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经济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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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CT相关精神学指标分析与评价

2．1精神症状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ACT模式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精神症状［18、21～24］，NelsonG等［25］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研究显示，ACT与传统的社区管理在症状减轻方面比较有显著性差异（由1．91降至1．73，Z＝3．15，P＜0．01）。ColdwellCM等［5］研究表明，与施加干预的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ACT精神病症状改善水平分别为26％（95％CI＝7％～44％，Z＝2．76，P＝0．006）和62％（95％CI＝0％～124％，Z＝1．96，P＝0．050），能够有效缓解精神疾病症状。也有研究表明ACT和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在精神病症状和社会功能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19］。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的减轻可以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消耗，从而减轻患者家庭与社会的负担。

2．2住院次数和天数

住院天数是衡量精神疾病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减少住院的次数和天数，可以直接减少患者的住院费用，从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研究表明，ACT能够有效地减少住院的次数和天数［18，21］；SusanM等［17］研究也表明，和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采用ACT治疗的患者住院次数更少、住院时间更短；在18个月的治疗中，相对于传统社区管理，ACT的住院天数减少了51d。但是两种模式住院利用率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显著。而在6～12个月期间，传统模式的住院天数是（25．8±57．1）d，ACT为（17．2±46．9）d，具有显著性差异（F＝5．37，P＜0．05）；而12～18个月期间两种模式住院天数之间显著性差异则更加明显。患者住院天数和次数减少，会直接降低医疗成本。但是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5］，在减少住院次数和天数方面，两种模式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10％］95％CI＝－7％～27％，Z＝1．17，P＝0．24）。

2．3疾病负担和生活质量

精神分裂症给患者本人、家庭及社会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然而研究表明ACT可以有效地减轻症状，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整体的医疗费用下降［12］，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改善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26］。有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模式，ACT服务模式中客观负担越重的患者，其主观负担越小（ACT：n＝85，r＝0，313；传统：n＝91，r＝0，675），即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ACT模式中，平均每位患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为（33473±32838）美元，而传统模式中每位患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是（35656±39446）美元，两种模式之间的费用构成具有显著性差异（F＝31．47，P＜0．001）［17］，即ACT下患者的疾病负担明显小于传统模式，因此相对于后者，前者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2．4满意度

相对于传统模式，ACT模式更受青睐，患者及家属对ACT模式的管理和治疗的满意度在成本效益原则下表现更高，依从性更好［18］。在18个月的治疗期间，利用1～7的满意度量表进行测量，ACT模式患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由4．34上升到5．07，而传统模式下的患者满意度基本保持不变（由4．62下降至4．61）。结果发现，对ACT模式来说，花费31800美元，获得4．86的满意度；而传统模式花费32700美元获得4．58的满意度［17］。ACT模式下患者以更少的花费获得了更高的满意度，且住院时间更短，对症状控制、就业、社会关系、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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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Q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7-158-001

环境微生物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知识涉及面广，且发展迅速，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从实际的教学情况来看，环境微生物教学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尤其是教学内容抽象、课时安排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质量。所以，在推进环境微生物教学建设中，要切实做好改革与创新两件事情，在教学方法及内容上进行创新，在实验教学上进行改革。这样，才能实现环境微生物的有效教学，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多教学问题，推动环境微生物教学的不断改革与创新能力。

一、环境微生物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抽象，学生不易理解

与其他课程相比，环境微生物学具有特殊性，尤其是无法形成直观的印象，致使课程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教师在教学中无法活生生的拿个微生物进行课堂演示，而是需要借助工具进行观察。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以直观印象的形式进行学习，尤其是对于一些相似菌种的形态结构辨析，学生的学习比较吃力，多半以识记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教学内容抽象，学生不易理解。

2.课程内容繁琐，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

环境微生物学的课程内容比较繁琐，涉及的知识点较多，如微生物实验、微生物生态等内容。当前，各大高校积极推进创新人才的培养，出现基础课被压缩的情形。环境微生物的课程内容较多，而在课时安排上显得不相匹配，尤其是在实验教学的课时上，明显出现课时不均衡的问题。对于一些教学内容，由于课时紧张的问题，只能一带而过，出现教学质量差，学生难以对该门课进行深刻的理解与掌握，缺乏足够的实践课程培养。

3.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缺乏

对于高职的学生而言，由于中学阶段的应试教育缘故，相关微生物的知识接触较少，所储备的一些知识多半为高考服务。所以，学生的基础知识相对比较薄弱，且在实践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无法有效地贯彻实施。

4.教学条件有限，实验条件不足

从实际来看，高职环境微生物教学普遍存在实验条件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实验面积少、器材陈旧且缺乏等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正常教学的开展，造成有些教学内容缺失或一带而过。所以，在课程不断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改善实验教学条件，是优化环境微生物教学的重要内容。

二、强化环境微生物教学的若干措施

1.运用多媒体技术，增强教学效果

针对环境微生物学的课程特点，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是优化教学的重要工具。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进行直观的教学。教师在多媒体教学中，可以将抽象的内容以图片或动画的方式进行展示，更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学习。例如在“噬菌体侵染细菌”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就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flas展示噬菌体吸附、入侵及复制释放的全过程。这样，学生更能全面而直观的了解知识，并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构建有效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

2.合理安排课时，强化学生的全面学习

环境微生物作为环境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也就是说，环境微生物的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合理配置，这样才能满足课程内容的需求。所以，在课时安排上，要满足课程教学的大纲要求，并以职业能力培养为导向，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课时。

3.开展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环境微生物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强调教学的创新性发展，以迎合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传统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显然不适合当前的教学需求，无法实现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以学生为主构建启发式教学，更适合环境微生物的教学需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启发式教学，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大胆探索，进而培养课程学习的兴趣与“感情”，这点是培养专业素养的关键。

4.改革实验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实验教学是环境微生物的主要课程之一，是培养学生良好专业素养与技能的重要途径。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验证式的实验教学为主导，探究性、合作性的实验教学却比较缺乏，致使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调动，在实验学习中表现出“冷淡”的态度。所以，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开展探究性、合作性的实验教学，更能体现环境微生物的教学需求，也在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情形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进而营造积极的实验教学氛围。

与其他学科相比，环境微生物教学更强调灵活性，尤其是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合理的课时安排等，都是环境微生物教学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在今后的教学建设中，环境微生物教学仍需落实改革与创新两件事情，切实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而更好地适应社会，满足环境微生物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孙蕾.《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J]时代教育，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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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3-0218-03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基于个体理性选择发展出的消费者理论、效用理论、厂商生产理论、局部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学习宏观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坚实根基。然而，高级微观经济理论的推演、证明中所使用的大量数学工具令众多学习经济学的学子望而生畏，并给任课教师的授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教学无小事，面对学生就定理证明过程所提出的疑问，笔者翻阅微观经济学理论相关经典著作和数学书籍，首先，对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的上述典型问题进行了补充；其次，对这些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教师授课、研究生学习所存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二、原因分析

以上是对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教学中所遇到几个问题的解析，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对其进行背后原因的探析。

（一）研究生对数学工具重要性认识不够

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需要学习和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拓扑学等数学工具，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经济理论推导的逻辑，有效地训练经济学思维方式，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掌握如何选取、界定经济变量，构建数理模型并进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一旦发现模型的推导结果与现实不符，就可以观察现实经济环境与模型构建时的假定条件有哪些区别，进而全面、深刻地解释经济现实。

但是，由于数学语言抽象、数学定理的推导难懂，研究生在学习数学基础时感觉吃力，往往放弃微观经济理论数学基础知识的学习，直接追求故事化的描述过程和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对利用数学推导的分析过程不以为然。在自己的论文写作时，“临时抱佛脚”地选取数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而对这些模型与所研究经济问题的契合程度置之不理。

（二）教师工作中多任务目标冲突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教师在授课时需要在教学目标的完成与保证教学质量两者之间权衡比较，其教学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完成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规定的知识，此时教学进度完成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任务是保证学生在高级微观经济理论课程的学习中掌握微观经济理论推导的工具和方法。这两个任务都是教学目标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难以避免教师的“选择性授课”，将授课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略去不讲留给同学们，如果学生课后缺乏动力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要么以后用到时“恶补”，要么继续不求甚解。由于授课过程中的“质”和“量”两个目标存在冲突，教师在授课时必然会有侧重，重“质”会导致学生对部分经济理论理解深入，但无法了解微观经济理论的全貌；重“量”则使学生有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学习体验。这个问题在高级经济理论（高级微观、高级宏观）的教学过程中广泛存在，是影响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学习的重要因素。

（三）微观经济理论的学科性质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高级微观经济理论中的许多问题都要涉及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协调，如果缺少数学工具的分析，往往会使得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性，并有可能收到直觉和已有经验的约束，很难有新的发现。在数学工具在经济理论的运用上，有以下三种观点：①一些学者认为数学工具在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作用可有可无，甚至不需要定量的分析就能够“定性”；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成功地运用初等数学也行”，经济管理专业的数学教学始终进步缓慢，课时经常被压缩；③还有介于两种观点中间的一种观点，例如保罗・罗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就同意经济学中的适度运用但反对数学工具的滥用。例如在经典的最优化数学方法不够用时，冯・诺依曼的对策论以及阿罗・德布罗的一般均衡理论使得人们对群体的经济行为和有利害冲突的经济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这些都是数学工具成功得到运用并极大地推动所研究学科取得进展的典型例子，同样的例子还有，对个体和整体的利害关系研究的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问题正是由于成功地运用了数学公理化方法，使得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揭示的深刻关系是非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的。经济学需要数学，甚至是不寻常的数学。[3]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无法运用纯净的可控实验作为其研究后盾，除了逻辑上的一丝不苟，没有更好的方法。

三、对策建议

（一）增强研究生掌握数学工具的兴趣

“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和科学的其他分支类似，往往出于数学上的便利进行假设，这种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抽象能够发挥数学方法的巨大威力，使得分析过程不囿于直觉和经验的局限。经济学与物理学一样，允许在分析问题时进行假设，这样方便于将视角集中在所研究问题的重要问题，厘清理论的基准，从而对经济问题进行体验和观察。数学是自然的语言，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复杂的数学公式语言转化为经济学语言娓娓道来，学生将这些公式转化为充满趣味性的经济学语言进行理解、掌握。反过来，在教学过程要将一些经济理论构建为数理模型的，即经济学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的过程教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用数学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擅长在经济学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挥洒自如地切换。例如，《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作者，大名鼎鼎的克鲁格曼就善于将数学模型及推导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展现给广大读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微观经济理论所用数学工具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才会自觉地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借助于数学的逻辑性和严谨性，从而得出具有一定价值的经济结论。

（二）把握教学中“质”与“量”的关系

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有“教学”和“科研”两大任务，这两个方面的成绩都直接决定教师的绩效考核与职称晋升，教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也需要考虑将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在两大任务上，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教师会选择更有效率的教学方式。一般来讲，研究生的微观经济理论课程中大量的数学预备知识教学会占去总课时的1/3左右，即使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学生的掌握情况也不尽人意，更遑论在经济学语言与数学语言之间自如转换了。这就要求：①教师在研究生微观经济理论授课时保证数学基础知识的课时，同时注重这些数学知识在经济理论的演进中的运用，借助于一些仅靠直觉和经验无法得出清晰结论但借助于数学轻松得出结论的典型案例，是学生体验到数学的强大作用，提高微观经济理论的教学质量。②研究生在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可以选修数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如经济数学、微积分、拓扑学等，课前预习加上课后总结、主动解决学习中所遇到的数学难题，从而提高微观经济学学习的质量。当然，不是为了数学而学习数学，数学工具仅仅是桥梁和中介，通过它才能更好地学习微观经济理论。

（三）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

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学者或者天才能够凭借他们自身的经验或者直觉就能够对许多经济问题给出其正确的判断，然而这样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论断绝对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往往表现为科学发展史上的种种“猜想”。微观经济理论得到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对数学也就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坚持数学的严格性，使得公理化方法不止一次地引导经济学家对其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用得更好。”[4]微观经济理论到现在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经济学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的最早的例子，通常都认为发轫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①的《政治算术》。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学才真正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以概率论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古诺②所发表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由于该书充斥了数学符号而被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胡言乱语”。马克思曾经写道：“在制定经济学原理时，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数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5]这也充分说明数学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教师和研究生正确认识微观经济理论学科性质要坚持以下三点：①在教授和学习微观经济理论时，要明确经济学中的那些部分适合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②学会从数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究竟有多深的关系，不用数学工具能否得到同样的结论，数学对经济理论的总体发展能够起到大大的作用；③在教学和学习中考察和展望数学和微观经济理论发展是怎样相互推动的。

注：

①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

②Antoine Augustin Cournot，（1801-1877），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参考文献：

[1]杰弗里・A・杰里，菲利普・J・瑞尼.高级微观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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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有一种水晶球，它可以让人们看到未来。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是充满好奇的，而现实中却没有这样的水晶球。如果教师能利用课堂知识与现实的联系，给学生提供一个可看到未来的水晶球，让学生明白德育课所学内容不是远离现实的，而是与自己实际生活以及未来工作密切相关的，那教学的效果自然会水到渠成，学生的学习兴趣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中职德育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中职德育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

1.学生对德育课存在偏见和误解

从学生层面来看，不少中职生对德育课存在偏见和误解，对课程产生先人为主的厌烦情绪，极大影响了德育课的教育教学效果。通过长期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中职学生对德育课重视程度不够。认为上职校关键是要把专业课学好，因此，对德育课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德育课都是一些空洞理论，今后没有多大用;有的学生还认为课本上讲的和社会上的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学不学都无所谓。由于认知内驱力不足，实用主义倾向严重，所以学生根本不愿把时间花费在德育课学习上。第二，一些学生心态浮躁，目光短浅，德育课学习打擦边球。中职学校实行开放式教学，学生群体情况复杂多样，有部分学生纯粹是为了拿个文凭，平时学习无动力、激情，考查、考试准备、复习不积极，根本不愿把时间花费在德育课学习上。

2.德育课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存在问题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灵魂，教师的教学工作决定并影响着德育课实效性。德育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育人意识不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但在教学过程中，许多德育课教师更多的是从教学内容和体系上把握课堂教学，较少考虑如何通过课堂教学强德育实效性。二是教师的教学方法影响学生学习动机。学生能不能认真听课并参与其中是影响德育课学习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能不能让学生有兴趣听课又跟教师讲课有着密切关系。激发中职生学习德育课兴趣的方法和途径—送学生一个可透视未来的水晶球

要想提高德育课教学的实效，教师要针对症结所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自己教学实践，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改变学生对德育课的认识，让学生看到所学知识的有用性，即在教学中注意把知识与现实尤其学生的未来联系起来，送学生一个可透视未来的水晶球。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郊区的玻璃厂里，几个实习工人面对每天流水线式的切割雕刻玻璃的工作非常厌烦，他们觉得这份工作太一般，太单调，看不出有什么用处。他们的师傅知道了他们的心事，没说什么，而是在周末带几个徒弟到城里玩。

汽车在公路上疾驶，很快进人了市区。街道两旁不时闪出一幢幢高大的楼房，有几幢楼房在阳光下反射出一种很亮丽的蓝色、黄色或红色。车上的几个徒弟看着两边的风景，指指点点，非常开心，他们也注意到了那几幢会发光的楼房。这时他们的师傅指着那些楼房说:“你们看，这些楼房为什么会折射出蓝光吗?是因为楼房的外部是用玻璃幕墙装饰的，而制造这些幕墙的玻璃就是你们每天雕刻的玻璃!’川真的?”徒弟们兴奋地望着那几幢楼房，眼睛里有一种少见的光芒。

这时，汽车在一家医院门前停了下来，儿个徒弟不明白师博来这儿做什么?看病吗?师傅把他们领到医院的婴儿室外，隔着玻璃看里面:一张又一张小床，躺着一个个可爱的或调皮的或正在哭泣的小宝贝。这时，他们注意到屋里有一个还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箱，里边也躺着一个婴儿。“那个玻璃箱叫保温箱，是专门为早产的婴儿准备的。早产的婴儿为什么要呆在玻璃箱里边呢?因为那里边是恒温保湿的，可以最大限度保护婴儿，让他平安度过危险期。你们知道吗，做这种恒温箱的玻璃也是我们厂生产的!”“哦!原来我们生产的玻璃有那么多用处啊!”

从此以后，几个徒弟的工作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们不在把工作视为苦差，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同样的道理，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能有意识地运用美好的前景引导学生，创造机会，从不同角度，把学生所学德育课知识与他们的未来结合起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对未来是多么重要，从而引起对当下所学内容的重视，相信课堂教学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教师要想在课堂上结合所教内容恰当地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看到美好的蓝图，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熟悉情况，因势利导

课堂上需要研习的知识内容很多，教师不可能将每一个知识点都与现实、与未来紧密联系起来。这就需要教师上课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学生的知识能力基础、兴趣爱好、课外阅读等方面的情况，把握学生的思维动向。弄清楚了学生的所思所想，知道了学生关心的问题，教师的引导才具有针对性，也才能吸引住学生。当然，同一个知识点，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看到希望，但至少能让大多数学生看到希望。例如，对中专一年级刚人学的新生，我认为他们的情况一般可分为三种:一是对上职业学校存在偏见，认为自己不如上普高的学生，但是这部分学生非常想学有所成，知识能力相对较好;二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很迷惘，走一步算一步;三是在初中时就对学习没有了兴趣，学习态度及行为习惯都相对较差。根据这些情况，我在他们进人新学校的第一节德育课上，首先让学生明白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的异同，使学生理解了无论是接受那一种教育都能殊途同归，最终都是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人，并展示报纸、电视报道等媒体材料，让学生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有一技之长的中专生比有着专科文凭甚至本科学历的无特长学生更容易就业，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同时导人，我们现在要学的这门课就是如何让你成功地成为一名职业人的课程，由此改变学生对德育课的印象，并激起学习这门课的兴趣。

z.联系实际，解除疑惑

教师在生活中要做有心人，不仅要掌握书本知识体系，还要注意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当学生质疑课堂上学习的知识点没用时，教师就可以旁征博引，用现实中的实例与他们共同进行探讨。为此教师要注意在课堂上搭建一个和谐平等的对话平台，使学生乐于参与。比如，我在讲授“学习知识重要性”内容时，曾使用“贫穷的农家子弟因为发奋读书，最终考取大学，并成功创业改变自己和家庭贫穷面貌”的例子。这时有一个学生当场反驳说:“我觉得读书没有多大用处，我家旁边就有一个人今年还不到30岁，小学没有毕业就出去打工了，现在在外面办了工厂，今年春节回家还开了小汽车了!而许多比他文化程度高的人却贫困的很!”我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转而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同学:“请大家结合上述两个例子来进行讨论!各组组长把本组意见记录下来，并形成本组结论。”这一下班上可热闹了，大家纷纷发言，有支持那位同学观点的，有支持教师的观点的，而且每一组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讨论差不多了，我抓住时机再问:请刚才那位同学来说说你讲的那位成功人士，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模具制造。”

“他天生就会吗?”

“哪有天生会的，跟师傅学的嘛”

“哦!我知道了，如果他不学习也就不会，是吧”

“是，，

“所以学习很重要是不是?”

接着我继续总结:“我们所讲的学习知识，不仅仅是指学校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那位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机遇，还有一个就是他肯钻研爱学习，如果他不爱学习不肯钻研显然不能取得成功，如果他书读的再多点，知识更扎实点，他的成就可能更大，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好好学习”，同学们齐声回答!

联系学生的思想行为实际展开讨论交流，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反思，帮助学生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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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间存在显着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而且还呈现出加剧的倾向。下面是求学网为各位朋友准备的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形成与治理研究，希望能为广大朋友带来帮助。

在个体层面,低教育程度、职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对互联网的有限认知是我国城市互联网接人与使用差距的四个主要成因,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产生互联网获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CNNIC历次调查发现,个人不上网的两个主要原因依次为:缺乏上网所需的技能、不具备上网条件。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从事低收入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几乎没有在岗位上获得信息技术培训,制约着该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我国市场化定价的互联网接入费用每户平均77元/月,网吧上网费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联网调查),网络接入价格占收入水平较高。城市户籍的信息贫弱群体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农民工,但是也难以支付市场化的信息技术培训和网络接入费用。信息贫弱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先赋性社会关系为主,链合关系短缺,导致其社会支持系统薄弱,难以通过使用网络获得利益。

在社会层面,农村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设施的难以获得性,是造成农民工、城郊农民这两个细分群体低接入率的两大外部主因。信息资源供给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获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贫弱群体对信息服务的类型和定价决策以及信息内容和传播形式没有实质性影响,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对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求的信息资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这一群体的就业、学习、生活事务。 城市信息化的本质是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动,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与公共卫生、社区服务等,促进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数量庞大,与其他群体间存在较大的互联网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进程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缺乏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现存差距将会加速扩大,互联网差距会与既有的多种社会分化相互渗透,导致信息贫弱群体难以参与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的社会活动,加剧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劣势。

已有研究发现,仅采用技术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联网基础设施、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提供网络技能培训等技术性措施,不足以缩小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关政策设计开始转向社会性视角,在采用技术性政策措施的同时,从信息贫弱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障碍出发,通过社会政策,向这一群体赋权,使之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业政策与信息化政策等多个领域,需要提高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增加其社会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使这一群体获得更多利益。一个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公私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

求学网为大家整理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形成与治理研究，供大家参考。更多相关内容请点击进入其它经济学论文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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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 激励性规制

规制主体 规制程序。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探源。

日本学者植草益认为，所谓激励性规制，就是在保持原有规制结构的条件下，激励被规制企业提高内部效率，也就是给予受规制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或经营效率的正面诱因。①激励性规制给予受规制企业一定的价格制定权，让其利用信息优势和利润最大化动机，主动提高内部效率，降低成本，并获取由此带来的利润增额。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可以定义为激励被规制食品生产企业提高内部效率，给予受规制食品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正面诱因，以激励其降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至于食品生产企业有没有制造伪劣食品，并不在激励性规制的考虑范围内。其实质上属于传统的经济性规制，而非社会性规制，显然无法达到保障食品安全的目的。如就“三鹿”

奶粉生产厂商而言，运用规制经济学工具分析，其生产效率不可谓不高，经济效益不可谓不好，应是一个成功的激励性规制案例，但其社会效益却相当糟糕。因而有必要对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予以新的解读。

行政法学以规制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立足于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的核心价值———安全，强调规制主体的合法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故能较好地弥补规制经济学只注重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缺陷，赋予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新的生命力。因此，行政法视野下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可以定义为：国家食品安全规制主体，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通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促进食品安全参与主体遵守法律规范，以维护食品安全的行为。对此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解读。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

规制经济学一般不研究规制主体的来源、组织机构、职权构成，而行政法学却非常注重行政组织理论的研究。

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是一对基本范畴，据此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应包括两条主线：

一是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在我国，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就是行政主体，其权力来源于组织法或者单行法的授权，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其性质是法律执行机关，而法律是公民意志的体现，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实质就是公民的委托代言人，主体性质的合法性意味着其规制行为必须满足公民的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二是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对象的合法性。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对象包括规制主体自身、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规制主体自身的激励新规制“更在于使政府中每一工作人员的内在潜能得到最高的发挥；不重在以督策与管束方法处理人事问题，而重在以科学的知识技术及‘人性’的观点，促进自动自发的服务精神”②。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第一责任人，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频发，归根结底都是由于食品生产经营者法治意识淡薄，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漠视他人生命健康权，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所致。传统的规制手段以事后惩戒为主，面对我国食品产业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众多，存在数十万家中小食品生产经营户的现状，难以起到良好的规制效果。故有必要运用激励性规制手段，促进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觉守法经营，生产销售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而通过食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将伪劣食品生产商逐出市场。由于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很容易成为伪劣食品的受害者。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要通过强制食品信息披露和普及食品科学知识，防止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的损害，促进消费者合理消费，远离假冒伪劣食品，最终使其自然消亡。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必须依靠其背后的价值支撑。规制经济学的价值基础是效率，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即便实现了效率价值，也无法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对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无济于事。而行政法产生的基础是“主权在民”和“分权制衡”，按照代议制理论，行政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其运行的价值基础是人权保障。在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中，食品的安全性就是基于人权保障这一价值而产生的先进理念。

安全作为一种价值观，历来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安全价值的重要性，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边沁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四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③边沁所说的安全包含着身体、名誉、财产、职业不受内乱外患的侵扰。博登海默对安全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追求安全的欲望促使人类去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对一个人的生命、肢体、名誉和财产所作的非法侵犯。”④这里，博登海默把安全的内涵界定为使一个人的生命、肢体、名誉和财产免受非法侵犯。那么，安全价值的含义是什么呢？我国学者卓泽渊认为：“安全价值是指，能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保证人们的安全，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⑤“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生命健康权的保障是安全价值的最核心的内涵”，⑥树立科学的食品安全激励规制理念就是把生命健康权的保障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的始终。显然，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通过具体行政行为的运行，促进规制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必能将体现于行政法中的食品安全理念变为现实。 转贴于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作出行政行为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期间的总和。规制经济学理论不研究程序问题，对于所提出的激励性规制的特许权投标制度、区域间比较竞争、价格上限规制和社会契约等制度，也并未探讨其实施程序。而行政法可称为程序法，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程序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人们普遍坚信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行政法基本等同于行政程序法，如美国最为重要的行政法就是1946年颁布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具有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合法行使、保障相对人的人格尊严、促进行政权合理行使、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自从规制运动产生以来，规制程序体现了相对民主参与原则，就“监管权力运行的程序而言，也从单向式的监管程序发展为开放式的、互动的公众参与机制。”⑦在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中，无论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是消费者的激励，均是通过开放性程序实施，表现为以下几种公众参与程序。

首先是公众立法参与程序。《食品安全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宪法中公民参政议政权的具体体现，只是原则性太强，操作性不足。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是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法律、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也包括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范围相当广泛。不管什么主体立法，在颁布以前都应当通过网上问卷、开立法听证会、发调查问卷等方式大量听取公众的意见。尤其是涉及到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问题，更应当满足大多数公众的要求。

其次是公众协助执法程序。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关系到社会大众的生命健康权保障，也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的维护，监管机构和公众对此都有共同的利益，这算是行政监管工作中最得民心的项目。为此，我们应当打造公众协助执法机制。比如，建立简便易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举报制度，第一时间把有关安全监管信息传达给监管部门，让违法食品厂商无处可逃，将监管权力覆盖到整个食品链条中。

第三是社会团体参与程序。现阶段对于成立社会团体的程序要求过于严格，明显具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但是实践中很多社会团体无法确立业务主管单位，即便有业务主管单位也难以得到审查同意。因此，应简化设立社会团体的程序。同时，通过立法授予社会团体食品安全监管职权，如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食品安全的检测、风险评估、信用评估、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权等。唯有如此，才能保障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注释。

①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胡欣欣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51～153页。

②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86页。

③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4页。

篇7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探源。

日本学者植草益认为，所谓激励性规制，就是在保持原有规制结构的条件下，激励被规制企业提高内部效率，也就是给予受规制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或经营效率的正面诱因。①激励性规制给予受规制企业一定的价格制定权，让其利用信息优势和利润最大化动机，主动提高内部效率，降低成本，并获取由此带来的利润增额。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可以定义为激励被规制食品生产企业提高内部效率，给予受规制食品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正面诱因，以激励其降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至于食品生产企业有没有制造伪劣食品，并不在激励性规制的考虑范围内。其实质上属于传统的经济性规制，而非社会性规制，显然无法达到保障食品安全的目的。如就“三鹿”奶粉生产厂商而言，运用规制经济学工具分析，其生产效率不可谓不高，经济效益不可谓不好，应是一个成功的激励性规制案例，但其社会效益却相当糟糕。因而有必要对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予以新的解读。

行政法学以规制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立足于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的核心价值———安全，强调规制主体的合法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故能较好地弥补规制经济学只注重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缺陷，赋予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新的生命力。因此，行政法视野下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可以定义为：国家食品安全规制主体，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通过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促进食品安全参与主体遵守法律规范，以维护食品安全的行为。对此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解读。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

规制经济学一般不研究规制主体的来源、组织机构、职权构成，而行政法学却非常注重行政组织理论的研究。

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是一对基本范畴，据此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应包括两条主线：

一是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合法性。在我国，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就是行政主体，其权力来源于组织法或者单行法的授权，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其性质是法律执行机关，而法律是公民意志的体现，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体的实质就是公民的委托代言人，主体性质的合法性意味着其规制行为必须满足公民的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二是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对象的合法性。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对象包括规制主体自身、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规制主体自身的激励新规制“更在于使政府中每一工作人员的内在潜能得到最高的发挥；不重在以督策与管束方法处理人事问题，而重在以科学的知识技术及‘人性’的观点，促进自动自发的服务精神”②。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事故的第一责任人，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频发，归根结底都是由于食品生产经营者法治意识淡薄，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漠视他人生命健康权，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所致。传统的规制手段以事后惩戒为主，面对我国食品产业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众多，存在数十万家中小食品生产经营户的现状，难以起到良好的规制效果。故有必要运用激励性规制手段，促进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觉守法经营，生产销售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而通过食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将伪劣食品生产商逐出市场。由于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很容易成为伪劣食品的受害者。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主要通过强制食品信息披露和普及食品科学知识，防止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的损害，促进消费者合理消费，远离假冒伪劣食品，最终使其自然消亡。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理念的先进性，必须依靠其背后的价值支撑。规制经济学的价值基础是效率，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即便实现了效率价值，也无法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对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无济于事。而行政法产生的基础是“在民”和“分权制衡”，按照代议制理论，行政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其运行的价值基础是人权保障。在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中，食品的安全性就是基于人权保障这一价值而产生的先进理念。

安全作为一种价值观，历来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安全价值的重要性，英国功利主义法学派边沁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四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③边沁所说的安全包含着身体、名誉、财产、职业不受内乱外患的侵扰。博登海默对安全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追求安全的欲望促使人类去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对一个人的生命、肢体、名誉和财产所作的非法侵犯。”④这里，博登海默把安全的内涵界定为使一个人的生命、肢体、名誉和财产免受非法侵犯。那么，安全价值的含义是什么呢？我国学者卓泽渊认为：“安全价值是指，能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保证人们的安全，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⑤“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生命健康权的保障是安全价值的最核心的内涵”，⑥树立科学的食品安全激励规制理念就是把生命健康权的保障作为基本原则，贯穿于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的始终。显然，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通过具体行政行为的运行，促进规制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必能将体现于行政法中的食品安全理念变为现实。

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程序的开放性。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作出行政行为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期间的总和。规制经济学理论不研究程序问题，对于所提出的激励性规制的特许权投标制度、区域间比较竞争、价格上限规制和社会契约等制度，也并未探讨其实施程序。而行政法可称为程序法，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程序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人们普遍坚信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行政法基本等同于行政程序法，如美国最为重要的行政法就是1946年颁布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具有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合法行使、保障相对人的人格尊严、促进行政权合理行使、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自从规制运动产生以来，规制程序体现了相对民主参与原则，就“监管权力运行的程序而言，也从单向式的监管程序发展为开放式的、互动的公众参与机制。”⑦在食品安全激励性规制中，无论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是消费者的激励，均是通过开放性程序实施，表现为以下几种公众参与程序。