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传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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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赛事舆情社会网络结构

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25］分析认为，社会中的人、组织彼此间关系可以表述为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型或规律，这种个人、组织之间关系将对彼此产生影响。社会网络分析不仅可以描述行动者个体与其周边邻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连接，并且可以借助计算机工具对行动者和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可视化建模，使研究者更加直观清楚地了解行动者的关系和关系图式［27］。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可以用一种基于关系模式或规则进行表述，然而WEB技术发展，传统的社会关系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通过量化和可视化两个角度对社会行动者实体关系进行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最常选用社群图和社群矩阵两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社会网络分析重要方向。社群图通过节点和连接线描述行动者之间关系，社群矩阵分析行动者角色及其关系。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传播行动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有接受也有传出，为此赛事舆情事件传播表述需要采用有向图。突发赛事舆情事件传播社会网络传播模型通常采用关系矩阵和社会网络分析结构图。本文研究对象仅为体育赛事网络传播舆情传播，研究该事件网络传播集合内部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1—模网络。社会网络分析时，整体网结构、行动者在整体网地位和角色以及网络内部结构特征都是1—模网络分析重要内容［21］，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社会网络分析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在社会理论和实证发展之间因为缺乏中层理论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90年代受到多个学科的重视，时至今日，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很多用于结构测量的参数［28］。按照网络规模可以将其分为整体网络结构、局域网络分析和个体网络分析［29］。本文测度赛事舆情事件传播，对体育赛事舆情传播网络模型进行分析和研究，分析1－模网络整体结构。网络整体结构主要通过行动者之间紧密关联程度进行描述，即密度和中心度，密度反映整体网络凝聚力的总体水平。巴恩斯研究了随机网络模型，指出网络图密度最大值为0．5［30］。Lauman，Marden［31］对网络整体结构研究指出:整体网络中核心结点极其重要，可通过分析核心结点数量及链接结点测度核心结点的重要性。整体社会网络核心结点测量为中心度测度提供了可能和大量的参数，行动者中心度和组群中心势就是社会网络中心最常用的两个参数。Proctor和Loo-mis［32］认为行动者中心度和组群中心势是分析行动者中心位置的指标，反映其在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权利以及中心点位，这也是早期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的主要观点。中心度反映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联系紧密程度，反映该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在整体网络中拥有“权力”大小。整体网络中行动者点度中心度就是该行动者直接联系行动者数目。说明整体网络集中趋势为中心势，中心势描述整体网络差异性程度，整体网络中心势描述额该网络整体的集中趋势。由于行动者在整体网络角色和地位不同，起到作用也各异。斯坦利•沃瑟曼［25］、罗家德［28］等在对整体网络进行分析研究时指出，社会网络是通过结构等价描述和探讨个体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如何嵌入到整体中网络中的，两个行动者接受和发向网络中所有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结构等价。Burt［33］通过研究指出欧几里得距离法通过度量成对行动者传播距离来测度整体网络行动者角色和地位。成对行动者距离构成观测矩阵，矩阵中的每个元素度量的是行行动者与列行动者的欧几里得距离。在整体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直接联系，通过中介传播必不可少，Burt将这种非直接并通过中介传播的联系定义为结构洞［33］，结构洞也是描述行动者位置和角色重要概念。结构洞的存在使得部分处于中间位置的行动者居于重要的联络位置，因而在整体网络中对资源和信息流动具有重要的作用。结构洞计算相对复杂，目前关于结构洞计算主要有两种方法:Burt的结构洞计算和Borgetti中间度计算，结构洞计算测量主要是测量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以及等级度，限制度在整体网络结构洞测量中最为重要，是指该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运用结构洞的能力或者协商能力［29］，测量数值越大，限制能力越大，测量数值越小，行动者跨越结构洞可能性越大，结构非冗余信息源能力也越强［34］。在社会结构网络中，联系越紧密，联系关系越强，越易受关系的限制，在舆情传播过程中，弱联系有利于信息传递。组成整体网络基本要素就是行动者及子群，测评行动者、子群关系，是测度整体网络内部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凝聚子群在整体网络测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整体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具有较强、直接、紧密、经常的或者积极关系的行动者子集合［25］。在舆情传播网络中，凝聚子群指该社会网络行动者之间关系特别紧密，结合成为一个内部结构的团体，从而成为交流传递信息的集合。本文采用κ－核分析凝聚子群，κ－核是每个节点至少与一定数量(κ)相邻结点链接形成凝聚子群，凝聚子群内部行动者关系紧密，有利于信息传播和分析;不同凝聚子群行动者交叉重叠则更加有利于信息的扩散。

3实证研究

3．1“广州马拉松”舆情事件概况

2012年11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举办马拉松比赛，10公里选手陈杰和5公里选手丁喜桥比赛中突发休克，最后经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凤凰网等新闻网站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相关新闻，赛事组委会也通过各类渠道积极对外消息。由于体育赛事本身受体人群庞大，经微博等自媒体爆炸式传播，形成强劲舆论影响力，仅新浪微博上与广马死亡事件有关的微博就达到135万条之多。本次赛事受到了政府官员、媒体、医疗行业等等关注。2012年11月18日当天，随着第一名运动员猝死，舆情掀起了一个小高峰;2012年11月25日，第二名运动员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掀起舆情传播高峰。随着组委会信息公开，舆情在此刻达到高峰后逐步下降。2012年11月26日，广马引起的新闻报道共1520篇，网名跟帖179万次条。广马舆情，主题事件影响大，波及范围较广，传统媒体在整个事件扮演着信息源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赛事组委会和广州市体育赛事主办单位积极应对，及时公布信息，尤其是在后半阶段，国内主流媒体正面引导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赛事负面影响。赛事组委会积极与媒体沟通，并通过新媒体及时公布信息，成为本次舆情事件应对的关键点。

3．2数据处理与采集

3．2．1社会网络分析概念描述本研究用关联矩阵表示舆情传播网络结构，节点表示舆情传播行动者，边表示行动者之间关系。基于赛事舆情事件传播速度快，为此假设赛事舆情传播在某一节点时间内，为静止状态［4］。分别用+1和0表示舆情传播系统的两种观点，即在初始状态下，系统中所有用户的意见被随机设为+1和0，进而对网络传播链接进行计量［21］。基于社会网络舆情传播分析主要就是对网络结构、角色地位进行分析，本文选择测量对整体网络结构、行动者网络角色和地位、整体网络内部结构［4，35］进行测量和分析。整体网络结构分析参数为密度、中心度和中心势，行动者角色和地位参数主要为欧几里得参数和结构洞限制度，整体网络内部结构参数为κ－核。3．2．2赛事舆情网络传播数据采集本文以2012年广州马拉松舆情事件为研究对象，选取公共信息发表平台和个人信息交换平台进行数据截取。公布信息平台选取了40个节点，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大洋网、南方都市网、网易、新浪、腾讯新闻等以新闻传播为主线的信息平台;选取了天涯网、猫扑网、搜狐论坛、凤凰论坛、百度贴吧等以论坛和交流社区为主线的公共信息平台，以优酷网、土豆网、凤凰视频网、百度视频、酷六网等以视频为信息平台。选取自媒体舆情行动者40个，主要来源于微博、博客、微信等自媒体，通过挖掘各结点之间关联线以及评论进行数据采集。信息传播由信息源往受体方向传播，信息员向受体传播的方向性，为有向社会网络结构。舆情传播过程中，信息源将信息传递给受体，受体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影响信息源，表现为一种互动关系模式。在有向社会网络关系中，信息受体既可以反作用影响信息源，也可能并不发送信息影响信息源，为此存在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通过网络循证数据，整理排列出80×80互动关系矩阵，运用PAJEk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广马有向舆情传播结构图，具体见图1。

3．3整体网络结构侧度

3．3．1密度分析密度是社会网络分析常用指标，尤其是在无向网络分析中，指网络实际连接数量与理论可能存在最大连接数量之间的比值，密度越大，表明行动者之间连接越密切，信息交流就更为顺畅;密度越低，情况相反。由于密度受测评传播网络规模的影响，社会网络最大联系数为N×(N－1)，当增加一个行动者时，增加的社会网络最大连接数较大，但实际连接数相对固定，尤其是在网络规模较大时。为此社会网络分析专家引进了点度概念用语测评社会网络密度，点度是指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所拥有最大连接数量。通过Pajek软件测量广马舆情事件密度可知，平均密度(矩阵)为0．156，平均点度为24．95，即一个行动者将与24．95个邻居进行信息互动，实现信息传播。由此可见，在广马舆情事件结构图中，各节点相互联系紧密。尤其是传统公共媒体间存在信息互动，这成为推动广马事件迅速传播最直接原因，扩大广马舆情事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受关注程度，造成关注过于集中，给广马赛事带来不良的影响。3．3．2点度中心性分析点度中心度是基于行动者与它接邻行动者节点数，节点入度是邻接至行动者的节点数，出度是邻接到自行动者的节点数。在社会网络中，点度中心度出度是扩张性测度，入度则是接受性测度。对出度测量，有利于掌握信息扩展的途径，对入度的测度，有利于掌握信息发展的态势。表1为广马舆情事件点度中心度的测度数据。广马舆情事件传播节点的点度范围4～95，整体传播点度密度为0．45472，lc老蔡通过网络传播邻居数量最少，在社会网络中，相对孤立，对网络传播产生的影响最小;以人民网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出入度较高，网络传播邻居的数量最大，影响相对较大，成为网络传播有力推手。3．3．3行动者距离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距离是用来描述一个行动者到另一个行动者之间最短距离，也称为“测地线”，尤其是在六度空间理论发展起来之后，行动者距离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图2显示，广马舆情网络结构图中，各行动者之间的距离，其中最大距离以76号行动者“联合早报”到17号行动者“静如山岳”为代表，最大距离值为12，最小为1，大部分行动者之间的距离为1和2。在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距离越短，传播速度就越大，造成的影响力也越大。整个广马舆情传播的平均距离为2．93833，信息传播速度较快。

3．4行动者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

3．4．1行动者整体结构等测度———相似性检验行动者整体结构等价用来说明两个行动者接受或发向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相同的，那么认为其在结构上是等价的，主要是测评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多大程度上的相似。图3通过Pajek测度的相关系数图。通过图3可知，除了在对角线相关系为1外(行动者与自己在结构上是完全对等的)，非对角线元素中没有等于1的元素，这也就是说在建议关系上没有结构等价的行动者。其他行动者之间相关系数各不相同，行动者等价结构也各不相同，各自在社会网络中影响力也各不相同。为此行动者相互替代之后，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网络传播，为此结构等价性较小，可替代程度也较小。由此可见，传统媒体在网络传播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大众媒体在舆情传播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能被取而代之。3．4．2结构洞分析结构洞主要用于测评社会结构网络非直接联系以及关系断链的现象，由于社会网络结构传播过程中，行动者之间非直接联系，造成行动者信息传播的缺失，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结构洞存在使得处于中间位置的行动者居于重要的位置。为此本文根据结构洞特征，对广马舆情事件结构洞指数和中间中心性进行测度。在结构洞测度中，主要测度社会网络限制度。社会网络限制度是衡量一条纽带的重要性或独占性指标，代表了一个行动者与邻接行动者关系的比例，占这个行动者对所有行动者管理的比例。限制度是指行动者与对方的关系会对对方产生的影响，这种限制取决于行动者对方强连接节点与行动者之间的纽带强度。图4是通过Pajek测度的广马舆情事件限制图(图4)。从图4可知，广马舆情网络结构中，存在大量的传播结构洞，各指标之间的限制度程度不一至，说明了信息传播的制约性，各自受制约的程度大小不一至，最大为62号“体育咨询榜”，受64号“zg赵哥”约束性达12%，这就意味着62号“体育资讯榜”有12%的信息是通过“zg赵哥”这个行动者传播出去的。通过图4可知行动者受结构洞影响力约束相对较小，这说明行动者在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行动者接收多个行动者的信息，不易受单一其他自媒体或传统媒体的影响。点度中介度就是在网络中所有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测地线，经过该行动者的测地线比例，对信息传递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也就是占据更为重要的中心位置。通过表2可知，大洋网、搜狐新闻和星岛新闻点度中介度相对较高，点度中介度值分别为0．146023、0．122810和0．109847，在整个网络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这说明这些网络占据较多信息资源，并为扩大自媒体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交流平台，从而促使信息资源资源共享和信息资源的传播。但通过表2可知，整体网络中介中心势并不高，这说明在广马舆情事件中，直接信息传播在整体网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受中介影响较小。

3．5整体网络内部结构测度

κ－核就是每个节点至少与一定数量κ的其他节点相邻接的子图，来界定舆情传播中存在的小团体数量，κ－核界定了相对密集的子网络，相对密集κ－核有利于信息在子网络传递。测度结果显示，广马舆情事件κ－核的最大值为17，结点数共有17个，占全部节点21．25%。通过图5可知，κ－核的值在15级以上的占整个舆情网络的66．25%，说明在该舆情事件中存在联系紧密的凝聚子群，该子群在整个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通过彼此信息的互动，掌握大量的舆情信息，通过凝聚子群约束性进而占据了传播途径的重要节点。

4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表明:广马舆情事件传播网络中整体密度较高，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信息互动传播频繁;各行动者信息互换距离较短，从而导致信息传播速度较快。通过对行动者整体网络结构等价性的侧度发现，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地位和角色相对独立，虽有结构洞的存在，但约束力相对较小，对信息传播制约有限，尤其是点度中介值较低，说明信息以直接传播较多。通过对整体网络内部结构测度，发现广马舆情事件广泛存在凝聚的子网络，子网络存在加速了信息在子网络行动者间的共享和交换，从而促生多中心的传播网络结构。

4．1组建多中心并行舆情网络结构

由于举国体制以及政府办赛等原因，我国发生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主办方新闻会，经由传统媒体进行传播，具有信息传播渠道单一性以及传播时间阶段性的特点，显然不能适应体育赛事突发舆情事件的复杂性特点以及自媒体网络传播迅速发展的需要。构建并行化、连续性的多中心网络结构，替代机械、僵化、费时的信息传播管理模式，实现并行舆情网络管理流程，提高舆情管理者对传播环境的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确保对舆情事件反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体育赛事舆情事件发生时，不同利益主体将从不同的角度传播信息，强调网络传播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利益和协助重要性，在舆情传播管理中尤为重要。由于互连网络技术发展，打破传统的单一的、面对面的信息传播途径，扩展了多元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多元灵活组合的可能，多元主体相互依赖，共享信息，形成动态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将原有信息管理传播网络纳入体育赛事突发舆情事件管理系统，增强信息管理深度和广度，建立横向舆情评估体系，实现突发舆情事件管理的即时性、完整性和通达性，完善多中心并行舆情监控与协同应对。

4．2关注舆情事件网络引导时机

突发舆情危机时，当持某一观点信息源占据优势时，网络受众就会迅速靠拢，形成“集聚效应”［36］。突发舆情事件主要体现在个体信息交换以及信息共享之后的群体，这种群体行为属于非常规状态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好奇、恐慌心理，导致的临时性、非正式的弱关系。舆情事件在社会中受关注程度越高，这种临时的、不稳定弱关系就越容易形成。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公众既是信息受体，也是信息的传播者，通过自身将信息传播到其他结点。基于社会网络舆情网络分析不仅关注信息内容，更关注信息传播者与受体之间的关系，在进行舆情监控管理过程中，选择合适时机，选择关键位置，通过舆情引导的方法对舆情发展进行干预，将在较短时间内改变或引导受众的观点，起到较好的舆情引导作用。同时建立透明的舆情传播平台，促进受众在透明的平台下理流和理性探索，支持理性化的多样性，提高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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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文化是一切体育现象和体育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人们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过程中，为谋求身心健康发展，通过竞技性、娱乐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体形态变化和动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高校体育文化传播能促进体育运动自身的发展，促进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丰富大学校园生活，提升高校知名度。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属11所本科高校体育文化传播内容和途径的研究，力图比较客观地反映省属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文化传播的现状与问题。

一、传播内容

    高校作为代表国家最先进科学文化水平的团体，它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随时随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情感和教育决策。而体育文化传播是提升学校形象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校运会

    运动会是学校体育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校运会中体育文化传播的主体是学生，校运会的目的不仅是通过竞技体育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增强人际交流，传播体育文化调查结果显示11所高校都很相似，运动会的主要内容是田赛和径赛，在体育文化知识宣传方面做得不够完善，仅有一些口号、宣传海报、横幅及播报.有条件的高校会利用大屏幕显示运动员的成绩，但这与体育文化知识的传播要求还相差甚远。

    (二)体育文化节

    现今的学校体育运动逐渐打破传统竞技模式，融集休项目、娱乐项目和主题项目为一体，有条件的高校还开展时尚体育项目的运动会，以人为本.啊遍及高校，对高校产二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以襄樊学院为例，休育文化节通常是学工处组织、院系承办的特色活动，如下人两足比赛，借助学校地处隆中风景区的优势组织定向越野比赛等。其余各高校举行体育文化节内容也很丰富，形式多样，如棋类比赛、体育知识竞赛、体育展览赛、电脑体育动画制作评比等。

    (三)全国大学生品牌赛事及各级重要赛事

    学生形象通常通过学生社团活动或学习、比赛展现出来学生在各类比赛尤其高级别的、社会影响大的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都能为学校赢得声誉高校积极地承办重要体育赛事，既可达到高校体育文化传播、扩大学校知名度目的，又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遗憾的是在国内几大高校品牌赛事:cub.a、大超联赛、飞利浦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tbba中国大学生三人篮球联赛中，11所高校并没有突出成绩，甚至都没有报名参加而这些赛事的传播效果是惊人的，对大幅度提升高校形象作用显著

    在湖北省属1l所地方本科院校里，没有承办过国家级赛事的历史，省市级赛事也几乎都是空白、地方高校立足本地，参加本地体育运动，却没有承办本地赛事，在本地传播体育文化，进而提升学校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四)训练基地

    专业队落户高校，在国内这种体育传播形式还比较鲜为人知。在这方面走在前头的首推清华大学，其跳水队已初具规模;另外，浙江的杭州师范学院也采取了与省女子散打队联姻的形式开创了武术专业队与高校联手，实现体教结合的先例。

    襄樊学院毗邻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古隆中。此处环境幽雅，景色宜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体育训练基地，也是体育竞技很好的比赛地点。如果能吸引一两支省级队伍来封闭训练，比如篮球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甚至是围棋队等，然后将比赛带人学校，这将极大地提升学校形象，带动学校发展。这些方法对别的院校也适用。比如砚峡大学可以利用其优势吸引企业，吸引游泳队、划船队、跳水队训练等等。

二、传播途径

    随着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办学模式的多元化，高校在建造自己的体育文化、学校形象的同时还要加大传播力度，通过多种传播媒介，展示自己，从而使高校的客观实在转化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认知形象

    (一)校内体育文化传播的途径

    1.校内广播台、电视台

    襄樊学院的校内广播台代表了i1所高校的平均水平。广播站是各高校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学校通过广播把各种文化信息传递给全校师生。它对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校园体育文化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学校电视台是各学校自己开设的，专门报道学校的一些重要会议、科研活动及校内各种事宜等。高校体育文化也是学校电视台的宣传内容的一部分，但通过百度和googlf搜索，这11所高校都没有和校办电视台相关的网页信息。

    2.校报校刊

    以襄樊学院为例，《襄樊学院报》是襄樊学院的党委机关报，隶属襄樊学院党委宣传部。作为襄樊学院党委的喉舌，以“贴近校园，贴近师生，贴近教学”为办报理念，成功搭建了一个校园文化传播的平台，传递着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师生的声音，展示学院建设和发展的成就成果，电子版的校报也陆续出现在各院校的新闻网上，开辟了学院交流与宣传的新平台，但对校园体育文化的精髓却传播得很不够。

    3.校园网络

    校园体育文化网络要以学生为受众传播各种体育文化资源，包括学校体育教学、运动队建设、体育保健、体质自我评价、成绩查询、校内体育新闻以及和国内外优秀体育网站的链接等。随着学校体育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学校体育教育将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校园内的体育教育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没有围墙的开放式教育;襄樊学院校园网开设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工在线”等栏目，为师生获取信息、学习交流提供了条件，但对校园体育文化并没有相应的专栏，内容仅散见于学生活动等各种新闻中。其余高校相关内容也很匮乏。

   (二)校外体育文化传播的途径

    1.媒体宣传

    在对外宣传方面.各级媒体的报道让高校在各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高校与各新闻媒体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各媒体支持高校、宣传高校，为学院的改革、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11所高校都很重视外宣，外宣成绩相差不远，但关于体育文化方面的报道很少。

    2.与外界的交流活动

    以襄樊学院为例，学校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为载体来宣传学院，介绍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升了学院的整体形象和扩大了学院的社会影响力。如举办李宁明星排球队和襄樊学院排球队的友谊比赛，有羽·泉和凤凰卫视主持人孟广美参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院的知名度。学校注重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如邀请市长参加校篮球比赛，与企业联手组建校教工网球队，参加市运动会和各项赛事等。

三、问题分析

    (一)缺乏体育新闻策划、宣传和公关意识

    对外体育文化传播缺乏系统性;媒体级别偏低;不具备新闻策划的意识，新闻事件不具备代表性;网络媒体报道内容较少，力度不够。几乎所有湖北省属地方本科院校都没有广告宣传活动。比如说在地方建立大的户外广告牌，赠送宣传品，在电视和报纸上宣传等。高校进行适当的广告宣传，是塑造良好社会形象、提高自身知名度十分有效的方式。另外，要积极开展公关工作，通过传媒扩大学校在体育文化市场的占有份额，积极参加各级赛事，与专业队联手，实现体教结合。高校要抓住一些能给自己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赛事来做，并借此进一步传播学校形象。

    (二)资金投入不够、硬件设施不完备

    体育设施在高校体育传播过程中有着特殊的作用。没有资金投人，就没有好的运动场地。没有条件优越的运动场地，大学生体育活动将丧失很多精彩。完善的体育设施不仅能促进高校体育的教学，有利于体育文化的传播，而且能促进大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与社会的相互交流，吸引社会运动群体走进高校，提高高校体育传播效果和高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襄樊学院的体育硬件设施水平代表了11所学校的平均水平，其规格都未达到承接省级比赛的要求。另外，大部分学校都没有运动场大屏幕，更谈不上通过大屏幕进行运动会的现场直播或者在大屏幕上播放有关体育文化的知识。

    (三)媒介传播系统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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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曾说，好的文化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只有具备这样的博襟，积极吸纳的东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将吴文化的优秀内涵不断传承，才能使吴文化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彰显，也才能发挥其潜在价值。全媒体时代通过媒体形式的不断交融，媒体内容、渠道、功能层面的融合，使得吴文化以多元化、立体化、全方位的形式传达，更快速、更有效的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创造“文化价值”和“创意价值”的有效载体。全媒体语境下恰当的传承策略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它能够促进吴文化在全媒体时代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期待中实现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化融合的进程。（1）文化资源传承：传统建筑具有古典的审美意蕴和文化特色，是吴文化的最直观的形象代表。因而对有保护价值的传统建筑，修葺与补救中尽量保持材质、形式美感与历史的韵味。手工艺文化可通过现代化技术与手工艺术相结合，提升产品的生产速度和质量，使得产品更迅速的走向国内外市场。而昆曲，锡剧、评弹等传承性较强的精神文化产品，除保持其基本的曲调样式外，对于内容与形式，都可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脉博与大众的审美口味，并进一步引导大众的鉴赏能力。同时，也可采取文化艺术节的展演使昆曲，锡剧、评弹等以新的形式走进人们的生活。对于吴地优秀的传统精神意识，可通过专家讲座、艺术展览加强文化的宣传，营造文化氛围，使优秀的文化传统“润物细无声”地走进人们的生活。（2）创建品牌，形成特色。逐步推进文化品牌传人、特色文化品牌、品牌旅游项目的建设，开发互动性、文化性强的旅游项目。要在“文化品牌创建”上着力打造，形成特色文化品牌产业链。从而开发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吴文化项目。（3）商业运作。任何文化都曾经从流行走向经典，而传承和弘扬则须通过商业化包装策略将经典之作以新的形式推出为流行趋势。如将经典的昆曲、锡剧、评弹纳入到互动旅游项目中，既能增加趣味性，又能弘扬传统文化。既展示文化价值，亦考虑文化的附加经济效益，让文化的传承成为切实有效的行动。吴文化作为长江三角洲共同的历史渊源，不仅是各地打造自身文化形象的丰富宝藏，也是形成整合发展优势的天然纽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通过“全媒体”形式全方位的继承、弘扬吴地文化，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世界先进文化的精髓，融会贯通、自强不息，再创新的文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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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打破了传统语言研究的方法，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的语言学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言语活动、语言、言语的区分。他认为言语是个人的东西，属于个人领域；而语言是社会集团约定成俗的规则，属于社会领域。语言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期和集团来说，是固定不变的；而言语是变化的。语言和言语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本文由收集整理，语言是言语的产物和工具。二是语言的内在成分和外在成分的区分。他用象棋做比喻，形象生动的解释了两者的区别。他认为象棋比较容易区别什么是外在的，什么是内在的：这种游戏从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在的；而涉及到游戏的体系和规则，则是内在的。其三是共时和历时的区分。他认为和静态相联系的是共时性的，和动态、演变相关的是历时性的。他把言语放在一种共时性的、静态环境中进行研究，而对那些演变的、动态的因素（比如：历史的、社会、交往因素）则不予考虑。其四是语言的静态是一个符号体系学说，这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部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里程碑式的，对人类进行语言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巴赫金的话语理论

巴赫金思想的睿智、见识的深邃、涉猎的广博无人不知。作为话语理论首屈一指的先驱，巴赫金的对话学说、“超语言学”理论、意识形态话语观等一套话语理论，为解析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朴实而新颖的视角，对学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他从文学入手来建构自己的话语理论，交往与对话是巴赫金思想的精华。所谓对话，“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他认为对话不单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可以是思想、文化内部的交流。“一个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存在于对话之中。“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止之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新闻是一种多重多角关系的对话，他们之间绘声绘色的生动对话，形成了多彩的新闻，构成了一种话语权力。

意识形态符号论作为巴赫金话语理论中又一个重要的建树，对学术界和当今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识形态符号论”突出语言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首要支配作用。他认为，对话存在于某个具体语境中，也就是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每个字、每个词都包含了不同的意义。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的制约大于符号的制约。我国新闻传媒作为，汇集了不同阶级、政党、派别、政权等声音，成为了一个实质性的舆论阵地。在这里，你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法，所有的意见和想法汇集成为“意识形态充盈物”。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意识形态符号论”构成了“超语言学”的基础。话语问题是超语言学的核心。他说：“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为超语言学；这

里的超语言学研究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活的语言”是针对索绪尔“死语言”而提出来的，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局限，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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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蒙古新闻媒体而言，如何才能形成吸附力、提升传播力、加强舆论引导力，怎样深入基层、怎样进行新闻表达，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重视研究、开发受众资源

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受众，都有可能成为传者，如果职业的媒体记者不说他们想说的话，他们就会自己来说，但在职业传播者和非职业传播者之间，毕竟是有着区别的②，无论哪种类型的媒体都不能忽视这一点。所以，走进基层，深入受众，将受众视为新闻传播链条上的重要资源进行研究开发，是首先应该予以重视的。重视受众，首先从受众调查开始。在各类媒体改、扩版相对频繁的时代，充分有效的受众调查是媒体开展新闻业务的首要依据。受众调查绝不是“走过程”，那种调查问卷让家人朋友填写，甚至同事之间互为对方填写，不去科学地进行调查对象选择、改版讨论从“这屋”到“那屋”，而没有走出去，没有考察学习的改版很难有好的效果，尤其在“受众本位”的时代，媒介传播方式、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缺乏科学严谨的受众调查，媒体是不会出现跨越式发展的改版的。而当前受众信息获取渠道日益增多，放弃哪家媒体受众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媒体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改观，必然被受众疏远或偶尔问津，这样的媒体自然不会形成传播的力量，也就不会有什么舆论引导力了。

以纸质媒体为例。当前纸媒在打造、展示自己的风格特点方面都比较重视“有深度的内容”，所以评论性的专栏、版块、版面也因其符合大众议程设置而深受欢迎，特别是不同类型媒体新闻资源共享时，这些深度内容往往成为首选，这也加大了纸质媒体的思想影响力。此外，受众在接收报纸上思想性和时效性都比较强的深度评论时，阅读的便捷性、传统翻阅习惯的文化感受上有着先天的优势，基于这些现状，报纸在打造评论性栏目吸引受众时，需要注意不能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避免独家的评论稿出现“断货”，这就需要充分发现、利用有思想、有深度的社会人士，引其高见跃然纸上，受众的智力资源此时应该被充分开发。这样就可以避免要么就是不痛不痒的稿子出来，要么就是显然的“借用”这类降低报纸的社会评价的现象出现。报纸作为权威性极强的传统媒体，在民众的社会“求解”需求上必然有所担当，不然，这样的权威渠道说不明白民众“应知”的问题，民众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只有通过其它渠道获解，这“其他渠道”的往往就会被“社会发展噪音”所利用。

再如广播。广播的传播符号是最单一的，只有声音符号。这样的“单一”也形成了广播的传播优势――受众的接收条件要求不多，也不高――任何传播优势都是建设传播力所不可忽视的。无线电传播在传播媒介形式发展迅速的今天，想要形成并加强自己的传播力，不能仅仅像几年前那样特别强调重视“移动”受众的开发了，随着受众接受信息环境的变化，应该是充分利用广播的“伴音”功能开发“居家”受众和“在线”受众的时候了。

在广播事业发展被电视等类型的媒体冲击的时候，城市电台交通之声潮涌而至，看中的就是广播的“伴音”功能，任何其它类型的媒体都要占据受众视线，唯独广播不用，所以“移动”受众被大规模开发了，而且对移动受众的传播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甚至移动电视借鉴之后都有了大踏步的发展。分析目前的传播环境和技术手段，数字电视的发展让电视机也可以成为“收音机”，在“宅”时代，完全可以让有资讯、有深度、有参与、有服务的声音成为居家者的“伴音”，而网络传播又可以让这些声音在线收听，无论是想要“在三心二意状态中的轻松娱乐”还是想“偶遇深度再行参与”，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广播要深思熟虑如何培养居家者、在线者的收听习惯，有了受众，才有传播力建设的前提，才有有效引导舆论的基础。

突出优势资源优质利用

不同新闻媒体所拥有的新闻传播资源，包括资金、人才、设备、技术、载体、品牌、社会关系等要素，是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的，即便是同一家媒体，不同的子报、不同的频率、不同的频道等因为定位的不同、机制的不同等原因都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差异之下，就有优势传播资源的存在。对于一家新闻媒体来说，优势传播资源当然应该承担重要的传播力建设的任务，担当舆论引导的重任。就内蒙古媒体而言，拥有了优势传播资源，就需要加强传播内容广覆盖、深影响的策略研究。

以自治区级电视媒体为例，有两点需要特别考虑：一是从国内电视媒体竞争战略的角度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卫星频道”资源。在优质栏目并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卫视若拨开各种利益干扰，让定位为整个区域的、观众喜爱的、服务性和引导性都很强且能持久深入民心的栏目，能够享受到“卫星传播”的频道资源。比如内蒙古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绿野”栏目，这是一档面向广大农牧民的服务性的栏目，但其关于农业生产、农产品介绍、民族地区风情特点等内容也吸引了很多城市受众，同时也是传播我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形象传播”性的栏目，作为全区性定位的农牧业栏目，制作水平、记者编导素质，服务农牧民生产生活、开阔“城里人”眼界的内容，在覆盖范围内比较高的收视率，专家比较高的评价等等，都足可以成为区内外更多受众共享的新闻产品，同时，这档栏目对于传播内蒙古的地方特色形象也有很好的宣传作用。再如内蒙古电视台经济频道的《百姓热线》，这是一个以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为主要定位的谈话性栏目，栏目制作团队在操作过程中对焦点问题解决的“建设性”把握、客观性分析还是非常到位的。主持人及制作班底的选题把握能力、分析问题的理性程度、现场驾驭水平、上通下达的意识在本地媒体中水平都比较高。这样精彩的栏目，必然会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内蒙古电视台在栏目运行机制方面出台具有可行性的让优质栏目享用更高展示平台的措施，内蒙古电视台的覆盖全区的传播力就会增强，影响力就会加深。

二是按照新闻规律呵护已经成长起来的地面频道栏目。在内蒙古地区，各级电视媒体传“民声”、为“民生”所做的新闻栏目，在相应盟市都有了较为广泛深入的影响，但随着一些深入百姓的民生新闻栏目业务逐渐成熟，栏目也越来越需要净化了，明里暗里各种形式的广告、增加广告时长等成为了一种现象，这样的“注水”现象带来的必然是栏目的社会评价度降低，栏目传播的心理辐射力减弱。

三是深入研究如何才能培养出并留得住高水平的记者编辑的问题。人才的不足在业务方面体现为具体新闻热点、焦点及现象报道的策划不是很充分，常规报道选题覆盖面还需要更广，连续报道、系列报道还需要在深度上下功夫，报道形式也要有突破性的发展。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记者编辑的能力、水平问题，民族地区的电视媒体只有提高记者编辑水平，培养优秀的采编人员才能做好新闻产品，奠定受众接受媒体影响、引导的基础。

四是认真探讨如何让记者真正发掘最有活力的新闻源。前三点是媒体运行机制的问题，是“保障性”问题，最后一点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传播链条上优质信息资源的开发问题。不能不承认，太多的职业记者忙于跑会议、编材料，报道基层时总爱转一转、看一看、编一编，因为缺少与基层群众真诚的沟通所以得不到真实有效的信息，文风格式化，可看性可读性都不强。这样反映典型心态、代表性意见、最鲜活的有价值的信息都得不到，当然难以反映民意诉求，反映生活新变化，难以更好地承担起引导群众理性表达和理顺社会不良情绪的职责。作为地方媒体，必须深入研究并支持、帮助记者真正深入基层一线，让记者真正能够用群众的思维、群众的语言、群众的视角采写报道，充分体现新闻的亲和力、贴近性，以切实提升媒体的传播力。

急需建立健全研发部门

研发机构的设置是民族地区电视研发工作的第一步。自治区级的传统媒体一般都设有自己的研究部门（或处室），成员构成一般是退出一线的资深新闻人，他们经验多，工作成熟，但按照新闻业务稳锐相济的团队搭配原则，还是需要补充节奏快、激情足的年轻人，使该部门真正成为对媒体发展活力起到奠基性作用的部门。当前媒体发展环境中，若研发部门对媒介栏目的传播力建设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当资源被闲置下来的时候，往往是领导重视程度还没有上去。

媒体的传播力建设、引导力加强，应重视充分利用研发部门的功能。以电视媒体为例，其研发工作主要有宏观、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主要为电视台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比如关于台网互动发展战略研究，大凡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网络舆论事件，多是与权威的传统媒体的报道形成互动后的合力所致，有自己网络平台的传统媒体的栏目这时有着很大的优势，通过影响广泛的舆论事件做出很给力的新闻报道，从社会功能的实现上来说为和谐有序的舆论环境、社会环境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媒体自身发展来看，栏目传播力、影响力与栏目的“含金量”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所以，传统媒体应该深入研究与网络的融合互动发展策略。

微观层面，主要为一线业务服务，进行节目形态的研究――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及附加价值是基于各个版块、栏目的传播力形成的，而栏目的推陈出新、蓬勃发展是需要有个研发队伍支撑的。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为例，研发部门应该先于记者做出反应：如何组织评比活动鼓励来自基层的新闻作品和文风清新的短新闻，让“走转改”活动形成记者的一种报道习惯，如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来激励记者的积极性，保障成效固化，如何解决一些长期以来影响新闻生动、鲜活的体制机制性问题。这样，传播质量的跟踪评估、新栏目的设计开发、传播资源的整合增值以及在不同刊播平台的进入退出机制，都会由该部门及时而有建设性地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决策层。

目前在内蒙古地区的新闻媒体研发，还可以通过“融智”来扩充研发队伍，增强研发力量。比如各类媒体的研发机构吸收经营管理、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教师加入，共同进行媒体发展战略、栏目发展策略及具体新闻报道策划研究。专业教师媒体操作经验少，但经典案例研究多，恰好可以补充媒介从业者忙于采编业务疏于经典案例研究的不足，另外，“编制”内外不同的人员在利益衡量、人际关系处理上还是有区别的。

媒体上关于老百姓真实生存生产生活状态的报道多了，老百姓原汁原味的话多了，新闻媒体精彩有效的传播也就实现了，这就意味着媒体的受众群数量增加及多层次的介入，也意味着媒体影响力的深度开拓，更深层的是可以更大程度地避免百姓被错误的、偏激的、不良的信息误导，让百姓辨析、抵制社会发展噪音成为自觉的意识和能力，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心态健康良性发展。以提升媒体传播力加强新闻舆论引导，良好有序的思想传播环境、社会心理空间才能持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就减少阻力与障碍，各类媒体当共担此任。

篇6

电视新闻频道作为中央电视台的王牌电视节目，自2006年正式开播以来，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覆盖率和收视率较高、影响较大的电视新闻节目。它全天24小时播出，以最权威的视角、最快的速度向观众提供第一手的国内国际新闻资讯，突出时效性和信息量，实现滚动、递进、更新式报道，成为国民生活中重要的“了解世界的窗口”。它“对内代表党和政府，对外代表中华民族，它以最新、最权威的时政新闻，使得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政局和经济运行环境变化的‘传感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普通人窥探权力阶层的窗口，又是当下处境中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表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学习范本”[1]。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家政治权威与秩序象征的电视新闻频道，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仪式”。它在整合社会意识、确立权威秩序、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动员和组织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仪式传播功能。

电视新闻：仪式传播与象征秩序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电视媒介每天通过大量重复化、标准化、程式化、仪式化的节目生产和传播，从新闻到电视剧，从各种娱乐节目到体育竞赛，从国内新闻到国外新闻等，不断维系和巩固民众对现有国家的合法性认同，加强着共同体的团结。而电视新闻频道的诞生及大量电视新闻的传播无疑对政治秩序的维护与确立有着重要的仪式意义和仪式价值。按照文化社会学的定义，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和富于表现性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2]。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新闻频道正是一个仪式传播媒介，它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为我们“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3]9。

可以说，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新闻尤其是电视新闻都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是举足轻重的新闻”。在《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一书中，学者研究发现，“在美国人看来，只有电视――而不是杂志、广播和报纸――才能对公共事件做最深入、最全面、最公正的报道”，不仅如此，“因为广泛的到达率和较高的可信性，很明显，电视新闻具有左右美国舆论的潜力”[4]3。事实上，“电视新闻不仅是一个无人能敌的信息提供者，而且无可争辩地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看法。因为电视新闻有力地影响着观众对何为国家大事的判断――只要在电视网的新闻中得到最优先的报道，那么它们就会成为观众心目中最重要的国家大事”[4]7。可以说，“全世界的公众可以通过媒体获取带有普遍性的信息，这是他们采取政治和文化行动时所依据的相当重要的资源。电视新闻节目可以形成和强化观众对一个问题是不是国家最重要的问题的判断”[4]340。无疑，电视新闻的重要性和重要地位在我国也同样如此，电视新闻频道每天的各种栏目、节目，如《朝日新闻》、《新闻直播间》、《新闻联播》、《新闻1+1》等，不但是我们日常生活行动的指南针，也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晴雨表，更是国家秩序安全的风向标。

不过，上述认识大体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新闻，如果从仪式的角度看，会发现新闻频道的生产与播出“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更是一种戏剧化的行为，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对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的描述”，因此，“从仪式的角度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它并不是对世界的记述，而是描绘戏剧性力量与行动的舞台；它只存在于历史性的时间中，在我们假定的、常常是替代式的社会角色的基础上，邀请我们参与其中”[3]9。同时，新闻“作为世界的替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它是社会共同体所创造的理想的投影”，“是一种对现实的呈现，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3]9。可以说，新闻是一种仪式传播观并不仅仅是美国学者凯瑞的发现，英国著名学者罗杰・西尔费斯通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作为日常生活的替代，电视新闻为我们的本体安全、为日常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这种支撑既是无意识的，也是我们能清楚感知到的，因为本体安全的维系要靠连续性、稳定性、熟悉性及日常象征符号支撑，在主体与客体、现实与想象、信心与承诺、焦虑与安全之间进行转换、调节。因为“新闻是让人上瘾的，世界越混乱，它就越容易让人上瘾。在调节人们受到的威胁、冒险的行为及危险中，新闻是一种关键性的机制”[5]24。因此，新闻成为一个转换器、安全阀，它提供的仪式惯例为我们生活的安全和秩序提供了保障，作出了贡献。“每天晚上看新闻其实是一种仪式，我们沉浸在它的机械性重复中――更重要的是，它播出了我们熟悉的和陌生的事物,使人安心的事物和使人感到威胁的事物。”[6]317它能缓解我们的焦虑和恐惧，“就像医生在手术前后详细地把治疗过程告诉患者一样，信息（关于灾难或与灾难有关的信息）也提供了治疗，像是祈祷者或唱赞美诗的仪式一样。在认知的范围内，这是一种要求了解的愿望，它能抚慰我们的焦虑，保护我们远离恐惧。这样，信息――这是新闻报道存在的理由――就成为一个故事、一剂治疗剂、一个集体仪式”[5]32。

爱德华・希尔斯指出，一个社会必须建立一个权威的规范，即“奇理斯玛”规范，以便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可以说，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秩序象征的电视新闻频道所建立的既是“奇理斯玛”权威秩序（它是符号秩序中心），也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作为一个物体：电视屏幕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焦点并为有限度的超越提供了一个框架――它暂时消除了人们的不信任――它让我们从日常单调的世俗惯例中抽身出来，进入到一个由节目表与节目组成的神圣惯例中。作为一种媒介，电视延伸了信息世界中的触及面和安全感，它把我们锁在一个时空网络中――这个网络既是当地的，也是全球性的；既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它有覆盖我们的危险，但也为我们想成为一个社群或邻里关系中的一员打下了基础。作为一个娱乐者和信息提供者，电视以它的体裁与叙述方式刺激并打扰我们，当然也让我们安宁。”[5]28

就像芬兰人一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关注新闻只是一种仪式，一种划分日常生活节奏的方法和一种疏离的表现――很多人接触新闻是因为他们把新闻看做是与外面世界联系的方式或者生活中的一种固定方式――然而新闻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新闻节目并没有完成传送信息的功能；它们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观众关注新闻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和习惯，从而维持一种安全感”[6]295。的确，作为“国家在场”的电视新闻频道，不在于你看不看它（电视），而在于它是否存在。试想，假如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中看不到电视新闻，没有电视的播出，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国家出现了问题。因此，虽然我们会常常抱怨电视节目呈现的世界充满了战争、骚乱、自然灾害、犯罪等，但作为“视听界的主人”和“沙发上的帝国者”，在家里观看电视的我们还是会庆幸我们的安然无恙和平静无忧，而这正是电视的魅力和“新闻的力量”。

电视时间：日常收看与社会整合

可以说，时间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媒介，更为重要的是，时间的特殊组织模式也是构建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至关重要的层面。那么，时间与媒介，电视与日常收看，仪式与社会整合有着怎样的关系，电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许多媒介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英国学者罗杰・西尔费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电视已经殖民到了社会现实的基本层面”，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中，构成了我们本体的安全支撑。“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的日常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意义。――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5]5总之，“电视不再是孤立的媒介技术，它迅速地嵌入到技术与媒介正在会合的文化之中”，而其中电视媒介的时间性对于社会整合及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以时间作为媒介的广播电视已深刻地蕴涵于现代社会的时间节奏之中，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再现等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对现代性的传递、对社会领域的标准化和对私人领域的社会化。同时，广播和电视在个体语境、人际语境以及制度语境中，维持了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以及每天都要做的那些事情”[6]306。的确，“时间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权力问题，到底谁有权力界定时间，这是谁有权力将一个标准的或全国性时间强加给他人的问题，也是时间与传播模式之间关系的问题”[6]312。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视机前，时间飞逝。以前由日历上安排好的计划，现在由电视节目预告代劳。在每一次我们参与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从一种日常生活空间进入另一种日常生活空间，跨越一道界限或门槛，进入有着清晰标志的仪式空间中，日常生活极端的平常性由一种不同类型的极端――高度象征化的极端所取代。在这些仪式性空间里，日常生活的文化得到强化”[5]250。

无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电视重新构建了我们的时间，将我们整合到一个社会中，同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参与了电视的实践，一种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有人说，电视是国家呈现在客厅内的面孔，普通的客厅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私人领域，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冲突发生的场所。“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那些共同体或民族这类抽象概念的构成性动因，那么客厅正是我们的切入点。如果关注传播在这些概念的形成、维持、重新创造和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特别应当从研究客厅入手。”[6]336的确，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在这类广播电视节目里，核心家庭是诸多节目话语中未言明的前提；不仅这种节目是面向“家庭受众”的，而且这种对家庭的重视也决定了节目内容和表现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电视不仅使人们获得只有亲身到场的人才能获得的体验。除此之外，在增进象征意义上的国家的统一，将个人及其家庭与国家核心生活联系起来，赋予受众一个自我的国家的形象这些方面广播电视技术的‘神奇地毯’已经发挥了根本作用，这里的国家是个可认知的社会群体，是超越了日常狭隘成长的更广阔、公共的世界，是这些技术给予了通向它的象征性路径[7]。”的确，正因为有了电视媒介，现代人已不再亲身参加公共典礼，而是在家中通过电视媒体收看，专注一个象征性的核心，如观看“两会”、“感动中国”、“嫦娥六号”升空等，因此应该“把看电视理解为是一种仪式，其功能是构建家庭生活，并且提供参与到民族共同体中的符号模式以及消费和生产的行动模式中去”[6]327。

虽然也有学者指出，“在当今已经世俗化的工业社会里，仪式感的东西比过去逊色许多。由于工业化社会的规模及本质的缘故，其中所有的公民根本无法相识”，但“因此就必须制造一种持久性的集体认同感，仪式也就成为一种把共同体联系起来的模式”[6]337。

很明显，电视新闻频道的设立正是制度性仪式实践与生产的典范。它将公共与私人、神圣与世俗、国家与个人、信念与行动、民族与共同体、全球化与本土性等有效地连接起来，构筑着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也维护着我们的信念和安全。围绕着新闻频道的仪式性生产及制度性认同实践，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和基本的文化价值系统，也构成了国人日常生活本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涵化”和“主流化”效果也正是电视新闻传播的主要功能。

电视空间：共同体与国家认同

有学者指出：“传播的政治学已经和空间及地域的政治学交会在一起；有关传播的问题也是关于共同体的本质与范围的问题。”[6]320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全球化、数字化、市场化的巨大冲击，同时又处在一个从“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从“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这样一个多元而又快速变动的社会中，原有的认同消失了，人们需用新的认同构筑自己，人们需用文化来构筑界线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通过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如语言、宗教、神话、信仰、价值体系等将人们整合到民族国家共同体当中，从而保持民族认同的凝聚性。而电视媒介是一种构建国家共同体及认同的重要工具。有学者指出：“无线电广播和稍后出现的电视是制造‘我们感’的强有力工具。它们直接向受众传播发生在整个国家范围的各种事件和仪式、各种形象和符号，从而使国家这一观念变得真实可感。”[8]392通过电视，国家成为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了解的共同体。如同社会生活的坐标，“电视以默默无闻的方式成为国家文化的‘最中心’；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地再生产，系统而又有规律地展开各种活动进程――节日、典礼和仪式，不分大小，也不论凡俗和神圣”[8]393。

可以说，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国家各种各样的界定中都强调了这一点。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国家是在确定的领土边界内建立最高管辖权，并通过一套永久性机构行使权威的政治结合体。”它有5个关键特征：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机构被认为是“公共性”的；国家的活动是合法的；国家是统治的工具；国家是一个领土单位。[9]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强调，国家是一个有意图的行为体，国家具有自我意识，即“国家也是人”，换言之“国家的指涉客体应该被概化为一种组织行为体，这一组织行为体与国家凭借政治权威结构所统治的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民族主义者安德森对民族―国家的界定更赢得了广泛认同，他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构建。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共同体，它是建立在每个民族―国家之上的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意识形态共同体。而在全球化时代，置身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的语境中，“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10]，因此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了。

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新闻传播中遵循的最高价值原则，都是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首要的和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的。因此，新闻必须与它的共同体共有一种情感，一套兴趣、品位和价值观。因为在一个民族国家中，人不仅是个体的，而且也一定是民族的、国家的。每个人总要根据自己所属的国家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从自己的国家中获得一种力量，表达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忠诚，找到一种归属感、安全感、意义感。美国学者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指出：“新闻的首要目的源自新闻从业者作为国家与社会构建者与符号场域的管理者等功能。因此，新闻最重要的目的是为符号场域与公民阶层提供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全面的、典型的图像（或构建）。”[11]

可以说，传播和共同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大众媒介，电视跨越了时空，抹平了差异，它每天持续不断地播出，不但将大量信息带到我们眼前，同时也让民族、国家这些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成我们每天可见、触手可及的形象，它让我们在面对灾难时“同呼吸，共命运”，如“汶川地震”时刻；它让我们在面对敌对势力时，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如奥运会传递火炬受挫时。这也清醒地提示我们，“作为公民，就意味着在空间上与同时代的关系：这是一种超乎阶层与血缘的关系，所有人一视同仁，都是政治这顶华盖下地位相同的公民；……与分享同一遗产的祖辈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广泛而深远”[3]28。

无疑，作为反映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象征话语体系的电视新闻，代表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意志、利益和尊严，展示了一个国家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和意义结构，确认了国家的合法性、价值目标和行动方向，也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公民认同、意义、信心和希望的来源。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构建，通过每一条新闻、每一次播报，电视新闻使我们成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它构建了我们对国家的认同，也为国民提供其强烈的归属感、身份感、安全感和团结感。它不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的向心力、凝聚力作用，同时也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持和信念支持，而这也正是它的仪式传播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项目批准号：09BC02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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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新华出版社，19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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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育新闻传播的发展现状

体育新闻传播中对象的选择随着残奥会与特奥会的相继开展，越来越多的体育媒体将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特殊体育运动员与残疾运动员身上，这一点可以说是体育新闻报道的新起点。大多数的体育新闻传播都将报道的主要重点放在经济比赛的结果上，那种敢于拼搏、重在参与的人文精神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渐被忽视，然而关注残疾运动员的人文精神则成为另一种良性的价值回归。我国运动热潮的最初掀起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而健身事业也自此之后进入发展与繁荣时期。现如今，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对象逐渐成为各界媒体工作者重点考虑的报道内容，从过去的体育明星到社会体育报道，再发展到如今的军队体育、学校体育，都成为当今体育新闻报道的对象与主角。体育新闻传播中的报道方式与词语使用现如今，我国体育新闻传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报道资讯的缺乏。综合现阶段体育媒体无法满足受众在体育信息方面的需求状况，再加上对近些年来体育新闻报道的分析，不难发现很多体育报道在用词方面有失妥当，或过于口语化，或过于关注刺激度而忽略了报道的实质内涵。但依然有一部分体育新闻报道值得称赞，其使用的大量幽默元素，将社会流行文化毫无维和感地融进报道之中，从而使体育新闻报道充分展现出人性化的特点。不仅是用词方面，体育新闻传播的报道方式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电子科技的进步，手机与网络等新型媒介都成为开拓体育市场的工具。要想在众多体育新闻报道中脱颖而出，单一地体育信息与评论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发展与受众需求。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体育专题报道与深度报道纷纷出现在体育新闻传播领域。如《我的奥林匹克》节目，其从不同的角度将体育的另一面展现出来，这种方式更具人情味，并且将看似遥不可及的运动员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亲近。体育新闻传播中人文精神渗透薄弱虽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体育新闻媒体也要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但现在有很多新闻媒体为了获得较高的收视率、点击率、收听率，吸引大众眼球，不惜通过夸张与不实报道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甚至借用炒作的方式制造虚假新闻。只是一味地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而制造虚假新闻的行为，已经导致混乱的新闻市场中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严重缺失。这种不良行为将新闻炒作的重点集中在体育明星身上，从而使人们减少对明星事业方面成就的关注，而更多去关心他们的花边新闻和隐私信息。目前，我国体育新闻报道领域的这种扭曲观念逐渐蔓延成为一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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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谈一下媒体的融合问题

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学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比如我校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台不够完善等等。

二、学校要进行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学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学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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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广告信息与传播媒介生态环境下的传统媒介已显生存困境，其传播渠道正在受到诸如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最大，这也是新老传播技术差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新时代广告信息与传播技术对人们信息理念塑造后的必然结果。传统的广告信息与传播媒介的困境主要体现在读者构成与数量、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的地位及其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介于传统传播媒介的这些困境，其既有世界媒介格局的改变，也有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

新的媒体广告信息与传播与传统的相比较，其传播具有的互动性、规模性及针对性都是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是通过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充分论述与研究。但是由于新媒体传播技术发展相当迅速并且具有多样性，所以就新媒体环境中的广告信息与传播经营问题仍是人们争论的热点和焦点，尤其是对于在新媒体下广告的传播方式及效果评估仍然是广大广告企业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意在通过对现有的媒体广告信息与传播技术及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对于在新媒体下广告信息与传播的定义、特征、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力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了在新媒体下广告信息与传播的发展策略。

二、在新媒体下对于广告信息与传播的界定

对于新媒体技术的界定，其实很多的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用三句话对新媒体做出了新的阐述：“首先，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对于旧而言；其次，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代表这个时间段的新媒体形态；三是新媒体是一个发展概念，它永远不会终结在某个固定的媒体形态上”。部分的杂志把新媒体定义为：“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也有其他专家对此做出了新的不同阐述：新媒体技术是基于传统的媒介基础之上，结合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新的手段为主的媒介，主要依据多媒体、计算机网络及数字化的卫星通讯等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型广告信息与传播媒介，具体的途径主要包括互联网络、手机、文字音像的电子出版、多频道有线电视及卫星广播电视等。

本文主要对新媒体定义进行探讨，将新媒体下的广告信息与传播定义为一个动态的发展概念，其“新”不仅仅是体现在时间上，而更在于对当今社会来说有“新”的发展意义，以及给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带来“新”。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传统广告信息与传播时代的由点到面的单方面的传播方式，呈现出新的点到点、点到面等多种方式并存的发展格局。在目前的新媒体环节中，其主要以即时性、交互性、信息的海量性及融合性等特性来区别于传统的广播、杂志、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介的新兴媒体形式，其主要的传播方式包括移动电视媒体、户外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

三、新媒体下广告信息与传播的特性

其新媒体的特性主要是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的，其属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才叫做新媒体，不然做多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的改进与变形，而新媒体的广告信息与传播是专指在新媒体上所进行的广告信息与传播。

（一）新媒体下广告信息与传播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

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为广告信息与传播企业提供了更加直接的面对消费者及受众传播信息的新的传播方式。新媒体相对于传统的更具价格和传播优势及精准性，已经得到广大的广告企业、投资者及营销机构的一致认同，使得大多数的广告企业消减了对传统媒体的投入，从而转向新媒体的开发。如：诺基亚、欧莱雅等国际品牌都逐渐减少对传统媒体（电视广告等）的投放力度，不断在新媒体（如：手机网络媒体、互联网、户外及卖场视频等）。

作为新媒体广告信息与传播的直面市场的广告公司也面临着更加大的压力。其中一方面是由于在新媒体环境下广告的传播媒介具有多样性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经济紧缩，这样使得在企业广告预算上也出现紧缩现象；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广告界正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及消费者属性。因此，广告企业为了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把企业的利益做到最大化，最终迫使自己将其广告业务范围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扩展，以此来适应目前复杂的广告环境和消费者属性。

（二）新媒体下广告受众显著的性化

由于新媒体的普及，其传播形式越显丰富，使得消费者的群体悄然的发生着变化，由以前的大众化向目前小众化转换，也就是将从前的大众的消费群体分解成了单个的小的部分，而每个小的部分则是一个小的消费群体。虽然消费群体产生了变化，其规模相对于以前变小了很多，但是在同一消费群体之间的相似度却相对增加了。

目前的广告消费随着传播途径的变化，大量的新媒体广告充斥在消费群体的周围，这样使得消费群体的选择性注意、阅读、接触的特性显得更为突出。广告消费群体在多媒体电子设备上进行浏览海量的图片、音频、文字及视频类广告，再根据消费群体的意愿进行有效性的选择交流、浏览或者做二次传播。消费群体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表现的越来越强，使得其求新求变的心态也越明显，但是也使消费者的阅读性正在逐渐降低，将原来的阅读习惯由现在的浏览所替代，并且广告中的娱乐化变得日趋明显，快餐式的消费模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三）新技术给广告信息与传播提出新要求

广告信息与传播媒介的变革，首先应该是传播媒介技术的创新改革，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预测媒介发展时认为：“对媒体而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媒体本身，是媒体的形式规定着媒体的内容，也就是媒介技术的进步。”倒过来看广告信息与传播媒介内容也是一种模式，只有将这种媒介技术和模式相结合并形成互动，使得新媒体才更具吸引力，也才会被大众消费者进行再次推广，如网络、手机视频等新媒体广告正是如此。

目前新媒体技术正在进行数字化的变迁，其为广告信息与传播的表现形式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手段，也为消费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海量的信息资源。而广告的消费群体选择的主要标准正在向着精准、动感、动态、新颖、创意、视觉冲击等方向转变。广告信息与传播者如何在大量的信息资源中成功的抓住消费主体的阅读喜好，以此达到传播的目的，这已经成为广告信息与传播未来发展的新的研究方向。

（四）新旧媒体间广告信息与传播的竞争与合作并存

对于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并且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影响范围，它的发展不仅为广告信息与传播在功能及质量上提供了更好、更多、更加多样化的传播载体，同时也扩大了社会对于媒体产品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消费群体的对于广告产品的消费方式和习惯。由此传统的媒体正在受到新媒体强有力的积极挑战，其一方面是借自身长期积累的优势资源和传播内容与新媒体在广告市场上展开激烈的博弈，另一方面传统的媒体也在不断的寻求与新媒体的之间展开合作，以此寻求共同体来一起面对复杂的市场竞争。因此，新旧媒体间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已经成为目前广告信息与传播媒介中新的发展主题。

三、新媒体下广告信息与传播的发展策略

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广告信息与传播给现实生活带来的新的变化是所有人共同鉴证的，我们不仅要正视这些变化的存在，还要充分的利用好新媒体改革所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需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面对这些新的变革。

（一）融入受众的新特征，锁定目标受众

对广告信息与传播的革新，它不会受到媒体环境的改变，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其始终坚持对消费群体进行准确的定位与细化。新媒体广告信息与传播主要是针对消费群体的多层级、移动性、个性化的新生活形态，积极采取新的媒体传播手段全力打造具有个性化、定制化、互动性的服务等优势，将消费群体的特性与广告产品和品牌进行更好的有机结合，以此来针对不同的特性的消费对象，不同的生活规律。

广告企业的传播必须要精确的寻觅到消费者的所在，以此来降低广告信息与传播的支出，如：超市卖场液晶电视广告、公车上的流动广告、电梯内的平面广告、写字楼的电梯口液晶电视广告、企业办公室内的互联网广告、车站和机场内的广告、户外和侯车亭LED广告、休闲娱乐场所的液晶电视广告等。网络广告信息与传播最具代表的是百度、腾讯、新浪等网络搜索引擎中的广告信息服务，他们依据用户的网络信息需求，按照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去投放广告信息，对消费群体进行精确的定位，让网络广告的传播能够迅速的转化为市场消费。

（二）采用创新营销方式，加强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广告事件营销对促进广告信息与传播活动的有效进行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现代的广告信息与传播需要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的特性、所处的环境特性及消费群体对于新媒体的关注度，以此来让消费者在互动中去体验更加有效接受媒体所要传达的广告信息。新媒体的广告信息与传播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其参与性与互动性，尤其是手机和网络媒体的出现，它们充分的激发了消费者的互动积极性，使消费群体在新媒体的互动中去更深刻的认识品牌及产品。

例如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让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成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奇观：1915年的世界博览会见证了我国茅台酒的“一摔成名”的传奇事迹；在1982年的实践博览会上“魔方”引发全球的“头脑风暴”，使其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一亿只；2005年的日本世界博览会让“丰田机器人”吸引力了全世界人们的视线………！

积极借助当前最为俄日热门的世博会进行广告信息与传播，不仅可以将自己的品牌理念瞬间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同时也凸显出与世界博览会的高级合作货币身份，从而在无形中提升了企业的品牌形象，这就是以此非常成功的事件与互动相结合的营销案例。

（三）将广告的创意与艺术加工融入媒体

媒体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广告，而广告在消费者眼里却是多余的。比如当电视中的插播的广告消费者普遍会感到反感。在当今新媒体的环境下，如何让广告留在消费者的视线中的方法具有的有以下几种：

1、增强广告的艺术性，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在广告中增强艺术性其目的是能够实现留在消费者的视线以经济效益的目的。例如：联想集团在最新的机型的市场宣传时，通过在视频网站和电视上设计制作的“斑马人”视频以及设计专题网站，这样的设计将企业的品牌与卡通人物相结合，将消费者的视线牢牢的吸引住，以此达到广告信息与传播的目的。

2、将广告的创意融入到广告媒体。把广告的创意加入到广告媒体中，使之成为新媒体的有机构成部分，这样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及其感兴趣的娱乐和咨询，将广告融入到文字媒体中，如：《一起来看流星雨》、《微笑在我心》等影视作品中的广告植入，还有游戏、电视广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广告信息与传播中的运用。

（四）推动媒体间的融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目前的广告行业几乎都面临着势单力薄的资源短缺问题。这已表明广告界靠独自打斗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广告媒体之间的发展主旋律将会向着把业务、品牌及资源将会进行有效的融合方向延伸。

媒体之间都各自所具备不同的传播特性，它们对消费群体的行为及观念的影响力也是具有差异性的，正是这些差异性成就了它们独有的传播优点。

1、新媒体之间的有效整合

目前市场上的新的媒体种类繁多，其传播的途径和效果也有不同，如何将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使之发挥媒体资源的整体优势，这已经成为未来媒体发展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在2010年5月11日，腾讯与中国联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它们将在市场开发、行业应用、联合营销及基础通信服务等领域展开全面、深化的战略合作。这次的战略合作将开辟我国互联网市场上新的营销模式，促进了互联网科技与通信科技的有效融合。

2、新、旧媒体之间的有效整合

新的媒体利用其传播优势占据着渠道资源的优势，而传统的媒体以悠久的发展历史而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如果能够把两者的优势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各媒体之间能够取长补短，一起发挥更为强大的媒体力量。2005年7月18日，美国时代华纳投资5.8亿美元收购MySpace，这个收购案的成功标志着传统的新闻集团正式进军互联网，新闻集团希望能将新、旧媒体之间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以此来创造出新的媒体发展空间。

四、未来新媒介广告信息与传播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力

（一）未来新媒介广告信息与传播的发展趋势

新的媒体技术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其具备互动性的传播特性和数字化的技术特性。目前的新的媒体形式具有互动性、内容丰富、全球化、跨文化及信息量大等优点。新的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广告信息与传播的形式与内容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处在消费型的社会经济时代，信息化的互联网消费是带动其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的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如从理性到感性、从同质化向异质化的转变。于此同时做为商品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媒体广告，其传播方式从本质上已经变化成一种纯粹的商业促销方式，它的出现说明了其已经具备后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

未来的广告发展趋势正在向着情感化、娱乐化、休闲化、图形化的方向延伸。面对新的广告形式及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下新媒体的广告信息与传播正在快速发展，其传播优势也得到了多数广告企业的认同。

在面对新媒体广告信息与传播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考虑或探索未来新媒体的发展新趋势及新特点，充分运用新的媒介技术及新的理念开发出更为贴切的媒体广告的发展，让新兴的媒体广告能够将自身的优势永久的保持下去。

（二）未来新媒介广告信息与传播的影响力

在现代社会随着手机、网络、楼宇电视及移动电视等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它们的出现及不断的发展改变了整个广告信息与传播媒介的格局，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新媒体的广告信息与传播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比如在网络媒体方面，根据中国的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9年的数据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2.98亿，网络在我国的普及率已经达到22.6%，目前我国的网民数量的年增长率一致保持在40%以上，已经超越了全球网络普及率及增长率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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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传播的信息系统,大抵是由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关系状况及其互动结果所决定的。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相互关系,决定了组织会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信息上面。特定信息的收集占据了组织的时间和注意力,也就减少了在其他事情上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某一信息的大量存在,常常会产生组织传播的“议程设置”效应,它会使我们产生一种该信息有着某种程度的重要性的印象,组织的新进入者将受这种重要性的影响,围绕可见的信息,建立自己对组织文化和精神等等内涵问题的理解方式。其次,信息的可见度也会影响使用信息的需求,信息虽然无处不在,不同的人看到的会是不同的事物,只有那些更关注战略的人才可能看到其他人察觉不到的机遇。譬如同样在流水线上工作,有些人就可能发现一些其他人忽视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说,特定组织传播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创造,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所需要的特定信息。

另一方面,人们对组织信息注意的时间和能力是有限的。虽然人类的信息处理技能已发展得比任何其他动物都高得多(据说人类的眼睛每秒可以吸纳500万个零碎信息),而且人类的长处在于大存储容量、大反应容量、将这些反应与信息输入相联系的灵活性,以及遇到意外情况时的创造性反应能力。但是人类个体信息处理方面还是存在着低信道容量、低可靠性、低计算能力的弊端,个人作为信息处理者是有局限性的,人们无法同时注意到每件事,接受到太多的信号、太多与决策相关的情况。所以研究者在讨论信息管理时引入了“注意力结构”概念,这一概念关心的是如何分配有限的注意力。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个人的职位和身份选择,并受其限制,同时还受到有关的组织传播法则的制约。影响注意力的因素甚至还包括:时间的最后期限、他人的创造精神、明确界定的选择权以及失败的证据等等。组织信息的注意力问题既涉及到组织的发展战略,更与组织管理者偏好密切相关。但是总体而言,信息注意力主要受信息的必要性,即问题和操作的相关性影响。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监控的行为对组织传播的运转非常关键,它代表着活动的主导部分,或者相对其他活动来说,它处于中心地位。二是组织传播决策制定中信息的使用。信息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如果不确定性和活动特定的部分相关,就没有必要去收集信息。环境因素也会影响组织对于信息的注意力。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影响组织传播的运作进入组织,并与组织信息系统联系起来。任务的不确定性越大,决策者所处理的信息量往往也就越大,但完成任务要求所需的时间和资源又是稀缺的。合理的观点应该是特定的事情被关注而其他的事情可以被忽略,只有这样注意程序才会达到平衡。组织结构也是影响信息注意力的重要因素。组织结构决定了信息收集和传播的方式。一般情况下,组织的领导者通常位于信息传播的中心,因此能够收到相对大量的信息。信息传播渠道随着所联结人员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同样也随着信息特性的变化而变化。举例说,以命令形式出现的信息流往往是单向流动的,而在不同个体间进行交换的信息则往往是相互流动的。信息传播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组织的运作状况,相关信息传达至目标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得到回应的时间,都会影响组织传播的绩效。

信息注意力现象带来了人们对信息质量问题的关注。对于组织参与者把握信息质量的性质,理性选择和有限理性学说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第一种理论的出发点是假定人们都能掌握充分的高质量信息;第二种观点认为人们得到的信息并非十分全面。组织层次上的信息质量,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充分信息或者个人有限理性的理解,而且还取决于人们如何处理导致组织选择的个人互动过程中的信息,但都追求信息的高信度和高效度。因此,这就需要评估组织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高质量的组织传播信息一般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如果缺少这些特质,组织便难以顺利制定和执行决策。(1)明确性。对于组织而言,信息必须准确明了。充足的信息量才能保证人们准确地理解信息。明确性还意味着原始信息提供者将信息传递至组织的使用者,必须对信息进行适当解释,让使用者能够一目了然。(2)适时性。有效的信息不仅要明确,还必须及时。它们要在需要时即可使用,且始终保持更新。(3)可靠性。高质量的信息必须可靠。这就是说信息要准确、清楚且前后一致,这样组织管理者才不会收到互相矛盾的消息。(4)有效性。信息使用的观念和方法必须逻辑上一致且能反映现实世界,而不能完全不切实际。信息报告必须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完成才不会曲解信息。(5)广泛与多样。必须拥有足够的信息情报,包括所有相关的重要论据。而且,信息面必须足够广泛,才能将各种意见囊括其中。

根据上述五点制定客观的评估标准评定信息的质量并不容易。组织传播信息质量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因此组织管理者很难判断现有信息是否已经足够作为有效参考以及行动的准则。况且,即使信息在一开始是准确、明了、适时且切题的,但也会经中间人传递后而被曲解。正如戈登・塔洛克所言,基层雇员收集的信息经过层层过滤传到上级手中时,最后剩下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举例说,假如在最初的级别中收到的信息共为5 000位,并假设每经过一级删除一半的信息,那么到了第六级时剩下的信息连80位也不到。由此可见,信息从最初收集到最后用于政策决定时,已历经重重程序而所剩无几了。而且,这种筛选过程并不是随机的。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一系列接收者会有意无意地将与预期不符的,或不适合机构已达成共识的信息过滤掉,有学者将此称为“不确定吸纳”:传递者没有将接收到的信息按原样上传,而是传递他们自己从中得出的结论。传递者也会将他们认为不可信的信息从信息源中删除。此外,他们还可能更改各局部消息的重点,从而改变了全部信息的要点。组织传播中信息系统的各种特征,客观上导致现实中组织传播的信息成本都是高昂的,可理解的组织传播更不是免费的午餐。

组织传播决策通常被定义为在不同方案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与传统的组织传播管理功能是紧密相连的。但是,经典的管理学者并不使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明决策的问题。法约尔认为,决策过程透露出来的信息会影响管理者的授权和权威。泰勒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收集信息,是进行决策的最理想的途径。巴纳德则认为,决策的过程主要是一个缩小选择范围的信息处理过程。绝大多数对组织传播决策过程的讨论,都是将决策过程归结为一个系列的信息收集和处理阶段,其中大部分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西蒙。西蒙在《管理行为》这本著作中,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统计学家发现,在不同的英语国家,老处女人数同三叶草丛的数量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性。他被这一发现惊呆。良久之后,开始搜寻在他看来是因果链的东西。他所找到的因果链是这样的:老处女爱养猫,猫生来爱吃鼠;野鼠是野蜂的天敌;后者又是三叶草花粉的主要传播者。故事的寓意是,在事先没有评价未婚女子人口减少,对三叶草数量有何影响的相关信息情况下,英国议院切切不可匆忙做出婚姻津贴法的决策。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信息是组织传播的核心要素,它作用于组织传播发展的方方面面;信息会产生影响的差异,要克服技术的、语义的和实际的信息传送障碍。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质量越高,我们就越接近可以指示我们所有正确决策的全面的真理。有意义的传播总是要求在传送者和接受者之间有最低程度的对信息背景的共识。正是这种对于共识所产生的差异,链接起人与人之间,乃至组织与组织之间决策的差异性关系。因此,西蒙认为,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智力活动。这个最初阶段包括对环境信息进行搜索,确定决策的情境。(2)设计活动。探索、发展和分析信息,研究可能发生的行为系列。(3)选择活动。在各种可能的行为系列中选择一个行为。与这些阶段紧密联系,但更具有实证基础的,是由明茨伯格等人所提出的决策阶段:(1)确认阶段。这个阶段中认知到问题或把握机会的产生,并且对想着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诊断。(2)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管理者往往会搜寻现有的标准程序或者解决方案的信息,或者是设计全新的、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研究的结果发现设计的过程是一个探索和试错的信息过程。(3)选择阶段。即确定最终的选择方案。有三种选择方法:在决策者经验或者直觉的基础上对有关信息进行判断;在逻辑和系统的基础上对备选方案的信息进行分析;如果由一组决策者参与决策的过程,并且政治的操纵参与其中,整个决策的过程就是一个信息权衡的过程。

无论是西蒙的还是明茨伯格划分的阶段,各阶段之间都是有明确界限的,决策过程都是从初始阶段发展到最后的决策过程。而且每个阶段都存在着许多的信息反馈环路,有许多问题都可以导致反馈环路的产生,例如时间紧张的问题,幕后政治问题,等等。这些因素让我们明白的最关键一点是,决策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信息处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组织传播决策是对信息的综合判断和运用,决策的过程也是信息的输入、处理、输出的过程。实际上,信息贯穿于决策过程始终:决策的形成需要借助信息进行判断,决策的实施需要借助信息进行控制,决策执行终结后需要凭借信息进行总结,从而为新的决策创造条件。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对决策信息的收集、选择和运用的具体内容和质量提出了要求,可有效避免决策信息收集、选择、运用不当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胡河宁:《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象征性互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Keith E.Stanovich:《与“众”不同的心理学》,范照、邹智敏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3]特里・K・甘布尔、迈克尔・甘布尔:《有效传播》,熊婷婷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多丽斯・A・格拉伯:《沟通的力量》,张熹珂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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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7-01

一、公众舆论、新闻舆论及‘舆论滚雪球’效应

(一)公众舆论

又称舆论。中国古代称之为“舆人之论”，即众人的议论，如《晋书・王沉传》：“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英文public opmion的意思即公共的意见。喻国明老师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而刘建明老师认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共同意见”。笔者认为，公众舆论是指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问题具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或意见，并通过言谈或文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往往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二)新闻舆论

新闻舆论的定义学界颇多，如“通过新闻活动表达出来的舆论”：“通过新闻媒介所传播的新闻信息而形成的舆论”。笔者认为，新闻舆论是指新闻传播者模拟公众对新闻事实的评价及体现的一致性意见。新闻舆论的主体应该归于新闻媒体，而非普通的社会公众。新闻舆论更多是记者及媒体部门的意见而非社会公众意见，用媒体的宣传意图去构造的一个舆论环境。

(三)“舆论滚雪球”效应

公众所欲认识的世界来源于媒体的呈现，公众所认知的世界是媒体为其构造的“拟态世界”。笔者认为，媒体在信息传播中不仅决定公众的视野内容，同时亦左右公众对于事物及问题所持的态度，媒体的舆论引导不仅体现在认知层面，同时还影响到公众舆论的态度层面，例如对“日本国的问题”，媒体通过对日本国信息报道与不报道、报道得多与报道得少的问题来主导人们对日本国家的关注，同时通过去日本国负面报道和正面报道来决定公众对于日本国的态度。诚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媒体影响公众舆论态度情况与公众对于议题的相关联程度有一定关系，显然上述情况是针对超出公众亲身感知以外的事情，若对曾经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公众群体，新闻媒体这种影响的情况可能不太明显。

由于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公众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取源于传统新闻媒体，而新闻媒体力图将公众的关注点引入到媒体所构建成的“拟态舆论环境”上。媒体无论是构建“拟态环境”去左右公众舆论方向，还是以媒体本身意图去控制公众态度方面的力量都是巨大的，所以经由新闻媒体传播的舆论在媒体不断重复传播过程中，舆论力度及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出现“舆论滚雪球”效应。

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F的公众舆论特点

(一)新闻媒体不再主导舆论

网络新媒体时代，公众的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表达欲望得到充分激发，特别是对于公共事务，网民的参与意识极高；另外，网民群体呈现多元化“细众”特点。所以，传统新闻媒体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的主导作用不再那么绝对与强大，由新闻媒体所产生的巨大的舆论雪球亦不太可能出现，更不会出现雪球越滚动越强大的情况，所以，在新媒体时代，传统新闻媒体不再主导舆论。

(二)舆论环境趋于复杂化

语言暴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现象在网络中时有发生，错误网络舆论也将引起不良的后果。由网络主导形成的舆论雪球，即便是信息传播的源头也很难保证网络舆论雪球的发展方向及规模，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所以，网络在给普通民众提供了表达真实想法或寻找共同语言的平台的同时，也给不当行为及舆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所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发展让公众舆论的环境更加复杂化。

三、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如何传播与引导公众舆论

进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的情况下，新闻舆论不再主导公众舆论，在传统环境中的舆论滚动雪球效应亦能发生，那么新闻媒体将如何面对新媒体中的公众舆论?媒体又将如何发挥其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并受到公众认可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充分认识新媒体时代下的舆论特点

由“抵制家乐福”事件可以看出其舆论主体主动利用新技术的动机极强，熟悉网络技术，消息源不再局限于国内媒体，不再是传统上“单向式宣传”中被动接受灌输的一方等。所以，在网络中，个体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信息传播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利用网络等新媒体制造舆论并力求个体意见能够得到共鸣产生实际的影响。

(二)坚持信息透明公开化，还公众一个更加客观的世界

无论是“抵制家乐福”事件，还是其他由网络等新媒体引发的舆论风暴都有一共同点，就是更多的公众信息接受渠道受到限制而变得狭窄导致舆论升级。所以，我们的新闻媒体应该坚持和完善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还公众一个更加客观的世界。压制舆论不能解决舆论问题，反而进一步恶化事态、导致舆论矛头转向的危险。

(三)积极呼应舆论，实现与舆论的互动

篇12

一、公众舆论、新闻舆论及‘舆论滚雪球’效应

(一)公众舆论

又称舆论。中国古代称之为“舆人之论”，即众人的议论，如《晋书·王沉传》：“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英文public opmion的意思即公共的意见。喻国明老师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而刘建明老师认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共同意见”。笔者认为，公众舆论是指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问题具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或意见，并通过言谈或文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往往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二)新闻舆论

新闻舆论的定义学界颇多，如“通过新闻活动表达出来的舆论”：“通过新闻媒介所传播的新闻信息而形成的舆论”。笔者认为，新闻舆论是指新闻传播者模拟公众对新闻事实的评价及体现的一致性意见。新闻舆论的主体应该归于新闻媒体，而非普通的社会公众。新闻舆论更多是记者及媒体部门的意见而非社会公众意见，用媒体的宣传意图去构造的一个舆论环境。

(三)“舆论滚雪球”效应

公众所欲认识的世界来源于媒体的呈现，公众所认知的世界是媒体为其构造的“拟态世界”。笔者认为，媒体在信息传播中不仅决定公众的视野内容，同时亦左右公众对于事物及问题所持的态度，媒体的舆论引导不仅体现在认知层面，同时还影响到公众舆论的态度层面，例如对“日本国的问题”，媒体通过对日本国信息报道与不报道、报道得多与报道得少的问题来主导人们对日本国家的关注，同时通过去日本国负面报道和正面报道来决定公众对于日本国的态度。诚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媒体影响公众舆论态度情况与公众对于议题的相关联程度有一定关系，显然上述情况是针对超出公众亲身感知以外的事情，若对曾经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公众群体，新闻媒体这种影响的情况可能不太明显。

由于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公众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取源于传统新闻媒体，而新闻媒体力图将公众的关注点引入到媒体所构建成的“拟态舆论环境”上。媒体无论是构建“拟态环境”去左右公众舆论方向，还是以媒体本身意图去控制公众态度方面的力量都是巨大的，所以经由新闻媒体传播的舆论在媒体不断重复传播过程中，舆论力度及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出现“舆论滚雪球”效应。

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F的公众舆论特点

(一)新闻媒体不再主导舆论

网络新媒体时代，公众的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表达欲望得到充分激发，特别是对于公共事务，网民的参与意识极高；另外，网民群体呈现多元化“细众”特点。所以，传统新闻媒体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的主导作用不再那么绝对与强大，由新闻媒体所产生的巨大的舆论雪球亦不太可能出现，更不会出现雪球越滚动越强大的情况，所以，在新媒体时代，传统新闻媒体不再主导舆论。

(二)舆论环境趋于复杂化

语言暴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现象在网络中时有发生，错误网络舆论也将引起不良的后果。由网络主导形成的舆论雪球，即便是信息传播的源头也很难保证网络舆论雪球的发展方向及规模，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所以，网络在给普通民众提供了表达真实想法或寻找共同语言的平台的同时，也给不当行为及舆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所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发展让公众舆论的环境更加复杂化。

三、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如何传播与引导公众舆论

进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的情况下，新闻舆论不再主导公众舆论，在传统环境中的舆论滚动雪球效应亦能发生，那么新闻媒体将如何面对新媒体中的公众舆论?媒体又将如何发挥其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并受到公众认可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充分认识新媒体时代下的舆论特点

由“抵制家乐福”事件可以看出其舆论主体主动利用新技术的动机极强，熟悉网络技术，消息源不再局限于国内媒体，不再是传统上“单向式宣传”中被动接受灌输的一方等。所以，在网络中，个体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信息传播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利用网络等新媒体制造舆论并力求个体意见能够得到共鸣产生实际的影响。

(二)坚持信息透明公开化，还公众一个更加客观的世界

无论是“抵制家乐福”事件，还是其他由网络等新媒体引发的舆论风暴都有一共同点，就是更多的公众信息接受渠道受到限制而变得狭窄导致舆论升级。所以，我们的新闻媒体应该坚持和完善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还公众一个更加客观的世界。压制舆论不能解决舆论问题，反而进一步恶化事态、导致舆论矛头转向的危险。

(三)积极呼应舆论，实现与舆论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