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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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与西方经济理论比较，我国关于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研究将在较大程度上借助西方主要的储蓄理论，并且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必要的修正。

论文将居民储蓄定义为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去个人消费的差额。其实物形态有金融储蓄与实物储蓄两部分。金融储蓄包括现金、存款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的增加量；实物储蓄包括本期购买的各种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价值非一次性损耗的商品扣除折旧后余额的增加量。但在分析过程中由于数据原因无法沿用此定义时，将做必要的修正。

二、关于研究方法

论文以实证分析为主，根据各种被认为可能会对储蓄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依次对绝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检验得出两类结果。第一，证实不同理论对于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适应程度，以及该适应程度随经济环境变化而改变的性质；第二，确定影响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据此建立预测模型。

被认为可能是决定我国居民储蓄行为模式的主要因素有：强迫储蓄，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率，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社会保障，信贷约束，遗产动机。论文的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就这些因素的分析依次展开。各章基本上循理论探讨、建立模型、模型检验和对检验结果分析的思路进行。当对各国素的实证分析依次完成后，即确认出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关于基本结论和基本结论形成过程简述

l、我国基本国情决定1979年以前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主要被绝对收入理论解释。1979年以后这一特征依然存在，但逐渐减弱。生命周期以及永久收入理论这些具有跨时预算约束特征的储蓄理论，对79年以后的居民储蓄行为的解释力迅速增强，并且形成预测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角度考察，绝对收入理论对于1979年以前的居民储蓄应该有较好的解释效果，但数据方面的原因使实证分析结果难以对此给予有力的支持。79年以后对绝对收入理论的检验效果较好。这—现象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解释。第一，分析期间较短，只有14年，不足以暴露绝对收入理论关于长短期实证结果不一致的矛盾；第二，居民收入水平由很低速提高，可以表现为很好的收入水平决定储蓄的特征。

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对1979年以前的居民储蓄解释效果很差。主要原因在于居民过低的收入水平。1979年以后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决定了这两个理论的解释力提高。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确存在一个收入水平的临界线，在该临界线以下，居民储蓄行为较好地服从绝对收入理论；在该临界线以上，居民储蓄行为较好地服从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模式。论文提出我国居民平均收入的临界线可大致定位于250万元的假定。按照这假定，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居民储蓄行为应该更好地由跨时预算约束类储蓄理论解释。

2、到目前为止，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人口增长这两个收入增长源中，真正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是人口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劳动人口增长。

在53——92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徘徊于较低的水平只是八十年代以后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有限，无法对居民储蓄的变化做有效解释。相反，劳动人口增长与储蓄率提高之间有良好的吻合。论文运用由生命周期理论模型为基础得到的人口年龄结构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很好地证实我国劳动人口增长对于居民储蓄率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结果也证实了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即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单纯投入量增加维持，而非投入产出率的提高。这一结论提示，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的改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储蓄的规模，从而影响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

3、1955一1978年，强制储蓄是我国居民储蓄中一个不可以忽视的重要内容，但该成份在1979年以后减弱。目前已达到可以被忽略的程度。

分析居民储蓄的强制成份时采用Feldenstein等人的方法，即将被管制的物价水平还原为可以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真实价格，建立基本分析模型，考察在真实价格下居民储蓄与在管制价格下居民储蓄的差异，从中发现强制储蓄的程度。由于用这种方法设定的参数a中可能包含因社会货币化程度提高导致高估储蓄被强制程度的因素，需要用货币需求函数做为辅检验模型。检验的结果发现1979年以前货币化程度的变化很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很弱。79年以后货币化程度提高幅度较大，在较大程度上椎动货币需求的扩张。剔除货币化程度提高的因素后，居民储蓄中强制的成份有79年以前较多、79年以后减少的变化。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1987年的居民家庭抽样调查结果，可以大致估计至八十年代中期，强制储蓄占居民储蓄的成份低于1/3。进入九十年代该比重继续下降。由此可以认为，强制储蓄已经不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4、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不构成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用收入增长的储蓄模型对储蓄率与利息率的关系做回归分析后发现，利率弹性由79年以前的负值转为79年以后的正值。弹性的显著性略有提高，但均未达到显著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很低的结论。论文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从利率敏感性和财产的期限结构两个角度进行的。

利率的敏感性指人们对于利率变化的反应程度。很低的利率敏感性必然有低利率弹性。利率敏感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我国居民长期的低收入水平从根本上决定利率的弹性很低，无论是正的弹性还是负的弹性。改革以后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但到1991年（本论文的截止分析期），居民财富积累依然有限。这使79年以后利率弹性略有提高但仍未高到足以影响居民储蓄的程度。低于真实利率水平的名义利率也会抑制利率的敏感性。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以及过低的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利率的敏感性和储蓄的利率弹性。

在利率敏感性既定的条件下，居民财产期限结构是影响利率弹性以及弹性正负方向的重要因素。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有正的替代效应和负的收入效应。利率的弹性则取决于两个相反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当财产以长期为主时，利率的替代效应较强；当财产以短期为主时，利率的收入效应较强。我国人口增长的特征、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收入水平决定居民财产以中短期为主，这决定了79年以前利率很弱的负效应和79年以后略有提高但依然很弱的正效应。

按照我国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以替代效应为主的利率弹性会略有提高。但可能仍然不会成为影响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

实证结果发现通货膨胀对储蓄率有不显著的负效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我国长期低收入水平下过低的财富积累水平和货币幻觉的作用。1979年以后随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强，但货币幻觉的作用又使这一影响力不确定。货币幻觉的存在可以使通货膨胀对储蓄形成两种相反的作用，因而减弱通货膨胀的作用力度。

由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宜将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作为决定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5、社会保障程度对我国居民储蓄率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但不改变居民储蓄率的基本模式。这意味着除非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变化，否则，该因素对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没有影响。

根据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覆盖城镇国有企业职工的特点，将社会保障对储蓄影响的分析分别就城镇与农村进行。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生命周期假说。

研究发现，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可能使城镇居民储蓄率略有提高，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则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程缓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因此发生变化。考虑到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若按人口平均的话，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可能影响不大。因此，可以将社会保障的因素排除在决定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之外。

6、信贷约束对我国居民储蓄有一定影响。用永久收入模型检验，发现79年前后信贷约束有从很强到开始缓慢减弱的变化过程。因此判断，79年以前较强的信贷约束可能构成抑制居民储蓄和消费行为的跨时预算约束特征的因素之一。79年以后信贷约束减弱则有助于加强该特征。但是，从79年以后收入大幅度提高与信贷约束缓慢减弱的情况看，信贷约束并不构成决定居民储蓄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7、遗产动机目前不构成我国居民的主要储蓄动机，估计遗产在居民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很低。遗产动机的强弱以及遗产率（遗产占财产的比重）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按照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将会随收入增长进一步扩大，居民的遗产动机也会和遗产率也会提高。遗产动机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会加强。但如果遗产率基本稳定并且遗产不占财产的主要比重，遗产动机的存在基本不影响居民的储蓄模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界的有关研究，该假设条件在发达国家存在。由此可以初步认为，居民遗产在我国居民财产中有增加的趋势，但并不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模式。考虑到遗产动机的大小随收入增长扩大的性质，可以将该因素纳入到收入增长的储蓄模型中一并考虑。

8、对各相关因素做逐一分析后，可以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增长。如果假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不变，用人口变化趋势的有关数据对劳动人口增长的储蓄模型进行趋势预测，发现直到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率呈稳定上升的趋势，此后趋于下降。因此，从现在起直至2010年是我国的储蓄和社会财富积累的黄金时期。紧紧抓住这一由人口变动规律创造的机会，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保障奠定丰足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关于基本结论的政策含义

篇2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26-06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储蓄率仍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我国储蓄率则高达51%。2014年12月，我国居民储蓄达到了49.9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5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

同时，我国在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分别达到7%和10：1，已进入老龄社会；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已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据预测，约在2025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将分别达到14%和5：1，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约在2040年将分别达到21%和2：1，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优势，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特有的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以及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造就的经济高增长奇迹，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高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并未消失，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的潜力。一是体制红利仍有潜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红利仍有从总量转向结构和质量的空间，三是中国经济的市场潜力巨大，四是目前还有相当部分的储蓄资源在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状态。

因此，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可能已经结束，已经出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通过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技术进步三条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可以尽早掌握储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依据。

本文在对刘易斯拐点和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在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影响因素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人口红利（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大）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依据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1.刘易斯拐点概念的提出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槎倘保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界定，据蔡P（2007）估计，我国大约在2009年达到“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日本学者田岛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点”的判断，但其估计2013年左右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

2.人口红利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3.人口红利与储蓄

人口结构影响储蓄率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抚养负担低的人口结构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高路易（2005）用固定资产形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得出，改革开放24年，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储蓄率始终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上升将减少储蓄率，且结果均较显著。

（二）我国高储蓄率成因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汪伟（2008）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环境，利用1952-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

目前对我国高储蓄率成因分析，除了从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外，学者们也从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兴由、孙景德和张超群（2007）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宁波市400户家庭数据，在分析出居民不断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量化比例。结果显示：不确定因子、制度因子与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响居民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杭斌、郭香俊（2009）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我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现象的主要推动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学者从我国总储蓄结构特征出发，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李扬、殷剑峰（2007），翁媛媛、饶文军、高汝熹（2010），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储蓄率变化的原因分部门做了实证检验。一致认为，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两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增加。汪伟、郭兴强（2011）认为，目标性储蓄可能是连接储蓄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一个重要理论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标性储蓄可能是造成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龄结构。袁志刚、宋铮（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可能是人口老龄化。郑长德（2007），钟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运用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地区人口转变及抚养负担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结果均认为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导致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宏观经济政策。何立进、封进、佐藤宏（2008）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居民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养老金财富变化的外生性，可以作为财政因素来分析其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认为，养老金财富对于家庭储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应有明显差异。

以上研究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大部分都是从单方面进行分析的，很少考虑综合因素，本文将在综合以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加入劳动力变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人口抚养比上升会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

假设二：农村劳动力比重减少将导致储蓄率上升。

三、人口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及来源

对于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本文结合以前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考虑了经济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视为宏观经济因素，用GDP表示；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视为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用EI表示；抚养比视为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用TR表示；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视为劳动力结构变化（人口红利）因素，用RP表示；储蓄率用RS表示。数据均为年度数据，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从1989年才开始，故样本数据区间为1989年到2014年共26个样本。居民储蓄率、抚养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来源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模型的构建

理论和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会对居民储蓄率产生影响。这可以初步判断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但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明确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为常数项，et为随机误差项。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来的，目前各内部变量的冲击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影响，模型具体方法不再赘述。

（三）数据的检验及模型的建立

1.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以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时间序列关系检验前，先要确定时序是否平稳。首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检验过程中采用SIC准则确定滞后项，结果见表1。其中，D表示变量的差分，ADF检测类别为（c，t，f），依次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项。通过SCI准则为序列选取合理的滞后阶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可选用不带任何项、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方式进行选择。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稳的，RS、和GDP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RP、TR和EI经过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根据检验结果，数据不是同阶单整的，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显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检验

通过平稳性检验，满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条件。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考虑到模型的解释能力和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根据SIC准则，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为2阶。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结果看，RS方程拟合优度较好，R-squared达到了0.933651，说明VAR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贡献度，需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分析，这需要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图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单位内，说明VAR（2）模型是稳定的。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和检验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VAR模型是一个稳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可以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模型中的变量居民储蓄率在受到其他变量残差冲击时的短期反应。脉冲响应结果见图2。

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冲击效果。从图2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看，当经济增长率GD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负向的反应，然后在第3期产生正向反应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后一直波动，到第12期基本产生负向影响并在第19期趋于稳定，说明经济增长率在中长期的影响还存在。当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EI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会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到第10期转向负向影响并趋于平衡，说明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波动DEI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抚养比TR产生一个正向冲击后，在前8期为正向冲击，转为负向并在20期趋近于0，说明抚养比TR对储蓄率的冲击是短期的。农业从业人口比重波动DRP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时，短期内由负向到正向冲击波动，并在负向冲击逐渐平稳，但中长期影响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烁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程度，并区分影响居民储蓄率的短期、长期决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制度、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结构的波动对居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度，方差分析结果见图3。

从表3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率的变化主要受自身、宏观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自身影响在前3期仍然比较大，为58.1%，这说明居民储蓄率有惯性特征。同时，经济增长率对居储蓄率的影响一直很明显，并随着时间逐步增加，这说明居民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明显，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增加。养老保险人口比重虽然对储蓄率也有影响，但比重一直很小。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贡献度在下降，这也说明了抚养比的影响是短期的。农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贡献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趋势，这说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将长期影响储蓄率。

四、结果及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明显的

从理论分析看，经济增长会增加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储蓄，这与我们在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分析一致。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内，人均GDP增长率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长期的关系是负相关，而且影响关系是长期的。这与以前研究结果有所不同，这可能与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投资带动，但部分投资是无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储蓄资源。

（二）宏观经济因素和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影响是短期的

从分析结果看，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明显要比养老保险的人口比重的影响大，这也是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我国传统文化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反而对社会养老不是很重视。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也与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居民在少儿抚养的观念改变，更注重教育投资，这需要进行储蓄，少儿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例较大，从而出现在短期内对储蓄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三）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变化对储蓄率变动的冲击不容忽视

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劳动力剩余到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工资上升。而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随着我国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出现了部分地区和部门劳动力短缺，工资出现上涨。这与我们研究的农业人口比重对储蓄率变动的影响是负向的冲击基本一致，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工资上涨，从而引起储蓄率上升。

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与储蓄率的关系是相互的。高储蓄率伴随着高投资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内，我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很难改变，于此同时储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经济增长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新常态下7%的增长率是合理的。二是通过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人口的转移。我国新增就业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不可避免，于此同时，农业从业人口比重过高还将存在，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等行业来吸纳大量农业就业人口的转移。新型城镇化将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新型城镇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资渠道，促进储蓄分流。较高的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影响消费；同时也导致我国银行等间接融资比例过高，金融风险集中到银行体系。因此，应通过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等多渠道创新，分流高储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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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篇3

【关键词】消费;储蓄;馈赠性储蓄

1我国最终储蓄率的发展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稳步增长,在15年的时间内上涨了10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呈现下降的趋势,5年的时间内下降了3.6%。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又进一步抬头。

2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

中国国内的居民可以分为两类:前瞻型居民和短视型居民。本文主要讨论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居民前瞻性储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预防性储蓄、馈赠性储蓄和生命周期储蓄。各种类型的储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与当期收入的关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储蓄中的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是用来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不确定性因素。在不确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居民会直接增加储蓄,从而防止消费的剧烈波动所造成的效用下降。这种影响是直接的,居民受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直接调整储蓄。而在我国收入的不确定性不影响前瞻型居民的消费即不会引起预防性储蓄的产生。

第二类: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费会变得非常有耐心,会尽量的节省,从而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保障因素通过影响居民的耐心,进而影响居民的储蓄。第二类因素其实质是一种与不确定性因素相对的变量。这类因素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讲:当期收入的总量(规模),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因素暂不讨论,当期收入规模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大,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弱,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小。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小,会被收入的规模所抵消,不会存在消费的波动,从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另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小,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强,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大。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大,而收入的的规模不能抵消这种影响,为了防止消费的波动,实现效用最大化,居民变得非常有耐心,从而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因此当期收入规模与预防性储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储蓄中的馈赠性储蓄:馈赠性储蓄是赠送给他人(特别是子孙后代)的储蓄。决定馈赠性储蓄的因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个人对馈赠性储蓄的偏好,这暂不讨论。决定储蓄的客观因素有两个,收入的规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规模和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影响:收入规模和馈赠性储蓄成正比,收入规模的增长会导致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消费的边际效用的减少,因此收入规模的递增会导致消费边际效用的递减;馈赠性储蓄也会增加总的效用,并且随着收入规模的增加,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会增加。当消费的边际效用低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时就会产生馈赠性储蓄。因此收入规模的增加会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提高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从而产生馈赠性储蓄。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关系。在收入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变动会影响馈赠性储蓄的变动。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标准为基尼系数。收入的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当期收入,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数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规模比较庞大,因此会产生大量的馈赠性储蓄。因此基尼系数与馈赠性储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储蓄中的生命周期储蓄:莫迪格利安尼、布伦博格假设消费者面对现在和今后一生总消费的效用函数。试图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当期收入,而且会考虑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为人却是一个短视的行为人。因为现实生活中收入是变动的,在适用性预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预测未来收入的主要指标。因此消费会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响。而持久性收入又是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决定。消费最终还是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但是无论消费是否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储蓄总是与当期收入相关。只有当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时,收入的变动会部分的转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缓慢;当小费不受当期收入的影响时,收入的变动完全转化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快。

3对我国近段最终储蓄率发展的解释

第一阶段:前瞻型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收入规模的逐渐增强导致了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预防性储蓄快速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此最终储蓄率在这一段时间内稳步增长

第二阶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预防性储蓄总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还不是很强,因此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总储蓄倾向减弱。导致了最终储蓄率的下降。

第三阶段:由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变大所导致的,馈赠性储蓄倾向的变大是由于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进一步加大而导致的。

4改进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政策建议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保障。我国作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的的持续稳定增长。另外,从现阶段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动没有超过2%,特别在最后两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从现阶段的收入数据和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势两个方面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会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储蓄也会快速增长。中国储蓄的稳定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居民储蓄的稳定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资本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储蓄的高速增长也给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费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费偏低不仅会导致内需不足,而且会突显投资在经济中地位,进而增加经济的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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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1.1倍。此时，资本市场确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手中握有大量余钱的中国居民此时又把目光投向了银行。高储蓄率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流入银行，银行又同时存在巨额不良资产的问题。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为什么在背负巨额不良资产的同时还能正常运转？这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有何影响？我们又能采取什么措施解决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呢？

一、我国商业银行高储蓄率原因分析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最近20年内一直保持在35%以上，最高年份达到了46%。商业银行的高储蓄率成因主要包括：经济高增长、人口因素、预防性储蓄和工业化及城市化、体制性因素、缺乏合理投资渠道等。

经济高增长是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对于国家总体经济而言，一国的全部产品只有两种用途，要么被消费，要么被投资。另一方面，由一国产品全部的价值所形成的国民收入也只有两种用途，要么是消费，要么是储蓄。因此，一国事后的总投资总是等于总储蓄。消费是今天的事情，它对明天的经济影响不大。储蓄代表今天的投资，它可以进一步提高明天的生产能力。从这一点看，今天的高储蓄率意味着明天的高生产能力。反之，如果一个国家要想提高明天的生产能力，今天就必须有一个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因此，经济高增长时期出现高储蓄率是必然的。

我国高储蓄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国转轨时期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预期是导致高储蓄的主要原因的判断是因为城乡居民预期的不稳定性对储蓄增长的贡献度达32%，居收入增长、通货紧缩、贫富差距等8个相关分析因素之首。经济转轨过程形成的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储蓄动机的主要根源，它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动机，而对于其他储蓄动机来说，均从属于这个动机。

人口结构也是影响中国高储蓄率的因素之一。人口老龄化是二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自然结果，人口政策渐渐打破了传统家庭子女赡养老人模式的作用，从而鼓励个人进行积累。苏基溶、廖进中（2010）依据中国城镇居民1980―2007年的数据，对生命周期动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等三类储蓄动机的实证分析则认为，生命周期储蓄动机是解释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我觉得缺乏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也是我国居民高储蓄的主要原因，表现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个人投资渠道不畅，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有限。另外，我国的老百姓还具有害怕风险、寻求安稳和看重未来的心理习惯。在缺乏投资工具以及惧怕风险的双重条件下，我国的高储蓄率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就形成了。

二、我国商业银行高储蓄率对市场的影响

1、增加了银行的风险

储蓄的高增长加大了银行的压力，极易形成和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由于目前我国金融改革还没有到位，金融市场规模偏小，投资渠道狭窄，银行除了贷款给企业，很少有其他渠道来消化存款。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不高，就有可能导致银行业的风险累积。

2、导致社会融资失衡

储蓄的高增长使我国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格局，而债券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却发展总体滞后，导致间接融资比例过大。结果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

3、储蓄转化为投资效率低

与银行资金过剩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国资本市场却是资金短缺，股市长期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连年萎靡不振。

金融体系的根本功能在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目前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改制上市，以补充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比重和扩大银行规模为主要目标，来实现银行治理结构优化和经营机制转换，但在宏观经济和微观市场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功能很难高效率地起到将储蓄转化为有效的资本供给、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我国商业银行高储蓄率的解决办法

解决银行资金过剩问题和化解高储蓄可能导致银行业的风险累积，最根本的办法在于进行资金有效配置，给储蓄资金找到新的出路。

首先，我们可以从消费入手。2011年，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82万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储蓄存款的不断增多，对老百姓而言，是一件好事，因为总体上老百姓可支配的资金越来越多了。而在储蓄额不断攀升的同时，居民最终消费率却在连年下降。数字显示，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分别为61.1%、59.8%、58.2%、55.5%、53.9%。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面对如此高的储蓄率与低消费率的对比，我们要解决商业银行的高储蓄率就必须要从消费入手。面对高储蓄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刺激消费是最根本最直接的方法。另外，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加大了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制度建设两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也会带动其他行业和一些地方的投资。国家的这些举措，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的高储蓄来了一次“消肿”。

其次，我们可以从消除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感（包括养老、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不确定感）入手。如何消除人们生活剧哦的不确定感呢？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确定感，就必须形成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加筹集社保资金的渠道，解决目前存在的社会保障资金积累规模难以满足资金实际需求的矛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此外，国家还应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并且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同时，对社会保障基金的交纳、使用、发放要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约束和规范，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的社会化水平，增强透明度，增强城镇居民对社会保障的心理预期，逐步弱化居民的永久收入储蓄动机和生命周期储蓄动机，以达到适当分流储蓄的目的。

另外，通过金融创新，拓宽居民的投资渠道，从而降低银行的高储蓄率问题。第一，商业银行通过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引导居民储蓄资金的合理分流。第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规范上市公司的市场行为，逐步建立完善的、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稳定中国股市，增强居民的投资信心。此外，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加大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重）以及积极引导民间投资拓宽民间投融资的渠道也是解决银行高储蓄率的方法。

总之，高储蓄率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目前银行有大量的储蓄资金在找不到合适的贷款项目，而我们的金融体系也缺少一种能使金融资源自动流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效率改善的分配机制。怎样能够解决好高储蓄率，将其转化为高投资率，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http：/ // diaochatongji/ tongjishuju/ .

[2]吴军梅.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高增长的思考[J].福建金融，2003，（09）.

[3]胡朝晖，刘崴，王书伟.从经济增长审视中国的高储蓄[J].管理科学，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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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出口产业的打击。由于我国出口产业劳动密集度高，这种打击对就业的影响很大。当前，虽然扩大内需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果已经显现，增长速度正在回升，但一方面，由于这种回升主要还是投资拉动的结果，增长的可持续性仍然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仍然乏力。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具有长期效果的扩大内需政策和积极的扩大就业政策。在当前，就业目标应当优先于增长目标。并非有增长就有就业。宁要较低增长率情况下实实在在的就业增长，不要高增长低就业。

1 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2 扩大就业首先要给“规模以下”小企业充分的发展空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过去的0.4左右下降到0.1左右或以下。这固然有劳动力增长放慢的因素，但与增长模式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在出口下降带来大量失业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投资带动增长但不能显著带动就业就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基本上不在各级政府的视野和关心范围之内。我国目前的统计系统只公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情况，其中的“小企业”数据，实际上只反映了小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小部分。“规模以下”小企业不纳入正常统计范围，它们的经营状况怎样谁也不清楚，基本上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尽管过去各级政府有若干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从这些政策中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型企业，而且往往是中型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部分。小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则很少受益。它们在贷款融资方面，基本上不属于银行服务的对象；在其他方面，其面临的经营环境也远远比不上规模较大的企业。许多地方政府出于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绩和扩大地方税收的考虑，往往倾向于给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融资政策、土地供应、减轻企业额外负担、减少干预等方面“吃偏饭”，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通常是享受不到的。它们与较大型的企业往往不处在市场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其发展空间受到了明显的挤压。

各级政府如果不能把关注焦点从大企业转向小企业，我国的就业问题很难真正解决，启动内需也很难持续。

3 扩大内需是长期任务

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这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反而由于保持了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成为加快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一部分人反对改善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的一个理由。但是从宏观经济和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因为即便不从公平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劳动者收入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增 长，经济就没有足够的需求支撑，增长就不可能长期持续。

4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

政府投资、扩张信贷和鼓励居民消费都可以拉动经济。短期内，因为消费不可能迅速启动，需要一定的投资拉动。信贷扩张带动的也是投资。但投资越多，生产能力扩张越快，就越要靠消费增长来吸收产能，否则就会导致供求失衡和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增长乏力。即便政府投资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用于生产性项目，也无法起到调整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衡的作用；而大幅度放松信贷的结果，更会导致生产性投资迅速扩张。

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情况下，投资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短期的拉动效应。一旦扩大内需的投资结束了，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现，经济就有可能再次掉下来。现在的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中，投资占了一大半。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也主要是投资，而且事实上不可能不导致产能扩大。现在应当调整政策重点，从以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转移到调整结构、改善机制、启动国内消费正常增长的轨道上来。

5 启动消费增长靠什么?

导致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长期以来在劳动力供应充裕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竞争抑制了低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上升，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导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非劳动收入比重上升，收入差距扩大，限制了可用于消费的居民收入增长。

其次，现行税收体系没有解决资源收益、垄断收益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国有企业不分红，资源产业不交资源税，助长了非劳动收入比重的上升和企业储蓄的上升。公共资金管理不当和流失更加剧了上述情况。

第三，长期以来各级政府过分追求高投资、高增长、高税利，使要素配置发生失衡，不利于小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助长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这是因为高收入居民储蓄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倾斜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自然上升。

第五，社会保障缺失使老百姓不敢消费。医疗、教育、廉租房等公共服务不足，价格居高不下，超过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这些都导致了强制储蓄。有人说近些年居民储蓄率没有提高，这与数据失真有关。近些年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储蓄率也被低估了。

6 政策考虑

(1)我国现在的社保体系不但没有对城镇居民全覆盖，更由于地区分割，不利于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保障。建议加快推进基本社保的全国统筹和联网，尽快实现流动人口的异地接续。较发达地区可以搞附加保障。

(3)现在1.4亿农民工大部分把家留在农村，无法在城市安家，主要是住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这不利于城市化和社会和谐稳定。建议将廉租房政策扩大到覆盖全体城市低收入居民和进城的农民工，让他们在城市能够安家，他们才能安下心来，也有利于启动消费。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实际上只补贴了少部分中等以上收入居民，造成分配不公平，建议将这部分资源全部转移到廉租房建设和维护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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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0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始终保持在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双顺差”格局，总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否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表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过万亿，持有如此巨额的储备固然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但由此产生的国际收支顺差过大也会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国际收支顺差的原因

1.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储蓄大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低消费高储蓄，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62.3%下降到2006年的49.9%，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同时全社会总存款，居民消费存款的比重持续降低，从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全社会储蓄率的过高不是由于居民储蓄过高，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企业存款和政府储蓄的巨幅增长与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就不能形成合理的比例,就会导致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及时得到实现,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带来高失业率,并且直接影响企业效益和偿还贷款能力。因此，只有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消费启动的支撑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工资形成机制的滞后成为中国消费增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难以改变目前格局，消费启动依然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同时，我国微观经济主体信用度不高，一些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后，到该还贷时，虽有能力但拖欠不还；还有一些企业盲目投资，相当一部分投资形成无效投资，导致平均投资回报率低，还贷困难。这些现象使银行风险增大，导致“惜贷”现象出现。其结果是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就是持续盈余和“双顺差”。

2.外汇资金的过度流入

(1)国内居民和企业的发展对外资的需要

我国的居民储蓄倾向比较高，而居民储蓄绝大部分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转化为投资的。由于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及内部机制不完善，效率相对比较低等因素，银行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资金转化功能。国家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与不能使储蓄有效率的转化为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是产生需求外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然而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企业的融资渠道少。我国企业的融资大部分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融资。随着商业银行转向商业化经营，建立自我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各大银行都以追逐和保持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严格控制发放贷款数量，而对放贷地区、项目进行谨慎的选择以追求经济效益，企业在国内获取资金的渠道被堵塞之后，自然而然地就将目光瞄准了外资，产生了对外资的需求。同时，国内企业愿意与外资合作。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以及跨国企业的进入，我国国内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急需高新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外商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因此，国内企业往往通过引进外资的形式来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2.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在制度安排上，明显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从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看，流入管理较松，流出管理较严。例如，鼓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鼓励外债流入，限制国内金融机构向境外提供债权，不允许非金融企业对外发放贷款；鼓励非居民向我国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限制居民向非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等。

(3)外资的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主要动机就是寻求获利机会。首先，进行直接投资可实现内部化从而节约交易费用。我国外贸市场的高额交易费用和存在的较高的贸易壁垒促使大量的跨国公司放弃国际贸易的形式而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体化策略。其次，我国廉价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巨大的市场潜在容量，再加上我国政府为吸引外资给予外资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更加吸引外商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外资大量超规模涌入，形成了负的储蓄缺口；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取代进口，加大出口，从而进口减少，出口增大，外汇的负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4)是较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

心理预期对我国的资本流动始终具有很强的影响力。2002年以来，受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和个人出现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同时，媒体铺天盖地地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被强化。在存在价格落差（利率差、汇率差）的情况下，社会中的每个企业和个人都会成为潜在的投机者。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出口企业会尽可能早收汇、多结汇；进口企业会推迟和减少购汇、付汇；老百姓也不愿意持有外汇。这些行为直接导致我国资本流入增加和资本项目顺差扩大。从境外远期外汇市场看，人民币非交割远期汇率升值较高的时段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时期高度吻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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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007-05

研究经济长期增长和金融部门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实证研究中通常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面关系的这一结论最先由戈德史密斯通过多国的金融发展数据统计得出。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程度，金融发展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经济的增长[1]。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数据大多是以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的视角进行采集的[2，3]。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既不同于我国整个金融发展水平也不等同于其他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因此，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和处理。农村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市场化和金融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金融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剂，在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使农村金融率先发展起来，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增长。

一、模型设计及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分析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最经典的就是AK模型，但是AK模型没有把金融因素单独表现出，而是把金融因素与制度因素，包涵在技术进步、知识进步和资源因素上面。帕加诺模型是将金融因素加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假设经济增长率是总资本存量的增函数，只要存在技术的因素，那么投入资本量的增加，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可以根据帕加诺的观点，得出内生增长模型的以下形式[4]4042：

上式方程中，s=S/Y，表示储蓄率。方程加入了金融中介作用的因素，就很清楚地表达了一国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率是由一国的储蓄率、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和储蓄投资转换率作用的[5]342357。储蓄率s反映的是金融机构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金融市场的存在可以降低交易和搜寻信息处理信息的成本，通过信号作用可给储蓄者和投资者一个更好的收益，可以使稀缺的资金在社会上得到合理的优化配置。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的是金融市场资金运用的效率，比值越高说明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类似于资金周转率，速度越高，越促进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发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储蓄投资转化率θt反映的是银行或金融体系发挥金融中介功能的效率，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本积累的效率，这种效率又能提高储蓄者的收益，两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另外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金融部门，提高了金融部门的竞争程度和经营效率，降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6]251，252，而金融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又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

因此，本文将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金融发展分为三个机制，即储蓄率、社会边际生产率以及储蓄投资转化率。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状况的具体情况，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因素作以下分析：

1.储蓄率s的影响因素。影响储蓄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居民的收入水平、实际利率水平、居民消费偏好、物价水平以及居民谨慎动机程度等。农村地区居民储蓄意愿不同于城市居民储蓄意愿，加上农村数据的可获取性，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该理论认为决定人们储蓄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后来，新古典学派认为基准利率的变动也是影响储蓄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选取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来反映农村居民的储蓄水平，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本文所采取的变量均为相对量指标，即比率指标，采用这样一种形式是因为这种指标可以表现出一种相对弹性的变化，也能反映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从统计角度出发，相对比率也能消除多重共线性对方程的影响，得出的统计结果更能解释实际情况。

（二）数据说明

对于指标的选取，涉及到的指标有农村第一产值，第一产业包括了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选取第一产业产值作为反映农村经济增长总量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农村经济增长总量的大致估计，并且第一产业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可以很好地反映农村真实经济增长情况，本文采用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形式表示；一年期定期利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数据；资本产出率比值使用投资比农村第一产值表示，农业投资理论上等于农业固定投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更新改造投资与农业贷款之和。

由于农村投资数据不易收集，简单用其中一部分可能会使数据失去经济意义，但是投资量因素在金融效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农业投资90%以上的份额[8]33，34。所以，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农村GDP比重表示边际资本产值率。全部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等。各指标数据见表1。

二、实证分析

（一）实证检验

1.平稳性检验。由于大多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的，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中，其前提是每个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在对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各变量之间进行实证的一个前提就是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消除“伪回归”结果[9]。对以上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检验发现各变量的原序列的ADF值均大于5%临界值，说明变量是非平稳性的，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ADF检验都是平稳性的，即这些变量均是一阶单整过程I（1），可以采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

2.协整检验。由ADF检验可以知道，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均为非平稳的一阶单整I（1）过程。但这四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协整过程，即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组合可以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但由于Johansen协整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前，应该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通过对AIC的观察，我们采取滞后2阶的VAR模型，采用无趋势项但有截距项的向量自回归VAR（2）协整方程进行协整检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由上面协整方程可以得出，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中的人均收入和储蓄投资比呈正向关系，与农村金融发展中的基准利率和社会边际投资生产率成负相关关系，人均收入是储蓄率的函数，因此储蓄率的增加可以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准利率是储蓄率的函数，理论上讲，储蓄利率越高，人们更愿意将持有的货币放入银行以获取收益，因此，基准利率与储蓄率是正向关系，但是从实证中发现，基准利率并没有在农村储蓄中起到很好的作用，甚至是微弱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村居民将货币放入银行的主要因素并不取决于基准利率，这也与农村利率被严重管制造成低利率现象有关，也与农户储蓄倾向以及社会习惯有关，农户储蓄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求得资金上的稳定保值，储蓄不具有利率弹性[10]；农村中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农村投资的低效率所致。本文对投资的数据选取为我国农村固定投资资产，这种投资主要应用于农村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属于公共产品，只能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贷存比与农村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说明银行机构在农村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农村每年的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可以看出，农村经济每年都保持了平稳发展，农村金融的引入激发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潜力，收入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人均收入并不是金融发展的主要函数，它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因素，只有收入增大了，才会提高储蓄率和投资量。国家一年期的定期利率的变化对农村经济影响并不大，真正要使农村借贷市场发展起来，首先要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农村借贷的门槛，放松农村利率管制，针对民间金融的借贷行为，要合理引导和扶持，民间金融的存在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农村投资产出比的时间序列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平均投资产出率为0.09），这种低水平首先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的薄弱，微弱的力量不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在实证中可以看出，投资产出比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投资量在产出量中的比重太小，没有对经济产生影响。在以后的农村金融发展中，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使资金向更有效的产业流动，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农村中的贷存比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说明农村储蓄的资金更多流向了农村贷款，但也有一部分资金流向到城市地区，其原因是在城市地区投资比在农村地区投资所承担的风险更小而收益更大。在以后的农村金融发展中，可通过对农户或农村企业进行信用担保、联合担保等方式降低投资资金的风险，使更多的资金流向农村地区，促进经济增长。

为了使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就必须对农村金融进行改革。为此，建议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一是加快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的进程，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在允许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发展的同时，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的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形式的多样化，多渠道促进农村贷款量的增加，有效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运行效率，促使农村储蓄更好地为农村地区资金提供支持，扭转由于农村金融体系效率低下所造成的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下降的趋势，减少农村资金的流失，保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三是加强对农村投资力度，建立担保、保险公司，分散农村经济发展风险。担保、保险机制在农村的建立是农村有更多资金支持的前提，并且担保、保险等防范风险的机制在农村建立本身就是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加强农村经济市场力量。

参考文献：

[1] 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2]应枢廷.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034.

[3]田杰，陶建平.农村金融排除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分析——来自中国1728个县（市）的数据[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12）：97102.

[4]张旭梅.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5]Pagano，M.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An Overbiew[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3，37：342357.

[6]王广谦.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与金融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7]王振山.金融效率论——金融资源配置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篇8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15702

1 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珍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GDP比例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我国M2与GDP比率畸高及货币推动力弱化问题分析[J].中国金融,2005,(17):4547.

[3]魏永芬.关于我国M2与GDP的比例的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4]林梅华,张苗苗.我国 M2/GDP 过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4).

[5]宋红鑫.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偏高原因[J].海南金融,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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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珍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gdp比例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我国m2与gdp比率畸高及货币推动力弱化问题分析[j].中国金融,2005,(17):4547.

    [3]魏永芬.关于我国m2与gdp的比例的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4]林梅华,张苗苗.我国 m2/gdp 过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4).

    [5]宋红鑫.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偏高原因[j].海南金融,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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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2-007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影响消费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05CJL010)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保障制度改变了个人面临的预算约束，因此有可能对居民的个人储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考虑到这种影响，则消费理论的某些重要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研究社会保障对居民个人储蓄的影响，对完善消费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焦点是，社会保障究竟会刺激消费还是抑制消费?或者说，社会保障究竟会减少储蓄还是会增加储蓄?这种争论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计量研究方面。本文将对社会保障影响居民个人储蓄的主要文献进行综述。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几个主要的研究社会保障影响居民个人储蓄的理论模型，以及这些模型所引起的争论；第二部分介绍不同方法的计量研究结果；最后是结论和对中国情况的分析。

一、社会保障影响居民个人储蓄的主要理论模型

一个人的储蓄动机有很多种。动机不同，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也不同。因此，西方学者首先在理论上研究了储蓄动机在社会保障影响消费时所起的作用。

(一)生命周期假说和退休效应

西方学者从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开始解释储蓄行为。最基础的生命周期模型假定，人们在工作期间储蓄仅仅是为退休以后提供经济保障，这一模型意味着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存在很大影响。显然，社会保障作为家庭财富的一种持有形式，使人们在退休以后仍然可以获得收入，因而减少了对储蓄的需求。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保障将挤出等量的私人储蓄。

虽然如此，但生命周期假说的成立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如社会保障金的预期是确定的；社会保障金不影响退休年龄；人们可以借贷。然而，这些条件不可能完全满足①。例如，人们可能无法预期自己将来是否可以拿到法律规定的保障金，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被修改过很多次，有时这种修改会显著改变某个人最终获得的社会保障金数目。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了未来社会保障金的价值，从而降低了那些保障金对储蓄的影响。此外，由于社会保障提供了较为安全的退休待遇，因此可能鼓励人们提前退休，这反过来又要求人们在工作期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储蓄率，以负担更多的退休消费。这就是退休效应。如果退休效应足够大，社会保障完全可以增加储蓄。

Feldstein[13]将综合考虑了上述两种效应，运用扩展的生命周期假说研究了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他把生命周期假说隐含的社会保障较少储蓄的作用称为“资产替代效应”，把社会保障因鼓励提前退休而增加储蓄的效应称为“退休效应”。两种效应作用方向相反，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取决于那种效应更大，这实际上是一个计量问题。

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的净影响取决于这两种不同力量的相对大小。如果资产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居民储蓄将会减少、消费将会增加；反之，如果退休效应更强，居民储蓄将会增加、消费将会减少。下图可说明这两种效应的关系：

Ⅰ代表消费者最初的消费曲线，Ⅱ＇代表不考虑资产替代效应，退休效应使消费者的消费曲线左移，消费水平降低；Ⅱ代表不考虑退休效应的情况下，资产替代效应使消费者的消费曲线右移，消费水平提高。最终Ⅰ位于何处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

虽然我们可以把两种效应对于居民储蓄的作用区别开来，但是两种互相抵消的效应还是使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的“净”影响变得不那么确定，因而需要进行实证分析。

与Feldstein的双重效应不同，Kotlikoff[21]指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除资产替代效应和退休效应外，还有产出效应，即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保障可以增加个人一生的财富，财富的增加会提高个人消费水平。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是上述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预防性储蓄动机和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除了为退休而储蓄，人们还需要预防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如失业、工资下降、医疗支出等。这种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根据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一些条款的规定，社会保障有可能替代预防性储蓄。例如，社会保障可以为残疾人和幸存者在遇到伤害或者死亡时提供保证，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很多人可能需要积累额外的资产预防这种事件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会减少预防性储蓄。因此许多学者研究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对社会保障、个人储蓄之间关系的影响。Abel[1]、Hubbard， Skinner和Zeldes[19]证明，在一个资本市场的局部均衡模型中，当预期寿命不确定时，社会保障会减少预防性储蓄；Samwick[26]则证明，当工资不确定且没有社会保障时，人们为了预防和退休的目的会更多地储蓄；Carrol[8]和Browing[6]则认为，社会保障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较小，因而预防性储蓄在私人储蓄中的比重会影响社会保障对储蓄的挤出效应。

(三)遗赠动机和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另一种可能的储蓄动机是遗赠动机。社会保障可以影响遗赠动机，Barro[5]指出，社会保障是财产从年轻人(以税收的形式)到老年人(以社会保障金的形式)的一种转移。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有可能会使一些老年人增加遗赠，留给后代更多的财产。这两种方向相反的转移会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抵消，在极端情况下二者完全抵销。这样，缴纳社会保障税使年轻人减少储蓄，而同时更多的遗赠将使他们增加储蓄，这使得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被削弱甚至完全消除。

(四)拇指规则、短视行为和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前面讨论的储蓄模型假定人们的储蓄决定是理性的和有远见的，偏离这一假设，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Kotlikoff[22]指出了两种偏离这一假设的可能性，首先，理性计算需要时间和精力，而有人会觉得这么做得不偿失。因而，人们可能宁愿依赖于简单的拇指规则，如将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储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保障的微小变化不会产生任何资产替代、退休或产出效应，因此对储蓄几乎没有影响。但大的变化，如废除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让他们改变自己的拇指规则。

其次，有的人可能完全不用为退休而计划，即存在短视行为。在人们存在短视行为的前提下，未来的福利对他们来说会大打折扣，因而退休后的生活境况跟现在的选择几乎无关。或者，他们认为其他人――如政府、子女等――将会在他们年老时提供资助。对于那些不为退休预先作准备的人，社会保障不会改变他们的储蓄行为。

由于储蓄背后的动机并没有被完全理解，因而确定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仅仅依靠理论是不够的。虽然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减少了储蓄，但是却不能确定这种影响的大小。因而实证研究在估计这种影响时起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保障影响居民个人储蓄的实证研究

从数量上确定社会保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储蓄主要有三种方法。首先，可以检验那些社会保障金相对较高的人是否具有相对较低的个人储蓄存量，即横截面分析。第二，可以检验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债务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这些变化趋势是否与储蓄的变化相关，即时间序列分析。第三，可以比较不同的国家，看某个国家的储蓄率是否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金的多少有关，即跨国分析。

(一)横截面分析。横截面分析主要考察社会保障金和储蓄之间的关系，即那些拿到较多社会保障金的人是否储蓄较少。大部分横截面研究都从估计社会保障金的总价值(即一个人预期可以获得的社会保障金减去将要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并折算成现值②)开始，这个总价值又被称为社会保障财富。然后，研究者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如年龄和收入)之后，运用回归分析检验人们持有的私人储蓄是否与他们的社会保障财富有关。

社会保障对储蓄影响的大小可以用一个数字概括：社会保障财富增加一美元，私人储蓄如何变化。简单的生命周期模型表明，一美元的社会保障财富使得私人储蓄减少了一美元。而美国学者所做的14项横截面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财富增加一美元所引起的私人储蓄变化，从0.38到-1.67不等(这意味着一美元社会保障财富对私人储蓄影响从正的38分到负的1.67美元不等)[7]。虽然估计的结果各不相同，但14种横截面分析中的大多数，还是支持了社会保障财富使私人储蓄减少的结论。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14种横截面分析中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

David 和 Menchik[9]发现社会保障对私人储蓄存在正面影响，为0.13。他们的研究采用的是根据遗嘱中遗产记录计算的某人去世时的储蓄，而不是某人生前财富水平的调查数据 。遗嘱记录可能比调查数据更准确，但在他们的回归分析中，社会保障财富的水平是在65岁而不是死亡时计算的，而私人储蓄是在死亡时计算的。这种不一致为解释结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其他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由。Kotlikoff[21]的研究采用了与其他人都不同的公式。他从净社会保障财富变量中不仅减去了将要支付的社会保障税的现值，而且减去了过去支付的社会保障税的现值。对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来说，社会保障金的价值与所有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总值之差，可以被看作一种“横财”。此外，Kotlikoff还将过去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的现值作为一个变量添加进来。结果，他发现，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横财”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私人储蓄。同时，过去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减少了私人储蓄。由于社会保障对财富的影响是“横财”和社会保障税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Kotlikoff的研究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社会保障对财富影响的估计值。根据样本中“横财”和社会保障税的平均数计算得出的总的影响是-0.132。然而，由于他的回归方程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个估计结果不能与其他人的研究结果直接比较。而且，在假定行为一致的情况下，协调“横财”的正的影响和已缴纳税金的负的影响也是一件很难的事。

Diamond 和 Hausman[11]的计量方程考虑到了人们在不同时期的收入和储蓄。这种方法使他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收入数据来建立社会保障变量，以及使用不同的资产数据建立储蓄变量。这种多重观测可以减少误差，得到更准确的估计值。但是，Diamond 和 Hausman没有清楚地计算出社会保障财富变量，他们的估计量是建立在社会保障金的机会成本水平上的。他们得出了社会保障对财富的大概影响介于-0.25到-0.4之间。Bernheim[6]使用了更一般的回归方程，方程中包括社会保障财富变量，结果发现一美元社会保障财富减少了77美分的私人储蓄。

可见，横截面研究的结果各不相同，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调查数据不同。不同的数据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这至少也说明， 某些样本并不能完全代表全部人口。这意味着估计值的不确定性要比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分析数据反映出来的差异要大得多。

所有横截面研究都面临的一个难点是，几乎所有的人享受的都是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大部分社会保障财富的差异都来自过去的收入，年龄和婚姻状况。但是这些变量同时还影响私人储蓄。例如，高收入的人可能预期获得的社会保障金也较高，但是，不管有没有社会保障，这些人拥有的储蓄都要高于平均水平。这种相关关系使得研究者很难将社会保障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

虽然有很多难点，横截面分析仍然为社会保障倾向于减少私人储蓄提供了一些证据。

(二)时间序列分析。时间序列研究主要检验总储蓄(或更一般地，总消费)与总社会保障财富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具有相关性。与横截面分析不同的是，时间序列研究的是社会保障对总消费而不是私人储蓄的影响，因而二者的结果无法直接比较。

费尔德斯坦1974年提出社会保障的双重效应之后，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时间序列估计，他发现在1929年～1971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大约减少了50%的个人储蓄和38%的股本，即社会保障对私人储蓄有挤出效应(Feldstein，1974，1982)。但是他的研究受到了Leimer 和 Lesnoy的有力挑战。

Leimer 和 Lesnoy[25]提出，社会保障财富的计算方式对回归结果有很大影响。在时间序列分析中，社会保障财富指的是经济中的总财富而不是个人的财富(在横截面分析中是指个人的财富)。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研究者都应该首先考虑如何计算未来的社会保障金，他们必须先估计未来的工作收入，然后根据估计的收入估计社会保障金。

估计社会保障金的方法有几种。一方面，研究者可以假定，未来的社会保障金是根据当时的社会保障法确定的。这就需要考虑未来社会保障法的变化，如美国在2000年提高退休年龄。前面提到的大部分横截面研究都采用了这一假定。另一方面，研究者可能假定社会保障金与收入的比率(替代率)是一个常数，为当前值(“当前替代率”)或者是一个长期平均数(“平均替代率”)。之所以有后面两项假定是因为人们可能不完全理解社会保障金结构的复杂性，因而可能不知道根据法律他们应该获得多少保障金。但是，他们可能知道父母或者祖父母的保障金数量，然后据此计算自己未来的社会保障金。

或者，研究者也可以假定如果现行的替代率发生变化，人们也会改变对未来替代率的预期，但是这种改变很慢(“缓慢改变的替代率”)。可能的情况是，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保障金水平与现行的替代率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法律总是在变动的，现行的替代率每变动一次就调整一次未来的水平又是不明智的，因此替代率改变的速度不会很快。

最后，研究者可以假定人们具有“完美远见” (perfect foresight)，即可以预见现行法律没有明确提出的未来变化。在这个假定之下，人们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未来任何时期的社会保障金数量。

上述计算社会保障财富的几种方法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Leimer 和Lesnoy[24]分别采用了上述提到的五种方法估计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现行法律，当前替代率，平均替代率，缓慢改变的替代率，完美远见)。使用1930年到1976年的数据，他们发现使用其中三种方法(当前替代率，平均替代率，完美远见)可以表明社会保障增加了储蓄(增量很小)，一种方法(缓慢改变的替代率)表明社会保障减少了储蓄(减少的量也很小)，而现行法律的方法表明，社会保障几乎没有改变储蓄。如果只研究1947到1976年的数据，则所有五种方法都说明社会保障增加了储蓄。

为了回应这一挑战，Feldstein[15][16]使用了一种不同的平均替代率方法，即使用两个长期平均替代率(1972年前后)，仍然发现社会保障对储蓄存在很大的挤出效应。但是，对为什么选择1972年进行调整并没有解释清楚。虽然美国的社会保障法在1972年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但是Leimer 和 Lesnoy认为，在1972年之前和随后的年份里也有过几乎一样大的修改。因此，Feldstein改进之后的研究也是仍然有缺陷的。

早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回归结果对所采用的回归方程式也非常敏感。例如，在Feldstein1974年的开创性的研究中，发现社会保障对储蓄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Barro[5]引入政府赤字作为一个可能影响储蓄的变量，他的大部分估计结果表明社会保障财富减少了储蓄，但是也有的估计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对财富存在正的影响。当他直接使用“当前替代率”指标，而不是将其包含在社会保障财富中时，他发现社会保障对储蓄只存在正的影响。Darby[10]将货币供给和耐用品的相对价值包含到回归方程中，同样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负的影响，但是也有的情况下是正的影响。而Alicia Munnell[26]所作的研究与其他直接估计社会保障对储蓄影响的研究都不一样。她发现社会保障对储蓄的负的影响几乎被由于提前退休产生的正的影响完全抵消。

解释时间序列研究的结果时必须非常谨慎。这些研究都是估计社会保障财富对消费的影响。但是，对于那些刚开始缴纳社会保障金就退休的人，其消费会发生很大变化，因为他们不用缴纳等额的社会保障税――即获得了一笔“横财”。如果估计结果是以这一代人的行为为基础的，那么社会保障对总储蓄的总影响就会被明显夸大，因为接下来的那一代没有获得这样的“横财”。例如，Feldstein1974年的论文中估计，社会保障减少了38%的储蓄并不意味着股本最终也会减少38%，因为他的研究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获得“横财”的人。如果不包含哪些获得“横财”的人，而只研究其下一代，那么最终减少的储蓄量，从而减少的股本量都可能更小。

另外，Auerbach和Kotlikoff[2]对时间序列分析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他们使用计算机程序建立了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人们的行为严格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由于该模型假定了生命周期行为，在这个假定下，社会保障毫无疑问会减少储蓄)。他们使用计算机模拟社会保障体系产生的数据，进行了与前面讨论的很多研究都很相似的时间序列分析。估计结果表明，采用不同的样本时期，可以分别得到社会保障对消费存在正的、负的、接近于零的影响。增加1美元社会保障财富对国内储蓄的影响从+11美元到-11美元不等。因而，使用时间序列分析可能无法得到社会保障对储蓄影响的准确值。

可见，迄今为止时间序列分析的结果很不一致，并且还存在明显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

(三)基于不同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差别的研究。最后，研究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检验社会保障体系不同的国家，从而确定国内储蓄是否因为体系的不同而不同。这些研究被称为跨国研究。

为不同的国家计算社会保障财富有些困难，因而，大部分研究采用了一种较为简单的方法概括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同，即采用初始社会保障金与收入的平均比率。但是这种方法忽视了社会保障财富的统计方法存在的潜在影响。例如，一个国家虽然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保障金/收入比率，但是这个国家濒临退休的人口比例也较大，因而所需总社会保障财富的量也较大，因此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也较大。这种由数据引起的缺陷可能会使估计值不准确。

Feldstein[14]和Edwards[12]的研究一致发现社会保障金的多寡对私人储蓄率存在负的影响。但是，Barro 和MacDonald[4]，Graham[17]， Koskela 和Viren[20]的研究在估计中使用了不同的方程或数据，结果有正值也有负值。另外，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

现在还无法对估计结果的不同给予统一的解释。Horioka[18]对Feldstein 和Barro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结果发现变量、国家、样本时期、回归方程和数据来源的不同都会使回归结果产生差异。研究结果各不相同更说明这些因素本身就对结果产生影响。

跨国分析总会遇到的一个难题是不同国家的储蓄习惯会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如果那些储蓄率较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观察到，很多人由于储蓄太少而在退休时没有足够的财力维持退休后的生活，那么他们就可以提高养老金。这意味着即使社会保障对储蓄没有影响，那些社会保障金高的国家储蓄率也低。

由于结果千差万别，而且很多估计不是很严密，因而，从跨国分析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可靠的结论[7]。

三、结论及对中国情况的思考

(一)结论。对上述文献的考察表明，多数作者认为社会保障对具有减少储蓄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社会保障可以对储蓄产生某些作用方向相反的效应，究竟净效应是正是负，还要看实证分析的结果。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时间序列分析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跨国分析则遇到了估计方法和储蓄习惯的难题而缺乏说服力，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实证研究是横截面分析。尽管横截面分析也面临着一些难点，但其中的大多数研究确实为社会保障减少储蓄的净效应提供了证据。当然，这一领域争论较多，还不能说已有定论。

(二)对中国情况的思考。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以上这些主要根据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和储蓄特征进行的讨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我们认为，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对消费或储蓄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不振时期，如何通过社会保障来启动消费、减少储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西方学者的讨论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我们已经指出，西方学者在讨论社会保障与储蓄的关系时，立论的前提是“几乎所有的人享受的都是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这个前提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分层次的，不同阶层的公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相同。

赵卫华(2004)[27]指出，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有些群体基本上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如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有些群体只能享受非常有限的社会保障，如个体户、国有企业临时工、非国有企业工人、效益差的国有企业正式工人等；而阶层地位较高的干部、企业经理、专业技术人员、机关事业和部分企业单位的办事人员等，则可以享受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这样，阶层地位越高、面临的风险越小，享受社会保障的可能性越大；反之阶层地位越低，面临的风险越大，享受社会保障的可能性越小。这种社会保障的层次性和“逆向调节”作用，在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个特点将使社会保障对居民个人储蓄的影响产生与西方不同的特点。从直觉上说，它很有可能强化社会保障增加居民储蓄的效应，从而抑制居民消费，这显然对我国启动消费是很不利的。

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因素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可能会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根据资产替代效应的定义可知，资产替代效应只有在社会保障使居民一生的财富增加时，才会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如果居民财富水平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那么居民的消费水平将会随之下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过三次大的调整。相当多的居民收入中来源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部分都在不断减少。③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不仅没有增加居民财富，反而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趋于减少，资产替代效应促进消费的条件不成立。相反，由于需要自己负担部分养老问题，居民需要为未来进行更多的储蓄。例如，按照现行的“统帐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以后退休的职工养老金支付分为两部分，一是按当地年平均工资20%支付的基础养老金，二根据累计储存额1/120的标准按月支付的个人帐户养老金。④我们假定一个职工(其工资水平为当地平均工资)，缴纳了30年养老保险，忽略物价和工资上升因素，退休时该职工缴纳的累积储存额为目前月收入的39.6倍，按照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该职工退休以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为目前月工资的(20+39.6/120)%=53%。对于那些高收入人群来说，很难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因而，工作期间增加储蓄自然成了人们的解决办法之一。资产替代效应减少储蓄的机制，可能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而变得不复存在。这方面需要作的进一步研究是在深入了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层次性的基础上，研究社会保障对不同阶层居民个人储蓄的影响，以建立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注 释]

①需要指出，即使这些条件不能全部严格满足，生命周期假说所隐含的社会保障减少储蓄的效应仍然可能发生。例如，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了个人一生的收入，将使个人减少目前和将来的储蓄。

②在计算社会保障财富时，未来的社会保障金和社会保障税通过利率和死亡率折算成了现值。之所以要包含死亡率是因为税收的缴纳和保障金的领取只限于现在活着的人。

③郑功成：社会保障路在何方――关于完善和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话，人民论坛，2001年8月。

④葛延风等：中国城镇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简要回顾，国研网，2000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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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赵卫华.当代中国居民消费分化的社会性分析[C].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4.

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Savings： A Review of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Yang Tianyu，Wang Xiaoting

篇11

中国要实现2020年宏观调控目标，需要年均增长7%的速度，谁都知道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而投资过热又得到了高储蓄率作保障。很多人把中国的高储蓄率归咎于老百姓有钱不肯花，而不肯花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中美储蓄率对比

近日，有媒体称，中国储蓄余额接近4万亿美元，储蓄率高达51.04%。这个比率在全球17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2，仅次于富得流油的卡塔尔。

一个国家的总储蓄额包含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2012年上半年，《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指出：“55%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61.6%。”

那么剩下的1.536万亿美元如果被13亿人均分，人均储蓄额就少得可怜。因此，大部分中国人，无论是收入还是积蓄都难以承受未来为自己养老的负担，农村的所谓“新农保”规模只有500多亿，仅覆盖1亿多农民，且规模还是杯水车薪。

一言蔽之，中国储蓄率不断增高，是因为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多。家庭储蓄相对较少，而且绝大多数的家庭储蓄总额来自极少数的富裕家庭。

对此，不妨比较一下美国有关储蓄率和养老金方面的数据。美国的超低个人储蓄率一直受到大家指责，认为是消费过度。事实上，美国的养老金体系非常健全，美国仅个人退休账户的规模就达到4.9万亿美元，折合31万亿人民币，但美国的人口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因此，从养老的角度看，美国个人储蓄率要远高于中国。

如果再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政府与企业层面为个人提供的养老保障，则差距更大。首先，中国养老金的构成存在严重缺陷，即接近90%的养老金靠政府提供，而商业保险及企业年金等占比很少。而美国养老金来源主要是靠企业（雇主设立养老金），其总资产是政府养老金的5倍。目前中国养老金的累积额仅3万多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不足7%，而美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养老金相加的总资产超过18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20%。因此，中国眼下无论是居民储蓄还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养老金，其规模都不足以为未来老龄人口提供养老保障。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保障资金方面的问题

1、资金总额不足

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说明，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老龄化还在逐步加快，参加社会统筹的企业离退休人员每年都在不断增加，养老金支出数额越来越大。而社保基金的发展速度并不能跟随得上我国社保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并不能彻底的贯彻到实处。

2、资金管理存在问题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极其分散，职能相互交叉，对于社会保障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这样容易发生筹资过程中的矛盾和造成各部门之间对权利的相互攀比、责任的相互推诿。另外，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规范性不强，资金管理分散，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挤占、挪用甚至挥霍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对社会保险基金没有纳入财政统一管理，省级地区间基金调剂受到了很大限制。

3、社保执行成本高

我国目前用于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补助等社会保险项目的社会保障资金仍以“费”的形式征收，其强制力不够，很难取得被征收单位和个人的有力配合和支持。此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从整体上看，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保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行政手段予以推行，致使社会保障资金筹措和管理很不规范，执法的刚性不强，强制性较差，缴费人逃避规费行为时有发生，企业拖欠偷逃现象日趋严重。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二元化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发达的城市经济与欠发达的农村经济同时并存，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同时并存。这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决定，我国过大的城乡差别制约着社会保障总体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呈东、中、西梯度发展态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的地区发展亦极不平衡。发达地区人均全年离退休金比欠发达地区高161.5%。在现阶段看来，短期内不仅不会缩小这种差距，反之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

二、应对问题的对策

（一）要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工作

社会保障立法是关系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完善立法，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并覆盖到全社会。以立法方式谋求长期解决社会保障困难，应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基础工作。结合我国具体实际，首先应当根据宪法尽快制定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体系。这个社会保障立法体系，应当包含公民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法案和各项专门的社会保障法案。其次，应当尽快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体系。

（二）改革和完善现行管理体制

由中央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部门统一制定社会保障基本制度，并由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专管机构统一管理社会保障基金和社会保障对象，只有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才能站在社会保障事业的全局乃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保证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地运行，发挥其“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保持社会稳定。

（三）扩大社会保障基金征收范围，尽快建立广覆盖、多层面的社会保障征收体系。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诸多方面已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覆盖面过窄，征缴率较低，造成了社会保障基金总体支撑能力不足，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离现实要求相差甚远，同时也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费税负担不一，不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因此，应尽快把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缴费主体。

（四）应贯彻城乡有别的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国家和政府承担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传统宗法式、家庭自我保障和集体经济内部社团性互助保障相结合。现在呼吁农村社保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现阶段进行城乡社保体系一体化改革的条件很明显没有达到。目前在农村还是应该主要依靠家庭，其次再由社会负担一部分社保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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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4]李连友.2000.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5]赵曼.1997.社会保障结构与运行分析.中国计划出版社

篇12

[关键词]消费需求不足；成因；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内需不足的问题，这是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疲软、大量企业尤其是外贸型企业倒闭的根源。在我国内需的基本构成中，投资需求的长期主导性导致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发展与增长的附属物。事实上，投资拉动是特殊历史时期为防止经济非正常减速而采取的政府强制行为，不反映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在我国，投资却分别扮演了二重角色，即经济繁荣时期的“助燃剂”和经济衰退时期的“兴奋剂”，居民消费对生产供给的拉动作用不断走向边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要维持经济体的正常与繁荣，内需就不能让位于外需，居民消费需求就不能让位于投资需求。

一、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特征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背离特征：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速度却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21万亿元，但同时内需严重不足；物价在低位徘徊。大多数民众则不断感叹生活负担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艰辛。目前，我国内需不足，就是发生在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呈现出某些独有特征：

1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却长期低迷。在2000年之前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终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这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作为宏观经济景气指标之一的物价却回升乏力，长期处在低迷状态。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尽管说法不一，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两条：一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我国从1998年以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二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则是需求明显不足。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及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即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物价低迷。比如，2005年，我国GDP在实现9.9％的增长时，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5万元，实际增长为9.6％，虽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经济增长水平。农民的收入情况就更不乐观。2005年，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146亿公斤，达到4840亿公斤，增长3.1％，但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实际增长了6.2％，不仅远低于GDP增长水平，其增幅还比上年回落了0.6个百分点。2005年之后，上述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随着收入与GDP之间剪刀差的扩大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2物价低水平背景下，百姓却深感生活负担沉重。按照一般的原理，物价低迷虽然就经济本身来说反映了紧缩的一个层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可以享受到物价低迷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生活负担的减轻，因为低迷的物价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同样的消费品支付更少的货币。但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人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在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了生活负担的沉重。这是因为几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宗消费品价格呈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市场物价连续下降的同时，垄断或弱竞争性行业的价格却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涨。

3生活入不敷出，居民却呈现高储蓄率。尽管21万亿元的储蓄相对于13亿人口的平均储蓄额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否定我国经济生活中高储蓄现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8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当时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只有新加坡，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当年高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我国储蓄率为28.8％，刷新了过去有记载以来的最高记录。因而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存在一种“超储蓄”，即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来自居民减少当期消费和投资。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高储蓄的现象，但应该看到我国高储蓄现象形成的独特原因，特别是要看到这种高储蓄率是与生活入不敷出的沉重感并存的。从表面的逻辑看，既然生活负担沉重就应当更多花钱来减少储蓄，或者说有较多的储蓄就会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两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种合力。

4家庭一方面高储蓄，另一方面却高举债。与高储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开始出现的居民高负债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消费疲软”与“消费过度”并存的现象；二是储蓄和负债的主体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重叠。

二、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制度性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曾一度面临短缺经济的困扰，十几年后却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问题。促成这个转变发生的，主要是制度性因素，正是这些制度性因素从根本上制约了国内需求的有效提高。

1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增长缓慢，实际收入水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我们剔除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提取近27年的数据加以对比说明。

上表说明，我国长期以来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不断下降，从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自1995年到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国税收收入就超过了日本。税负高，国有垄断企业及外资企业挤压吸纳70％就业人口的民营中小企业，直接压制了工资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房价、学费、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严重挤压了居民消费支出。2007年我国商品房销售收入2.96万亿元，而我国2007年职工工资收入总额才2.82万亿元。西方的分配率都在50％以上，我国与发展中国家30％以上的分配率相比也是最低的。

此外，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政策，导致我国粮价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虽然大大限制了EPI的上涨，但牺牲了农民利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使农村消费能力长期不足。农民收入总额和收入增幅远低于城镇居民，而农村CPI涨幅又长期高于城市。

2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拖累了城市化进程，使农村人口被甩在消费市场之外。我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源于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农民工——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用双手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因而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约1.5亿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所离散出来的若干万亿元需求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外部需求来弥补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即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强化和僵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而我们知道，农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从统计上看，我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即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加。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镇人口比例，但相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我国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达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势头才会逐步放缓。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今后30年内将还有5亿左右农民进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国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目前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他们不但不能将其赡养的父母移入城镇，甚至子女也多数作为留守儿童遗放在乡村。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这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的核心所在。

城乡隔离二元经济体制导致我国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1)直接严重阻碍了内需增长。本来农民大量和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产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供给和经济爆发性持续增长的源泉。相应的，农民市民化和其赡养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了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平衡发展态势。但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拢，这种低端收入的提高会大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我们就根本不必忧虑贸易顺差形成的约2万亿元人民币外需缺口的萎缩。农民工在提供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这是我们不得不依赖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2)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使低端产品过剩，而满足国内外高端消费的产品严重缺失。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内近乎无限地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优势没有随着城市化发展、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而逐步转变为技术优势和品牌、渠道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劳动就业极大依赖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行业景气度。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失业率的上升加剧消费需求的紧缩程度。(3)造成了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居，导致了高端和大宗商品消费的地区结构性失衡。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进程。(4)导致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趋势。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禀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庞大而分割的消费需求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5)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给启动内需带来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政策制定的成本。由于农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在长期的城镇生活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返回乡村生活。他们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离，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和思路

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问题，就必须以增加民众收入、扩大保障范围为中心，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型设计，要尽快建立完整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启动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

(一)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如前所述，我国城乡统算的全体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远远小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必须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入手。

1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结合部门特点和行业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门、行业和地区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2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规范和拓宽税基，合理调整税率和级距，降低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负水平。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物价及工资水平，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3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在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持续高于城镇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健全粮食风险基金政策，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4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城乡低保范围，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等，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时，要建立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长效补贴机制，完善补贴制度、补贴标准、补贴经费来源、补贴时间和补贴对象，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同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二)对城市化进行创新型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长期消费需求问题。我国今后30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过去30年成果的基础上，能否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这个枢纽，就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机制设计和创新，它将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样，启动和激发连锁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成为推动下一个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因此，应当从现在起，就立即着手规划和全面启动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计划或纲要。

1确立全局性的国家城市化战略。一是考虑城市布局和发展阶段战略，在大中小城市、东中西部几个层面上避免城市的无序发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国家标准，制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总体规划原则，如致力于解决城市环境保护、城市绿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大气污染严重、水环境质量差等问题。这些是为了使中国城市化良性发展，为消费增长奠定基础。

2将消费因素加入区域城市发展战略中，创建相关政绩指标。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应该逐渐把消费问题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这就要求重新考虑当前的城市发展战略，不仅考虑到投资的增长、城市面貌的改善、工业布局的优化，而且要考虑城市化应有的消费增长指标，避免对居民消费造成过多的挤出效应。

3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应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促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而摆脱传统的农村消费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