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医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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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学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因为园林设计多是室外设计，有着广阔的环境背景和天然的自然环境气氛，在园林设计中使用仿生学理念，不仅能够体现出园林设计的匠心所在，还能使园林的自然感显得更加活泼和生动。很多园林设计中的仿生学应用都极具代表性，例如，长春和吉林、哈尔滨等地的小区园林设计中，经常放置仿生的小区景观小品，如假山、仙鹤、小鹿等仿生雕塑作品，这些作品，使小区的园林景观更显东北物产丰富的状态，也使得小区景观的审美价值有所提升。

（二）家居设计中的仿生学

仿生学应用于家居设计，是家居设计进入后现代设计阶段以后盛极一时的设计理念。家居设计中的仿生学被应用到许多方面，大到房屋的室内设计整体构思，小到杯盘器皿，都有仿生学的痕迹。与园林设计中的仿生学应用有所不同的是，室内设计的仿生学应用经常表现在材料和生物理念上，因此大多数家居设计中的仿生学作品，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作品的美感在于体现出生命力，审美的价值在于传达生命的意义。例如，现代设计家居设计中的沙发座位是有意凹陷下去的，靠背也是不规则的内陷型，还有些阳台椅是明显的蛋形，这些家居用品都给人一种舒适、安全、被保护的感觉，无论是从外形还是从使用感受上，都更像一颗“蛋”，这就是仿生学要表达的生命、安全的意义。

（三）服装设计中的仿生学

服装设计是设计艺术中的重头戏，随着人们对服饰审美标准的提升，服装设计已经从简单的满足人们穿衣需要发展成为展示人们生活艺术的重要领域。在服装设计中应用的仿生学也成为人们直接表达穿衣理念以及对自然的态度的方式。服装设计中的仿生学应用之中重要的一点在于服装材料的变革，科技的进步以及环保主义的盛行使得那些直接使用动物皮毛的服装材料发生改变，仿生学理念促使动物皮毛演变成皮毛的仿制品；另外，在服装设计中，许多裙装的轮廓与花朵的形状类似，这种设计的目的在于体现女性如花朵般的美丽，还有些服装设计直接将仿生动物安置在衣服上，如蔡康永在主持“康熙来了”的节目时，服装上经常停着一只仿生的鸟儿，以此体现他主持风格的活泼和睿智，这也是服装设计中的仿生学应用。

二、仿生学在艺术设计中应用的意义

（一）展示艺术设计的自然魅力

大自然的魅力在仿生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然界万物为设计师提供了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的灵感与素材，并为设计思想的表现提供物的载体。师法自然，进而激发出设计师的设计灵感与思想火花，汲取自然界中生物形态优化!合理的一面,再运用科技成果加工改造自然，创造人工生态美的环境，达到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合。设计师借仿生设计固有的意义，将其出神入化地融合在载体意义上，创造出更符合人们心中理想的意境。仿生设计因其自然美妙的魅力丰富和美化了人们的生活，而受到广泛的青睐。

（二）体现人类生存的基础

自然界中各种生物都蕴含着造物者赋予的自然美感。例如对称美、自然重复、无序排列、有序无序的构成等等。自然界中许多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身体蕴含着比例的美感，有“黄金分割点”的呈现等。人类诞生之初就受到自然物象的熏陶，也形成了人类对于生物外表一定的审美取向。仿生学应用在艺术设计中，能够对人类生存的基础进行完美的展示，使人类的生活环境美感提高。

（三）使艺术设计的思想得以发展

仿生设计的运用丰富了社会的物质文明，得到了人们一直的喜爱。在当代社会环境下，仿生设计运用在陈设设计里，完全是现代工业社会心灵的解药，艺术家们正逐渐把眼光由繁复奢华的创意，转向大自然赋予心灵平静的力量。仿生设计把大自然的力量附属在了人们日常最贴近的环境，让人与自然时刻都亲近，把自然的平静带进了人们的生活中，让人感受和触摸到了大自然的质朴，宁静与温馨，极大地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渴望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

三、艺术设计中的仿生学未来发展

（一）仿生学应用范围扩大

仿生学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会随着艺术设计本身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仿生学理念的理解而扩大范围。目前的仿生学主要应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应用的那些艺术作品中，而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仿生学理念可能被应用在高精尖艺术设计领域中。

（二）用仿生学表达“人本”的创意理念

仿生学理念表达了人类对“自然性”的追求，因此，未来的仿生学将把“人本”理念的展示作为创意的基础，通过艺术设计去展示、追求人类需要中最基本的东西，使人们与艺术设计作品之间的共鸣不仅在于应用性，更在于精神方面的满足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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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分割放疗(hypofractionatedradiotherapy)

即指每次放疗的剂量超过常规放疗所用的2Gy。因为随着每次放疗剂量的递增,正常组织的损伤也随之增加。所以过去大分割放疗常常与分段放疗联用或用于姑息性治疗中。大分割放疗与总剂量的高低有关，Onishi等[5]报道了日本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对于245例期NSCLC采用高剂量大分割三维立体放疗,方案为18~75Gy,分1~22次,中位BED108Gy,中位随访24个月,2级以上放射损伤2.4%,局部进展率14.5%,BED＞100Gy、BED<100Gy的3年生存率分别为88.4%、69.4%,局部复发率分别为26.4%、8.1%。大分割放疗可分为常规分次大分割放疗和非常规分次大分割放疗。在常规分次大分割放疗大量回顾性研究表明,放疗疗效与剂量分割模式不同程度地相关，Slotman等[6]通过大分割放疗Ⅰ期NSCLC用48Gy。12min/次，5次/w，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中位生存期33个月，肿瘤特异生存率为54.1%2，年生存率为46.0%，大分割放射治疗的副作用主要是急性放射性皮炎和皮下纤维化或晚期皮肤纤维化。非常规分次方法各单位不一,每周1次至每周4次不等，。2006年Nyman等[7]报道Ⅰ期45例NSCLC立体定向放疗的结果,总剂量45Gy,分3次,疗程1周,中位BED112.5Gy,T1N018例,T2N027例,中位随访39个月,急性反应较轻。1、2、3、5年生存率分别为80%、71%、55%、30%，Song等[10]研究17例(25个肿瘤)NSCLC大分割立体放疗,9~15Gy/次,共3次,3天完成,中位随访14个月,23个肿瘤得到局部控制,2例发生晚期损伤,无3、4级放射性肺炎。有作者采用连续大分割放疗,72Gy分24次,24天完成,共25例患者(Ⅰ/Ⅱ9例、Ⅲa/b16例),22例患者中位随访9.7个月,无4级急性放射损伤,2例病人因3级急性食管炎治疗被中断,远期毒性有4级肺损伤和2级食管损伤。1年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8%和72%。应用大分割加速放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可增加局部控制率，缩短治疗时间，降低远处转移率，副作用小，延长生存期。对于肺癌有并发症不适合手术或拒绝手术的Ⅰ期NSCLC患者，采用大分割三维适形放疗是有良好治疗效果，与此同时能够大大地减少患者的住院及治疗时间。Ⅱ期往往采用结合化疗且大分割放疗方案较保守。

3超分割放疗(hyperfractionatedradiotherapy)

即指每次的治疗剂量1.2~1.4Gy,但总的治疗时间和常规分割放疗时间大致相同。超分割放疗的生物学基础是利用肿瘤细胞与正常的晚反应组织对放射线所引起的亚致死性损伤的修复能力不同。通过降低放疗的单次剂量也许能减低对晚反应组织的损伤,以期提高治疗效果[10]。RTOG83-11临床试验是肺癌超分割放疗的剂量递增试验。结果表明总剂量小于69.6Gy的区间范围内，随着剂量的增加，放疗疗效也随之增加，当超出这个区间后，效果不再有明显提高,甚至会下降。研究者推测，这结果可能与总剂量的提高引起治疗毒性的增加有关。接着RTOG与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以此为依据进行了RTOG88-08/ECOG4588的Ⅱ期临床试验[11]。试验分三个治疗组:①常规放疗实验组:放疗总剂量为60Gy；②诱导化疗实验组:先以顺铂(DDP)加长春碱(VLB)的配比诱导化疗，然后再进行行常规放疗（总剂量为60Gy）；③超分割放疗实验组:1.2Gy/次、2次/d、5d/周、总剂量69.6Gy。2年和4年生存率在①②③组分别为20%和4%;31%和11%及24%和9%。②组的治疗效果最好。③组治疗效果虽比①组好,但统计学差异却没有显著性。RTOG94-10临床试验显示同期放化疗的总生存期明显优于诱导化疗。超分割放疗联合同期化疗组的局控率要优于另外两组,但是这并没有带来其比同期化疗加常规放疗组的生存率增加,而毒性反应明显要高。综上所述,降低超分割放疗联合同期化疗的毒性将使其在局控上的优势转化为患者生存上的获益的研究方向有待进一步探索。

4三维适形放疗

三维适形放疗的原理是通过对肿瘤靶区(PTV)的适形度来增加照射剂量，精确对肿瘤部的放疗剂量，从而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放疗副作用。以达到提高肿瘤控制率，同时减少正常组织毒性。这是常规二维放疗不能达到的效果。因为二维放疗的弊端是不能有效地将剂量集中到靶区内,同时周围正常器官吸收剂量增多。受正常器官组织的限制，放疗的总剂量不能提高,60Gy左右的剂量中等敏感的NSCLC放疗效果不好。因此三维适形放疗比常规放疗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在计算机技术在医学领域逐步成熟的今天，三维适形放疗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已经发展为新的医学领域。它通过实现正常解剖结构部位和肿瘤部位的三维图像重建，使放疗过程更有针对性。现在的三维适形放疗技术系统能够精确的对肿瘤进行定位，将患者病历资料输入后，通过计算机系统计算，可以给出三维放疗的计划方案和适宜剂量计算。该系统由患者照射固定装置和计算机控制的直线加速器构成，通过计算机监督放疗方案使放疗方案能够正确执行。孙建湘等将68例Ⅱ~Ⅲ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先予NP方案化疗(盖诺40mg,静脉注入,d1、d8;DDP40mg,静脉滴入,d1~d3)。鳞癌化疗1个周期,其他类型肺癌化疗2个周期。放射治疗的前半程为常规分割2Gy/次,剂量40Gy/20次后改用三维适形加量放疗5Gy/次,每次间隔1~2d,剂量30Gy/6次。锁骨上有淋巴结转移者采用6MVX线加电子线常规分割放疗至总量DT60Gy。放射治疗结束后根据患者情况再追加化疗2~4个周期。结果68例患者全部完成治疗计划,其中肺原发灶完全缓解(CR)12例,部分缓解(PR)49例,稳定无进展(NR)7例,总有效率为84.7%。Ⅰ~Ⅱs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64%,Ⅲ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5%,急性放射性气管炎、肺炎35%,急性胃肠道反应64%,治疗期间白细胞下降的发生率100%,升白治疗有效。后期毒副反应主要是放射性肺纤维化38%。1、2年生存率分别为71.2%和52%,1、2年局控率为85%和71%，认为在常规分割放疗基础上行三维适形加量放疗并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有较好的近期疗效,毒副反应可耐受,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推广。

5适形放疗结合体部γ刀照射

三维适形放射治疗技术,虽有较好的疗效,但总的剂量难以提高,肺功能损伤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如何提高局部控制率,又使正常组织受量较少成为研究重点,邵秋菊等[14]对21例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适形放疗结合体部γ刀照射，其中适形照射:1.8-2.0Gy/,f5f/W,DT40-54Gy/20-30f/4-6W;17例患者同期行体部γ刀照射,50%剂量曲线DT1.0-1.5Gy/,f3f/W,总DT10-15Gy/10;f4例患者完成适形放疗后贯续行体部γ刀照射,50%剂量曲线DT2.5-3.0Gy/,f总量10-15Gy/4-6,f3f/W。结果显示：21例患者随访3-10月,中位随访7个月;临床症状改善19例,无变化2例。影像学评价CR1例、PR16例、NC4例,无病灶进展者,总有效率80.95%(17/21)。放疗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呼吸系统及消化道反应,未见明显骨髓抑制。此研究应用适形放疗结合体部γ刀照射治疗中心型非小细胞肺癌,近期疗效好,总有效率80.95%,治疗后患者咳嗽、胸痛、气短和咯血等症状得到迅速改善,KPS评分增加,并且急性不良反应轻微,因此适形放疗结合体部γ刀照射体现了治疗NSCLC的优越性,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6质子技术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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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 8097（2013）11—0035—06

前言

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学研宄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一门连接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学科。教育技术学以媒体技术为基础，教学设计为核心。教学设计旨在创设一个使教学效果最优化的教学系统。当前教学设计不仅运用于正规学校教育（基础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或是高等教育），而且也广泛运用于事业机关、企业、军事部门和服务等行业的教育培训中。另外，各种现代化教育形式（广播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移动教育、泛在教育、云计算教育、计算机辅助教学、微课堂教学等）的实施也高度依赖于教学设计。

随着教学设计应用需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学设计模式被提出来。1991年，加斯塔夫生在有关教学开发模式的论著中则指出，自60年代出现第一个模式以来，在以教学技术为主的文献中已有数百个模式。虽然教学设计有了很多规范化的程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方式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预计新的教学设计模式还会层出不穷，这也就使得教育教学的从业者对教学设计方法变得越来越难以学习、掌握和应用。我们不禁会有疑问：能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给出教学设计的一般模式呢？这便是本研究所要关心和回答的问题。作者依据“问题”导向的科学技术哲学方法论初步尝试提出一个普适性的基于教学问题导向的教学设计一般模式，期待能达成共识，形成教学设计的新范式，提供给教学设计人员一种设计思路。因为，本研究是对教学设计方法本身的进一步认识和哲学反思，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所以，本研究是关于教学设计的元方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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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1―0013―04

一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产生的背景

方法论是指导研究的观念思想体系,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研究的哲学取向和原则,它关注的不是某一具体研究方法,而是对指导现有研究方法运用的理论体系的反思。[1]教学设计方法论就是指导教学设计理论研究的思想体系,其演变深受同时期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潮的影响。科学主义影响下的教学设计更多看到教学活动规律性的一面,肯定了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理性以及人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因而主张用理性的手段对教学加以控制和干预,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它忽略了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忽视了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毋庸质疑,人有其理性的一面,这使得教学设计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成为可能和必要;但同时,人又有其非理性的一面,有自己的意识、意志、本能、冲动、情感、直觉等,决定了教学设计与其它设计过程不同,不能简单的运用一个方案设计出预期的结果。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科学主义思潮中的教学设计产生质疑,认为这种设计的实施实际上是把动物的简单反应强加于人,将育人的事业与工业生产相提并论,试图寻求具有教学“投入―产出”高效率的方法和技术,其基本特点是教学目标的具体化与可操作性;教学内容的生硬灌输与线形设计;教学过程按部就班;教学评价的客观化、定量化和形式化等,对这种过分强调“物的客观”而非“人的主观”的方法论取向,应该深刻反思其合理性。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迅速渗透和移植到教学设计的研究之中,各种旨在提升人的主观意识、崇尚理解、混沌、模糊、多元化及非线性的相关理论给教学设计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如建构主义、解释学、混沌理论、后现代主义、活动理论、模糊逻辑等学习理论研究的思维直接动摇了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为教学设计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然而,在对人文主义教学设计进行尝试的过程中发现,过分强调人的随意与自由、模糊的、混沌的人文主义教学设计在实践中很难把握,这里的“人”陷入了“自我意识”的泥潭。它过于关注问题复杂与无序的形式,而忽略教育、教学的内在规律性,使教学设计的操作性变为形式,进而滑向虚无主义。

二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的尝试

1 建构主义与教学设计

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被乔纳森(Jonassen,D.)等人引入到教学设计研究领域中,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的最初尝试便开始了。尽管许多学者对“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是主观主义的,还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存在分歧(何克抗),但我们从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中还是可以找到其人文主义的踪影。

建构主义在教学设计中逐渐走向成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纳森(Jonassen,D.1992)用“建构主义的发展”和“建构主义的特点”两个模型来表示建构主义对教学设计的影响。[2]认为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不是接受权威的观点和理论体系的过程,而是根据一定的教学情境进行反思、诠释、批判、行动、共同构建、实践、欣赏和进行艺术化的工作。它不强调序列化、体系化的教学设计程式,容忍模糊、个性、矛盾、随意,关注现实教学情境的丰富性。

在建构主义眼中,教学设计不应是预设好的教学方案,学生不是简单的设计对象,他们应主动参与到教与学的活动中,而且在参与中获得的体验是因人而异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先验意识”不同。建构主义视野中的教学设计注重高层次的学习结果的培养。认为以往的教学设计关注的是比较低级的、答案唯一、内容系统完整的学习,忽视高级学习。事实上,“我们所学的许多东西都涉及到非良构领域的高层次知识”[3]。还要强调的是,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关注“学习伙伴”的重要性,提倡小组合作学习的学习模式。如前所述,人的共同生存发展能力在未来社会中将发挥巨大作用。不仅如此,从建构主义对学习本质的理解来看,学习伙伴或合作学习对学习结果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社会建构主义就主要强调了人类认知与知识形成的社会性基础。这种建构主义理论是美国学者伯格和拉克曼于1966年提出的,他们认为人类的理性是社会集体的产物。研究学习不能以个体的人为基础,更不能脱离社会情境和文化,应该研究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互动性。因此,教学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合作学习模式。

这样,建构主义就确立了不同于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新的方法论特点,即学习者在复杂的情境中基于自己的经验解决结构复杂的问题,从而培养自己的能力。

2 解释学与教学设计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称为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几个人文主义哲学流派之一。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研究把解释学推向更深更高的方法论层次。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具有历史性的,理解的结果是解释者的“现代”(也将成为历史)与解释对象的历史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统一物,我们称之为“视域融合”。[4]理解的对象是人及其一切活动,它们包括历史、文献、思想、创作等文本。这些文本都是作者的历史“视域”的产物。因而,当解释者以自己的“视域”去理解这些文本时,就出现了两种“视域”的对立;而只有把这种对立“融合”起来,即把历史的融合于现代的之中,构成一种新的和谐,才会出现具有意义的新的理解。这一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5]因此,理解是循环往复的,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只能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永无终止之日。

显然,解释学为教学设计思维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视角。Jonassen等人曾从解释学的角度指出教学设计应“追求学习者对问题的理解,关注学习者对问题的诠释”,并提出了教学设计的解释学原则:理解沟/空白原则、偏见和自身利益原则、文本转换和差异原则以及和历史时期之间的协调原则。[6]

解释学对教学设计的影响具体表现为:(1)学习结果的预设对教学意义不大。首先,不存在对某一事物认识的唯一理解。施莱尔马赫认为学习者在学习之前由于“先验意识”的不同,不可能对事物取得同一性的理解。并且“先验意识”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受很多心理因素的支配,不可能分析清楚。第二,理解并不是一种僵硬的过程,它在解释者与解释对象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这一过程必然是动态的、永无止境的。因此,不可能存在单一的、静态的学习结果与复杂的、动态的学习过程(理解过程)相对应。(2)科学主义教学设计所强调的线性的行为评价方式在解释学这里受到了挑战。因为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知识是一种社会协定,理解不可能与其所处的文化或社会情境相分离。对同一文本的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差异,它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因此,文本的理解不可能通过文本的背诵而获得,那种一元化的、非此即彼的结论不能充当评价的标准,只能通过解释者的阐释。(3)不可能设计出一种最优的、普遍适用的教学策略来满足不同的教学需要。解释学强调,在运用文本互动和解释对话的过程中参与者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每个人要进行或分析交流的时候,都是在运用一种新的阐释策略。每个对话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任何想自动地或系统地进行对话的企图,都是一种徒劳。[7]

至此,我们看到,与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实证研究观”不同,一种新的颇具“人情味儿”的“解释研究”方法论,以相对立的姿态出现在教学设计研究的视野里。

3 混沌学与教学设计

自20世纪60年代混沌理论诞生以来,各门科学研究开始关注客观存在的“无序性”,把“过程”而不是“存在”看成科学的主题。在这种科学革命的浪潮中,混沌理论也逐渐渗透至教学设计研究领域。Jonassen、Dowding及You等学者对线性的、决定论的可预测性、封闭系统以及负反馈圈为显性特征的科学主义教学设计观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将混沌学的非线性、非决定论的不可预测性、开放系统和正反馈圈等基本概念引入教学设计,以超越科学主义教学设计观的机械性。[8]

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分形认识观点、以及奇异吸引子都对教学设计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蝴蝶效应描述了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即系统内部初始条件的小变化会引发后续的大变化。[9]这说明了系统具有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即系统的非线性,教学系统也是如此。教学过程充满了未知因素,是不可预测的。那种科学主义教学设计中所强调的线性教学程序的操作性在混沌理论中失去了意义。对教学系统的认识由线性发展到非线性,是教学设计方法论上新的突破。分形是混沌理论中又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强调通过认识部分来映像整体,在系统科学上沿着微观认识再反映到宏观认识,形成了分形认识论[10]。它是关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思维方法。[11]在教学设计中,由于人的思维的复杂性,应注意开发元认知能力,促进蝴蝶效应的产生。具体到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安排,应考虑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另外,奇异吸引子在混沌理论中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它通过诱发系统的活力,使其变为非预设模式,从而创造了不可预测性。[12]这一研究进一步确证了教学系统设计的非线性形态。

应该说,人文主义教学设计颠覆了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线性的、精确的、可预测、可操作等理性思维的方法论特点。提出了认识世界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带给教学设计研究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三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的方法论反思

纵观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教学设计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关注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关心学生的存在与价值,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如何设计教学;在研究方法上提倡用理解的方法研究学生的“客观精神”。这些正是科学主义教学设计所忽视的问题。对于研究“如何产生优化教学效果”的教学设计而言,或许,从学习的主体―学生的角度出发去设计教学过程更为合理。然而,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由于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局限,它的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

1 如何完整的看待人

伽达默尔认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理解,理解的过程贯穿于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它是人类和世界万物一切意义的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世界最基本的关系,它本身就是人生在世的经验。毫无疑问,人文主义者对人的阐释达到了至高点,但却把世界置于人的主观意识中。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虽然强调了人的意识、人的情感、人的内心活动对学习发生的重要作用,但他却从人的主观存在中理解和寻求教学设计的思路,由此而得到的结论是“教学设计已经死亡”(拉菲,1990年)[13]。极端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古德曼(Goodman)等人全盘否定真实世界和客观实在在人类的心理活动之外,所谓真实世界都是个体心理活动所建构的产物,“实在”完全是个性化的,人类获得的知识完全是自己建构的结果。按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就会得出只有我是存在的,其它的一切都是我的感觉和意识的产物。[14]也就是说,人最终都生活在自己知觉的主观世界里,人的所知所想,都存在于自己的意识。教学设计在这种思维观念中显得毫无意义。

因此,人文主义教学设计虽然看到了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片面性,反对将人看作“产品”进行设计、加工,却陷入了“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意识中”的泥潭。这里的“人”仍然是“单面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 混沌无序不是教学活动的唯一特性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对以线性、可预测性、可控制为显性特征的科学主义教学设计观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教学过程由于人的存在充满了复杂性,是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学习发生的过程是神秘而复杂的,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如学习风格、个性意识倾向性、努力度、初始能力以及大量的才能倾向形式等以一种混沌的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影响着每一个学习事件,因而在教学中无法把握与控制。另外,在教与学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良构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存在着多种途径,有不同的答案,在解决过程中需要多种知识、多种能力。而且直觉对于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教学过程也就没有目标和控制可言。

可以肯定,看到教学过程的混沌与复杂对于客观认识教学设计的本质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过度强调问题复杂无序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在规律性又使教学设计走向了相对主义的道路。众所周知,教育、教学中是有规律可循的: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一般采取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的教学策略;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是可以影响和激发的;学习者的身心发展也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皮亚杰对此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人文主义教学设计更多地关注问题的复杂性,认为目标的制定在教学设计中毫无意义。教学过程也由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而无法控制。这种只看到事物的“动”而否认其“静”的认识是形而上学的,它仅仅关注问题复杂与无序的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在规律性的本质,使教学设计的操作性变为形式,进而滑向虚无主义。[15]

3 知识并非完全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创造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站在主观主义知识论的立场上,认为人的观念、思想和意识等构成终极“实在”(Reality),观念或心灵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实体(Entity)。狄尔泰也认为,这个世界本是“生命的客观化”的产物,它是由人的精神所创造的。[16]因而,要理解与认识这个世界必须通过人的精神才能实现。这样一来,学习者无法将来自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迁移到记忆中。相反,他们只能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互动来构建自身的解释。由于每个人对事物的解释是不同的,所以不存在学习者必须去掌握的客观现实。根据这一思路推导得出,不存在客观实在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存在于每个学生的意识之中。这个结论显然违背了教学设计研究的初衷。

笔者认为,知识是由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组合而成,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为我们的生存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则帮助人们寻找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又高于物质追求。人文主义把知识笼而统之纳入人的主观意识之中,否定基础知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将使教学设计从精确化的程序操作走向虚无主义。

4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和把握

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由于其实证主义倾向,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很容易控制和实施,而人文主义教学设计方案则难以操作和把握,这与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

生命哲学家狄尔泰彻底划清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界限。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意识、意志、理性和激情的自然界,是在意识之外的物质。他们都是机械的,并受因果关系所支配。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由人的生命和精神所创造的社会历史,正是这个由社会历史构成的人文世界或“客观精神”的世界才真正体现了人的生命的本质。它是由人的精神所创造,因此要通过人的精神才能加以理解。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以揭示自然界的因果联系为目的,而人文科学的解释方法是以人的精神理解作为目的。这样以来,在狄尔泰的理论中,解释学就被定位为人文科学所特有的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普遍的方法论。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人文主义教学设计主张采用理解和体验的研究方法。认为知识的习得与人的发展都是在与复杂情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强调“人的先验意识”。主张在复杂真实的情境和社会背景中,依据个人经验建构知识意义。指出认识的结果不是对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确证,而是“揭示人的精神理解”(狄尔泰)和复杂的教育情境。然而,这种体验和理解的研究方法严重的依赖于个人的主观经验和个人的文化历史背景,因而,它经常被看成是“主观的、神秘的”,无法找到一个普遍的模式。

显然,理解的研究方法,拓宽了教学设计的研究思路,把握了人的意识、情感、本能等非理性因素,使得教学设计的研究充满人情味儿,但这种研究方法下的教学设计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和把握。瑞格鲁斯曾于1991年指出,建构主义最多只是一种学习理论,在课程的水平上比较有意义,而在具体的教学设计实践中则无意义。托巴斯(Tobias,S.)甚至认为建构主义只是一个花哨的术语而已。

四 结束语

教学设计在经历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后,暴露出各自的方法论局限。无论是科学主义教学设计还是人文主义教学设计,他们眼中的“人”都是单面的,对教学过程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因此,教学设计将寻找一种多重的、动态的、复杂的思维方式作为存在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事实上,一些教学设计研究者已经开始摆脱极端的理性观与混沌观,在反思教学设计实践的基础上,注意将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起来,形成反映设计本质特点的、更加科学的、更具创造性的教学设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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