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货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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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货币国际化”一词来源于日本。广场协议前后，日本的一些英文文献中出现了“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yen”(日元国际化)一词。但在英文文献中，没有关于internationalizationofacurrency的用法，在英文中，internationalization和intemationalized是技术用词，表示将一种电脑软件系统用各种语言来使用。近年来，国内经济界根据日本人对英文词汇的创造，相应地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而且还将人民币国际化“炒”成了一个热点。日元国际化是在日元已经被广泛使用，日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已经确立的条件下提出的。此时日元国际化的涵义是扩大日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进一步增强其储备货币的地位。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由于讨论的起点不同，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与日本的日元国际化涵义出现了较大区别。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演化成这样的涵义：人民币从目前状态发展成为中心储备货币的过程中任何一步有利于此方向的变化。依据这一理念，人民币从目前还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到最终成为像美元那样的中心储备货币，要经历三个阶段：(1)从非储备货币演变成储备货币；(2)从地位较低的储备货币演变为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3)从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演变为中心储备货币。可见，日本人所讨论的日元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二个阶段，而我们中国所探讨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一阶段。

人民币从非储备货币迈向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不可逾越阶段。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经济总量第四大国，但人民币仍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排在世界经济第20位以后的港币却是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员，IMF统计的国际储备货币中有十几种货币其发行国的经济地位远在中国后面，为什么它们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不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为了避免误解，本文使用“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概念来代替“人民币国际化”以精确表达国际化的第一阶段。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就是人民币至少被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列为储备货币，从而成为众多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种，而不论其在全世界国际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港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例还不足1％，但它也是一种储备货币，因为它是其他经济体(例如中国大陆)保留的储备资产。

一、国际储备货币生成条件的细辨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学术界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第二，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四，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可见，日元在远未满足“完全可兑换”的条件下就变成了储备货币。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占总储备额的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广泛接受”性在国际储备货币当中并不广泛。

第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因而有广场协议的产生。可见，日元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后也没有实现这一条件。

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图1说明了1963～1975年间日本的通胀情况。图形表明，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30日元，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上述储备货币条件对于中心储备货币(如美元)可能是正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却是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成为一种非中心储备货币(如日元)的条件，上述对日元的考证表明：通认的四个条件对于实现非中心储备货币这种较低的目标是过于充分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根本没有可能代替美元成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也没有可能达到欧元那样的第二储备地位。在这种条件下探讨遥不可及的中心储备货币实现条件，对于中国的金融实践虽不能说是痴人说梦，至少可以说是操之过急。

在本币没有实现完全兑换，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一种货币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呢?显然从日元70年代的表现看，完全有可能。那么进一步，一种货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或者，一种货币最低需要几个条件，才能成为储备?这对于人民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需要的条件越多，实现的难度越大，准备这些条件的时间越长，需要做的事就越多。只有我们了解了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最少条件，我们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短的时间使人民币变成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从目前舆论关注的情况看，经济界对人民币能成为储备货币寄予厚望。许多学者表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多种好处，不仅在经济上能获得铸币税的收益，而且还能提高国家的政治地位。因此，探讨一种最低的充分条件，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非常必要的。为达到此目的，本文先尽可能将所有的必要条件挖掘出来。

二、国际储备货币生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前面的定义，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包括军事和政治的胁迫)，世界上至少有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愿意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的条件!

比较自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世界所有国际储备货币产生的过程及其发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本文认为一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政治经济稳定和与某一个国家的流通和交易规模较大。

1．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如果一种货币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及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支付逆差，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首要条件是：该种货币必须允许非居民使用。

从需求角度看，若一国不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币的存款结算账户，则非居民就不会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因而，对于任何国家，它的进出口商没有使用这种货币进口支付的要求，因而也没有储备这种货币的需求。以中、韩两国为例，若中国允许韩国对中国出口使用人民币账户结算，则中国的进口可(向韩国出口商)支付人民币。韩国的出口商再将其贸易账户上的人民币存款卖给韩国的进口商，韩国的进口商再用其进口中国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对非居民账户没有放开，韩国的进出口商手中没有人民币存款(充其量有些人民币现金)，进口商想进口中国的货物，他可以支付美元，因而没有对人民币的支付要求，因而韩国没有储备人民币的客观需求，因而韩国政府不必储备人民币。可见，一种货币没有非居民本币的存款账户，它就没有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

一国不对非居民开放本币账户，只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国的现钞，能不能使他国储备这种货币呢?不能!表面上看，收购本国居民持有的某种外国货币现钞，也可以形成储备。但政府的储备，通常是以亿计算的，而使用现钞的交易双方都需要清点货币，那么当一国与另一国进行债务清偿时，两国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数以亿计的钞票进行清点，其费用之高是难以接受的。另外，现钞的运送和清点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承担起费用，也承受不起这种时间延误的折磨。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他种货币来进行清算和交割，快捷、方便，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这种储备不符合经济过程最一般的原则(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不可能有这种储备存在。目前，由于大陆政府允许香港非居民使用人民币小额现金存款账户，使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币现金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但三年来平均每年由人民银行回收的现金不足100多亿元，这与香港与大陆的结算金额无法相比，2005年两地仅进出口总额就达1367亿美元，投资交易额超过4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达14000多亿元，而现金支付总额还不足这一交易额的1％。事实很清楚，香港人特别期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多次提出申请，但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香港并没有人用现钞进行进出口贸易结算(目前的结算只是旅游性零售)，否则，现金流入量就不会是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如果不开放非居民结算账户，非居民就不会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因而政府也不必储备这种货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日元在演化为储备货币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

2．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将其当作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二必要条件。

尽管“政治经济稳定”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但存在着客观尺度。从政治上看，极不稳定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变革及政权更迭，新当政的政府可能会不承认原来政府的债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前的债务。政权更迭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最大的经济风险。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政体具有稳定性，而泰国和马来西亚，人们还不敢确信其稳定性(2006年泰国发生了)。从经济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条件较差，那么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都有可能出现一场革命或骚乱；而当一个国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其经济还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政体也不会突然变动。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所以，一般地说，作为储备货币要求的政治经济稳定，以一个较发达的国家作为标准似乎较为合适。然而，依据前面的定义，成为储备货币只需要一个经济体的承认，所以，只要有一个经济体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国政治经济稳定而持有了这种货币，“政治经济稳定”这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立。

3．与某一个国家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政府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进口的支付；二是为了平衡外汇市场。如果一国实行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包括钉往或货币局)，那么，当某一时刻，进口需要的外汇超过出口所得的外汇时，政府就必须用储备支付进口，否则固定汇率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哪一种货币为储备货币，取决于经常支付的数额，若某种货币的使用量很少，将其列为储备货币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国实行不完全的浮动汇率，也需要外汇市场的干预，此时所使用的干预货币就是该国的储备货币。选择哪一种货币干预市场，要依据市场的情况，目前各国使用的干预货币主要是美元与自己本国货币，只有少数国家使用少量欧元。也就是说，其他货币成为储备货币主要是某些国家需要这种货币用于进口支付。例如，我国政府储备部分港币，用于对香港贸易的支付，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使用这种货币的数量和比例都较大，若数量较小，例如对阿根廷，我国没有将其货币比索列入储备货币的必要。虽然，港币在全世界的流通和交易规模在所有货币中没有排到前列，但由于它对中国大陆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因而也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而如果一种货币连这种条件也达不到，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因此这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看，一种货币如果缺少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所以，这是三个必要条件。三、经济大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之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经济大国(不考虑被侵略和殖民的情况)能使世界某一国家对他的交易有较大的规模，这表明他的产品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而其他国家也会购买他的产品，所以，这种竞争力会使其对全世界的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这样的水平，那么就会有多个国家需要使用这种货币作为进口支付货币。所以，对于一个经济大国，第三个必要条件应改为“有较大交易规模”更为恰当。此处的“交易”一词既包括商品和服务交易，也包括资本交易。

一个经济大国与外国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则其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必然很大。假如这个国家对非居民放开本币贸易账户，那么，当这种货币具有升值趋势时，外国人势必想持有这种货币，这将导致该国进口用本币结算，而出口用外币结算，结果是出口的外汇没有用于进口，即进口所用外汇和出口所得外汇不能相抵。如果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那么，出口外汇收入将大量节余，储备将加速增长。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和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这两种制度的结合，意味着该国的贸易账户可能会将对外债权的减少转变为对外债务的扩大，如果进出口总额又占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的比例，那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会达到一种超常的水平。这个结果将使货币政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若该国经济处于繁荣和自行扩张时期，那么，储备的加速增长会使过热的经济火上加油，政府虽有货币政策这个强大的消防力量，面对大火，可能也力不从心。

以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进出口总额2006年达到17216亿美元，出口所得外汇9697亿美元，进口7519亿美元，顺差2177亿美元。由于人民币正处于较快的升值时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外国商人都愿意用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而我国进口商品的企业也不愿意用外汇结算(因为人民币升值给进口商带来汇兑损失)，如果此时政府允许外商用人民币结算，其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进口都使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假定有一半的交易用人民币结算，那就是说我国2007年的外汇储备将会在2499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700多亿美元。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两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7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3万亿人民币(到2006年9月，人民银行已经发行央行票据3.3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也就是说，一年超过5700(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历史上，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日本早于1960年7月就开放了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称非居民自由日元存款)，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机和日元升值趋势，大量结算采用日元，外汇储备加速增长，1972年欧洲共同体宣布联合浮动后，日元还没有开始浮动，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超过了货币政策容纳的限度。日本大藏省为此启动对非居民账户的严格限制措施，1972年6月对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征收20％的准备金，只过了一个月。从20％提高至50％。直到日元浮动后，才取消了这一限制措施。另外，西德在1950年代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过程，只是西德对非居民账户完全开放，因而掩盖了贸易账户的特点。

透过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与储备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为了讨论一个较为严格的储备货币形成条件，我们只考察了非居民贸易账户，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全部非居民账户，则其后果更为夸张。

众所周知，固定汇率与非居民账户开放的矛盾，也是布雷顿体系解体的原因：一方面，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各国尽可能放开对外汇的管制，而这种放开的主要方式是非居民账户的放开；而另一方面，协议又要求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对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矛盾不可克服。同样对于21世纪的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中国，这个矛盾也是不可克服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大国其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有四个：开放非居民账户、政治经济稳定、有较大的对外交易规模、实行(基本上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其中，浮动汇率是实现开放非居民账户这一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

四、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路径与政策选择

上述四个条件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两个条件具有客观性，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历史过程的结果，不由当前的决策者意志所决定，因而，可称为“硬条件”。而第一和第四两条件是却有一定的主观性，可由货币发行国的决策者掌握。因而可称其为“软条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国决策者也可以实施“软条件”，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但如果“硬条件”没有达到，储备货币不能形成。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则该国不易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而不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就不能形成储备货币。

从客观条件看，我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三位，具备了“硬条件”。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浮动汇率，因此我国还不具备开放非居民账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还不能成为储备货币。

对于外国人来看，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巴拉

萨-萨缪尔森效应)，目前由IMF测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我国商务部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即6.6215)；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立即自由浮动，则市场价格必升至购买力平价以下，调整幅度将大大超过15％。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一年多以来人民币逐步升值，至2007年1月17日已经升值了5.9％。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约需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1年的年底接近IMF认定的购买力平价。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从2007～2011年人民币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逐步对美元升值，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基本由市场定价，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之后，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而他们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顺理成章。

综合上述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下述两个重要的结论：

1．不完全开放金融市场，也不会耽搁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

从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过程看，只要一国贸易规模足够大，其货币就有可能演变为储备货币，并不需要完全开放金融市场。既然日元在严格实行外汇管理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结算上的使用生成了储备货币，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有限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生成储备货币?

篇2

一、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管理的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管理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特里芬（Triffin）提出的。特里芬（1960）在研究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管理时提出了储备―进口比例（R/M）法，认为：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一般应该为该国进出口贸易额的20%～40%左右。20世纪70年代后，对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成本―收益法和回归分析法。Heller（1966）、Clark（1970）利用成本―收益法建立相应的实证模型对各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研究，Agarwal（1976）将研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M.A.Iyoha（1976）将研究的对象转向经济发展逐步加快的发展中国家。在R/M法基础上，货币主义学派的Johnson和Brown等经济学家提出了货币供应量决定论，认为一国外汇储备的需求取决于该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减。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定性分析法，Carbaugh（1977）和Fan（1978）认为一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一系列政治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经济学家根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外汇储备的需求量与实际持有量不一致这一现实情况，对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管理的研究开始转向需求量与持有量不一致的非均衡模型。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适度与否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我国部分经济学家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外汇储备是不足的。

管于华（2002）通过对18个国家六个重要经济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外汇储备低于在适度规模标准的下限。刘斌（2003）从货币供应量决定理论出发对我国的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外汇储备是不足的，并指出在近几年内我国的外汇规模也很难提高到合适的水平。黄泽民（2008）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管理具有特殊性：第一是从外汇储备的来源上看，它具有一定的借入储备的性质；第二是在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中包含部分民间储备，在对外汇储备规模是否过度的研究时考虑上述两个因素的话，就不能将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看作是过度的。

还有部分研究学者则持有相反的研究结论，他们认为就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来说不仅是充足的，甚至是外汇储备规模还是过量的。郭恩才（2001）利用国际上常用的客观经济指标对我国相应的指标进行了精确地统计估算，认为与合理的储备水平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属于偏高的。朱孟楠（2006）通过与各发达国家间的对比，认为中国外汇储备绝对量太多，降低了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者贵昌（2008）在对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适度性问题进行测算后认为，我国外汇储备自2002年开始增长速度加剧，超额储备这一问题日趋严重，认为中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应控制在2500亿美元左右。吴琨（2010）指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面临财富缩水的风险应用1994～2009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分析形成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原因，并提出外汇储备运营管理的对策。

二、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外汇储备管理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储备货币币种结构研究和储备资产流动性结构研究。H.M.Markowitz（1952）和J.Tobin（1956）在对储备货币币种结构的安排进行研究时，提出了资产选择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外汇储备在不同币种之间的分散来降低外汇储备风险。Heller和Knight（1978）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认为一国外汇储备币种安排和贸易收支结构二者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反而与该国的宏观经济总量等的关系不大。Dooley（1999）针对Heller和Knight计量模型的缺陷，利用回归分析法建立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外债状况对储备货币币种结构的安排的影响，认为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分配与外债支付流量、贸易流量和汇率安排具有很大的相关性。Roger（2003）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变化是与外汇市场的公开市场调控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外汇储备资产组合的结果。

2.国内研究现状

在对外汇储备货币币种结构安排问题的研究上，通过多年的研究，国内学者一致认为：一国外汇储备货币币种的结构安排应该与该国对外债务的币种结构是一致的，有利于避免偿还风险；一国外汇储备货币币种的结构应该是多元化的有利于分散风险；一国外汇储备货币币种的结构安排中的币种应该与该币种在外汇市场上汇率的波动性成反比，避免外汇资产价值波动过大造成的损失。

唐国兴、金艳平（1997）通过对储备货币币种结构的研究发现，一国外债的币种结构、对外支付使用的主要币种、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储备货币的收益率对一国的构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外债币种结构与对外支付货币类型。陈建国、宋铁波（2003）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币种结构进行研究，认为在当前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下，我国的币种结构应该大致为美元、日元、欧元与英镑的比例为5:2:2:1。许婕颖（2008）根据理论与实证研究，认为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四种储备货币的组合是最理想的储备货币币种结构安排，并提出了四种储备货币的比例安排。孔立平（2009）以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为基础，结合海勒―奈特模型和杜利模型，对影响储备币种结构的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中国当前合理的储备币种权重。熊莉群（2010）从外汇储备的来源结构，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对我国的外汇储备结构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外汇结构问题的负面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合理应用外汇储备的对策建议。

篇3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转贴于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篇4

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用于调节各国货币金融关系的一整套国际原则、规定、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能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证，促进世界贸易与资本流动，而且可以让世界各国更充分、更公平的分享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利益，推动世界经济顺利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它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深化，不断的调整和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先后经历了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国际储备货币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是国际金融专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他认为，以一国货币作为国际清偿手段和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其它国家需要通过对该国国际贸易逆差买入该国货币，增加本国的国际储备 (即国际清偿能力)，这必将造成该国逆差、货币信用下降，动摇该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基础；反之，该国若要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币值，其它国家国际储备规模又将受到限制，导致其国际清偿能力不足，影响到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以单一货币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面临清偿能力和货币信用的两难选择。

二、特里芬难题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特里芬难题是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的，但它同样揭示了牙买加体系下隐含的内在矛盾，解释了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牙买加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国际储备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就目前情况而言，美元在各国的储备中所占份额仍是最高的。其他国家储备美元数量越多，美国对外的负债或赤字就越大。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过剩。同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刺激本国经济增长，美联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促使购房者数量大量增加。众多投资者投资于房地产市场，导致了房价连续上升。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andpoors）的有关数据显示，从2000年1月到2006年6月，美国前10大城市(1O-citycomposite，CSXR)房价指数从100上升到226，上涨了约l26％，在历次上升周期中涨幅最大。高房价带来了高收益，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购入房屋以期升值。这些购房者的购房目的不是个人居住，而是为了出租或出售。房价的大幅上涨和购房投资构成了交互性推动。过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及其自身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美元的贬值和国际地位的下降。为了维护美元汇率的稳定，保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联储转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自2004年6月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试图回收美元流动性。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不断上调，房屋贷款利率也不断升高，到2007年已达6.7％。还款利率上升，还款支出大幅增加，加重了贷款购房者的还款负担。由于次级贷款还款人还款能力有限，还款违约开始增加，到期未付率自2006年二季度起的11%升至2008年一季度的l9％。贷款利率上升，同时也导致购房者大幅减少，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行趋势。2006年6月到2008年7月，房价指数从226下降到l78，下降了约21％。房贷违约率的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对金融业和原材料市场、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系列冲击。美联储在回收流动性的同时，挤破了资产泡沫，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依靠单一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人“特里芬难题”，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不是某一个中心国家的货币，而更应当是多个国家的货币所组成的“一篮子”货币，是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

三、特别提款权作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特别提款权自1970年1月正式开始发行以来，定值方式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最初，定值为0.888671克纯金，即当时1美元的价值。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特别提款权开始以一篮子货币定值，篮子货币的组成是过去5年它们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反映。1980年起，特别提款权根据1975年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五个商品和劳务出口国的货币定值，并规定每五年调整一次。目前，特别提款权的构成是2006年确定的，篮子货币计价资产是44％的美元、34％的欧元、日元与英镑各11％。特别提款权具有天然的“一篮子”货币的性质，而这正是今后国际储备货币的改革方向。

特别提款权做国际储备货币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信用资产，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拓展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完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功能使之成为能直接对外支付的交易媒介。一是减少、取消限制特别提款权使用和交易的规定；二是增强特别提款权的流动性，允许官方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相互转让特别提款权，鼓励私人部门持有和使用特别提款权，消除流通障碍。特别提款权只有能够在世界贸易中自由广泛使用，才能逐步发展为国际货币，其价值才能由市场来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才能逐步具有世界性中央银行的职能。

其次，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性。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在国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尽管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开始逐渐衰落，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提款权的推行和扩大使用，会在根本上动摇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特别提款权作用的进一步扩大，意味着各国，特别是美国，放弃部分货币主权。这需要有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也同样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世界性中央银行权威地位的确立。

第三，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提款权份额。对于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而言，其持有的国际储备除了特别提款权和黄金之外，还有包括其本国货币，储备充足。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则相对紧缺。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提款权份额，有利于增强其国际购买力、提高其筹资能力。这对于预防债务危机，促进国际贸易、深化国际分工，以及稳定国际金融局势都有着长远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宝兴，从“特里芬难题”看美元扩张及其影响，中国金融，2009年2期。

2、黄泽民，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传导机制及改革的方向，中国货币市场，2008年12期。

3、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

4、李若谷，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中国货币市场，2009年第1期。

5、李扬，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中国的机遇，中国金融，2008年第13期。

6、吴剑芸，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历史背景、作用及其崩溃，经济学家，2OO4年l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