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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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盟角度东盟作为亚太区成立最早、发展相对完善的地区性经济集团，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贸易规模方面，东盟国家农业表现十分突出，其进出口额在世界排名分别为第五位和第二位，虽然，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出现一段时间的下降，但是，其恢复能力较强，且在未来，东盟农产品出口将获取较多贸易顺差；在产品结构等方面，东盟农业资源丰富，主要出口植物油、蔬菜和水果，进口为畜产品、水产品等；在国别方面，美国、欧盟及中国等是东盟主要进口来源地，出口则主要针对日本、欧盟及美国[5]。测算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产品总体效应方面，在CAFTA背景下，东盟进口迅速发展，且产生了良好的贸易创造效应，但是，并没有出现贸易转移效应，简而言之，在区内贸易发展的同时，进口并没有出现下降现象，究其根本，主要是受到东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影响，使得区域内需增长，进口需求也随之增加，且美国、欧盟等是东盟长久贸易伙伴，使得双边贸易更具稳定性。另一方面，重点产品方面，通过对东盟从我国进口的农产品测算结果分析可知，一般进口农产品表现出了贸易创造效应，与总量层面贸易效应分配模式具有一致性，其中蔬菜、水果及水产品在进口农产品中占比较高，且创造效应良好[5]。综上所述，东盟与我国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创造了供应目标，我国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出口效益，突出表现在水果和蔬菜两方面，但是，相比较而言，东盟获得的效应更高，立足于农产品贸易角度，CAFTA对东盟产生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二、促进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深度理解FTA战略，积极参与自贸区发展诚然，自贸区在建立时，要结合国家政治、外交等因素，但是，其最终基点仍然以制度化手段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自贸区建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并严格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在制定自贸区政策过程中，不能够盲目实施战略，要以实际情况为主，在选择贸易伙伴时，应该优先选择能够与我国实现贸易结构互补的国家，并给予适当开放的空间。另外，针对明确利益目标确定的敏感产品，或者国内需求量较大而不生产的产品，应该给予优先权，争取更多时间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优化，从而降低经济损失[6]。

（二）谨慎处理农业问题，侧重灵活与有效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贸区谈判、建设的敏感点，突出其特殊性成为自贸区战略关注的关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基础相对薄弱，是弱势产业。因此，在自贸区协定时，应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理性、客观判断农业在自贸区的优劣势，尽可能争取更多过渡期，并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政策及产业等方面的调整，以此来更好地参与自贸区发展，另外，也能够给予农业生产者足够的时间，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确保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应优先对农业利益得失进行讨论，了解和掌握自贸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一旦发现我国农业、产品及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应该拒绝谈判。通过谨慎处理农业问题，不仅能够有效保障我国农业稳定发展，还能够避免我国利益受到侵害。

（三）深入分析和研究，提供政策依据自贸区谈判作为一项具体、复杂性工作，具有明显的战略、技术等特性，在国家自贸区战略框架建立过程中，确定谈判路线，积极推进农业发展十分重要。我国自贸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参与自贸区产生的经济效益及对产业的影响，研究力度还不够，不能够为我国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我国应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力度，并积极学习国家先进研究方法，进行有效的评估，为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提供一定支持和指导。

（四）完善产业补偿体制，保障国内敏感产业在争取到过渡期时，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弱势产业一定的支持，并对受到损害的产业在合理范围内给予相应的补偿。通过政策、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不仅能够提高弱势产业的竞争力，还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重组，促进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目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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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韩国在整个部门限制自然人口的移动。专业服务领域中，没有开放医学牙科服务、助产、护士、物理护士服务，也没有开放有关能量流通服务、建筑物清扫服务。在视听服务中的电影、录象放映服务和广播电视服务部门，在国内是比较敏感的部门，所以至今没有允许。还有，保健、医疗部门没有开放整个部。教育部门，没有允许中小学教育及其他领域硕士论文。环境服务部门，没有开放有关卫生设施的服务。娱乐文化部门，把新闻提供、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文化服务、体育服务从开放对象中除外。运输服务部门，把内部水路运输、宇宙航空服务从开放中除外。

在市场经济里，形成了以WTO为中心的，与多边主义的接近，以及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媒介的与区域主义的接近两个方向。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表现出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还比较明显。与此相反，有相同利益追求的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则表现繁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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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写道：“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尧田：《国际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它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

资产阶级保护贸易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论”仅仅提倡保护本国的弱小产业，一旦这种弱小产业在政策保护下得到发展，成长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时，就主张国家立即放弃保护政策，以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制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发展中国家借鉴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贸易发展战略，涌现出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崛起，是与积极利用外援、及时接纳上游国家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分不开的。“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事实上，奉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多是发达国家，如欧盟、加拿大和美国，但它们的外贸量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国在1994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就高达1201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储玉坤：《1994年世界贸易发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国际经贸探索》1995年第4期。）。

总之，形形的保护贸易理论无一是主张闭关锁国的，这些理论都提倡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

二、保护贸易理论修正了自由贸易理论的不现实假定，发展了自由贸易理论

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主要有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论和以赫克歇尔与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两种理论在解释贸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们不能解释现实中发生在发达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和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公司内贸易，不能动态地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的变化，忽略了贸易利益在贸易双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护贸易理论是以自由贸易理论批评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贸易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明确或隐含的假定（注：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注：王小军：《新贸易理论书评——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之比较》，《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4期。）：

1.各国生产要素在本质上保持不变，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则根本不能流动。

2.技术水平固定不变，可自由获取，国际市场上消费者占主导地位。

3.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不确定性。

4.政府在外贸中不起作用，因此国际贸易在相互竞争的小生产者之间展开。

5.各国贸易总是平衡的。

6.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现实性，因此出现了对上述假定进行修正后产生的各种保护贸易学说。

（一）保护幼稚产业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贸易各国都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假定

保护贸易论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评古典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没有可能。”“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认为，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外贸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实施保护贸易可以迅速发展起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在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必须果断地放弃保护。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发展和补充。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说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贸易各国都可从贸易中对等获益的修正

伊曼纽尔和普雷毕什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论点得到了普遍的证实：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已越来越趋向恶化，自1980年起，初级产品贸易的平均价格下降一半，给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损失，每年高达500亿美元。1993年初级产品价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以美元计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减少、服务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增加的今天，在运输、保险、银行、通讯和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注：曾时：《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萨普斯福特根据从1962～1982年每年数据在二项回归分析中估计，非燃料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25”，“长期价格弹性可能比短期价格弹性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转变可能抑制农产品价格，因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其直接的收入效应可能很小，而通过国际收支约束加紧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会相当大，因而会全部抵消贸易自由化的预期益处。”（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

（三）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各国总处于贸易平衡状态的修正

凯恩斯主义认为，净出口属于总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进口则会收缩国民经济。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倡国家干预国际贸易，大力推动出口，抑制进口，保持外贸顺差。因此，凯恩斯主义又被叫作“新重商主义”。

正如希克斯所说，“造成英格兰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贸易方面丧失信心的主要问题是，旧的自由主义在巨大的失业面前无能为力，以及在积极的反失业计划中使用进口限制作为要素的可能性。人们当然不得不把这条思路同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点（几乎仅仅这一点）导致凯恩斯放弃自由贸易的信念。”（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可见，当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失业和经济衰退就必然导致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

（四）最优干预政策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市场完美无缺假定的修正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市场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场、扭曲的部门间工资差别、粘性工资与市场工资超过影子工资、分部门的最低工资和买方垄断，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缺陷意味着需要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非经济偏好（即发展新兴工业），因此，由戈登、约翰逊、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萨等人提出了最优干预政策理论，认为当市场扭曲是由国外而非由国内因素所引起，当经济目标属于对外部门时，采取最优干预的保护贸易形式被认为是最优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贸易的新旧挑战》，《经济译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古典贸易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和规模收益不变。事实上现代许多工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的单位成本呈现递减趋势。规模经济的存在要求每个国家的几家大垄断公司各自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而且每种产品应存在差异，以便在生产规模上取得收益递增的好处（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国的诺贝尔特·冯克指出：“传统的外贸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这一假设之上的。而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目前世界经济体制的一些根本特点。例如跨国公司和市场垄断的存在，国内外市场的区别及信息的不畅通。而恰恰在一些领域里存在大量非关税壁垒，不完全竞争是其中的主要标志。例如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半导体工业就是如此。”（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

斯宾塞和布兰德等人认为，某些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处于不完全竞争情况，市场经济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在这些行业中，少数大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参与有效竞争，他们可以影响市场价格，他们拥有的市场力量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转向本国公司，从而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可取得外部经济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对本国大公司给予补贴，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推迟或停止投资与生产，使本国公司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大大超过政府补贴。不完全竞争前提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的自由竞争贸易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贸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反对国家干预贸易的主张。而且，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种战略。他们对某些战略工业和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国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制造业的支持，对日本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国家对这些工业的支持和保护可以称为“保护高科技产业论”，是“保护幼稚产业论”的现代翻版（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业内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市场运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业理论以来，人们认识到市场运行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样，企业就有一种通过自身组织的巧妙安排来替代成本相对较高的市场来组织资源的内在倾向。表现在国际贸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公司内贸易来降低关税的支付的现象。“虽然有关公司内贸易的详细、准确的统计很难获得，但是一般都认为公司内贸易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邓宁发现在英国的子公司85%的进口和80%的出口属于公司内贸易，而在彩色电视机制造业公司内贸易的比率高达40%。利柯鲁(Lecraw)研究了日本在东南亚5国轻工业制品制造业的111家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的情况，他发现这个比率高达79%。”“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公司内贸易这种非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形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注：朱刚体：《交易费用、时常效率与公司内贸易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3期。）

（七）技术外溢和技术创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技术固定不变和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假定的修正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技术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可以自由获取的。但实际上，人类的生产技术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且获取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是需要花费高昂的费用的。

技术外溢理论认为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入错误的方向，使贸易各方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到影响。技术创新的大幅度进展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科研投资的鼓励。（注：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为了消除技术外溢对国民经济的误导和刺激技术创新，都需要国家干预贸易活动。

（八）国际竞争优势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论

波特在调查研究了10个国家100家大工业的情况后指出，当前的贸易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的某些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却失败了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汽车工业、瑞士在精密仪器工业，以及美国在化学工业方面比别国生产率更高，更富于竞争力，用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为了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禀赋；对产品的规模、标准条例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可影响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等。

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保护贸易是他们事实上实行的贸易政策，是其实行工业化和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19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革命，为了抵御英国工业品的竞争，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美国不断提高关税。1816年关税率为7.5～30%，1824年平均关税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外贸总额中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钢铁工业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和美国政府征收保护主义关税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过进口保护为钢铁工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车工业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水平，与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对其汽车市场的进口保护有着相当的关系……后来美国对大量的进口，也加强了对其汽车工业的保护。比如1978年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应急贷款曾使该公司免于破产；在政府支持下，该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车生产企业以自愿出口限制与美国合作；1995年美日汽车摩擦升级，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向美国汽车生产商开放市场。……在电子工业方面，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电视工业为例，日本的通商产业省曾把电视机以及与其相关的电子消费品作为发展出口的一个主要目标，进行保护，使之免于进口竞争；政府还允许七大电子企业在国内形成卡特尔式的联合。此外，日本国内复杂的分销系统也常常把国外电子产品排斥在外。”（注：罗丙志：《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行为与产业成长》，《国际贸易》1996年第3期。）

“事实上，没有保护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早期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英国和香港。”（注：［美］约翰·威廉逊：《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目前，发达国家处于经济“滞胀”的状态，美国等发达国家随着国际债务的不断增加，又举起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几乎整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发展史就是一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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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全面建成，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签订了三个主要协议，即《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根据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间的93％贸易商品关税降为零，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中国与东盟四个新成员(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则将在2015年实行零关税。同时根据协议，中国与东盟之间不仅在要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还要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将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随着自贸区内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减少和消除，自贸区的市场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市场范围的扩大会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此外，区域内资金、技术、商品的流动更加自由便利，有利于企业优化配置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便利投资者根据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重新安排生产布局，寻找更有效率、更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从而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货物贸易的影响

《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于2004年11月签订、2005年7月20日起正式实施，共有23个条款和3个附件。《货物贸易协议》规定，除已有降税安排的早期收获产品外，其余的全部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在正常产品中，产品又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两类，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可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在按降税模式降到5％以下时，可保持不超过5％的关税，在比一轨正常产品更晚的时间降为零。对中国和东盟六国，应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对东盟四个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但是，二轨产品的数目有一定限制，中国和东盟六国的二轨产品不得超过150个六位税目，东盟新成员二轨产品不得超过250个六位税目。

因此，2010年1月1日，只是一轨商品实现了零关税，加上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至此，中国一东盟之间实现零关税的商品比重约为93％，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这对于广东来说，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贸易壁垒的消除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自由贸易区除了要求削减关税外，而且还要求最大限度地消除非关税壁垒，这样，双方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比WTO更优惠的条件进入对方市场，部分原先不可能发生的贸易被创造了出来，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广东与东盟不同国家在不同结构产品上具有互补性，双方都从贸易扩张中获益。

2005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并启动降税进程，这对广东与东盟的贸易扩大带来了积极的效应。2005～2008年广东对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24.9％、26.7％、39.8％和20.3％；同期，进口增速分别为10.0％、16.4％、20.3％和7％。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2009年前9个月广东对东盟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长，进口降幅也大大低于全省进口降幅水平。

但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可能只是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一是由于这次实现零关税的商品在2009年都已达到5％或以下(见表2)，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税率相对降幅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货物贸易规模的提高。二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各自都规定了敏感商品，敏感商品的进口额不超过各自进口总额的10％。中国提出的敏感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部分化工品、数字电视、板材和纸制品等；东盟国家则提出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钢材、部分家电、汽车、摩托车等敏感产品。而广东的出口优势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这些恰好是属于东盟划定的敏感商品，不利于广东刺激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短期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但长期看，随着零关税覆盖面越来越广，贸易创造效果也越来越大。

(二)优化出口结构，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广东与东盟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广东优化出口结构。目前，广东出口产品中19.1％依赖美国市场，15.6％依赖欧盟，只有6.1％输往东盟。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广东产品常常受到欧美不少国家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贸易壁垒的限制，贸易风险很大。与东盟贸易自由化后，有助于广东产品拓展市场空间。虽然短期内东盟难以替代欧盟成为广东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但所占比重肯定会提高。同时，东盟国家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利于广东的产品规避反倾销风险。而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可改变原材料进口地、加工地，减少贸易战。

(三)广东在资源类商品、农产品、机电产品方面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07年，广东与东盟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2008年才略有降低。2000～2008年，广东与东盟的贸易逆差累计额达1007.13亿美元。从主要贸易国别看，马来西亚是广东与东盟贸易中的最大逆差国，累计逆差446.89亿美元，占广东对东盟贸易逆差总额的44.37％，其次是泰国，累计逆差305.88亿美元，占30.37％，第三是菲律宾，累计逆差254.26亿美元，占25.25％。广东与印尼贸易的多数年份是逆差，累计逆差57.09亿美元，占5.69％，但2008年与印尼的贸易实现了顺差3.36亿美元。

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资源禀赋差异使得自然资源匮乏的广东从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煤、天然橡胶、石油等资源密集型商品。第二，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上具有竞争优势，使得广东的农产品逆差扩大。第三，广东的加工贸易方式所导致，广东处于国际产业转移链的下游，即发达国家将部分产业首先转移到东盟国家，然后再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广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在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使广东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性生产基地，由此形成了广东从东盟逆差方式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再以顺差方式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格局。

广东正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对东盟资源型产品和电子元器件产品需求日益增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我国降低关税同样对东盟各国产生出口刺激作用。未来资源短缺的广东会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国家石油、石化、木材、纸浆等产品的进口。此外，东盟国家也会继续发挥农产品优势，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咖啡、棕榈油、椰子油、榴莲等，广东是进口较多的省份。

二、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东盟服务贸易的影响

2007年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服务贸易协议》是规范我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服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做出了新的市场开放承诺，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东盟各国也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开放承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会对广东产生以下影响。

(一)有利于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增强竞争力，扩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协议》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市场开放承诺都高于WTO，这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目前，广东与东盟各国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业、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成为必然选择。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当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以上，经济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进入“高额消费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内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技术先进的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出现平稳的趋势。广东与东盟老成员之间的人均GDP都超过2000美元，正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候，这无疑会给双方的服务提供者带来好处，促进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广东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也将有望大幅增长。特别是双方在货物贸易和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必然进一步增大对物流、金融、保险等服务的需求，会给双方的服务贸易带来新的机遇。

(二)广东可能在与东盟的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逆差目前，关于广东与东盟在服务贸易上的数据比较难以搜集，但在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上，东盟大多成员好于广东，在相互开放市场准入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广东的服务贸易也存在逆差。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数据，2008年，广东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2.9％(详见表2)，而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东盟成员中除文莱、老挝和缅甸数据不详，越南和柬埔寨的数据低于广东外，东盟其他5个成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高于广东，其中新加坡高达68.2％，居于领先地位；马来西亚为53.5％，菲律宾为49.2％，印尼44.3％，泰国43.2％。目前，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尤其是服务外包方面，东盟各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2012年珠三角地区的服务业比重达到53％，而且广东政府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广东的服务业竞争力也将提升，但广东与东盟的服务业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三、中国一东盟投资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投资关系的影响

在2009年8月15日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一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谈判，为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区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投资协议》是要在中国一东盟之间“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促进双方区域内的相互投资。因此《投资协议》提出了用“投资促进”的方式来实现“投资便利化”。所谓的“投资促进”就是鼓励中国与东盟组织投资促进活动，比如每年一度在广西举行的投资促进活动，以后可能还会在中国和东盟各地增加各类商贸配对活动。《投资协议》还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便利化”的具体措施，要求中国和东盟间在四个方面开展投资便利化合作：(1)为各类投资创造必要环境；(2)简化投资适用和批准的手续；(3)促进包括投资规则、法规、政策和程序的投资信息的；(4)在各个东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营业执照和许可发放的支持与咨询服务。据估计，《投资协议》生效后，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将有望增长60％。《投资协议》的实施将对广东与东盟的相互投资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有利于广东吸收更多的东盟国家投资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东盟就开始了对广东投资。根据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有关数据，1979～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累计4021宗，合同金额129.9亿美元，实际投资74.4亿美元，实际外资利用率57.4％，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520亿美元)的14.3％，占同期广东吸收实际外资总额3.48％。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实际投资额仍增加到7.69亿美元，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的13.9％，占当年广东吸收实际外资额的4.01％(详见表3)。2009年1～10月，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92宗，合同金额2.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1％；实际投资5.8亿美元。目前，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广东吸收外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目前东盟十国中，除了老挝之外的九个国家都对广东进行了投资，但投资额仍然主要来自东盟老成员。2002～2008年，新加坡对广东实际投资58.19亿美元，占东盟对广东投资总额的73.06％％，占首，位，其次是文莱，占6.32％，马来西亚占7.79％，泰国占6.91％，印尼占4.62％。

广东与东盟各国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上各有所长，产业互补合作有较大的空间。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电器、石化、汽车等产业，以及金融、航运等服务业水平较高，积累了比较先进的技术、人才和经验，具备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广东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力建设包括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广东还加大电力、能源、高速公路、城际快速交通等重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后几年上述领域投资将超过1500亿美元，涉及200多项重点项目。大量的投资机会将会吸引更多的东盟资本前来投资。而且，广东经济发展快、市场广阔，增加对广东的投资也为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二)有利于加速广东企业投资东盟广东对东盟投资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快。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累计在东盟设立企业162家，协议投资额达15.38亿美元。其中，112家企业是在2002年后设立的，占广东对东盟投资企业数的69.1％，涉及协议投资14.7亿美元，占广东省对东盟协议投资总额95.6％。

投资模式上，广东资本也在进行积极探索。从最初的单一企业对东盟投资开始向设立贸易合作区、集群投资方向发展。2006年，总书记访问越南时，确定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建立中国与越南经贸合作区，广东省深圳市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参与中越经贸合作区建设资格的城市。2008年10月22日，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在北京签约，规划占地面积800公顷，总投资约40亿美元，是广东在越南投资的最大项目。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作为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和重要载体，将会带动广东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成为广东省开拓东盟市场，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

《投资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广东企业到东盟投资。实际上，根据《投资协议》原则和宗旨，东盟国家已经纷纷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广东的资本。如泰国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启用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投资服务联络中心，中心由20多个政府重要部门组成，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信息与指导，并方便快捷地与政府各部门联络。2009年11月，当书记访问泰国时，泰国工业部长参差明确希望广东投资者成为该中心首批服务的外国投资者。此外，新加坡、菲律宾也建有类似的投资便利机构。

四、推进广东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也是东盟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它的建成将会给双方带来极大的期待，机遇与挑战并存。广东作为我国的开放前沿阵地，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有所作为，积极推进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