾齐驱为德国两个大型政治基金会，总部设在圣奥古斯丁(注：阿登纳基金会注册所在地为波恩，但其总部机构主要在圣奥古斯丁，参见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1“Name,Rechtsnatur,SitzundGesch@②ftsjahr”,,31.07.2002.)。赛德尔基金会建于1967年，伯尔基金会和卢森堡联邦基金会成立较晚，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

二、政治基金会的组织结构

德国各政治基金会的内部具体的组织建制各有不同，但其宏观组织框架是类似的。如表1以阿登纳基金会组织结构为例，政治基金会一般由会员大会、理事会和各专业职能部门等组成。政治基金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般为会员大会(Mitgliedversammlung)，会员大会成员的组成和数量按各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有所不同，人数一般在40—100人之间，如阿登纳基金会的会员人数限制在55人以内(注：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3.“Mitgliedschaft”,,31.07.2002.)，赛德尔基金会的会员最多不超过40人(注：Hanns-seidel-stiftunge.V.:SatzungderHanns-seidel-stiftung,§3.“Mitgliedschaft”,,04.02.2002.)。表2为“1999和2000年瑙曼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则进一步详细说明了对于各政治基金会都至关重要的联邦资金，究竟出自联邦的哪些部门。表中显示，瑙曼基金会(其他基金会情况类似)获得的联邦基金主要来自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联邦内政部(BMI)、外交部(AA)和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BMBF)。2000年瑙曼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共获得资金0.773亿马克，其中联邦资金为0.691亿马克，州资金为0.017亿马克，其他来源的资金为0.065亿马克，联邦和州的公共资金占当年基金会总资金的91.7%。在联邦资金中，4.09亿马克来自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占当年总资金的52.9%；来自联邦内政部、外交部和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资金分别为1.85亿马克、0.45亿马克和0.47亿马克，分别占当年总资金的23.9%、5.8%、和6.1%(参见表2)。

2.项目资金和“一揽子资金”

对于各政治基金会而言，在联邦和州提供的公共资金中占最大份额的是项目资金(Projektfinanzierungen)，即用于特定项目的资金，阿登纳基金会得到的项目资金大约占年资金总额的70%左右。项目资金的提供者主要是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外交部、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和议会。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第一，开展国际合作(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资金)；第二，向德国国内学生提供奖学金(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资金)；第三，向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外交部的资金)；第四，整理重要的文献档案(主要是各基金会所亲近的政党党团的文献档案)(议会的资金)。

各政治基金会除项目资金外还能从政府获得所谓“一揽子资金”(Globalmitteln)，即用于维持基金会各机构工作正常运转等的费用，阿登纳基金会得到的“一揽子资金”占年资金总额的近30%。“一揽子资金”的提供者是联邦内政部。尽管该项资金总额不像项目资金那么高，但是它用于基金会的人员开支和日常工作等开支，对于基金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一揽子资金”的主要用途有：第一，进行政治教育的大、小型会议和报告；第二，研究、咨询和文献整理；第三，出版刊物、举办展览；第四，人员支出、日常办公和管理支出及投资性支出等。1999年除卢森堡基金会外的5个政治基金会共获得该项资金1.92亿马克，当时新成立的卢森堡基金会第一次获得了850万马克的特别资金。多年来已经形成惯例，“一揽子资金”按照固定比例在原有的5个基金会中分配，即两个大的基金会艾伯特和阿登纳基金会各获得“一揽子资金”总额的32.5%，剩下的35%在剩下的3个小基金会中分配，从2000年起，瑙曼、赛德尔和伯尔基金会均分该项资金剩下的35%，各获得总额的11.6%(注：NorbertLepszy:“PolitischeSi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LizenzausgabefürdieBu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

Bildung,Bonn2000,S.504.)。卢森堡基金会是否按某一固定比率获得该项资金现在还未知。

联邦州以特别资金的方式分担基金会政治教育工作的费用，但只针对个别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用。

四、政治基金会的政治、社会功能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主要政治、社会功能在各基金会的章程中都有明确规定(注：参见Satzung:dersechspolitischenStiftungenFES,KAS,HSS,FNS,HBSundRLS,Bonn/St.Augustin/München/Potsdam/Berlin/Berlin,2001/2001/1993/1993/1998/2000.)，《艾伯特、阿登纳、赛德尔、瑙曼和伯尔基金会的共同宣言》也开宗明义指出，政治基金会具有在民主政治教育、国内外政治信息咨询、促进自由民主制度等方面的功能(注：参见GemeinsameErkl@②rung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ES),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Hanns-Seidel-Stiftung(HSS),Heinrich-Bll-Stiftung(HBS),Bonn/St.Augustin/K@①nigswinter/Müchen/Berlin1999,S.1,auchunter,

24.07.2002.)。概括而言，德国政治基金会最基本的功能和任务主要有：国内政治教育、提供奖学金资助、促进学术研究和开展国际合作。

(1)国内政治教育

对公民进行民主政治教育是各基金会在德国本土开展的核心工作。各政治基金会无一例外在各自章程中都把政治教育工作列为首要任务。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激发公民的政治兴趣、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强化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日、周末或一周研讨班、大型国际会议、中小型学术会议、主题报告会、专题讨论、出版书籍、杂志等，向公民普及政治知识、提高公民参政、议政水平。2000年，仅德国国内就有15万人参加了艾伯特基金会主办的近3000项政治教育活动(注：参见,23.07.2002.)。

(2)提供奖学金资助

各政治基金会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向有才智的后备人才提供奖学金或研究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或研究工作。各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既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也包括各领域的青年学者；既包括德国学生，也包括外国学生，而且对外国学生的资助成为基金会工作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基金会都有自己的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选拔人才。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之所以大力开展学业资助项目，目的在于一方面培养有助于德国向着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发展的杰出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向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使他们在完成学业后返回祖国，能够成为政治领导力量，或在经济、行政管理、教学和研究等领域担任要职，增加德国的对外影响力。

(3)促进学术研究

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是各基金会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其工作重点。各基金会的研究范围都十分广泛，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许多领域。有些课题与其它研究单位合作完成，研究成果通常以报告、论文、专著等形式出版。促进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加强政治研究与咨询工作，优化政治行为和促进国家、学术界、政界、经济界等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知识传递。

此外，各基金会还从事有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建有一些图书馆和文献档案馆，比如，艾伯特基金会拥有广泛、翔实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档案”和关于工人运动的丰富藏书的图书馆。

(4)开展国际合作

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是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与其国内职能并重的重要任务，各基金会为此都设立了专门部门，集中负责国际交流与合作事务。尽管该部门在不同基金会的名称会有不同，但其宗旨原则和实际工作是相似的，即通过信息与人员交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幸国际间不同文化的了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注：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S.1,,31.07.2002.)。德国政治基金会的国际合作情况在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目标和侧重点。一般而言，在亚、非、拉国家主要通过发展援助项目促进这些地区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发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项目在各基金会的国际合作事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项目的实施一般需要基金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机构合作进行。基金会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总目标则是促进这些国家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的顺利转轨。各基金会的国际合作范围并不仅限于第三世界和转轨国家，在欧洲、北美也开展了许多工作。

德国政治基金会为开展国际合作，在海外广泛建立分支机构，派遣自己的或雇佣当地的工作人员。以艾伯特基金会为例，它在西方工业国家有13个办事处，38名工作人员；在中、东欧国家设有27个办事处，99名工作人员；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个办事处，19名工作人员；中东和北非9个办事处，7名工作人员；亚洲太平洋地区有16个办事处，15名工作人员；拉美地区19个办事处，16名工作人员(参见表3)。

表32000年艾伯特基金会海外分支机构、人员和资金情况

西方工中、东欧撒哈拉以南

业国国家非洲中东和北非亚太拉美

海外事处13272091619

派遣人员6141971516

当地人员3285****

投入资金

(万马克)91016802470118017802360

*数字不详

资料来源：Friedrich-Ebert-Stiftunge.V.:JahresberichtderFriedrich-Ebert-

Stiftung2001,Bonn2002,S.58/65/76/77/78/79.

政治基金会足迹遍布全球，与所到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编织稠密的国际联系网络。政治基金会的非官方身份，使它们在国外信息获取的广度和深度上，成为官方信息来源不可忽视的补充。

【参考

文献】

[1]Konrad-Adenauer-Stiftunge.V..Jahresbericht2000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M].SanktAugustin2001.

[2]Satzung.dersechspolitischenStiftungenFES,KAS,HSS,FNS,HBSundRLS[R].Bonn/St.Augustin/München/Potsdam/Berlin/Berlin,2001/2001/1993/1993/1998/2000.

[3]Rosa-Luxemburg-Stiftung.GesellschaftsanalyseundPolitischeBildunge.V..SatzungderRosa-Luxemburg-Stiftung.BeschlossendurchdieMitgliederversam-mlungam14[M].Januar2000mitAenderungenvom25.November2000,Berlin2000.

[4]HennigVieregge.Parteistiftungen[M].Baden-Baden1977.

[5]NorbertLepszy:“PolitischeSi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LizenzausgabefuerdieBundeszentralefuer

PolitischeBildung[M].Bonn2000.

[6]RolfHalfmann.GrundsaetzederFinanzierungPolitischerStiftungen[DB/OL].,2002-02-04.

[7]Friedrich-Naumann-Stiftung.Jahresbericht2000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M].Potsdam2001.

[8]GemeinsameErkl@②rung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ES),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Hanns-Seidel-Stiftung(HSS),Heinrich-B@①ll-Stiftung(HBS)[R].Bonn/St.Augustin/K@①nigswinter/Müchen/Berlin,1999.

[9]Friedrich-Ebert-Stiftunge.V..JahresberichtderFriedrich-Ebert-Stiftung2001,2000,1999,1998,1997[R],Bonn2002/2001/2000/1999/1998.

[10]GerdLangguth.PolitischeStiftungenundpolitischeBildunginDeutschland,in:

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BeilagezurWochenzeitungDasParlament[R]19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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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引领教育技术化

当今社会已逐步进入数字化时代，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引领学习者学会学习、学会合作，从而使得学习者能够充分挖掘出自己的独特潜能与创造性。相应的，教师的教学模式也需要从传统的集体授课改变为能依据学习者的个性化特点进行定制，教师的授课习惯需要实现从关注教材的呈现到重点分析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需求的转变，让学习者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并成为合作学习者。

教育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而技术也是人类发展的产物，是使人成为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必然先天地以人的价值判断、以人的需求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教育技术的存在基础是教育与技术之“和”———使学习者不断“文化”和“人化”，从使得教育与技术相互交叉融合。例如美国新版NETS•T中十分注重数字化环境中教师教学设计能力的完备。数字化的学习教育环境使得教育逐步呈现技术化的特征。

顾名思义，技术是指人类为了某种目的或者满足某种需要而人为规定的物质、能量或信息的变换方式及其对象化的结果。技术规定了如何将一种物质(形态)变换为另一种物质(形态)，将一种能量变换为另一种能量，将一种结构、形态的信息变换为另一种结构和形态。教育技术化是指在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特征式微妙转化，“教育技术”不在教育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技术中。同时，“教育技术”是教育与技术的相遇，“教育”是实质内容，原本作为载体的“技术”也日益呈现教育的特征。在此前提下，教育与技术相济相合，育生教育技术，并促使其发展。另一方面，教育对技术的要求是不同的，因为技术是多维的，人的价值和需要也是多层次的。

二、教师在教育技术化过程中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作为教育功能的技术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解决学习者学习效率的问题，二是解决技术应该怎样为学习者人文化服务的问题。而教师恰恰在这两者的兼具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如前所述，进入新世纪，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此中教师运用其学科知识教和学，并运用数字化技术更新教学理念和模式，以便获得促进学习者学习、激发学习者创造力与创新性的经验。可以说，新时代的优秀教师必然应成为数字化时代工作和学习的表率，教师应展现出全球化和数字化社会中具有创新精神的专业工作者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与工作方法。

通过展示与推动有效运用数字化工具和资源，教师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树立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学校和专业共同体中表现出领导力。如果说20世纪末还可以成为传统学习方式和数字化(E-learning)学习方式的混合。如今后者已明显在挑战前者的管有地位。例如我们说教师最常用的技术是PPT，而PPT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代替粉笔黑板来呈现课堂讲授内容。但如果教师固步自封，就会造成教师改革理念的滞后，并由此引发对其他先进技术的降格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技术的深层影响。

在当今教育技术化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拥有一定的信息化教学设计能力，以培养学习者具有高度创造力为目标，能够决定何时选择何种技术，从变革需求出发，创建有效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架设满足学习者个性化学习的平台，改变学习方式、学习文化以及相应的组织方式与学习关系。

这一点在语料库语言学领域体现比较明显，数据驱动语言学习是语料库应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使得教师可以建立在语料库的研究基础上，同时吸纳语言习得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在语料库语言学的授课教师看来，教学研究所依赖的真实语言数据只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这种可观察、可量化和可描述的数据是探索社会文化语境中语言的意义与功能时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数据，教育在这里已经体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征。

三、有效利用教育技术化的价值特征

柯利认为，技术本身不负载价值，而是在技术的使用中，人的思想意识和经济利益导致了技术的价值负载。教师作为数字信息化社会教育技术的使用者，教育技术化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养，合理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掌握好各项技能的使用。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替代了教师的部分教学活动，但不管技术怎样发展，在教育这样的人文学科，更注重的是人本主义的发展，信息技术不可能完全替代教师在教育中的地位。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利用教育技术化的价值特征，正确处理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是信息时代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挑战。此外，学校的管理人员也要正确地对待信息技术，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技术推动教育的发展，发挥其价值的正向导向作用，而不能过分强调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须知技术是手段，达到教育的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

有学者成技术化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只要人存在，他就要追求自由，而人类追求自由离不开技术化。教育的技术化必然使得教育技术学成为显学，而教育技术的出现不仅仅改变了教育实践的面貌，而且也会带来理解教育的新方式———一种基于复杂性理论和开发取向的理解方式。

参考文献:

[1]安涛，谢英军.关系思维视野中的教育技术图景.电化教育研究，2009，(10):10-14.

[2]程桂芳，徐恩芹.新版NETS•T对我国教师教育技术培训的启示.继续教育研究，2009，(11):59-60.

篇3

1审计职业谨慎与成本效益的矛盾冲突

1.1审计职业谨慎与成本效益含义

审计的职业谨慎是指审计人员作为职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细心和慎重态度。它包括审计人员作为职业人员应具备谨慎者的素质和执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谨慎的追求两层涵义。职业谨慎主要是针对舞弊审计而言，因而主要预防审计失败风险。

成本效益原则是经济生活的一个普遍原则，审计的成本效益原则就是把从审计中得到效益与为进行审计而花费的成本进行分析比较，审计效益超过审计成本越多，审计越经济、越有效。对于审计的成本效益原则，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因其审计对象和审计环境不同，其内涵和外延也不同。因此，内部审计的成本效益原则是针对绩效审计的，最终目标实现审计增值。

1.2内部审计职业谨慎与成本效益的矛盾冲突

在审计实践中，职业谨慎和成本效益是审计人员经常遇到的一对矛盾。审计职业谨慎与审计成本关系实际上是审计风险与审计的成本效益的关系，审计职业谨慎程度越高，审计成本越高，审计风险越小，审计风险是审计成本的一个减函数。内部审计中过于职业谨慎一方面会降低审计失败风险，另一方面增加了审计成本，占用大量审计资源，降低审计效率，从机会成本来说，就放弃了完成增值审计所需时间、人力和物力；而过度强调成本效益会导致审计风险的提高，审计错弊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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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审计职业谨慎与成本效益的协调

2.1深刻领会和辩证执行内部审计职业谨慎与成本效益的合理平衡

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是所有审计人员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保证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的前提条件。但如果绝对保证审计结果的精确，那么审计成本可能没有极限，而且，审计风险也不会随着职业谨慎程度的增加而得以无限提高。因此，在内部审计实践中，深刻领会和辩证执行应有的职业谨慎与成本效益的合理平衡，实现审计的成本和效率的最佳结合，是做好内部审计工作的灵魂。

2.2内部审计应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

（1）如前所述，《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6号——舞弊的预防、检查与报告》第五条和《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第五条“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并合理使用职业判断”都明确指出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

（2）从我国内部审计的定义来看，审计监督仍然是内部审计的基本职能。2003年李金华审计长签署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对内部审计的定义指出“内部审计是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以促进加强经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可以看出，我国内部审计侧重监督、评价和服务。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还不长，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内部控制还不够健全，经济生活中的弊漏很多，需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因此，审计监督仍然是内部审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内部审计必须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

2.3内部审计应优先考虑审计的成本效益

2.3.1内部审计的“自我性”特点决定内部审计监督职能弱化

（1）内部审计的“内向性”特点决定内部审计对内部有关部门监督职能的弱化。一方面，内部审计在性质上属于组织自我约束的管理控制行为，当审计事项涉及到外单位时，审计人员往往难以进行调查取证；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普遍设置了与其它部门平行的内部审计机构，在形式上独立于其它部门，然而，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的各种利益密切相关，内审机构及其人员往往因利益关系制约、人际关系影响等等，使工作独立性不强，不能客观、真实、公正、深入地开展工作，作出的审计处理、决定也因体制上的制约而得不到有效地贯彻执行，在很多情况下，审计监督职能流于形式，监督性不强。

（2）内部审计的非完全独立性决定了其对本单位的监督职能无法代替外部审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内部审计曾一度把它作为国家审计监督职能的延伸，但效果甚微。内部审计是单位内部的一个管理部门，是“对本单位领导负责并报告工作”，如果内部审计机构把发现的问题直接上报给外部机构，这样的内审人员哪个领导还能再用呢？因此，内部审计特点决定了其监督职能无法达到外部审计监督职能的效果。

2.3.2坚持成本效益原则是内部审计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部审计外部化问题对内部审计职业界形成了压力与挑战。所谓“内部审计外部化”就是指组织将其内部审计职能部分或全部通过契约委托给组织外部的机构执行，这些机构中主要是会计事务所。内部审计职业界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这才是内部审计的必然出路。有为才有位，随着我国内部审计监督职能的减弱，内部审计如果不坚持成本效益原则，在增值方面没有突出表现，管理当局很有可能把内部审计业务外包给会计师事务所，将内部审计部门淘汰。

2.3.3强调审计的成本效益原则是适应内部审计目标转变的要求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在最新的内部审计定义中指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进组织的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这个新定义提出了内部审计的目标“增加价值和改进组织的运营”，我国《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也提出了我国内部审计的目标是“以促进加强经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从内部审计目标的转化可以看出我国内部审计的重点已经向管理审计转化，目的在于帮助组织改善管理状况，提供增值服务。内部审计提供增值性审计服务体现了内部审计作为组织内部管理部门的本质职能的回归。

2.4协调内部审计职业谨慎与成本效益的途径——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实现内部审计增值

增值型内部审计并非一种新的审计形式，而是一种内部审计理念。增值型内部审计就是以增加组织价值为审计的主要目的，它是内部审计从重查错防弊到加强管理、创造效益的一个转变。增值型内部审计与传统的内部审计最大区别是：传统的内部审计不注重增加组织价值，它开展的许多活动相对于增值型内部审计来讲是不增值，或者虽然增值，但由于所耗费的资源和成本大于增值所带来的价值，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是不增值的；而增值型内部审计全面转变审计观念，尽量少做不增值的审计业务，能增值的传统审计业务尽量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资源耗费和成本，重点拓展高增值的审计业务。开展增值型内部审计，寓监督于服务之中，在为组织增加价值的同时，发挥监督的作用。内部审计的增值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发挥监督职能创造直接效益。监督是内部审计的最基本职责，真实、合法和有效仍是内部审计致力追求的一种境界，内部审计人员通过适当的审计方式并遵循规范性的审计程序，帮助其组织发现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帮助组织减少损失，这是内部审计创造的直接价值。

（2）推动组织资产保值增值。资产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物质依托，是产出效益的最大载体。目前，有些企业资产质量低下，陈旧资产、闲置资产、呆滞资产占有相当比例；有些企业资产结构不合理，非经营性资产、不良资产居多；有些企业资产技术含量低、资产竞争力差等。作为内部审计应加强资产总量、质量管理、优化资产结构、促进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发挥整合、促进作用。

（3）完善组织管理，增加隐性效益，提高潜在效益。隐性价值应被理解为非直接性的价值，它一般是通过在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中充当参谋和顾问体现的，通过这种合理化的建议，可能会改变一个战略设想，可能会优化组织行动方案，从而达到完善组织管理，降低组织成本，提升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是内部审计增加隐性价值的重要表现。参与风险管理主要是协助组织高层管理鉴别系统风险、评估潜在风险、制定风险控制的策略、评价风险管理过程，为高层领导编制战略规划提供支持；对内部控制的评审主要检查内部控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寻找内部控制的薄弱环节，并提出强化内部控制建议；提供咨询增值服务主要指内部审计师利用其专业优势，通过提供更多的咨询服务如担任顾问、提供建议、协调工作和培训等等以增加价值并提高组织运作效率。

（4）改进审计工作方式，最大限度发挥内部审计威胁价值。内部审计还会产生“威胁价值”，即无论内部审计是否发现了问题，但因在组织治理结构中有内部审计的存在，客观上对组织内的经营管理者和其他职能部门产生威胁作用，使他们知道因为要不断地接受内部审计的监督与检查，不得不维持良好的控制系统和工作秩序，并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绩效。自然，这种被动的“自律”行为客观上导致了组织价值的增加。内部审计在审计过程中，不断改进审计工作方式，加强与被审计单位的沟通和联系，对被审单位不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与被审单位一起探讨管理和控制的缺陷、决策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及改进的可行性和应采取的对策，协助管理人员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各项活动，成为他们的热心顾问和有力助手。同时，将监督寓予服务中，在服务中发挥监督的职能，将更能得到被审单位管理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参考文献

［1］邹晶.也谈审计执业谨慎［J］.湖北审计.2003.

篇4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之下，国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何进行国际化发展，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竞争将成为我国企业今后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化进程阶段论

阶段理论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北欧学者在对瑞典4家制造企业进行深入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他们将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分成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不规则的出动、通过商进行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和直接在海外进行生产制造。这种发展是连续和渐进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由浅入深地涉足国际市场。

北欧学派用“市场知识”的学习道路来解释企业国际化的渐进式阶段发展。市场知识可以分为企业经营的一般性知识和具体市场运作知识，后者只能通过实际经营活动获得和积累，是决定企业在本国之外经营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正是这种市场知识的积累导致了企业国际化阶段发展的渐进性。同时，这些北欧学者用“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次序是依据心理距离或文化距离的远近进行选择的。选择的原因在于，相同的文化使企业的市场知识更易获得，企业的经营活动更易获得成功。

笔者认为，将阶段理论作为对现今企业国际化的一般性解释是缺乏完整性和客观性的。这种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一部分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规律，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第一，这种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相对落后的信息环境使企业获取和积累海外运作的知识有很大困难。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学习能力的提升，这种渐进的阶段形式可以回避的；第二，国际化进程的阶段理论是基于对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的调查和研究，以中小企业相对有限的市场知识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为前提，它在解释其他类型企业的国际化活动时，其适用性会明显下降；第三，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解释范围有限，虽然能够很好地分析制造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但对于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等类型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就无法用出口和生产活动的逐步演替进行解释。因此，需要有一种理论对于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更加全面合理的解释。

二、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企业依旧用传统的阶段理论指导国际化运作已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竞争。企业能力的竞争正成为国际企业间竞争的下一个主要战场，这种竞争不再是运用何种战略来提高国际竞争力，而是如何发展出相应的能力来达成这一目标的竞争，也正是企业的组织能力决定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状态和道路。

国际企业是通过向国外转移竞争优势来产生新的价值的，根据国际化水平的高低，可以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分为5个不同的层次，每一个层次的国际化程度不一，其向国外转移的竞争优势的数量和难度也各不相同，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越高，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

第一层次：出口。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简单层次，企业直接向国外转移包含了本企业竞争优势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是实物产品，也可以是咨询、广告、金融等小规模服务产品。大部分企业还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以适应不同地区市场的要求。因此，处在这一层次的企业需要具有国际化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的能力。

第二层次：合资子公司。由于企业对某地区市场或国际市场缺乏了解，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不足，而需要通过与当地公司合作的方式来进入该地区市场，学习市场知识。在这一层次发展模式中，企业的资源优势只有部分能够有效转移利用，因而合作者在当地的资源优势对于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在与当地公司的合作中学习到哪些基础优势是可以直接转移，哪些优势可以通过向合作者学习获得，哪些优势则必须调整甚至寻求其他优势取代。在这一层次的发展模式中，企业除了需要第一层次中的国际产品开发和品牌维护能力之外，更需要有建立、发展与当地合作者关系的能力。

第三层次：全资子公司。在此层次中，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子公司的功能逐步完善。制造企业建立自己销售队伍、产品仓库和销售渠道，建立和管理自己的供应链。服务业公司则在提供简单的本国延伸服务之外，在当地建立自己的服务渠道，乃至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创造出新的服务品种。在这一层次上，总公司需要对公司所拥有的竞争优势进行识别，对无法直接转移的竞争优势进行修改与调整，以适应国外子公司发展的需要，甚至寻找和创造全新的资源优势来保证子公司的发展。因此，在这一发展层次中，以公司本部为基地的资源优势的转移和调整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能力。

第四层次：跨国公司。随着公司在全球建立了多个子公司，并分别获取了资源优势，总公司的经营复杂程度大大增加，跨国界的管理活动越来越多，这就进入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第四个层次，即跨国公司层次。在这一层次，总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寻找和形成某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并根据全球发展的要求进行适当修改，继续向新的地区扩展，在全球市场中发展壮大自己。在此发展层次中，子公司、总公司间关系协调成为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这一层次的公司所需要的关键组织能力也正是组织协调能力，即如何发展与保持跨边界、跨职能的管理手段的能力，这种组织能力的强弱决定了该跨国公司的跨边界协调行动的多少、子公司间的联系牢固程度、国外经营单位的权力大小等多方面因素，处于这一层次的跨国公司也因而具有高度多样化的发展形式。第五层次：全球公司。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最高层次，国外子公司在整个公司的战略制定和优势形成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开始向公司本部及全公司内转移资源优势。这种子公司一般位于某些具有独特地方资源优势的地区，并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发展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整个公司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按产品、职能分工，甚至是地区总部形式的全球公司。这种全球公司的发展形式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分散在全球各地区的多重战略中心间的协调活动和多重资源中心间的优势转移活动对于公司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全球公司的运作需要有高水平的管理协调能力，需要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对公司进行比跨国公司层次更大规模的整合，在全球公司内部运用统一的标准和价值观消除这种大规模交流和协调过程中产生的障碍。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正是其国际化水平依据上述发展层次提高的过程。下表显示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层次和其相应组织能力。

三、组织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一般情况下，初步涉足国际市场的国内企业，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小的生产企业，都需要经历一个从对外出口、成立合资公司开始逐步发展的过程。通过这种渐进式的发展，不断学习海外经营知识，使组织能力逐步提升，从而保证该企业沿着这一国际化进程的方向往更高的层次发展。在这一点上，组织能力观点与阶段论是一致的。但是，现代国际企业发展的现实表明，各国企业由于发展历史、人力资源状况、信息技术水平、行业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国际化进程的途径已日趋多样化，而不再按照同一种模式发展。事实上，一家公司可以从任何一个层次开始其国际化发展的进程，这种国际化发展可以是向高层次（或低层次）运动，也可以跳过某些层次直接进入较高的水平层次运作。一些国际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的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兼并、收购等手段获得高层次运作所需的组织能力而直接进行发展。在如今信息经济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中，这种组织能力获得途径的多样性，使企业国际化进程也更趋多样化。

一家全球公司在世界不同地区也可能处于不同的层次，这同样取决于该公司是否具备了相应的组织能力。一些具备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处于较高国际化层次的欧美企业在进入亚洲、拉美等新兴市场时，仍然需要通过采取合资企业等形式，培育相应的组织能力。

这种基于组织能力的观点更加符合现代经济环境中国际企业发展现状，对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具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要逐步提升组织能力，稳扎稳打地开展跨国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为我国一些企业迅速提高企业组织能力、实现跨国经营的跨跃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参考文献：

1．鲁明泓．国际企业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