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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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

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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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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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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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全教育的机会

首先，我国目前的学校安全教育处于转型时期，各级领导及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安全教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2006年以来，国家在法律、法规中都规定学校必须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这为学校安全教育提供了政策指导和法律依据。其次，国内外也对学校安全教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产生了很多具有独创性和实际操作性的研究成果。例如，家长与社区共同参与学校的安全教育等。最后，近些年来频发的安全事故所带来的教训，使人们对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总之，这些机会客观上都为开展学校安全教育创造了条件。

学校安全教育的威胁

现代学校教育是开放式的，校园是一个多因素、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活动场所。学校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使得各种各样的具体安全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的万能应对模式，要因事制宜、因地制宜、灵活机智地处理。安全教育工作的对象已不仅仅是校内师生员工，还包括校外的学生家长及相关人员等，从而导致安全教育难度进一步加大。

师生的思想意识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不同途径、不同主体的影响，师生意识形态安全形势较以往更加严峻。此外，校区周边环境复杂，校园周边治安形势严峻，道路交通安全违章、建筑违章比比皆是，摊点屡禁不止等，都在威胁着学生的安全，而社会管理部门的管理又跟不上，校园周边治安状况令人担忧。

学校安全教育的对策研究

(一)营造安全文化氛围，增强安全意识教育

营造安全文化氛围一直是各类单位对全员进行安全意识和安全观念培养的重要途径，学校安全教育同样也需要营造校园安全文化氛围。通过在师生员工中宣传“时时处处讲安全”的理念，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树立“安全规程必须时时守”的安全准则，使安全意识深入人心。根据目前师生平时上网时间较多以及心理问题较多的现实情况，应在安全教育中多利用网络平台，使“被要求安全”变为自觉地要求安全，从而使安全行为成为师生日常行动的一部分。学校面对现状，应制订相应的安全教育计划，联合学校的各部门及团体，从生活上和制度上保证安全教育无处不在，如通过安保、学生工作及各类社团进行安全教育宣传，让师生充分体会到安全教育的氛围。

(二)进一步完善学校安全教育管理机制，强化管理力度

学校要切实履行安全教育的职责，加大人力和物力投入，落实各方面的安全教育措施，建立完善的安全教育管理机制。建立安全教育责任追究制，即每一层管理部门签订安全教育“目标责任状”，落实安全教育责任，制定详细明确的安全教育考核指标，定期检查考核，从而保证安全教育工作的落实。同时依据学校的具体实际，建立规范合理的师生安全教育的制度管理体系。安全教育制度规范要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能落实到学校中的每一个人，从而达到及时预防和控制安全事故发生的根本目的。

(三)学校安全教育要抓重点，同时注重教育效果

在进行学校安全教育时，应该针对重点人、重点环境场所及重点时间段进行安全教育，以点带面，全面进行。首先，对重点人的安全教育，如对有心理潜在安全危险的师生，要进行重点教育。

通过对受教育对象的贴心访谈交往，使受教育者对安全观念入耳、入心、入脑。做好这项工作，要不拘泥于形式，要讲效果，要让受教育者做到内心接受。其次，对重点场所的安全教育，如对防爆、防火、防毒有一定要求的实验室，要教育师生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防止各种意外事故发生。另外，还要抓重点时期的安全教育，如冬天是易发生违章电器使用导致的火灾安全事故的特殊时期。

(四)提高学校安全教育普及率，使安全教育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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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在声乐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一）有助于增强学生的音乐艺术修养

近代艺术歌曲是诗歌、文学相结合的艺术产物，其歌词多以名作诗词为主，如唐诗、宋词等，因此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在歌曲的二次创作中，既要从文学内容上进行理解和表达，又融入了西方音乐理论知识和作曲方法，从而营造出极富民族特色，拥有时代艺术特征的歌曲作品。在声乐教学中，将近代艺术歌曲融入到歌唱中，让学生能够从歌曲的音高、节奏、调性、调式等知识上来把握歌曲的曲式结构，同时从歌词的认知中把握文化的脉络，从而增强学生的音乐艺术修养。如在歌曲《大江东去》中，从填词中来理解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从文化、历史等方面来体味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内心情感，从而借助于“一樽还酹江月”来寄托情思。

（二）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民族历史的深厚情感

一首歌曲与其所处的时代具有一致性，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同样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无论是歌词创作上，还是题材的选择上，都融入了近代艺术的历史烙印。在声乐教学中，借助于近代艺术歌曲的学习，从思想上来了解作品所记录的历史时代，用歌唱来寄托作曲家对社会、对生活的感慨。同时，作曲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其创作风格是相关的，对于特定环境下创作的音乐作品，不仅抒发了财政的情感，更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歌唱要从作品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去领悟歌曲的内涵，并用情感来诠释歌唱，从而增强爱国情怀。

（三）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演唱自信，巩固歌唱力

声乐教学离不开心理的激励与成长，学生在歌唱中，不仅要掌握歌唱技巧，还要从自身的心理调适上来增强歌唱能力。一方面要结合相应的曲目来发挥自身的嗓音条件；另一方面要从歌曲的调式及旋律变化中来克服自身的发声障碍，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运用，让学生能够从呼吸、发音、共鸣等问题中，既可以纠正咬字、吐字等缺点，又能够在驾驭艺术歌曲过程中，激发对声乐的学习热情，增强歌唱的自信，从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发声习惯。

（四）为声乐教学提供丰富的歌唱教材

声乐教育家沈湘曾指出：“呼吸是歌唱的基础，气息是歌唱的动力”，对于声乐教学中的气息控制能力的训练是歌唱的基础，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从结构和音域上相对短小、适中，在帮助学生训练气息时具有较好的平稳性，特别是随着歌唱者声音的长短，对节奏、音调等具有较好的把控力。如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听雨》等，都是学生进行气息训练的有效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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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代女子体育的演变

中国近代社会的女子何以与体育有不解之缘?这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动力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并且建立在互需的基础上。首先由于受到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西方新式体育思想一经传入，就吸引了女子好奇与探寻的目光。女性最早与体育接近是从观看体育活动开始的，新奇的西式娱乐让其兴奋不已，在最初的思想上进行碰撞;其次随着西方思想的逐渐深入，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沉重变革的局面，破除原有的封建传统就需要摒弃女子身上的封建陋习，进而建立正确、符合社会发展的生活方式，近代女子体育则在男性的关注下产生，以促进女子身体解放为目的，这些也就与体育的本质特征产生了最基本的结合点;再次是由于体育实用性的扩大，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强国强种是时代的呼喊，女子需要改变，它的兴盛亦代表一个国家的兴盛，而体育又是强兵、强民、强种的主要手段，所以女子和体育这两个酵素在近代社会的大背景下，都具备了促进社会变革、保卫国家的现实作用。因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工具性的视角、以西方为标准，认为解救中国社会女子应该以体育为窗口。“女子”与“体育”这两个拥有诸多共同目标的现象结合在一起，而它自产生时就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对整个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2.1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

维新派对女子解放的呼吁显然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在各界人士的一系列努力下，女子体育产生了一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1女子学校体育教育

由于受近代社会浪潮的影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近代女学中，学校体育活动无疑是走在最前面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西女塾”和“经正女塾”，“中西女塾”亦中亦西，女子常常在外籍教师的带领下，在绿树成荫的操场上欢快的练习跑步和打排球，她们自由的成长、快乐的生活，她们是时代的娇宠，是近代社会新式女性的代表。在中国人建立的经正女塾中，维新派在一开始的筹办中就确立了“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为宗旨”，在课程中设置体操科目，以锻炼女子身体，增强其体质。可见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希望，而近代女子体育教育，则不仅仅是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更是具有了改变传统风俗、塑造国家形象的意义。

2.1.2女子体育救国

体育的发展总是与时代的主流思潮相适应，近代女子体育的产生因伴随着“强国强种”的思想而上升到更高的国家层面。在20世纪后中国妇女开始自我觉悟，一个追求自我解放的女子群体，高呼“女子是强国元素”，她们认为体育是中国女子的当务之急，体育不仅可以活动筋骨、陶冶性情，还可以强种族。秋瑾推崇尚武精神，并成立了“共爱会”爱国组织，主张“女子从军”，1907年创办了《中国女报》，以“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这一群女性，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拥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在早期创办的女性杂志中宣传女子体育，对近代女子体育在中国的萌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此时女子体育也已经上升到维护国家尊严，保卫国家的高度。

2.1.3女子体育运动会

在近代社会早期创办的女子学校中，一些学校已经有举办运动会的传统了，例如务本女塾及幼稚舍就有在秋季举行运动会的先例，运动会内容包括缘绳、射的和跳绳等等。虽然此时学校运动会的影响力并不算大，形式也是不完整的，但是却为今后女子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女子运动人才的培养以及女子竞技运动的发展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2.2近代女子体育的形成

1907到1923年期间，女子体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出其先进性，女子体育逐渐变得正式和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女子体育教育制度

在1906年之前，近代女子体育虽然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内容，但是并没有被当时清政府纳入正规的教育中，因此早期的女子体育是不规范、松散的，这种现象至1907年有了较大的改变，女子体育产生的影响力日渐变大，在晚清政府颁布的两个法规文件《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呼吁:女子要身心健康，体育课要促进女子身体各部位的发展，摒弃缠足的行为，鼓励练习体操，每周两个课时，教授普通体操和游戏等。这就真正确立了女学的正当地位，同时也为女子体育的真正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

2.2.2女子体育专业教育

女子体育在学校中由零星的开展到成为一门正式教学科目，范围逐渐扩大，这就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女子体育教师的问题，在1906年7月，上海务本女塾率先举办“暑期女子体操传习所”，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女子体育师资培训。之后1908年，以汤剑娥等人为代表的女子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子体育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女子每日学习各式体操，还进行伦理、教育、体育学等课程培训，培养了一批文理兼通、身强体健的女子体育人才。

2.2.3女子体育表演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员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女子开始走进表演场，像男子一样进行身体对抗，将自己顽强拼搏的一面展现给全国人民。1916年，上海爱国女校的运动员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进行篮球表演赛，轰动了全城。1921年，在广东省第八届省运会上有五个队伍参加女子排球比赛，特别是在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正式设置了表演性质的女子体育比赛项目，中国也第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女选手。女子体育虽然以表演的性质走进人们的视野，但女子首次突破小范围的学校体育、参加大型运动会比赛的行为，加快了其步入国际、进入竞技体育领域的步伐，通过体育运动向世人展现了女子的信仰和女子的能力。

2.3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

在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女子体育表现出更科学、更先进的内容，女子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与时俱进，使女子体育开展的越来越繁荣。

2.3.1女子体育观念变化

社会思潮总能如实反应当时人们对社会的期望和需求，1919年爆发，民主与科学思想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认识，强国强种的军事性质体育在新兴思想下似乎显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在、等人的带领下，体育就是要“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女子的体育观念也随着时生改变，由体操变为体育，学习的内容也由兵操转变为西方的运动项目。这种体育认知上的变化，使女子由早期体育强国强种的认识，转移为对自身、对生活和对整个社会的热爱。

2.3.2女子竞技体育运动

1924年以后，妇女解放的大潮已势不可挡，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会，女子参加各项比赛的频率越来越高。在参与项目上也不仅仅局限于团体操表演等，比赛项目逐渐增加，选择也更加大胆，尤其是在第3届全运会上，女子选手正式参加篮球、排球、棒球的比赛。女子在竞技体育领域不断奋斗，在各个地区乃至全国的运动会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第三届华中运动会中湖南省女子队球、女子篮球和女子网球都取得了冠军，在这个过程中，女子竞技体育活动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不断扩大。

3近代女子体育的社会学意义

纵观近代我国女子体育的演变轨迹，由一个裹着脚的唯唯诺诺的小女人到一个挣脱束缚的自强不息的理想女性，中国女性终于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成功的奠定了自己在社会的地位。近代女子体育成长的每一步都给社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效益，使近代女子体育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3.1近代女子体育改善女子的生活质量

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使女子和体育快速的融合在一起，女子体育的兴起显然对女子群体解放产生了一系列积极作用。首先体现在女子身体建设上面，近代女子体育使广大女子接受体育教育并参与体育活动，这不仅提高了女子的身体素质，而且体现了女子对身体自由平等的追求，可以说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支配的实现。然而倡导女子体育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和自由，这还体现在女子精神生活质量上。封建社会的女子没有任何独立性和存在意识，她们没有对自身的追求，更不知何谓生活质量，辗转近代女子通过解放身体，打破几千年来女子所承受身体摧残的痛苦传统，这使女子不再是足不出户，促使她们迈出家门开始参与体育活动、开始社会交往。近代女子体育不仅实现了女子群体对身体健康的追求，而且迈向了改善女子生活质量的第一步。

3.2近代女子体育有利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形成

体育的不断更新和变化与社会的价值观念相符合，那么体育显然对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诚然不同的社会思潮、社会背景下对体育所寄予的希望不同，于是体育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就大不相同。近代社会女子体育的兴起是建立在对封建传统观念抨击的前提下，这就显示了它对破除封建旧习、改变封建观念的作用，女子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接受到了平等、独立等价值观念的教育，通过加深对这种观念的学习和认识，冲破封建牢笼，去操场跑步、去练习体操动作、去参加运动会等，这种体育行为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念，并有利于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随着这种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产生影响，进而改变社会对女子的传统观念，建立起社会对女子的新态度;后，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女子体育观念也从军事救国转变为以健康快乐为主，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而且改变了人们在其它社会生活中的目的，使人们对体育、对社会生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由此可见在接受和学习体育的这个过程中，女子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观念也将随着体育的不断深化而更加深刻。无论是体育教育还是竞技体育，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而且这种示范作用可以引起社会共鸣，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近代社会女子竞技体育就恰好具有了这种示范作用，将这种示范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女子”和“竞技体育”这两个酵素在近代社会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功能，女子竞技体育从无到有、从表演赛到正式比赛，女子在竞技场上的表演，在近代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时髦、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这不仅成为广大妇女新生活的标杆和典范，而且加强她们对自身和社会的关注，进一步影响社会性别秩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女子竞技体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使女子对自身价值以及社会对女子的认识都不断变化。

3.3近代女子体育可以促进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在体育运动的推动下，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社会情感、集团意识、人际关系所发生的积极变化，以及他们对政治安定、社会发展、群体内聚、个人心情舒畅所起的作用，人们的幸福感、对社会的满意度的影响等。近代女子体育显然具有这种促进社会稳定的效果，首先近代初期以秋瑾为代表的女子群体提倡尚武体育，认为体育锻炼要强种族、强国家，还创建了女子爱国组织“共爱会”，她们认识的体育已不仅仅局限于如何解放身体，而是已经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层面。在女子体育的推动下，近代女子将爱国热情融入体育，通过体育活动增强女子的凝聚力，树立女子的爱国精神。尽管当时女子体育的政治作用较大，但不能否认在动荡的时代，它曾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其次，体育可以促进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参与体育活动可以促进人的社会化，近代女子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就是不断实现和加速她们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封建思想在女子头脑中根深蒂固，女子一直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没有正确的认识，使其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度都极低。随着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女子在体育运动中不断的进步和挑战，从身体到精神，女子可以在体育活动中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快乐和认可，与传统社会相比，其在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近代女子体育出现了女教师和女运动员，这使她们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角色，自身价值也得到自我和社会的肯定。女子通过自由的参与体育活动而更清楚的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作用和社会行为，这些都可以说明一点，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女性的个人幸福感和对社会的满意度，这种积极变化不仅可以抑制社会不良现象，还使女子更加乐于投身到社会建设中，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

3.4近代女子体育有助于社会文化建设

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卫生体育属于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内容，体育对促进文化建设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体育竞技运动、社会体育审美、体育方法手段、新闻出版、教育等各项文化事业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领域对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和道德水平有积极作用。比如:近代女子体育竞技活动的历程，从范围上看由校运动会发展到省运动会再到全国运动会的扩大，从项目上看由女子跳绳到排球再到足球和篮球的大胆突破，从参与性质来看由自发松散的到表演性质的再到正式比赛的转变，近代女子在竞技体育活动领域不断前进，表现出更多的能力和创新力，尽管竞技体育发起前，女子体育已经在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女子在竞技体育领域的活动则使体育在更大范围上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女子体育所积聚的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奋斗、团结、友谊等优秀的民族精神财富，近代女子体育事业促进国家文化繁荣，女子体育精神文化得到空前发展。教育是一个国家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具有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也是塑造整个国家形象的关键。近代女子的教育权首先受到社会的关注，女子学校体育教育由早期建立个别学校发展到成为一项教育制度，再到培养专门体育人才的这个过程，女子学校体育逐渐完善，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也逐渐变大。那么近代女子学校体育教育的凸显，不仅具有促进女子身心健康的根本作用，更是具备了冲破传统文化、传递社会主流文化的作用;体育教育使女子成为社会的良好榜样，改变中国女子的封建形象。体育的这种身体教育，对文化传递、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直至现当代对女性的发展都显得尤为关键。

3.5近代女子体育推动社会制度建设

体育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发展，随着时间的积累，最终以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体育运动的制度、法令、条例、章程等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人们遵守法律、道德的自觉程度是衡量和反应体育社会效益的标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体育对社会的贡献。1906年左右，随着女子学校体育的不断发展，女子体育运动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在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这两个法规文件中，女子体育纳入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中，作为一项教学内容受到政府制度的保障，这使更多的人以合法的权利参与体育，更多人自愿接受体育教育。或许正是由于“社会中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使近代女子体育具有不同于男子体育的特殊性，促使女子体育上升到制度层面，推动社会制度的建立。

4研究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社会学意义的价值

无论是在近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女子体育这个看似简单的体育现象却蕴含着巨大能量，然而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历史回顾，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近代社会女子体育的本质和社会意义，而且对现当代女性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价值。第一，体育与女性的身体自由。由于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异，直至现代社会女性仍然摆脱不掉身体文化的束缚，从近代女子体育的实践来看，女子主动参与体育活动、挣脱小脚束缚、自愿选择喜欢的体育项目，体育对实现女性身体自由和赋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体育对自我身体的消费或支配，不仅可以提高现代女性的身体质量，是保障生活健康重要方式，而且是现代女性追求身体平等、改变柔弱消极的身体形象以及实现自我身体权益的主要方式。第二，体育与女性的自我关注。在历史的长流中，伴随社会时代变迁的体育，它的作用更能被人们认识和挖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女性长期缺乏“自我关注”，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照顾家庭”的特征，研究中发现，女性在参与运动锻炼中最容易摆脱日常生活和社会角色的束缚。在体育运动中可以增加女性对自身健康、形象和社会交往的关注。因此，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就是对自己身体、形象等各方面关注的过程。第三，体育与社会性别空间。男女性别自古以来的差异，使男女在社会上的分工逐渐分化，这种分工导致了男女社会性别空间关系的出现，在这个空间中，女性则被束缚在家庭等比较狭小的地带，处于孤立的地位;那么近代女子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不仅帮助自己成功摆脱封建束缚迈入社会公共领域中，而且通过参与体育比赛运动，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务。可见参与体育活动则可以缓和这种孤立的境地，帮助女性争取更多的“社会空间”。因此女性参与体育活动是从“私域”向“公域”的迈进，也是拓展女性社会空间，构建和谐性别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方式。第四，女性体育与社会发展。通过对近代女子体育社会意义的研究，认识到女性体育对妇女自由、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稳定、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引导女性参与体育，在政治决策或体育决策的过程中，女性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因素，进而充分发挥女性体育的潜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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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经验的逐渐背离。随着现代教育专业化、学科化的发展趋势，教学理论研究总是致力于构建一整套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本身的严密性、规范性、系统性越来越成为理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以至于最后，构建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了教学理论研究的目的。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矛盾的景象:一方面，教学理论体系逐步演化为只有专门从事“教学论”研究者才能掌握其游戏规则的特殊的专门化领域，广大从事教学实践的教师们被排除在外，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或者未被视作同一层次上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经验由于其多变性和缺乏系统性难以被纳入到教学理论体系中去，教学理论逐渐脱离经验总结和经验升华的原初动力，不再是探求和发掘教育本质力量、实现人的发展和提升人的价值的学问，而变成一门苍白无力、仅仅关涉教学符号与概念的“文字游戏”。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经验的逐渐背离，使得“教学理论研究由一种本真的研究走向单向对话，显现出一种‘内心独白’的病态。”

其二，教学理论的确定性要求与教学实践情境化特征的矛盾。现代性教学理论在知识观上，强调和追求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和传递性，试图在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中提炼出具有客观和“普世”性质的要素;在教学过程上，重视和提倡教学活动的规范性、标准性和普适性，试图寻找到一种经过精心计算和论证的，可以在最普遍的范围内进行推广的原则和模式。在这种确定性和规范性的要求下，教学目的被社会预设的某个标准所规定，教学内容被一系列貌似真理性和永恒性的知识框架所占据，教学过程更是被精确地设计与规划，成为一个个具体可模拟的步骤和环节。然而实际上，教学实践是具体而微的活动，真正的教学实践是一个个充满着不可穷尽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情境组合，这种充满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情境组成也正是教学生命力所在。“教育理论常常以追求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定论为己任，惯于运用归纳和演绎的语言逻辑，进行思辩或描述的知识阐述。这种宏大叙述因追求其理论层面的总体性、完整性、同质性，在面对实践的局部性、差异性、异质性时，就不免多少显得有些玄思、虚幻。”

教育理论的确定性要求与教育实践的情景化特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而它的深层根源则在于教育理论中的工具理性影响，教学的合目的性追求超过了对生活本身的关注。这个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带来教学理论和知识的片面化、绝对化及其与真实生活的脱离。

其三，教学理论的泛技术化倾向对教学活动人文性的消解。现代性教学理论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引入教育教学研究，使教学理论从“自发”形态进入到“自觉”阶段。这些原则和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进步。然而，技术理性的强大是使其自身逐渐以一种不为人所控制的内在力量向前发展，使其自身成为一种超越了人的主观意志的独立变量，反过来对人的意识和活动产生支配和制约的作用。在强大的技术理性的制约下，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将统计、测量、控制变量、要素分析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教学研究，使之成为教学理论研究的主流方法，这就导致了教学理论的泛技术化倾向。教学理论的这种泛技术化倾向使“教学被规划为一套严整的理性规则和操作规范，具有了实现自身目标的明确自，程序化、可操作性原则渗透到对教学全过程的规划之中，教学似乎成为由技术理性这个独立变量支配的活动”。

这样，教学活动的人文性、情境性被消解了，原本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沦为某种逻辑系统的确定性、单一性环节。教学活动不再成为一种具有诗意和审美价值的活动，不再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而是变成了由若干个要素和环节构成的技术性活动。教学活动的评判尺度渐渐失去了其人文关怀的层面，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的内在感受和心灵成长，而习惯于将其分解为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若干要素和环节逐一判定，有时甚至以其中的某一个指标作为评判教学整体发展状态的尺度。教学理论的泛技术化倾向对教学活动人文性的消解是现代性所催生的困境，是对教育本质的伤害，使得教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呈现出不和谐状态。

现代性教学理论之溯源

现代性教学理论的种种偏向，发端于现代性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扩展。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这样一种观念: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普遍主义的扩张与膨胀的过程。作为启蒙运动的标志性命题，理性本身是闪耀着普遍性光芒的，然而理性的外部形式，即胡塞尔所说的“它对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偏执”却使其产生了变异，成为单一的实证理性、工具理性，从积极转化为消极，成为统治人、束缚人的力量。最终，“现代性的历史轨迹是从人类的解放走向了自我奴役。”人类在现代性中陷入了深深的危机。

异化的精神带来异化的教育。首先是理性至上对人文价值的消解。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人”本身，而是“有用的人”，教育的出发点不再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人，而是人之外的物化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扩张实际上就是理性的力量主宰一切，理性化操控现实世界。尽管它带来了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政治机构的严密精细，但也带来了价值消解、人文失落、精神工具化等种种弊端。“从夸美纽斯的‘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到卢梭的培养‘自然人’;从赫尔巴特的培养‘有道德的人’、小原国芳的培养‘全人’，到涂尔干的培养国家公民;从斯宾塞的‘教育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到我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等，都是以‘未来人’、‘理性人’为前提假设的。”

自马克斯•韦伯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理性之后，西方哲学家大多认同，理性主义操控一切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并致力于对工具理性过度扩张的批判。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性”，无一不是对工具理性、系统生活扩张的反思与批判。在他们眼里，理性操控一切消解了生活的诗意和生命的意义，对工具理性的片面追求导致了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最后导致了价值的消亡和人的异化。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教学理论追求所谓的理性规则和操作规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学原本具有的批判性、人文性、意义性被消解，使得教学理论呈现出背离教学本质的特征。

其次是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僭越。科学以一种不可一世的至高权威俯视着世间，经过科学研究得来的知识被认为是确定的、普遍的、客观的，而教育应当就是这种确定的、普遍的、客观的知识教育。正是这种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和客观性赋予了教育研究者之对于教育践行者权威、教师之对于学生权威的基础。然而，这种知识观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知识“决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它既作为一个探究过程的结果，同时又作为另一个探究过程的起点，它始终有待于再观察、再检验、再证实，如同人们始终会遇到新的、不明确的、困难的情景一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依赖的知识主要有两种形式:学科知识和实践知识。学科知识看起来是客观的、普遍的，但是，每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都会从具体情境、个人风格来使用，因此，学科知识也会打上教师个人风格和具体情境的色彩。而实践知识更多是一种意会知识、经验知识和个人知识，虽然其没有理性化的表现方式，却在教学实践中发挥关键作用。现代性教学理论对知识的流动性、情境性、生成性和实践性的遮蔽，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使其离真正的教学活动需要越来越远。在它的指导和要求下，教学原本具有的流动性、诗意性和灵活性被忽视，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技术的大力推崇、对程序的严格遵循、对规范的严格要求导致教学对人的本质关注基本丧失，教学变成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华丽演示。

教育理念的异化带来了教学实践的困境:一是消解了教学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和意义性，用一种外在的规范来束缚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导致了教学行为的程式化。而当教学成为科学知识的附庸、成为传递意识形态的工具时，它已然失去了“生成文化”的使命和活力。二是造成了教学行为中规范和经验、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教学活动被科学管理、规范管理所支配，学校成为一个追求经济和效率的组织，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在教育中的体现。教师难以展现出自由和个性，容易产生自我认同的困难。三是导致教学研究者与教学践行者之间话语权的不对等。理论研究的实证化、系统化方式占据了强势地位，进而创造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和话语规范，垄断了教学研究的话语权、政策抉择的建议权甚至决定权以及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的制定权。与之相对的是，大部分践行者即一线教师开展教学更多的是凭借和依靠“缄默知识”、“默会知识”和“实践知识”，难以以“科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也难以获得承认、总结和推广。这种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学研究、教育抉择、教学质量评价以及教师进修学习都变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过程。教师个体的失语最终则会造成研究者与践行者之间交流渠道的断裂，变成教育研究的自说自话与一线教师的我行我素。

现代性教学理论之重构

西方学者为走出现代性的弊端开出了各自的药方，如哈贝马斯提出重建“交往理性”来克服系统对日常生活的异化与殖民，吉登斯主张通过“反思性”来修正现代性，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来纠正现代性的偏向，德里达则认为需要通过对现代性的彻底解构以清除其宏大叙事的种种弊端。尽管这些方案在形式上具有巨大的差异，但其都隐含了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关照这一共同主题。颇为反讽的是，教育原本是作为解放人、培养人、塑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但现代性教学理论却在“理性化”、“知识化”、“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强大逻辑下成为忽视人、异化人和压迫人的工具。为此，需要回归到教育培养人的本真当中来，强调教育的形态、教育的发展不能脱离人的价值、人的意义来抽象地理解。换言之，教育的本体性问题只有从人的角度，从促进人的发展和价值实现这一角度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理解，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当然，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人出发，从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从实践主体的地位来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解放人、发展人的目标来审视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地位，这就为重建现代性教学理论明确了基本方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立足于培养活生生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教育的根本目标，我们就能找到走出现代性教学理论的困境的思路，即应当坚持教学理论的学术旨趣不仅仅是建构某种自足的逻辑体系，而是要改变以往解释教学的模式，解蔽出被传统理性主义教学观和语言分析模式遮蔽下诸如教学智慧、具体的教学情景和本土化、个别化的教学知识以及教学活动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等要素的价值和意义，让教师和学生在生命发展的意义上重新确认教学的价值。为此，需要在以下三方面进行转变。教学研究的理念从建构规则转变为关注教学本真世界。马克斯•范梅南强调:“教育的意义必须到教育的实际生活中去寻找，因为如果我们将种种假设和给定的意义都搁置起来的话，所剩下的就只有教育学的生活体验了。”

教学是在特定情境下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一定意义下的人的世界、人的存在方式。真实的教学是情境性的、建构性的、个别性的、流动性的，有自身的运动方式和轨迹，不能按照某种既定的逻辑和程序来实施教学活动。而恰恰是在这种情境性、建构性、流动性的“探险”过程中，生命的诗意、教学的智慧、个人的知识、个性的发展得到了肯定，这才是教学的本质。倘若教学活动被设想为依照某种事先预设好了的“脚本”展开的过程，人的存在与发展过程就会被既定化、模式化，教学则会变成对师生人性的背离。由此，应当转变那种尝试在诸多的教学实践当中抽取、概括出统一的模式然后加以普及和推广的理性主义观念，把教育研究关注的焦点放在教学活动本身，去除外在规则对教学本身的压制，揭示和阐释教学的流动性，肯定教师的个别化知识，恢复教学的本真。教学研究的角色从“立法者”回归到“阐释者”。

篇7

一、引言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难以预计的过程，这就是后金融危机，他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甚至大于金融危机发生时期，而商务专业对于外贸行业的依附度很高，受后金融时代的影响也较大，这就导致了商务英语教学必须改革，以适应后金融时代市场的需求，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几率。因此，后金融危机时代需要对商务英语教学进行科学的、详细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思考，以促进大学培养人才质量的提升。

二、后金融危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

（一）后金融危机对电子商务学生就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缓步增长的阶段，甚至一些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全球的贸易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我国经济受其影响的程度也更为明显，出现了生产企业销售难、外贸行业产销低迷、学生就业困难等等问题。针对大学生就业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就业岗位少与毕业人数增加的矛盾，虽然国家在不断的扩大学生的就业面，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相对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明显太少。此外，受后金融危机影响，很多大企业开始裁员、减少招聘，甚至一些大企业都不再向校园进行招聘，这就是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第二，各高校不断扩招、毕业生增多了，但毕业生的质量并未得到有效的提高，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社会对于人才的综合素质不断的提高，高校很多的毕业生都难以适应当前的局势，这就造成了部分企业招揽人才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人才的紧缺、一边却是大学毕业生的相对过剩。第三，高校培养人才的思想、理念滞后，大多数老师、学生还不能认清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才培养的紧迫感和社会真实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难，很多改革只停留在形式上，致使高校毕业生成为“低不就，高不能”的“剩才”，这种人才培养现状很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对高校教育最为显著的影响结果。

（二）后金融危机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

商务英语所依附的行业是外贸商务，其就业的主要“阵地”是外贸出口类企业，而这一类企业的发展对外有很高的依附性，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对其有很大影响。例如，生产类企业，其产品的附加值不增加，在价位降低的情况下其盈利就会受到影响，且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能只依靠产品价位，这就导致了企业的订单减少，企业的生存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在扩充人力资源，高校学术的就业岗位就在减少。又如，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延续，很多企业经营落魄，甚至倒闭，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员流入社会，这些员工岗位工作经验丰富，无疑是毕业生强大的就业竞争对手，学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由此可见，后金融危机对商务专业学生的就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商务英语教学应充分的考虑当前后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其可能演变的趋势，以提高学校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的接轨，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后金融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要结合当前社会用人实际有规划、有步骤的进行教学改革。第一，创新商务英语教学思想、理念，这一改变可以重塑广大师生的教育观、学习观，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更能理性的看清形势，将长期事业目标和短期实际规划相结合，给学生营造了一个更为科学、理性的求学环境，也使高校的教学总体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第二，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中新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应用拓展了学生对未来职业岗位的见识，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素养，使其综合就业能力得到了提高。例如，实训教学中，场景设计的一些商务谈判中的突发事件、经典案例等，不仅有利于学生练习商务英语所学知识，还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事件、处理事件的能力，这对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有极大的好处。第三，当前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优化了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有更强实力，也使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更能符合当前社会需求，提高了高校培养人才的综合质量。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教学策略探讨

（一）认清人才需求市场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高校学生就业困难的现状，看似“人才饱和”，社会工作岗位紧缺，其实不然，只是社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商贸行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更高，这一行业、企业紧缺的是高素质、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针对社会需求，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中，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知识的学习、掌握及应用能力，使学生能够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技能转化为工作岗位上的技术能力，以人才推动企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其次，树立产学结合的教学理念，将商务英语的教学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例如，和外贸企业联合教学，让学生在教学参与过程中接触实际的工作岗位，以此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又如，实施产教结合教学策略，使学生在工作岗位上体会商务英语知识的内涵和应用，可通过实际定岗训练、软件模拟训练等手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如商务英语谈判中用英语联系对方企业的相关人员，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谈判过程中很多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有可能是影响谈判结果的关键，在商务英语教授中学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文化差异的特点、对商务谈判的影响等，应用模拟实训软件使学生对不同的文化产生兴趣，从而纠正学生英语商务谈判中的“中式思维”模式，培养学生更优秀的职业能力。再次，引导学生认清人才市场需求的现状，培养学生独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在商务英语教学参与中树立远见的职业规划，避免学生毕业后择业、就业的盲目性。例如，在教学中以我的职业和未来为主体进行讨论、辩论，让学生用英语阐述自己的观点、理想等，以此树立学生对未来职业的正确认识。又如，通过职业情景模拟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商务英语应用的实际状况，以此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深度和应用能力，同时使学生树立远见的学习计划，重视商务英语学习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进而增强其职业能力，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强的竞争实力。

（二）以社会需求为本大力培养人才的实践能力

培养社会需求人才是高校教学的本职工作，后金融危机时代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更显重要，这就需要商务英语教学更好的调整教学策略。第一，以社会需求为根本进行人才培养，当前社会形势下，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中低层商务英语应用人才已经不能满足商务外贸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这就需要商务英语教学进一步拓展思路，应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培养该行业的高端人才，如上述的产教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等，以此提高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第二，现代行业岗位上对于知识的应用趋于综合性，也就是人在岗位上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具有很强的职业专业素养，还要具有很强的合作能力，对于职业岗位的相关技术、技能、知识等有很广泛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这就要求商务英语教学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专业的层次，要引导学生向相关领域探索、发现，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知识综合应用能力，为社会培养高端的复合型人才。第三，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及专业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不能让学生广泛涉猎而无一精湛，要严格要求学生的商务英语专业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涉猎别的领域，将其融合到商务英语的应用实践中，以此提高学生自身的专业能力，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具有更强的实力。

（三）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

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是适应社会岗位需求，使学生能够在就业后有个更好的发展，从而实现学生的职业梦想，同时也提高学校的声誉，使学校在教育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在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升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结合市场人才需求，从专业、心理、体质等多方面培养学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在实训教学软件应用中，设置突发事件场景，如接机时对方的电话失去联系，在此情况下学生该如何应付这样的突发状况；又如，在联系商务业务洽谈中，对方通过电话要求企业的相关资料，在这种状况下那些资料能给、那些资料不能给，等，这些都可通过实训对学生的认知加以强化，使学生能够在动态的事件发展过程中恰当的应用知识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在实训过程中提高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使其在工作中有更加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态度。其次，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商务英语人才非常紧缺，当时商务英语中低档次的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社会的需求，在培养人才中，以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应用为主要的培养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务英语中低档的应用型人才已经饱和，当前社会需求的是高端的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中，商务英语教学更要注重人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提高所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使其成为该行业的高端人才，具有很强的知识灵活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提能力。因此，就需要和企业、公司联合教学，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掌握商务英语应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发现自身性格、思维等方面的一些不足，进而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结合老师的启发和引导加以完善，以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使学生具有更高层次的职业素养。再次，商务英语教学中应用功能多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例如，应用小组讨论教学法，以此提高学生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增强学生的协作能力，使学生的才华得到更好的施展。又如，在实训教学当中，应用科学、客观的褒奖教学法，使学生自己探索商务英语实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善于自省的习惯，使其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独当一面，发挥自身更大的潜力。再如，以商务英语实训组织、辩论赛组织的形式提高学生对某一项事件的组织、安排能力，使其在协商、沟通、规划等工作中不断的提高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

五、结语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的发展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此情况下培养商务英语人才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社会需要出发，重视学生商务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同时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使其在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中找到发展的机遇，以促进学生的发展，造就学生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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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焱霞.基于网络的高职商务英语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16）：149-150.

[3]石磊.项目驱动教学模式下的商务英语信函写作实践研究[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5，（4）：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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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和长春师范学院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7月22日至25日在历史文化名城长春市召开。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武汉、南京、苏州、济南、长沙、兰州、沈阳、湛江、河南、河北、安徽、吉林等20省市。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这是近代文学研究界长期研讨的一个课题。此次会议有关这方面论文的特点是论述更加具体化。如《高旭与西方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从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或一种文体风格的嬗变来看西方文化的影响，论述更加深入。二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瞻望与回顾。这是近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前已有郭延礼教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以及关爱和、王飚、袁进教授的专题论文，对此已谈得比较全面、深入，故在这次研讨会上未把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作为研讨的重点，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究力量和学科格局的研究阵容，尤其可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一支以近代文学研究生为主体、更加年轻、更加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这批后起之秀，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潜力，他们会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研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近代文学的转型问题。这方面的论文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叙事视角理论的近现代转型》《近世世界知识与晚清小说的转变》《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文学政治的兴起》等，论文的作者分别从文学观念、文体形式、视角理论、社会心态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会议还收到了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邵宝庆教授的论文《周桂笙和〈毒蛇圈〉》（邵氏本拟赴会，因故未能出席），对《毒蛇圈》的作者朱保高比（周桂笙译为“鲍福”）进行了深入的考辨，有助于解决周桂笙所译《毒蛇圈》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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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小说研究应该包括文学、政治、社会、经济这样几个主要层面。但以往的小说研究侧重在文学、政治、社会方面，对于经济层面的研究几乎空白。这一方面是由于小说属于古老的文史学科，在这一学科里，经长期积累形成了固定的研究规范，在这些规范中根本没有经济学的概念。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小说史提供给研究者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资料十分稀少，构不成体系，无法进行研究。

说到底，小说是一种通俗文学产品，它的兴衰变革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通过小说史经济层面的研究，能揭示小说发展的深层次规律。因而小说与经济是一个有深刻内涵的研究课题，很值得小说研究者探讨。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近代小说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经济学资料，有待小说研究者去开发。本文就中国近代的稿费制作一些探讨。

中国近代文学的繁荣是与中国近代的文化市场分不开的，稿费制是文化市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是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的纽带，只有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机制，让文化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都得到相应的利益，文化市场才能活跃起来。

一、中国近费的产生

中国近费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我们先征引几条有关稿费的资料。一条是关于(申报)的。“最初在(申报)上发表诗文，不但没有稿酬，并且照广告条例向作者收费，”‘”能刊登作品而不收广告费，就属优待了。(申报)第一次付稿费的征稿是在1884年6月，是一则征求画稿的启事，题为(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启事曰:“本斋印售画报，月凡数次，业已盛行。惟外埠所有奇怪之事，除已登(申报)者外，未能绘人图者，复指不胜屈。故本斋特告海内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明事之原委。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人画报者，每幅酬笔资两元。其原稿无论用与不用，概不退还，居住姓名亦须示知。收到后当付收条一张，一俊印人画报，即凭条取洋。如不人报，收条作为废纸，以免两误。诸君子谅不吝赐教也。”

一条是关于林译小说的。林纤的第一部译著(茶花女遗事》，出版于1899年(也有人说在1898年就有印本了)，这一年的4月17日，上海(中外日报)登出一则有关(茶花女遗事)告白，告白云:“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并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捐人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致谢忱，(昌言报)馆白。

一条是包天笑记载的有关情况。1906年(光绪32年)，包天笑在曾孟朴的(小说林)编译所兼职，他说“当时已流行了计字数稿费的风气了包天笑在(时报)工作，又在(小说林)兼职，自己又写小说，他对当时的出版界应该是熟悉的，他的话起码能说明当时(小说林)的情况。他编(小说时报)大概是在1909年，他叙述当时的征稿情况说:“在筹办期中，登报征求小说稿，无论长篇短篇，文言白话一例征收，那时译写小说的人已经很多了。有的本有固定的职业，性之所好，以此作为文人的副业，有的竟是生计艰难，卖文为活，一时投稿者实在不少。”但那时除了小说稿给稿费，其他的诗文竟没有稿费。包天笑在他编辑(时报》附刊(余兴》时，为了鼓励这些诗文作者，奖给他们购书券。他说:“从前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的，虽然也登载些小说、杂文、诗词之类，都附载在新闻的后幅。我在初进(时报》时候，便是如此。但(时报》那种杂，如楚青写的《平等阁笔记》和(平等阁诗话》，都是附载在新闻之后。还有名人投稿，弃之亦属可惜。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后来创议别辟一栏，名字唤作《余兴》，专登载除新闻及论说以外的杂著，”“他们虽不受稿酬，可是我们为了鼓舞投稿人的兴趣起见，分别酬以有正书局的书券。好在有正书局那时的出版物，甚为丰富，都是狄平子所选取的，苏州、常熟、吴江的投稿家，积聚了许多书券，到上海来选择了一大包回去。”

从以上的几条资料我们可以看出，稿费产生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至迟到1899年已有稿费了，到20世纪初已经很普遍了。如果不算传统的书画润格的话，小说稿费实行得最早，诗文词赋则远在其后。

二、中国近费的价格和形式

当时的稿费的价格如何呢?以下我们引(ail影楼回忆录》中的资料为例，来说明当时的小说稿费价格。包天笑的这些文字记述的是1906年的情况，大致可代表清末民初这一段时期。

“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2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要修改了。也有每千字1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5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我的小说，后来涨价到每千字3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做每千字2元算。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5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5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3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6元)。”〔“’“再说到这三部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弃儿埋石记))的稿酬吧，那是每千字3元，千字3元，在当时也很算优待了，平常不过是千字2元，”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时，小说的稿费价格为每千字2元到每千字3元，名家的会更多一些。

我们再看一些杂志的征稿价格。(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当时写稿一般没有稿酬，《小说月报》却首订征文条例，投稿中选的，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5元，乙等每千字4元，丙等每千字3元，丁等每千字2元，来稿不合，立即退还。”(民权素》创刊于1914年。“当时的酬格，优等千字6元，特等千字4元，中等千字2元，如不及格的稿，不论字数多少，准一星期内发还，对于作者所花的劳动，是相当珍重的。”《上海滩》创刊于1914年，“一度征文，题是(嫁后之光阴》，征二千字至四千字的小说，一名酬7元，二名6元，三名4元，以下酌减。”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到民国十几年的时候，稿费有所提高。最高已达7元，最低的是2元，已与包天笑记述1906年的普通2元，优待3元已有不同了。

当时的报酬，除了以千字为单位计稿酬的形式外，还有其他形式:

一是把作家包下来，按月给予补助，其所有产品为出资者所有，如上海世界书局老板沈子方包下近代小说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以向君的多才多艺，于是(江湖奇侠传》一集，二集……层出不穷，开上海武侠小说的先河，后来沈子方索性把这位平江不肖生包下来，所谓包下者，就是只许给世界书局写，而不许给别家书局写，就像上海戏馆老板，到北京去包名伶来唱戏是一个典型。”再如蔡东藩。他写(民国演义》时“当时上海的会文堂书局，每月给他稿费60元，写了好几年才写完。据说还有几回(民国演义》写好了没有印，他就去世了。”“蔡氏是浙江诸暨人，因为拿了会文堂的月薪，也就受了会文堂的约束，不能写其他的文艺作品，只可以专心地写这种小说，他以此作为名山寿世之业。”

二是把稿费直接转成股份。如包天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弃儿埋石记》三部小说，全部稿费都转成商务印书馆的股份，“到后来，有一位友人郑君，他有一部分商务股份，也让给了我，我共有商务股份3千多元，够得上一个董事资格(商务任董事，起码要有股份3千元)。”

三是津贴形式。《飞艇报》创刊于民国元年，后又由詹禹门一人独办，“禹门则厕身报界有年，沪上各界无一不相识，即各舞台之经理如天蟾之许少卿，第一台之尤鸿卿，大舞台之童子卿亦无一而非旧交，无一处不帖费。”

四是一些非正常形式。《罗宾汉》创刊于1930年，由周世勋和朱瘦竹主办。“周世勋笔墨较为横厉，各家影片公司摄制新片时，深恐周世勋在报上加以恶评·，总在该报登一广告，买个人情，所以该报广告收人尚不错。"(1210

三、中国近费培育了一代职业作家

文化市场的一方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文化产品生产者，作家是小说市场的重要一环，完善的小说市场要有一大批素质高的专业作家，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优秀的作品满足读者的需要。之所以能有一大批高素质的职业作家，关键就是要有足以维持生活的稿费来源，中国近代的稿费养育了中国近代作家。

著名小说家程小青，“父不务正业，遗产荡尽，”他自幼靠母亲抚养，“家庭很清苦，只在私塾中读书，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投稿杂志报纸，以稿费贴补家用，这样艰苦地成家立业”。

周瘦鹃“家庭清苦，他在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留校教书，并以卖文所得，作为生活经济来源。"周瘦鹃回忆他翻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说:"20岁时，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英文组聘我去专做翻译工作，除译了几种长短篇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外，还译些杂文和短篇小说，供给该局月刊(中华小说界》、(中华妇女界》等刊用。22岁时，为了筹措一笔结婚的费用，就把这些年来译成的西方各国名家短篇小说汇集拢来，又补充了好多篇，共得14个国家的50篇作品，定名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编译完工之后，就由局中收买去，得稿费四百元，供给了我的结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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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史是高校日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各学校都很重视。但很少有学者归纳总结教学方法，绝大多数学校采取的都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参与的机会少，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分析能力。

笔者在大学教授日本文学史，一直以来运用的也是单纯讲授的教学模式，学生很少参与其中。笔者把自己准备的讲义教案和平时积累的知识拷贝进学生的脑海里，学生只顾做笔记，没有人提出异议。然而，期末考试的结果并不理想，面对需要自由发挥的小论文题型，学生不知从何处下笔，很多人仅能列举文学事件，个别学生能够围绕题目展开论述评价，但基本上都是在默写课堂笔记，缺乏独特的见解，更不用说创新思维了。这种教学模式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通过给1990年后出生的学生上课，笔者深感必须要改革传统教学模式，而且时间非常紧迫。

90后大学生，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沉迷电脑网络，关心新事物，热衷于挑战新领域，有常人看来另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不愿意走寻常路，并且极力表现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在学术领域的创新是极有可能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作为任课教师就应该尽快帮助学生启动创新思维，为他们搭建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使他们成为课堂教学的核心。

此外，未来在日企工作决定了学生要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现阶段以及未来日语专业的毕业生在日企长期从事专职翻译的越来越少，多数人被要求兼做行政、企划、人事、总务等工作。这就要求毕业生成为一名既懂外语又具备创新思维且能单独负责一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根据毕业生的反馈信息，能够独立策划，关键时刻还能充当翻译的职员会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企业的领导层会及时放权，给职员施展才能的空间。课堂教学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不能束缚学生的创新思维。日本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门可以自由发挥的课程，学生可以充分展示想象力，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

日本大学的国语系同样开设日本文学史课程，其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借鉴：由导师带领研究生按照研讨会的方式授课，或将讲义内容分为若干章节，由学生讲解评述，导师补充点评。这就需要学生课前做好准备工作，如查找资料，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撰写提纲等。导师的职责是推荐参考文献，主持研讨会，对学生发表的内容进行指导和评价。这样做可以让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由课堂教学的“配角”变身为“主角”，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创新、分析能力以及口才。

笔者所在的廊坊师范学院日语系是一支重视教学并且能兼顾科研的优秀青年团队，包括笔者在内，专门研究日本文学的教师有两名，其他教师对日本文学也很精通。所以由笔者担任项目负责人，同几位同事组成课题组来进行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教改。首先课题组重新修订教学大纲，然后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专题分类，接下来分配各自的工作：项目负责人承担每一章概况部分的讲授任务，并负责课堂录像，主持研讨会和总结评价，课题组成员每人负责指导几名学生，纠正他们的发音，指导他们查阅资料，组织小规模的发表讨论练习，让学生找感觉，尽快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学以小说创作为核心，出现了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所以小说部分的专题讲解是日本近代文学史课程的主要任务。把讲台交给学生是本次教改的关键，按学生学号顺序分配工作，每位学生负责一两位作家的讲解。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发生误会，有的教师总是给成绩好的学生更多机会，而成绩差的学生常被边缘化，时间久了他们会自暴自弃，对该课程和任课教师产生排斥心理。笔者只是建议学生要擅于运用自己的强项，展示出自己的特色，对讲解方式不做要求和限制。笔者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概况进行了讲解和论述后，正式开始以学生为主讲人的专题课程，并为他们录像（录像既为了保存教改资料，同时也是为了让学生通过看回放来纠正自己的仪态和发音）。第一位学生的表现就超出了笔者预想：她负责讲解两位写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幻灯片制作的非常精致，还从网上找到了作家的照片（插入图片可以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内容很丰富且有条理，主次分明，将重点放在了对二叶亭四迷的介绍上（二叶亭四迷的《浮云》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出发点），分为简介、生活经历、作品介绍等几部分来讲解，然后着重介绍了《浮云》。讲解结束后其他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些学生还指出了主讲人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笔者提出一个问题：“浮云”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她回答说，女主人公阿势思想左右摇摆，就像游弋在其他人物之间的一朵浮云。这是她通过精读作品得出的结论。笔者提示说，如果再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在明治初期的社会背景下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都像是浮云，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随后笔者从《浮云》中选出一些精彩的篇章段落给学生朗读，让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品味日本文学的特色，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是有意尝试将日本文学史课和日本文学选读课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研究不脱离作品，有助于将来毕业论文的撰写。几位学生还谈了对《浮云》的看法，有的人欣赏二叶亭四迷的创作风格，觉得写实性强，但也有人表示作品读起来很压抑，不如中国小说看起来爽快。学生们讨论得很热烈，可见大家课前都做了准备，最后笔者对整堂课进行了总结。之后的几位学生发言各具特色，而且在笔者的引导下，他们越来越重视对作家代表作的分析。其中一个学生在讲解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时，播放了一段视频：一个美少女伴随着动听的音乐讲述小说的精彩片段。由此可见90后学生对新媒体的热衷，这种创新式的做法值得发扬和推广。学生在论述作家作品时，能够不循规蹈矩，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有些想法与传统认识大相径庭。虽然一些观点缺乏足够的依据，但是这种创新思维应该受到鼓励。该学期的日本文学史课程进行得非常成功，学生普遍认可这种教学模式，评教成绩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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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日现代文学之间一直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二者互相推进、互相影响，因此，无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还是对于日本文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现代文学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二者均经过了社会的变革、时代的进步，在本国文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文化并加以创新，而正是在新旧文学的传承过程中，中日现代文学进行了交融和碰撞。

2、现代文学的本质

现代文学主要是指在国家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对现代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学体裁，创造新的文学内容，从而与世界文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学主要以对社会的反映为基础体现出一定的精神世界，而随着目前社会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等也在发生着改变，以中日现代文学为例，其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学体系。

3、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我国的现代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五四”与文学革命，当时中国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启发，开始对我国的文学进行革新以达到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民群众的结合比以往更深，是以现实主义革命为主体，同时包含有多种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的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大家鲁迅的很多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开辟了广泛的道路，随后冰心、郁达夫、郭沫若、朱自清以及叶圣陶等众多文学大家更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我国文艺运动实践与文学思想的深度融合，民族特色鲜明、艺术个性明显，再加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大家做出的突出贡献，更是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

4、日本现代文学的特征及其发展

日本的文学深受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而具有独特的特点，在近代之前，其主要以短小、结构单纯的短歌为主，而之后向着连歌发展。纤细和含蓄是该时期日本文学的突出特点，同时其文艺观也是以真、艳、寂、哀为主，直到后来的大变革时期，日本向中国大陆全面开放。在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远洋一至日本，便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韩文学，继而创造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继而出现了江湖元禄和奈良平安文学，同时日本的发展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分析

5.1中日文学的差异

中日文学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下，表现出一系列明显的差异性，首先，中国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日本文学主要是玩物有情的文学，属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其次，中国的现代文学更加注重风骨，对言志比较看重，主旨比较鲜明，而反观日本文学，更加崇尚言情，轻快优雅，比较喜欢朦胧微妙；第三，我国现代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日本的现代文学则受佛道遁世思想的影响。最后，我国的很多文学都和政治息息相关，很多都是俯瞰社会，关注芸芸众生，很少表露自己。相比之下，日本的现代文学却是和政治的关联性并不强，其关注的大多数角度都是宫廷妇女与隐逸者，余情与暗示经常在作品中展现。

5.2中日文学比较的意义

虽然中日文学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双方的差异性比较明显，但是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共通之处，究其原因，和双方的发展背景相似有着直接的关系，两国都是以接受欧洲近代文学为契机而建立的日中两国近代文学，只是从明治时期开始逐渐拉大了距离。而随着近现代文学差异大于类同，中国与日本现代文学也出现过趋同的倾向现象，对其两国的文学比较也具有一定的意义，能够为我国的文学积聚一定的文化底蕴，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来说，中日两国的现代文学虽是差异性明显但是又各具特色，能够互相融合，互相进步。

6、结束语

当前，中日现代文学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才能有效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对其背后的文化本质进行了解，体会先贤们的历史，这样才能在未来创造出新时期的文学新纪元，其同时也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主要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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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语；外来词；意义；用法

随着日本的物语文学传入中国，此类文学作品的名称以及“物语”这个词也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知晓。例如《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等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汉语里原本并没有“物语”这个词。现代汉语中的“物语”一词是借用自日语“物Z（ものがたり）”的一个新词。该词目前在几本汉语的新词辞典中已有收录，此外还被正式收录进汉语的《辞海》（1999年版普及本）。该词不仅被日本人频繁地使用，如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能经常见到。

首先，笔者对日语词“物Z（ものがたり）”进行了考察。从词性上看，“物Z”在日语中属于名词，为训读的汉语词。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语辞典《日本国语大辞典》中对“物Z”的解释如下：

①谈论各种话题。互相交谈。东拉西扯地聊天。也指谈论的内容。

②就某一特定事情的全部经过进行述说。也指述说的内容。

③日本文学形态之一。以作者的见闻或想象为根据，以向人讲述的形式叙述人物或事件的散文文学作品。狭义上指平安时代的虚构故事及以和歌为中心的短篇故事集，也包括镰仓、南北朝时代的模仿作品。广义上也指历史故事、神话故事、战争故事等。虚构故事分为传奇故事、写实故事等。

④净琉璃、歌舞伎中，历史剧的主角讲述过去的事件、回忆、谈论心境的部分。也指演出的内容。

⑤近代文学中，相对于诺贝尔小说而言，指称有连贯情节的故事。另外多以“就……进行叙述”的意思附在标题后。

从现代日语的角度来说，“物Z”现在主要是以“日本文学形态之一”、“近代文学中，相对于诺贝尔小说而言，指称有连贯情节的故事”、“东拉西扯地聊天”的意思，作为名词使用。

不用说，像“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物语文学作品的标题已是广为人知的固有名词。如今，“物语”这种文学体裁在现代文学中也常被日本作家使用。例如《远野物语》、《巷说百物语》、《三十年物语》等。并且，该词在影视剧、动漫游戏和电视节目等领域也被广泛地用作标题。例如电影《四月物语》、《下妻物语》，电视剧《世界奇妙物语》、动画《彩云国物语》、漫画《山田太郎物语》（国内译为“贫穷贵公子”）、电脑游戏《牧场物语》、电视节目《Great Mother物语》（2001年4月至2007年3月由朝日电视台播出的记录节目）等。

“物语”二字都是汉语汉字，因此中国人一看就能读出其汉语发音“wù yǔ”。若只看字面，一定有不少中国年轻人误以为这个词是中国原本就有的。从由来看，“物”和“语”二字都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汉字，其字源可分别在中国的汉字词典中查到。然而，这两个字组合成“物语”这个词后，在2000年以前出版的汉语辞典和汉语古典中几乎找不到，由此可判断“物语”是汉语中的新词。

而该词是何时进入中国的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得追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交流是以日本学习和仿效中国为趋势的，二十世纪以前，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翻译的日本书籍是凤毛麟角。而以中国在中战败为契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大量中国人赴日留学，中国人翻译日本书籍成为热潮，中国开始反过来学习日本。最早被派遣赴日的中国人（清政府最早派遣赴日使节是1877年）所写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到“物语”一词。

《日本杂事诗》（1879年 黄遵宪）

“翠华驰道草萧萧，深苑无人锁寂寥。多少荣花留物语，白头宫女说先朝。”

虽然这些文献中出现了“物语”，但是并未对其做出任何解释说明。由于难以找到更早的资料，因此无法探究“物语”一词进入中国的具体时期，在此只能暂且推断为十九世纪末。

接着再来看看现代汉语中的“物语”。《辞海》中将“物语”定义为：日本文学体裁之一。“物语”意即故事，由口头说唱发展为文字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物语主要指自平安时代（794-1192）至室町时代（1336-1573）的传奇小说以及歌式小说、恋爱小说、历史小说、战记小说等。最著名的有《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竹取物语》、《平家物语》等。

日本物语文学作品的汉译版中也有一些关于“物语”的解释。例如，《源氏物语》汉译版中写道：“日文物语一词，意思就是故事或杂谈。物语文学是一种日本古典文学体裁，产生于平安时代（即公元十世纪初）。它在日本本国民间评说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了我国六朝、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这些物语，脱胎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是向独立故事过渡的一种文学形式。” （叶渭渠 1980年）

“物语”这个外来词虽已不是新词，但其传入中国后被使用的不多，所以对中国人而言仍存在新鲜感。并且，其作为外来词所具有的一种时尚感吸引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使用范围也迅速扩大。

“物语”被频繁使用的同时，其用法和意义也出现了多样化。现代汉语中的“物语”是名词，通常与其他汉语名词结合，构成复合名词来使用。例如，用作书名和小说名的“青春物语”、“穗子物语”、“藏地物语”、“风姿物语”等；用作电视节目和报纸专栏名称的“黄金物语”、“岭南物语”（《岭南文化时报》）等；用作店名的“丝丝物语”、“茶物语”、“甜心物语”等。此外还有“森林物语”、“明星物语”、“鲜花物语”、“星座物语”、“职场物语”、“咖啡物语”、“成长物语”等等，不胜枚举。

商钟岚在论文《“物语”小议》中将现代汉语中的“物语”的词义归纳为：①故事、传说。②情怀、感想。③法则、规律、总结。④对事物、人物的介绍。除了①的解释，其他都是“物语”进入汉语后衍伸、发展出的新词义。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人们从认识、接受外来文化逐步转变为自主地去寻求并积极地运用外来文化。正所谓“入乡随俗”，“物语”进入中国后经过长年累月，其词义也趋于汉化，与汉语环境相融合。外来词“物语”是以汉字的形式传入中国的，中国人在视觉上对其有亲切感，因此即便不了解其原本的词义，也能从字面上加入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并将其作为一种时尚来使用。这也体现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追求新鲜事物的意识及心理。

参考文献：

[1]《日本国Z大辞典》在线辞书版 小学馆 第二版

[2]《汉语大辞典普及本》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2000年

[3]《黄遵宪全集》陈铮 中华书局 2005年

[4]《辞海（下）》（1999年版普及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