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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机构资金不足且结构单一。西部金融机构发育程度不高,其中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仍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他金融机构进驻、发展比较缓慢。在国有商业银行等我国正规金融构成体系中,除受制度安排平均布点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合作制小银行外,其他股份制银行很少把总部设在西部。
2.证券市场发育薄弱。从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尚无较大的区域性中心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证券市场容量小,无论是上市公司数量还是证券市场的筹集资金额,均远落后于东部。此外据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全国性的融资中心都设在东部,西部上市公司数量也远少于东部,2007年上市公司数量仅占全国上市公司的17%左右。且存在地区、行业的不平衡性,仅四川、重庆就占全国西部上市公司的46%;传统产业较多,新兴产业少,基础设施产业缺乏,资源优势产业太少,不能体现西部的优势。
3.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水平低。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由于预期的不确定性,成为风险性投资,因而需要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予以保障。然而指标和数据表明,西部保险业发展不足,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水平低。据《2008年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金融保险业发展情况的对比为:GDP占全国的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55.2%、19.0%、17.3%;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70.6%、17.6%、11.9%;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4.70%、2.71%、3.58%;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东部、中部、西部依次分别为11.87%、7.59%、9.47%。
4.金融监管政策不健全。现行的统一监管政策对西部的监管主要表现在:(1)央行的监管内容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由于新设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所以对东部地区的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层面,对金融机构运营的监管有所忽视;相反,对西部地区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层面。(2)东部地区金融发达,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众多,监管力度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国有银行占相当大的比重,监管的力度相对较大。(3)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东部,因而西部地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干预强于东部。
(二)西部金融对经济的制约
1.国有银行提供的产品不能满足西部地区的金融需求。国家在构建其金融体系时,没有根据经济结构及时调整金融体系的结构,从而使金融体系结构不能更好地适应于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设置在西部的国有商业银行是整个国家银行的一部分,无论资金计划还是信贷安排上都要受上级控制,很难实行针对区域经济现状分区运行的多元模式。
2.西部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造成西部金融抑制进一步增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采用总分行制度,总行出于全行资金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必然会统一调度其各分支机构的资金。由于发达地区贷款收益率在同等风险下比欠发达地区资金收益率高,或在同等贷款收益下,发达地区的金融风险要比欠发达地区小得多,因而各银行总行必然倾向于以不同的形式从贷款收益低的欠发达地区集中资金,支持经济发达地区,而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渠道“虹吸”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向经济发达地区。
3.西部金融发展滞后阻碍了西部区域经济技术结构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快速发展得益于金融先行这个条件,金融先行极大地促进了资源流动和技术创新。西部经济技术资源相对水平与东部比并不差,但由于缺乏技术创新的微观机制,在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配置上忽视工业生产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使得西部技术开发与工业生产活动缺乏有机联系且效率不高。
二、西部金融发展的政策
(一)建立适应西部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体系
1.建立针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银行。在西部大开发初期,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私人投资很少涉足,因而成立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银行来筹措建设资金,是有效率的选择。
2.适当撤并效益不好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较高,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对于集聚社会建设资金用于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难于基层营业网点效益低下,不良资产比例较高,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应当撤并效益不好、扭亏无望的基层营业网点,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中心城市分行的作用,集中资金和人力支持大中型企业向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及跨国经营方向发展,实现规模收益。
3.结合西部地区发展的特点,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西部大开发应当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以效率优先来发展经济,因而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提供小额信贷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必然的选择。
(二)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
1.充分利用和发挥西部中心城市的优势,打造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可考虑依托西安和成都的经济、技术和人才优势,建立沪市和深市的证券交易所的异地交易中心,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同时,利用西安和成都两个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驻地的优势,发挥政策资源和信息集聚中心的优势,培育西安和成都成为西北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
2.健全区域金融协调机制。在培育西安和成都两个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同时,应当尽快完善区域内部的金融资源和政策的协调,以统筹区域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区域外的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大力吸引外部资金投资西部大开发。
(三)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有区别的金融政策
1.货币市场方面。(1)实行与区域外有差别的存贷款利率。西部地区应适当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以充分集聚资金,吸引区域外的企业投资,存贷的利差由国家财政贴息支持;(2)降低西部地区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以抵消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的吸纳,增加货币供给量,满足西部的资金需求;(3)加大信贷政策支持力度,根据西部产业结构特点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制定相应的产业金融政策,加大金融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4)放松市场准入限制,鼓励地方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的进入,共同为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金支持;(5)在西部地区成立开发银行,有效地促进该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受总分行制和一级法人制的制约,很难制定具体的存贷款政策和利率政策,因此,可以考虑设立一家或几家西部地区开发银行,这些银行应采取国有民营、股份制的运作模式,主要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同时,国家应给予西部银行更多更为主动灵活的政策手段,如利率,以保证其资金的来源。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实际利率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西部地区,出现了实际利率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均为负相关的现象。因此,允许利率地区差异化,推进致力于利率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改革,对促进西部金融中介发展和改善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
2.资本市场方面。(1)设立西部大开发基金。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国家的信贷支持远不能满足资金的需求,因而设立西部大开发基金,以吸引社会闲散资金而达到集聚使用,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加大对西部地区股票及债券发行政策的倾斜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3)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增强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能力。地方政府债券也叫“市政债券”,它是指地方政府或其下设机构为提供地方公共品的需要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的活动。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利用金融创新,在实践中借助地方政府所属的综合性投资公司发行企业债券。西部地区现阶段应积极学习东部地区经验,挑选资产负债比率合格、信誉良好的国有投资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成为“准市政债券”性质的企业债券发行试点,积累经验为将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打好基础。西部政府债券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经济自,同时,有利于资金在西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和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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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1912年熊彼特建立了创新理论,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应用。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创新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产业经济和实体经济企业,很少涉及金融问题。20世纪七十年代,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服务需求的扩大与金融管理体制产生了冲突,金融创新活动开始快速增长。相应地,一些学者开始将创新理论应用到金融理论的研究中来。到了九十年代,金融创新理论基本上形成了体系,并成为金融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金融创新重要性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产生了研究兴趣。
(一)关于金融创新的概念和分类。目前关于金融创新还未形成权威且普遍认同的概念。在较有影响的定义中,David Llewellyn认为金融创新是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新金融市场的产生以及提供金融服务方式的发展。GreenbaumHeywood认为金融创新是存在金融合同却处于零供给状态的金融产品。广义上金融创新是创造并普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的行为。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金融创新的范畴做过这样的界定: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制度的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这种界定将金融创新的范畴扩展到了金融制度。我国多数学者倾向于如下定义: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
(二)金融创新带来的影响。金融创新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可以归根于与金融创新浪潮相联系的金融重建过程。例如,Michael Carter就曾著文论述过金融创新何以导致了一个更加脆弱的金融机构。Lason认为对金融体系的标准看法产生了对金融体系重构的迷信理解,即认为金融体系的重构总是有利于金融体系。他们建议考察私有经济领域创新过程的源泉,并指出范伯伦的理论对创新源泉的性质提供了有益的见解。范伯伦的理论认为,金融家的行为受两个有力的欲望支配:最大的金钱收益、金融稳定。前一欲望激发对增加收益的各种途径的追求;后一欲望则引致这样一种倾向:大的金融机构以及它们制定的利率左右着金融市场,并在金融市场中形成勾稽同盟和保守管理。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相互冲突性,增加了金融创新在金融体系中的不稳定性。
Minsky认为经济扩张会产生一个不断增强的反作用,即高水平的投资产生高水平的赢利力,高水平的赢利力又激发更高的利润期望,这样又会抬高资本的市场价格;接下来,这些过程又增强借贷双方的信心,从而刺激更多的投资。总体上说,金融创新对整个金融体系理所当然的具有裨益。不同金融工具所包含的不同种类的风险已经彼此被分开,这会增加金融系统的效率,因为交易要素更加齐备,而且相关的风险也由最有效的金融机构承担。彼此独立的风险个数的增加应该不会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总风险。
另外,如VanHornc,J.C.指出,过度创新增加社会成本以及出现“泡沫现象”;MichaeIPawley等提出创新使广义货币总量(M3)难以确定,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A.Saunders等提出风险转移但并不消失,可能造成未来的金融危机;PeterTufanoc等结合案例论证了金融创新对经济社会的福利改善。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稳定性产生的影响
目前,对于金融体系稳定性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各种金融机构及其构成的市场、金融管理机构及其管理规章制度的总和构成一国的金融体系。因此, 如果从金融系统本身的组织结构入手,金融体系的稳定表现为四个方面:(1)金融体系中的金融机构是稳定的,即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金融机构能够持续经营并履行他们的债务,而无需外界的援助;(2)金融市场是稳定的,即交易者能够放心地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交易价格反映基本经济因素变化,而当这些因素并未有明显变化时,交易价格不应出现剧烈的短期波动;(3)由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组成的体系是稳定的,即个别金融机构或市场的危机波及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以至于发生系统危机的可能性低;(4)金融管理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有较强的监管和控制能力。
如上分析,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金融发展起到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给金融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带来巨大改变,这种深刻变化极大推动了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然而,金融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监管不当,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四个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稳定性的影响。金融创新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也不在旧体制的框架之内。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保护本国金融竞争力的动机支配下,八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陆续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和金融交易的限制,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出现趋同。许多金融机构有大量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如或有负债、高杠杆借贷、衍生证券等,在传统的账务处理程序下,这些活动不计入资产或负债方,仅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以注释,其实质就是在不扩大资产负债的同时,开展一些投机、收取手续费的业务。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金融机构和大企业就是高杠杆借贷的牺牲品。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1997年初韩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800韩元;2月23日韩国的外汇储备减少至外债总额的5%。这些不透明的业务对韩国金融市场、韩国经济的打击是相当大的。由于韩国金融机构由母公司进行了担保,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进入1998年高负债的韩国大企业集团,接二连三爆发了财务危机,表外业务的高风险可见一斑。简言之,当金融机构通过扩张信用以获取高收益时,高风险随之而来,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必然降低。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金融市场出现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金融创新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一个投机之风盛行的金融市场,显然是不稳定的。其手法有如下几个方面:
1、发难未来,左右现在,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和现货市场所做的交易,将“未来”和“现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投机者可能通过操纵“未来”而反过来影响“现在”。而由于衍生交易成本低,用同样的资本在衍生市场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现货市场的广度远不能与衍生市场匹敌。从衍生市场发难,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不断挤压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在随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过程中,这些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它们以自有资本作抵押,从银行借款购买证券,再以证券抵押继续借款,迅速扩大了债务比率;不仅如此,它们还将借款广泛投机于具有“高杠杆”特点的各种衍生工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杠杆比率。据《经济学家》的报道,量子基金确实早在1997年3月就大量买入看跌期权,以掉期方式借入大量泰铢,卖出泰铢期货和远期,因料定交易对手要抛出泰铢现货为衍生合同保值,轻而易举地借他人之手制造泰铢贬值压力。
1引言
在当前银行机构及业务大扩张下,实现银行业务跨区域流水化作业处理,使业务处理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和高效化,不断满足银行各项业务发展需要,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达到实现银行经营综合效益最大化目的。而这些均需要先进的银行系统支持,而这种集中化跨区域的银行系统,首先面对的就是多实体、多分支机构的系统布局。
2银行系统架构案例分析
2.1多实体的基本布局
多实体的概念于系统中的实现,就是针对银行中的层次细分(数据、机构、岗位与用户)进行结构化与逻辑化的关联,而在系统中提供了相应的参数来达成层次关联的实现,这些参数包含:Unit、Role与User。
Unit:
Unit是实现系统多实体化的重要参数,其主要目的是用来设定每个运行实体的所能存取的数据表,与各个数据表的存放位置(数据库与主机),系统中可以定义任意多个Unit,而每个Unit可以同时存取一个到多个数据库,同样的一个数据库可以同时被多个Unit存取,借此系统就可以完成多实体运行环境中的数据分布/布置。
Role:
另一个实现多实体运行的参数就是Role,通过Role来定义各个岗位的职责(授权),岗位职责的变动、岗位的调动、变动均通过参数Role来实现。
User:
有了Unit(机构)与Role(岗位)的设置,也必须要有人(即用户)去那个他所属的机构报到与任职,而User这个参数除了用来设定用户基本信息、密码与安全策略外,就是巧妙的连串起Unit与Role,而形成了Unit、Role、User的三角关系。
所以可利用这三个参数的巧妙关系,根据行内的实际需要搭建起数据、机构、岗位与用户的多实体分布状态关系,以完成多实体运行机制的目标,并可运用在日后可能的进程的合并或分割的调整。而此类的运用在大银行中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银行合并的过程,就牵涉太多太多机构的调整:有合并的、有分离的、有升格成外汇指定中心的(即单证中心,根据地区大小辖下有数量不同的分支机构),甚至也存在分离后降格成一般分支机构的,除了多实体运行的分布外,尚存在许许多多的资料重整。
2.2多实体机制的应用
单证中心的定位,组织架构的定位
单证中心是中心、成本中心还是利润中心,在系统建设初始就需要定位,不同的定位对需求的导向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是中心性质,单证中心就不存在任何账务;如果是成本中心性质,单证中心有自己的账务行,同时也负责表外记帐;如果是利润中心性质,就需要考虑中心与经办行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
业务框架的灵活调整
在单证中心的定位与组织架构确认后,就会对相关业务框架进行可能的调整,图1是以信用证开证为例来说明可能的改变:
2.3多实体、多分支机构的模式转换
一个支持多实体(Unit)、多分行(Branch)运行的系统,透过系统所提供的参数,在多实体、多分行的环境中,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安排集中、分散或部分集中部分分散的运行环境,且由于透过参数的方式,系统也可进行分散向集中的靠近,或是集中向分散的分离。在公司的现有用户中上述情况也都有发生过。
银行组织结构中一般包括了机构、岗位、岗位职责、员工等基本要素,系统通过参数实现了这些要素的建立及变更,以实现组织结构的建立与变动。关系如图2所示:
系统通过Unit参数来建立运行机构的实体如:总行、单证中心及各级分支行,并可设置每个运行机构的承做行代号、记账行代号与该所属运行机构下每个数据表所存放的数据库(同时多数据库支持),可通过Unit参数的设置与调整来实现分支机构的合并、升级、新增、撤销。利用岗位职责参数来定义每个岗位(Role)的授权功能,而再以Role参数来设定每个机构(Unit)的职能(即操作功能)。
通过Role参数来定义各个岗位,并将已经建立好的FUNC(岗位职责)授权给各岗位。岗位职责的变动、岗位的调动、变动均通过参数Role来实现。
通过User参数来确定银行的职员,并将相应的Role(岗位)及职员所在的Unit授权给相应银行职员。银行职员的岗位调动、新进职员、职员离职、职员在总分支行间的调动均可通过User参数来实现,并可设定用户基本信息、密码与安全策略。
经由参数的调整来实现运行模式转换,系统可支持银行所要求:从总分行式的运营模式到集中化处理运营模式(单证中心)的转换,其中包括业务授权与岗位的转换,也可透过Unit参数中对数据存放的设置来完成数据的转换。
账务核算机制的建立
在上述的单证中心定位明确后,与相应的架构调整完毕,接着就是账务核算规则的订立,与新核算规则下所引发的业务口账务调整。在系统的设计上,仅需要对公共流程中的账务模块进行调整。
3结语
本篇主要设计一种多实体、多机构的系统架构模式来说明集中模式下的银行系统作业。由于篇幅的原因未对具体架构进行更深层次的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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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embarksfromtheclassicaltheory,uncoordinatedandthefinancialrisk’srelationshasconductedtheresearchonthe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thoughtthatthe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willbeuncoordinatedthroughmanykindsofwayinitiationfinancerisk.
Keywords:regionaleconomiesdevelopment;financialrisk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问题最终会集中体现于金融。那么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与金融风险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呢?本文将结合经典的金融风险理论,就这一问题展开初步的分析。
1从马克思经典假说看
1.1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生产过剩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产业同构及重复建设问题,会导致商品生产的结构性过剩。经济领先区域经济之所以领先与其产业结构领先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分不开的。经济落后地区在缩短与经济领先地区的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经济领先区域的产业升级速度不能维持两个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时,必然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叠加。产业自构必然会引发大量的重复建设问题。而产业的同构与大量的重复建设必然会导致商品生产的结构性过剩。
其次,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需求相对不足,使得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第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必然会导致经济领先区域与经济落后区域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异。对于经济领先区域而言,在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情况下,其对于已有产品组合的消费需求会趋于饱和,由此制约其消费需要,而对于经济落后区域而言,较低收入水平会制约其消费需求。第二,从投资需求角度看,对于经济领先区域而言,虽然有大量的资本集中,但是由于产业升级的缓慢,资本流入到生产领域的量在产业趋于饱和后就会增长缓慢,投资需求开始不断萎缩,而对于经济落后区域而言,政府将比较稀缺的资源集中配置在其认定的高利润率的“关键性产业”中,这必然导致本地原本就稀缺的资源对于其他“非关键性产业”而言更加稀缺,进而制约了“非关键产业”的投资需求。
1.2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金融过剩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导致经济领先区域的金融相对性过剩。根据前文的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资本从经济落后地区持续的流出,同时还会阻碍资本流入经济落后地区。而对于经济领先区域而言,金融资源的大量集中,在国家“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下,很容易产生金融的过剩,形成信用的过度膨胀。
其次,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言,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大量的金融资源被投放到“关键性产业”,而根据“资金软约束”理论,在行政干预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很有可能产生“资金软约束”现象,进而导致金融的结构性过剩。
2从凯恩斯理论角度看
凯恩斯指出,经济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亦可通过这些途径导致金融风险。
首先,从消费需求角度看,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的区域间贫富差距增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在经济领先区域出现的劳动力总量相对过剩及结构性不足,亦会导致区域内收入的两级分化,进一步制约需求的扩张。
其次,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对于经济领先区域,在旧有产业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阻碍其产业的升级,进而阻碍了投资需求的扩大。而对于经济落后区域而言,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会阻碍“非关键性产业”的投资需求,而另一方面,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也会制约该地区的投资需求。
3从周期性的金融内在不稳定理论角度看
首先,按照明斯基的理论,金融风险的产生源于经济周期中的某种变换,而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情况下,经济落后区域的经济赶超战略为这一“变换”的产生带来了契机。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投资机会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因而汇集于“关键性产业”,在资金软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信贷泡沫。
其次,经济落后区域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偏好于高新技术的发展,而通过自主开发或者引进的途径在本区域内形成技术的创新,而这亦会带来新的“变换”因素,进而导致多方面的风险暴露。其一,如果自主开发,那肯定要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密切相关的风险投资业,而风险投资业的特点是集高风险、长期性、专业性于一体,这与经济落后区域优质劳动力及资本缺乏的现状是冲突的。其二,如果从经济领先区域引入,由于经济领先区域资本充足,在以此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创新多以服务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为目标,当然这也符合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化规律,如果经济落后区域进入相关的技术,则会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替代,使原本就稀缺的资本更加稀缺,而劳动力就业状况则更一步恶化,进而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最后,稀缺资源向经济领先区域的持续涌入,也会加大经济领先区域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稀缺资源在经济领先区域的持续集中,一方面为银行过度信贷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经济领先区域内有可能形成“被提前的经济繁荣”进而导致过度的投机。
4从货币主义视角看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我国“一刀切”式宏观调控的失灵。在全国统一货币供给调控下,东中部地区经济对货币调控的反应要快于西部地区。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金融机构往往将资金从西部地区调往东中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使用,很多微观经济主体通过股票市场投资等渠道将资金投向东部地区,这将首先导致东部地区不动产、金融资产价格迅速上升,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会波及到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原本稀缺的货币供给显得更加稀缺,此时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调控又将陷入两难境地。
其次,地方政府出于竞争的需要,对商业银行强加以准财政的职能,使得商业银行面临这双重委托的矛盾,进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一、区域性分散利率的概念及发展区域性分散利率的重要性
1、“区域性分散利率”的概念。
利率是承诺的收益率。不同的借贷,有不同的利率。区域性分散利率是一个创新名词,是指利率还可根据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适时作出调整的一种利率。把利率进行区域分散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损害。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建立的最大理念就在于货币的融通,以达到资本的增殖。由于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货币流通频率也会呈现多样化,因而可能导致金融系统存在很大差异。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行根据不同省份,不同行业类型的分散型的利率。这种利率本身来说针对性较强,但是这种一对一的特殊利率首先并没有运用到每个省份,而仅仅是运用到极个别的省份,所以局限性还是很大。其次,在各个区域内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生产总值差距不大,只要实行区域性的利率也可以达到根据不同的经济梯度运用不同的资金的目的。
2、区域性分散利率的重要性。
在市场调节作用明显的任何一种经济中,利率对于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利率一方面影响人们的储蓄倾向;另一方面,又影响人们的投资倾向。论文参考网。利率和汇率、通货膨胀率一样,也决定着金融资产和有形资产之间的合理分配。 然而,在各发展中国家中,利率在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是有差别的。原因在于各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各异,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的分离程度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资本的流入、流出掌握得也是有松有紧。论文参考网。利率受市场经济影响,市场经济越社会化,利率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强。 因此,实施区域性分散利率就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性。
二、实行区域性分散利率的可行性条件
1、东、中、西部可支配收入呈现多样化导致创立区域性分散利率制定具有可能性。居民的富裕程度对该区域的储蓄和投资具有决定作用。利率作为最直观的杠杆,就是具有调节居民储蓄和投资的职能。家庭拥有的闲散资金越多,进行家庭金融决策的灵活性的可能也越大。[1]
引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然禀赋明显差异化,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通过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特点。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区的历史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相关的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文献综述
自银行出现以来,人们就在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由于金融在当时的附属地位,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业作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的两篇论文《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通过建立一种由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结论,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他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9)中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则是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以及其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金融发展。他结合了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实证方面,通过对35个国家约100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这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以及分析基础。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两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别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他们提出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全面地讨论证明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及货币金融理论界的重要突破。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加上发展中国家常出现通货膨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贷人的需求,二者均损害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为了让利率真实反映供求,恢复金融机构的配置能力,政府应该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时,肖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良好的金融体制能将储蓄有效地引导到生产上去促进经济,同时繁荣的经济也能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刺激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放弃了原有金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把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能包括进来的一般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四个指标测度金融中介质量(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以此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这是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以及功能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状况的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带有突出的差异及不平衡性。特别是1997年后,国有银行开始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量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向大城市聚集;而欠发达的地区则发展迟缓,金融形式相对落后,金融活动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巴曙松,1998)。
(一)区域金融发展指标
鉴于中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发展相关的三个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规模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来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包括信贷转换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Y)两项指标。其中,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中介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进储蓄逐步向投资的转换,使得剩余资金得以利用,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SLR指标能够有效检验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但在我国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具有缺陷。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因此如果将资本更多地配置给私人企业,则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数据无法获得,在对PRIVY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标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OE表示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基本逻辑是从贷款总额中分离出国有企业贷款。
(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
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图1表示几个主要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国内总额比重,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约占全国存贷款总额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东北地区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区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影响存贷款总额,因此通过省市数量对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进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个地区的存贷款平均值均呈上涨趋势,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规模上,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信贷转换率(SLR)。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前东部地区信贷转换率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比较明显。2000年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这有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及政策相关,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东部地区大力扶持,贷款增加使信贷转换率变高;而之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力度,使得其贷款增加,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较低,因此增大了信贷转换率。
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图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标,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上面两个指标一样,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虽然PRIV指标是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能够更真实反应金融中介效率情况,但是由于是与GDP做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指标产生了影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及GDP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标。
通过本文运用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的衡量,可以看出,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并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需状况、政府的行为以及法律和社会信任状况等,每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概况
(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从表2、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流动呈持续扩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53.3万提高到2009年的2.11亿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从1990-1995年的2076.9万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万,整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表3显示,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58.29%上升到85.5%,同时,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流动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金融发展部分划分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分析)。
图5更直观地表现了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箭头所指为劳动力流动方向,箭头的宽窄大约代表相应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来越宽的箭头也显示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逐年递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所表现出的特征: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各地迁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计量方程的设定与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因素对省际劳动力流动产生了何种作用,本文设立基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从i地迁移到j地的劳动力人数/从i地迁移到i地的劳动力人数; ln(RWj/RWi)表示迁入地j地的实际工资与迁出地i实际工资的比值。这一变量表示的是预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除以CPI指数得到各地的实际工资水平;ln(Dis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表示两省之间的距离。ln(Unemj/Unemi)表示迁入地j失业率与迁出地i的失业率之比。这一变量用来表示两地的就业情况差异;ln(Openj/Openi)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比值,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两个地区间对外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本来归纳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作用机制中包括贸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对地区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即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和迁出地发展水平之比。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个指标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同期全国总存贷款额ln(SHCRj/SHCRi);信贷转换率(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ln(SLRj/SLRi);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来自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省间距离数据来自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货运里程表》;金融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宏观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对于PRIV指标的计算,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抽样调查,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时本文对每个时间段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开放度等指标进行了平均,进行检验的数据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但由于金融发展数据有缺失忽略不计,且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个省,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金融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促进作用是在地区社会经济具有显著差异基础上发生的,只要这种差异状况不改变,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将会持续。对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且迁入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大量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迁出人口较多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了解决劳动力资源严重外流的问题,不仅要做到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提高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充分重视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缩小地区金融差异,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一,要逐渐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落后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倾向于东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金融约束严重,造成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应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加强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建立机制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反哺。第三,在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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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理论与文献回顾
金融功能包括:动员储蓄、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促进交易、监督公司管理者并形成公司治理。金融发展从以下5个方面作用于生产率:
(1)金融系统通过积累储蓄促进生产率增长。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的储蓄动员功能向更多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不仅能减少与不同经济体的交易成本,减少储蓄者的信息成本,而且使用金融中介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2)金融体系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金融系统通过信息显示功能来引导投资,使资本的配置效率更高。金融体系不发达导致有才能的、高效率的企业家受制于有限的自我融资渠道而不能进入市场,金融中介发展会使借款人进行创新,带来科学技术进步;金融中介收集和处理信息具有规模经济,这便利于资金流向社会回报更高的项目;金融中介降低了流动性风险。
(3)金融市场通过风险分散功能促进技术进步。金融市场能够对企业在技术创新投资时面临着的跨期风险进行分散,从而可能的冲击将在更长的时期得以分担,减少了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得以提高。
(4)金融市场通过交易促进功能促进了技术进步。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通过降低交易的成本来促进交易的繁荣,这样投资者就不用过多顾虑长期投资时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使高回报、高效率的长期投资项目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有效的金融市场通过建立各种交易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更为频繁的横向或纵向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对专业化技术和生产的需要。
(5)金融系统通过对企业进行监督,加强公司治理来推动技术进步。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并提供资金来影响企业家的创新;金融体系发展能降低成本和信息成本,使企业家能够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进一步推动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展开。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又增加了金融创新活动的回报,导致了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都是从金融深度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比如Méon等通过对47个国家的研究发现,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正向的作用,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低,金融中介的生产率效应越不明显。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时采用的衡量指标和检验方法存在不同,导致结果存在差异,如张军等在增长核算方法的基础上,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金融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进行了检验,发现中国金融深化与生产率之间呈正向关系。袁云峰等使用随机生产前沿函数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效率之间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dylw.net 写作论文赵勇等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方式在由投资推动向生产率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门槛效应,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降低增长方式转变的门槛值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集约式转变。
二、检验模型、指标与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9年中国1 867个县(市)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考察中国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影响,其中县(市)样本的选择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县(市)。农村普惠性金融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公布的2009年全国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bankmap.cbrc.gov.cn),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2010《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县(市)社会经济主要指标部分、国研网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县级经济指标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本文最终选取了1 867个县(市)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占中国总县(市)的90.2%,能够代表中国农村地区。其中,东部地区537个县,中部562个县,西部768个县。
2.指标的选择
产出指标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表示,投入劳动力L用地区总的就业人数表示,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取,本文用当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影响农村生产率的因素包括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程度和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对每个指标的具体解释如下。
(1)普惠性金融指数(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IFI),见表1,具体算法参考田杰等的介绍。
(2)政府财政支出(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GEB)。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政府支出比重越大,生产率增长就越慢。一般来 说,政府财政支出越高,说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差,政府干预的力度也越大,因而越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期GDP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3.检验模型的设定
测度生产技术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将选用SFA方法测度中国农村经济的生产效率,并深入研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dylw.net 写作论文产效率的影响。相对于DEA方法,SFA方法具备如下的几点优势:一是SFA具有统计特征,可以对模型本身和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检验,而DEA方法不具备这一特性;二是SFA的生产前沿是随机的,更加符合现实,而DEA的生产前沿是固定的,忽略了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与DEA方法相比,SFA采用特定的函数形式,更适合于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本文根据Coelli等模型的基本原理,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2009年中国1 867个县(市)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对前沿生产函数和生产无效率影响因素同时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如下:
式(3)中,Y表示产出,K和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向量,t是测度技术变化的时间趋势变量,β表示需要估计的系数,随机误差项包涵2个部分:v和u,它们相互独立,其中v表示经济系统不可控因素(如观测误差等)冲击的噪声误差,服从对称的正态分布,u为非负随机变量,代表非技术效率项,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并且服从零点截断正态分布。式(4)中技术非效率被视为效率影响因素和随机变化的函数,Z表示效率影响因素,ω表示随机扰动项,δ为待估计系数。式(5)主要是通过γ判断模型是否能够成立,如果非效率影响因素较小,即u在残差中的比例不大,那么对非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特别引入了γ对模型进行判断。当γ接近于0时,表明实际产出与可能最大产出的差距主要来自不控制因素造成的噪声误差,这时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即可实现对生产参数的估计,而没有必要采用随机前沿模型;γ越趋近于1,越能说明前沿生产函数的误差主要来源于随机变量u,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也就越合适。式(6)表示生产技术效率。
三、实证分析结果
1.总体效应
从表2可以看出,式(3)、式(4)中γ分别为0.37和0.87,并且在1%下显著。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和本文的理论预期相符合。我国发展良好的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通过动员储蓄、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促进交易、监督县域农村中小企业管理来促进农村生产率的提高。从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可以看出,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每万人金融网点数维度和储蓄使用效用维度反而抑制了农村生产率。和理论预期不一致,表明这2个维度的发展在促进农村生产率中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2.不同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γ为0.01,偏离1,并且不显著,因此不存在效率损失。中部地区γ为0.93,在1%的水平上显著,存在效率损失。可以看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西部地区γ为0.78,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西部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对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了西部地区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经济市场化程度变差,因而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
东、中、西部农村地区资本的弹性显著为正,并且依次递减,这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县域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情况是相符合的。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弹性显著为正,表明了这两个地区还是人力资本推动型发展。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弹性为负,表明了东部农村地区已经从人力资本型发展转向投资推动型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其中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其他不同维度对农村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可能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发dylw.net 写作论文挥着作用,东部地区不存在效率损失。
一、前言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1年到2004年间,从整体看,国内生产总值由21617.8亿元增加到136875.9亿元,经济平均增长水平保持在9%左右;从各地区的发展来看,东部地区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由52.65%上升到58.38%;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变动略有下降由26.87%发展到24.72%,但从整体来讲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稳定;西部地区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由20.48%下降到16.90%。 尽管中国经济整体实力大大增强,但是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这种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剧。
二、东西部地区资本投入与使用情况的对比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虑到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注入;另一方面资金的趋利性本质,使其为了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总是向资本使用效率高的方向转移。论文分别从资金投入和资金使用效率两个方面,对东西部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
1.东西部地区的投资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表1的数据表明1999年~2000年之前,东部地区的投资率要高于西部地区,这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入东部地区,使得该地区的投资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2000年以后,西部地区的投资率迅速提高,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实施战略,通过政策倾斜等方式向西部地区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从而使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有所提高,相对而言投资率有了大幅的提升。
西部地区投资率的提高只能反映西部地区资金投入的增加,但是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并不能解释。下面通过无效投资对各地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对比。
2.东西部地区的无效投资
尽管投资在不断增加,但是仍然有一部分是投资是无效的,表2的计算结果反映了1991年~2004年各地区的无效投资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情况。从整体来看东西部地区的无效投资从1991年~2004年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各地区对资金的使用效率都有所提高;从各地区对比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到多数年份东部地区的无效投资基本上要低于西部地区,即西部地区在资金的使用效率方面还是低于东部地区。
三、结论
结合上述分析,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解决西部地区的资金问题,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西部地区要想实现经济的腾飞,必须具备大量的积累资金
(1)国家继续保持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规模。(2)实施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同时完善西部地区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3)在国内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策导向,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的投入西部地区。
2.从西部地区自身的角度出发,提高对已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1)要降低西部地区的无效投资。西部地区投资率不低,但投资效率不高,无效投资过大。因此在投资项目的选择、实施和经营中都要强调高效率;可以企业重组,调整产业结构等方法,达到降低无效投资的目的。(2)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产出效率。可以通过发展高科技,提高资本效率,进而增加西部地区的资金净流入,为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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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在采取刺激政策和救市措施遏制经济大幅度下滑势头并取得一定效果前提下,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寻找新的产业核心技术方向和新的产业增长空间,使本国产业能够在全球化条件下仍保持相对竞争优势是目前各国正在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产业一方面表现出改革开放来显著增强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危机带来的外部需求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等问题也迫使中国继续加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求在危机后的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保持处于有利地位。
1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评价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以及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本文将一国(地区)的产业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即,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阶段、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品牌创新产业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是依据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得出,后一阶段是依据建立在自身组织的核心能力的竞争优势理论得出的。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主要有以下特点:
1.1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仍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实际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优势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认为,生产某些特定的产品所拥有的相对低廉的价格优势,表现为在区外市场占有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首先,中国现阶段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现状是由中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我国为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相比资本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属必然。其次,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也是由中国所处的国际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于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发达国家将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衰退期的产业向中国转移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现状。最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解决我国劳动人口就业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大,为我国人口的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1.2我国内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及东部沿海不可比拟的海洋优势,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心所在。就加工贸易来看,到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在全国的比重超过10%的省(区、市)仍只有广东、江苏和上海(分别为39.03%、21.43%和13.43%),其他加工贸易出口在全国的比重超过1%的六个省(市)也都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我国发达地区的代名词。而与东部相比,中部与西部的发展明显滞后于东部的发展。同时,由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导致农村出现空巢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农业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显得迫在眉睫。
2我国经济发展策略
2.1我国总体发展策略
在今后的发展中,总体上,应在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地区进行产业优化升级,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同时将该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相对稀缺的地区转移。
一方面,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保护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现阶段的必行之举。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发展才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和技术条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质的飞跃。另一方面,遵循产业发展趋势,我们在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发展也十分必要,即不断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乃至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2.2加速东部产业优化升级
资本密集型产业又称资金密集型产业,即需要较多资本投入的行业部门,如冶金、石油、机械制造等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不存在相互排斥的现象,可以协调发展。金融危机后,应当注重用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以达到产业结构优化和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双重目的。同时,还应提高教育、技术水平,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只有大力加强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才能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优势。
2.3加快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步伐
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加快东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还可以缓解东部地区人口压力,让一部分人就近就业,有利于协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中部拥有区位、人才培养的自身优势,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已获批准;中原城市群也已纳入国家战略考量。西部也有成渝改革试验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发展顺利,在接纳产业转移上存在一定有利条件。但是,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时应与发展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有机结合,引进产业的同时注重区域创新能力,才能有利于中西部发展。
3结语
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危机也是转机,中国只有把握好这次机会,加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加快东部地区产业优化升级,同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发展,才能在危机后的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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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崔功豪,魏清泉,刘科伟. 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信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产业。在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信息服务业至少发挥着六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带动制造业结构调整和升级;2、缓解服务业成本病;3、促进知识流动,支撑技术和业务创新;4、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更多就业机会;5、满足不同个体和组织多元化的信息需求;6、吸引外包业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因此,进一步支持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既是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又是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在政策激励下,每年以30%的速度蓬勃发展,信息服务机构和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服务范围不断拓宽,传输手段,技术水平逐步提高。目前,信息服务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发展不平衡。信息服务业的地域发展不平衡,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水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7倍,西部地区则为全国水平的32%。二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互联网用户中,只有0.3%的用户是农民,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率的740倍。为了更好的推动西部经济,实现区域统筹发展,应采取适当措施扭转目前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信息服务业过于薄弱的现状,避免西部和农村地区陷入“数字鸿沟”。
2、信息内容服务缺乏产业化运作。由于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原因,隶属于不同行政部门的信息服务机构采取较封闭的生产方式,部门间信息互不流通,缺乏社会化分工协作,力量分散,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化服务能力。据统计,目前社会上70%的信息资源在单位或系统内部运转,只有30%进入市场提供服务,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3、社会资金向信息服务业流通渠道不畅。论文大全,政策壁垒。相当多的信息服务业企业属于中小创新型企业,存在旺盛的资金需求,但目前,我国丰富的社会资金并不易向信息服务业流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服务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困难。信息服务业企业固定资产相对较少,无形资产所占比重较大,由于受到资信等级、财务风险、信息披露等限制,中小企业往往很难得到担保或抵押,造成从银行申请贷款比较困难。二是国内风险投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信息服务企业发展的需求。三是非正式融资渠道受限。在企业成长的早期,融资来源主要是依靠非正式融资,即民间借贷和股权投资。非正式融资因其独具的中小企业亲和力、信息成本和规模经济优势,决定了其在中小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但在我国,投融资政策主要着眼于正式金融,对非正式金融采取排斥的态度,导致其功能和作用不能充分发挥。论文大全,政策壁垒。
4、政策性壁垒阻碍新兴业务发展。论文大全,政策壁垒。信息服务业发展速度快、技术与业务创新多的特点,要求深刻认识产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相关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目前针对信息服务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技术、新业务和新问题存在政策缺位。例如,对于IPTV、手机电视、VOIP等新兴业务,缺乏统一或者明确的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些新兴技术和业务的发展;对于互联网服务业,则先后有十余个部门出台了相应的管理规章,造成中小企业市场准入难,加重了企业负担;对于因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融合到其它领域而引发的一些新问题,例如虚拟财产、个人隐私、电子支付、数字化信息内容的评估定价等,还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和法律规范。
二、进一步支持信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信息服务的财政投入,进一步完善普遍服务机制。
推进农村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首先要强化农村电信基础设施投资,确保农村的各级政府机关、农业科技推广站、储蓄所、邮电局等公共服务机构实现上网,逐步实现网络在农村地区的社区普及接入。由于我国正处于电信产业管理体制的转型时期,普遍接入义务的实行还有一定困难,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
研究表明,决定信息服务业企业选择落户区域的因素,最为关键的是业务的前后向联系和人才资源。因此,对西部地区,要加大通信网络建设的投入,缓解带宽瓶颈。要加强对上述地区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建设的资助。协助上述地区建设一批基础性、公益性和示范性的公共服务平台,如测试认证平台、共性技术与应用开发平台、新技术推广应用平台等,提高企业开展业务的前后向联系能力。2、完善信息服务业企业认定机制,使信息服务业企业享受软件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为了推动科技进步和提高产业水平,我国现有政策对软件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部分信息服务业企业也属于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但是,由于软件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不是为信息服务业量身定做,仍有相当多的信息服务业企业不能享受优惠,这些企业包括专门从事服务而不是软件开发的信息服务企业,以及不具备一定自主知识产权要求的信息服务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在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知识流动,支撑技术和业务创新,满足社会信息需求等方面,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支持体系,2006年1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科技部颁布了《关于在苏州工业园区进行鼓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展试点工作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即财税[2006]147号文,提出了将技术先进型的服务企业纳入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范围。论文大全,政策壁垒。该政策更全面更合理的覆盖了信息服务业的产业链,成效显著,建议将其扩展至全国范围。
软件与信息服务紧密相关,软件是从事信息服务的关键工具,信息服务是软件的核心价值。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软件的成熟,软件即服务(SaaS,(Software-as-a-Service)成为世界软件产业发展大趋势。建议将软件企业的优惠政策(国发[2000]18号文)扩展至信息服务业领域。
3、完善信息服务业的市场机制,破除政策性壁垒。
对于信息传输服务业,完善市场机制的主要任务是放宽市场准入,打破行业垄断、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支持和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市场。加快推进三网融合,鼓励VoIP、IPTV、手机电视等融合性业务与市场的发展,推动三网融合的试点建设。论文大全,政策壁垒。论文大全,政策壁垒。对于互联网信息服务业,要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和基础运营企业的行为,保护消费者利益,改善互联互通,维护公平环境。对于信息内容产业,要鼓励政府对社会开放信息资源,依靠政府市场需求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进一步规范信息化建设项目的招投标、监理、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行为。建立更合理的系统集成资质管理办法,整合资质评定条件,减少种类数量,设置资质评定特殊条件,允许提前跨越晋级。
4、拓展投融资渠道,化解信息服务企业的融资缺口。为满足信息服务企业的资金需求,需建立多层次的信息服务业资本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信息服务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项目融资、资产重组、股权置换等方式筹措资金;进一步完善信息服务的无形资产评估机制,鼓励银行积极向符合条件的信息服务企业发放贷款;加快面向信息服务业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建设;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利用民间资本,规范非正式金融体系。
同时,还应逐步健全信用担保和信用管理体系,完善信息服务业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息服务企业信用评级制度。
参考文献:
[1]汪会玲,论信息服务中的信息资源整合平台建设[J].图书情报工作,2006,(1):112-114.
[2]郭作玉,关于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的思考[J].电子政务,2009,(4):11-19.
关键词:金融危机 独立院校 就业压力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ployment pressure
作者简介:宋雪(1982--),女,硕士研究生。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商学院教师。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5-0114-01
金融海啸的危害才刚刚开始,大学生成为就业市场上最直接受害者,尤其对于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较弱的独立学院的大学生,在求职市场饱受令人寒心的冷遇,相当多的独立学院的大学生开始选择继续留在学校深造,然而更多不怕“冷”的应届毕业生则继续在求职“战”场上,寻求着自己未知的求职之路。
一、调查对象和方法
1、调查对象
选取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南民族大学工商学院共500人.。其中男生247人,女生206人,中南分校198人,武昌分校163人,工商学院92人。
2、调查方法
自编金融危机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心理影响状况调查问卷。包括就业准备、就业动机、就业认知状况、就业价值观。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以专业为单位,在中南分校分别抽取会计、计算机和工程造价共200人,在武昌分校分别计算机、市场营销和经济管理等专业共180人,在工商学院共抽取国际贸易和英语等专业共120人。
二、调查结果分析
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53份,有效回收率90.6%。
1、受调查学生情况
2、毕业生就业心理状况
(1)就业准备
调查问卷显示,出色的综合素质最为大学生所看重,占22.3%,优秀的专业成绩相对较少,占13%,获奖证书或资格证书占17%,其他各项比例在数值上接近,面对金融危机,大学生都有自己的准备。
(2)就业动机
动机和需要是紧密联系的,调查结果显示43%的学生想通过就业实现自身价值,30%的学生就业动机则是个人喜好。说明大学生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并体现了他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3)就业认知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56.3%的大学生认为用人单位最重视的是应聘者的综合素质。其次是社会实践和毕业院校,分别占17.2%和13.7%。
(4)就业价值观
在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中,薪酬与福利、企业发展前景和个人兴趣是大学生主要考虑的因素,分别占了26%、19%和18%。高薪酬和良好的就业单位的要求体现出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仍然很高。
在专业和工作是否对口的问题上,59%的学生觉得只要工作和自己专业有一定关联就可以,只有12%的学生要求专业完全对口。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部分学生对专业和工作对口的要求降低,只要工作与专业有一定关联性即可。
三、讨论
统计问卷时,我们发现,学生对于薪酬没有什么概念,稍微偏高,是不是对外面金融危机的形势了解不够,还没有认识到情况的严峻性?我们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多出来看看,多了解了解外面的情况。
金融危机对学生毕业后的打算也有很大的影响。金融危机前,49.6%的学生的毕业打算是直接就业,而金融危机后这一数字降到了26%,选择“继续深造”、“考公务员”、“出国留学”和“创业”的学生人数则都有所上升。我们询问了一位金融危机前选择直接就业,之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谈起他为什么不选择直接就业时,他说这么做只是为了暂时逃避就业的压力,通过考研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另外可以避开现在的就业压力,但是也只是把压力留到了两年之后而已。
在危机前后对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到农村基层任村官”的考虑上,选择“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学生竟然有61.6%,看来尽管就业形势严峻,很多学生还是不太愿意参加这种活动。我们询问了一名选择“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学生,他的解释是一来他对这些活动不太了解,二来觉得到西部和农村任村官一方面条件艰苦,另外也放不下自己大学生的身段,觉得自己如果去干这个很丢面子,并且得不到好的发展。我们认为这类工作不为大学生所接受,看来有很多人对他还不了解,他们认为没有好的发展,所以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这类工作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学生了解这类工作,这样才能有更多人愿意到西部、到农村基层去,其实西部和农村基层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目前95%的学生对金融危机还是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金融危机对他们的就业有较大影响。但是在求职的理念和自我定位上,学生们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还需要加强了解。
参考文献:
[1]吴远,施春华 《大学生实用心理学》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9.12
[2]葛操 《当代大学生心理分析》 北京工商出版社 2000
[3]周德明等主编 《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6
[4]陶国富 《大学生心理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7
金融集聚度是一个具有较高综合性的的概念,在实证研究中,不同学者对金融集聚度概念界定的不同,研究方法、模型选择也不同,其中比较常用的观点方法主要有:王广谦(1997)将金融效率界定为金融机构效率(经营效率、发展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市场运作能力、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和宏观金融效率;杨德勇(1999)将金融效率界定为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市场效率;王振山(2000)从微观、宏观进行金融集聚度的界定,微观即个人、企业、政府和银行部门进行考察,宏观即从社会全局角度进行分析。楼蔚(2011)从金融集聚地区金融产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所衍生出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金融集聚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丁艺(2010)利用因子分析方法,为全国各省直辖市从银行业、保险业、证劵业三个层次进行排名;楼蔚利用数据包络法,从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全国各省和直辖市金融集聚度并排名。秦泰、徐沈(2012)利用空间基尼系数、HI指数测算上海、山东等地区金融集聚度的动态变化。
二、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比较
经过改革开放和20年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经济保持快速的增长,四川省、重庆市人均GDP比2000年分别增加16226元、21322元,增长了327.4%、339.8%;四川省常住人口大约是重庆常住人口的2.79倍,而四川省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低于重庆市,2000年,四川省金融增加值是重庆市金融业增加值的1.438倍上升到2004年的1.62倍,再下降到2010年的1.3倍(见表1)。
三、金融业发展现状比较
根据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金融业发展现状,本文将银行、证劵、保险作为金融业的主体进行分析。利用区位熵指数,来测度重庆市和四川省金融集聚状况和趋势。
Ii表示i省份保费收入,Pi表示i省份人口数,P表示全国总人数,I表示全国保费收入总额。
根据公式可得:区位熵值越大,表示该区域该产业具有较好的集聚力,当区位熵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该产业的集聚能力与全国水平持平;当区位熵小于1时,表示该区域该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来源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通过计算得到以下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重庆市银行业区位熵,保险业区位熵均高于四川省。四川省和重庆市证劵业区位熵波动较大,因为我国证劵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主要是深圳、上海等城市,西部证劵业整体发展滞后,规模小、不稳定,证劵业相比银行业更加趋于金融集聚度高,较发达城市。
四、地区金融集聚实证分析
本文在阅读大量参考文献,结合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金融发展现状,数据的容易获取性、连续性及有代表性的原则,选取金融业增加值x1、服务业增加值x2、金融机构现金收入x3、金融机构现金支出x4、金融业就业人数x5、金融机构贷款余额x6、保险深度x7、保费收入x8、人均GDPx9、财政收入x10。10个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来综合评价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金融集聚水平。
数据的计量单位和数值变化大,因此首先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进行判断。利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其零假设是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阵,经检验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4可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在99%以上,说明提取出的因子包含了原始数据的绝大多数信息,均提取三个因子。
本部分实证分析的目的主要想得到从1998年到2010年,四川省和重庆市金融集聚综合得分,所以略去研究单个因子的分析研究,重点分析金融集聚的时序数据的变化趋势。在计算各因子得分基础上,可建模金融集聚度综合评价指标:
是旋转后的第i个因子方差贡献率,是第i个因子的得分,经计算可得以下数据。
五、结语
国家明确定位重庆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重庆建设金融中心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发〔2009〕3号文件提出了促进重庆金融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国务院定位两江新区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赋予其比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优惠政策,两江新区成为重庆金融中心建设核心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给予重庆金融“试验权”,允许各项创新在渝先行先试,为重庆金融业实现加快率先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条件。《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012年初步把成都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中心、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四川省、重庆金融集聚度近几年发展迅速,原因有可能是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为近几年的金融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且在最近几年重庆金融集聚度超过四川省,但四川和重庆证劵业发展滞后,通过直接融资比例不高,重庆和四川省均应下大力气发展证劵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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