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算方法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测算方法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叶酸以8种辅酶形式存在于生物体内，为一碳单位的载体参与嘌呤、嘧啶等重要物质的合成。用于评价人体叶酸营养状况最常用的检测指标是红细胞叶酸及血清或血浆叶酸。目前，叶酸的检测方法已有多种，其中微生物法、同位素放射免疫法的使用最为广泛。

一、微生物法

微生物法是检测生物体内叶酸的经典方法，通常所用的微生物有干酪样乳酸杆菌（L.casei)、粪链球菌和啤酒小球菌属。此3种微生物对不同形式叶酸的敏感度不同。粪链球菌只对非甲基化叶酸敏感，如PteGlu、二氢叶酸(DHF)和四氢叶酸(THF)，可用于鉴别分析各种形式叶酸在不同检测物的分布。L.casei对单谷氨酸叶酸、含2或3个谷氨酸叶酸(PteGlu2、PteGlu3)及其还原型衍生物均敏感，是3种微生物中反应谱带最宽的一种，也是最为常用的菌种。它对含7个谷氨酸叶酸(PteGlu7)的敏感度很小，约为对PteGlu敏感度的1％，故有人认为L.casei对超过3个谷氨酸基团的多谷氨酸叶酸无响应。但有研究发现，L.casei对PteGlu4、PteGlu5、PteGlu6和PteGlu7的敏感度分别为对PteGlu的65.6％、19.9％、3.5％及2.4％，同时对某些形式的多谷氨酸叶酸的敏感度随培养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其机理有两种可能：其一，微生物在培养过程中合成水解酶，随培养时间延长，水解酶产量增加，促使部分长链谷氨酸水解断裂；其二，细菌在培养过程中细胞壁对多谷氨酸叶酸的通透性增加。所以，尽管L.casei对叶酸的反应谱带较宽，但如检测物中含有多谷氨酸叶酸须将样品在检测前加入多谷氨酸叶酸水解酶进行水解，使各种形式叶酸均转变成单谷氨酸叶酸，否则检测结果不能代表其叶酸总含量。

传统的微生物学检测方法是试管法，操作繁杂。1987年，Newman和Tsai［3］在进行食物叶酸分析过程中，对传统的方法做了改良，将96孔酶标板和全自动酶标板读数仪(酶标仪)引进方法中，大大减少了试剂的消耗，缩短了加样及人工读取检测结果的时间。如使用在对数生长期冷冻保存的L.casei菌种或／及对抗生素耐药菌株，还可使检测方法进一步简化。另有研究证实［4］，使用对数生长期L.casei菌种(ATCC7469)可使检测物培养时间从36～48小时减至18小时。O′Broin和Kelleher［5］用L.casei氯霉素耐药株(NCIB10463)对血清及红细胞叶酸进行检测，结果与传统的微生物法检测结果呈显著线性相关(r值分别为0.975和0.96)。使用氯霉素耐药株，可以省略试剂过滤消毒及无菌操作等步骤。

尽管微生物法灵敏度高，结果准确，但也有许多局限性，如整个实验周期长，批间检测结果重复性差，检测结果受样品中所含抗叶酸药物或抗生素成分的影响等。用β-乳酰胺酶处理样品后，可消除青霉素和先锋霉素等抗生素对叶酸检测结果的干扰［5］。

微生物法除可用于检测血清和全血叶酸外，还可用于检测纸血片叶酸［6］，检测结果为叶酸与血红蛋白的比值。由于纸血片标本制备技术简单，纸血片叶酸稳定性较好，故该法对大规模人群叶酸营养状况的流行病学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同位素放射免疫法

尽管微生物法得到各种改进，但仍因耗时大，操作复杂而不能得到广泛使用。7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同位素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叶酸。该方法具有快速、简便的特点，同时由于叶酸放射免疫试剂盒的出现，很快得到普及，尤其广泛应用于临床实验室。

放射免疫法与微生物法检测叶酸，除原理不同外，检测结果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对大量标本总体而言，两种方法结果相关性较好，但对个体标本，两种方法结果的差异较大。微生物法对多谷氨酸叶酸响应值低，不能直接用于检测叶酸含量。但微生物法对所有单谷氨酸叶酸及其衍生物的反应灵敏度相同，故在用叶酸水解酶处理样品使所有叶酸形式转变为单谷氨酸叶酸后进行检测，可得到准确的叶酸值。同位素放射免疫法对多谷氨酸叶酸反应的相对灵敏度有较大的差别，随着叶酸浓度增加，反应的相对灵敏度增加，但多谷氨酸叶酸的反应曲线不可能与单谷氨酸叶酸的反应曲线重合；另一方面，多谷氨酸叶酸与结合蛋白的亲合性与单谷氨酸叶酸相比较高，不同的单谷氨酸叶酸衍生物反应灵敏度不同，放射免疫法也不适用于检测单谷氨酸叶酸衍生混合物。由于上述原因，尽管放射免疫法可用于检测和评价叶酸的营养状况，但从定量检测的角度来讲，难以得到准确的叶酸含量值。

目前用于检测叶酸的放射免疫试剂盒已有数种，其原理基本相同，但不同的试剂盒检测结果也有差异［7］,主要区别有如下几方面：①竞争结合蛋白不同，或为猪血清结合蛋白，或为牛奶结合蛋白，或为β-乳球蛋白。(l)-5-甲基四氢叶酸与猪血清结合蛋白的亲合力好于多谷氨酸叶酸，后者又略好于单谷氨酸叶酸的其他衍生物，而5-甲基四氢叶酸的d型异构体不能与猪血清结合蛋白结合；牛奶结合蛋白与单谷氨酸叶酸和（d,l）-5-甲基四氢叶酸具有相同的亲合力，但对单谷氨酸叶酸的其他衍生物的亲合力各不相同，对多谷氨酸叶酸的亲合力高于对其单谷氨酸叶酸衍生物；β-乳球蛋白则对(d,l)-四氢叶酸的结合力较差。②配制标准系列的溶液不同，主要有两种，即缓冲液和血清。用血清作配制溶液与用缓冲液作配制溶液的试剂盒相比，检测结果偏低。③放射免疫法检测叶酸结果与试剂盒选择哪一种形式叶酸作标准品有关，如选择的标准品为(d,l)-5-甲基四氢叶酸，则使用此类试剂盒的前提便是假设检测物中绝大多数叶酸是以此单一辅酶形式存在的，从而使检测结果与实际含量间的误差增大。以上所述的各种因素可能是造成目前各类试剂盒检测结果间差别较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尽管各类试剂盒均有其相应的正常值参考范围，但各实验室还应结合与叶酸营养状况有关的其他指标，来确定本实验室的红细胞或血浆、血清叶酸正常值。

三、其他方法

1.气相色谱-质谱检测：血清或红细胞叶酸是目前用于评价叶酸营养状况的两个重要指标，且红细胞叶酸是反映体内叶酸贮存状况的客观指标，对诊断叶酸缺乏具有更为重要意义。微生物法、放射免疫法可以实现血清或血浆及溶血液叶酸含量的检测，红细胞叶酸均是通过某种数学公式，从溶血液叶酸、血清叶酸和红细胞压积等指标计算出来的。1995年，Santhosh-Kumar等［8］提出用气相色谱-质谱检测的方法(GC-MS)检测红细胞叶酸含量，填补了直接检测样品红细胞叶酸浓度的空白，该方法特异性好，灵敏度高，且结果准确。

2．色谱分析法:以上所述各种叶酸的检测方法，其检测结果均为单或／和多谷氨酸叶酸及其衍生物混合物的总量。即使是微生物法也因不同微生物对不同形式叶酸的生物利用率不同，无法进行某一种或某几种单谷氨酸叶酸衍生物的分析检测。70年代，有学者提出应用色谱分析法，包括高效离子交换层析、离子对分配层析和高效液相色谱分析(HPLC)技术分离提取各种形式的叶酸，但由于叶酸浓度低于检测器检测下限，人们不得不在应用色谱技术分离提取叶酸后，再用微生物学检测方法进行定量检测。因该方法费时，需要样品量较大，故其实际应用受到限制。HPLC-电化学检测方法对单谷氨酸叶酸及其衍生物的检测灵敏度高于紫外或荧光检测方法［9］，对四氢叶酸及5-甲基四氢叶酸的检测灵敏度是微生物法的10～50倍。此方法可用于人类及大鼠等多种生物样品叶酸检测，且检测前无需样品浓缩处理。这项技术的应用对体内叶酸吸收、代谢及转运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96年，Gunter等［7］发现，HPLC对全血叶酸的检测结果与Bio-Rad放射免疫试剂盒对同份样品叶酸的测定结果相近，但血浆叶酸的测定结果仅为其他方法测定结果的一半，作者认为尽管HPLC对5-甲基四氢叶酸特异性好，但在洗脱过程中有叶酸丢失的可能。HPLC技术复杂，不适用于临床常规检测。

3．离子捕获法:Wilson等［10］提出离子捕获法检测叶酸，该技术可谓叶酸检测技术中的最新方法，即在实验中，样品加入变性剂后叶酸与内源性结合蛋白分离，释放后的叶酸再与带有大量阴离子的亲合试剂结合，合成产物经过离子捕获池而与阳离子纤维结合，最后通过碱性磷酸酶与喋酸(叶酸的类似物)结合物对叶酸结合蛋白上游离结合位点的探查，定量分析样品的叶酸含量。该研究证实，离子捕获法测定血清或红细胞叶酸，其结果与同位素放射免疫法的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96和0.93。

4．其他方法:80年代后期～90年代，有学者相继提出用非放射性标记蛋白结合技术检测血液叶酸，其中包括克隆酶供体免疫测定法(CEDIA)［11］、酶联配体吸附试验(ELLSA)［12］、化学发光受体实验等［13］。CEDIA方法的原理在激素、地高辛及其他维生素的检测中已有应用，其血清叶酸检测结果与放射免疫法相近，该方法检测速度约为放射免疫法的两倍，又无离子辐射，操作简单，可作为一般实验室常规检查。不足之处为费用高，约为放射免疫法的2～3倍。化学发光法检测重现性好，灵敏度较高，对低浓度叶酸样品检测结果明显高于其他方法［7］。

20家研究所或临床实验室对目前用于检测血清及全血叶酸的几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7］，结果显示，血清叶酸和全血叶酸检测结果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27.6％和35.7％，部分样品用不同方法检测的结果可相差2～9倍，表明不同实验室的叶酸检测结果差异较大，不同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之间可比性较差。这种差异不利于正确地客观地评价某人群叶酸营养状况，同时也给制定每日膳食叶酸供给量带来困难。随着叶酸在巨幼红细胞贫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及神经管畸形的预防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确定统一的检测方法和参照标准，提高叶酸检测准确率的需求也日益紧迫。目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美国农业部等机构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1MRCVitaminStudyResearchGroup.Preventionofneuraltubedefects:resultsoftheMedicalResearchCouncilvitaminstudy.Lancet，1991，338:131-137.

2GreenR,JacobsenDW.Clinicalimplicationsofhyperhomocysteinemia.In:BaileyLB,ed.Folateinhealthanddisease.NewYork：MarcelDekker,1995.99-102.

3NewmanEM,TsaiJF.Microbiologicalanalysisof5-formyltetrahydrofolicacidandotherfolatesusinganautomatic96-wellreader.AnalBiochem,1986,154:509-515.

4HorneDW,PattersonD.Lactobacilluscaseimicrobiologicalassayoffolicacidderivativesin96-Wellmicrotiterplates.ClinChem,1988,34:2357-2359.

5O′BroinS,KelleherB.Microbiologicalassayonmicrotitreplatesoffolateinserumandredcells.JClinPathol,1992,45:344-347.

6O′BroinSD,KelleherBP,DavareA,etal.Field-studyscreeningofbloodfolateconcentrations:specimenstabilityandfinger-sticksampling.AmJClinNutr,1997,66:1398-1405.

7GunterEW,BowmanBA,CaudillSP,etal.Resultsofaninternationalroundrobinforserumandwhole-bloodfolate.ClinChem,1996,42:1689-1694.

8Santhosh-KumarCR,DeutschJC,HassellKL,etal.Quantitationofredbloodcellfolatesbystableisotopedilutiongaschromatography-massspectrometryutilizingafolateinternalstandard.AnalBiochem,1995,225:1-9.

9KohashiM,InoueK,SotobayashiH,etal.Microdeterminationoffolatemonoglutamatesinserumbyliquidchromatographywithelectrochemicaldetection.JChromatogr,1986,382:303-307.

10WilsonDH,HerrmannR,HsuS,etal.IoncaptureassayforfolatewiththeabbottIMxanalyzer.ClinChem,1995,41:1780-1781.

篇2

 

一、引言

“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制约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新疆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偏低，而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偏低的原因在于新疆农村居民观念陈旧和对教育和科技及医疗重视不够及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要增加新疆农民收入、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保持农村稳定，重点和核心还是提升新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亟需加大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以有必要对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可以解释美国经济增长超过投入要素的增长的经济现象[[1]]。Becker（1964）以微观经济理论为科学基础，使人力资本理论更加系统化[[2]]。Mincer（1958, 1974）在收入分配领域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3]-[4]]。Romer（1986）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业论文，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5]]。Lucas（1988）强调了人力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具有递增收益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6]]。

国内学者对农村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在于四个方面：农村人力资本的内涵；农村人力资本现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因素。而研究重点和核心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周晓和朱农（2003）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特别明显[[7]]论文开题报告。侯风云（2004）运用明瑟模型及其它的线性对数模型估计了我国农村不同形式人力资本收益率[[8]]。李勋来（2007）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产出增长的关系[[9]]。龙翠红（2008）选取1985年到2005年间的有关农村经济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在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10]]。孙健和白全民（2010）用改进的形成基础法测算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贡献率低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11]]。这些学者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对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主要是教育存量法，而没有考虑另外几种类型的投资，显然不能综合反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有必要对农村人力资本有个全面的估算。而且对于农村物质资本和农村产出的估算方法和结果差异较大，还需对农村物质资本和农村产出的估算作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发展新疆的背景下研究新疆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有其现实意义。

基于这种分析，本文在构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研究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新疆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找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视角下的新疆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试图得出一些有益于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结论，提出提升新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促进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测算

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进行测算，因子分析方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因子分析方法就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具有代表性且相互独立的少数几个公共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它的优点是，这些因子反映了原始变量所代表的关键信息农业论文，这将有助于减少变量的数目，方便研究多个变量间的关系。本文选择因子分析方法测算新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

（一） 评价指标选取

评价指标选择标准遵循三个标准：（1）指标的全面性。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包括国家、社会团体、个人；考虑投资结构，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在职培训投资、迁移投资；考虑投资的存量与增量。（2）指标的科学性。指标的选择依据人力资本理论，指标能较真实地反映人力资本投资水平。（3）指标的可获性。指标能从统计年鉴或网站直接获取，或者通过一定的计算可以得到指标的结果。依据这三个标准，本文选取了能反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综合水平的12个统计指标，评价指标如下1：

X1: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2；X2：农村平均文化教育及服务消费（元/人）；X3：农村中专以上比重；X4：农村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元/人）；X5：农村初级中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元/人）。X6：农村平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元/人）；X7：农村每万人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个/万人）；X8：农村平均交通和通讯支出（元/人）；X9：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10：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元/人）； X11：农村每万人拥有农业技术人员（个/万人）；X12：乡村就业人员占乡村人口比重。

（二） 分析结果

1. KMO和Bartlett检验

KMO检验是用于检查变量间的偏相关性，KMO统计量越接近于1，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当KMO统计量在0.5以下时则不适合应用因子分析法；Bartlett检验是对变量间彼此独立进行判断，如果相关阵是单位阵则因子分析法无效[[12]]。从表1可以看出，KMO值为0.652，Bartlett值为318.9249，P＜0.0001，所以适用因子分析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表1 KMO和Bartlett检验表2 特征根和累计贡献率

 

KMO检验值

 

 

Bartlett球形检验

 

 

 

 

0.65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篇3

关键词：练习设计；形成性作业；障碍诊断；“减负增效”科学化

文章编号：1005–6629（2014）2–0003–04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B

作业这个词在我国教育教学领域广为使用始于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之后。在俄语词汇中，作业（задание）还有功课、任务的意思，它的同词根词задача则是任务、习题的意思。упражнение也有作业的意思，但主要指练习作业和习题。在苏联教育学中，学生的实验室作业和实习作业是作业的重要类型。由此，通常认为作业是指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的学习性的活动任务，它包括练习以及以解决问题为主的设计及实践活动。可见，作业不仅仅是练习，两者之间是有些区别的。但是，时至今日，作业一词在我国似乎成了练习的代名词，加上基础教育的特点和教学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中学化学教学中的作业是以练习为主的，大量的是练习，通常所说作业设计实际上是指练习设计，实验室作业和实习作业大多用实验（活动）和实践活动来分别指称。本文在讨论作业设计时，相应地以练习设计为主，用意在于突出对练习设计改进的研究。

2005年，笔者曾经概括化学新教材中练习设计和练习教学的主要问题，并就存在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意见[1]。然而8年之后，就总体情况而言，教材练习设计与教学实际“两张皮”，各搞一套，形成巨大落差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应试压力越来越大，许多教师在练习教学中追求“一步到位”，达到新的程度；“题海恶浪”使学生苦不堪言，许多教师也无可奈何；少数人对“造海”和编造难题颇为得意，却没有重视练习异化的严重威胁日益临近：学生摔书、弃学事件频发，“读书无用论”重新泛起，“取消化学学科升学考试”的趋势日益明确……“物极必反”，先人总结的这个规律，应该唤起我们的警醒。不错，考试还是要的，恰当的应试教学是需要的，改革有关制度也不是教师所能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因循守旧，维持现状，无所作为，依然按旧认识、旧经验办事。我们都希望化学教育搞得更好，都不希望化学教育受到影响，因此，每一个教师都必须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如何消除痼疾，如何在教师职责范围内改革应试和练习教学，努力实现“减负增效”。

笔者认为，要实现练习教学减负增效，除了要坚持整体规划，系统设计，逐步提高，积极创新之外，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下列问题：

1 合理定位，注意跟课文融合

总的来看，目前教材的编写仍存在重“学”轻“习”、“学”“习”分离现象，对课文编写比较重视，练习编写有时只是起点缀作用，缺乏深入、有效的练习指导，助推了实践中各行其是。

实际上，练习属于问题之列，跟教材或者课堂教学中设置的问题没有本质的区别。有计划的、恰当编制的跟课文融合的练习不但能巩固、拓展、深化学生的知识技能，培养学生的能力，也能使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得到发展，具有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通过练习还可以获得教学反馈信息，利于教学调控，促进预定教学目标的实现。练习过程也是学生继续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此可以将练习合理地定位为：它不仅是“习”，也是“学”的重要方式和组成部分；要重视教材中练习的编写，加强练习指导，使它跟课文有机地融合，做到“学”中有“习”，“习”中有“学”。在教材中练习的编写尚未得到改善时，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可以做出适当的补充和调整。

2 有的放矢，重视练习的“形成”本性

在应试需要的驱使下，不少教师把练习变成了“做卷子”的过程，仿照终结性考试的编制方法来编制平常的教学练习，使练习丧失了应有的基本属性——形成性。久而久之，一些教师甚至不知道如何有效地编制形成性练习了。因此，重视和体现练习的形成本性，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促进“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2.1 前提：准确诊断

最有效的“形成”，是有的放矢的“形成”。为此，除了要研究和遵循学生学习各具体内容的一般规律外，还需要做好学习困难和障碍的诊断。

思维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习困难大多出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它们的主要类型有：基础较差型（包括知识缺失型、程序缺陷型等）；能力较弱型（包括策略无效型、经验贫乏型、思维缓慢型、不太熟练型等）；元认知失衡型（包括元认知缺乏型、注意不当型、缺乏反思型等）；以及情意问题型（包括信心不足型、害怕困难型、心不在焉型、易受干扰型）等。

进行学习困难和障碍诊断的方法主要有：基于任务分析的个别谈话、概念图表达、思维路线陈述、出声思维、行为观察以及诊断性作业等等。

2.2 关键：对“症”处理

在明确学习困难和障碍类型之后，可以用不同类型的作业配合其他方面的措施，作对“症”处理。例如：

对于知识缺失型，可以通过补救型作业、拓展型作业、应用型作业进行知识“补课”；通过分解型作业促进理解；通过对比型作业突出条件、特点；通过变式型作业促进对核心、本质、重点的掌握；通过强化型作业促进知识巩固。

对于程序缺陷型，可以通过矫正型作业、补救型作业纠正程序错误；通过诱错型作业消除错误定势、引起警惕。

对于策略无效型，可以通过分解型作业和综合型作业结合，促进对策略的理解；通过观念的方法论内涵演绎与样例示范促进策略的思考和累积；丰富题型知识，注意题型体验。

对于经验贫乏型，可以通过变化型作业、拓展型作业、应用型作业来充实、丰富经验。

对于思维缓慢型和不太熟练型，通过归纳型作业，以及有序和适当地增加练习量，以促进形成“图式*”，有利于思维提速和熟练解题过程。

对于元认知缺乏型，可以通过解说型作业，要求学生解说解题依据及过程，学习反思和换位换向思考，强化其元认知意识、知识和体验。

对于情意问题型，应以心理矫正方法为主，也可以应用激趣型作业、应用型作业、动手型作业来配合。

对于注意不当型，可以通过强化策略意识，改善情意心理来提高注意品质。

上述各种类型的作业都是针对学生薄弱环节的“形成性练习”，广义地说，这种“形成性练习”也包括诊断性作业在内。除此之外，还有不具有特定目的、旨在进行常规教学训练的“形成性练习”，下面讨论中的举例即可归属于此类。

3 划分层次，逐步“到位”

教学中的练习应该是由若干习题构成的有机整体，而不是若干习题的随意拼凑，应该根据预期功能赋予适当的层次结构：或者是变式重复，以求巩固、强化；或者逐步拓展，以求发展；或者是逐步深入，以求提高。

课时练习跟单元练习、学段练习以及升学应试练习要注意拉开档次，明确分工，不能“一步到位”。为此，需要先做好整体计划，并注意有计划地覆盖基本的题型。

对于学习基础不同、学习速度各异的不同类型学生，应该通过练习选择指导，分类提供适合他们的练习，使他们都能逐步发展、提高。

恰当地划分习题的层次是按照上述内容搞好练习教学的重要前提。怎样合理地给习题划分层次呢？通常可采用的方法主要是：

3.1 参照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体系划分习题层次

在B. S.布鲁姆提出教育目标分类法之后，曾任美国《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总主编的列品考特（W. T. Lippincott）教授等人就用来对化学试（习）题进行过分类。1987年，笔者曾经借鉴布鲁姆的分类思想、指导原则和编制方法，根据解答问题时需要涉及的认知操作，将中学化学试（习）题分为知道、领会或学会、应用、综合运用和创新等层次，测量它们的实际难度，发现这个认知序列跟难度增长有着很明显的相关性[2]。据此，可以参照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体系把习题区分为不同的层次（见表1）。

3.2 利用SOLO分类体系划分习题层次

SOLO（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意为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的结构）分类评价理论是由比格斯（J. B. Biggs）及其同事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儿童的心理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有不同的表现，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同一个学生甚至在同一个学科的不同知识点上都会处于不同思维阶段。教学不仅要关心学生的认知发展阶段，更要关注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寻找学生学习质量出现差异的原因，以便“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发展。他们把学生在学习新知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可以观察到的思维阶段称为“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结构”，根据学生解答具体问题时表现出的思维结构在性质和抽象水平上的复杂变化，假设学生在学习时存在由感觉运动的、形象的、具体符号的、形式的、后形式的5种方式依次组成的普遍发展顺序，并进而描述了每种方式下的反应水平，把学生的学习结果由低到高划分为前结构的、单一结构的、多元结构的、关联结构的和拓展抽象结构的5个层次[3]：

（1）前结构水平（Prestructural）：学生被情境中无关的方面及以前所学的无关知识所困扰或误导，没有真正理解问题，不了解相关知识，或使用过于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表现为任务没有得到合理地处理，回答问题时逻辑混乱，给出错误的或不相关的答案。这是最低级的水平，可认为学习者不具有回答该问题的能力。

（2）单一结构水平（Unistructural）：学习者只能联系与该问题相关的单一事件，找到一个线索或资料就立即得出结论，忽视了可能的内在矛盾，或者仅仅是靠记忆回答，而不是真正理解。

（3）多元结构水平（Multistructural）：学生回答问题时，能联系多个孤立事件，使用两个或多个线索或资料，但未能觉察到这些线索或资料之间的联系，未能对线索或资料进行有机整合。常常给出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未形成相关问题的知识网络。

（4）关联结构水平（Relational）：学习者能够把握问题线索和相关素材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概括归纳，将它们联结在总体的联系框架中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能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并将解答的各部分内容整合起来，使之具有统一的结构和意义。这表明学习者已对这个主题有充分的理解。

（5）拓展、抽象结构水平（Extended abstract）：学习者能概括一些抽象特征，把前面得到的整体概念转化到更高的抽象水平，或者拓展问题本身的意义，推广这个结构到一个新的主题或领域，表现出较高的创新能力。

以这个5层次发展序列为标准，可以把习题划分为不同水平（见表2），根据学生在解答问题时的表现来判断他所处的思维发展阶段。这就是说，SOLO法可用于形成性的学生学业评价。

4 探索负荷测算方法，实现“减负增效”科学化

要科学地“减负增效”，需要对负荷进行测算，而不是只凭主观感觉“毛估估”。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John Sweller）在1988年提出认知负荷理论[5]。他认为，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认知活动都需要消耗认知资源，如果所需要的认知资源总量超过了个体所具有的认知资源总量，存在认知资源分配不足的问题，会出现超负荷现象，从而影响学习效率和质量。认知负荷包括内在认知负荷、外在认知负荷和关联认知负荷。内在认知负荷与学习材料的性质关联，是由所学材料本身的复杂程度决定的，在信息要素高度交互作用以及学习者还没有有效掌握合适图式时，会产生高度的内在认知负荷。外在认知负荷是由信息的呈现方式和学习者需要的学习活动所引起的，它主要是由设计不当引起。关联认知负荷是指与促进图式构建和图式自动化过程相关的认知负荷，它也受控于设计者。外在和内在认知负荷不利于学习，而关联认知负荷有利于学习。认知负荷理论在20世纪90年展成为研究认知过程和教学设计框架的一个重要理论，但学者们对其涵义的理解始终没有统一[6]。

目前在管理研究领域，国际上有关脑力负荷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主任务度量法、次任务度量法、生理度量法和主观度量法。其中，主任务度量法是通过对操作者在工作中的表现来推算这一工作强加于操作者的脑力负荷，有很明显的缺陷；次任务度量法通过对操作者完成次要任务时的表现来推算，受到的质疑更多；生理度量法目前的可靠性不强而且依赖于多种特殊仪器、难于广泛应用；主观度量法则永远无法完全消除其主观性[7]。

笔者认为，在练习设计中对习题的主任务进行结构分析，有可能表征其复杂性，由此可以确定习题的静态难度（或称绝对难度）和推测学生的认知负荷极限，并进一步确定习题的层次。

试（习）题难度的标定方法大致可以分为采用客观指标的事后标定和主要采用主观指标的事前标定两大类型。事后标定大多以通过率或者得分率作为试（习）题的难度，在测验评价和试卷分析中已经广泛应用。对于试（习）题编制及其难度调控来说，事前标定难度比事后标定难度似乎更有直接意义，但是事前标定实际难度的困难要比事后标定大，其主观性也比事后标定大。目前，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试（习）题难度的事前标定，尝试根据影响因素来标定问题的绝对难度；提出了各种绝对难度标定方法，如多维度分析系统、任务加工信息数量评估法、认知复杂性评估法、认知任务分析法和关系-表征复杂性模型等等[8，9，10，11，12]。

一般说来，试（习）题的难度与其复杂性有关，对其复杂性系统地作具体分析，有助于确定影响试（习）题难度的主要内在因素并进而测算其量值。问题是由基质（或称预设、主题、已知等）、疑项和解3部分组成的，并且往往在一定的背景下产生，用适当的语言表述，在一定的情境中呈现。由此可以推测影响试（习）题难度的各种因素包括下列各方面：

（1）问题表述的准确性和鲜明性；阅读量大小。

（2）情境的复杂性；情境与问题以及学生认知经验的贴近程度，对建模以解决问题的启发性、便利性。

（3）基质（已知条件）中包括模块和图式在内的知识点的多少、隐蔽性、充分必要性；各知识点的关联复杂性。

（4）疑项和解的多少；已知条件与解之间的障碍与干扰的多少；中间任务或中间目标的多少（任务的复杂性）。

（5）解的开放性、指向性（搜索空间大小）。

（6）问题结构的多元性、关联性、拓展性以及要求的抽象-具体跨度大小。

（7）问题解决过程必须的策略及程序的复杂程度和熟悉程度，认知操作水平、逻辑操作数量，等等。

情境越复杂；试（习）题涉及的知识点（或知识组块）越多，知识的学习（应用）水平要求越高；任务复杂性越大、中间任务（阶段任务）越多；条件的隐蔽性和结论的开放性越大，障碍与干扰越多，问题的结构越复杂；解的指向性越弱，可采取的策略（图式）和程序越复杂，都会使试（习）题的难度越大。

不过，上述推测不一定可靠，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和修正，只能作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假设。例如，一般推测知识内容模块个数会影响试（习）题难度，然而有人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知识内容模块个数对试（习）题难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达不到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13]。

确定影响试（习）题难度的主要因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这些因素来建立模型准确地测算难度数值也不轻松。

5 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

除了合理定位，跟课文融合；有的放矢，重视练习的“形成”本性；划分层次，逐步“到位”；探索负荷测算方法，实现“减负增效”科学化之外，心怀精品意识，努力把练习和习题设计成精品，绝不苟且应付，对于搞好作业设计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还有一些问题也需要注意和解决。例如，一些教师总感觉到课本中的习题“不给力”，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仍停留在表面，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少，导致学生兴趣低下、缺乏主动性、对练习持应付态度、抄袭作业现象严重；随手拼凑练习多、重复多，选择题数量过度，造成“题海”高耗低效；注重学科特点不够，胡乱编造的“实际”题时有出现……在练习教学方面，教师讲评枯燥、狭隘，重结果轻过程，忽视知识构建，忽视思维培养，缺乏方法、策略训练，不注意透过现象看本质，难以达到举一反三效果；忽视个别指导，缺少有效的矫正和补救措施，加剧了学习分化……实践表明，文化内涵贫乏、人文精神缺失，会严重地牵制练习和练习教学水平的提高。

“减负”只是努力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从指导思想、教学原则以及练习的内容、形式和教学实施、批改、讲评等环节努力“增效”。限于篇幅，这里就姑且从略了。

参考文献：

[1]吴俊明，李艳灵.关于高中化学新教材练习设计和练习教学的思考.载于：课程改革的探索之旅——《课程·教材·教法》创刊30周年百篇精粹[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561～565.

[2]吴俊明，王槐.试论中学化学教学目标的分类[J].扬州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7，（4）：99～104.

[3] John B. Biggs，Kevin F. Collis.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Learning——The SOLO Taxonomy [M]. NY： Academic Press，l982.

[4]薛春兰. SOLO分类评价理论在高一化学教学中的应用[J].化学教学，2012，（12）：28～30.

[5] Jobn Sweller.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 [J]. Cognitive science， 1988，（12）：257～285.

[6]赵俊峰.解密学业负担 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负荷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7]崔凯，孙林岩，冯泰文，邢星.脑力负荷度量方法的新进展述评[J].工业工程，2008，11（5）：1～5.

[8][13]杜明荣.高中物理试题难度的影响因素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9]邵志芳，余岚.试题难度的事前认知任务分析[J].心理科学，2008，31（3）：696～698.

篇4

【中图分类号】 C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2-0026-03

第十届全国企业经济统计学年会于2016年7月16―18日在兰州隆重召开。会议由全国企业经济统计学会主办，兰州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重庆允升科技大数据研究中心和重庆誉锋宸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会议的主题是：“共享数据聚变时代下的经济统计理论及应用研究”。全国近百所高校、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博士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作了《201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北京师范大学邱东教授针对空间经济比较中由购买力平价推断存在的宾大效应等问题作了《BHPPP中的纯价比假设与宾大效应的弱存在》报告，厦门大学杨灿教授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扩展框架作了《产业关联测度与关键产业甄别》报告，暨南大学刘建平教授针对我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在新时代面临的问题作了《深化我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改革的思考与建议》报告，浙江财经大学李金昌教授针对大数据时代下如何理解统计学等问题作了《统计学与大数据》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徐国祥教授针对大数据时代统计学的发展作了《大数据、云计算背景下的统计改革与创新》报告，山西财经大学李宝瑜教授针对当前统计建模要求前提条件苛刻等问题作了《特征样本重复抽样建模方法设计与应用》报告，江西财经大学罗世华教授利用分形方法在非线性时间序列中的研究作了《多重分形时间序列非线性特征辨识及其应用研究》的报告。本届会议入选论文68篇，分为经济统计与政府统计、大数据与统计学科发展以及统计学理论及应用等专题展开交流。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经济统计与政府统计理论及应用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贾晓峰在《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变化定量研究》中，运用江苏最新公布的2012年投入产出等数据，分析了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深入研究了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变化的数量关系及内在机理，设计出多种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楚雄师范学院张无畏在《基于三角形中线的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路径研究》中，利用三角形中线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六种形式及其内部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六种形式之间的变化路径以及各种形式之间可能发生转化，一定是渐进的，不能跨越；每一种形式的数学约束可以用一组不等式表示；用三角形的三条中线来划分三次产业结构的六种形式，能简洁有效地表示这六种形式及其变化。

暨南大学刘建平、陈冬进在《名录库调查――基于行政记录的统计调查方法》中，为了破解抽样调查和普查费用不断攀升、无回答率持续升高、调查效率和数据质量越来越低、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等难题，提出将基于行政记录的名录库调查作为我国官方统计调查的新思路，阐述了世界主要先进国家使用行政记录进行统计调查的基本现状，讨论了建立名录库调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与传统的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方法进行了比较，总结了名录库调查在统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深化我国政府统计改革的若干建议。

东北财经大学屈超、杨森森在《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了2001―2011年东北地区按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变化，详细考察了企业的技术效率，发现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在观察期内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使用CCR模型和BCC模型，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得出相关结论。

暨南大学夏帆在《中国三大经济圈产业聚集现象之检验――基于微观地理数据的分析》中，使用了Duranton和Overman（2005）提出的第三代测度方法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的空间聚集现象进行了检验，发现三大经济圈的大部分产业呈现出聚集特征，呈现分散特征的产业不多；通过对距离上聚集特征的考察，发现聚集总是倾向于在较小的范围内出现，一般在50公里以内；分析了各个产业的聚集程度后发现三大经济圈聚集程度最强的十个产业各不相同，且都与各自的产业特色有关。

青岛大学张迎春、袁伟萍、管琪在《基于最小间隔树法的中国地区间购买力平价试算》中指出，最小间隔树法是国际比较测度各国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有利于识别不同国家经济的相似性，并尝试将其用于中国地区间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得出相关结论。

上海财经大学郑正喜在《产业关联效应的虚拟测度理论辨析》中，辨析了产业关联效应的虚拟测度理论（HEM）研究方法，认为其核心假设的实质是改变被抽取产业的主体属性，指出应当采用完全抽取的基础假设才能构建出相对合理的测度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集美大学陆晓倩、王立凤在《厦门潜力产业选择及与台湾产业对接问题研究》中指出，选择和培育合适的潜力产业可充分挖掘区域优势，建立和发展区域主导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考察厦门的产业结构及第三产业细分行业增长差异，结果显示厦门市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增长优势明显；借助区位商的定量标准探讨厦门与台湾在经济资源禀赋方面的异同，确定了厦门潜力产业选择的重点，并提出促进厦门与台湾潜力产业对接的策略。

重庆工商大学刘浩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R&D资本化》中，通过对R&D核算方法调整的动因，阐述了核算体系中增加研发支出核算具有的重大意义，系统整理了现有核算方法的利弊，在GDP框架下对R&D资本化的核算方法作了相应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针对R&D活动核算提出对策建议。

河北经贸大学王会英在《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研究》中，选取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经济总量、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外向性5个方面的16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采取客观赋权方法建立加法合成评价模型，并基于2013年的统计数据对河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了定量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

二、大数据时代统计学与统计学科发展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李勇在《基于物联网时代的工业大数据挖掘方法及应用研究》中，针对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时代特征，从大数据来源、基本特征、处理技术和大数据思维4个维度提炼出大数据的概念；阐述了数据挖掘基本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分析了物联网下工业大数据呈现的本质特性；比较分析了消费大数据和产业大数据的挖掘技术和分析方法的异同，指出工业大数据分析和挖掘中存在的难点和重点；结合工业互联网阐述了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

云南财经大学张敏的《多水平贝叶斯模型在大数据挖掘中的应用》从线性回归模型扩展到多水平线性模型，将线性回归统计学习方法的基本思路拓展到多水平线性模型，借助于贝叶斯统计方法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算法，将多水平线性模型应用于大数据的挖掘中并进行了实例应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洪在《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大数据分析方向）培养模式探索》中，从项目背景、国内外相关项目现状、数据分析师需具备的基本技能和课程体系设计4个方面，对当前大数据分析方向的专业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和探索。

天津财经大学杨贵军在《“数据工程”方向课程设计》中，从全国统计学专业数据工程方向教学联盟、“数据工程”概念提出的背景、数据工程师专业人才培养和“+数据工程”技能培训4个方面，详细阐述了针对大数据时代如何从统计学科角度培养大数据人才。

重庆工商大学李禹锋在《基于互联网白酒消费市场现状的大数据分析》中，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收集和清洗数据，借助词云图和文本挖掘技术等，对品牌销售额、品牌销量以及白酒香型、酒精度和规格的消费倾向等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市场的消费趋势作了展望。

闽南师范大学陈立双、祝丹在《大数据推动下中国CPI测算方法创新趋向与挑战》中，基于居民消费领域大数据对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了大数据在CPI测算中的可能应用路径，探讨了大数据推动中国CPI测算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趋向和面临的挑战，探讨了大数据在中国CPI测算的方法论问题。

三、统计理论与统计应用研究

天津财经大学杨贵军、孟杰、蔡凯月在《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人口红利测度――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的经验分析》中，阐述了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测度人口红利对全面掌握中国人口变化规律、科学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指出现有研究普遍仅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测度人口红利，忽视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综合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两个角度下，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测度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并得出相应结论。

华中师范大学王江涛、冯元化在《如何确定即时波动率核估计量的最优窗宽》中指出，在即时波动率的各种估计量中，非参数估计量因其能准确地度量即时波动率成为研究热点，但这类估计量在应用中面临最优窗宽的确定问题。其借鉴非参数回归分析中窗宽选择的思想，以即时波动率的核估计量为例，构建了一种能从数据中准确计算出最优窗宽具体值的算法，从理论分析和数值验证方面看，该算法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适应性和收敛速度。

厦门理工学院陈安全和浙江工商大学李海涛在《一种新的四格表独立性检验――基于回归模型的方法》中指出，传统四格表的独立性检验采用卡方检验，若采用回归模型技术将四格表中的定性变量量化后引入到模型中，同时利用回归模型中的系数显著性检验来检验四格表的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等效性和一致性。

楚雄师范学院梅莹在《经济新常态下云南省新的消费增长点培育研究――云南省城镇居民消费现状分析》中，针对云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数据，构建了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比较模型，得出相关结论。

重庆工商大学周世铭、付安瑶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新特点现状分析》中，通过文献资料分析、网络爬虫技术和问卷调研分析，对旧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和当前新媒体时代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三种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和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目前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